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四节  一月风暴——荒唐、自残的全国夺权

 

1967年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神展开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文章是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祝全国开展全面内战”，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发表的。

            中共中央批转由毛泽东推荐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二份材料。

            凌晨六时，中南海造反派闯入刘少奇住所，在院墙上贴出大标语，地面上涂写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

            北京二十余所高校，集合群众数十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会上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公布刘少奇二十大罪状。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有关人员大会上讲话：当前形势是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总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批判。借口党的领导，不管各级党组织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许人家革命，不许人家造反。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派工作组、所谓恢复党团组织都是压制群众。

            被押返京的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发后‚如石沉大海。

 

            北京钢院“东方红”学生22人，以抗议余秋里等对冶金部部长吕东私设拘留所，不加处理为由，自31日上午进行绝食。李富春至计委接见绝食者及其支持者，李表示欢迎同学们造冶金系统的反。工交系统十年来是由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控制的。学生要求对吕东进行处理，李认为应当撤职。学生将李的话写成文字：“我个人认为吕东私设拘留所，应当撤职。”请李签字。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凌晨一时许，张春桥由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告知他们：周恩来已委陈丕显抓上海的工作，力求使生产正常起来。张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并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

            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发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见1966年12月5日条）

            《红旗》1967年第一期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就建国以来16年文艺界的所谓“阶级斗争”，强指忠实贯彻毛泽东旨意，在文艺界实行文化独裁统治的“文艺沙皇”周扬是一位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文末的一条长注中，特别为刘少奇加上了一个既为莫须有，而且是荒谬的反毛泽东思想大罪状——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这篇长文很有助于我们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文化专制主义的了解。

 

            [按] 周扬解放以来，一直是毛泽东在文艺界进行文艺专制的总管，忠实执行了毛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伤人多矣！最后自己也以“反革命两面派”的罪名被打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由于自己也有这一段挨整的痛苦经历，文革以后，据说周扬对自己从前的所为有所忏悔，对被他迫害过的人真诚地表示歉意。说明他知过能改，良知不泯，是一个正派的好人。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美好的，作为信仰,人皆可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正如也允许他放弃与改变一样。近八十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悖常理、侵人权，甚至凶残专制的现象多半是应由最高独裁者来负责的。追随而犯同类错误的人是一批受感染的病患者。他们当然也或多或少应负自己所犯下的过错与罪行的责任。但在事实面前自己能公开改过认错，则说明他在犯过的时候毕竟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们的作为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判。而他们终于能不恋权势、不执私利，勇于面对事实，与时俱进，承担错误，放弃成见，则是难能可贵的。

 

1月2日

            张春桥指使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

            “联动”召开“破私立公，革命到底大会”，以打倒三司为口号。

            “全红总”强迫当时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于1967年1月2日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其主要内容：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按] 这三条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晚江青在接见"红总”时所说的三点发展而成。于是“全红总”的头目们乘机揪斗领导干部，并通知各分团，强迫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一些人则要求转正、晋级和要求其它福利待遇，开展了一场广泛的经济斗争。由于有江青的讲话作为尚方剑，一些单位领导屈从临时工、合同工的要求，一律转为正式工人。一些从1961年已下放农村的人员，也乘势杀回原单位，要求复职，并补发全部工资。在12月26日的接见中，江青骄横伪饰，对劳动部长马文瑞等如待家奴，极为恶劣。

 

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周恩来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讲话中传达了林彪对大专院校组织军训的指示。说：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周恩来接见外语学院少数派各组织。表示搞思想汇报的“办法很不好”，“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东西”，是从莫斯科学来的。有同学说：“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有关。”周肯定地说：“你说得对”。

 

            [按] 思想汇报是中共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天真无邪的共产主义追求者，特别是那些急切地要求加入到共产党组织去的积极分子，都乐意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心扉，甚至是个人的隐私，向共党的组织做忠忱的汇报与交待。其虔诚的程度是较之基督徒在神父面前的忏悔有过之无不及的。而这种坦白的忠忱往往却成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负责人进行人身控制、甚至恫吓、要挟与进行打击的根据和资本。不少人都是在向党交心中泄漏了自己内心的某些怀疑或不满现实的瞬间想法，而把自己送上了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的祭坛。

 

            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在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夏剑豸等代表时，指责王任重个人以北京市委顾问名义去北大进行活动，“他实际上是太上皇，包打天下。”“他背着我们搞一套。”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等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进驻“阎王殿”中宣部，贴出“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大标语，并设立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傍晚，中南海内造反派二三十人闯入刘少奇住处，勒令刘少奇、王光美站在走廊门口，进行批斗，历时四十余分钟。他们勒令刘少奇每天去怀仁堂看大字报。

            安徽造反派将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押至北京，游街示众。

            刘涛、刘允若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为题，写成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张贴，对他们的父亲进行揭发。

            张春桥、姚文元电召王洪文于2日进京，本日晚在解放军报社由聂元梓陪同接见王洪文、陈阿大等人，说：叫陈丕显出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陈丕显一直不出来，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指示王洪文等人不要参与解决铁路交通中断问题，说：“你们一定不要管这些事”，“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1967年1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并告知“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而他与姚也将飞沪投入决战。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夺得了文汇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社。

            南京两派在江苏饭店发生互斗，造反派重伤二百余人。

 

1月4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公开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鼓励造反者整理陶铸的材料。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各院校的代表。人大、地质等院校闻讯后亦赶来参加。会后游行队伍到中南海西门。上万群众，情绪激昂，要求揪出陶铸。直到五日清晨六时半，周恩来出来接见，答应研究大家的要求。七时许，群众始离去。同时“揪出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在中央文革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同时，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来京学生，对隔壁房间中正在筹划的对他将采取的行动，一无所知。

随着陶铸、王任重被打倒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中央文革起而代之。

晚，有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参加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及其它革命组织的三千多人，到中宣部集会，一致要求把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并向全国发布了批陶呼吁书。    

  

            [按] 权延赤：《捅陶铸致命一刀的人是谁？——女儿陶斯亮的回忆》(《爱我中华》第一期)一文载：陶铸被整，罪名除“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之外，更致命的是“叛徒”。这份材料是由陶铸的亲兄陶自强在陶铸被揪出来以后，专案人员严刑威迫下所写的。陶自强早年与陶铸一同参加革命，同在一起作白区地下工作，又同一时期被捕，在国民党的严刑威胁下叛变。解放前夕，陶自强率县大队起义，后任祁阳中学校长。文革中，又因“被打得受不住”，而写了揭发陶铸也是叛徒的材料，成为江青、康生致陶于死命的有力武器。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劝说停止明日召开的批判陈毅、叶剑英1月13日、29日讲话的大会。江青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任军委文革组长的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康生打断刘志坚的检讨，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你刘志坚。并诬指刘志坚是叛徒[1]。刘志坚从此被打倒，关押达七年又九个月。

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于4日、5日连续两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会，三万六千余人参加。彭、罗、陆、杨被押至会场。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及严慰冰 (陆定一妻) 、郝治平(罗瑞卿妻)陪斗。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文艺、出版、体育、教师等群众十余万人。江青讲话，建议坚持徒步串连。周恩来宣布，中央文革委托江青起草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小学和体育界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也起草了相应的规定。还告诉大家，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要从去年的3000万册增加到今年的8000万册。他号召大家节约纸张，以便印出更多的毛著。

陈伯达、康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将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嘱咐好好组织批判。

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一些“联动”成员从后台冲入会场，散发传单，燃放鞭炮，强占麦克风，撕扯“三司”袖章。

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飞赴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问题。临行前受到毛的召见。

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散发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根据陈丕显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由舒泽池(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沪串连)执笔起草，经陈丕显修改后在次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曾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在9日转载时加上了由毛泽东口授、王力笔录的编者按：“随着上海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被接管后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声明，“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

                      

 1月5日

             凌晨，周恩来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随后，又接见了到会的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陈伯达、聂荣臻在业余航校体育馆接见国防科委、军医大学、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群众，表彰北航“红旗”“名誉不错”，要好好保持。

由全国各地串连来京的工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首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大庆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召开“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解放军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斗了刘志坚。

             张、姚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在上海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了《解放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

 

1月初

              叶群将江腾蛟在郑君里等家中所抄到的材料，在家中当着江青、谢富治的面，全部焚毁。

 

1月6日

             6、7、8数天之内，造反派陆续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由江青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深夜二时，周恩来在中南海第二次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代表以及“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十九个组织的代表，听取了代表们揭发陶铸问题的汇报和意见。他对大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首先要到党中央常委去做检查；希望大家把材料送上来。代表当即递上很多材料，周恩来表示将负责把材料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他还询问了“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组成及联络工作情况。

              周恩来两次接见江苏省负责人及南京赴京造反群众，解决南京问题。

              王力、戚本禹在清华附中接见该校的一批所谓“老红卫兵”，鼓励他们有错就改，“早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16个单位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刘、邓已被置于“走资派”这一敌对地位。在江青的怂恿下，清华大学学生假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遭车祸入院，诳骗王光美前往看视，乘机把王劫持至清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被迫写了四点保证后放回。

              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工总司”组织了二万群众冒雪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韩哲一、梁国斌。全市数百名局以上的干部陪斗。大会发布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彻底坦白交待。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做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后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待，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待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待，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张、姚两人没有参加大会，而是躲在兴国路招待所里，观看电视转播的大会实况。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在会后将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姚文元写成了《情况简报》：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待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已完全瘫痪。党、政大权已完全落入张、姚所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红旗》1967年第2期立即转载，并特加按语。

“联动”第四次冲击公安部，有人高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线，砸喇叭，书写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

 

 

1月7日

周恩来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说：“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

晚，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说：不要揪人，不仅谭震林、李富春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铸同志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还要保。

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他们是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揪刘少奇的，周答复，送大字报可以，要揪不行。

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指责陶铸授意熊复，以换头术，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照。

 王力、戚本禹至北京红卫医院(安定医院)接见以精神病被送至该院治疗的陈里宁。陈里宁长期来多次写材料揭发批判刘少奇，受到折磨。

陈里宁，湖南湘潭人。湘潭市政府干部、党员。1963年4月写材料对刘少奇的言论提出怀疑，被认为患精神病，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在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少奇的问题，寄省委书记张平化转交，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4年7月又因怀疑刘少奇，受到批判。他先后写了三十余封信给毛、周等中央领导。12月，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5年1月，被逮捕，反复审讯，倍受摧残。10月，复至京入院医治。1967年1月，由于王力、戚本禹的干预，陈成为反刘少奇的英雄，天津话剧院以陈为原型写成剧本，王力命名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多次上映，顿时名噪一时。

 

 北京市召开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1月8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中央各部要改组，宣传组由王力负责。并充分肯定上海两报的夺权行动。他说：

《文汇报》五日《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很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是全国性的。

 

 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了就解决了。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要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法，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门。教育部管不来，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按]　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探讨》(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五期)记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柯庆施发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两个月以后，柯遂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考同时附合的还有陶铸，申言“对主席就是要迷信。”谓陶之超擢纯出邓小平之荐，恐非其实。且其时邓早已见嫌于毛，陶若非毛所见重，邓虽有荐，亦难入毛的耳。据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记，陶以曾顶撞刘少奇而著名，毛之任陶，盖取其与刘有夙嫌耳。

 

毛泽东讲话，对上海“一月风暴”高度评价和支持：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意见》说：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革命干部对于任何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各种革命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是否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由他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范围内进行革命串连，在夺权的单位或者领导瘫痪的单位，要打破级别限制，用群众推选和上级批准相结合的办法，把那些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的干部选拔到临时的领导班子里来。《意见》最后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级党政机关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同时任命王力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汪东兴在人大会堂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及人民大学红卫兵。周恩来讲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反动路线，这是对的。但不要揪他们，要党内批判。江青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说：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着一小撮制定这条路线的人及死不回头、执行这条路线的人。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接见赴中南海揪陶铸、谭震林的红卫兵。周讲话：要批判是对的，我劝大家不要揪。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不用揪的办法。我处理四次冲中南海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要守纪律。

周恩来接见北京石油学院造反师生及石油系统的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部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

 陈伯达打电话给躲避在昆明市郊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指责他胆小，害怕群众，“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阎红彦被逼自杀身亡。

 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单位62名代表。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1945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萧望东的文化部还是旧文化部。

 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测绘学校、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时重申刘、邓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受江青的委托，关锋找山西刘格平谈话，面授机宜。刘格平即日返回太原，贴出揭发省委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和政党。

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家被抄。廖是贺龙的外甥。

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了全市铁路、海港、长江航运及邮电部门的权。张春桥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了市人委。接着，又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以取代公安与市委的权力。

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在锦江饭店九楼主持开会，会议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到会的共有35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也出席了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均拒绝参加。会议决定由朱永嘉起草《紧急通告》，签字者共32个造反派组织，陈丕显也签了字，表示支持。张、姚、王均表反对。

《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评述上海革命形势。

  

1月9日

毛泽东讲话，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的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他主持的军委碰头会上，攻击贺龙是“土匪”。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家在年初被抄，夫妇二人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藏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

中央文革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习学校为军训试点学校。2月10日，解放军军训人员进入诸校。

周恩来、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全国公安、检察、法院来京人员，谢富治讲话说：我们正在酝酿关于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六条，并念了《六条》的草稿。他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在工矿企业座谈会上，江青讲话，说：现在同志们要夺权。现在是革命工人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陈伯达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半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思想准备。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就要把权夺过来。凡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垄断的，都要把权夺过来。

陈伯达接见新华社群众，宣布改组新华社，王唯真任副社长。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目前形势很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揪出了陶铸。把陶铸的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他攻击陶铸一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倒台后，仍千方百计执行并阻止批判反动路线，还反对提“反动路线”一词。

王力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革命造反团成员，说：《告上海人民书》和《人民日报》按语，“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大师生，说：从七大以来，就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交系统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大会。

“联动”第五次冲公安部，呼口号“打倒江青”，“保卫刘少奇”，“谁反对刘少奇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民日报》转载《急告全市人民书》，把标题改作《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

《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其中突出反对经济主义，作出十条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12日重新发表《紧急通告》时，都加了编者按，表示“全力支持”，“最坚决的支持”。

 

1月10日

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作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按]　据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这份传单是上海工人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主持，朱永嘉[3]起草，且得到陈丕显的支持与同意草成的。张春桥当时以为已有《急告全市人民书》，不需再有此《紧急通告》，颇以朱永嘉为多事。王洪文亦因耿之第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而不满。然毛泽东因看中其中反经济主义这一点，大加称许，故一时身价倍增。张、王亦转而攫此以为自己的功绩。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高校造反派组织。陈伯达讲话，说陶铸揪出来后，是不是除了陶铸就没有旁的了呢？至少还有个别一、二个吧！江青讲话中说，当前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文化革命。造反派内把斗争锋芒指向一批有错误、但作了检查、坚持工作的老同志和军队，必须防止。江青在讲话中说：“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反对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小集团”。  吕正操家随即被抄。

周恩来在中南海对铁路系统院校师生职工讲话，说：“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那不是落空了吗？抛弃业务，怎么搞好革命？”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上海的经验(反经济主义)。江青说：王震不好。谢富治原是邓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个揭发邓小平的。

康生在高级党校大吹他十年来与杨献珍进行的十次原则性斗争。他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刘少奇有一种理论，总起来就是唯生产力论。”

根据江青的指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写成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报告，送林彪审批。林彪亲批：“完全同意”。

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团员谈话：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

黑龙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组成省委和机关接管委员会，进行了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红卫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月上旬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在西单附近贴出《中央文革往何处去？》的大字报。北大附中“红旗”在北大贴出“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倒！”的大标语。在北太平庄出现“敢替谭力夫翻案”的标语。

 

1月11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如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和谷岩、张涛。小组成员名单是由江青拟就的。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林彪指示，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再报林彪。

毛泽东委托林彪，在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出席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在12日公开发表)。这个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等并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了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的权力机构，正式取代了书记处。毛泽东甚至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以后的文件都以类似的形式发布执行。《人民日报》与《红旗》并分别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对上海的夺权表示支持。

在此前后，林彪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对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所谓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禁止“一小撮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入城，包围银行，强行提款。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通知》说：

“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晚，“联动”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联动”及亲联动分子数千人集聚天安门，向公安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受到镇压。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贴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的大字报，师大附中贴出《严重违反16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攻击中央文革。晚，“雄狮”组织被抄。15日其头目被捕。清华大学连续贴出《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

“捍卫团”头目时传祥、张百发再次被游街示众。

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召开。

上海“红三司”接管上海公安局及各分局。

           

1月12日

《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文。

《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一些地区、单位领导人，屈于压力，增加工资福利、滥发经费、物资、票证等现象，指为走资派拉拢腐蚀群众、破坏运动的行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联动”为非法组织，责令其成员到公安局自首登记。

 周恩来在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接待人员会议上讲话：

“有些地方、部门，过去推行刘邓反动路线时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因此，群众一起来就斗群众，围攻群众，错打群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广大革命群众要冲破……，各地的领导总想维持他们的旧秩序，于是抗拒抵制……第一个时期是怕群众，第二个时期是躲避群众。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躲不起来了，于是就瘫痪起来，什么都承认，一反过去，借口革命而破坏生产、放弃生产……大搞经济主义。”

江青到新华社，指责熊复在照片上“弄虚作假”，在全国起了极恶劣影响。他的入党也极有问题。

戚本禹煽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闯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朱德在中南海的住所，进行揪斗，朱德不在家，造反派揪斗了康克清。

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及北京四清工作团部分团员。呼吁北航“红旗”及地院“东方红”学习上海经验。批评四清工作团团员因刘建勋、解学恭支持造反派而来中南海抓他们两人。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财经学院“8·8”战斗队及其它十余所院校的造反派联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上海召开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这是他们1月4日回沪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张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引述了毛的话：“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同时向毛泽东发出了致敬电，输忠颂圣。

以第十三冶金公司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联合造反派成立“山西省革命造反总部”，宣布夺省委权。

青海“8·18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冲击青海日报社。

 

1月13日

深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找毛泽东谈话，郑重地向毛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论》与狄德罗的《机械人》。临送行时，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发(67)19号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按]　关于六条出笼的经过，请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92页。据王力《反思录》，它是在1966年12月就开始搞，是毛亲自提出的。六条规定反对毛、林者为反革命，后来实际上扩大为凡不满江青、陈伯达、康生乃至王力、戚本禹等的言行，均以反革命论处。多少人因此而无辜陷罪，甚至冤死无告。

 

周恩来在铁道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讲话，号召反对经济主义。

 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关锋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重要的就是从他们手里夺权。只有夺权，才能斗倒、斗垮、斗臭他们。”会上，关锋等一致指名攻击刘震、成钧、何廷一为空军司令部的走资派，企图夺吴法宪的权。

 周恩来电话指示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不能抄贺龙的家。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并催促他快点写材料。吴法宪立即写出材料交给叶群，诬告刘震、成钧搞“地下活动”，又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诬告何廷一搞“政变”。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萧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而胡痴、谷岩、宋璋却宣布夺了报社的权，准备发布《告全军战士书》。在中央文革支持下，15日胡痴以反党阴谋被揪斗。

上海游斗了陈丕显。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

 

1月14日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并讲话。一月中，由周恩来拟出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一批大区中央局书记、省市委书记二十余人接到北京，以资保护。其中有宋任穷、张平化、江华、江渭清等。

周恩来遵林彪之命，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讲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社论认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风行。

 文化部揪斗部长萧望东。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大会”。

 在陈伯达煽动下，北京街头贴出“打倒萧华”的大标语。

 王洪文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奉江青旨意勾结地方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夺权。随即以向造反派表态支持的戏法，跳到前台，成为山西省的革命领导干部。本日发表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1月12日夜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卫恒于1月29日夜间自杀身亡。

 

[按]　刘格平1936年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篮子监狱)。同时被囚的还有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人。安子文等均奉中央通知，履行悔过手续而遭释放，此即所谓刘少奇包庇的大叛徒集团一案。当时，惟刘格平拒绝履行悔过手续，后来才被释放。1966年12月，江青了解这一案件，对刘格平特加赏识，于是把他调来北京。上海夺权后，即授意他立即返山西进行夺权。刘在1月8日回到山西，9日联合刘贯一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的大字报，并迅速与造反派勾结，于12日晚一举夺权。中央文革立即予以承认。刘与山东的王效禹，同是继上海夺权之后，在中央文革直接指使下最早起来夺权的地方领导。

 

65年被贬黜在河南洛阳机械厂挂名副厂长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揪至西安批斗(习曾任西北局书记)。习写信给毛泽东，毛复函：“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指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书)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周恩来于是把习接来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习得以安然度过运动。

 

1月15日

北京和各地在京的150个单位的造反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各单位夺权可采取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揪斗。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在天安门被揪斗。

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然根据毛的指示，次日即被揭去[4]。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联队”抄查了民委和政协的档案。

“二司”及“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主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等出席。陈伯达讲了话。

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耿金章的第二兵团，联合其它九个造反组织进占康平路市委大楼，宣布对上海市委、市人委夺权，任命张春桥为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在张春桥的威胁下，耿金章旋即宣布退出，夺权流产。

西安造反派揪斗了西北局书记刘澜涛。

 

1月16日

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讨论夺权问题，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 

周恩来在深夜给刘少奇最后一个电话，嘱咐“要经得起考验”。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总结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它是经过毛亲予审定的，是对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夺权的公开号召。《人民日报》同日进行转载。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时说：现在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夺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陈伯达、江青在接见聂元梓等时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在北大搞，他和刘志坚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江青还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王力、穆欣在新华社接见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目前运动的重要问题是要工人起来，上海经验标志在一个市范围内向资产阶级夺权。夺权一定要联合。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还要以革命机关干部为主。

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北师大“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支持下夺权。而同时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亦进驻北京日报社，与报社内的另一对立组织结合，宣布夺权，并控制了印刷厂，自行编发报纸。双方相互指责、争夺。经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到2月5日始撤离该社。

 煤炭、石油、卫生等部被夺权。

 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单位连日来纷纷举行座谈会，揭露经济主义，批判走资派耍花招，撂担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谋。

上海“工总司”、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等27单位发表第二次告上海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

在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23个单位成立“联合总部”，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大权的公告》，欧阳钦、李范五被打倒。

广东全省革命派大联合(“省革联”)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把权力交予造反派。

 

1月17日

 林彪复信解放军报社萧力(即李讷)等人，支持他们批判社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封信并由毛泽东亲予批示。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

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中院校、军队系统、中央机关造反派代表，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讲话，说“夺权主要是夺领导权(包括人权、财权)，业务上是监督。”江青当面驳辩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陈伯达、江青、王、关、戚到广播事业局接见全体成员。江青讲话，报告毛泽东很健康。她说：你们应出题目，天天叫丁莱夫(局长)交待。把敌人丢在一边，让他睡大觉，休养，就不太狠。

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唐平铸的大会，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下午赶来参加。陈伯达讲话：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很对。唐平铸到陶铸那里去了。关锋插话：《人民日报》有陈伯达的无产阶级路线和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指定《人民日报》今后由王力、关锋负责与中央文革联系。

 戚本禹在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他在与北航、地院的造反组织谈话中，说：北京的运动已经不如上海，我们感到惭愧。上海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夺权，可北京左派还闹分歧。

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山西革命群众，相继讲话：要求趁上海夺权的东风，进行夺权。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名单。一句话：要夺权。

谢富治对公安干部讲话指出：斗争已发展到接管和夺权新阶段。今天北京市公安局为政法公社所接管，“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连日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院校纷纷查抄“联动”据点，拘捕其头目。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学生赵战平、邹平等三人正式被捕。

农业部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宣布夺权。代部长江一真签字承认，被认为假夺权。“井冈山”、“红旗”等造反派则串连所属机关及农大、农机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监督委员会”，予以抵制。

由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首都打倒经济主义联合指挥部”发出紧急通令，认为经济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催化剂，是敌人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政治阴谋，我们要坚决反对，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水利部夺权。

北京邮电学院造反群众揪斗胡乔木。

山东青岛市长王效禹让康生之子张子石等来北京向陈伯达、康生、王力汇报，进行勾结。

张春桥又一次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一、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 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三、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干部、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革命的形势。

四、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好社会主义关。

 

1月18日

周恩来约请李富春、江青与贺龙谈话，江青拒绝参加。造反派组织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的口号。周恩来向贺龙表示住中南海已无法保证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中南海内造反派切断刘少奇住处电话线，断绝其与政治局的联系。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召集部分工矿企业代表及学生代表座谈。周表示：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铁道部已夺了吕正操的权。今晚已有30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夺权去了。北京的几所综合大学在夺权中要下大力量，要起主要作用。陈伯达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     

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向前谈海军问题：海军政委苏振华是邓小平安插在海军的钉子。海军文革改组，以萧劲光为组长，王洪坤为副组长，李作鹏为常务秘书长。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亲信(外甥)。

中共中央通报各地党委，表扬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上缴附加工资。

    周恩来、刘宁一对工资问题作紧急指示：

1．                      临时工、合同工现在制度不变，因为生产需要，行业需要。如果改成固定工，工资势必提高，

工资提高后对农民有很大影响。并按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办。

2．                      学徒工制度从长远看，可改为半工半读，但是现在不变。

3．                      关于精简人员能不能复工、复职，今后按生产需要可由劳动部门介绍。

4．                      工资和工资标准问题，未经中央批准以前，一律不动。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准的，

应向他们斗争。

5．                      各种补发工资问题。以前没按有关规定执行的，可以经企业和群众讨论并报上级，按照规定执行，以前错了的一律不补。如果过去执行错了的，有关领导挑担子，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

6．                      各种奖金问题……(不清)。

全国各系统中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派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周恩来、李先念出席。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向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表示亲切慰问。大会宣读了给毛的致敬电和《紧急通电》。

光明日报社造反派及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揪斗穆欣夫妇。

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北京一些群众组织发布打击经济主义的第二号紧急通告。

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团”、天津市“荣复转退战斗兵团”劫走解学恭、胡昭衡、赵武成、阎达开等市书记处书记五人，秘密囚禁。中央对这类全国性的联合组织拒绝承认。

 

1月19日

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的规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至2月中旬，毛指示，不要再提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

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在北京体育馆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和其它组织代表。周表示支持对李葆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提出：以告状串连为名，出外闲逛，妨碍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经济主义。不赞成组成全国性组织。最近发现“全国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全国工农红旗军”两个反动组织，原来的“西纠”的一些人组成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陕西省又有“红色恐怖队”，必须镇压。

下午，在京西宾馆举行军委碰头会，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在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元老派与文革派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之间发生激烈争论，僵持不下。文革派认为军队应与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能特殊。叶群用准备好的稿子，突然发起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江、陈声言：已决定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萧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会后将会议情况向军区单位进行了传达。军区所属的战友文工团与总政歌舞团的造反派立即前往揪萧华，萧华从后门走脱，其家被抄。经叶剑英告毛泽东求免，于是当晚大会改为批斗彭真、罗瑞卿，刘志坚陪斗。周恩来曾命准备直升飞机，必要时营救被斗者。当时北京各大院校造反派分为以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天派及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当天的大会为天派所组织，遭到地派的冲击，在混乱中散会。

晚，红卫兵强烈要求揪斗陈毅，包围人大会堂，其代表与周恩来辩论达15小时。周坚持拒绝。

康生、王力、关锋在接见青岛造反派(其中有康生之子张子石)时，康生作了长篇讲话，谈到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从建国时即已存在。表现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砍合作社，右派进攻直至62年《海瑞罢官》的出现等。文化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又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触及灵魂。他极力鼓励青岛接管，因为它有个好条件，就是有个王效禹。

李富春在团中央革命造反团夺权大会上讲话，肯定团中央夺权是革命行动。

文化部夺权。

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北京近郊山区。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途换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严格保守秘密。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派人到广州设立办事处，在中南地区就陶铸问题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

“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共38个组织参加(“二兵团”、“红革会”未参加)，由姚文元起草的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了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进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北京以新北大为首的一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与中央各部委机关内的造反者勾结，纷纷开进高教部、中宣部、文化部、华北局、团中央等单位，进行夺权。因中央文革进行了批评，始各行撤回。

造反派包围“联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公安局逮捕其成员任志明、马晓军等。

 

1月20日

上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因萧华被抄家一事，元老派严厉指责文革派，叶剑英拍案大骂。陈、康、江等集体退出会场。此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会议的参加者。杨得志等纷纷汇报各地军区受造反派冲击情况。会议结束时，毛心事重重的说：“你们不要汇报了，要说的，我全晓得了。”

陈伯达在下午两次紧急电话指示：《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解决，外单位不能冲击。

王力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上海工人时讲话：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经验总结、提高，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向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

财政部夺权。

北航"红旗’’等组织扣押北京副市长吴德，声称夺权。陈伯达、江青电示：考虑组织北京市工农兵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迁因各派矛盾流产。

下午，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组织冲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求改名为红卫兵广播台。中央文革派王力劝阻。

 

1月21日

毛泽东致林彪信：“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又及：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林彪批：“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速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按]　此信是批在安徽省军区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的。根据毛的这一指示，发布了军队支左的决定。执行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训、军管)任务。实行军训始自1966年12月31日的通知，军管始于1月11日关于广播台的通知。各地军区因收存省党委转移的材料及隐藏被追捕的省领导人，屡受造反派的冲击，故毛说军队早已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林彪关于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口头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和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细致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按]　根据毛泽东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指示，所有全国各级政权，必须全面进行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革命派？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定性。根据这一逻辑，下面的群众组织，凡是主张打倒各级领导，进行夺权的，都是革命左派，否则为保守组织。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远为复杂难分。通常各级领导中也多分裂为对立的两帮，各受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支持，都称自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指责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对这些干部的性质尚不清楚，因而对支持他们的对立两派群众组织究竟谁是革？谁是保？就更是糊涂难辨。譬如，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邱会作，人品极为卑劣，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斗争。然而，因为他是林彪线上的人物，叶群亲自出马保护。一夜之间，他便成了小节无碍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坚持打倒他的群众组织便成了反动帮派。又如湖南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中央文革原定为反动组织，后来又改封为革命左派。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间接操纵下，运动更显得纷繁复杂，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流传一首顺口溜：“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在如此纷纭的情况下，毛命令军队介入地方，进行支左。军队从它传统的认识出发，支的恰恰不是文革派的左即造反派，而是保。正如王年一所述除极个别大军区外，多数大军区经过短时间的考察、犹豫，都支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这一派一般来说是人数多的大派，是造反精神比较不强，甚至保护某些走资派的造反派，正是被与之对立的、造反精神很强的、激进的造反派所称之保守派。多数大军区支持这样的一派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派具有遵守军委《八条》，党团员多，拥护军队等等条件。(《大动乱的年代》第200页)军队支左恰恰成了军队支“保”，把已经十分混乱的运动进而推向更大的灾难和破坏。“保”的一派有了枪杆子的撑腰，更加肆无忌惮；而造反派因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也有恃无恐。于是全国各地两派武斗纷起，并且有军队直接支持，发展为大规模长期的内战。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接见各军兵种机关、院校、科研等三十七个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员代表时讲话。肯定了四清运动的积极成果，北京的四清虽有彭真的干扰，也不宜完全否定。

中央高级党校“红战团”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该团与清华“井冈山”、天津大学“八·一三”、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共同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起草公告。

煤炭部发生第二次夺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揪斗。

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招待所投井自杀，随之其家连续三次被抄。

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O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人民大学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据点先后被捣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势力也先后被镇压，头目被捕。

 

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号召，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陪同阿尔巴尼亚来宾参加外地来京群众大会。周恩来讲话：当前主要战斗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各地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发钱、发粮票、发车票，鼓动人们来北京，把矛盾上交。周总结了上海夺权经验：(1)必须实现革命派大联合；(2)接管必须以本单位为主体；(3)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能够工作的人都应照常工作。他动员大家回去闹革命。对军队不能夺权。对“中国红旗军”、“湖南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工农兵红色政权保卫军”等反动组织，必须镇压。

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造反派代表会上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它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受造反派毒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惨死。遗体上有三十二处伤痕，颈部有多处血洞。

“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公告。陈伯达在本日凌晨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命清华“井冈山”退出该组织。并命对校内贴出攻击康的大字报进行反击。

“上三司”进占康平路，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率工总司威逼撤去，上海第二次夺权迅速破产。

山东省青岛市在王效禹领导下，进行夺权，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名义发布第一号通令。

江苏发生夺权事件。

以中山大学“红旗”为主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广东夺权，省委在他们的监督下继续处理日常工作。周恩来4月18日在广州说：“1·22夺权成为一个秘密夺权。两个学校组织，一个机关组织，一个工人组织，一个珠影，四个外地组织，共九个组织。夺权成了谈判，把赵(紫阳)等叫到中大，要印给印，这是不可仿效的。夺了权，掌不了权，瘫痪了，所以中央决定实行军管。”

 

1月22日、2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与首都院校师生连续两次举行座谈会。江青表示，对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与党校“红战团”调查康生材料感到震惊。我们是共过患难的，现在联合不起来，她要求学生与工农结合。陈伯达指责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你夺权，我也夺，夺来夺去，形成内部斗争。

 

1月2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

《决定》指出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它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的补充指示，规定：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林彪就夺权问题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对于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需要。”

康生在人大会堂的座谈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最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同体育界座谈。康生讲话：我同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做了十年的斗争。“红战团”造了我许多谣。周恩来也指责体校造反派与“红战团”联合炮打康生是上当了。你们应当去发表声明。        

北京军区造反派公开提出打倒司令员杨勇。

七机部夺权。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宣布夺了刘贤权的权，组成联合指挥部，独揽青海党政大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农村来信《打退年终分配中的经济主义妖风》。编者按中说：北京市郊区一小撮坏家伙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招牌，蒙蔽一部分群众，分光公共积累，分光储备粮，甚至种籽也分了”。按语提出“希望那些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不要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忘了集体利益，忘了政治，忘了阶级斗争，忘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哈尔滨荣复军头子以招待看文艺节目为名，将其成员及群众集中到青年宫。节目完后，随即纠集三百余人，手持铁棒、木棍、钢丝鞭、匕首等凶器，袭击了“红色造反团”。荣复军随即遭到哈尔滨驻军镇压。

 

1月24日

              徐向前亲往林彪家，反映军内情况。林彪同意以军委名义发布一个有关部队文化革命的文件。由林彪口述，整理为七条。后经军委与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研究通过，呈报毛泽东。毛批示以此件向正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征求意见，补充了对高干子弟加强约束一条，共为八条，即所谓《军委八条》，于1月28日正式发布。

              周恩来接见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讲话：并非青一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外交部就夺了权。主席说：发表了夺权的文章，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但也不能说夺权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然就没有一小撮的问题了。夺权首先是夺运动的领导权。各部夺权分两步走：首先是夺运动的权，另一方面培养业务新生力量取而代之。如果造反派业务能力很强，就一气呵成。夺权原则：并非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否则影响夺权。能夺的就夺。夺权是一次大演习。夺权可能有反复。如果革命派夺了权，但不符合四个原则，其它造反派不满意，可以再夺。但右派再夺，就是反革命。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参加。陈毅作检查说：造成自己错误的原因是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周恩来发言：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谦虚的。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辉煌的业绩。

              下午，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与上海警备区解放军代表讨论夺权问题。商定积极进行准备，在25日行动。“红革会”闻讯，抢先在午夜举行夺权，发布号外。这次夺权是由“红革会”盗用“工总司”的名义组织的，张春桥不予支持，故亦很快流产。“红革会”因之转而反对张春桥。

              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造反队员数千人，去上海柴油机厂，以冲击张春桥家的罪名向在一月风暴中反对他们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或“联司”)进攻，图谋一举砸掉它。因对方早有防备，未能得手，仅抓走“联司”成员二百余人，在公安局关押。“联司”组织群众列队至公安局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两派从此长期对峙，武斗时有发生。上柴在运动中，分裂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加入“工总司”，其反对派“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最初亦系“工总司杨树浦区联络站”成员，因受排斥而转成“工总司”的反对派。

              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在外滩、南京路等闹市区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和“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大标语。从一月中开始，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受到广大干部严厉批判，他写信哀求叶群：“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首都科学界在人大会堂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谢富治等出席，周作了长篇讲话：文化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阶级斗争；也是十七年来夺权斗争的继续。夺权亦需革命性、科学性与组织纪律性。

              周恩来接见回国驻外使馆人员。根据毛的决定，驻外使馆人员三分之二回国参加文化革命。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重申夺权只能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主要是监督权。

            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造反组织10位代表时，对他们夺权接管最高法院一切权力表示祝贺。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公开集会，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京造反派三万余人，围搜“联动”的最后据点八一学校，抓走32名学生。

              《人民日报》刊载“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1月14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示祝贺。

              贵州省夺权。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曾连续向中央发电，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王力认为李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拥护“文革”的积极分子，乃向毛作了推荐。李于1月下旬被召到京，在江青处领受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权成功。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省的夺权。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凌晨，林彪派叶群拿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到总后勤部把因作风糜烂、正被揪斗的邱会作接到西山躲藏。邱会作感激涕零，

 

1月26日

              毛泽东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谢富治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时，毛说：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谢又说：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毛说这是阶级斗争。

              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系统代表，提出薄一波很狡猾，61、62年他疯狂得很。余秋里是部长主任级的标兵，与薄的性质不一样。夺权先夺文革领导权，第二监督业务，如果有能力，可把文革领导权与业务领导权都夺过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中南海造反派斗争刘少奇夫妇。

北京来电(传单)

元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全体革命群众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大会一开始，听说叫刘少奇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王光美就抢先对他们说：“他能背下来”。刘少奇就结结巴巴背到“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时候把“核心”两个字丢掉了，王光美赶快给他提醒，王光美说“还有核心”。在群众斗他们时，王光美处处为刘打掩护。群众责问刘时，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王光美就急急忙忙为刘强辩理由。刘的态度极不老实，群众给刘摘下了帽子，王光美忙说：“不要让他感冒了，以后就斗不成了。”当群众责问刘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时，刘就狡辩说“没有反”。群众对刘又问为什么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答“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对王光美一直为刘打掩护很不满意，叫刘回去，留下王光美继续斗，刘怕王光美吃苦头，刘不走，后来群众把刘催走，叫王光美站在桌子上……。

 

              部分外地小学教师和北京小学“红旗造反团”部分成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戚本禹到会，宣读了陈伯达、江青的亲笔信，表示支持。戚本禹讲了话。

             江苏、安徽省委被夺权。围绕1·26夺权。安徽、江苏群众分裂为两大派。

             上海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串连各红卫兵组织，联合行动“炮打张春桥”。因徐景贤是张的亲信，乃决定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先轰徐景贤，以进行“火力侦察”。

              福建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军区与保守组织“8·29派”联合反击，指责这是反革命行为。

              新疆石河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因汽车二团夺权，两派发生武装冲突，死24人，伤74人。

              1月25日69名中国留法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莫斯科瞻仰列宁墓时与苏方发生冲突。26日首都“三司”在苏联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

 

1月27日

              叶剑英传达毛泽东对解放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错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凌晨二时，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炮兵学校联合行动，查抄了潜藏在育英中学的“联动”成员，逮捕20名，抄出了五辆摩托及自行车、匕首、铁棒等物件。“联动”分子数百人流窜广州，与广州的“工人赤卫队”和八一中学的“主义兵”勾结活动。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接管单位代表，说：夺权是本单位的造反派和本单位外的造反派大联合。

              周恩来接见新疆12·9绝食斗争造反派代表，表示对石河子事件一定要调查清楚。

              中央党校出现以“全无敌”署名的小字报，勒令“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酷吏康生”交待罪行。党校“红战团”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及工矿企业二百多个单位发起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发出紧急倡议：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以便夺北京市的权。

              深夜，上海“红革会”40多人劫持徐景贤，要徐交待写作班子与张春桥之间的问题。张春桥亲自向上海警备区调动部队，由师政委何海涛率全付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原市委党校，图谋迫使“红革会”交出徐景贤。然被拒绝，发生冲突，何海涛旋率众撤回。

              连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苏联“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各界群众聚集在苏驻华使馆前，焚烧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

斯洛夫的模拟像。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

 

1月28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拟定八条命令，经毛泽东审改，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内容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按]　军委八条是在各军区皆受冲击，怨声四起中，由林彪与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制成，原为九条，目标是稳定军队，中央文革讨论时，去掉两条，最后一条是毛亲自加的。

 

              中央军委发布《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北京市发生夺权事件。

              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时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资产阶级当权派。

              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回，并对夺权提出五点建议。

             晚，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工业展览馆咖啡厅会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红卫兵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军队镇压红卫兵？30年代做了些什么？高呼“张春桥是两面派！”“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等口号。被红卫兵批斗达6个小时。从28日至30日三天内，全市炮打张春桥的运动高涨。

            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创办《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于本日出版，全文刊载遇罗克的《出身论》。此报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

              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外国人，在北京游行。他们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手举毛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1月29日—30日

 晚，上海“红革会”联合八个组织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徐景贤获此消息，立即电话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向中央文革汇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大会召开。王力接到电话，提议采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写报告的形式，反映事态，然后由中央文革表态制止。“机联站”的报告拟成后，市委办公厅有关人员指责其中歪曲事实，拒绝拍发。张春桥于是在30日亲自起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特急电报》，倒签发报日期为一月二十九日。并要求将电报内容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于是，“电报”印成二十万份，广泛发至全市。这份由张春桥矫造的电报，据张自己说，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红革会”所策划的“炮打张春桥”全市性大会遂致流产。                                        

 

            [按]　此为上海反对张春桥的第一次浪潮。从此，“红革会”已濒于溃散。二月中，在张、姚策划下，把这一事件定性为“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在全市开展反逆流活动，“红革会”覆灭。嗣后，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借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等名义，连续多年对参加“炮打”的人进行残酷迫害。据《历史的审判》所载：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中以炮打中央文革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达249000余起，受株连者百万人以上。

 

1月29日

              周恩来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说：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抓了四五百人。武汉的运动10月份才起来，张体学是被王任重拉坏的。王是12月回武汉的。现在是夺权，资产阶级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死亡，以各种形式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

              康生在讲话中指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青海省“8·18红卫兵总部”、“8·18红卫战斗队联络站”等41个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部分造反派冲击军区。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请示中央军委。叶剑英指示：对围攻群众尽量作说服工作，防止事态扩大。但对那些开枪杀人的歹徒，可予严厉惩处。

 

1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浙江问题发表决定。《决定》指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违法乱纪的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王力向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广播学院部分造反派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有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中谈到《红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第四个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方面协商成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用人民公社，毛主席在58年就想的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王洪文所掌握的“工总司”与耿金章操纵的“二兵团”在斜桥发生火并。耿指责王扣押了二兵团常委范建华，故大兴问罪之师，并企图派人砸张春桥家，包围在斜桥的“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工总司”复实行反包围。张春桥严令耿撤走部众。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宣布解散冲击军区的造反派组织。济南逮捕七大造反派领袖。西宁省军区通令取缔“红囚兵”。“红囚兵”冲击军区，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

              建委主任谷牧得造反派“最后通牒”，由西南三线乘机返京，被绑架斗争，旋由周恩来安排避居中南海。

 

1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对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对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释放。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时说：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了中央的权。

              周恩来、江青、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萧华等接见外地来京部队同志。周恩来讲话说：因为随意逮捕，随意抓人，不仅把部长捉了，副部长统统捉了，司局长也给捉了，常常几天找不到。“同志们给我想想，这个对于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吗？”

              叶剑英接见济南军区机关革命组织联合造反团，答复他们济南军区推迟文化革命是毛的决定。“要拿主席亲笔的没有，亲口是有的。命令上也写上了。”      

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同意，在城西什坊院建立临时特监，以关押被揪斗打倒的高级干部，包括陆定一、黄克诚、彭德怀、彭真、班禅额尔德尼、贺龙、罗瑞卿等，计二十四监。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表《第一号通告》，范正美(哈师院造反派头目)任革委会“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人民日报》刊载“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脱帽洗完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之改造自新，不然，还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吗？

(四)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被揪斗。

              康生布置对1946年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而后被释放的共产党员九十余人，以叛徒罪名，进行审查，致其中26人被折磨致死。

              戚本禹接见人民大学师生，说：“孙泱(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

 

2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最近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写信问我，给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画花脸、游街示众，算不算武斗？我认为这些也是武斗的形式。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进行斗争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强调以理服人……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理。

              毛泽东对“三司”《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作者孟繁华)一文颇为欣赏，推荐给《红旗》和《解放军报》转载。转载时均特别加上了编者按语。指出这篇文章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看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着两种“夺权”的斗争。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且必须夺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权。

              《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欢庆贵州省夺权。嗣后各省夺权，皆发表类似文章，实同八股。

              周恩来、李富春、康生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讲话：工交23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都在夺。“我们要利用夺权把干部都考验一下。”

              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接待工作人员时讲话：现在夺权斗争已起连锁反应，任何单位都在夺权。应该是大多数是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真正烂掉是少数。次之是不能作原来工作，撤职留用。第三是停职反省不如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第四可以留用，监督业务生产。后三种是多数。

              戚本禹、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接见公安局全体成员及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成员。两个学院的造反派因接管石景山公安一分局问题，发生冲突。戚本禹宣布，对石景山一分局由卫戍区接管。矿院“东方红”撤还。戚本禹还提到“现在要成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提到的。”

              徐向前接见解放军总后勤部造反派代表，说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邱会作不是三反分子，不是刘邓的人。他在生活上的问题引起了很大公愤。对廖汉生、杨勇要打倒，对郑维山要保。

              江青、戚本禹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江青说：新文化部与旧文化部是一回事。

              王力、关锋在《红旗》杂志大院就“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传达陈伯达的批示，并讲了话。陈伯达的批语：“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由外面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人来扰乱。陈伯达2月1日晚十时。”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向学生代表讲话，指责“红革会”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破坏对陈、曹的斗争，破坏大联合。

 

2月2日

　            周恩来写信提议：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它有关同志按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日(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提议今后每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以祝贺黑龙江省夺权胜利。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刊登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提出“反托”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引起社会上许多群众组织“清除托派”之风。

              “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

              师大"井冈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造反派冲击高教部、教育部，抢走档案。

              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32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酝酿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诱胁下失败。

              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在连遭批斗后死亡。

 

2月3日

              毛泽东接见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文革初期，与中共沆瀣一气者，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惟此“欧洲之明灯——阿尔巴尼亚”。若北朝鲜、北越，皆因与苏联关系，而与中国若即若离，时好时坏。迨至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关系建立，中共与阿尔巴尼亚亦反目成仇。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停止步行串连的通知。规定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师生，在15天内可免费乘车、船回本地。自2月8日后，吃饭也不再免费。

              《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高度赞扬了上海的“一月革命”，说：“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

              《红旗》第3期还刊登本刊评论员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

             谢富治在“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誓师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同时建议今后类似活动，无须小题大作。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

              《大众日报》发表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

 

2月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二、三、四、五、六、七机部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经中央文革同意，非本系统内职工和学生，其它外单位职工和学生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

              戚本禹在京棉一厂辩论会上讲话：一、二、三厂女同志多，武斗最厉害。京棉一厂最近的武斗，总理和中央文革十分关心。他要求：(1)不要武斗；(2)不许抓人；(3)坚持生产。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任主任。上海人民公社发表了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宣言。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成立大会。但是《人民日报》迟迟不报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造成上海人心浮动。耿金章、红革会等反张势力复行活跃。

              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毛泽东对争斗激烈的工人日报社指示：“《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工人日报社、北京日报社和市公安局都发生相互排斥的两个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抢权互斗，是北京市近来打得最厉害的几个单位。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冈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2月7日，蒯大富承认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2月6日

              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人他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豁达一些，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嘛。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就1月末造反派群众连续冲击军事机关的公告。声明如继续冲击军事机关，将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内蒙流血事件发出急电。

 

            [按]　早从1966年初前门饭店会议开始，乌兰夫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而靠边站。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中分裂为呼和浩特市各院校(以属于“呼三司”的内蒙师院“东方红纵队”为主)的造反派与主要是以工人与机关干部为主的对立面组织“无产者”。“三司”支持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积极批判乌兰夫的自治区书记高锦明、权星垣。“无产者”则支持与乌兰夫关系密切的王铎、王逸伦。军队介入运动后，支持“无产者”。二月五日内蒙师院红卫兵围聚内蒙军区门前静坐示威，质问军区领导黄厚、王良泰、刘昌等。师院学生韩桐当场被军官柳青用手枪击毙。“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打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卫兵”(苏联新闻报导语)，激起公愤，当地形势紧张。

 

              陈伯达与北师大附中师生座谈，提出复课问题。小学要复课，初中下学期复课，高中也打算复课，大学也在研究。现在你们太涣散了。学生中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今后长征不一定搞了。“联动”是一批老红卫兵，早期有功；后来搞了一些恐怖活动。“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

              北京一、二、三红卫兵司令部负责人多次会商实现大联合，筹组“首都红代会”。本日下午，谢富治接见有关代表，表示支持，指示暂时不包括中学，因中学生中左派代表比较混乱。

 

2月7日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必须有三结合的领导，即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革命领导干部、驻军负责人。省市夺权，不是这样三结合的，一律不承认。克服革命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在审改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周恩来要求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不组织战斗队，不能夺权。

 

2月初

              在戚本禹的积极煽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朱德联络站。

 

2月8日

              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者为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碰头会规定每二三天召开一次，时间是下午。会上元老派与文革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军委发出特急指示，要求外出串连的所属人员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还。否则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奉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用飞机把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等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以资保护。

中央军委根据八条命令，经林彪批准，作出如下决定：

1.            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            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周恩来、谭震林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周在讲话中说：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并建议江苏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

             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坚持在这里要揪邱会作的二医大和总后机关造反派。他们对2月1日徐向前的讲话也表示不满。陈伯达重申，他保邱会作。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及部分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要求“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里面来”，初一、二年级可以学习点语录和毛著；高中不一定是上课，集中到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现在，“联动”把下乡下厂当成防空洞。“他们在打你们，你们可以自卫嘛！”他还与部分教师进行座谈，表示初中要开学。一半时间学文化，一半搞革命。

              下午，中央统战部继续召开大会，批斗徐冰、刘述周、张经武、平杰三等。

              上海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布《砸烂“等级”、“职称”旧制度》的通令。此通令后被指为毒草，予以批判。

    济南军区海陆空三军为庆祝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举行了大规模武装示威游行。游行中，解放军包围了保守派“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

              青岛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一部分保守派分子企图反夺权，包围广播电台和报社。解放军举行大规模武装示威，以示对造反派的支持。

              南昌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斗争省长方志纯大会，省委书记杨尚奎、刘俊秀陪斗。

              2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设在那里的长江日报社，本日，在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导致武汉及湖北各地更加严重的乱揪斗之风。[5]

              重庆市保守派重大8·15宣布夺权，成立革联会，把“工人造反军”、重大“8·26”、西南师范学院“8·13”等组织打成反革命。两派冲突日炽。

 

2月9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徐向前为刘志坚叛徒问题对陈伯达进行质问。陈伯达坚持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批朱(德)联络站贴出海报，定于十日召开批判朱德大会。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答复：如批朱，我将来陪斗。会议因而夭折。

              北京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二十万套。

              戚本禹接见沈阳音乐学院造反派，说：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对劫夫[6]“我想保一下。”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实现大联合，组成夺权的筹备小组，由学生、干部、驻军代表参加。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山东夺权是真夺权，在干部问题上过“左”了。在三结合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当前正考虑让串连的人统统回来。            批判薄一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

 

2月上旬

              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军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作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要硬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作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

              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内部进行整风。清华园内，就“反托”和整周恩来、康生材料问题炮轰总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整风则主要是围绕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展开。

 

2月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叶剑英讲：“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什么其它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会上群情激愤，提出要同他们辩论。叶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必须按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不可妄动。

 

2月10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陈伯达、江青、康生1月4日讲话[7]，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他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江的会。要陈、江作出检讨。陈伯达大为紧张，甚至想到自杀。“二月逆流”以后不了了之。

              《人民日报》根据毛的指示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并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在第三版上又登载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一文，并加上了按语。

              周恩来、萧华接见内蒙古党委、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卫军”(“无产者”)四方代表，会商解决内蒙枪杀韩桐问题。

              陈毅接见西安造反派组织十代表说：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当时陈毅分工处理西北问题。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外出串连的人都要回来整风、整顿思想。北京夺权又进入关键时刻，要先组成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

              水电部第二次完成“全面夺权”。

              张春桥在接见同济大学造反派时说：怀疑一切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

              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声明，最强烈抗议大批暴徒连续四天侵扰中国驻苏大使馆。

 

2月11日

              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这个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它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和一九六O年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仅。

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以上规定，应立即向各级党委、全体人员传达。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的规定。

 

            [按]　1月26日，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武装部队与冲击该部的造反派发生武装冲突，共死二十余人，伤近百人。中央文革称这是军队镇压造反派，军区则说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还击歹徒。相持不下，于是有进行军管之令。

 

中央发表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生(包括毕业生)停止串连，一律回本校，一边开学一边闹革命。中学上课要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必须认真平反。认真整顿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工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为了加强革命纪律性，中学里在适当时机要对中学师生集中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一九六六年的高初中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也一律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复习功课。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叶剑英发言，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各种战斗队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周恩来接见农林口五单位造反派，指出夺权以后，要在春耕前站稳阵地，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地区造反派八单位代表时说：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原则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

              北京召开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周恩来讲了话。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对专案组工作人员指示：

“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手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谈到审讯方法时说：“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拿不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

 

              江青指示办一个揭露“联动”的展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回国的留苏学生(反修战士)，抗议苏修暴行。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近日来，已有二百万人在苏联使馆前示威游行。

首都“政法兵团”贴出长篇大字报，攻击谢富治。

 

2月12日

              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至京，一星期中连续接见三次，就上海夺权后的名称等问题作了指示。毛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取缔全国性的组织。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员党籍处理的通知。规定：

一、                  除了逮捕法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立即开除党籍外，一般党员的党籍处理，应该放在运动

后期进行。

二、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处分，必须由党组织执行，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

三、                  有关党员的入党申请书等档案材料，不得烧毁。

                                           

              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原校、原机关进行检讨的规定。

              周恩来办公室电告内蒙四方，分别作好家里的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及首都各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各地正在夺权，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左派在夺权中打架，乱抓人。今后抓来我们也不收。

              “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揪斗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誓师大会”，并发出了《呼吁书》，呼吁掀起一个批陶的新高潮，同时决定组成“揪陶兵团”，在会后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揪斗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旬”，声称要把陶铸及其死党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把他们统统斗倒、斗垮、斗臭！从2月13日至21日，被视为陶铸黑爪牙的熊复、张际春、萧望东、钱信忠、何伟、刘皑凤、刘祖春、孙正、张孟旭、丁莱夫、张子意等一一被批斗。

              在天安门、中南海、八大学院等处开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滔天罪行专栏”。

              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讲话：“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的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上海造反工人组织正式分裂，“一兵团”发起反“工总司”大游行。

 

2月13日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说：运动“还有半年，延长不延长不一定。据形势可能延长。因为斗争会有反复，别害怕。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

              周恩来电话指示，对贺龙不能抄家，其所有文件交军委办公厅。

              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说：蒯大富打托派是错误的。不能往解放军脸上抹黑。

              《北京日报》复刊。

 

2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必须注意西安交大极“左”派。

              根据毛泽东10日指示，中央文革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江青以病假缺席。张、姚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新华通讯社问题的六点通知：

1.            新华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宣传机构，不得由社内外的革命群众组织接管。领导机构和人员的调

整，要由党中央决定或批准。

2.            新华社已经建立的监督小组要切实加以改进，这个问题应由社内的革命群众协商解决，在没

有妥善解决之前，都不要进驻社长办公室。

3.            主持新华社常务工作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有职有权。

4.            立即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由六人组成，协助王唯真同志工作。

5.            一切工作同志都要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

6.            关于规章制度问题可以批评、批判、提出改革建议，但要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才能执行。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规定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要经中央批准。

              陈毅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说：北京市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监督者想把权扩大。外交部和外办只能搞监督权，不能包办代替业务。有的过一个时期，经验不成熟，还可能取消监督权。

              李富春在团中央讲话：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十七年来，他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共青团的前途，中央没有定。一个方案是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一个方案是红卫兵加入共青团。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向南开大学“8·18红色造反团”传达首长指示：“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

              晚，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受聘为《红旗》杂志通讯员)谈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都要靠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是和王明路线相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又说：你们是经过挑选的，但还要在斗争中考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夺权中只要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就说是保守派，是错误的。《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原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按]　不再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表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不属清算范围，意在争取广大中下级领导干部。但是这一批人早已受够冲击而靠边站，造反派又抓住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肯放松，同时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这些干部凡是亲近甲派、受它所支持的，必然受乙派的忌恨而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一身骚，无法站出来。大联合不成，三结合无望，故自夺权以后，全国各级组织皆长期处在派性的混战之中。

 

              北京二万余名小学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小学革命师生打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在新省委建立以前，行使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各种大权。

              青海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8·18红卫战斗队”拒不退出，发生冲突。叶剑英指示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对胆敢无视《军委八条》者严加惩处。林彪办公室亦指示可以反击。

 

2月15日

              据周恩来2月17日在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前天(即15日)，我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指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这句话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

              周恩来接见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说：你们的文件27日送给我，28日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对你们所提对待干部，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是调、留、提的意见很欣赏。现在说中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夺权已呈连锁反应，左派不夺，右派、保守派也要夺。右派、保守派夺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夺回来。

              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代表座谈北京市夺权问题。北京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他提出：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下一步撤消各地在京所设联络站。北京也不要在外地设联络站。北京夺权将不用“公社”的称呼，倾向定名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拥护“文革”的外国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聚会，他们给毛发了致敬电，要求取消对他们及其子女的特殊特遇，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后游行，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勃列日捏夫！打倒柯西金！

 

2月16日

              周恩来主持的碰头会继续召开。会前，谭震林责问张春桥：陈丕显是否已接到北京来？张以群众不答应为由推卸。谭怒斥张：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是你干的。会上，谭震林指责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忿然欲离会。会上元老派和文革派发生激烈争执。此即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指为“二月逆流”。李富春则一言未发。

              当夜，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碰头会议记录。江青写了条子：“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立即召见张、姚，听取了汇报。江青与王力亲往林彪处汇报。林彪的答复只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是个书生”两句话。

                中央发布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萧华、曾山参加。周说：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杭州也是这样。长沙冲了，占了军区大楼，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要抓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萧主任(华)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周恩来指示，从十八日零时起，两派停止对骂、对打、抓人，不开群众大会，不搞游行示威，以防止事态扩大。

周恩来关于内蒙问题的四点指示 ：

总理二月十六日晚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代表时指示，对内蒙当前事态处理的总的精神是：要从大局出发；事态急需立即坚决平息下来，听候中央处理。具体提出四点指示：

一、                 停止对骂。大、小报纸停印几天，要出可以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对骂的传单、标语，一律

不准再出；广播车、广播站一律不准对骂。

二、                 停止对打。

三、                 停止抓人。

四、                 不开群众大会，不搞示威游行(包括武装游行)。

以上四点从十八日零时起生效，如再有违反者要追查肇事者。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又胜利了。

             陈毅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说：现在动不动炮轰、打倒，这不是瞎胡闹吗？有些人，作风不正派，踩着别人上去，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2月16日、3月16日

              《新北大》上连续刊出批判刘白羽所撰《朱德将军传》一书的文章：《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二文。

 

2月17日

              康生单独晋见毛泽东，就怀仁堂会议情况进行汇报，张、姚整成记录，上报毛泽东。

              谭震林致信林彪，就碰头会上所发生的争论继续抗辩，表示要继续斗下去，拼下去，下定决心，准备牺牲。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某某，其它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某某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这样子，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布礼                                         谭震林      二月十七日

                                               

             中央发布关于支持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求支持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如果对原调出地区和单位的当权派有意见，可以写信或寄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少数几个代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不要成批离开工作岗位。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青外出上访、串连、请愿的通知。指出：目前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规定：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确保机要文件与档案安全的几项规定。规定一律不准冲击、占领机要室和档案库，不准抢占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有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包括密码、密电、绝密文件和机要保密单位的一切图表、图纸等技术资料，都要严加保管，未经上级批准，任何单位和人员一律无权翻阅查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批准借出的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要责成当事人火速追回，并限期交回原部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艺团体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以周扬、夏衍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权威”。文艺工作人员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下乡、下厂，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演出有困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待工作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今后不要再揪工作队去斗争。

中央发布通告，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周恩来、李先念约集国务院财贸各部委及财经学院等造反派代表谈话，严申：对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将受批斗而伤病或无法工作的部长吴波(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商业部长)、方毅(国家计委负责人)等接至中南海保护。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参加造反派，图谋夺财政部的权，周命令当场逮捕。并传达了毛泽东不再提“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以利于团结更多的原领导干部。中央部门夺权中的三结合采取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的形式。每个部党组要恢复。夺了权的必须经中央审查才能承认。部内问题一定要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外单位不能参加。

              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说：夺权已形成连锁反应，各部都在夺权，但不应千篇一律，而应区别对待。一、是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领导权；二、夺对业务实行监督权。对工交战线，要一分为二，有刘、邓影响，也要看到毛主席的红线。

              下午，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的同志。在谈到革命造反派内部问题时说，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发互相攻击的传单，不要随便抓人、骂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看到别的人缺点。

              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公开信》，劝阻造反派冲击成都军区(军区支持保守的产业军)，并警告造反派头头，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造反派置之不理，继续冲击。军区因此大肆拘捕，人数高达万数。

             陈伯达电话通知《光明日报》，停止揪斗穆欣。

 

2月18日

              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严厉指责了谭震林等元老派。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徐向前、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退场。

康生在会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按］ 40年代，正当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策划夺取党内的最高权力。他重用情报头子、整人专家康生，他用娴熟的权术、残酷的斗争手段，斗垮了“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形形色色的敌人，通过整风，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把同志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使任何人都对他俯首帖耳，山呼万岁。“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一生帝业的始基，故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之有半点非议。

 

会上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名政治生活批评会)[8]，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进行批评，三人“请假检查”。并确定由周恩来找陈毅、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传达会议精神。

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重申二月八日通知，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还原单位。

凌晨，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周讲话：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夺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干部大多数还要继续留用。你们大家有委屈，我向你们道歉。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代表说：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学军，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的半工半读不同。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斗批改，这个工程很大。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接见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办、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周讲话：各部委造反派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对老干部不能残酷斗争。

              叶群、陈伯达、江青及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萧华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叶群讲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夺权委员会与革命造反公社代表。指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停止发展。蒯大富、聂元梓应去夺权委员会工作。

              新北大、高教部、民族学院等单位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陶”大会，何伟、徐冰被揪出示众受审。

              上午九时，文教口和总勤务站办公室召开了首都一百四十多个大小文艺宣传单位代表会议，讨论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问题。

              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2月19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2月18日所写的《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关于两个中学军政训练试点的工作总结报告》作了亲笔批示。

林彪同志：

一、                此两件应立即转发全国。

二、                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

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

三、                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次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江青说毛的这个批示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林彪将谭震林写给他的信转交毛泽东，并写信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

敬礼

                                                   十九日

              毛泽东接信后，批“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林彪收到后当即撕碎，掷入痰盂里。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夺权的省市，必须先经中央批准，然后见报，且不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意见。[9]规定：

从三月一日起，中学师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搞好师生生活。一时不能选举者，可由各方代表协商，成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    

 中学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负有国家生产任务的半工半续学校的学生，不必下乡劳动。

认真整顿和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工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广播学院对北京台夺权问题发生争论，乃至武斗。中央文革于18、19日两次写信，要求双方协商解决。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与首都红代会代表座谈。戚本禹讲话，介绍了刘建勋的情况，强调夺权必须与干部结合。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钢一连”、“井冈山之声”、“挺进大队”等战斗队联合举行了“彻底批判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会”。决定成立“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络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指责该校的所谓“新思潮”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与之进行了“原则”的斗争。二月下旬，“井冈山公社”发出通知，决定总结批判“新思潮”的收获并进行军训，用毛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来整训自己的队伍，声称要使之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所谓“新思潮”，其内容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大联合，打倒一切权威组织。”

 

2月中旬

              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全市各组织成立“支联站”，与“工总司”对抗。“支联站”头头是交通大学助教汤福生，化名“全向东”。2月19日，“全向东”至上柴，表示对“联司”(司令杨仲池)的支持。

 

2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布致农村贫下中农及各级干部的信，要求抓好春耕工作。                             

批朱(德)联络站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朱德，被周恩来制止。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执行军委八条作了一些补充说明：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它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吴德、高扬文与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接见北京三大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催促完成联合。谢说：北京市要成立一个权力机构，工、农、兵、学、商多方面参加。

              李先念接见建工部革命造反派代表，号召大家返还内地建设工地的岗位。毛主席说过：内地建设搞不好，就睡不好觉。内地建设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谭震林接见农林口造反派代表，祝贺农林口各部门各学校实现大联合。         

李先念接见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时说：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王学明是党内走

资派。

              关锋、戚本禹在《光明日报》全体职工大会上，说《光明日报》几年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报纸。穆欣基本上是左派，应停止揪斗。

              武汉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2月22日

              江青迫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搬出来”，被拒绝。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会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王力到会祝贺。周恩来代表毛、林及中央祝贺首都红代会成立。他说：这次庄严的集会，表明我们即将象上海一样进行一次大夺权。陈伯达讲话：“广大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会发布的《红代会宣言》指出：“目前，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三结合的方针”，“必须在自己灵魂深处来一场大夺权、大造反”。大会通过对毛的致敬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还通过了《告全国红卫兵书》。首都红代会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造反联络站”、“第三司令部”和其它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联合组织。首都红代会由15名常委组成，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财经“八·八”、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担任。

              李先念接见外贸部革命造反派。说：杜向光(原财政部副部长)公开违抗中央命令，想利用造反派打倒吴波，不能允许。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没有错误。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出现了连锁反应，先夺了再说，夺错了没有错误。夺过分的，让出来就是了。要说错，我们错了。

 

2月23日

              军委颁发由毛泽东签发的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信浙江省军区并转造反派组织，号召并赞扬军区与造反派联合，搞好运动。

             国务院发出关于新制红卫兵袖章、旗帜时必须尽量节省布匹的通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公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由张春桥充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陈伯达对《光明日报》代表谈穆欣问题，说：多年来《光明日报》工作是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

              青海省军区通令：取缔反革命组织“8·18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逮捕首恶分子；同时出动军队，包围并夺取了青海日报社。对反抗者开枪射击，顿时枪弹如雨，血肉横飞。在冲突中，共伤亡377人，其中解放军死4人，伤26人。叶剑英电示，打得好，打得对。

 

2月24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参加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与卫戍区逮捕了北京的“全红总”等组织的头目。

中央文革打电报给西藏拉萨革命派，答复有关问题：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给西藏

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周恩来致信林彪，就决定召开军以上干部会，事先只请示毛，而未向林报告一事，承认是一大错误，并保证永不再犯。

              江青、谢富治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中学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讲话：对“联动”这样反动组织要做分化瓦解工作。他们组织很严密，是有后台的。谢富治要求对这个组织做坚决的斗争。它有后台，代表一个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

              上海举行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群众大会，张春桥作长篇发言，传达毛泽东关于有关夺权的最新指示：

讲一讲夺权问题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变颜色。

在夺权斗争里边，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问题的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够夺权、夺了权能不能巩固的关键。

上海这地方同志们总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人数不多，只有那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很复杂，就是有许多反革命。

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地来挑动革干军干子女，说现在社会上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我们的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革干、军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说一下，

就是增强组织问题。今后要好好地学习，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

 

2月25日—3月18日

              中央七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判了谭震林等元老派。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以后，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文革“碰头会”停止召开，毛泽东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行使党、军大权。中央文革的权力陡然大增。社会上则掀起反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

 

2月25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叶剑英、关锋、戚本禹、叶群接见即将参加高校下一期军政训练的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干部。江青指示：军政训练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叶剑英说：中央文革八个月来的工作，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

              陈伯达、康生、王力接见云南省造反派时讲话：大联合是大方向一致下的大联合。工厂是干部和民兵三结合。在夺权中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目前提出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精神。 

吴法宪对空军司令部与直属组织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讲话：继揪出成钧、刘震、张廷发、何廷一、王静敏之后，各部门又提出一些有重大错误的人，如司令部的邢永宁、尉剑畴、王少江；政治部的黄玉昆、王平水、夏屏西；高指的周彪、杨易风；雷达兵部的向黑樱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大规模的批斗大会。被王力、戚本禹赐名为“新时代的狂人”的陈里宁在会上发言，控诉刘、邓路线对他们的迫害。“3·6专案联合战斗团”发言指刘少奇为大叛徒，利用职权，指使薄一波、安子文叛党出狱。

              张春桥在接见北京驻沪联络站师生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一本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这本书在国内、国际都有很坏的影响。现在批判它，给红卫兵出个难题。”他在与华东局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刘少奇看来九大中央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毛主席说：看来以后我还要与他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杨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了，毛主席建议不要开了，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           

从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分别逮捕“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四十余人。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上海“工总司”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被拘捕，第二兵团开始瓦解。二兵团长期与“工总司”抗衡，秘密策划结合陈丕显，进行夺权，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故被吞没。与之相近的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均相继瓦解。1967年5月2日，耿金章始得释放。

              广州揪斗陶铸、赵紫阳、区梦觉、林李明。

 

2月26日—3月25日

              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召开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三支两军问题。

 

2月26日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时，说：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当有人认为解散文革领导小组是破坏十六条时，周说：十六条早就突破了。可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有气魄的闯将，以闯将为基础，组成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与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建议对广东实行军管。对与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亦行军管。毛批示：“同意这样作。”

              李富春接见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大庆还是一面红旗。为什么百分之八十的标兵都被打倒了？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造反派，欢送他们撤出外贸部。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体育界造反派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首都和中南地区斗争陶铸筹备处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陶铸大会，熊复、雍文涛、萧望东等陪斗。

 

2月27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讲：“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能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毛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指出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志。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要撤回来。

              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王力、关锋在广播事业局座谈。江青讲话，问：为什么让丁莱夫之流丢在一边睡大觉？这是敌人！对敌人，我看要狠。

              陈伯达、王力、关锋给《人民日报》临时监督小组指示：唐平铸与一月中《解放日报》事件没有责任，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若干补充：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月28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呈的一个材料[10]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傅说：最近北京工人组织武斗相当严重。现在各工人组织应该停止发展。工人组织中打人、抓人、私设公堂。农村也有，昌平搞得很厉害。谢富治强调夺权没有经验可创造。前一段夺权经验有四点：一、要实行三结合；二、要搞大联合；三、夺权的必须是真正的左派；四、必须依靠本单位。离了这四条就不行。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市革委会在23日通过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的错误。

              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实行联合，《人民日报》在3月1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周恩来宣布对广东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等接见煤炭、铁道、石油等部造反派代表，对抓革命、促生产再次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三月份再不搞“三结合“，就要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周表扬了石油部生产情况。

 

2月

              毛泽东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对运动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登报贴在大街上，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这样凶。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将来他们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了，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周恩来在接见黑龙江红色造反者时传达)

              毛泽东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讲话：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向总理和国务院送递的一份指令中，要废除所有的首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很反动的……其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首长才行。

谢富治指示：有些小报刊登谣言，影响不好。今后首长讲话不许张贴大字报与发传单。

江青指责上海市公安局整了她的“黑材料”，为此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打成“现行反革命”，副部长凌云被捕入狱。

 

2、3月

              自上海“鲁迅兵团”文章发表后，从2月底到3月初，首都各高校造反派组织纷纷开始整风。

 

3月1日

              《红旗》第四期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声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能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对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全国各校又提出抓、揪、抄，表示愤慨。他质问：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他提出：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对流行的“大联合、大夺权”口号，他传达说，2月27日毛主席已表示不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改为“大联合夺权”。他提出：“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不要跨行业，已经跨了的要改正。他指责批刘澜涛的小报实在不好，丑化。北京更不像话，搞了个《百丑图》。再这样，过几天我们就要封报了。

              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继2月28日再次接见工交所属铁道、煤炭、石油、水电、一机、化工、冶金等七部造反派及负责人，逐一研究煤炭、矿冶、石油三部恢复业务问题，指示介入的矿业学院学生退回原校整风。会议继续在2日举行。

 

3月2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不准部队所属的一些单位进行串连。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

              江青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会上，江攻击邓小平是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讲话：人大的第一个敌人是孙泱。第二是郭影秋，第三是胡锡奎。建议“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开门整风。“三红”搞康老的材料有很大的错误，应该吸取教训，清理队伍，达到联合，不能马上联合，也要协力。注意斗争方式，还要注意保密。

              《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山东省革委会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同时还登载了山东省革委会在2月3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清华、北大、师大等院校造反派连日欢呼庆祝。

              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开会，斗争了反革命组织“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

              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争荣高棠。

 

3月初

              戚本禹谈北京市老干部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李清泉是比较好的，有的比较坏，如雍文涛。

 

3月3日

              毛泽东发布《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劝阻自发前往援越抗美的通知。

              中央军委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政部门干部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参加。萧华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作了检讨。陈伯达讲话：萧华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由于长期养病，8月10日才回来，在一段时期犯了些错误。周恩来讲话：萧华问题搞得这么大，是有别有用心的想搞垮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李富春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提出中央认为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接见江苏代表团。王力说：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康生指出：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江苏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等口号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北京大学校文革的一些人把北大“井冈山”、“红联军”打成反动组织，关押了一百多人。本日，北大哲学系教师郭某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发聂在1966年11月涂改录音磁带，在政治上陷害“井冈山”、“红联军”等问题。聂指郭为“资产阶级整风方针的代表”。北大开始波动。

 

3月4日

谢富治、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戚本禹讲话：

中央近来研究一个关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是大家都回学校。外地联络站，三个司令部的都撤回。建议三个司令部合并。成立了红代会，三个司令部都撤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在对红代会所属各小报及印刷厂负责人讲话中，批评出版的东西错误很多，泄露机密、歪曲讲话，还出了“百丑图”。今后对未发表的毛主席著作与诗词，不能随便翻印。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人民大学造反派，就批判朱德问题，指示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们叫你们搞，就搞不成。”

              “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连日(4日、5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彭、罗、陆、杨之外，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曾三、萧向荣、梁必业及郝治平、严慰冰等数十人陪斗。

 

3月5日

              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等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两派赴京代表。周恩来说：江苏“红总”(以工人为主体)1·26夺权，但排斥“8·27”。1月30日三十万人大会又拒绝“8·27”参加，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发生打、砸、抢。故采取临时办法，实行军管，但不在报纸上宣布。南京“8·27”是以南京大学1966年8月造反而著名并发展起来的。它们提出口号：“砸烂文氏黑店”(文凤来为“红总”所支持的革命干部)，“红总”则报以“文凤来好得很！”的口号，“8·27”复以“好个屁！”讥之。故当时以“好派”、“屁派”相称。康生说：自己称自己“屁派”，真糟糕！

李先念在对人民银行造反总部讲话时，对财政金融学院“8·8战斗队”高度赞扬。并说：外贸学院到外贸部，商学院到商业部，财金学院差不多各单位都去了，他们去了30多个工厂，起了先锋作用。

              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说：江青同志说过，地院“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的红旗不能倒。朱成昭应闭门思过。“东方红”核心领导组应站出来领导。王大宾是个好同志。

              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数万群众举行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大会”。“全红总”头头王振海、李卫兵、周牧等被批斗。

              首都各高校普遍开展开门整风。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整风作了指示。要求通过整风，达到联合。

 

3月6日

              江青策划打倒谭震林，指使戚本禹授意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密谋“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文汇报》发表《搞臭风头主义》的社论，认为风头主义是当前革命大联合的危险敌人。

 

3月7日

              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毛泽东批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拟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称：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是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                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                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

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                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按

着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四、                各院校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深入地进行批判和斗争。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

五、                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

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六、                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七、                大专院校的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

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它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                大专院校所属工厂、企业和科学研究单位，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在春耕期间不要在农村生产队搞夺权。

               北京出现“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指责谭震林炮制大寨展览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

              北京市委干部刘建勋、吴德、高扬文等在首都剧场向全体革命干部检查了错误，进行“表态”。

              贺龙在其西山的幽居地写完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

              戚本禹密函江青、康生、陈伯达，“正式向组织建议，要刘、邓、陶、朱搬出中南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作出《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政训练的决议》。决定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开始，进行军政训练。

 

3月7日—16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华访问，10日参观了北航。

 

3月8日

              中央转发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大联合体会一文的批示。

              此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军训团进驻学校，开始对大、中、小学师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军训团到校后，搞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将学校教导、总务等机构改为政工、教育革命、后勤等组。并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撤销教研室(组)，将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林彪找李作鹏谈话，指示：“我想搜集一点具体事实，来说明军队中间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方面的路线斗争，请李作鹏同志把海军苏振华等人如何执行刘邓路线，在上面勾结坏头头，在下面煽动群众，向李、王、张进攻的材料，给我整理出来，把事实摆出来。要采取列举事实的办法，拉条条的方法，不要写成文章，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先后参观了在八一学校，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八一学校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养尊处优。全校千余人，其中六百余是服务人员。文革期间，学生中出现大批“联动”分子，对学校大行破坏。来参观的中央首长一致认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康生看到被砸的标本室时，说：“土匪，完全是土匪！”

              这个展览会受到“联动”成员的多次冲击。

              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四组织所主办的小报《红旗》上刊载《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一文提出严厉指责，说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而是揭发者。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及造反派组织代表，指示开门整风。中央文革重视2·18武斗，“这与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间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希望电台能与中央文革共患难，真正站在一起。

              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街头四处出现“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下午，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千余人，由谭厚兰等率领，高喊“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冲击并占领了“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

              晚上，由谭厚兰组织的又一批人冲进农业部，占驻该部。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抄了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家。廖是贺龙的外甥。廖与其妻均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看押。

 

3月9日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日报社造反派，宣布从12日开始，报社由军队接管。接管后，进驻报社的工人、学生要退出报社。

              农业口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3月9日—10日

              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陈伯达在会上揭露从1962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3月10日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

              军委发出关于军内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支工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连，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连。所有外出人员一律收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

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拒绝章士钊所提不要打倒刘少奇的劝告。

章士钊上书毛泽东

“文革”初，章士钊对不断加剧的动乱深感忧虑。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在给刘少奇写信之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大约三四天后，即3月10日，毛亲笔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李先念接见卫生部群众组织代表，说：这几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从中央负责同志生活上搜集资料，这是在丑化党。

 

[按] 当时大字报上揭发了许多干部生活奢侈腐化，特权享受，小病大养，无病亦养，浪费国家医疔资源，甚至霸占他人妻女，生养私生子等等丑闻。实则此类事并非个别，“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唯恐累及自身，故一再出面制止。

 

              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来到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和群众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

             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第5期(3月30日出版)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北京市六中召开大会，斗争王冒明，“西纠”成员王冒明因杀人致死罪被判死刑。

              中央批准对江苏实行军管。

 

3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康生偕其妻曹轶欧参观大寨展览会，指责这个展览有很多东西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该展览原是康生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吴德、刘建勋、丁国钰(或作高扬文)三位干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革命群众中亮相”，进行检查。“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为下一步进行三结合做了准备。

              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越来越大。下午，师大“井冈山”等三十二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召开了“揪出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誓师大会”。

              清华“井冈山”贴出“廖汉生与贺龙”的大字报，指责贺龙是刘邓的忠实门徒，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青海日报》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重新调查。毛在本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群“联动”分子骑车在王府井八面槽高喊“砸烂中央文革的狗头！”

 

3月12日

              毛泽东接见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成员。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编织成《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以特急函送交叶群。其中诬指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为海军内“苏记黑司令部”，陶勇、方正平、卢仁灿、康志强为这个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刚”；傅继泽、郭炳坤、张汉丞、赵晓舟、罗斌为“五大虎将”。4月，海军直属机关高级干部36人受到批斗。

              关锋在一次讲话中辟谣说：毛主席没有讲过不管什么当权派，先夺了再说的话。

              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筹委会成立，它包括35所中学的革命群众组织，拟于近日召开红代会。晚，谢富治在接见筹委会代表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要区别对待，其中坏的应该叫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红代会发出通告：要求所属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把谭震林批倒批臭，不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击溃，誓不罢休。

 

3月13日

              周恩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军事管制问题进行了逐条说明。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已经动用了团的兵力”。军管形式有两种，一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是派出军代表。

              李富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就生产问题讲话。

              关锋、戚本禹接见青海造反派“8·18”，了解青海事件情况。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讲话：10月3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陶铸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反对。这不光是几个字的争论，他就是不让批刘邓路线，不许批工作组。

              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组织在北师大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

              学部民族研究所部分群众贴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遭到许多大专院校的反对。当时学部造反派提出三打倒(余秋里、陈毅、谭震林)二炮轰(李富春、李先念)。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时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3月14日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时，说：毛主席看到“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不同意这种提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朱德问题要暂停。

              陈毅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说：革命的监督权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监督不搞监督官，做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原单位。

              北京五十多个院校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群众高呼“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论提倡一个公字》。

 

3月15日

              中央宣布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军管会主任。广东省1·22“革联”夺权之后，与各单位造反组织冲突，无力控制局面，造成混乱，此种现象，全国各地皆然。广东在全国地位特殊，故较早实行军事管制。“省革联”与军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广东两派长期武斗的祸根。

 

            [按]　在被群众造反派组织夺权的省、市乃至一些机关，派别对立，无法联合，往往夺来夺去，为劫持大印而武斗不止。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除毛及中央文革钦定者外，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根本无法建立。毛所标榜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终于成为破裂的肥皂泡。图穷匕首见，而有所谓“军管”。“大民主”成为独裁统治者枪杆子下的装饰和讽刺。

第五节   揪叛徒  彻底打倒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