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大学教授也没完全解答明白的问题）：

战争的末日：内心深处和平的我们
作者 John Horgan

翻译 Sunny

《新科学家》2009年7月7日

战争究竟是可逾越的抑或是我们天性中永恒的一部分？约翰·霍根将给你答案

乐观主义者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终结战争的战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持不同意见。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断言道：“唯有死者能见到战争的终结。”当然，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正确。随后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跨越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和流血。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调察，询问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男女、开明或保守、年老或年轻，大多数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当我问我大学中的学生“人类有一天能停止战争吗？

”超过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为了佐证自己的论断还加上了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样的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无疑与最近关于战争本源的研究不谋而合。就在几十年之前，很多学者都还相信在文明建立起来之前，人类都是与彼此和自然相处和谐的“高尚野蛮人”。（注：noble savages，认为人类未受文明的污染前纯净却原始的状态，维基词条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Noble_savage）

而现在不再如此了。人种研究和一些考古学的证据暗示出，早在拥有正规军队的国家出现之前，部落群体就至少会不时的卷入有死伤的族群冲突中。同时，同一群落的雄性大猩猩有时会将从另一群落中来的猩猩殴打至死这一发现也鼓舞了“战争是人类生物学遗传的一部分”这种流行观点。

来自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瑟斯曼提出了一种观点，他称之为人类天性的“五点新闻”，而那些关于我们祖先和灵长类表亲中暴力事件（参看猿类的攻击）的发现使人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移。就如晚间新闻向来遵循如下格言播出一样，“有流血，则头条”，如此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报道都在强调着冲突。然而，瑟斯曼认为广泛关注暴力和战争的行为有失偏颇。“按统计数据来说，人类彼此协作，试图融入群体的行为应该比彼此抗拒合作、相互充满攻击性要普遍的多。”

他说。在这一观点上，他并不孤单。持相同意见专家的人数正在增加，他们现在主张，进行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人类已经朝向让战争成为历史的方向前行。

在这些颠覆派中，有来自于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和梅尔文·安伯，他们认为光用生物学并不能解释已有记载的战争模式。他们通阅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份记录着过去和现在360个文化信息的数据库。超过九成的社会卷入过战争，不过有一些是时常进行争斗，另一些很少发生，还有一小部分从未有过战争记录。“在任一特定时间环视世界，你会发现在不同地区，战事的频繁程度不尽相同。”梅尔文·安伯说道，“这暗示我，我们所在研究的并非什么基因问题或是生物习性。”

来自于芬兰土尔库市，阿布学术大学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超越战争》一书中，他指出了74个“无战文明”反驳战争无处不在这种观点。他列举了包括非洲的西贡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以及因纽特人这样的游牧集猎族群。

弗莱说，这些例子至关重要，因为从大约两百万年前人属种群出现一直至不到两万年前出现了固定居住地和农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被认为是在过着游牧集猎的生活方式。这个时间长度占据了人类进化史的百分之九十九。

弗莱并没有否认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很可能也在我们的游牧集群祖先中发生过，但是他又强调说，现代的集猎族群几乎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人为战争——指有组织的竞争族群间的战斗。相反，他说道，多数的暴力是由独立的侵略性行为造成的，通常

是两个男性为了一个女性所进行的打斗。这些争斗偶尔会造成两伙朋友或是家族之间的世仇，但是这种敌对通常要付上不小的代价，所以很少能长久持续。他称，人类“有一种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重要能力。”一个团体可能会简单地“用脚投票”然后离开另一个团体。此外，第三个组织也可能促成调解。或者，在某些极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极富侵略性又暴力，那么这个部族中的其它人将会驱逐甚至杀掉他。“在部族社会中，没有人是暴徒。”弗莱说。

当战役打响

布莱恩·弗格森来自地处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他也相信在化石和考古学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对于我们祖先在

成百上千年中——甚至百万年——一直相互之间发动战争的指责。第一个非单独性侵略而是群体间暴力对抗的明确迹象出现在大约14,000年前，他说。证据的表现有：成堆骨架的掩埋地——要么颅骨破损，要么其上有着劈砍的痕迹和被物体砸掷所造成的凹痕，澳大利亚、欧洲和其它各地的石壁画——描绘了使用长矛、棒锤、弓箭的战役，以及明显为了抵御攻击而加强了保护的人类定居地。（参见“战争的诞生”）

当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变 为定居并且普通依赖于农业时，战争出现了。弗格森说。“随着从土地、食物储存、尤其是丰富的渔场中获益，人类就不能再逃避纷争了。”而且定居之后，农作物有了盈余，一些珍贵并具有象征性的物品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了。突然之间，人类比他们游牧的祖先们多了许多能够失去、并需要为之争斗的东西。

由此看来与其说战争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的出现似乎更应归责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文明之间挑动战争以及经受时间的验证过程总是充满了变数。安伯夫妇已经发现了战争频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干旱、洪水和其它自然灾害明显能影响资源并激起对于饥荒的恐惧。与此类似，来自于位于罗根的犹它州立大学的派屈克·兰伯特在丘马什人中发现了干旱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丘马什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间就已经在南加州海岸生活了几千年。

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说，战争并不是生物学冲动，而是对于人口膨胀和食物供应减少等等类似的环境状况的理性反应。他指出，一些北美部落在欧洲人登陆之前就会为了土地和其它资源进行野蛮的争斗。不过他也说，由于生态或文化的改变，战争也会突然“刹车”。在他的“持续的战役：我们为何而战”一书中，勒布朗描述了像霍皮人一样好战的当地北美部落在外来者将和平强加于他们时，他们是如何接受的。“对于文化影响，我们绝对是敏感可塑的，”他说道，战争“并不是顽固到无法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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