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何说“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重甲骑士
在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直指“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事实也已经证明，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所上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因此，在会议期间，人们开始对当初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产生了疑问。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关于“彭德怀评价”的疑问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说：“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
刘少奇点出彭德怀的性质：“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复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
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有的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了’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篡党。
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杨尚昆回忆说：彭德怀对此[“反党集团”、“颠覆活动”等]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
“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
另据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所载：彭德怀看到刘少奇讲话后，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一文，指出所谓“里通外国”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
“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
刘少奇既然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而刘自己也在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为什么刘少奇在1962年时，却仍坚持要把彭德怀打成“阴谋篡党”“向党进攻”的“反党集团”呢？
而且，在毛泽东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就行”之后，又加上更要命的一条“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复活动有关”。
单世联在《一个大写的人—记彭德怀元帅》中说：
刘少奇批彭确实是积极的，不但在庐山会议上拍过桌子、要和彭≤帐”，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刘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时，他还不想放过彭：“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
刘的讲话表明，是非别有标准，彭的意见肯定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能放过。
为什么？聂荣臻回忆劝说彭认罪时的情形：“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
“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担心几分？
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李锐，1999：238）
单世联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准备接班”的刘少奇对“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有恐慌感”。
另外，刘再次扯出“彭、高联盟”，而高岗正是因“反刘”而被刘打成“反党”的。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单世联的分析。
至于刘少奇将那些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摘了出来，还善意地替他们开脱说“那不能怪他们”，则是因为，刘还需要他们继续将“大跃进”的“问题讲透”。
这样，就“批彭”、“讲透”两不误了。
附文1：揭秘彭德怀里通外国险被判处死刑真相
核心提示：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心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题目来处理。
1957年，叶剑英与彭德怀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与赫鲁晓夫交谈（来源：《湘潮》杂志）
本文摘自：《湘潮》2009年第2期，作者：孙立衷冬原题：《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
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心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中又有人给彭德怀捏造了很多罪名。其中对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据我所知，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往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同等中心领导同道访苏、同年率领中***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荚冬我都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从我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上面说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作为见证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叙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专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的确，当时是来了一个华侨，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看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我和她是同事，都在军委办公厅外交秘书处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来苏联，感到特别兴奋，出发前在北京有好几个晚上未能进眠，加上出发前的紧张的预备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双眼红肿、发炎，病倒了，没有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留在列宁格勒饭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地来饭店看看妹妹。别有专心的人说王明派代表来见彭德怀和萧向荣并进行“密谈”，这是对彭德怀和萧向荣的诬陷和恶意中伤。
关于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题目。这又是别有专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心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因向党中心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在贯彻“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中产生的浮夸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等弊病，从而受到了批判。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船反党团体”的头子。与此同时，又有人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题目。于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十年“***”中，外调职员曾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揭发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事。
当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题目时，感到非常惊奇和生气。我想，对这样一个严厉的、与彭德怀政治生命休戚相关的的题目，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名***员，我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因此我向他们明确回答：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固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昼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还有在阿尔巴尼亚休假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理罗提渥。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都在场。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很明显，彭德怀不可能同赫鲁晓夫有什么“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特别是小轿车不够用，两个代表团只能适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往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我们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往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所谓他们两人进行“秘密联系”和“秘密会谈”岂不是天方夜谭？
调查职员说，不对，占有人揭发，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击队宫”举行宴会以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一向不愿舞蹈的彭德怀回军事友好代表团下榻的“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往了，赫鲁晓夫就随着往那里找彭德怀谈了三四个小时。新浪博客
我对他们说，这简直是瞪着眼说瞎话，当时我们大家都看到，彭德怀是在他的警卫顾问景希珍陪同下回“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往了，而赫鲁晓夫、霍查等，还有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同道们仍在“游击队宫”舞厅里一起继续兴高采烈地舞蹈，怎么能说赫鲁晓夫往找彭德怀“密谈”往了。况窃冬彭德怀不会讲俄语，没有翻译怎么谈？
调查职员说，不对，占有人揭发，赫鲁晓夫是用他从苏联带来的懂中文的苏联翻译同彭德怀“密谈”的。
我对调查职员说，说实在的，我们连这样的苏联翻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调查职员又说，占有人揭发，赫鲁晓夫同彭德怀有“秘密联系”的渠道，他们两人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赫鲁晓夫知道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所以他特地从苏联赶到阿尔巴尼亚往做彭德怀的工作。
我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率领的由10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包括苏共中心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穆希金诺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等）是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心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于5月25日先到达地拉那，进行正式访问，而我们的军事友好代表团是5月28日才到达地拉那。当时彭德怀还惊奇地说怎么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已来到阿尔巴尼亚，怎么他也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呢？由此可见，说赫鲁晓夫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完全是空***来风，一派胡说。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往庐山参加中心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心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题目，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专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我以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一批评倒是正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怀的本意。
据我知道，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给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到了崩溃的边沿出现了反革命暴略定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进步，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鉴戒。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练习、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练习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往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实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题目，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生气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道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中，一些别有专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往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预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做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以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那里种地、种菜。但是，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帽子一直还戴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心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心领导同道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题目，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心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题目来处理。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1976年，“***”结束。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心领导同道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众人公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时，九泉之下的彭德怀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
附文2：韦 实：从整功臣的历史事实看神化彭德怀是错误的
彭德怀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了大功，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近30年来，对他进行神化，把他捧到天上，则是错误的。从他当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短短 年里，借反教条主义之机，大整功臣这一侧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彭德怀是1952年4月当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54年9月兼国防部长的，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仅7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竞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整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功臣，被整的人职务之高，人数之多，在1958年以前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先看整刘伯承：
刘伯承是十大元帅之一，是杰出的军事家。在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负伤九处：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建国后，这些创伤时刻折磨着他。毛泽东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军事家的优势，要他当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到56年时，他的伤情恶化，不得不从南京转往上海医疗。1957年8月6日刘伯承写信给毛泽东："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伤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他恳请免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批准同意）。
刘伯承当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正是全国向苏联学习的时侯，难免有某些照搬之处。1957年2月，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下可得罪彭德怀了。于是，彭德怀在向毛泽东汇报，取得毛泽东支持后，主持召开有全军高级干部1442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勒令离任快一年并正在治疗的刘伯承作公开检讨。在检讨时，刘伯承掏出准备好的讲话稿，边念边讲，边讲边念。讲到动情时，想到委屈处，禁不住哽咽起来，老泪纵横。很多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的搞法不满，在刘伯承作完检讨后，竟然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刘伯承的同情与尊重。这是对彭德怀的抵制。
再看整粟裕：
粟裕是共和国第一大将，杰出的军事家。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不喜欢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彭德怀。此外，按组织原则，栗裕既要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又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彭德怀反对栗裕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是越级。栗裕为既不越级又做到向毛泽东汇报，就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彭德怀则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权力欲极强，唯我独尊的彭德怀把栗裕看成眼中钉肉中剌了。
于是，彭德怀借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整栗裕了。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 “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 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在狠批粟裕后，把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撤了。
另看整肖克：
萧克上将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25岁当军长，立下赫赫战功。1958年时为训练总监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他被整，也是因给彭德怀提了不同意见引起的。 1958年2月，彭德怀送了一篇文章，征求肖克的意见。文章否定正规化现代化两个口号。肖克对彭德怀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不大赞同，就给他写信说明理由，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肖克还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论述。这就得罪了彭德怀。就在写信后不久，从军内传出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说法沸沸扬扬。
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训总决定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肖克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从思想上澄清一下。当时，训练总监部的人对原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此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的张宗逊（彭德怀的老部下）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反教条主义时，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训总许多人不满意。肖克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张回训总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张宗逊回训总后，训总干部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这更得罪了彭德怀。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派工作组到训总。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肖克震动，我觉得彭德怀的话里有话。
很快，肖克等人的灾难就来了。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批判的矛头逐渐集中到肖克和李达（训总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上。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肖克、李达等人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最后，肖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肖克说：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申辩的权利。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我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但是，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肖克还说：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我按照他们的需要违心地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起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在彭德怀的主持和坚持下，军委已撤销了肖克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并把肖克、李达和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个将军打成反党分子。
有人说，好在59年彭德怀被罢官，不然的话不知道还有多少将军被他整。
有人说，庐山会议期间，有人批评彭德怀：毛主席健在你都这样，毛主席百年之后谁能管你 ！
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劝粟裕联系自己被整的事批判彭德怀，粟裕认为不该这样做。人们一方面称颂粟裕胸怀，另一方面还是为粟裕抱不平。
文革期间，被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的两个将军，一个喊着彭德怀你也有今天打了彭德怀一拳，一个地垃圾篓扣在彭德怀头上。人们认为这两个将军肚量小了一些，但可以理解。
看来，还是让彭德怀从天上回到地上好。
附文3：彭德怀对中共的功和过
彭德怀虽然战功卓着，但是也有一些过失。在1948年的西府陇东战役和1949年的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先后遭受了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彭德怀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者，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经过： 1948年4月6日，彭德怀指挥所属西北野战军主力兵分叁路，西进直取宝鸡。由于当时宝鸡守军只有2000人左右，解放军于4月26日攻克宝鸡，全歼守军并缴获大量物资。而胡宗南发觉解放军的西进行动之后，便急令裴昌会和马步芳驰援宝鸡。4月25日，马步芳部接连突破六纵在长武、亭口的阻击阵地。裴昌会部则于26日突破四纵在杏林镇和青化镇的防守阵地，并早于彭德怀的预计进抵岐山，与马步芳部对宝鸡的解放军形成夹击之势。危急之下，解放军被迫放弃宝鸡及在宝鸡缴获的大部分物资，向陇东一代撤退。撤退期间，解放军多次遭到合围。5月5日，教导旅在屯子村被围，次日在主力接应下突围，损失惨重。5月8日，解放军在肖金镇、荔镇之间突出合围，但有4个旅遭到很大损失。此后，解放军仍不断遭到国军追堵，直至5月12日到达马栏、高王镇地区后方才彻底摆脱追堵。是役，解放军伤亡14973人，占西北野战军总人数的18%以上。5月26日，解放军在洛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和四纵领导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处分了一些旅团级的干部。 1949年8月，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在战役初期，即21日和22日，因为彭德怀低估兰州守军的力量，导致首战受挫，损失数千人。（王焰：《彭德怀年谱》，第407-408页）分析虽然陇东战役中的巨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国军的兵力优势和四纵的临阵撤守造成，但彭作为战役的决策指挥者，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国军的实力，主攻部队偏多，而牵制的兵力明显不足，导致防线被迅速突破。因此，彭对部队的重大伤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兰州战役中，由于战前部署出现失误，解放军在战役初期损失极大。这两次战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作为指挥者的彭德怀的轻敌，解放军在战役初期蒙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到了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在指挥上的再一次轻敌冒进，造成了志愿军的巨大损失。经过在朝鲜战场上，在第四次战役，特别是砥平里战斗中，志愿军损失惨重，被迫后撤，汉城重新被联合国军占领。这次失利之后，彭德怀制定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1951年5月18日，彭德怀向此先围歼美军一个师都很困难的志愿军下达了一举歼灭美军叁个师，英、土叁个旅，南朝鲜军一、六两师的命令，力图挽回不利局面。（XX：《年谱》，第491 页）而由于美军的猛烈空袭，战役打响之后，志愿军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支持，只好以人海对火海。面对联合国军从5月23日开始的，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航空兵掩护下的全线反扑，志愿军无法招架，损失惨重。分析这次战役虽然南韩军队伤亡较大，但是志愿军的主要目标美军只损失了区区几千人，而志愿军参战各军则均损失过半，特别是60军180师被美军围歼，几乎全军覆没。作为战役指挥者的彭德怀，在制定作战策略时，没有认真研究对手在战术上针对自己的调整，仍以解放战争为经验，在后方机场被破坏，没有有效空中支援和充足物资供给的情况下，冒然下令南进，对战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彭德怀的第五次战役的计划是得到了毛的肯定的。所以战役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彭和毛共同承担。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全军，在军委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但是，五叁年到五九年的军队建设，实在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除了向苏军体制靠拢外，在正规化方面没多大进展。而就是向苏军体制靠拢这一条路，也因人为因素而倍受干扰。 彭德怀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可以说是彭一生的污点。背景1：刘伯承不是毛的嫡系将领。他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军事教育，推崇军队正规化建设，这一点与毛的游击战思想也有冲突。毛对刘长期是敌视的态度因此并不奇怪。刘伯承了解毛的意向，因此在解放后急流勇退，潜心办学。在南京军事学院推行军事正规化教育，对全军高级将领实行轮训。 背景2：训练总监察部前后虽然只存在了6年时间，但是它在运动前还是相当受到重视的。其人员配备之精良，在军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五六年授衔时，该部呈现一名元帅带六名上将的豪华阵容，绝非其他四总部可比。训总的六位部长萧克、李达、周士第、张宗逊、郭天民和彭绍辉不是资历显赫就是战功彪炳，在上将之中也非等闲之辈。另外，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高等军事教育。训总从盛极一时到被撤消，其巨大的起伏反映了这次运动之激烈。 背景3：训总的六位部长，在运动中受到打击，被定为“反党分子”的萧克、李达、郭天民全部是二野出身。（萧克回忆录）一野出身的彭绍辉和周士第虽然被调离军职和降职处理，但没有受到直接的批评和打压。受到了擢升的只有彭的亲信张宗逊。 背景4： 1956年底，由于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在学习中央的五个文件时发生意见分歧，张宗逊对少数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的情况下，得出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萧）这个结论引起了彭德怀的重视，他于次年2月带工作组再次去军事学院调查，得出的结论对军事学院的工作基本是全盘否定。推崇游击战的彭长期对军队正规化建设持有一定的偏见，这个结论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个人主观偏见的影响。军事学院内部对这个结论以及张宗逊见风使舵、不负责任的办事方式相当不满。次年萧克写信给彭，谈了自己对彭的思想的不同认识。这封信后来则成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 反党”的“证据”。 经过： 1958年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军事学院向总参谋长黄克诚要求邀请张宗逊回军事学院参加会议。（见背景2）在会议上，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这种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引起了消极的后果。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时，总政派工作组来。工作组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宣布说： “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萧克）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同上）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同上）随后，在成都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话很显然带有个人情绪。（同上）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萧克和李达的身上。 6月9日，毛指示：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上）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训练总监察部和军事学院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同上）6月23日和29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同上）毛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刘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伯承作了检讨。刘伯承在以往总结教训时一贯对自己比较严格，但他在这次检讨中作出很多违心的自我批评的同时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情况。刘伯承的检讨中虽然违心地作了很多自我批评，但是并没有达到息事宁人的初衷。斗争反而愈演愈烈。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训总则成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同上）他们被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同上）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训总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同上）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萧克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萧克、李达等人进行 “揭发判”。他们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和其他受到迫害的人不同，萧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工作组就用高压政策，逼迫萧克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批判一直持续4个多月，直到萧克按照工作组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同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萧克的错误的决定。萧克、李达的结论作完之后，工作组马上对时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的郭天民展开批斗，批斗的结果是他成了“集团”的“第二副帅”。（同上）直到1959年5月 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1958年8月6日，刘伯承致信毛泽东、彭德怀，呈请免任新职。经中央批准，9月13日离职，后再未担任任何实际职务。 分析：彭德怀是当时军中毛最忠实也是最重要的追随者。和毛一样，他虽然也赞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但从心底里还是认为人才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对正规化的认同远逊于对毛游击战思想的推崇，甚至对正规化建设有一定的不屑和抵制情绪。对以刘伯承为代表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支持者从心底里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彭又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彭在这次运动中的言行明显的反映了他在看待刘伯承、萧克等军队正规化建设主张者以及他们思想时的偏见。特别是在成都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的“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 ”“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同上）敌视情绪一览无余。彭并不是一个处心积虑整人的人。他讲这番话只是性格使然，发泄情绪而已。但是，他忽视了自己一个政客的身份。当个性使然的行为与身份相冲突时，特别是在他的观点又得到了毛认同的时候，草率的个性就铸成了大错误。彭压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即便能成为一个好的军人，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政客。这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开了恶劣的先例，解放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为 “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同上）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彭在这次运动中对正规化建设支持者的不公正打击，特别是军委扩大会议上故意坚持要军中德高望重的刘伯承抱病检讨，结果当刘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千余人掌声骤起，持续半分钟，许多人热泪盈眶”，造成了严重的伤众效果。（黄瑶，阎景堂：《中国十元帅》上卷，第445页）他在这次运动中的言行一定意义上是影响到了自己后来的悲剧。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彭德怀自己就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同萧克如出一辙的打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的侄子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家，向萧克转达了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萧克）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十》，446）1986年，中共中央给刘伯承的悼词中也说明他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十》，446）。
附文4：彭德怀事件真相较新资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51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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