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似不宜不有观感于同胞矣。今即迩来之所见，并信札之有关切于此者，亦连类及之，缀为若干篇，名曰暗杀时代。为序。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予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与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竟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传警，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然于朝廷之为异族与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时，某君又假予以“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夫梁氏之为满酋游说，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详言之，无俟我哓哓矣。然予复恨梁氏之说之几以误我者，其误我同胞，当不止千万也。予愿同胞宁为梦梦不醒之汉族愚民，而不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盖梦梦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虽认贼作父，亦苦于不自知。一旦梦醒，究未有不欲杀尽逆贼，而复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满奴，名则以玛志尼、加富尔自居，实则吴三桂、洪承畴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利心，甘作同胞之公敌。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则彼积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强词以夺理。昌言曰：“国朝之制，满汉平等。”又曰：“满洲之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又曰：“今皇仁圣，不惜牺牲己位以立宪政。”此等云云，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然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满酋之使此辈为奴为隶，甘害同胞，以利异族，则满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虽然，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造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

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主动力无尽，而助动力有尽，予于是念念在杀铁良。然此念虽立，其如徒手无具何?势不得不稍俟时日。逾时有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时忽有刺客某刺铁良逆贼未成而遁，并有王汉谋刺铁良逆贼未遂而先自尽之报。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然予不能不为之抱憾者。盖以万子之刺术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过曰联俄之主义而已。夫以联俄之主义为非，则所是者，必在联日。联俄主之满洲，联日亦主之满洲。满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试问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隶之籍则已，苟欲去之，则必先事排满，而排外非所计也。若刺客某，则又不免失之于怯，虽其目的较万子为善，而于生死关头，又不若万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则心有余而智不足，虽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使于顺德失望时，即起身来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将铁良同类之人一刺之，以为代价，则王子不虚死矣。虽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数月，(此志偶于友人某君前言之，计在万福华事以前数月)。王子复先我而行之，虽其不成，亦足见王子之志与我同也。王子有灵，当不使我复蹈万子之辙。

今者，予之枪具，已自日本购来，其迟迟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务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惊，家居多所防备。拟缓数月，观其动静，然后就道。斯时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劝予笔之于书，以遗后世，以释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强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动人观听?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实事而不在虚文，使来者皆事虚文，恐实事终无可成之日。

人之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为生则有生人之乐，而死则无之，故欲生恶死之情，自日来于胸中而不去，则此辈之生，如秋蝉若朝菌者，可无足怪矣。若夫号称知命之英雄，向人则曰我不流血谁流血?此即我不死谁死之代名词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则曰：我留此身，将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将死之际，未有不心灰意冷，勃发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践，与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伤耳。此吾之所为有鉴于此，而不敢不从速自图焉。亦以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时，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者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之轻重以从事乎?而况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此吾为一己计，固不得不出此，即为汉族计，亦不得不出此。吾决矣，子将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子即不为汉族计，亦独不为一己计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体气之柔弱，精神欠乏，饮食之简少，且卫生之不讲，心境之不宽，劳苦之不耐，疾病之时至，非较吾为尤甚乎?吾窃不逊，若子能寿年一百，吾即能寿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过可得寿四、五十，子当可作比例观。子且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而况子非其比。势不得不为一己计，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且也，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此为一己计者之即所以为汉族计也，非一举而两得乎?子其三复思之。如以吾言为然，则请为子画善死之策。如以为否，则请留此书于临死之日，再一阅之，以证吾之见地，如何?吴樾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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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晚清著名刺客、年仅27岁的吴越（安徽安庆桐城县人）在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军警林立，岗哨密布。慈禧太后钦派的五大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带着大量的仆从与侍卫登上了火车包厢。五大臣将转沪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政。吴樾深恨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谋炸出洋五大臣，事败，壮烈牺牲。

吴越的同乡---安徽安庆怀宁县人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盛赞吴越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数月后，陈独秀思及吴越，又怆然吟出《存殁六绝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伯先和孟侠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后者指的就是吴越。在诗中，陈独秀明确地将吴越比作荆轲。陈独秀怀念吴越的诗句，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事实上，陈独秀和吴越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吴樾临行前，曾与赵声、陈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当时吴越走后，陈独秀还动情地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越老得多。在那个时代，不独是陈独秀，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也都曾经是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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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樾(1878——1905)，字梦霞，一作孟侠，今安徽桐城人，汉族。吴樾父吴尔康，有5子，吴樾居四。吴樾家境清贫，八岁丧母，为其二兄所抚养。后两位兄长病故，迫于家计，奔波于“凡尘间”。然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犹好古诗文，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20岁又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吴汝纶推荐与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志士。最好的几个朋友有，湘人陈天华，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陈独秀，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午庚夜而不寐”。吴樾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由杨监誓与马鸿亮等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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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为因，革命为果。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

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见，以为走入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

这是一个很奇怪现象，但仔细思考，便也不再奇怪。他们的恐怖暗杀，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晚清官权；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革命真理。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革命真理的英烈义士。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起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

著名的8个“暗杀团”：黄兴暗杀团、蔡元培暗杀团、吴樾暗杀团、方君瑛暗杀团、刘思复暗杀团、李应生暗杀团，汪精卫暗杀团以及陈独秀暗杀团.吴樾之后，徐锡麟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彭家珍炸死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不下5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