《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5月16日

            从本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根据《通知》的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撤销了根据《二月提纲》而建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另行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和办事机构。

《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最后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按] 所谓《五·一六通知》当时以“中发(66)267号”文件与同时炮制的主要由康生负责起草的《大事记》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至1967年5月16日，始正式公开发表。这次公开发表是由毛泽东在5月15日晚匆忙决定的，他说写社论来不及了。发表《通知》时，毛将文件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二字删去。5月18日，始在《红旗》与《人民日报》上发表由陈伯达、王力、关锋与戚本禹集体起草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亲自进行了修改。其中“第三个伟大里程碑”与三个阶段的说法是王力的发明。

      《五·一六通知》是一通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的基本理论就是极左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只能认为是对科学的摧残与亵渎，是毛这个“半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无知狂妄与对知识分子的忌刻和疑惧。反动是一个政治概念，与学术本身不能混为一谈。学术问题只能在学术研究与讨论中解决，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实际上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其反动影响是彰明昭著的，历史早已多次作出证明。然而毛式的“学术批判”更有它“史无前例”的“特点”，就是动用文盲来批学者，用外行来批内行。“四人帮”时期，曾大张旗鼓地批判“相对主义”以打倒爱因斯坦的著名“相对论”就是一例。可悲和可怕的是这种批判，通常又是以“触及皮肉”的方式进行的。“批判”带来的是从肉体上消灭。这在红卫兵横行时是经常发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的国学家刘盼遂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对于这种“学术批判”，后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十分清楚，无烦多说。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文革后的中共，从中央领导到各级负责人员，无不一致谴责为错误与祸害。我们的认识却又有所不同。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叫走资本主义，不但毛泽东自己搞不清楚，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也如实地承认“认识是不明确的”。我们可以不置评论。独是“当权派”一名的提出，并认为它是危害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敌人这一说法，则不能不认为是自命为“理想主义者”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论证阶级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所有制制度。社会主义美其名曰消灭了私有制，一切财富属于全民，即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这批拥有特权的党阀把持了上下所有的权力，垄断了国家的全部财富和对人民的从人身到思想的严密控制的权力。而他们自己却不受任何监督，为所欲为。这种特权使他们成为不要有资本的超级资本家。权力就为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要求取得的一切。用林彪的话说：“有权就有一切”。于是“国有”实际上成为“官有”。毛泽东对“当权派”的认识和提出，为这一课题出了题目，这也许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毛泽东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上上下下都义愤填膺地揪斗“当权派”，毛泽东的提倡，固然是挑起斗争的决定因素，但早期的反抗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因利乘便，起而对他的上司进行报复和仇斗，则是肯定的。“走资本主义”，在共产党的词汇里，只是邪恶的代名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正是拥有特权，肆行邪恶的当权派。人民反对它是正义和合理的。至于尔后这种情绪和行为被毛所愚弄和利用，性质又有了变化。那又另当别论了。 

 

            同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罗瑞卿的处分。《报告》称：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5月17日

            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任职于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的康生妻子曹轶欧绕过北大党委在西颐宾馆召见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造党委陆平等人的反，并表示有人支持他们。

            本日起，首都各报大量发表工农兵和运动员等写的文章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驳斥某些“权威”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污蔑。

            晚，邓拓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战车下的第一名冤鬼。

 

5月18日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从春秋战国的宫廷政变一直讲到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指控彭、罗、陆、杨阴谋发动政变。并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下面是讲话的摘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这篇讲话，以所谓“政变经”而闻名，会后不久就在党内传达，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经毛泽东批准，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党中央于9月22日向全国批转了这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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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林彪的这篇政变经，出自一个纠纠武夫之口，果然是杀气腾腾，与作为理论家、阴谋家的毛泽东谈文化大革命，迥然不同。但它却为我们透露，自1966年初以来，毛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睡好觉。这显然不是单纯对待罗瑞卿、彭真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股可能反毛的，足以形成政变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触及罗、彭的时候，毛瞄准并戒备刘少奇已彰然可见。一些文化革命的研究者，如《刘少奇》一书的作者洛厄尔·迪特默，以及一些评论家，包括安娜·刘易斯·斯特朗、詹姆斯·熊等在内，都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并无倒刘的预谋。这都是对共产党内斗争与毛的政治品格缺乏正确认识所致。

 

    周恩来、杨成武报请毛泽东：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京担任卫戍，由傅崇碧任卫戍司令，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

 

5月19日

            上午，彭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讲话约5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康生指责说：“ 这个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

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林彪则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

 

5月20日

            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组处理彭罗陆杨、田(家英)问题，组长周恩来。

            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迫作出检查。陆妻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曾揭露叶群婚前的生活隐私，谓叶与林彪结婚前已非处女。林彪为此给叶群亲具证明。在此次会上，每个座位前均放了一张林彪亲笔所写证明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散会时由工作人员取走。

 

            [按] 据黑雁南《十年浩劫》所载，林彪的证词全文为：“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陆定一曾在4月18日致信中央，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林彪在小组会上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说：“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盛怒难控，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

            《文艺报》第五期发表蔡辉的文章：《萧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

 

5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讲了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领导与群众及保持晚节三个问题，并横指瞿秋白是叛徒，“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瞿秋白因此而被毁坟暴骨。

           

5月23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分及有关的任命。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书记。在这次会上，朱德因对彭、罗、陆、杨的批判持消极态度，被责令检查，林彪发言指朱德有野心，陈毅质问朱是不是想搞政变？周恩来检查了历史上几次反对毛的错误后说：“这几件事都是和朱一起的。至于朱个人的账就更多了。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停职反省。北京市委与市人委各级领导584  人，被集中在北京饭店，揭发批判彭真及所谓“三家村黑帮”。会议由原市委书记赵凡主持，李雪峰亲临会场，三次作报告，至7月底复被迫结束。这次会议，后被认为是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是李雪峯的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解放军报》登载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的文章：《突出政治是办好文化工作队的根本》。

            田家英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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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65年12月21日，毛泽东的杭州讲话中点出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戚本禹文章的不足处是没有点名”。田家英在受命整理讲话稿时，把上述内容删去，故深为陈伯达、江青所不满。由于田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李锐等都是被谥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故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等就以“一贯右倾”的罪名，责令其检查，并搬出中南海。田愤然自杀。田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22年生，终年仅43岁。田自杀后，戚本禹一度成为毛泽东与江青的秘书，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故其在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位“小爬虫”中，权势尤盛。据李锐回忆，早在1958年，田家英就对李锐谈过：当他离开中南海时，想(向毛)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125页)从这里可以看到，书生田家英还是一个正派的人。

 

5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杨尚昆的错误 ：①安装窃听器；②泄漏党的机密；③与罗瑞卿关系密切，不正常；④还有其他错误。5月28日，杨降任山西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这次对‘四大家族’的斗争，是防止反革命复辟政变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

 

5月25日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人组成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此决定在6月6日由新华社发布，6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出。

            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只在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开展，规定在报刊上和在内部点名批判都要经过批准。

            是日下午二时左右，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公开张贴。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与支持下，成千的大字报对聂元梓等进行反击，并有组织地与聂等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斗争。聂元梓等的这张大字报，后来曾被毛泽东誉为“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宣言”。                                     

            深夜十二时许，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匆忙赶到北大，向党团员干部讲话，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鼓励陆平，要把“运动领导好”。参加会的还有受周恩来委派的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讲话总括为五不准。即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据李雪峰的回忆，他去北大，是因陈伯达、康生催促的。意见则是转述周恩来和康生的。事后他打电话报告刘少奇，说代表中央和总理讲了一个话，刘少奇回答说：你不能代表中央。(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5月26日

            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尚荣。改组北京卫戍区，任傅崇碧为司令员，黄作珍为政委。调两个主力师(70师、189师) 入卫北京，叶指示：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未作好前，主席不能回来。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人。 

    曹轶欧派人要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康生把它密报在武汉的毛泽东。

            《解放日报》刊载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这个戏是1959年上海京剧团创作上演的。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转载《哲学研究》(增刊)1966年第一号发表的该刊编辑部选编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学习工农兵群众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的长篇材料以及前言和编者按语。

 

5月27日

            《解放军报》转载《文汇报》25日发表的周信礼的文章《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同时发表编者按语。按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命根子，谁胆敢反对，我们就和它斗到底！拼到底！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毛任命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1966年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任中央文革顾问，名列康生之前)，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七人，并拟补充四个大区的干部，即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华北局)，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总共十八人，然郭、郑、杨、刘四人只在文革初期出席过几次讨论起草文件的会议，仍在原单位工作，因此实际是十四人。

 

            [按]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山东庆云县人。1919年生，1933年在庆云中学加入共产党，旋任乐县县委书记。39年改名关锋，44年任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院校长。解放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56年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58年6月《红旗》创刊，调任该刊内部专供毛泽东参考的《思想理论动态》编辑。旋任《红旗》编委。

      王力，江苏淮安县人，1922年生，年青时参加共产党，在东北军中从事秘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中共山东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被派往越南，充民兵工作顾问。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年9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即由王力执笔，康生定稿。

            戚本禹，山东威海市人，1932年生，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干部。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调《红旗》任历史组

编辑，历史组组长。

 

5月29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几个学生[1]在圆明园遗址开会，商定以“红卫兵”署名，张贴小字报。这个名字很快就风行在学生组织中。

 

5月30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按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

            周恩来就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报毛泽东批准。其后又陆续增派部队，使北京卫戍兵力短期内增至4个师又1个独立团，共10万余人。

    陈伯达与康生匆匆乘机飞杭州请示毛泽东后，又飞返北京，晚，率领穆欣、唐平铸等组成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被撤除职务。

《人民日报》发表《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  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一文的编者按语，为所谓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张扬声势，向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横加抨击。于是而全国各行业上下，攀扯成风，拉屎放屁，莫不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得鱼获兔，莫不非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矣！

 

6月1日

            毛泽东对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他打电话给康生，让康生传达他的指示，立即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全文。为此，陈毅曾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当晚，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毛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和亘古未有的灾难，席卷全国。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吹响了蹂躏中华历史文明，践踏公民基本人权的进军号角。     

 

            [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初稿题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该报连续五次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将《5·16通知》的内容通告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2日、《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6月4日、《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6月4日、《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6月5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6月8日)。在“横扫一切”的大扫帚下，所有曾做过不容于时的事，说过当局者所不喜听的话，写过有争议的文章，以及历史上有某些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特别是有海外亲属朋友者)、与某“黑帮”或“反动学术权威”有牵连过从，以及所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乃至其子女，都成为横扫的遭殃者。由于当时运动是从文化教育单位开始，因此受害最早、最多的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其中曾对姚文元批吴晗文章有违言的、对邓拓等的《燕山夜话》表示欣赏的、对京剧现代戏有过疵议的，都成为最时髦的罪状。甚至连分配在各地的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也因曾受业于翦伯赞而指为黑帮、黑线人物，列为顺藤摸瓜、深挖深究的罪犯。一夜之间，对这些人群起而攻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响应号召而积极表现者有之，公报私仇而存心挤陷者有之，快意好事而乘机起哄者有之。进而戴纸帽、挂黑牌，游街示众，肆意进行人身侮辱、任情打骂、审讯扣押、扣发工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根据毛的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近四十年前湖南落后农村的“痞子运动”又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全面复兴。所谓“红色恐怖”，开始遍布神州大地。毛一生欣赏痞子运动，此《考察报告》首次全文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上时，毛即表示：“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此文再发表时，上述文字被陈独秀删去。(李明：《中共历史谎言》)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1965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从本年招收的新生起，将来毕业后，国家不包他们只当脑力劳动者，可以分配当技术人员、干部，也可以分配当工人、农民。《报告》提出：招生工作下放到大区或省、市、自治区办理。继续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经过三大革命运动锻炼的，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等入学，文科应尽量多招这类知识青年。并对特别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小范围内试行保送入学。文科取消按分数段录取。《报告》还对坚持阶级路线、保证重点学校招生质量、考试办法等问题作了规定。

 

6月2日

            《人民日报》继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刊登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等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大及北京各高校师生，纷纷响应，贴出大字报，炮轰所谓“三家村”黑帮即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        

 

      [按] 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转载后，北大及其它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干部受到鼓动，揭发批判“黑帮”领导的大字报风起云涌。这些人的动机是多样的。一种是习惯性的争先响应中央号召、表态声讨“黑帮”以示积极的人；二是对北京市委领导或本院校、机关有意见的人。特别是在“四清”等运动中受过压、挨了整的人；三是单纯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当时超出乎神经所能忍受的个人迷信宣传与阶级斗争狂热煽动下，已开始形成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宗教狂热。也应该指出，从1957年以来，对现政权与制度不满，在高校及知识界始终是一股伏流。它时时在借机而动。文化革命初期的造反者中，实际上是包括这些人的，尽管他们这次是在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外衣下行动的。不过，所有这些人，总起来也仍是少数。就大多数人来说，指名张贴党委的大字报，普遍被认为是反党行为，激烈反对者有之，惊疑观望者有之，莫知所措。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从本日起，《人民日报》刊头《今日要目》的位置，被《毛主席语录》所代替。

            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阮铭贴出大字报，指主持中宣部维持工作的张子意是“活阎王”。

            北京市委群众贴出大字报，批评华北局派来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大字报还指责李雪峰5·25在北大的讲话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第一次以“红卫兵”署名贴出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反对学校党委。全国其它学校也不同程

度的出现大字报风潮。

 

6月3日

            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李雪峰、吴德被任为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由新华社播发的上述通讯稿是经过毛审定的。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未表异议。

新市委同时决定，撤销原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没有成文的指示，由口头传达。当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指责“八条”是框框，是要压制革命。

            北京市委机关对张贴批判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大字报的群众进行威胁。团中央胡克实紧急指示，不要贴李雪峰的大字报，已贴的要撕下来。此即所谓市委6·3事件。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并发表了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此文根据1930年—32年间胡吴来往信件摘掇罗织而成。

            上海华东师大学生举行声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的集会，受到该校党委的批评，学生群起贴大字报，向党委提出质问。同济、交通、复旦、科技等高等院校也相继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校党委。

           

6月4日

            刘少奇、邓小平专程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请毛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要求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返京后，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火速向各校派工作组，并以此电告毛泽东，毛不予可否。

            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京，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根据中央精神，向北京各院校相继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基本上均按当时在京的中央负责人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指导，进行工作。从6月5日起，半个月内，北京市、教育系统绝大部分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

 

      [按] 继张承先工作组进驻北大后，6月5日，工作组进驻师大附中。6月6日孙友渔工作组进驻师大，6月8日赵如璋工作组进驻北航，6月9日，叶林率领500多人的工作组至清华，6月15日邹家尤工作组至地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派大批干部至北京15所工交高等学校，胡克实(团中央书记，当时团中央据邓小平指示，协助北京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抽派1500多名干部至各中等学校。刘少奇当时的指示是“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根据这一精神，全国各大城市，除极少数外，都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对29所大学及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也派出了160多个工作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并就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发表社论，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6月初

            在清华附中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半秘密学生组织，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北京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群众，二百多人重点挨整。

            中共中央党校青年教师在康生策动下揭批校长林枫。

 

6月6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同时转载，并加了按语。指出“这个要点”，通俗地阐明了当前的形势与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号召全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讨论，作彻底的革命派。  

            中央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陶铸向中宣部讲话，宣布要向中宣部派工作组，自任组长。

            康生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高教部贴出一批揭批部长蒋南翔的大字报。

            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倡议从今年起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中毕业生到工农兵中去，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

            西安交通大学的部分学生提出赶走工作组(工作组于3日进校)，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要求学生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要上当。6日晚，工作组开会，指责赶工作组的学生为“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此即所谓“6·6”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拒不同意。

 

6月7日

            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以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为由，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这些规定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张承先并宣称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他还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

            清华大学学生(约七百人)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约万人)对此表示愤慨，双方进行辩论。北大部分师生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表示支持，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罪行”，又引起清华师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派人把北大的来援者“护送”出校，此即所谓“6·7事件”。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宣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统帅一切。

 

6月8日

            《红旗》第八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提出“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一个最大特点”，识别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林彪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赞成，就拥护；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论他有多高的职位，拥有多大的‘声誉’和‘权威’，我们就要无所畏惧地同他斗争，把他打倒。”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北京邮电学院率先赶走了工作组，这个组是4日进院的(宋××率领)，邮电部随即派来了以朱春和(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组。然不到四天，又被赶走。

            上海音乐学院揭批院长贺绿汀。

 

6月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上海转杭州，与毛泽东会商运动情况。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伯达、汪东兴、六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当时陪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

            近三天(7、8、9日)来，西安交通大学各系对起来反工作组的所谓“尖子”召开了大小斗争会，学生李世英等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李被迫自杀未遂。

 

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还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乱就乱它一阵。刘少奇提出：学校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考试与教材等一系列问题。他又提出：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同日，毛泽东在与胡志明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毛还说彭德怀与罗瑞卿是一伙的。

            高教部揪斗部长蒋南翔。

 

6月11日

            刘、邓指示：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时间搞反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按] 向一些问题较严重、原领导已无法或不能够执行任务的地区与单位派出工作组，接管领导权，是共产党惯行的作法。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就是近例。后来的所谓“军宣队”、“工宣队”，事实上也便是工作组。当时刘、邓所派工作组，从上到下，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重演1957年反击所谓右派运动，即新的反右斗争。就连为数甚多的党、团员与积极分子，当时也是磨拳擦掌，准备在一次新的反右斗争中立新功。各院校对贴大字报、反工作组者的围攻，都是按反右的老套在进行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宣布，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高教部长一职由原副部长刘仰峤代理。次日，新市委宣布由叶林工作组代行清华大学党委职权。

 

6月12日

            对本单位党政领导，及与政治上受冲击、学术上受批判的人物有所牵连的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全国所有机关、工厂、乃至农村等单位汹涌展开。11日上海国棉三厂工人技术员王秀珍贴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的大字报。本日，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像”的大字报。

            南京大学部分群众举行大会揪斗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称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会上宣布了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南京大学第一书记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北京大学学生齐往清华大学，支持造反。张承先驱车赶至，将同学劝回，并以“记名字”威胁。

 

6月13日

            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将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教育部党组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中央批示并指出：小学历史课暂停开设，语文教材删去坏内容后暂用。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学毛主席的三篇著作：《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陶铸对中南局电话指示：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

 

6月14日

陶铸批准从各大区抽调54名地、县委书记来北京市，作为工作组派往市、区两级机关。

            陶铸在中宣部工作队和支部书记联席会上说：现在是“工作队专政”。

            张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工作队队长。

            清华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提出工作组“不可信任”、“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

 

6月15日

            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湖南韶山，在滴水洞别墅[2]蛰居。旋即转往武汉。

高教部群众群起反对由刘仰峤代理高教部长，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任命教育部长何伟兼任高教部长。他还说：通过揭发，由蒋南翔负责的高教部和清华大学问题很大，蒋与彭关系密切，中央书记处坚决支持对他进行揭发批判。

            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对共青团北京市委进行改组。

            张承先在北京大学向师生作动员报告，指出前段运动很多问题违反党的政策，今后不能这样干了，“今后再产生这些问题，问题就不同了。”

            根据康生的指示，南京《新华日报》对南大揪斗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大会作了肯定的报导，此举受到一些人的指责。部分群众包围了报社，校内对立的两派辩论激烈。

 

6月16日至18日

            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大会。陈伯达力荐王力，江青提名姚文元，毛泽东增批陶铸参加。

 

6月16日

            陶铸委派以原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并指令教育部派出北京市小学文化革命工作队，文办派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

            据高文华写材料揭发，本月中旬刘少奇找高至中南海住所，请他向吴德了解彭真与林枫的历史。高找吴德“共同研究了一些线索”，“都没有结果”。高将此事向谭震林作了汇报。

            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途中顺便访问了巴基斯坦，于30日返回。

戚本禹、关锋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对当时已赴三线担任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进行诬陷。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为揪出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欢呼。

 

6月17日

            北大聂元梓等到中宣部，送去她们给中宣部所写的大字报。晚，中宣部干部阮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副部长熊复罢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李黎黎等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工作组组织大会辩论，实即围攻。邓小平对他就读女附中的女儿邓楠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对工作组的逆流。

 

6月中旬

            陈伯达根据江青上海来电递条子给邓小平，说不要用工作组形式，避免包办代替，邓对陈进行了批驳。

 

6月18日

            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揪斗了包括陆平在内的四十多名校系干部与教授。在校园四处设置了斗鬼台，给被揪斗者戴高帽，抹黑脸，动手打人。工作组赶来制止。在揪斗中，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动手扭打。下午，工作组召开大会，指出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警惕。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报，指为坏人利用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指责这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

            《人民日报》为本月13日中央所发关于决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将1966年高校招生推迟半年进行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按] 随着文化革命的发展，学校全部瘫痪，大学的招生完全停止，直到六年以后，即1972年才开始以推荐的方式，调工、农、兵青年入学，(1970年、1971年在部分高校试点招收了少量工农兵学员)并规定由这些仅具初中或高小程度的青年执行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任务。斯文扫地，莫此为甚。大学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也在1966年6月27日明令停止，12年以后始行恢复。中国知识分子，因所谓文化大革命而出现长达十数年的断层。

 

            《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6月6日给毛泽东的信及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6月19日

     《人民日报》登载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七亿人口的统一的思想，通过活学活用，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二年级902班学生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刘少奇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看大字报。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国家经委主任)亦去清华帮助组织与蒯大富“辩论”。

      林学院学生曾宪均、蒋书铭、孔昭瑛、宛吉全、陈建新贴出了《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的大字报。曾等曾在18日访问了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询问了运动的有关问题，新市委文教系统文化革命委员会接待办公室工作人员许克敏作了回答。曾与蒋连夜将谈话内容组织为二十二个问题，写成大字报公开张贴。大字报贴出之后，被广事传抄，六月底，已广泛流传至全国十五个省和自治区、三十几个城市。23日，接待办公室大学组的江维、李慎、许克敏发表声明：这张大字报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编写出来的。”“许克敏表示这张大字报的观点不是他的，他不能对这张大字报负责。”28日，蒋书铭、曾宪均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传抄这份大字报的清华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被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明远被迫服毒自杀。薄一波把林学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7月9日，林学院工作组召开有12所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工作组长贺仁骃宣布取消蒋书铭等人预备党员资格。

 

     [按] 工作组垮台后，7月28日，摘去了曾宪均等的反革命帽子及对蒋书铭的党纪处分。10月25日新市委丁国钰明确承认“二十二个问题的处理是错误路线的表现。”“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大字报。”其基本内容与16条是接近的。作为接待人员的许克敏，他答问的内容，当是严格地按上级指示为根据的；而薄一波的“反干扰”是与此一精神相违背的。                                                        

 

6月20日

      刘少奇就北大工作组对6·18事件的处理情况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并用简报形式转发全国。

      邓小平召见胡克实、胡启立，布置应付中学中反工作组风潮，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

      中共中央以(66号)文件向全国批发了由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按]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泽东在57年曾提倡过的所谓民主方式。然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手段，故所谓“四大”只是他先是“引蛇出洞”，然后是大抓右派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也只是他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所谓“放手”，是严格地限制在适合他们需要的范围内进行的。文革以后，邓小平上台执政，这个方式立即被禁绝。

 

      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京各学校接连发生：北京地质学院爆发“6·20事件”。党委常委李贵及少数教师、干部上书中央，并在校内举行游行，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翌日，陶鲁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负责人)、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亲至地院，对反对者进行批评。拥护党委与工作组的师生在校内举行了反游行。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十七人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

      北京轻工业学院轰走了工作组长张万合，薄一波改派邓东哲、曹鲁为正副队长。

      北京铁道学院于深夜十二时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出现学生何方方、陈永康等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刘少奇通过就读该校的女儿(刘平平)知道后，找来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及学校文革委员会成员，指示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工作组根据刘的指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千多名中学生中二百余人遭到迫害。受害者连夜到天安门宣誓，决心继续斗争。

 

      [按] 当时在京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多数的党员、群众都是秉承这种旨意，积极或附和对反工作组的人进行反击，形成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攻击。所谓“在野右派”，当实有所指。刘、邓对康生等的态度和活动当然是清楚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王远亮等三名学生对新任命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还就本年二月间解放军曾向人民大学借房一事，提出质问，是否与彭真密谋兵变(即所谓二月兵变)的阴谋有关？他们都受到了围攻和反击。

 

6月21日

      刘少奇通过其在北师大一附中念书的女儿刘平平给工作组传达指示：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帮不能肯定，辩论一下就不用多辩论了。要团结大多数嘛！只要大多数赞成就可以了。让他们保留意见，以后来嘛！不要说人家假检讨，但要说不够。投机也不怕，投你们的机，也投革命的机。不能人一积极，就说人家投机。人家投到你那儿，你为什么不要？但要警惕。……刘超(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斗倒了，党支部不行了，同学们不信任老师，这是群众发动起来的表现。争取多数、全部老师起义，假的也好！

      陶铸在中宣部宣布成立文革小组，由他自己挂帅，并指定张平化、张际春和李剑白等人为小组成员。

      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王光美作为工作队成员，进驻清华大学。她指责“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也电示清华大学工作组，说“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要工作组组织反击。薄一波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陈伯达到对外文委察看大字报。在接见群众时指示要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运动，进行串连。而对外文委工作组组长张彦则对陈避而不理。

      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将学生石××所写《一条“无头”的黑线》大字报打成“毒草”，连续组织辩论会，进行围攻。

 

6月22日

      刘少奇通过刘平平对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指示：

要争取陶书寅(原党支委)起义，如不起义就斗争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发刘超、前市委，不要怕她捣乱，越多越好。可以揭嘛！……孤立刘超，背靠背的揭。让她揭，不揭再斗，也来得及。老师揭的在工作组手里，可让陶说，你们听一听，如果先斗，她就先知道底了。

      又说，一方面收集材料准备斗她，另一方面争取她起义，也可以谅解，也有理了。如果揭的好，可以开检讨会，从宽处理。也不要马上定下来，可以放放风，争取别人起义，这样也做到仁至义尽。假“起义”也要嘛！弄假成真。但要对他们说，很不够，要进一步交待，否则的话不策略，战术不好。争取就是瓦解。国民党军队可以参加解放军，一打仗，就换一顶帽子。没有很多起义，就不能揭到底。

      邓小平对其就读北大的儿女提出：

工农革干子弟掌权，真正左派要与工作组结合起来。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

 

      [按] 干部子弟掌权，这是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的思想。根据是“至少不会挖祖坟。”(陈云语)  文革以后，高干子弟以接班人的名义，执掌要津，就是这一思想的实现。

 

      薄一波在地质学院反工作组的同学的信中批示：“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的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的名称。”

      清华大学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却是工作组秘书，引起学生不满，提出质责，是为所谓“电话事件”。当晚，叶林亲自主持“声讨会”，蒯大富等拒不退让，矛盾激化。

      中国人民大学七名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要求彻底迅速砸烂旧教育制度，实行崭新的大学文科制，即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长期、无条件地与工农结合，招收工农兵优秀分子入学。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把我们的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6月23日

      前后数天间，北京三十九所高校赶走了工作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各校反工作组问题。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多数反工作组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确有坏人“与工作组争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对右派反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他提出“反干扰”，号召对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反击。此后一个月的时期内，全市各高校开展了“反干扰”的斗争，进行所谓“抓游鱼”、打“右派”的运动。并相继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

      薄一波、陶鲁笳部署“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陶铸在中宣部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会上宣布，运动一定要严格置于党的领导下，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的行动都是错误的。要对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规定中宣部运动时间为三个月。

      北京邮电学院学生300余人到邮电部揪斗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王子纲。

   蒯大富针对6·22电话事件，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哄动全校。大字报矛头实际对着王光美，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6月24日

      刘少奇通过刘平平指示：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你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一条地驳，他出五张，你出五百张。他是搞地下活动，违反工作组指导，利用群众情绪，乱斗一气，把文化革命搞乱了。高中辩论完了，初中也要辩！要不还会被利用。揭露何方方反动面目。何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边一定有刘超、前市委或高级干部。

      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高二(一)的几个人利用了乱，乱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方方她们。

      要开大会，照原来的，要相信群众。不一定打人嘛！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刘少奇还指示[3]：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嘛！让大家知道嘛！(后台)能问出来就好，问不出来就算了。让她们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是好的‚不可能。

      现在形势好……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没事。要提高警惕。何方方的检查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红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下次还可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会更精明了。

 

      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予以反驳，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上一片混乱。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表《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明确提出了“革命造反”。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重申党对运动的绝对领导。各地党组织以此为根据，压制群众造反。

     从本日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开始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师生进行斗争，一人被迫自杀身亡。

     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领导下，开始打击反工作组运动，进行了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

     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布置在所属各院校进行镇压。

 

     [按] 对于那些最早敢于起来反工作组的反叛者如何评价，一直还是个问题。文革初期，这些人不顾重压，起来造反，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后来造反派占了上风，有些人还掌权当官，但随之又被毛一脚踢开，同列为改造和镇压的对象。文革以后，他们又被斥之为四人帮的工具（实为毛泽东的工具），甚至视同乱民。他们造反（我们这里严格的限于最初起来反工作组与党委者）的情况和动机当然是很复杂的，除了由毛的理想主义所煽动起来的激进分子外，其中颇不乏曾与领导有矛盾而心怀不满者和受到共产党的伤害而图伺机报复者；以及领导集团内的反对派。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理想就会不满于现实。人民中这种反抗与不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正义的，值得同情的。因此，那些文革初挺身起来反工作组、反党委领导的人，即使是由毛所煽动起来的，因而有其特有的局限，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不自觉地对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冲击的先锋，都应该受到肯定。随着运动的发展，所谓的“造反派”愈益蜕化为毛泽东权术把戏的御用工具，其性质又有所变化，另当别论，不容混淆。

 

6月26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所做的《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并加上批语。全国绝大多数文化部门，多列为三反黑线上的孽果。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又谋重演。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对当时运动的指导方针。

     王光美授意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

工作组就是反党” 、“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6月27日

     中共中央召集民主党派举行座谈会，邓小平主持，刘少奇作长篇发言，详细介绍了彭、罗、陆、杨的罪状。并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 刘并在会上与邓小平一唱一和，讥笑、讽剌罗瑞卿自杀未遂，双腿受伤。他说：“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邓小平随即附和：“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

            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高教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和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自本年起，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清华大学连续两天（27、28日）举行斗争蒯大富等学生的大会。蒯以绝食抗拒。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人大会堂召开。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证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可靠基地；谴责苏美两个帝国主义大国；表示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越南英勇的反美斗争”。（韩素音《再生凤凰》第21页）

 

6月28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做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邵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各地的运动正在迅速地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6月30日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写信给在南方的毛泽东：

“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北京日报》发表由李雪峰授意并修改的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最前例》，号召党团员积极起来，维护工作组领导。

     高教部发出通知：因文化大革命运动，选拨、派遣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但事实上，自本年起，停派留学生达六年之久。

 

6月

     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按] 武斗之风，是毛泽东亲自煽动起来的。“好人打坏人活该”这一指示，就为稍后红卫兵肆行体罚，滥设公堂、监狱，甚至杀伤人命提供了最高依据。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是秉承毛这些指示，明令公安机关放纵这类暴行的蔓延。

 

            全国城乡各级学校先后停课搞运动，他们仿效北大等校作法，贴大字报，揪斗干部和教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先后陷于停顿。

      康生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工人日报》还有一个《刘志丹》的问题，没有解决。

      江青通过张春桥，让三十年代曾与江青共事的著名导演郑君里把有关江青的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整理了一部分材料交了出去。不久，张春桥又两次找郑君里谈话，用威胁的手段要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的所有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并具体地提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一些信件。郑又清出了一大包交出，但张提到的几封信，因未保存下来，郑无法交出。从运动一开始，江青就着手对一些曾有夙怨的人

进行残酷报复，并迫害和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当年对她混迹在上海滩时的知情者。

 

7月1日

      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取道巴基斯坦回到北京。

      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庆祝七一会上讲话说：“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指基层党组织)，没有考虑的余地，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就是反革命”，“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它的”。同时要求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并指出运动不能在屋子里搞‚可以“打破班级、学校界限，进行革命大串连”。

      由陈伯达主持的《红旗》在今天出版的第九期上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红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含蓄地支持造各单位党委的反，支持反工作组，事实上与刘、邓唱反调。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篇由陈伯达起草的社论中，在修改定稿时，根据刘、邓的意见，删去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及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列宁，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等词句。

      同期《红旗》还发表了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一文，批判周扬在《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是篡改中国革命文学史，公开竖起一面修正主义文艺黑旗。指责“国防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是从阶级投降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从“国防文学”到“全民的文化”这一提法是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周扬当时在北戴河休养。

      高教部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通知：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央批准，将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或一年。9月19日，高教部在给各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回国的往返旅费由我国负担。这些留学生返华学习的具体时间，届时将另行通知。”这批留学生回国后，未再来中国学习。事实上，自本年起，停止接受来华留学生达七年之久。

      刘少奇在家中约见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指示运动必须坚持八条，可能有斗、批、改三个阶段。

 

7月2日

      毛泽东复信同意刘、邓6月30日信中的意见，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即日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布全国。

 

7月3日

      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读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反蒯斗争”由此升级。

      薄一波二进清华园，与王光美工作组配合，大骂蒯大富为“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各系各班大抓蒯式人物。

      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贯彻反反工作组斗争。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贵美国连续轰炸河内、海防。声称将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

 

7月4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6日 

            从本日起，十几天中，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为贯彻《五·一六通知》而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左”倾错误，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华东局、中南局等处的报告还进行点名、定性。

            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革命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邓小平也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

            陶铸在新华社，再次强调“必须把运动置于党(指基层组织)的领导下”。

 

7月7日

            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说“在不是当权的一般干部学生中也有右派”，要“强调放，不然，上头的牛鬼蛇神和下头的牛鬼蛇神都暴露不出来”，“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由王光美亲自组织斗争会，斗争蒯大富。自6月中旬以后，清华全校七百余人被批斗，7·2、7·5、7·7三天连续发生被斗者自杀事件，一人身死。

 

7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摘录)：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按] 这封信是在将近六年以后，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由毛亲自校阅抄件，予以发布的，意在证明毛的英明，对林彪早有洞察。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毛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4]信中对林彪的批评，曾经毛的同意，由周恩来转会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之意，毛乃将原件销毁。党内如此重大问题，毛泽东对江青以家常叙之。说明当时江青的地位已参预共产党的最高机密。江青在稍后的群众集会上，俨然以毛泽东的个人代表出现，这和她当时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相吻合的。江青的言行，实际上便是体现了毛的意向。这在当时的人民中，也都是路人皆知的。毛之于林彪，无疑是十分了解的。林彪当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远不健全，依靠他来管理国家，几乎不可能，毛对林完全是一种利用，“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47页)这是正确的。至于这封信的原来面目如何？这大概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鬼才知道其真像如何了。2004年5月22日网上透露《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材料》，则确指这是江青与康生伪造的文件。毛当时还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7月8日—8月26日

      海军以批判肃清罗瑞卿罪行与影响为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海军政委苏振华指控副司令员李作鹏、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第二政委王宏坤等人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故此，苏在海军内组织各种会议，对李作鹏等进行揭发批判。两派进行激烈斗争。由于林彪进行干预，保李作鹏，说李“反罗瑞卿有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信得过的”。并表示“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鹏。”李作鹏依附林彪，开始掌握了海军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邱会作在后勤部也受到批判，同样也由林彪保护而掌握了总后的领导权。

 

7月9日

      根据陶铸指示：《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蒯大富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18天，工作组派11名纠察看守。

 

7月10日

      刘少奇指示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以便在全国推广。

他肯定“反干扰”的反击斗争取得成绩，认为“赶工作组的危机已经过去。”他说：“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勾德元汇报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柳副部长和牛德龙的情况，说正在追查中)牛德龙是学生还是教师？(答：学生)，跟何方方、陈永康是一起的，没有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嘛！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是干什么的？陈永康、何方方承认不承认他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嘛 ！你们没有斗他们这些人？没有打他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勾德元汇报说：牛很久不到学校，绝食)绝食，让父母劝告一下，学校里没办法，他们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里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误，……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嘛，他们是高二的，(已经高三了)快毕业了，还留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不是要捣乱？没人管，就这几个办法，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可以不做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嘛！可以教育大家，看有多少人受欺骗。”

     

7月12日

      陶铸向中南局发的指示中说：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可能比1957年要大。

 

      [按] 57年反右中，据毛的指示，全国各单位中，95%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右派的控制面因此控制为5%，即一个单位中如有100名成员，划为右派者即为5人。许多单位因原打为右派的人数不够，纷纷在后来找补，莫明其妙地又把一批人划成了右派。

 

      北京大学学生陈必陶等五人贴出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又一次引起轰动。张承先指责他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要夺领导权。

 

7月13日

      中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少奇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于是，自7月中旬起，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起来逐个检查，人人过关。

      刘少奇在听取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规划的汇报时说：“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8、9月底搞完，争取10月开学上课，高中在9、10月搞完。”第二阶段的教学改革转入正常工作中逐步解决。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设想是：“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刘少奇对他在北师大一附中读书的女儿说：“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

      陶铸给钱信忠的指示说：“现在敌人也要插手领导运动”，“大学生要排队，最后要清理，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处理”。

      教育部何伟签发《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恢复正常的招生考试、上课、毕业分配等工作。

 

7月13日，19日，22日

      刘少奇召集文革汇报会议。陈伯达在会上又三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的问题，为参加中央会议的多数人所拒绝。

 

7月14日

      中共中央改组宣传部，陶铸兼任部长‚任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任萧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

      陈伯达、康生等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煽风点火，充分肯定“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口号。

 

7月15日

      陶铸派熊复到新华社，领导工作。

 

7月16日

      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陈毅与康生进行激烈的争辩，拍桌互相指责。会后，康生、陈伯达将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决定撤工作组。(参见《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霜重色愈浓》)。

      毛在武汉第二次畅游长江。7月25日《人民日报》大肆报导，宣扬“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

      中央文革派曹轶欧到北师大，对工作组进行调查，撤销了工作组长的职务。

 

7月17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随即突然返回北京。江青先二日返京，筹办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与制度，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6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穆欣、曹轶欧为副主任。创办《快报》，以反映文革动态。调军队团以上干部一百人参加。

      《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语录：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肯定“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蒯)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陶铸在文教口的会上布置，要中宣部抓教育改革、学制、教材、教学方法等问题。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驳周扬的修正主义纲领》。

 

7月18日

      刘少奇前往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警卫以已休息为由拒见。

      《北京日报》主编翟向东被揪斗，报纸被迫停刊。翟是在5月16日由新北京市委派来主持工作的。

      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开除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党籍和职务，遣往原籍劳动改造。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李曾上书毛，请求救护，毛未予理睬。

 

7月19日

      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约二十余天内，由工作组所推行的所谓“反干扰运动”在全国开展。根据当时粗略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个教师打成反革命。如果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毫无问题便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更大规模的重演。造反的学生把工作组说成不是毛主席派来的黑工作组；工作组则把造反者打成右派与反革命。而对于文化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与社会上的所谓一切牛鬼蛇神，则是双方均无异议的共同打击目标。

      北京大学王海治等贴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指责张承先工作组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全校师生亦纷纷写大字报进行批判。聂元梓发表谈话，号召师生反对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匆忙停止对蒯大富等的围攻，转入斗“黑帮”。

 

7月19日至23日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会上对派出工作组进行激烈抨击。

      毛泽东讲话，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

委员会的名单是：

主  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  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肖华、

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深夜，刘少奇冒雨到清华看大字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新部长为陶铸，顾问为陈伯达(仍挂副部长名义)。旧中宣部因被诬为“阎王殿”而遭彻底砸烂。

      陶铸从中宣部、文办、体委、编译局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队员在学习了刘少奇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和王任重于7月3日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即“枪打出头鸟”的指示)以后，兵分三路(华东、中南、西南)南下。雍文涛说工作队南下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把刘少奇的指示传达下去，“把意见收集上来”，并要专门成立教育组，在一个月内系统地提出大中小学教育改革方案。

      部分就读北大的高干子女李××(李雪峰之女。北大历史系学生)等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图保张承先工作组。邓小平闻知说：“这个提法好！”

 

7月21日

      毛泽东在大区书记及文革小组成员会上指责运动“冷冷清清”，“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

  

7月22日

      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时再次指责“工作组阻碍革命。”   

      在“情况汇报会”上，薄一波发言，肯定工作组大多是好的，“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邓小平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它力量领导。

      上午9时，陈伯达、江青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去北京大学了解情况，并召开了座谈会，鼓动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毛又令王力、关锋往见蒯大富，表示对他的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明确指出：

文革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地专以上党政机关。县以下党政机关、农业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城市的基层组织的文化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指定必要的成员，组织班子，抓生产，抓建设，抓业务，抓科研，保证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胡志明7·17《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持越南抗美战争。天安门举行近百万人集会游行。各地也相继举行集会游行。

 

7月23日

      晚，陈伯达、江青再次来北大，召开座谈会。陈伯达说：“对于6·18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发言：“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她对因反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师生表示：“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

      总政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提出军队“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示：“同意”。

      下午，刘少奇仍表示：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组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的问

题，而不是撤换的问题。

 

7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要立即撤出。并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在18日以休息为由，拒绝刘少奇登门汇报，六天之间迄未通知刘前往汇报。

      周恩来致信刘、邓，说：“昨晚所谈之事(刘、邓与陈伯达、康生之间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希图进行调和。

      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向中央写信，指出：“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邓小平、刘少奇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

 

   [按] 派工作组一事，一是共产党的传统；二是经过中央决定。刘、邓固然是这一行动的决策人，党的各级领导都是这一决定的支持与执行者。毛泽东为了陷刘少奇于罪，把派工作组一事指为镇压群众，这就使全国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都连带被置于跟随刘少奇，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受冲击的地位。党的统治也几至于彻底崩溃。毛泽东后来对干部受冲击美其名是使党的干部受到锻炼，打掉官僚主义，但其后果之严重，恐远非毛所预计的。

 

      陈伯达、江青、王力到广播学院。陈在讲话中提出撤销工作组；肯定“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党(组织)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错误，或是修正主义篡夺了党的领导。”会上有人递条子，“诽谤”江青。陈当面对江青大加吹捧，以资反驳。江青讲话：“我要来放火！”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7月25日

      在24、25日两天中，毛泽东连续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说 “不要搞工作组。” “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25日，中央会议继续举行，参加者增加了前来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中央局书记。毛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毛泽东7月16日在长江游泳的报导和照片，吹嘘毛泽东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以让人们为他的重返一线作心理上的准备。当时 的毛泽东年73岁。

      陶鲁笳被任为新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李雪峰在新市委会议上传达了毛关于撤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在大学工作组撤走前必须作好(1)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2)成立临时院党委，(3)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清华大学的临时筹委会，几乎全是高干子弟。

      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它成员第三次来到北京大学。江青冒雨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的镇压群众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江青声言：“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革命的走出去”，“同志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来。如果同志们认为有必要让毛主席来，毛主席也可以来”。康生在会上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教育部发出《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教育部长何伟根据陶铸指示，从7月份开始，集中人员，制定教改方案，于今日提出一个《教学改革的方案》。刘少奇、陶铸亲自听取了何伟的汇报。

 

7月26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

      当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二十多名就读北大的高干子弟联合发言，为工作组唱颂歌。江青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并抖露家庭矛盾，控诉张承先如何重用张邵华(毛岸青的妻子)，控拆历史系的党员教师郝斌，如何迫害她的女儿李讷，声泪俱下。最后，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自己起来革命”。毛泽东亲自听北大辩论会的录音，对大会表示支持。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兄弟院校，宣传毛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串连，反工作组的浪潮汹涌澎湃。

      康生接见八个高等学校的学生，申明中央文革确已提出(1)撤销工作组；(2)各校组织文革小组，由革命师生自己教育自己。

      《人民日报》就毛泽东游长江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27日—30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由陈伯达主持所写之会议公报初稿送审名单中，在毛泽东之后即为林彪，已无刘少奇之名。初稿中原引刘少奇7月17日《告全国同胞书》中的一段话也被删去。

 

7月27日

      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谈到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候，刘说，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反驳说：不是镇压是什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刘坚持：在辩论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的。

 

      [按] 以阴谋迫害为本行的康生，对斗争蒯大富竟然有恻隐之心了。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作为共产党员倒是诚实的，但不知道当这种“辩论”落到他自己身上时，他也能替被自己整过的人想想吗？

 

      陈伯达再次派人去清华，看望蒯大富，支持康生。

      晚，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等全体中央文革成员至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大会。江青宣布，他们受毛主席的委托来问候师生们，她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陈伯达在会上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有些党组织瘫痪了吗？有些党员不是领导不了吗？一切党组织、一切党员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按毛泽东思想接受考验”。康生在会上提出：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会后中央文革在康生讲话稿中又加上了“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等。同时又把彭真曾说的“所有学生都下乡搞半工半读”，“帐蓬已经安排去做”与兵变联系起来。

 

     [按] 6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三学生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副标题为《质问郭影秋，彭真黑帮要到人民大学驻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康生根据这张大字报，肯定“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并把它栽在贺龙身上。关于北京卫戍区在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找房一事，北京卫戍区为澄清事实，当时曾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中央军委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指示北京军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该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负责训练民兵，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三月二日，北京军区下达命令，由××军×××师负责组建任务。新组建的这个团，没有营房，由卫戍区出面，向北京市人委交涉，请求支援。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以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后到大兴县、房山、丰台区，但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正在这时，海淀区人民武装部介绍，有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有些空房可用。于是找房的同志先后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愿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用。但是，卫戍区政委刘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妥，决定不借。由南苑的一个教导队挤出一部分营房给新组建的部队，不够住，就搭帐篷，或住靶场的靶壕。三月三十一日，新组建的团，搬住南苑。”(《十年浩劫》第75页)然据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事实是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一个团加强北京卫戌区。”(第127页注一)说法明显不同，真像待考。此事由康生、江青等构陷成为打倒贺龙的重要“罪状”。但毛泽东当时担心政变，确已做了足够的应对准备。林彪在“政变经”中就谈了这些。1967年2月3日，毛在接见外宾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晚年毛泽东》第37页)康生、江青等正就是利用毛泽东的心虚情态来作文章，加害于他们的政敌的。

           

同日，江青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撤销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周杰的职务。

      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陶铸对刘少奇说：“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是否留个把人”。“高中撤，初中不撤”。晚上，陶又对刘说：“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撤大专院校工作组)时没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陶最后说：“看来挡不住了”。

     

7月28日

      北京市委发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这个文件是由中央文革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工作组成员集中整训，听取师生的批判、揭发。“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事实上，许多工作组在撤走前，皆匆忙指定或内定人选，成立文革筹委会。因此，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矛盾继续发展。抨击李雪峰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陶铸计划把原来组织的工作队作为观察员，继续派往中南、华东和西南，不果。于是把人员分成三路，一路留中宣部搞运动；一路充当“联络员”；一路到湖南去筹备“政治学校”，以作为中宣部所属各单位“黑帮分子”的收容所。

      康生接见北京高校部分学生时说：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工作组的一大特点就是怕乱。现在有人假借中央名义，都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没有那么回事。毛主席连晓都不晓得。根本没有什么八条指示。

      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托江青转呈毛泽东。

      江青在群众集会中公开煽动打人，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戚本禹同地质学院附中、育英中学学生谈话 ：“康老在北大说过，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并不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他们自己不应该说是毛主席派来的。有的工作组说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要相信。”

 

7月29日

      毛泽东派周恩来过问文化大革命情况。

 

     [按]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周恩来的打算与态度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姚文元文章的炮制，事先对周同样是保密封锁的。彭真、陆定一长期拒不在北京的中央报刊上转载姚文，1965年11月28日周恩来始受毛之命，进行干预，责令在翌日即行转载。《人民日报》转载时所加按语最后一段征引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周加上去的，其中意味深长的是与按语的上文不同，加进了“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用辩论这一方式进行斗争一段。表明周已灵敏的感觉到对吴晗的批判，并非学术争论可以了事。65年岁末，彭真在批吴晗问题上与毛发生公开的顶撞。毛急电林彪与周在66年元旦到上海相见(《中国在这里沉思》第314页)。他们商量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与批吴有关，似可肯定。然66年春间，周似乎并未介入。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由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周实曾参加，却也没有资料表明他对此持过异议。3月31日，始载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在28日对彭真、陆定一的严厉批评。4月2日，周报告毛，对毛的意见表示拥护，指出《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时刘少奇出国访问)。此后的近三个月间，周4月26日至5月1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东北参观。回京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于5月4日召开，以后一度(6.10—30)出国访问，在国内期间似亦未曾过问、或是有意回避正在兴起的文化革命。聂元梓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周只在电台临播出前一小时，始由康生电话通知，就是证明。迨7月29日，毛始公开委托周恩来过问文化大革命情况，周才开始卷入旋流。文革中，想打倒周的潮流时隐时显，周直到临终前始终处在被揪的威胁中。毛想最终搞掉周，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文化革命愈发展，毛已愈失人心。政府大厦，一木独支，非周莫能任此。故毛亦无可奈何说：“这棵大树不能倒”也。有关毛、周之间的矛盾纠葛，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面世后，真像终可大白，可参考。

 

      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林彪、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参加大会。周恩来讲话说：“第一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论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政府里)，对形势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估计不足；第二点，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总之，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并宣布郭影秋、张承先、孙友渔、周杰撤职。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就派工作组作了检查。     

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亲自莅场，以示对大会的支持和重视。会场上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热烈异常。周恩来站在一张椅子上，指挥学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宣扬血统论。并将对联称作“鬼见愁”。对联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辩，血统论观点迅即流传全国，许多学校先后出现“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学生歧视、侮辱、斗争“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学生的事件。

      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成立。

 

7月30日

            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大会并讲话。江青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会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叫我们做同志们的小学生来了，来听听同志们不同的意见来了。我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毛主席的书也学得不够好。但是我学懂了的一点，就努力去做。”(鼓掌)“我们是一个大国，要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弱国，一百多年来做殖民地，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说什么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低能儿’，这种观点要坚决反对。”陈伯达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科学界来说，主要是破除迷信。同时还指名批判尹达立场嗳昧、活动不正派。可以批判。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中委、候补中委141人。各省市负责人、中央文革成员、中央有关部委、北京高校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三、通过和发表公报；四、补行人事变动的法律手续，即追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中的职务，决定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在会上讲话。刘少奇主要讲了两点：一是派工作组的问题，他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及多数人不同意陈的意见的经过，并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毛泽东插话，严厉指责了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指责有些人官做大了，脱离群众。

这次会议原定7月21日在北京召开。7月17日，毛泽东从上海电告邓小平：他将回京主持会议，在他回来之前，会议绝不能召开。故迟至7月24日才由中央发出召开的通知，传闻会前彭真等在积极拉拢一些中央委员，与毛对抗。毛推迟会期，明显的也是赢得时间，组织支持者的队伍。

 

[按]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谓“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仓促召开的。1966年7月24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从27日开始，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25日的讲话”。(第50页)通知之仓促正说明会议召开有临时变故。

 

毛泽东就由江青转致的两张大字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封信作为文件发给了十一中全会出席人。毛泽东的这封信立即为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所公布。一个史无前例的疯狂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开始进入高潮。

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文中声称要使全国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亦即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抗大校史展览在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抗大被认为是完全贯彻执行毛泽东教育路线，最全面生动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学校。

晚，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把《鬼见愁》(1966年8月1日)对联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起激烈辩论，往往持续到午夜以后。接着，一些院校，如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

 

8月2日

            周恩来在十一中全会上讲话：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作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作得好些。

中央任命陶铸兼文革顾问。 

邓小平、陶铸、吴德出席人民大学关于郭影秋的辩论大会。邓小平讲话，说：“二月兵变，根据调查，没有这么一回事”。

张春桥、关锋、姚文元接见前来中央文革访问的学生代表，回答所提出的十个问题。关锋说：“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完全合法的”。

凌晨，陈伯达接见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对联的支持者不服。下午，北航附中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对联，导致清华园内的一场辩论。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于8月1日串连成立了“八一战斗团”。8月2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另成立“革命团”，两相对抗。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

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何伟任部长，从广东调来的张云任第一副部长。

 

8月2、3日

在2日下午、3日下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上，一些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勉强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人仍表示对撤工作组想不通。

刘少奇要北京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去“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8月2、3日，他与刘澜涛等至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直到8月12日，在多次谈话中都提到“引蛇出洞”。                    

 

8月3日

3、4两天，毛泽东对工作组连续尖锐地进行指责，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就有”。

刘少奇对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说，对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信。红卫兵运动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愈益疯狂恣肆而无所控制。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等被揪斗。

 

8月4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议程临时改变，原定下午召开大会改开小组会，而由毛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指责“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毛泽东恶狠狠的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忍无可忍，回顶说：不怕下台，有五不怕。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然在4至6日的讨论中，没有热烈拥护的表态。

朱德、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批判张承先、张德华工作组的万人大会。江青讲话中责令张承先交待是谁派你来北大的，你必须交出后台。康生在讲话中说：“彭真是不是要搞政变？”“彭真是修正主义者、反革命分子。”“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搞政变的人物。”

周恩来、陈伯达等出席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作组问题现场会议，对叶林工作组进行了批判，为蒯大富公开平反。同时指出：在学校中成立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不符合我们在学校中的政策。

关锋致信北师大谭厚兰：“你们首先起来揭发黑帮分子程今吾，首先起来批评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这样一个革命的行动，任何人也是抹杀不了的。”“不要怕，要顶住。”

 

8月5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交周恩来，在中南海张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陈伯达紧跟毛贴出大字报：《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姚文元也贴出了《永远跟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按]　毛泽东大字报发表，有记载说周恩来见了曾当面问毛，这是不是指他。毛答：不是对你，你的问题56年已解决了。于此，亦见周当时惴惴的心情。

           

[附] 郭沫若在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所作《水调歌头》词一首，标题为《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如其人，录供欣赏。

一总分为二，司令部成双。

右者必须炮打，那怕是铜墙。

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堂堂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三八作风强。

保卫毛主席！心中红太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如下批注：“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是全会散发的一个文件。

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等高干子女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在以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赐名“要武”，宋任穷之女）为首的红卫兵的皮鞭、木棍下，将学校主要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市委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要卞的亲属“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卞仲耘之死是8月杀戮的开始，恐怖活动到8月底前后达到高峰。由最高权力者鼓动，以未成年的学生为打手，残杀老师和居民，还被视为红卫兵的伟大功绩，是“二十世纪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8月6日

晚，毛泽东令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即刻回京与会。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返京。

陶铸被迫撤销派往中南、华东等地去的工作队，但以变相的名目，仍派干部以联络员身份驻广播局、《人民日报》、新华社及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　　　　　　　　　　　　　　　　　　　　　　　　　　　　　　　　　　　　　　　　　　　　　　

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康生、江青等出席的辩论《鬼见愁》对联大会上，一些中学生要求江青表示意见，江青以毛的代表语气，问候到会者好，她重复了陈伯达的建议。然此后，“红色血统论”思想在社会上大肆泛滥，成为红卫兵的主导思想。

 

[按] 当时斥所有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为“狗崽子”，与反、坏、右家庭出身的统称为“黑五类子女”。工人、贫、下中农、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则称为“红五类子女”。参加社会活动时必须先报本人阶级出身。虽周恩来亦率先如此表演。街头餐馆门口也张贴“禁止黑五类子女入内”的告示。“红五类子女”自诩为“自来红”，或称之为“根正苗红”，对黑五类子女任意凌辱。

 

8月7日

总政治部拟一电报，内容三条：1．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2．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3．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林彪同意，转毛泽东。毛泽东8月7日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总政治部即于当天发出。

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文化部根据指示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毛泽东选集》在会后两年印行了三千五百万部。另有甲乙种选读本、单行本，更难计数。

 

8月8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拟定的。陈伯达、王力等人于七月初开始了起草工作，改了二十几遍。其后毛泽东又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修改。陶铸等与周恩来商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全会于8月8日上午通过的是毛泽东8月7日审定的第31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

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            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            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

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

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

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                  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

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

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                  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晚，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篇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

《人民日报》发表《孙冶方的理论》一文，批判孙主张把计划与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是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8月9日

《十六条》在全国公开发表。各地群众敲锣击鼓，列队游行，进行“报喜”，以示拥护。

清华造反派在8·8晚上成立了“八·八串连会”，反对8月7日文革临时筹委会斗黑帮的决议。临时筹委会也随之成立“八·九串连会”双方尖锐对立。

上海工人造反派闻风向“走资派”发起了“猛烈进攻”。(上海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在7月间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

 

8月10日

晚7时15分，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并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两次接见军队高级干部，听取汇报，并就干部路线问题进行指示，强调“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谁反对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作检查。

《红旗》第10期在发布《十六条》的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月上旬

陶铸派雍文涛率领文办一批干部到北京市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接替团中央的工作队，继续控制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8月11日

叶群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口授攻击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嘱其写成材料上报。

吴德代表新北京市委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在两三天内工作组全部撤回。

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林彪“5·18”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指出：“对于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北航揪斗了工作组长赵如璋。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各院校造反派(少数派)揪住工作组不放(虽已撤走)，而继工作组掌权的文革会(多数派)则秉承陶铸的指示，批斗黑帮(即彭

真、陆定一、周扬及其有关下属)。两派的冲突益剧。

 

8月12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下午召开的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一、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六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①二、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1)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2)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3)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选举：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谢富治、刘宁一。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从此被称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②取消了中央一、二线的设置，把大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人之手。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四、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赞颂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并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毛泽东、林彪分别致闭幕词。

 

[按]《大动乱的年代》引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第61页)毛泽东说“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很多人仍然不通”则是符合事实的。而在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却掀起了对毛个人崇拜与对运动盲从的新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必然发生，是毫不奇怪的。而在大批高干中，所谓“思想不通”者，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这一所谓错误路线的自觉与忠实推行者，他们事实上是追随刘少奇。在会上举手通过，不过是在封建家长专制制度强逼下的应付，他们对此不解，心也不服。因此，对毛来说，这些人已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异己分子。对这么大一批干部用行政手段来罢官显然不可能，毛于是自鸣得意地诉诸他的广大的热忱崇拜者，放手让群众去造他们的反，用毛的话说是接受群众的教育。这种人皆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被造反者批斗。毛泽东为了诬陷刘少奇以罪名，炮制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罪状，却因此犯下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误，把几乎所有各级领导人员都陷入于这条路线之中，成了刘、邓的保皇派，从实际利益上，从情感上与刘、邓站在一边。

 

北京新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领导全市运动。任办公室主任的杜万荣即原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组长。

同日，第一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首先在北京几所著名大学发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等院校师生，召开了隆重的迎宝书大会，每人免费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认为在必须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鬼见愁》对联立论亦有偏颇，故建议将陈伯达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的对联作补充。认为前一副对联说明了过去，是有成份论，后一副对联指明了未来，不唯成份论，两副对联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他提出要把对联思想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北京铁道学院立即转抄了这张大字报。

 

8月12日—21日

应朱德委员长邀请，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访华。

 

8月13至17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已不允许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多数领导干部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找了一些人，打通思想。林彪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关于文化革命问题与干部问题的讲话。他说“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 “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思想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要 “敢字当头”，“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对于干部，“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他提出 “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对毛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泽东在8月16日对林的讲话作了批示：“赞成”，印发全党。           

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革命师生大会上宣布改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机关，成立临时书记处负责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北京地质学院邹家尤工作组撤走，院文革组织欢送，与反工作组组织发生冲突。清华等校工作组亦相继撤出。

 

8月14日

雷英夫写成攻击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后，亲送林彪家。林嘱雷改作以个人给林彪及毛主席写信的形式呈交。雷如教办理。林立即将材料批送江青，“酌转”毛泽东。

中共中央将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发至县团级干部，刘少奇在党内由第二号人物降至排名第八；林彪上升第二，陶铸上升第四。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现将上述选举结果通知你们。此名单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

            (一)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

　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二)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  宋任穷  谢富治

(三)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四)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谢富治  刘宁一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用套红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邓小平、陶铸指责人民大学师生“已两个月了，斗黑帮还未开始，没人理他，自己内部争论不休，搞的很紧张”，命令马上斗黑帮。并说保郭(影秋)派有阶级感情。

《毛主席语录》即所谓小红宝书开始公开发行。(前此在部队中已流行二年)至1968年间，共发行了七亿四千多册，人手数本，泛滥成灾。

 

8月15日

李富春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积极派出工作组，阻遏群众革命造反，犯了错误，中央决定令其停职反省。成立临时团中央书记处，由路金栋、王道义负责，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

中宣部按照陶铸的指示，选出文革委员会，旋即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出：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毛的思想作指南，才能“拨开迷雾，端正航向”，“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

新北京市委限令各校在短期内成立文革筹委会，马上开始斗黑帮，“不要因批判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

在北京航空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赵如璋的检查会上，支持工作组的文革会组织师生进行游行，邻近院校亦组织人员前来参加。北航红卫兵(多数派)又向国务院告状，想一举摧毁反工作组的少数派。

北大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平、彭珮云。

北京二中红卫兵倡议改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为反修路。嗣后改名之风大行，许多街道、公共场所、商店、甚至个人都改为含有政治意义的新名，如“卫东”、“卫彪”、“永红’’之类。

 

8月16日

天津各院校师生大批来京进行革命串连。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作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报告，实际上是号召进行“大串连”的动员令。当晚，毛泽东决定18日接见来京的红卫兵以示支持。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中，汪东兴在华东组会议上就提到，当时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站，其中一些是外地的。外地学生涌向北京的形势已初见苗头。本月中，外地学生大批进京，北京学生亦小批流向外地，进行点火。8月17日，王任重就曾批评北大学生到天津去点火。

            陶铸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会议上说：常委等于党委。并说张子意的问题：“四类当三类处理”。

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我派的，张彦(中央外办副主任)工作组也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我来承担。”“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各人有各人的帐，我有我的帐，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不住的。说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是黑帮，不对。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那么说。”“我不能损害少数派、损害多数派，也不能损害工作组。”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在省委门前静坐示威，抗议大批造反者被打致伤。当时各地保与反的群众互斗成风，兰州发生围攻造反者事件，打伤数十人。

 

8月17日

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写刊名，北大师生为此欢呼庆祝。8月23日，《人民日报》还为毛的题字发表社论。和其它院校两派开始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相反，北大则由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聂元梓独揽校文革会领导大权。

周恩来与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员谈话。当时中学生中广泛发展红卫兵、红旗、赤卫兵等组织，周恩来认为，以后会统一起来，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当我要讲出身时(封建家庭)，出身好的同志不要我讲，说你要是讲了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青年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成立。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格里巴来华访问。

          

8月18日

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毛泽东等在京领导人参加。林彪、周恩来讲话。新华社详细报导了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名单。其顺序是毛、林、周之后，挨次为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等。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着军装，还接受了一名女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标。检阅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林彪、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稿事先均经毛审阅。陈伯达在开会词中初次使用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来颂扬毛泽东。林彪在讲话中又有“伟大的统帅”之语。“四个伟大”从此成为提及毛时必加礼赞的四句颂词。林的讲话以“打倒”与“大破”为主旨。在他们的煽动下，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蜂起，破“四旧”的狂风席卷神州。当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向毛泽东献袖标时，毛问这位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字吗？宋答：是。毛轻松地说：什么“文质彬彬”，要武嘛！。这位女红卫兵从此改名为“宋要武”，全国武斗之风也从此更肆无忌惮。

据伍修权回忆，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说：“自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周恩来接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

老舍等大批作家在文联大院被红卫兵揪斗。

化工部召开大会，批判部长、党委书记高扬文，这是得到薄一波支持的。接着在24、25日连续批判，撤除了高扬文部长职务、由原第一副部长梁膺庸代理部长职务。

陶铸在人民大学接见西安、兰州、吉林等地来京学生，听取他们反映地方党组织压制学生造反事实，并表示支持。

周恩来指示关闭故宫，并派北京卫戍部队护守。

 

8月19日

在毛泽东、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煽动下，从本日起，首先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红卫兵到处集会演说，张贴标语，并采取行动，以建造“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为目标，大破“四旧”，形成一个真正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这些十几岁的天真幼稚的孩子，怀着虔诚的“阶级仇恨”，高呼着当时最神圣的革命口号，践踏人权，草菅人命！他们骄横无知，肆意胡行，对所谓“黑五类”家庭及其子女，野蛮殴打、凌辱，抄没、关押、甚至致人于非命，灾祸延及到一切文物、古迹和宗教建筑、乃至具有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印记的名词、对象、生活方式与习俗。而对于什么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则完全朦然无知，实际上是一种任意与野蛮的歇斯底里发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艺术家计有：老舍、叶以群、傅雷、马连良、刘芝明、海默、蔡楚生、杨朔、孙维世、陈翔鹤、郑君里、赵树理、萧也牧、闻捷、邵荃麟、侯金镜、巴人、魏金枝、周洁夫、焦菊隐、孟超、蒋牧良、李广田、刘澍德、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司马文森、罗广斌、韩北屏、运千里、何家槐、陈笑雨、黄谷柳、满涛、丽尼、尚小云、言慧殊、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章泯、舒绣文、上官云珠、应云卫、孟君谋、张成、李再雯、严风英、苏月民、顾月珍、筱爱琴、黎国荃、顾圣婴、向隅、查阜西、蔡绍序、陆洪恩、毛依罕、琶杰、王老九、贺满生、张印泉、郑景康、王尊三、王少堂、杨胜、郭均等。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近二百名。(《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5—16页)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中央组织部造反派点名批判组织部长安子文‚“揭开了组织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清华大学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和《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

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率政府代表团访华。

长沙发生工人殴打学生事件。

 

8月20日

陶铸在对外文委讲话，自己承认“官当大了，就不知道下面群众的疾苦，为既得利益而奋斗，总之是怕把事情搞乱了，总是怕影响自己的利益”。又说革委会“应该是监督领导的机关”。文化革命结束后，“就是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

《人民日报》头版以《亿万人民决心向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为题，报导全国的红卫兵在狂潮煽动下闻风蠢动。

陶铸在人民大学接见外地来京的高校学生，听取了西北与西南地区造反派受镇压的情况。

高级党校揪出校长林枫，给他带上纸帽、痰盂游街。

北京航空学院成立“红旗”战斗队。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在学校辩论会上讲话，宣扬以“红色血统论”为中心的所谓“谭力夫路线”，讲话稿在全国普遍流传，影响颇大。

 

[按]　红卫兵组织最先是在北京清华附中等中学生中所谓“根正苗红”的学生中产生，很快遍及于大学及机关。他们的出身严格限制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即所谓“红五类”。他们在疯狂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宣传下被煽动起来，以自己的出身阶级纯正、具有从娘胎带来的阶级感情，对毛泽东和毛主义天生的忠诚而自诩自豪，把自己封为责无旁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者。而革命的对象，除了他们自己也根本搞不清的所谓“封、资、修”外，他们唯一具体的对象，就是自己的老师和社会上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人家及其子弟。一个时候，讲阶级成份成了最大的时髦。所有人在公开讲话前都必须先报自己的阶级，虽周恩来亦不免。“红五类”这样做是出于炫耀性的自豪；而“黑五类”之被迫这样做，则是胜利者有意给他们的羞辱。“鬼见愁”的对联，就是在这样一个气候下形成的。在这批红色阶级的宠儿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自数一部分天生贵胄的高干子弟。他们同早期揭竿而反工作组、反党委的造反者是对立的。其后，他们的父兄多因系当权派而被揪，一夜之间又沦落为“走资派”或“黑帮”子女。于是他们开始转而成为所谓“联动分子”，反对中央文革。九大时，毛泽东对他们赐名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随着他们父兄的受冲击，他们中的大多数命运也十分悲惨。

 

8月21日

《红旗》第11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提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还重新刊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对其中一段作了重要修改：“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其中“正确”和“对一切”五字，是毛增添的。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影响下，全国城乡的所有党政、文化、企事业单位都发生了贴大字报、集会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

 

[按]　运动初开始，各单位领导，莫不恪守中共传统的镇压故技：谁对党委、支部提出意见，反对某一措施，或对党委、支部领导成员表示反对，谁就是反党，也就是反革命。群众中一些人也吸取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以率先和坚决对所谓反党分子的反党行为进行反击作为自己原则鲜明、立场坚定，捞取政治利益的时机。当时全国各级领导对刘、邓派工作组，都是奉命甚至是自觉或闻风效法，大力推行的。他们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时，也完全合乎自己的既得利益。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以派工作组一事为大罪，不顾投鼠忌器的常识，这样，他一开始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用一个资产阶级路线的罪名，把广大的各级党政官僚，都推到了刘少奇一边。广大积极分子，也因习惯性的紧跟本单位领导，而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追随者。被煽动起来的造反派群众，在有恃无恐的情况下，对这些不同程度上使用与刘邓同样的传统手法镇压群众反抗的领导人，群起揪斗的浪潮，很自然地在全国蔓延开来。被揪斗者理所当然的思想不通，心怀抵触，有的甚至公开僵持，不承认有错。他们因此便都成了刘少奇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成为被诬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犯。尽管毛泽东为这种受冲击涂上可以帮助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反修防修的油彩。但是谁挨打谁痛，空话是平息不了怨愤的。

 

林彪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谈他对他女儿林晓霖的态度

。

 [按]　林晓霖是林彪前妻张梅(陕北延川人)之女，张梅与林彪在苏联林养伤归国时离异，晓霖在家中深受叶群的歧视与虐待。据黑雁男《十年浩劫》：陆定一妻严慰冰去看自己的儿子，见到林晓霖恶劣的处境，“于是生了气，从1960年3月起，她几次写匿名信，谴责叶群，有时干脆写明信片。为发泄义愤，在匿名信里，还点了叶群在延安时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此案之暴露，亦颇富戏剧性。严慰冰至王府井98号出国人员服务部购裙子，刚入门，无意中就碰了一下正在店里的叶群。两人因此拌嘴，“唇枪舌战了几个回合，叶群竟口出恶言，骂开了。”严气急之下，找总政告状。接见者是江西人，口述又辅以笔谈。这份记录到了林彪处，被认出来笔迹与匿名信全同。严慰冰遂锒铛入狱。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电台大肆宣扬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大报纸亦相继在头版显要位置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洚水泛滥的消息。2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中国人民大学两派群众就郭影秋问题激烈辩论。多数派(保郭)串引郭四清工作中蹲点的苏家坨农民六百余名前来，参加保郭。陶铸在辩论会上讲话：二月兵变这个事实不存在。郭影秋不是黑帮。

 

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群众辩论大会上说：“派工作组的责任，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要负责。”“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这个责任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他赞扬清华的师生“革命精神正在一天天的增长”，“你们这样热情，这样敢想敢干，这样誓死保卫我们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精神，使我很感动。”周认为：听了叶林的检查，感到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叶林或不管工作组的哪一个人，都可要他来就来，向群众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清华大字“8·8串连会”发展成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日葵小组”贴出了《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放手让它“乱几个月”。他说：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林彪在军委常委第55次会议上谈突出政治问题。

            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所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上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交、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十条的主要精神是加强领导、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掌握政策等。

《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22日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一文。又发表社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在后一篇社论中明确提出：“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充分利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幼稚无知、狂热崇拜，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从此，各地的造反者更无所忌惮。

      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提出除毛以外的一切人都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不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怀疑一切是对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怀疑……特别是领导，更要怀疑……领导的好，怀疑一下，以后还是好的。领导不好，就要怀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罢官……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被审查、被考验。”“怀疑一切”后来成为陶铸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表示“有保留”，说制定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并一再声称自己没有“背后活动”。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成立，与多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相对抗。

地质学院“东方红”组织一千多人步行到地质部，静坐绝食，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任工作组长的副部长邹家尤。向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学生坚持邹必须在第二天至地院接受批判。这就是地院造反派“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北京体院红卫兵砸碎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

红卫兵对民革、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工商联等八个民主党派发出最后通牒，限七十二小时内自行解散。二十五日，民盟、民革均停止活动，解散总部。

各驻外使馆皆纷纷成立造反组织。

 

8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新华社播发电讯，说：“红卫兵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发动总攻击。”为正在趋于炽热的红卫兵运动继续煽风。

《人民日报》转载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前后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杀。武汉大学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含冤离开人间。至若一般的屈死冤魂，实无从统计。

陈伯达在北大与同学座谈，对转抄毛的《一张大字报》提出批评，“就这样随便传，不合适，不妥当。”对于串连，“我觉得交流经验是必要的。”对刘少奇，“最好不贴大字报。”

李富春写信给徐冰，指责徐在统战部“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把贴大字报的人打成“四小家族”，应马上改正并公开承认错误。“过去你是不听我的话的，现在根据主席指示、十一中全会精神，再一次劝告你。”

陶铸接见中南地区赴京革命师生，支持他们炮轰省委、中南局。“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关于串连，乘坐火车可以免费。

北京四十万红卫兵集会，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口号声中，正式将苏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

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针对工作组问题，又抛出一批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顿时轰动校园，人流水泄不通。由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等所控制的清华大学文革临时总部纠集十二个学校的红卫兵，抢占广播台，在校内戒严，并将大字报照像，抄录记名，然后撕毁。再按记名闯入宿舍，捉拿“右派”。抄家、殴打之事，屡有发生。一些群众组织被勒令解散。酿成所谓“8·24事件。”

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揭批刘、邓等人的大字报揭走。北师大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全被覆盖。

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与“斗批改兵团”就工作组问题连续两晚(24—25日)举行大辩论。何长工、邹家尤被迫到会，听取批判。

《人民日报》连续报导上海、天津等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疯狂开展。

京郊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出土文物被砸毁。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万历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枯骨被烧成了灰烬。

      

8月25日

总参部分群众贴杨成武大字报，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签名。叶群认为他们的后台是贺龙。林彪随后召集军委会，坚持将王、雷二人撤职。

林彪又利用空军中领导干部的分歧，支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贺龙为与吴矛盾一方的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的后台，诬陷贺龙操纵本月中旬召开的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他指示吴说：“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要警惕。”他下令把一些曾是贺龙部属的空军干部抓起来，大搞逼、供、信。林彪还散布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林又召见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指示“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是罗瑞卿的后台。”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旨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在空军中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要篡党夺权”。(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信中还说在8月中旬的空军党委会期间，参加全会的几个同志，曾到贺龙那里去过几次，有人还送了茶叶，他们同贺老总很熟，贺老总这次对他们特别热情，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和林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话，而有人还在会内会外大肆传播贺龙的话。(南枝：《叶群野史》第30—31页)

新华社发表《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继续报导全国红卫兵狂暴风潮。

周恩来把其所居之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

王任重在北大听取聂元梓工作汇报时，说：“在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有组织的串连。

王任重、张平化接见中南学生，说长沙挑动工人殴打学生，必须追究。文化大革命需要革命的串连，革命的支持。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曾在北航担任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历时28个昼夜。直到9月23日，国防科委始交出赵如璋。在此期间，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向林彪报告，说“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复。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指示要支持北航“红旗”的要求。

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与琉璃河水泥厂工人共200余人包围建材部，揪斗部长赖际发。

北京三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女附中集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发表宣言。随后，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相继成立，许多学校也成立了本校的纠察队。各地当权派也相继操纵组织纠察队，如“武汉红卫兵纠察队”、“东海前线红卫兵纠察队”等，企图节制红卫兵某些过份行动，维护现领导与现秩序。

 

[按]　红卫兵纠察队自命为红卫兵的“宪兵”特别部队，他们都是出身于高级干部贵胄家庭、享有特权、而自命为高人 (包括一般红卫兵) 一等的“八旗”子弟。他们对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对黑五类及其子弟进行阶级斗争，对随心所欲视为封、资、修的所谓“旧文化”进行摧毁性破坏也是最积极的。但他们又是其父兄所把持的党政组织与现存秩序的坚定拥护者。因此，他们一方面是运动中制造“红色恐怖”的牛魔王，另一方面又是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哪咤三太子。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共产党传统官僚统治，实际上是代表刘、邓或稳健派即保守派势力的。因而受到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周恩来曾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对他们进行操纵和指导，在经济、物资上大力予以支持。据上海三司所编《砸烂联动》一书所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手则》就是“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的”。

 

计三猛《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他(陈晓鲁，陈毅的小儿子)联络八中、四中、六中等校的一部分红卫兵，发起并成立了当时第一个跨校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同志，为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纠察队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来红”思潮，使这些人觉得高人一头。“破四旧”立下的“功勋”，更使他们得意忘形。中央文革又对他们表示了特别的赞赏，

一时间，“格斗勿论”、“格杀勿论”，道道通令成了他们参与“杀向社会”活动中最时髦的举动。他们还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蒸蒸日上，恶性膨胀的“血统论”残害着无数幼稚纯洁的心灵。

            北京市一中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所”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百余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第74—76页)

 

 [按]　《大动乱的年代》第75—77页上特别表彰了“老红卫兵”与“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甚至把“纠察队”捧为反四人帮的先驱者。这对于任何对文化大革命中“红色恐怖”记忆犹存的人都是不敢苟同的。这种说法，只是为洗刷这批“衙内”们双手所沾血腥的谎言。当年“西纠”等组织的高干子弟，正是今天根据遗传法则承掌党、政、军、商要津的大小衙内。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首作步行串连。

 

8月下旬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谢富治还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月26日

周恩来、吴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全市红卫兵代表宣布，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全市50余所大学、100多所中学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的联络站。各区亦设立分站，并拨给交通工具。北京市则设联络办公室，派解放军主持。

下午，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被揪斗，晚，被抄家。罪名是在“林副主席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主席”。

 

[按]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曾有意任命林彪统帅志愿军出征，林以体弱有病推辞。毛曾在1953年指示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全面进行身体会诊检查(萧华代表党中央参加)。会诊前，叶群暗示傅连璋，为林彪开出有病证明。然结果发现其重要器官无严重器质病变，许多所谓症状与神经及服用毒品有关。傅将结果如实上报。林彪对此怨恨刻骨，故借机报复打击。傅连璋在酷刑下不胜折磨，写信给毛泽东：“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给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9月3日在傅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然傅连璋终于被诬，连年折磨批斗，1968年3月14日，锒铛入狱。3月29日惨死狱中。

 

前北京市委领导干部57人，被秘密安置在反修堡，以避免群众揪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等人到中宣部，给张平化、张际春贴大字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继续报导横扫所谓“四旧”的狂潮在全国广泛展开。红卫兵小将们砸文物、挖坟墓、毁古迹、焼古籍、焚名著、抄没财物、强占私房、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对“牛鬼蛇神”打骂、凌辱、抄家，轰出城市，甚至妄杀无辜，致人非命。

              

    [按]　据统计：1966年8月中到9月底的40余天中，仅北京市被无辜打死的人达1700余，被抄家的33600余户，被赶出北京的黑五类85000余人。这当然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数字。见诸小报上的“战果”：计搜出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和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帜1048面、反动日记和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和证件14398件、反动军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款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这些都是在非法搜抄中得来。全国城乡都相继罹此洗劫。对这些抄没的家赀，包括一些家俱甚至生活必需品，均迫使写上“自愿上缴”，并勒令主人雇车送至指定地点收缴。有的家还连遭不同组织的红卫兵轮番洗劫。这些被抄没的家财事实上根本没有登记手续，因之，许多贵重物品多被抄家的人私自隐占，收贮人员亦擅自吞没、截取，保存中又不断窃失、破坏，甚至公开象征性作价，在主管人员中拍卖。完全沦为一笔糊涂帐。有的红卫兵得意洋洋地满手臂上带着一大串抄来的“封、资、修”手表。在毛泽东第二、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等地都留下红卫兵失落的黄金饰物。一些珍贵的文物，后来都成了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产。文革后期，虽有对抄家物资发还的规定，实际上除一些有权势的“黑帮”人家外，一般百姓，或无清单可凭，只能在一大堆被窃取与破坏的残物中认领；即使有清单者，贵重的原件已早被吞没，而仅以象征性的价格折偿，金银首饰则强制以国家牌价收购。这种在“革命”的名义下糟践私人财产权的行为，比任何明火执仗的强盗还厉害千百倍。一些本是生活清廉的知识分子家，仅有的藏书也在抄没之列。甚至手稿也被收缴而散失。我的一位朋友，多年研究唐史，有志于撰写《武则天传》，积稿垂成。被抄之日，红卫兵以“吹捧帝王将相，美化封建主阶级”罪名，责令他当众自己将稿子焚毁。他含着眼泪把它一张张烧化。多年后谈及，犹自老泪纵横。

 

北京市宣布取缔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28日宣布驱逐令。

   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学生串连复旦造反派25日与多数派进行大辩论，即所谓“8·25事件”。本日，上海高校多数派举行声讨8·25事件大会，市长曹荻秋讲话，说这一事件

“掺杂着两类矛盾。”

 

8月27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成立。江青等到会表示祝贺。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它基本上反映了党内保守派的观点，标榜红五类子弟的革命特权与革命功绩；拥护李雪峯的新市委；维护统治秩序；提出纠偏。

“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8月27日—9月1日

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公安局配合下，大肆惨杀“四类分子”。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谢富治讲话之后，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大兴县三百多名“四类分子”被杀害，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它“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68页)

 

8月28日

公安部党组拟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呈报中央。中央在九月二日批示同意。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上的自由神被砸毁。

 

[按] 中共对国民党，除高层的统战对象外，其余军政人员一概以“反革命”处之。八年抗战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在主战场独力进行了22次会战，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强敌。各地由国民政府为抗日阵亡将士建立的忠烈祠、烈士公墓、陵园等，在49年政权更迭后，中共罔顾民族大义，对此一律不予承认，阵亡将士遗属也以“反革命家属”对待，备受歧视、迫害。文革起，各地抗日将士陵园均遭破坏，坟墓被掘开，抛尸扬灰，使这些在亡国灭种的大难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忠骸暴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

 

由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八名外国修女被赶出中国国境。与此同时，北京的各种宗教设施也都受到冲击，一批宗教人士被勒令还俗。

 

[按]　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26日，北京市政府当众宣布取缔圣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当众宣布驱逐令，立即执行。当夜，有组织的群众在修女会院内外开会控诉这个修女会的罪行。

 

8月28日至9月20日

刚果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火上加油，赞扬正在泛滥而不可收拾的乱揪乱斗、抄家劫舍等暴行。

就8月23日周恩来送审的十条，毛泽东不同意批发，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谢富治接见政法学院学生，支持造反行动。

 

8月30日

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担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的毛泽东旧友章士钊家在29日晚被北大经济系红卫兵所抄①。章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对章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在本日新列应予保护人员名单，报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所拟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土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以及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

(李宗仁)

(注)：政副系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对立两派双方代表时说：

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个报告，还没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墓碑给砸了。

红卫兵把大教授家抄了，没收许多钱物，也不给人家条子。还勒令民主党派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缴。“乱要乱出道理，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

 

吴德在北京大专院校各文革组织代表会议上讲话，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发生一些问题和错误是难免的。他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正确对待不同矛盾，区分敌我；保护国家要害部分；团结大多数。他特别强调不要武斗，希望红卫兵讨论。

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 。“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 ‚“偏差要及时纠正”‚“对工作组也要一分为二，不能揪住不放”。

清华大学赴上海的“送瘟神”战斗队在上海市委大厦门前贴出了《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对当时仍处于相对沉静的上海带来爆炸性的影响。

茅盾家被抄。

 

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了“四个伟大”的副词。热烈赞扬各地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干了大量的好事”。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可分期分批来北京串连。他们的讲话都事先经毛审阅。

红卫兵从赤色崇拜出发，强令改变交通讯号红灯停止，绿灯放行为红灯放行，绿灯停止。造成大量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始放弃这一“改革”。

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北京赴福建串连学生座谈会上说：地方提出“保卫省委”、“保卫院党委”是极端错误的反革命口号。

河南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在接见开封师院师生代表时说：院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句话是错误的”，文革会有权审查各级党组织，院党委成员应一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审查。“保卫院党委”‚“保卫某书记”是资产阶级反动口号。

 

9月1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卫国家要害部门等政策问题。他说：

红卫兵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不是对一般地、富、反、坏、右都打击。”“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不能算右派”。“资产阶级，我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如果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大通过。”“对知名人士，如果打、搜查就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了。天安门10月1日挂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5·1、10·1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他批评戴高帽的作法，有的竟重二十斤。他要求提倡文斗。

 

 [按]　宋庆龄虽有幸被特别保护而能在红色风暴中过关，但她由于敢于独身对毛的那一套左而又左的所谓革命路线质疑而不愿合作，因此，实际上在文革中的处境是日益见忌于毛的。文革初起，毛曾派江青专访，解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宋不以为然，且指责红卫兵的暴行，会面不欢而散，开罪于江青。

据94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的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兹摘要如下：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作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三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年11月、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作政治上的点缀。”

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通过周恩来安排，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宗仁、蔡廷锴等住进解放军第301医院，以资保护。

由陶铸拟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列出保护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如军队、公安机关、电台、新华社、档案部门、航空站、铁道枢纽、港务局、电站、银行、仓库等，不许冲击。8月31日周恩来审阅后，添上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批上：拟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9月1日，毛批示：此件不发。

 

9月2日

毛泽东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公开发布。

 

[按]　在后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耄的毛都是采取发一两句批示以指导运动进行，名之曰“最新指示”。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运动，就靠这么一两句话来指导，必然是语义含混，政策不清，理解各异，行动难依，导致执行中的大混乱。当时的毛真是口衔天宪。“最新指示”一发布，传达不能过夜。各团体(即战斗队组织)在得到传达后，各自敲锣打鼓，结队庆贺、报喜。全城沸腾，彻夜不止。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9月3日

周恩来起草的《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企图对红卫兵的活动进行某些约束。如要文斗，注意统战政策，搜捕人必须同公安机关商定，保障交通安全等。在开会讨论中，陶铸、陈毅等赞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持否定态度，未得通过。

吴法宪把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上送给林彪，林彪立即转呈毛泽东。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关于打人问题，说：“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当问及文斗与武斗的界线时，关锋回答：“动手是武斗，戴高帽子，游街，全国各地都问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复。”

 “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指出对于红卫兵“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教育”，并规定：“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按]　西纠以“通令”形式发号施令，正是高干特权子弟高人一等的作风的表现。他们的通令虽冠冕堂皇，然实际行动中法西斯作风最为严重，人们皆有谈虎色变之惧。他们保老干部，但却是以平民及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为牺牲，从整个表现上讲是完全不足取的。

 

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不堪凌辱，双双自缢而死。

新疆乌鲁木齐学生造反派在党委大院静坐，要求王恩茂(自治区委书记)交出9·2讲话稿与录音，受到大批干部、工农的围斗，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一场包括全国数千万中学和高等学校师生以及人数同样可观的干部、工人，手摇红宝书，乘车、住宿、吃饭都享受免费，周游全国的大串连运动轰动神州，构成古今中外从未曾有的稀世奇观。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按]　“要武”是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信口雌黄，所发布的“最高、最新指示”。对打人问题，毛与江青、谢富治都先后作过煽动性的讲话。由此而酿成武斗成风，可怜多少生灵，活活成为武斗的屈死鬼。社论的出现，仅足以表明社会此风的炽烈，决无益于葺补降温。

 

北京大专院校的部分(多数派)造反组织联合另组成“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江青、杨成武、刘志坚出席祝贺。江青建议谢富治做这个组织的顾问，刘志坚、杨成武做指导员。

 

9月6日

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学院“东方红”、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业机械学院“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等16所院校的少数派组织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刘志坚代表周恩来、江青出席祝贺，并讲了话。他建议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任顾问，杨成武、郑维山、刘志坚当辅导员。

 

9月7日

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发生的问题作出指示：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任重、江青等同志：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名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诉外地照办。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央发布关于保护档案与机密资料的规定。

     《人民日报》发表由周恩来授意、陶铸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不影响生产。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串连的学生，动员速还本地闹革命。

科学院召开两万余名职工大会，辩论党委及其党委书记张劲夫是否是黑帮与走资派。周恩来出席讲话。提出“今天中央、国务院下了通知，内地的红卫兵、革命师生不要到边境城镇、国防要地去”。红卫兵“改反修路这件事我就对他们佩服得很，我也上了一大课。”

戚本禹、王力接见9月6日在人民大学召开的“来京串连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及部分人员，他们要求见到毛泽东。

谷牧代表中央在化工部宣布：撤消梁膺庸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徐今强担任化工部代理部长、代理党委书记。谷牧在讲话中还回答了群众的提问，说：所谓炮打司令部，司令部应当是包括司局长这一级，但主要是炮打党委和部领导中的修正主义走资派。

李先念在北京外贸学院群众大会上说：“工作队是我们派来的，可以说错误我应该首先负责任，所以向大家道歉，所以向你们检讨。”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揪部长何长工，与以保护老干部自居而赶来进行制止的“西纠”发生冲突。这一纠纷一直延续十五天，双方僵持。

李作鹏秉承林彪的旨意，给林彪写了一封揭发贺龙问题的信件，指控贺龙通过海军政委苏振华，插手海军，要夺海军的权。

 

9月7日—10月3日

索马里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

 

9月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从此贺龙不得参加军委碰头会。

   由北京去往外地煽风的学生受到地方政府的围攻。武汉大抓“南下一小撮”；贵阳以

“谨防政治扒手”为名，围攻北京学生；上海亦出现日夜围攻北京学生事件。

 

9月8日

毛泽东对四个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考虑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如何，请酌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进行，红卫兵不得去县以下公社进行串连。秋收大忙期间运动可暂停。工矿企业应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一个抓革命。11日，毛批准印发。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主席讲，工作组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错误。”西安、兰州、哈尔滨都发生农民、工人斗学生，“都不是偶然的。”

北京工程学校红卫兵南下战斗小组勒令香港立即改名为“驱帝城”。

 

9月9日

毛泽东对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

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奥地利《红旗》同志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的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敬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驻某国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该国政府提出了抗议。驻某国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该国官员自豪地宣称，这样做是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一些人，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便集会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某国使馆的一些人，在公共汽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手中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还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某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驻某国使馆的造反派，“打倒”了大使、参赞，原定招待驻在国政府要员的招待会也改由他们主持。当该国政府要员步入大使馆时，见门口迎接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其实是造反派司令)，十分不快；走进客厅，原先古朴雅致的中国字画、巧夺天工的牙雕摆设荡然无存，代之以毛泽东的标准像、红底黑字的标语，就象误入了一家政治书店。待客人进入宴会厅，见腰扎围裙、端菜上桌的竟是大使、参赞，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离开使馆前，他们对这种礼仪不对等的做法提出质问，大使却无言以答。(第63—64页)

 

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讲话：学生不要到部里去闹，部是专政机关，有意见，可写大字报。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静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这样搞。

康生复电镇江农机学院红卫兵、赤卫队，申明不赞成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等斗争方式。这种作法，虽然不是武斗，也不是文斗。

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张春桥在10月29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过：“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

            苏彩青《文革初期经济战线的严重斗争》(载《十年后评说》)：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对生产建设带来了第二次大冲击。据当时各省区汇报材料，红卫兵组织已由城市学校发展到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有的还把民兵组织改为红卫兵，有的携带武器参加文革，出现动武行为。有的红卫兵要求接管武装部，使民兵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据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报告，八月二十二日，双城县召开点火大会炮打司令部，揪斗当地县委书记、县长，到九月二日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揪斗基层干部，不少基层干部出走，生产无人负责。类似情况各地都有。

 

9月10日

康生召见北师大谭厚兰，授意往山东曲阜“讨孔”。

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讲话：“8月18日前大学一个红卫兵都没有，这是不符事实的，不过当时很少。”“8月18日主席带上了红袖章，主席号召了，参加的人就多了。”“不能说8月18日后成立的不算数。”对传抄毛的《炮打司令部》，“都不算数”，“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毛主席号召炮打所有的党政机关。”

周恩来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讲话，红卫兵的任务有三条：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周肯定“革命串连是件好事。”这是北京红卫兵派去全国的第二批人员。

 

9月11日

中共中央就9月7日毛的批示发出指示：

            主席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症结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望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立即根据主席批示，对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自己能够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遵照毛泽东9月7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9月12日—10月6日

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访华。

 

9月13日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南下串连队的大会上，再次详细阐述了红卫兵组织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大任务。他还承认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20名红卫兵时说：“现在好多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后者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不仅北京的政法学院，其它学院也是一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待遇。”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认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筹委会滥肆印发是错误的，应当“立即收回”。开始了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序幕。

 

9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检讨稿的初稿批示：

            “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即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同日，毛泽东把贺龙请到家中的游泳池会面，将吴法宪所写的信给了他看。当贺看到信中说在空军中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时，很紧张。毛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表示要找吴法宪谈谈，毛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当贺说还是应当“找他们解释一下”时，毛又表示“也可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与《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两文件。这两个文件，是9月8日周恩来、陶铸针对“文化大革命”危及生产的情况，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的。

《大公报》更名《前进报》。

 

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均经毛事先审阅。陶铸安排中山大学保守派头目作为中南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刘少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文中引述了毛的指示：“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同时报导：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不远千里，一批批来京串连，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

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以便对谭力夫的发言进行“更深入的批判”。

 

[按]　特权哺育的高干子弟与平民的矛盾，在反工作组问题上明显暴露出来。谭力夫(其父谭政文，曾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已去世)的讲话，正是表达了高干子弟的心声。他们以血统论来维护父兄的既得利益。仇视“狗崽子”起来造反。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厌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文革则把他们当成保刘少奇、保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干扰与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保守工具，因此鼓励对它进行批判。陈伯达曾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9月16日

周恩来在谷牧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并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得联系。”

从8月开始，康生就密令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院所囚一批共产党员在发表《反共启事》后，释放出狱一案，进行调查。本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

 

[按]　据《十年浩劫》：8·18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康生遇见南开大学学生，康生暗示他：“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康生让他们上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写了介绍信：“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望予支持！康生8·18”从此，在红卫兵中，揪叛徒战斗队纷纷成立。现有的材料都把“揪叛徒”的唆使者确认是康生。观江青鼓励与支持戚本禹写文章揪党内叛徒，并指示他找康生请教，则康生实仰毛之鼻息无疑。然东窗密计，惟可质之于鬼神矣！

 

经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起串连，成立了“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发展成为批判派工作组错误路线与血统论的主力。

中宣部保守派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把袖章赠给陶铸、熊复和文委常委的主要负责人，陶铸说：“一个机关成立两个红卫兵干什么，带上个红箍箍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花八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陶铸还派人组成“领导小组”，以对两个红卫兵组织实行统一领导。

 

9月17日

《红旗》第12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按]　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含义模糊，完全适用于该倒霉的一切领导干部。致使所有领导干部，只有在中央文革册封为“革命领导干部”之后，始得暂时保全。但在以后的政潮反复中，即使红极一时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往往又站错队伍，沦为被揪斗对象。故唯一可以打保票的是依人划线，也即依照私人关系来划分，凡是毛、林、江的私人，即使像邱会作那样的流氓，都可以用小节无碍而列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人，封为革命领导干部。反之，都被谥为走资派，先打了再说。许多干部往往因站错队，表错态挨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最后又什么问题都落实不了，冤枉遭受折磨。毛泽东轻松地美其名曰受锻炼，大有好处。呜呼！

 

《红旗》杂志同期还发表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继续为红卫兵的疯狂行为张目。

李先念对粮食部24位干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9月18日

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时，提出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不好不行。许多事情都要军队参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产、群众工作，还有许多干部不断转业到地方工作。因此，军队应该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有些人迷信洋教条，总觉得苏联比我们的好，近的不香远的香，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们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们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防止修正主义。

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丧失革命斗志。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们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们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学问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读，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总政宣传部编的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按]　在林彪等的竭力宣扬下，一个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新浪潮，与汹涌的红卫兵风暴一起，席卷全国。毛泽东的所有词句，都成了无可怀疑的宗教信条与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

 

 中共中央发布《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对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私人东西，除政治性的，一般不查抄；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此件系周恩来亲拟。

 

9月17日—20日

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于18—20日连续四次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参加座谈。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是“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央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都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泽东。这是为即将升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9月19日

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住所的游泳池接见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亲自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林对贺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图迫使贺龙就范。

高教部给北京各驻外使馆《备忘录》：通知在华留学生均回国休学一年。从本年起，中国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达七年之久。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部分同志。当问到对一些被视为反动权威的专家扣发工资时，周答：现在党的政策是不减工资；如果自愿可以减，但要能维持生活。问抄家该不该？周答：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有违法的东西像枪枝弹药武器可以抄。如果一般的东西，你们自己考虑。专家的工资不扣，由他们自己减。

 

9月20日

周恩来致信江青请对拟就的对财贸和手工业的文件，请中央文革审定，江青拖延不作答复。

 

9月21日

天津市召开50万人的大会，追悼19日在被揪斗折磨中病死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讣告。毛泽东指责：“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赞扬学生坚持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要求揪斗赵如璋的行动。

周恩来、陶铸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成员，就黑龙江省的混 乱局面进行商讨。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认真学习林彪5·18讲话的指示。该文件在经过整理后，经毛画圈同意印发。

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现中央、国务院各部正副部长三十六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

陈伯达亲笔立下“军令状”，要求赵如璋等“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翌日，国防科委交出赵如璋，北航红旗得胜回校。

 

9月23日

王任重批发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几个政策性通令》。

地院“东方红”造反派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了院广播台，双方发生武斗。陈伯达派戚本禹、关锋作为观察员赶至地院，对造反派含蓄地表示支持。

 

9月24日

            上海红卫兵拟于本日驱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委劝阻无效，中央紧急指示制止。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所有“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上完全肯定了红卫兵的激进要求，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化。资本家虽已成为没有资本的资本家，然犹被树为阶级斗争的风车，使继续保持这一顶帽子，以利于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关锋、吴德在地质学院讲话，支持学生要求：邹家尤应到少数派那里检讨；何长工对全部事态的发展应负责任，也应去检讨。少数派冲地质部，要求邹检讨是对的。多数派不应阻挠少数派的合理要求。

北航“红旗”、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都夺取了校内的广播台。

遵照陶铸在9月1日的电话指示：“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张平化于今天作了“抓黑鬼”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为“捉鬼动员令”‚湖南出现一片白色恐怖。

 

9月25日

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讲话‚表示支持少数派：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所整材料一律作废。“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上海抄了十万资本家”，还要拉一万人游行，我们制止了。有人说我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它是毛主席看过的。

陈伯达在政协礼堂接见重庆大学“815”及其它革命师生时，指出：

“《16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出现。看来这一个多月来。斗争的形式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虽然工作组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假的文革领导来执行错误路线。”他建议：“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革命。”

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指出军队派往各艺术院校的工作组，不斗走资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他要求在运动中抓思想、抓组织、抓政策、抓纪律。

叶剑英说毛选了四十年，选了林彪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马、恩是两个人，毛、林也刚好是两个人，有了他们的领导，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陶铸指示熊复用中宣部名义转发国家体委《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这个文件被造反派指责为假借训练压制运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

 

9月26日

周恩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全体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会，讲话中再次申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及工作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都是革命的，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

 

9月27日

经周恩来、陶铸致信毛、林，并由陶铸以中央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革命串连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要把医院的党委恢复起来”、“医院文化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这个文件被指为起了压制群众运动的作用，陶铸在12月13日对卫生界的谈话中，为此作了自我检查。

北京及外地红卫兵组成东方红筹委会，准备在本日改北京市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劝止。

 

9月28日

关锋在地质学院学生座谈会上说：极少数坚持错误的路线的人，在16条公布之后，“煽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农民斗学生。”“路线错误是什么错误？路线错误就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左派，制造了一个反干扰的阶段，打击给院党委提意见的、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赶工作组的”‚“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

 

9月29日

戚本禹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外一些人的。你们要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有相当学校的工作组是执行另一个司令部的路线。”

 

9月30日

陆定一被隔离反省，拘禁在看守所。

 

9月

            林彪：《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讲话》①，他说：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抓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压制群众，把某些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

青年工人遇罗克撰写《出身论》一文，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联进行了批判，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遇罗克终因此被捕遇害。

第三节  为渊驱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