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記》

第十節    群凶末路與四·五悲歌

 

197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10日

      周恩來主持召開黨的十屆二中全會，會議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決定將憲法修改草案、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全會選舉鄧小平為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請求。

 

1月13日－18日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2864人。朱德主持大會。大會的議程是：一、修改憲法；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人。張春橋在會上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會議選舉朱德為人大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為副委員長。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為副總理。會後，周恩來病重住院，由鄧小平主持黨政日常工作，並主管外事。

 

1月17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

      浙江、雲南省委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軍區、省軍區黨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但目前，浙江、雲南的個別地區、單位，資產階級派性嚴重，兩派對立，把民兵組織搞了進去，壞人乘機挑動，分裂民兵，搶奪武器進行武鬥，破壞革命、生產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為了貫徹執行毛主席指示，實現“安定”、“團結”，發展大好形勢，中央規定：

一、不論什麼人以任何藉口搶奪武器，利用民兵組織搞武鬥都是錯誤的，都是不允許的。

二、凡因資產階級派性嚴重，在思想上組織上還沒有聯合好的地區和單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揮部”或“民兵團”之類的機構，一律不要給民兵發槍。民兵組織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逐步加以整頓，通過整頓民兵促進實現革命大聯合。

三、凡已發生搶奪武器進行武鬥的地區和單位，省委應責成有關部門立即收繳被搶的武器、彈藥，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此通知精神，浙江、雲南可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和群眾，其它各省傳達到縣、團。

 

1月25日

      鄧小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發表《軍隊要整頓》的講話，傳達了毛提出軍隊要整頓的指示。鄧指出：從1959年林彪主管軍隊工作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現在，好多優良傳統丟掉了，軍隊臃腫不堪。“軍隊的整頓，一個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

 

1月

      四屆人大結束後，江青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一遍，並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見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王、唐又問：“你呢？”毛澤東說：“不在她眼裡。”“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2月3日

毛澤東離長沙經南昌赴杭州。

 

2月5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並成立中央軍委常委會的通知：

      (一）為了加強軍隊建設和戰備工作的領導，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二） 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十一位同志為常務委員。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同志主持。

總參謀部第一副總長，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總後勤部黨委第一書記，軍委辦公廳主任列席常委會議。

      （三） 軍委常委會是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處理軍委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對軍內外一律用軍委名義，不用軍委常委會名義。

 

2月9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傳述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精神。

 

2月10日

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批轉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

 

2月18日

      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學習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現將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發給你們，望你們認真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黨外群眾學習。

      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重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堅定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根據毛主席指示摘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不久將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發表。也請你們認真學習，並且要努力多讀一點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這個學習可以同批林批孔緊密地結合起來。

      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在學習中，注意聯繫我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並親自對目前實際狀況做一點調查研究。同時，要領導並幫助黨員和群眾學好。注意總結學習中的先進經驗。促進全國的安定團結。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發至基層黨支部，口頭傳達到群眾。

      學習的情況和問題，望及時報告中央。

 

2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組織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輯錄語錄33條），並在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者名義寫的按語中，公布了毛在去年底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編者按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充分理解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指示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進一步搞好“批林批孔”運動，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開始大批經驗主義。

 

2月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反映大慶工人艱苦創業的電影《創業》大加指責。 

  

3月1日

      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他反覆強調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張在講話中提出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這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他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警惕蘇修“衛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幟落地”的教訓。

      本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3期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文中反覆強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論述毛澤東說的“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文中提出：“現在主要的危險是經驗主義。”此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由毛澤東批准發表。

 

3月2日

      中國與莫桑比克發表新聞公報，雙方同意於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宣布獨立之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3月5日

      由於徐州、南昌、南京、太原等鐵路局和鐵路分局的運輸長期堵塞、阻礙津浦、京廣、隴海、浙贛四條鐵路大幹線的暢通並影響其它鐵路幹線的運輸，嚴重危及工業生產及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成為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為此，中共中央於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主管工業書記會議，以解決鐵路運輸問題。鄧小平於3月5日在會上作了“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講話。鄧的講話提出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大局的指導思想，這是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根本對立的。

      根據鄧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本日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央9號文件），決定全國鐵路恢復實行以鐵道部領導為主的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確保運輸安全正點。

      這次會議後，其它各條戰線和地區，也根據這個《決定》精神，開始了整頓工作。

 

3月8日

早在74年底，在南方的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向政治局傳達：四屆人大之後要實行特赦，釋放戰犯，先解決外部矛盾。同時也要很快解決文革中受關押與審訊的幹部問題。原設三個專案組(一辦汪東興負責；二辦黃永勝、吳法憲負責，9.13後撤銷；三辦謝富治負責) 改由汪東興負責，成立專案小組。紀登奎、華國鋒、吳德參加。毛已批了29件解放幹部的材料。專案組討論，決定除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林聿時、周景方等十幾個人暫時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議) ，其它人都先放出來，結論再作。1975年3月5日，專案組《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及特赦的有關文件交政治局討論。3月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此次共放出幹部350多人，連同專案解放的達六、七百人。

 

3月10日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文化部提出報告，給電影《創業》加上了“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等10條罪名，並停止在全國放映，組織批判。

 

3月18日

      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

 

3月下旬

      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專門檢查研究了9號文件的宣傳貫徹情況。會議明確提出，9號文件的精神不僅適用於鐵路工作，除了體制問題外，也適用於一切工業部門。

 

4月1日

      《紅旗》第4期發表張春橋奉毛之命寫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此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由毛批准發表。文章被“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奉為“張春橋思想”，“超過了”列寧主義，“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第四個裡程碑”。

      文章認為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利以後，仍然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因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也沒有完全取消”，而且，“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只要有這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這種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文章認為“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只有這樣，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張、姚兩文是毛澤東左傾思想的代表作，核心是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

 

4月3日

      張志新由無期徒刑改判死刑。

 

4月4日

      張志新被處死。行刑前，為防止呼喊口號，先被割斷喉管。類似的酷刑，在當時屢屢施行。

      江青在給新華印刷廠的電話指示中說：“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江青、王洪文還分別找中央政治局的在京委員談話，要他們對張春橋的文章、對反經驗主義表態。鄧小平指出這是在政治局內一個一個動員反總理。

 

4月13日

毛澤東離杭州返京。

 

4月18日

      鄧小平在陪同金日成會見毛澤東時就張春橋、江青提出“反經驗主義為綱”的問題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毛的重視。

 

4月23日

      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經姚文元審閱修改後，上報毛澤東。報告提出把反經驗主義作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項內容，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主義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政治局一議為盼。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會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評。

 

4月底

      根據毛澤東早些時候關於儘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在周恩來的推動和鄧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出決定：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它極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其中屬於敵我問題的，有勞動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勞動；喪失勞動能力的養起來；有病的安排醫院治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補發工資，分配適當工作，是黨員的恢復組織生活，搞錯了的進行平反，對於尚不能作結論的，問題先在內部掛起來，以後分別由中組部和總政會同有關機關再作結論。待釋放、交接、作結論工作結束後，中央專案組即自行撤銷。根據這一決定，當時長期被關押的高級幹部三百餘人被釋放出來。其中一些人陸續分配了工作，這是在“文革”中落實幹部政策，解放幹部的一次重大舉動。

 

  ［按］這些復出的老幹部，有些人認為自已在文革中受了衝擊、吃了虧，所以在復出重新獲得權力後，首先是要把被整時的損失加倍找回來。如果說“文革”前搞特權，還要披件“革命”外衣的話，此時則是赤裸裸地爭名爭利，為自己和親屬謀福利，貪壑難填，故百姓譏為“還鄉團”。

 

5月3日

      毛澤東在其住所主持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會議一開始，毛就說張春橋的文章，他只聽別人念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對不起春橋。”“新華社的文件（指《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文元給我寫了”，“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毛澤東告誡說“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毛又說：“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統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產國際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學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了，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毛在會上再三強調“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他還說：“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這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講過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但他又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毛還提出：“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務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他還針對文革中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一事說：“老九不能走”。

 

5月4日

      周恩來抱病召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座談，討論如何貫徹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5月17日

      鄧小平將賀誠的女兒寫給他的要求給其父安排工作的信轉給毛澤東，毛隨即在中央軍委關於賀誠任職的報告上作了批示：“賀誠無罪，當然應予分配工作，過去一切污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傅連璋被迫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倖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進一步推動了落實幹部政策的進展。

 

5月21日、29日

      鄧小平在國務院會議上就鋼鐵整頓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整頓鋼鐵工業的四條辦法：

      一、必須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這個班子就是作戰指揮部，要一不軟，二不懶，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參加。

      二、必須堅決同派性作鬥爭，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要寸土必爭，寸土不讓，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斗的就斗。

      三、必須落實政策，不僅要解決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問題，而且要解決他們周圍受牽連的人的問題，還要特別注意那些有經驗的幹部、老工人、技術骨幹、老模範，要把這一部分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四、必須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生產指揮機構。

      鄧小平還傳達了毛在最近的三條重要指示：

      一、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

      二、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

      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鄧說“這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重要指示，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這就是著名的鄧小平的“以三項指示為綱”。（《鄧小平同志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稿））

 

5月21日

      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四人幫”發動“反經驗主義”的經過，明確指出張春橋3月1日講話的責任。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員內傳閱，張春橋拒不承認事實，誣周的信“有些話不確切”，5月27日，周給張寫信，追問哪些話不確切，以便修改。張卻回答“不改了”。

 

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

      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鄧小平主持了後兩次會議），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在發言中批評“四人幫”一九七三年底以來多次違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他說：三件事：批周、葉……當時鑽出一個“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主席糾正了。批林批孔，又鑽出個批走後門。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面點很多人的名，學理論，是防修、反修，又鑽出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麼雷厲風行，這幾件事雷厲風行。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倒是問一問，為什麼？批評他們鬧宗派、搞小圈子，突擊發展黨員；還堅決駁斥了“四人幫”所謂會議是對他們“突然襲擊”和“圍攻”的說法……

      政治局連續開會對江青一夥嚴肅批評，在“文革”中還是第一次，江青、王洪文不得不作了點檢討，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的空名也由此結束。

 

5月25日

毛澤東就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幹部提出對不同自然條件和生產效率高低的農村，采不同的徵購價格，好的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作出批示：“此件印發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裡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國務院立即抽調幹部，組成調查組，在山西、河北各選三個公社進行調查研究。

 

5月                                                                             

新疆阿克蘇軍分區後勤部軍需科副科長穆萬秋不滿於當時文藝界的蕭條景象，給文化部長于會泳寫信，批評當時的電影創作割斷歷史，脫離實際。他說：中國有幾千年的古老文化，文化藝術豐富多彩，現在只讓演幾個樣板戲，禁演各種傳統優秀節目，這不符合雙百方針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路線。他建議開放一些優秀劇目和電影，活躍人們的文化生活。這就是“穆萬秋事件”。文化部將信轉到新疆軍區，說這是“一封惡毒攻擊文藝革命，攻擊樣板戲的反動信件”，要追查穆寫信的政治背景和動機，要審查歷史，要開批鬥會，按“嚴重政治事件”進行批鬥，並將處理情況向文化部報告。

 

6月2日

      在中共中央批轉的江蘇省關於徐海地區問題的報告中說道：“許多領導幹部陷進了資產階級派性的泥坑。在相當多的單位中，不是用黨性掌權，而是用‘派性’掌權。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權又整這一派。幾經反覆，裂痕很深。”這種情況不只是徐海地區，全國各地各單位基本都如此。

 

6月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希望在整頓好鋼鐵工業的同時，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全面發展。

 

6月9日

      賀龍骨灰安葬儀式在北京舉行，葉劍英主持儀式，周恩來抱病出席並致悼詞。報紙未發消息。

 

6月中旬

      王洪文電告上海馬天水，要他注意陪同外賓在上海訪問的鄧小平的言行。鄧小平向馬天水傳達了毛對江青等人的一些批評，告誡他不要把什麼都當作資產階級法權來批，要維護各級黨的領導，不要弄得各級黨委的話沒人聽。馬天水立即將此話密告王洪文、姚文元。並將鄧小平的談話整成材料，上報毛澤東。王洪文並在報告上批道：這是一次策反的談話，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

 

6月16日－8月11日

      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根據多數人要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意見，決定由國務院制定一個全面整頓工業的文件。7月中旬，國家計委開始起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鄧小平對此極為重視，8月18日，他在國務院討論這一文件時提出七條意見。10月，計委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提出，準備在政治局討論後將這個文件交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然後下發執行。（《鄧小平文選》 29-30頁）

 

6月28日

      江青在給“毛澤東、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說：“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得很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王、張、姚表面上也承認錯誤，張春橋寫道：“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堅決照辦，並儘可能地做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住在醫院的康生得知毛對江青的批評後，將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要她們向毛報告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並指出證明人是誰。

 

5、6月

      鄧小平提出必須對科技工作進行整頓，儘快把科研搞上去，以改變科技與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四化的要求極不適應的情況。

      5月下旬，在中央批准國防科委關於我國戰略導彈核武器規劃的同時，鄧小平說，七機部現在兩派這樣鬧，不要說社會主義，連愛國主義也沒有。對七機部的問題要限期解決，只等一個月。

      6月30日，中央批發了國防科委臨時黨委6月16日關於七機部問題的報告。此後，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率工作組對七機部採取斷然措施進行整頓，使這個老大難單位恢復了較為正常的科研、生產和工作秩序。

 

6月

      為了打破四人幫對宣傳理論陣地的一統天下，經鄧小平建議，中央批准，國務院設立了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員有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鄧力群等。

    于會泳等秉承江青意見，批判電影《海霞》為黑線回潮的代表作。

 

6月－10月

      整頓工作全面展開。

      6月2日中央批轉了《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徐海地區貫徹執行中央9號文件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中央第12號文件）

      6月4日中央又轉發了冶金部關於迅速把鋼鐵工業搞上去的報告，並作了《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中央第13號文件）

      整頓由經濟領域發展到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一個整體。三個文件的制定，以整黨為核心的九個方面整頓任務的正式提出，特別是鄧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學習、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思想，說明鄧小平力圖全面系統地糾正文革的左傾錯誤。

 

7月2日

      毛澤東在林默涵來信的批語中指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

 

7月上旬

      鄧小平對整理《十大關係》一文極為重視。7月上旬，文稿最後由胡喬木具體主持整理出來後，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毛澤東當時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暫時不要公開。

 

7月上、中旬

      毛澤東在兩次談話中提到要調整文藝政策及落實文藝界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問題，他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不久，又說：“黨的文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鄧小平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對當時處於“百花凋零”狀況的文藝工作進行整頓。他一方面強調調整文藝政策，提出“要搞百花齊放，不要一花獨放”，一方面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組織人對文藝界的狀況進行調查，並鼓勵文藝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況。

 

7月12日

      中國同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決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7月13日

      朱德致信毛澤東，就《紅都女皇》一書提出批評，毛批：“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刻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周在毛的“批示” 後批道“暫緩執行”。

 

6月24日－7月15日

      根據鄧小平在1975年1月提出的“軍隊要整頓”的精神，中共中央軍委召開了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軍隊調整、編制、體制等問題。鄧小平在7月14日的會議上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在爭取到的時間裡，不管二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不要浪費……要加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

      對於軍隊，鄧小平提出：腫、散、驕、奢、惰五個字，是軍隊整頓的重點。為此，他強調指出：必須實行精簡整編；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加強軍政團結、軍民團結和軍隊本身的團結；恢復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作風。並建議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調整好領導班子，解決“懶”、“散”、“軟”的問題，選那些黨性好、作風好、團結好、能艱苦奮鬥的人進班子。

鄧小平對軍委的工作講了三條：一、整頓和準備打仗是軍隊工作的綱；二、抓編制、抓裝備、還要抓戰略，要按次序來抓，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三、需要開一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研究加強軍隊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問題。

 

7月14日

      7月，鄧小平就文藝問題與毛澤東進行商談，毛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7月14日，毛對文藝問題作了批示：“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

 

7月15日

      葉劍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就軍隊整頓問題作了具體部署，最後在談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時，他強調要聯繫實際，着重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一、要徹底批判和消除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搞派性就是搞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二、要堅持安定團結的方針，認真落實黨的政策。三、要抵制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影響和腐蝕。四、要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各項規章制度。

      這次會議還向部分同志傳達了毛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嚴肅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緊接着，葉劍英為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根據毛和軍委的部署，擬定了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六人小組”成員，葉自任組長，迅速調整配備了全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

江蘇省吳橋縣機械廠工人李連興給縣委寄出一封醞釀已久的公開信，批判姚文元等人。

 

7月17日

      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報告，肯定了他們對“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一些人抓緊教育、嚴肅處理的作法，鄧小平在批評中專門加了：在全國範圍“對黨組織從思想上、組織上進行一次整頓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轉發國務院在《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中提出：“三月以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鐵路運貨量等，五、六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軍工生產的情況也比較好。”

 

7月19日

      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葉劍英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這次整頓最主要的成果：一、對軍隊各大單位的班子迅速作了調整，把一批追隨四人幫派性嚴重的人調了下去。二、在落實幹部政策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

 

7月25日

      電影《創業》作者張天民於7月18日寫信，請鄧小平代呈毛澤東，信中簡述影片創作過程，以及文化部請示王洪文於春節上演，已獲同意，但第二天又決定對影片“不繼續印製拷貝；報紙上不發表評論文章；不出國；電視、電台停止廣播”，特別是對文化部提出的《十條意見》，表示不理解。

      毛於25日對張天民的來信作了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影片《海霞》的編導謝鐵驪、錢江寫信給毛，反映文化部處理影片的情況。

 

7月29日

      毛將謝鐵驪、錢江給他的信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政治局決定對影片《海霞》進行審查。審查後，政治局作出決定：按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江青等人極為不滿，並以此攻擊鄧小平。

 

7月

      青島市嶗山縣中韓公社食品站負責人韓愛民給小靳莊寫信，指名責罵江青。

 

7月20日－8月4日

      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召開了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研究軍工企業的整頓問題。軍工企業自3月起已按中央9號文件精神開始整頓。國防工辦把各主要企業的造反派領袖調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從而使生產出現好轉。

      8月3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到會講話。他們在講話中，提出了要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發揮技術人員的作用，堅持質量第一，關心群眾生活，建立健全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制，保證企業正常生產秩序等等。這次會議後，軍工企業的生產情況全面好轉。

 

夏天

      康生病重，猶心存投機，要鄧小平向毛轉達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鄧小平為避嫌，請康生另覓他人向毛反映。康即請鄧帶話給王海容、唐聞生。王、唐在請示毛以後，去見了康生。

北京音樂學院作曲理論系的青年教員李春光批判江青授意文化部搞的《創業》的十條罪狀，並將此抄成大字報張貼。

 

8月3日

      鄧小平在接見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代表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落實政策，建立規章制度、組織建設”，都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敢’字當頭，就能把隊伍帶起來”。他嚴厲批評鬧派性，強調“要發揮科技人員積極性，要三結合，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不要把知識分子叫作老九嘛！”並傳達了毛澤東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談話”時說的“老九不能走，還是要”。鄧對為保證產品質量，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說成是“管、卡、壓”也作了批判。

     

8月11日

      胡耀邦在科學院作《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討論第一稿。提出了“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指出“不能不加區別地要求任何科學研究工作都要實行‘以工廠、農村為基地’的三結合，還引用毛的話：“我們公開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的優良的東西”。提綱還提出要廣泛開展學習交流，鼓勵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鳴。

 

8月

      根據國務院決定，被四人幫下令長期停止工作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恢復業務活動，軍、工宣隊撤出，成立臨時領導小組。

      自8月起，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的精神和當時鬥爭的形勢，鄧力群等開始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10月上旬寫出初稿，以後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此文準備在以學部名義籌辦的刊物《思想戰線》第一期上發表。

 

8月13日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請鄧小平轉呈毛一份《關於遲群同志問題的報告》，批評遲群、謝靜宜在工作作風和群眾關係上的一些問題。

 

8月14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盧荻在75年8月13日向毛請教對《水滸》的評價，14日，姚文元看到了蘆荻整理的毛的談話記錄，即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對《水滸》展開討論的請示報告，得到毛的同意。

      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轉發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毛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陳永貴以《對農村工作的幾點意見》呈毛澤東，建議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應迅速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以解決農村的貧富不均問題。9月3日，毛批示政治局討論。由於意見分歧，此議被擱置。

  

 

8月18日

      在國務院主持下，從7月中旬起，由國家計委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文件初稿。對此，鄧小平給予極大關注，提出重要修改意見，強調要一、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二、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擴大進出口；三、加強企業的科學研究工作；四、整頓企業管理秩序；五、重視產品質量、六、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七、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國家計委對文件進行了修改，由14條增至20條，即《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

      這個文件是經濟戰線上糾“左”治亂的重要文件，但它還未形成正式文件，就被江青一夥扼殺。

 

8月26日

     上海越劇團武功教師朱錦多從1973年7月8日起，兩年多時間裡，多次給毛澤東寫信，揭露張春橋、江青的問題。本日，朱又一次給毛寫信。9月，朱錦多被上誨市公安局逮捕。

 

8月28日

      《紅旗》第9期發表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人民日報》在8月31日轉載了這篇評論。

 

8月

毛澤東作了白內障摘除手術，一隻眼睛復明。

 

9月4日

      《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文章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從1975年8月31日起，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水滸》、批判“投降派”的文章。實則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在受到政治局批評後稍有收斂的江青，借評《水滸》之機，又猖狂起來。她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主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她還說，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專門造她的謠，她現在要打反攻。絕大多數黎民百姓則對此大惑不解，持冷眼旁觀態度。

 

9月12日

      江青在大寨群眾大會上講話，強調評《水滸》“要聯繫實際”，“有現實意義”，“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天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看看這個叛徒的嘴臉，對照一下咱們黨內的十次路線鬥爭的一些叛徒嘴臉”。“批《水滸》就是要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9月15日－10月19日

      為了對農業進行整頓，在此期間先在昔陽後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省、市、自治區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各地、各縣和國營農牧場的負責人，農業、農機企業事業和科教單位的代表，財貿系統的代表，軍隊和國務院有關單位的代表，共3700人。

      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在開幕式上講話。當他講到我們不能吹牛，我們現在積了多少糧？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的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時，江青插話說：不能那麼說，那只是個別的！鄧小平針鋒相對說：就是個別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鄧在這次講話中，首次明確地向全黨提出了要進行各方面的整頓的任務。他說：“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解決各方面的問題。”

 

9月16日

      9月中旬，江青下令命吉林省委負責人、長春電影製片廠負責人親自帶影片《創業》的主要創作人員“火速去大寨”。9月16日晚，他們一行在大寨下車不久，江青指着《創業》編劇張天民說：“你告了老娘一狀啊，你不要以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翹尾巴了。他們是逼着主席表態批示的。”“你告我刁狀，老娘今天要教訓你，有誰給你出主意？你必須給毛主席寫檢討，因為你說了慌，告了刁狀”。“不聽我的話，就是不聽黨的話”。

 

9月17日

      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長影、新影、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家著作注釋組、兩校寫作班子①等共100餘人談話，她說：“評《水滸》要聯繫實際。評《水滸》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據了領導崗位。”“有些文章不給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三十三條語錄政治局一遍都沒有學完。”“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她把政治局對她的批評說成是迫害。她說：“最近，有那麼一些人，把主席批評我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傳達的，政治局沒有討論，給傳出去了。”“我這個人天天挨罵，修正主義罵我，共產黨員還怕罵嗎？”“在北京我跟他們鬥了半年多了。”江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期間，要求在大會上放她的這個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批評江青“放屁，文不對題”，又說：“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9月20日

      身患癌症的周恩來在進入手術室時，他拿來1972年6月30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簽上自己的名字和報告日期，同時註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即：“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並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7月－9月

      中央批准了國務院關於中國科學院要整頓要加強領導的報告，於7月派胡耀邦等三人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根據鄧小平的多次指示，在胡喬木的協助下，九月份，胡耀邦主持寫出了《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這個文件力圖系統地闡述毛澤東的正確科研思想，澄清黨的科技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戰線糾正“左”傾錯誤的許多重要意見。這個提綱經過多次修改。提出了六個問題：一、關於充分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的問題；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三、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六、關於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

      鄧在聽取匯報後，提出了五點意見。他肯定了匯報所提加強自然科學研究，整頓研究所、室領導班子等意見，鄧說：“不高興你們的人是少數，希望改變現狀的人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這一點，最後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鄧強調“要看到科研也是生產力”，科研必須走在國民經濟的前面。科技工作要進行整頓，歸根到底是領導班子問題。對有水平的人要愛護和讚揚，發揮其作用。要選黨性好，組織能力強的人給科研人員搞後勤。對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後繼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門”，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學。學校應“以學為主”，必須發展名副其實的真正的高等教育。他提出教師的地位問題，業務時間問題，主張解決科研人員的具體生活問題。

 

［按］當時胡耀邦在科學院大抓“五子登科”（位子---職稱問題、房子、票子、妻子---解決兩地分居、孩子---入托、上學）在社會上傳為美談，使知識分子大受鼓舞。

 

9月26日

      胡耀邦在就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問題向鄧小平等國務院領導人作了匯報，得到充分肯定後，《匯報提綱》送交毛澤東，準備在他同意後下發全國執行。鄧小平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學院，而且對整個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門也適用。”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提出他沒有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話，鄧小平說馬克思這樣講過。

      這個文件因毛澤東不滿意，未能下發。

 

9、10月間

      鄧小平在對各行各業整頓工作作了具體指示的基礎上，就全面整頓問題作了多次重要講話，反覆強調“整頓的核心是領導班子”，要解決好一、二把手的問題，要冒着被打倒、被罵作“還鄉團”，被指責為“復辟”的風險。

 

9月底――11月初

      從九月底起，毛遠新擔任毛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多次攻擊鄧小平。毛遠新是毛澤民的兒子，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瀋陽軍區政委。毛澤東把他留在身邊，擔任他與政治局間的聯絡員。他對毛說：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三七開還是倒三七開，肯定還是否定？現在陰暗面講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藝革命還對不對？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

      毛肯定了毛遠新的看法，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毛批評了劉冰等人，對遲群、謝靜宜表示支持。說：“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

      整頓工作的全面開展和日益深入使鬥爭白熱化。毛澤東支持鄧小平搞整頓，是要他在不改變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針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他感到鄧的整頓有否定文革之嫌時，他的態度迅速發生了變化。

 

10月4日

      中國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決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10月7日

      在鄧小平指導下，寫出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10月13日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請鄧小平轉呈毛《關於遲群問題的再一次報告》。

 

10月17日

      中央轉發的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中指出：“三月以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個月比一個月好。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板、鐵路貨運量等，五、六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軍工生產情況也比較好。”“全國工業總產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47.4%。”“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完成全年計劃的43%，收支平衡，略有結餘。”

 

10月9日－23日

      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訪問中國。毛、鄧會見了基辛格。鄧與基會談，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中美關係，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重申了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並表示將根據這些原則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

 

10月20日前後

      毛澤東對鄧小平兩次轉送的清華大學劉冰等人批評遲群、謝靜宜的信作出批示，說信的矛頭是對着他的。還說鄧小平轉信就是偏袒劉冰。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此事成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由頭。

 

10月25日

      遲群指使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林鈞萬上書毛澤東，誣告周榮鑫，並吹捧遲群。毛指示：“先作調查，然後討論一次。”

 

10月

      王洪文再次向毛誣告，說七、八、九月謠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謠言來自北京。

      鄧小平去醫院探望又將進行手術的周恩來，周對鄧說：你這一年幹得好，比我強得多……

      教育部在部長周榮鑫主持下開始起草教育工作匯報提綱，準備經中央批准後對教育部門進行全面整頓。

      10月底，周榮鑫在一次講話中還批評所謂兩個估計，即把十七年培養的學生都說成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把知識分子都簡單地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認為這都是錯誤的。

 

11月2日

      毛指示在政治局內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進行批評，以統一認識。提出由鄧主持對“文化大革命”作一個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但遭鄧的婉拒，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鄧的態度，使毛澤東決心“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會上，鄧還嚴正駁斥毛遠新：說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是從今年九號文件開始抓工作的，從那以後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

 

11月3日

      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劉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毛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起點，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時，清華大學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校園內鋪天蓋地貼滿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有關部門組織幹部和群眾去參觀。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三株大毒草”。

      四人幫炮製所謂“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新變化”，兜售“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的謬論，把1975年的整頓當作“走資派還在走”的“罪證”。

 

11月5日

      中國同斐濟決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1月6日

      中國同西薩摩亞決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1月8日

      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總理張春橋責令周榮鑫作檢查。周在被追查、批鬥50多次後，於1976年4月12日上午昏厥在追查會上，當晚去世，終年59歲。

 

11月13日

      中國同科羅摩國建交。

 

11月20日

      中央政治局秉承毛的指示，在北京召開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講話要點》轉達了毛關於劉冰信件的批示，並且說：“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由此，“反擊右傾翻案風”正式提出，持續九個月的整頓工作陷於停頓。

      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還是‘白貓、黑貓’啊！”“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是，他又說對鄧“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毛承認：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又說：文革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11月2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打招呼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是黨、政、軍機關一些負責的老同志，也有幾位青年負責同志，共一百三十餘人。會上宣讀了毛主席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會後分組進行座談討論。

      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大軍區黨委常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常委或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進行傳達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報告中央。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衊、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志，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着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議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二、毛主席提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12月1日

      《紅旗》第12期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報》於12月4日轉載，這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進軍號。

 

12月1日－5日

      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訪華。

 

12月14日

      中共中央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其中說道：“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12月20日

      中共中央轉發一份《外事通報》，內容是張春橋向阿爾巴尼亞來訪者介紹“教育革命大辯論”的談話，張說：“現在爭論的頭一個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樣估計。”這十七年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但是，有人說，這十七年很好，那個時候倒是馬列主義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來，學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質量降低了，在課堂上課少了，大學生不如以前中學生讀書多。”

 

1976年元旦

      為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彩色影片《決裂》公開放映，影片大肆攻擊解放後十七年的教育路線，說大學的入學標準只要會寫“毛主席萬歲”和“手上有硬繭子”就行。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決軍報》發表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社論傳達了毛對鄧小平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指責。

 

1月8日

      周恩來逝世。

      中央實行“喪儀改革”，一切從簡。

 

1月9日

      于會泳通知文化部各單位在悼念期間不准戴黑紗，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並要求文藝團體照常演出。姚文元指示新華社不發表關於悼念周恩來的報道。

 

1月10日

      黨和國家領導人，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民主黨派代表以及首都群眾一萬餘人，前往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1月11日

      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繼續舉行，下午，首都百萬人民扶老攜幼，冒着數九寒風，自發聚集在通往八寶山的數十里長街兩側，靜默肅立，灑淚為周恩來送行，直至深夜。

 

1月12日至14日

      首都群眾4萬餘人前往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隆重弔唁儀式。

 

1月13日①

      面對人民對周恩來的逝世悲痛情景‚毛澤東深感失落，對他自己的所作所為失去了信心，他在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時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多[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本日，姚文元三次下令新華社壓縮悼念周恩來的報道。

 

1月14日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新華社記者、《人民日報》記者的報道《大辯論帶來大變化---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和各項工作出現新面貌》。這篇報導奉命把內部打招呼的精神捅到社會上，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文章強姦民意，硬說當前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是清華大學的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以沖淡人民借哀悼周恩來所表現的痛恨文革派的強烈心情。當即引起人們的憤慨，有人在街頭當眾撕了當天的《人民日報》，有人打電話責問報社：你們是什麼感情？

 

1月15日

      首都舉行周恩來追悼會，王洪文主持大會，鄧小平致悼詞 。“四人幫”竭力限制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活動。追悼會過後，姚文元即下令：“治喪報道要立即結束。”

      在此期間，天安門廣場上，日日夜夜匯集着悼念周恩來的如潮人流，紀念碑周圍及旁邊的松柏枝上放滿了花圈和自製的小白花。

      《人民日報》發表梁效文章《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1月21日

      鄧小平請求辭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據毛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任命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

      江青一夥扣壓紀錄影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

      張鐵生在北京大學大放厥詞 ，說中共的老幹部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民主派”，“要一個個地收拾他們，採取鐵的手腕”。

 

2月1日

      《紅旗》第2期發表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遼寧大學大批判組文章《不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

      從2月開始，中央連續召開“批鄧打招呼會”。

 

2月3日

   中共中央發布一號文件，正式下達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的決定；同時決定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張春橋因謀取總理位子不成，作“有感”，發泄心中不滿。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張春橋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

      千門萬戶疃疃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2月5日

      中央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

 

2月6日

      “四人幫”在新華社出版的《參考資料》上編發國民黨特務就1927年4·12事件誣陷周恩來的材料。

      接着，《學習與批判》假借介紹4·12反革命大屠殺的歷史情況，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報告。

      《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鼓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此後“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成為鄧小平的專稱。到2月12日梁效發表在《北京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又稱鄧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

 

2月13日

      《光明日報》刊登署名高路的文章《孔丘之憂》，把悼念周恩來的人們污衊為“哭喪婦”，文章詛咒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着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

 

2月17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三項指示為綱”》‚文章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稱之為“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2月21日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及夫人應邀訪華。

 

2月23日

      福州劉宗利在福州貼出大字報《“阿斗”的呼聲》，歷數“四人幫”的六大罪狀。3月8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即第二次打招呼會議，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在會上講話，要求在學好毛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同時要求運動要在黨委領導下，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2月26日

      福州大學機械系教師厲海清在福州市東街口貼出《天仙子·葬志》詞一首，表達了對林彪、“四人幫”的痛恨。

 

2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文章《評“三項指示為綱”》，批判鄧小平。

 

2月

      毛澤東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信上批示：“知識青年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但直到他去世迄無行動。

 

2月底3月初

      在徐景賢等人組織下，上海市委召開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討論“老幹部變走資派”的問題。“四人幫”認為“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江青曾說：“老幹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張春橋認為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走資派”，黨內“有一批人根本是資產階級”。

 

2、3月間

      全國許多地方出現有人用大字報、大標語、傳單、演講等形式公開向“四人幫”挑戰。

 

3月1日

      《紅旗》第3期發表初瀾文章《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同期還刊登經姚文元審定，署名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桂志的文章《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趙源的文章《不許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

      在2、3月份的一系列批鄧文章中，均以毛所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為最高指示。

 

3月2日

      江青利用第二次打招呼會議的機會擅自召集十二省、區負責人開會並發表長篇講話，她說：“鄧小平欺負主席呀，造謠誣衊主席呀，殘忍啊！法西斯啊！”“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要共同對敵，對着鄧小平”。江青還表露她想當女皇的野心，她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裡”，“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誹謗呂后，誹謗武則天，誹謗我，就是誹謗主席嘛。”

      武漢市街頭出現署名“寒城牛”的“繼承總理志，實現四個化”等標語。

 

3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同時轉發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同志會議上的講話。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否定了1975年的整頓，派性、武鬥重又泛濫，一些地區停工停產，一些鐵路癱瘓，甚至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誤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全國再度陷入混亂。

 

3月5日

      《文匯報》在刊登新華社一篇關於紀念雷鋒、學習雷鋒的新聞稿時，將周恩來對雷鋒的四句題詞全部刪去。人民群眾對此提出質問，王洪文說刪掉題詞是“屁大的事！”姚文元說：“編輯不刪稿子，那就不要辦報了！”張春橋說：“不要批評報紙了，報紙以後還要刪！”

 

3月8日

      吉林省吉林地區降了一次世界罕見的隕石雨。本日下午，一顆隕星順地球繞太陽公轉的方向，以每秒10幾公里的速度墜入大氣層中，在吉林地區上空發生爆炸，大量碎小的隕石散落地面，其中最大的三塊隕石重量均超過100公斤。最大的一塊達177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塊隕石，毛澤東知道後，神色黯然，對他的貼身護士孟錦雲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什麼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趙雲死時，都掉過石頭，折過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與眾不同，死都死得要有聲有色，不同凡響噢！

 

3月9日

      貴陽製藥廠李洪剛等7名青年工人，貼出《對目前形勢和新的任務的幾點看法》長達3萬餘字的大字報，並印刷了300余份，攜往鄭州、長沙等地散發、張貼。“四人幫”在公安部的親信下令，要貴州公安部門對這份大字報立案追查。

 

3月

      《學習與批判》第3期同時登載了《梯也爾小傳》和《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兩篇文章，在攻擊鄧小平的同時還攻擊已經去世的周恩來。

 

3月1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翻案不得人心》。社論要求“集中批判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

 

3月11日

      福建三明市農機公司趙大中在三明市貼出題為《論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春橋》的大字報。數日後，又貼出續篇。

 

3月16日至23日

      文化部召開創作座談會，于會泳傳達張春橋的指示，要求寫出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于會泳在會上布置了寫20部與走資派鬥爭的創作規劃，其中寫到中央部長、副部長或省委書記是走資派的有8部，寫到地、縣（包括工廠）領導幹部是走資派的有12部。

 

3月19日

      北京市朝陽區牛坊小學紅小兵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了第一個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此後，前來悼念周恩來、敬獻花圈者日益增多。

 

3月20日

      廣東順德縣大良軋鋼廠工人楊振漢上書毛澤東、批判張春橋。3月26日，又發出一封。

      廈門大學一歸僑講師先後給黨中央、《人民日報》、廈門大學校黨委等寄出揭發批判四人幫的書信、文稿16件。

 

3月21日

      南京大學政治系、中文系和歷史系的部分學生，就3月5日《文匯報》刪去周恩來題詞一事，聯名寫信責問報社是何居心。

 

3月24日

      南京江蘇新醫學院師生員工抬着花圈到雨花台，隆重悼念周恩來。

      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門派出所把3月19日以來送花圈的單位、人數、花圈數匯總上報，並於深夜將花圈收走。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各地禁止來京上訪的通知。

 

3月25日

      武漢“寒城牛”又貼出《絕不對資產階級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傳單。

      《文匯報》發表《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說道：“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露骨地指責周恩來、鄧小平。聯繫到3月5日《文匯報》刪去周恩來對雷鋒題詞的行為，全國各地紛紛向《文匯報》發去抗議信、電或打電話責問。南京市的工人、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喊出“打倒張春橋”的口號。

 

3月26日

      武漢鍋爐廠200餘人集會，指名批判江青、張春橋。

 

3月28日

      上午8時，南京大學數學系400餘人在李西寧等人帶領下，抬着周恩來的巨幅遺像和大花圈，繞道新街口到梅園新村。沿途許多群眾紛紛加入，成為南京市民反對“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3月29日

      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貼出大標語，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要用鮮血來保衛紅色江山。下午，南大300多名學生分成20多個小組，在全市主要街道張貼大標語。當晚，學生去火車站，把大標語刷在過往南京的列車上。

 

3月30日

南京大學的學生在得知開入上海的列車上的標語在進入市區前都被衝掉的消息後，他們在車站工作人員幫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車廂上刷上“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更多的大標語。

王洪文對“四人幫”在《人民日報》的心腹魯瑛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着中央的。”“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

清晨，第二炮兵部隊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了第一個來自解放軍的花圈。

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曹志傑等29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了第一張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悼詞。接着，廣場上的人越聚越多，花圈、悼詞、詩歌、祭文、演說、抄錄、議論，人們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觀點用悼念周恩來的方式表達出來。為防止花圈被收，人們開始將花圈用粗鐵絲固定在紀念碑欄杆上，有的人還自願在廣場上守夜，護衛花圈。

 

3月31日

      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四周放滿了花圈，紀念碑上、花圈上出現數不清的悼詞、小字報、詩詞。

      南京汽車廠制泵分廠王運德、張精美、殷輝在南京中山東路貼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大標語。受到南京人民的熱烈鼓掌歡迎。

 

4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的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通知說：

      （一）據了解，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復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對有關群眾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

      （二）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

      （三）所謂總理遺言，完全是反革命謠言，必須闢謠，並追查謠言製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衝擊鐵路。

      政治局認為正在全國流傳的所謂“總理遺囑”、“總理給主席的詩詞”，以及準備在4月4日清明節的掃墓活動及對楊開慧的悼念等活動，已干擾破壞了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應着手取締。

      山西塢城路三局機電隊王立山在紀念碑上貼出“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一詩。“四·五”後被列為001號反革命案件，重點追查。

 

4月2日

      由於紀念碑四周的花圈不斷被當局收走，今天北京重型機械廠工人製作了一個4米多高的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中國科學院一O九廠職工在紀念碑上立起四塊巨型詩碑。上寫：“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北京市各單位傳達關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並說：“清明節是鬼節”，“清明節送花圈是舊習慣，應當破四舊”，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送花圈。

      深夜，還有許多人在廣場上抄寫詩詞、悼文，護衛花圈、輓聯。

      南京人民繼續貼出批判《文匯報》的大字報、大標語、抬着花圈遊行。

      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成立了“聯合指揮部”。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召開公安局常委會，擬定了《對天安門廣場出現各種問題的處理辦法》，提出了具體鎮壓措施。

 

4月3日

      北京市民冒雨往天安門廣場抬送花圈，數十萬人聚集在廣場上，有的悼詞被一遍遍的朗讀着，以便讓更多的人聽到。紀念碑北側的一排旗杆上懸掛了一個幾十米長的黑布橫幅，上面用白字寫着：誓死繼承總理志，深學馬列識方向，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憤起滅豺狼。在紀念碑第二層台階的西北側貼出一張《關於建立周總理紀念館的建議》的大字報，許多人表示支持並當場獻款。入夜，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幾倍，人們反覆朗誦着清華大學幾個工農兵學員寫的悼詞《獻上一朵素潔的白花》。也有的人把悼詞譜成歌曲，在廣場上教唱。

      公安機關開始盯梢、抓捕，至本日晚為止，被捕者已達26人。

      今天去廣場的人，估計達100萬人次。

 

4月4日

      今天是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廣場上空兩束氣球掛着“懷念總理”、“革命到底”的巨幅輓聯，地上擺滿了花圈，廣場上的人估計達200萬人次，但秩序井然。上午，北京鐵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門廣場展示血書，壯懷激烈。上午7時，青雲儀器廠職工，分四列縱隊，共275排，抬着34個花圈，從西單來到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后，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曙光電機廠的3000余名職工，從東單開進廣場。北京重型機械廠製作了第2個鐵花圈送到。上午11時，首鋼工人李鐵華在廣場發表演說。紀念碑東側接連貼出《清明節吶喊》、《叫人怎麼辦？》等詩詞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大事記》的傳單，這些詩詞、傳單或明或暗點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這些情況，由“四人幫”的爪牙迅速報送給他們。北京市公安局緊急部署，準備好車輛、拘留所、收容所，隨時抓捕市民。

      晚，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活動問題，“四人幫”和華國鋒、吳德等人均認為這次活動是攻擊主席、攻擊中央的，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來沒有過象這次這樣嚴重的逆流，決定：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擊；立即清理廣場上的花圈、標語；抓反革命；調民兵和公安人員在廣場周圍，阻止群眾送花圈和集會；調動衛戍部隊在二線待命。

      政治局會議所議由毛遠新上報毛澤東，這個報告得到毛的批准。

      當晚11時開始，軍隊、警察、民兵在天安門廣場上驅趕、抓捕群眾，清理花圈、標語。

      杭州在鬧市區匯集了成千上萬的悼念群眾，人們用花圈、詩詞、標語、口號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

      鄭州、太原、西安等地均發生了類似事件。

 

4月5日

      凌晨1－2時，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盡遭洗劫。北京衛戍區和汽車運輸公司奉命出動200輛大汽車將花圈運往八寶山銷毀，小部分花圈留在中山公園中以作“罪證”。在清理廣場時，57名在場群眾均遭審查，其中7人被捕。到清晨5時許，通往廣場的路口已派人把守，紀念碑則由軍隊、警察、民兵組成封鎖線層層圍住。但6時左右，北京一七二中30多名學生衝破封鎖，把花圈送到紀念碑上。此時，有人出來攻擊周恩來，群眾上前質責，兩便衣上前解圍被群眾認出，其中一人向大會堂方向逃去，於是群眾湧向大會堂東門外。當時一輛廣播車因誣衊群眾悼念活動，被眾人砸了喇叭，並將車掀翻。9時許，又有一持清華大學機械系聽課證的人攻擊周恩來，被群眾懲罰後，扭送派出所。至此，數十萬人在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同工人民兵和警衛戰士發生衝突。到中午，群眾包圍了設在廣場東南角的聯合指揮部，並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揮部交涉，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群眾有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雙方談判毫無結果。12時58分，憤怒的群眾燒着了指揮部頭頭乘坐的上海牌轎車一輛。下午3時，又燒了指揮部的麵包車一輛、吉普車兩輛。部分群眾沖入聯合指揮部所在的小灰樓內，到5時零4分，將樓房點燃起火。指揮部全體人員從樓南窗爬出撤離，又將指揮部移至中山公園。當局經過研究，決定入夜後“反擊”，“要準備武器，可以帶棒子、銬子”。到6時30分，廣場上高音喇叭播放吳德的廣場講話，說“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7時許，一萬民兵，三千警察及衛戍部隊五個營分別在中山公園、午門、勞動人民文化宮、歷史博物館、二十八中學等地集結待命。晚9時35分，廣場燈火通明，在吳德講話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廣播聲中，帶着木棍的民兵、警察、衛戍部隊對廣場上的200多名群眾進行毒打，38人被捕，投入監獄。（前數日已捕39人）

      丙辰清明前後，全國各地幾乎都發生了人民自發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這次運動，實質是人們借悼念周恩來‚來表示對毛澤東、“四人幫”的不滿。

 

4月6日

      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聽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衛戍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匯報，認為是“反革命暴亂性質”，並認為要“準備更大的事件發生”。決定組織三萬名民兵在廣場附近待命，又派出九個營的部隊在市區內隨時機動。毛在聽取了情況匯報後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廣場上今天仍聚集着上千人群，有人發表演說，斥責昨晚的鎮壓行動。海淀區感光材料廠數十名職工仍將一個花圈安放在紀念碑正中央。晚上，又出現了花圈和血書。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叫嚷對製造政治謠言，攻擊和分裂黨中央的要嚴加追查，堅決打擊。

      深夜，廣場戒嚴，灑水車沖刷了殘留在廣場上的血跡。

 

4月7日

      “四人幫”在人大會堂接見魯瑛等人，要他們趕寫一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姚文元指示說：“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要快”，“粗點沒有關係”。

      天安門廣場繼續戒嚴，20余輛清潔車、灑水車在清刷血跡。

      北京市各單位傳達市革委會於4月5日發出的《緊急通知》，《通知》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毛澤東指示要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道和吳德的廣播講話，並據此解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又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毛還提出任華國鋒為總理，一起登報。到下午，毛又補充說，華國鋒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晚上八時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同時廣播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

 

4月8日

      《人民日報》公布了兩個決議及吳德在天安門的廣播講話，並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名義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它遭到了人民普遍的抵制和反對。

      文化部舉行文藝晚會並組織慰問團慰問在天安門事件中執行任務的工人民兵、警察和警衛戰士。

 

4月8日－10日

      各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部隊，奉命遊行，表態擁護兩個決議、譴責鄧小平，向中央打電報支持兩個決議和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全國各地都根據中央要求，追查所謂“政治謠言”，搜捕天安門事件和類似事件的參加者和“幕後策劃者”。

 

4月初

      上海市委召開萬人大會，經張春橋審閱批准，徐景賢作了《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的長篇講話。

 

4月1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勝利》，文中登載毛澤東關於鄧小平的話：“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4月15日

      中國與佛得角共和國政府決定自4月25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4月20日

      北京市公安局發出指示：“要重點清查參加天安門事件漏網分子、天安門打砸搶分子。”他們將要追查的案件編號影印後通報全國。謝靜宜還要求搞鎮反、肅反、反右式的運動。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則叫囂：注意選擇年齡大的要殺。北京的各機關、學校、街道、工廠、農村等等都紛紛開會、動員交待、揭發，並要求每個人將清明節期間的行動交待清楚。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都進行了清查，許多清明前後悼念活動的主要參加者遭到逮捕。

 

4月24日

      《人民日報》登載新華社消息：首都工人民兵指揮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衛戍區分別召開大會，表彰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鬥爭中立了功的先進集體和個人。

 

4月25日

      外交部長喬冠華之續弦妻子章含之向江青密告：去年夏季，康生曾揭發過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

 

4月28日

      《人民日報》發表梁效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

 

4月初－6月17日

      北京市公安局劉傳新等人搜去悼文、詩詞原件583件，強令群眾交出悼文、詩詞照片和現場照片10.8萬多件，從中選出重點600余件編成《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它“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北京共拘捕群眾388人。至於以隔離、辦學習班、談話等方式審查的數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觸及的群眾數以萬計。

 

5月16日

      《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編輯部聯合發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紀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擊鄧小平，宣傳毛澤東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理論。

 

5月28日

      中國同蘇里南共和國政府決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6月18日

      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將毛澤東在1964年12月12日作的關於社教的批示印發全黨，揪“黨內走資派”。接着，在一些省份和單位開始層層揪走資派，改組各級領導班子。

 

6月30日

      中國同塞舌爾共和國決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6月

      據丁望《華主席》第112頁：9月下旬，一份聲稱是毛遺囑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據該材料，毛在6月份曾對一些領導幹部提出要求，讓他們在其死後幫助江青“舉起紅旗”。

 

7月1日

      張聞天在無錫逝世，終年76歲。

 

7月6日

      朱德逝世，終年90歲。

 

7月6日－8月1日

      全國計劃座談會召開，在會上，王洪文、張春橋頻繁活動，煽動要揭1975年國務院務虛會和全國計劃會議的所謂內幕，追所謂“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其矛頭是對着華國鋒及中央其它領導人。

 

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豐南地區發生七、八級強烈地震，死亡二十四萬餘人，重傷十六萬餘，並波及天津、北京等地。災害發生後，中國政府隱瞞災情‚拒絕國際援助。

 

8月20日

      中國同中非共和國決定自即日起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並互派大使級外交代表。

 

8月23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社論稱“三株大毒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初稿、《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討論稿、《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討論稿）集中反映了鄧小平“那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系統地表達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觀點”。社論認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是“加快資本主義復辟”的工業管理條例；《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

 

8月26日

        江青到新華印刷廠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自稱代表毛主席，看望群眾。《北京日報》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為題，發表長篇報導，姚文元令予發表，被華國鋒扣壓。

 

8月

      “四人幫”指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出版了《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評〈關於科技的幾個問題〉》三本小冊子，在全國各地發行。

      葉劍英在廣東與鄧小平見面（鄧在4·5後由解放軍轉移至此）鄧說：“我們要麼任人宰割，讓黨和國家蛻化變質，眼看着讓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先烈用熱血換來的江山被這四個人毀滅，甘心歷史倒退一百年，要麼我們就與他們鬥爭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們贏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們輸了，只要活着，我們就上山打游擊，或者我們也可以到國外找一塊庇護地，以待時機。目前，我們可以用來與他們作鬥爭的力量至少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如果再拖下去，連這一點本錢我們也會輸掉。”但葉劍英還要再等一等，他對王震說，毛沒死就採取行動不恰當。他以“投鼠忌器”來解釋他的作法。

 

9月9日

零時10分，毛澤東逝世，終年83歲（1893.12.26－1976.9.9）。中央政治局在毛住所召開會議討論治喪事宜。江青在會上大鬧，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

 

9月10日

王洪文指示中辦秘書朱士奇，以中辦名義通知各省市黨委，凡重大事宜，直接找朱士奇。

 

9月11日--18日

   首都舉行各項弔唁活動。

 

9月11日

華國鋒藉口去醫院檢查，找在家養病的李先念，商議解決四人幫問題。

 

9月12日

      從9月12日起，“四人幫”動員人們給江青寫“效忠信”、“勸進書”，要求江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9月13日

李先念找葉劍英，商議解決四人幫問題。

 

9月16日

      “四人幫”在今天的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文中首次拋出所謂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

 

9月18日

   在天安門廣場，組織了百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王洪文主持會議，華國鋒致悼詞。

 

9月19日

      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召開緊急會議，並提出她和毛遠新都要參加，而不讓葉劍英參加。會上，江提出由毛遠新整理毛的各種文件。會議最後決定由中央辦公廳封存毛的所有文件。

 

9月29日

      政治局再次開會，江青、張春橋企圖讓政治局討論江青今後的作用問題，並要政治局授權毛遠新為下一次中央全會準備政治工作報告，均不果。

 

9月30日

      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門城樓舉行工農兵學商代表參加的慶祝國慶座談會，內容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繼承遺志，化悲痛為力量，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10月2日

      華國鋒在審批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稿時，刪去了原稿中的“按既定方針辦”，批示毛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張春橋對華的批語不予下達。

 

10月4日

      梁效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

 

10月6日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經過周密布置，本日晚，在不到一個小時內，將“四人幫”逐個“隔離審查”，同時被宣布“隔離審查”的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

      以“四人幫”的覆滅為標誌，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才算結束。

 

   ［結語］：十年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葉劍英語) “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李先念語)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死傷相藉，冤苦無告。林彪吹捧毛澤東在文革中把馬列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頂峰，這是無恥、蠻橫的瞎吹。事實上卻是毛把中國的專制皇權發展到了更野蠻、更血腥、更黑暗的頂峰。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以對他的無限迷信、無限崇拜始，以他的殘忍、暴戾的真面目徹底暴露而被人民唾棄終。然而他賴以發動這場災難的披着馬列主義外衣的皇權專制制度，是早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已形成的一套統治制度、模式。文革是破產了，但這套制度和模式，卻仍然被後繼者基本上原封不動，承襲至今。他們對文革否定的只是“整了老幹部”。而所謂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其實都仍是毛的專制主義的延續。無怪他們把文革研究列為一等禁區，嚴密封殺，真正的目的就是為維護這個專制主義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