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三兄弟在特工保護下的童年真實生活

　　在人們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敵營、獲取情報、營救戰友、消滅叛徒等驚心動魄的大事，豈不知，他們也干提着腦袋保護孩子的事情。20世紀30年代初期，周恩來讓陳賡通過董健吾設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園，就是個典型例子。而其中，毛岸英三兄弟則最為引人關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園收養毛岸英三兄弟70年後，董健吾的兒孫，卻將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告上了法庭。

　　2002年1月19日，劉思齊受邀到武漢理工大學演講。劉思齊在演講中稱，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樣流浪了五年”。為此，董健吾的兒子董龍飛、孫子董闖向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劉思齊的演講“其中有與歷史事實不符之處，有些言論污衊詆毀了董龍飛之父董健吾，損害了董家人名譽，使其精神受到了損害”。 要求劉思齊停止宣傳與歷史事實不符的言論，登報賠禮道歉。

　　董家後人提起民事訴訟的依據，是中組部的調查報告。1979年，胡耀邦抽調中組部三人，以李芳文為組長，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時的情況。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通過訪問當事人、證人、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查閱檔案資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過的地方，最後撰寫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在上海時的情況》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說：“……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難，但無流浪、虐待事實……”

　　一邊說，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五年之久；

　　另一邊說：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沒有流浪。

　　那麼，到底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是否曾經流浪？流浪了多久？

　　2007年3月23日，毛岸青逝世，新華社發的電訊稿說：“1936年，在上海流浪五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被黨組織送到蘇聯學習。”

　　這件事，似乎由此“蓋棺論定”。

　　當然，如果這事僅僅是兩家後人為往事不清所起的爭執，到此罷了也就罷了。但是，這件事的後面，牽涉到中央特科那些默默無聞的志士，牽涉到他們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我們就不能這樣輕率地下結論，而是應該實實在在地回過頭去看看，當年的實情究竟如何？這樣做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此事做個多餘的判官，而是為了給當年那些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下堅持戰鬥的特科先輩們一個並不多餘的交代。

　　他們本已默默無聞，但他們所做的功業，不應被後人忘懷或者誤聞。因此，就有必要依據相關的歷史資料，做一個切實的回顧和分析。

　　現在我們從頭說起，先說兩家都沒有爭議的部分。

　　1929年8月，彭湃等人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處以極刑，行前給他的愛人許冰留下訣別信：“冰妹，從此永別，妹努力前進，兄謝你的愛！萬望保重，余言不盡！你的湃。”

　　彭湃還留下了一個孩子。

　　由此，悲痛萬分的周恩來產生了一個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層社會的關係，藉助社會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響，建立一個表面上收養社會流浪兒，暗地裡撫養烈士遺孤的福利機構。這個機構作為黨的秘密機構，肩負着特殊的歷史使命，安全因素應放在首位。該機構的負責人更要慎重考慮，此人不但要有特殊身份，還必須有在白區工作的豐富經驗。

　　周恩來把這件事交代給陳賡，陳賡則建議由特科情報科的董健吾出面承辦。

　　董健吾畢業於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獲得理工科、文科和神學學士學位，1928年在馮玉祥軍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馮玉祥“禮送出境”，回到上海。當時的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得教堂的牧師，實際上是中央特科情報科的特工人員。由他來開辦一個表面上收養社會流浪兒，暗地裡撫養烈士遺孤的幼稚園，確實是非常合適的。

　　確定人選之後，周恩來撥了500元開辦費。這點錢根本不夠，董健吾以教會名義向教友募捐，募捐數額依然不夠。這時，董健吾正好得到祖母分給的遺產——幾十畝田地。董健吾即將田產賣掉，共數千元，填補開辦費的不足。

　　1930年3月，中共第一個幼兒園——大同幼稚園居然在情報人員的手中誕生了。一開園，就收養了30多名烈士的子女。董健吾的夫人鄭蘭芳也在園裡擔任保育員。

　　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在長沙就義。在上海的毛澤民得知後，想到了她的三個兒子，於是向周恩來請示，將毛岸英三兄弟接來上海，收養在大同幼稚園。得到批准後，毛澤民托人給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帶去一封信。1931年春節前，這封信幾經輾轉，到了楊開智手中。

　　春節後，毛岸英三兄弟在楊開智夫人李崇德護送下，乘火車經武漢換船到達上海。毛岸英三兄弟由此進入大同幼稚園。

　　1931年端午前後，毛澤民和夫人錢希鈞離開上海去蘇區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們遊園的機會，到“法國公園”附近看望過三個孩子。見面後，毛岸英向毛澤民等講了他們在幼稚園的生活。據說，毛岸英還給爸爸寫了一封信，托毛澤民帶給毛澤東。

　　此前，1931年3月董健吾受命護送顧順章赴鄂豫皖蘇區。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董健吾立即乘船回到上海，周恩來已經接到特科錢壯飛、李克農發出的密報，正在安排暴露的人員疏散隱蔽。董健吾見到周恩來，匯報情況之後，也被要求停止地下活動，暫時躲避。董健吾躲進了中共特別黨員楊度的家中。

　　就在董健吾避難期間，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裡，毛岸龍突然生病，腹瀉、高燒，由保育員陳鳳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實同志的愛人)抱到附近的廣慈醫院就診。醫院診斷為緊口痢，經救治無效當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園負責行政事務工作的姚亞夫買棺入殮處理了喪事。

　　顧順章叛變後，上海地下黨遭到很大破壞，形勢更加嚴峻。接着，1931年6月22日，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受到更大破壞，黨中央不得不向中央蘇區轉移。這時，大同幼稚園也受到懷疑。有人送來恐嚇信，警告董健吾不得收留“來歷不明”的孩子，否則以“通共”論處；租界巡捕房也來人查問孩子父母的情況、工作人員的履歷。

　　1932年3月，保育員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辦事，突然失蹤，多方尋覓不着，凶多吉少。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為保證孩子們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安全，特科歐陽新決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園。對於收養的孩子，採取三種方式疏散：有家可歸的，遣散回家；無家可歸、但有親友的，投奔親友；無家又無親友的，託付給與黨有關係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屬於第三種，歐陽新決定託付給董健吾撫養。就這樣，毛岸英、毛岸青來到了董健吾的家，從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董家後人董霞飛、董雲飛在其所著的《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描述，在董健吾家居住的日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受到了良好的照顧，吃得飽、穿得暖，有時還能看上電影。

　　毛新宇所著《我的伯父毛岸英》中說：“岸英兄弟寄居在董家後，董健吾的丈母娘，感到不悅並常有怨言。”中組部的調查報告中也說道：“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對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

　　然而，董健吾、鄭蘭芳的家，就是特科的重要聯絡點“松柏齋古玩號”。這裡人來人往不說，還距離租界巡捕房很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滿口的湖南話，一旦被敵探盤問，後果不堪設想。特科歐陽新經過反覆考慮，要求董健吾為毛家兄弟二人另覓安置地點。

　　董健吾思來想去，認為只能託付給他的前妻黃慧光撫養。

　　1933年8月，鄭蘭秋給兄弟二人各買了一套新衣、新鞋、新帽，把他們送到了鳳陽路修德里451弄12號董健吾的前妻黃慧光處生活。董健吾送毛岸英、 毛岸青到黃慧光處時，只說這是他朋友的兩個孩子，暫時住在這裡，以後另有安排。

　　對於這一段生活，後來毛岸英自己跟劉思齊回憶時也說：“我們到上海後，在幼稚園住了一段時間，我好像告訴過你，有一天岸龍的小床空了，從此我們再也沒有看見他。不久，幼稚園解散了，我倆住到了一個牧師家裡，時間不長，我倆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的家裡，大老婆姓黃。大老婆有好幾個孩子，有一個兒子比我們小，他總欺負我們，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經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樓梯下的小黑屋裡，我後來才知道那小屋是住家放掃把、拖把的地方。”

儘管頗有微詞，但由上面的回憶可見，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從大同幼稚園解散後，住到了董健吾家中，後又被送到董健吾前妻(不是“大老婆”)處撫養，而且都是特科黨組織作的決定，則是沒有疑義的。

　　那麼，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了一點：即便後來毛岸英兄弟流浪街頭，也不會“長達五年之久”。因為，從1933年8月被送往董慧光家，到1936年6月前往蘇聯，就算毛岸英兄弟剛到黃慧光家就立即出走，最長的流浪時間也不會超過2年10個月。

　　毛岸英和毛岸青遷到黃慧光家中後的情況，我們先摘一段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敘述：

　　黃慧光不僅為岸英兄弟的安全擔心，也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弔膽。平時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風吹草動，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長的時間裡，一個寡母帶着幾個孤兒轉換了三個住處。

　　那個時候，黨組織按月供給30元錢給董健吾作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親兩人的生活費，董健吾領到薪水也常常貼補一些給黃慧光，日子當然過得去。後來，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黃慧光是家庭婦女沒有生活來源，自己有四個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七張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過得艱苦了起來。

　　生活艱苦，吃不飽肚子，還要挨打受罵。岸英自小就愛憎分明，一天，他看見岸青又挨了打，便離家出走了。

　　這段敘述，給我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以下兩點：

　　第一點：提心弔膽看管很嚴。

　　刊載在《黨史研究》上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在上海的情況》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歐陽新就讓董健吾同志在1933年的八九月份，將毛岸英、毛岸青送到鳳陽路修德里451弄12號董健吾的前妻黃慧光處生活。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黃慧光處時，說這是他朋友的兩個孩子，暫時住在這裡，以後另有安排。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黃慧光一家對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擔心。岸英、岸青那時湖南的鄉土口音比較濃，並正處於貪玩時期，開初經常跑出去玩，有時出去玩的時間長了，還要去找他們，怕他們在和外人接觸中，引起懷疑和走漏風聲。後來就很少讓他倆出去，也沒讓他倆去上學。

　　10歲上下的兩兄弟怎麼能理解當時的危險形勢？不允許出門，會產生情緒，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時間長了忘了回家，這個歲數的孩子誰沒有過？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們很難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們講實情，情急之下，打兩巴掌恐怕是很難避免的。

　　第二點：後期生活異常艱苦。

　　董霞飛、董雲飛在《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中說，在黨提供的生活經費中斷、董健吾被教會要求辭去牧師職務後，黃慧光一家七口的生活，僅靠長子董載元一點微薄的工資維持不了，黃慧光只好靠典賣過活。東西典當光了之後，黃慧光就和女兒替人家縫補、洗衣貼補家用。這也還是不夠，黃慧光和女兒又學做紙花，賣給百貨公司。

　　“她們不顧勞苦、夜以繼日，使一家生活勉強維持下來。毛岸英、毛岸青也幫助扎紙花，幹些家務事，減輕家中的困難。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繼而岸英患傷寒，需要開支醫藥費，無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黃慧光團團轉。沒奈何，只好典當些舊衣服，拼湊些錢，陪岸英、岸青去醫院看了幾次病，後來實在付不起醫藥費，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診給藥的慈善機構求救”。

　　為什麼“提心弔膽看管很嚴”？又為什麼“後期生活異常艱苦”？

　　因為就在毛岸英兄弟住在黃慧光家的那段日子裡，上海地下黨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加嚴重的破壞。

　　從1933年9月開始，為對付中央特科安插在軍警特務中的警報系統，中統特務採用了“細胞滲入”的手段打入上海地下黨內部。所謂“細胞滲入”，就是抓到人後立即帶到附近旅館突擊審問，快速辦理秘密自首手續，然後馬上釋放， 使叛徒不被發覺，作為內線細胞滲入中共黨組織。由此，情況變得更加險惡。有多麼險惡呢？中統的報告說：“這種迂迴地向共黨秘密進攻， 自1933年9月開始， 到1934年底檢查成績時，已查明的共黨幹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們任務的有183人。因此， 共黨在上海的一般活動， 我們又恢復到隨時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 5個月間， 我們對於紅隊的內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們的偽裝人員7人。”

　　就這樣，大名鼎鼎的特科“紅隊”，被中統派遣的“細胞”打入破壞，一日之內全體隊員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覆勸降無效後，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杰明四人被執行絞刑處決。鄺惠安就是我們前面在《“李胖子”是誰》中，曾經提到的紅隊隊長、槍決黃永華的龔昌榮。

　　1934年6月26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特務逮捕， 與其一起先後被捕的還有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 以及工作人員、巡視員、交通員共20餘人。李竹聲在特務勸降下叛變後，供出盛忠亮等人的住址。

　　1934年10月5日， 第二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管電台的周秀珠、電台台長王友才等九人先後被捕。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機關第三次被破壞。第三任書記黃文容、組織部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和社聯黨團書記許滌新等36名黨員幹部被捕。

　　這三次大破壞使上海地下黨的機構幾乎損失殆盡， 人員損失尤為巨大， 只能從上海各系統中抽調一些幹部組成臨時班子， 暫時負擔起上海中央局的領導工作。1935 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劉仲華( 中央軍委幹部) 、賀昌之( 中央特科幹部) 、浦化人( 中央宣傳部幹部) 為首的上海臨時中央局。

　　可是，只過了四個月，1935年7月22日，上海臨時中央局又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大破壞，被搜查的機關達三十餘處，上海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5年8月，上海軍委和中央特科負責人王世英根據王明、康生的來信，決定撤銷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餘的黨員幹部，一部分轉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等地。

　　至此，上海地下黨組織基本上完全被破壞殆盡，組織上對毛岸英兄弟的月供因此中斷。雪上加霜的是，董健吾本人因“紅色”嫌疑被教會要求辭去牧師職務而失去經濟來源，又因為他的入黨介紹人浦化人被捕不得不隱藏起來。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隱藏，無人顧及的情況下，黃慧光作為一個不是黨員的家庭婦女，獨自帶着自己的四個孩子和兩個“來路不明”的湖南娃子，其心情和境況可想而知，肯定是終日提心弔膽，生活異常艱難，氣急了打罵孩子的事情，恐怕難以避免。挨餓又挨打，兩個倔犟的小兄弟離家出走，應該也是不難理解的。因此，毛岸英兄弟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1935年秋，離家出走的。

　　為什麼說毛岸英兄弟很可能是在1935年秋離家出走的？

　　我們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是，《我的伯父毛岸英》中說：“一個寡母帶着幾個孤兒轉換了三個住處”。

　　根據《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所述，這三個住處分別是：

　　1933年8月，毛岸英兄弟到黃慧光家時，黃慧光住在鳳陽路修德里451弄12號，住了一年左右。

　　1934年8月前後，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號樓上。在這裡時，當時的上海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還經常來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

　　1935年7月前後，搬到牯嶺路斯盛里(現牯嶺路 51弄10號)。

　　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說“轉換了三個住處”，那麼毛岸英帶毛岸青出走，當在1935年7月之後了。

　　第二個依據是，當時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雲回憶說：“1935年秋，徐強突然要我幫忙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約十一二歲。”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1935年8月，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特科撤銷，剩餘的大部分黨員幹部撤走後，特科在上海留下一個辦事處，由丘吉夫總負責，徐強負責情報工作，李雲是徐強的妻子。

　　當年，正是徐強組織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在街頭找到了毛岸英兄弟。可是，徐強直到去世，也沒有對外界說過這件事。直到1988年，李雲才對記者說：“要不是一位中央首長對我說，‘中央特科’的事，保密期限已經過去，可以講了，我會把這段經歷帶去見馬克思。”

　　李雲回憶說：“當時形勢相當嚴峻，上海中央局屢遭破壞，‘特科’成員大部分撤離上海，留下我們這些未暴露的同志堅持戰鬥，總負責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強主管情報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領導。一天，徐強突然要我幫忙找兩個男孩，大的約十三四歲，小的約十一二歲。關於孩子的身份，他只說是烈士的兒子，從收養的人家跑掉了。”

　　作為尋找孩子的當事人之一，李雲的回憶應該是十分可信的。

　　如果實情確是如此，那麼，從1935年秋離家出走，到1936年6月前往蘇聯，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的時間，最長只有10個月。

　　問題在於，在上海留下來堅持的特科人員，是怎麼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離家出走了呢？或者換句話說，會不會是毛岸英兄弟出走許久之後，特科人員才得到消息的呢？

　　我們先來看《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敘述：

　　周恩來是1931年的12月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的。他在離開上海前，最放心不下的還是黨中央的安全問題。他把長年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同志，如陳賡、李克農、胡底，以及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等撤出上海，分散轉移到全國各地去。又及時調整了“中央特別委員會”，重新組建了中央保衛機關的領導機構。新的中央特科由陳雲同志負總責，康生從旁輔佐。陳雲同時兼任一科科長，直接領導總務、財務、交通等項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長，直接負責指揮、執行保衛與警報工作；潘漢年接替了陳賡原有職務，擔任二科科長，負責搜集情報偵察敵情以及反間諜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中央特科經過整頓改組後，逐漸把工作開展起來了。也是在這個時候，潘漢年見到了從中央蘇區來的錢之光，才知道毛澤東的三個孩子在上海失蹤，至今沒有下落的消息。

　　這件事的起因還是因為毛澤民，那時他已經擔任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東已經成為全黨的領袖。毛澤民自己負責的這個部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支援前線，常與白區發生經濟往來，人員走動也頻繁，毛澤民便動起了代哥哥打聽岸英兄弟下落的念頭。

　　正巧，國際無產階級為支援中國革命，籌集了一大筆款子，準備由法國匯到上海，毛澤民和錢之光受命具體負責此事。商定由時任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的錢之光先去探一探路，做些前期準備，毛澤民托錢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時，打聽毛澤東三個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錢之光見到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潘漢年，便把這個任務當面交給了他。

　　上面的敘述有些混亂，認真研究之下，其實不太可能。

　　咱們先看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經過整頓改組後，逐漸把工作開展起來了。也是在這個時候，潘漢年見到了從中央蘇區來的錢之光，才知道毛澤東的三個孩子在上海失蹤，至今沒有下落的消息。

　　這裡指的如果是1931年顧順章叛變後，特科重整，潘漢年接手特科情報科之後，“見到了從中央蘇區來的錢之光”的話，一定是搞錯了。因為，潘漢年和錢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蘇區的，潘漢年如何能在上海“見到了從中央蘇區來的錢之光”呢？再者說，前面我們看到，毛岸英兄弟是1933年8月，經歐陽新提議，由董健吾家遷到黃慧光家的。而潘漢年當時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級，通過歐陽新領導董健吾，他怎麼會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從錢之光嘴裡得知“毛澤東的三個孩子在上海失蹤，至今沒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萬步說，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見到了“從蘇區來的錢之光”，聽到“毛澤東三個孩子在上海失蹤”這個話，問一下他的助手歐陽新，不就馬上知道了嗎？

　　那麼有沒有可能，潘漢年是在遵義會議之後，到達上海時見到了錢之光呢？也沒有可能。因為錢之光走完了長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漢年都沒有可能在上海“見到了從中央蘇區來的錢之光。”

　　再看下面一段：這件事的起因還是因為毛澤民，那時他已經擔任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東已經成為全黨的領袖。毛澤民自己負責的這個部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支援前線。常與白區發生經濟往來，人員走動也頻繁，毛澤民便動起了代哥哥打聽岸英兄弟下落的念頭。

　　從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紅軍已經到達了陝北以後了。因為，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毛澤民才出任“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而這時，也才能說“毛澤東已經成為全黨的領袖。”

　　接着往下看：正巧，國際無產階級為支援中國革命，籌集了一大筆款子，準備由法國匯到上海，毛澤民和錢之光受命具體負責此事。商定由時任蘇區對外 貿易總局局長的錢之光先去探一探路，做些前期準備，毛澤民托錢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時，打聽毛澤東三個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錢之光見到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潘漢年，便把這個任務當面交給了他。

　　這就更不可能了。因為，長征之後，錢之光第一次離開蘇區，是1936年2月隨李克農赴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會談，達成蘇區與白區互通貿易協議。此時，潘漢年還沒有回到國內。而潘漢年在莫斯科領受了回國與國民黨談判的任務，第一站到了香港時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與陳立夫、陳果夫的代表張沖聯繫上之後，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然而，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經登上了去法國的輪船。

　　所以，說錢之光將尋找毛岸英兄弟的任務交給了潘漢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麼，特科會不會通過電台得知毛岸英兄弟倆失蹤的消息呢？也不會。我們知道，中央紅軍長征途中，與上海中央局中斷了電報聯繫，所以才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與上海中央局聯繫，希望通過上海中央局與共產國際聯繫，匯報遵義會議情況。而陳雲、潘漢年到達上海時，共產國際上海辦事處已被破壞。不久， 上海臨時中央局也被破壞，陳、潘只好去蘇聯直接匯報。直到1936年4月，中央派馮雪峰從陝北帶着密碼到上海後，才與上海地下黨溝通了電信聯繫。

　　而那時，正是李雲主管上海的電台。

　　李雲說：“當年我掌管着‘特科’唯一一台與黨中央聯繫的電報機，從沒收到過中央要求尋找孩子的電報，也沒發出過通知孩子不見了的電報。”

　　由此可見，特科並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開始尋找毛岸英兄弟的。

　　那麼，是誰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離家出走的呢？

　　李雲說：“我推測，董家發現孩子不見了就通知了特科。”

　　這就對了。

　　董健吾也是特科留在上海堅持的人員，受徐強領導。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能看到。毛岸英帶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們是毛澤東的兒子，非同小可。出了這樣大的事情，他肯定要立即報告特科領導。

　　也就是說，毛岸英兄弟離家出走不久，特科就得到了消息。

　　因此，到此我們基本可以確認，毛岸英兄弟離家出走是在1935年秋，到1936年6月前往蘇聯，流浪的時間最長超不過10個月。

　　下面的問題就是，他們是什麼時候被找到的？

　　李雲回憶說：得知孩子出走，“幾位高層領導知道那是毛澤東的兒子，發動了地下黨員尋找”。

　　當時，就連李雲這樣掌管電台的重要機要幹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說這是很不應該的啊！李雲管電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機密，一旦被捕，後果不堪設想！

　　可能有人會說，上大街找孩子會有什麼危險？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從1934年6月到1935年7月，上海地下黨被特務“細胞”打入，幾乎損失殆盡，最後只剩下一個特科的辦事處和十幾名黨員，當時的形勢可以說非常險峻。

而就在尋找毛岸英兄弟的那段日子裡，國民黨特務又將這個特科辦事處破獲，定於1935年11月18日晚8時同時在18個地址抓捕特科最後隱蔽的人員。萬幸的是，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內部“關係”，於當日下午4點半送出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沒有姓名，只有18個地址。情報科交通員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這18個地址都是誰。孟菲急忙取出原來組織上給的應急用的幾塊大洋。因沒有手錶，她帶上一隻小鬧鐘，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車分別去通知撤離，見了人就說暗語“你母親病了住醫院，你快去看她！”最後，大約八點鐘已經過了，孟菲急急忙忙回來，焦急地對老丁說：“剩下還有兩個地方沒有來得及通知，怎麼辦？”這時，躲在交通站布簾後面的吳兢走了出來。本來紀律規定她不能與老丁見面的，現在情況緊急，顧不了那麼多了，她看了這兩個地址說，一個是陳克寒的住處，另一個是丘吉夫的住處。她知道他們的電話，馬上出去打電話通知。吳兢回來講，陳克寒的電話接通了，已告訴他：“你母親得了急病住進了醫院，趕緊去看她。”另一個電話無人接，通知不到。孟菲當即要他們兩人趕快離開，她留下來等丘吉夫，因為約定晚上八時到九時，丘要來了解情況的。老丁離開交通站，趕到徐強家匯報上述情況。徐強聽後當機立斷，要老丁九時後去通知孟菲，如丘未按時來會面，讓她趕緊轉移。後來得知，丘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廣東大埔同鄉會被捕了。

　　由此可見，國民黨特務已經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幾乎是全體隱蔽人員的姓名、職業、相貌和地址。

　　徐強和李雲他們，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走上大街，四處尋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後後跑了半年多”！

　　李雲回憶說：“徐強給我圈了範圍，就管老西門一帶。那時做情報工作的，對上級命令絕對服從，不問也不能問。我也困惑呵，只能到流浪兒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橋小菜場(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帶)附近有家專門給人送飯的‘包飯作’，常拿剩飯剩菜施捨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兒便蜂擁而至搶飯吃；還有鐵馬路橋堍，聚集着眾多幫黃包車夫推車上橋掙銅板的流浪兒……。到底找過多少地方，記不清了，只記得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隨便打聽，只能站在路邊偷偷觀察，一站就是半天。就這樣前前後後跑了半年多，沒找着。 我曾懷疑孩子是不是被敵人綁走了，但徐強說，已通過內線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確認孩子沒被抓走，應該還在流浪。”

　　當年的李雲，是個年僅21歲，戴着眼鏡的文弱女孩，在流浪兒聚集的街道邊，半年裡經常出沒，仔細觀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處都是拿着他們照片的國民黨偵探，是不是非常危險？算不算提着腦袋？

　　請記住，顧順章就是在武漢大街上被叛徒發現遭到逮捕的，向忠發是從情婦家裡出來，在路邊上打車那麼一會兒的工夫，被特務認出逮捕的。

　　所以，儘管有些歷史真相存在爭議，但是，當時的特科人員和他們的親屬，冒着生命危險，保護了毛岸英兄弟。這一點，無論如何是沒有爭議的。

　　好，我們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離家出走，特科是什麼時候找到他們的？

　　李雲的回憶說：“1936年夏天前後，徐強告訴我，孩子找到了，已經送到安全的地方，並解開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毛岸英兄弟是在6月離開上海，徐強夏天才告訴李雲。顯然，徐強為了防止萬一李雲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經安全離開上海後，才把消息告訴妻子的。否則，徐強肯定不會告訴李雲，他們是毛澤東的孩子。也就是說，李雲並不知道，徐強也沒有告訴他，毛岸英兄弟具體是何時找到的。

　　關於找到毛岸英兄弟的情況，《我的伯父毛岸英》中是這樣敘述的：

　　當時的上海特科幾乎動用了全部的力量進行查找工作。從1935年秋開始，在1936年夏天終於有了線索，有人反映說：住在一個破廟裡的幾個孩子，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符合查找目標，只是孩子的數目是兩個，不是三個，組織上決定正面接觸、核實一下……

　　這天，破廟裡來了一個工人裝束、上了年紀的人，他用湖南話與這兩個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內容總是圍着“你是哪裡人？”“父母在哪裡？”“為什麼不在家？” 等家庭情況與身世轉來轉去。小哥兒倆因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覺，我的伯父甚至悄悄將兩塊磚頭備在了身後……但漸漸地，他覺得這個工人老伯不僅面容和善，語氣和藹，而且心地也極為善良，他終於明白了，這個人是親人派來尋找他們兄弟的……

　　上文也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只是說：“在1936年夏天終於有了線索”。我們知道，毛岸英兄弟是在1936年6月登船經法國前往蘇聯的，出國之前需要辦理簽證等一系列的手續。當時的法國領事館，對於他們一行前往法國，作了很詳細的調查和審查事宜，至今還留有檔案，這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因此，毛岸英兄弟不會是在1936年夏天才找到，必定是在1936年6月之前一段時間就已經找到了。

　　找到毛岸英兄弟之後，《我的伯父毛岸英》說：

　　後來，黨組織聯繫到了李杜將軍，在得知他將以考察為名，去蘇聯召集舊部時，就委託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帶出國。

　　由此我們看到一個線索，就是李杜將軍。黨組織是怎樣、何時聯繫到李杜將軍的？搞清楚這個問題，也許就能搞清楚毛岸英兄弟是何時找到的問題。

　　為此，我們再來看《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的有關敘述。書中關於這一段的敘述很長，我們先做個簡述：

　　1936年1月，宋慶齡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兒、時任特科與宋慶齡的交通員)給董健吾帶來一封信，約他見面一談。宋慶齡見到董健吾時，告訴他，有一封國民黨上層給黨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陝北。

　　原來，當時蔣介石通過三條線尋找與中共高層進行談判的途徑。其中一條，就是通過宋子文找宋慶齡，因為蔣介石知道宋慶齡與中共方面有聯繫。宋慶齡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們二人是聖約翰大學的同學，董又是宋老太太最信任的牧師。宋老太太做禮拜，非董健吾不可。沒有想到的是，董健吾接受任務後，臨行前在宋老太太家做禮拜時，蔣介石親自在密室里見他，當面對董健吾說了一段帶給中共領導人的口信。

　　很顯然，蔣介石這是通過董健吾告訴中共領導，這是他親自安排的，來自國民黨最高層的決策。

　　臨走前，宋慶齡給了董健吾一個從孔祥熙那裡要來的財政部委員的合法身份，並且交代董健吾，如果無法通過封鎖線，可以去找張學良幫忙。

　　在西安，由於冰雪阻隔，董健吾果真無法通過封鎖線去陝北，於是他拿着宋慶齡的名片去見張學良。張學良通過向陝北、南京兩邊證實，董健吾確實是負有重任，兩邊都“認賬”的人物。於是，張學良派自己的私人飛機，把董健吾送到了延安，並派人從延安護送董健吾到了瓦窯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張學良在南京參加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後，秘密到達上海。在上海他見了兩個人，一個人是杜重遠，另一個人就是李杜。杜重遠勸張學良聯共抗日，而李杜也正在尋找共產黨。

　　李杜是東北軍將領，“九一八事變”時，任依蘭鎮守使兼東北軍24旅旅長。1932年1月，他率部在哈爾濱、方正、依蘭密山等地抗擊日軍。2月3日，日軍重兵逼近哈爾濱，他親臨前線指揮，戰鬥持續到2月5日凌晨，在敵軍強攻下，自衛軍損失嚴重，防地相繼失守，於2月5日撤離哈爾濱，率軍退守依蘭。1933年1月，自衛軍失敗後，他率餘部退入蘇聯，同年5月假道歐洲回國。此時，李杜正在策劃重返東三省，組織東北軍舊部繼續抗敵。可是他的目標很大，不可能從關內返回東北。因此，李杜向張學良提出，希望聯絡共產黨，假道蘇聯返回東北。張學良同意李杜的想法，說他也想聯絡共產黨，要李杜想辦法跟共產黨聯繫。

　　所以，在董健吾去陝北時，張學良也向他提出聯繫共產黨的想法。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從陝北回到上海，向宋慶齡復命時，談到張學良通過李杜尋找共產黨做他的顧問，宋慶齡當時就推薦了正隱藏在路易·艾黎家的劉鼎。

劉鼎是董健吾的老熟人，陳賡任特科情報科長時的副科長，1933年去中央蘇區，路過閩浙贛時被方志敏“截留”。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後，方志敏、劉鼎均被俘，但劉鼎謊稱自己是個“機修師傅”(這話也不假，劉鼎在閩浙贛根據地開辦的兵工廠造出了我軍第一門炮，在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造出“八一”式步槍)，乘國民黨對他放鬆警戒，在九江逃出，潛到上海，被宋慶齡通過艾黎保護起來。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覆，立即電告張學良：朋友找到了！

　　隨後，張學良派專人到上海，迎接劉鼎到西安，成為共產黨在他身邊的代表。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那麼，李杜又是如何帶着毛岸英兄弟去蘇聯的呢？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說：

　　“1936年初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向她表達去蘇區訪問的願望。此時，宋慶齡剛接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

　　“宋慶齡接見斯諾後，立即通過上海地下黨，電告中共中央，推薦斯諾和馬海德赴蘇區。”

　　“毛澤東、周恩來很快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回復宋慶齡，正式邀請斯諾和馬海德進入蘇區。”

　　“宋慶齡與上海地下黨經過慎重研究後，決定將護送斯諾去蘇區的任務交給董健吾。因為董健吾駕輕就熟，不久前已去過瓦窯堡執行信使任務，同陝北和張學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且董又熟諳英語，同外國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有很大的方便。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風塵僕僕，剛從陝北瓦窯堡完成信使任務歸來，就在他回滬復命的第二天，席不暇暖，再次去宋慶齡公館，與宋商洽秘密護送斯諾的事宜”。

　　護送方案商定後，“董健吾便在剛從陝北返回上海的第五天，再次離滬北上西安。董先期到達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與有關方面聯繫，具體安排和落實好接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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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董健吾受宋慶齡之託兩次赴西安。第一次是在1月，任務是進入瓦窯堡，把南京方面有關國共合作的密函交給毛澤東、周恩來。在西安時，因冰雪封路，無法進入蘇區，遂於2月中旬拜見張學良求助。經過一番波折，張學良不但同意用私人飛機送董健吾到膚施，而且還要董代他轉達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心願。董從陝北歸來，張又設家宴為董洗塵，相互間建立了友情。第二次是在4月份，任務是以‘王牧師’的身份，秘密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去蘇區。這一次董健吾因等候斯諾的到來，在西安逗留了兩個月，時常被張學良邀到家中做客。董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熱情接待，在一起敘談、吃飯、娛樂、鑑賞文物。”

　　書中說，董健吾拜訪張學良，除了談時局、談抗日救國外，還在一起打牌，鑑賞張學良的收藏。由於董健吾經營特科的聯絡點是“松伯齋”古玩店，因此他對古玩頗有研究，在鑑賞張學良的收藏時，驗證出不少贗品，引起張學良對他的極大興趣。一次，張學良對董健吾說，趙四小姐曾經打壞過他的一套精美宋瓷。說者無心，聽着有意。董健吾在西安拜訪一名他的老客戶古玩商人時，看到一套精美的宋代彩瓷，於是花重金買下送給張學良。張學良要給錢，董健吾堅決不收。少帥於是提出：幫你去陝北，那是公事，不算數。你有什麼私事，說出來一定幫你。

　　這時，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倆。他對張學良說：有個革命朋友的兩個孩子寄養在我這裡，還有我自己的一個兒子，想讓他們讀點書，可是上海的時局太亂。如有可能，請張副總司令幫忙，送他們去蘇聯讀書。

　　張學良一聽，並不問這孩子的父親是誰，一口答應下來。

　　注意，答案就在這裡！這說明，找回毛岸英兄弟的時間應不晚於1936年3月下旬。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董健吾對張學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倆出國時，肯定已經找到了他們哥兒倆。否則，人都沒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麼可能對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亂開口呢？而董健吾是在1936年3月下旬離開上海前往西安的，所以，找回毛岸英兄弟的時間應不晚於1936年3月下旬。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接着說：

　　“1936年6月初，斯諾和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衛局長鄧發來接，張學良安排了一輛軍用卡車，把他們送到陝北。董健吾從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將軍的電話，告知張學良不久來滬，履行幫助他三個孩子去蘇聯的諾言。董健吾吃了一驚，他本以為張學良講過就算了，並未當真， 沒想到張學良這麼快就來辦這件事。

　　而張學良當初答應董健吾，則是有把握幫這個忙。因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說過，要繞道蘇聯，進入東北，召集抗日聯軍舊部，重樹抗日大旗，並準備在 1936年6月成行。

　　張學良到了上海，秘密約見董健吾。董健吾則帶着當時的上海黨負責人劉仲華，在哥倫比亞路一家幽靜的酒吧與張學良會面。見面後，張學良即告李杜準備經蘇聯進入東北，決定由他帶三個孩子去蘇聯。張學良還交給董健吾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作為資助，並要董健吾馬上與李杜聯繫，儘快把孩子送去。

　　幾天后，董健吾將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兒子董壽琪送到寶慶路9弄3號李杜將軍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書、翻譯，張學良的東北軍代表劉志清師長，護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黨代表楊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一行九人登上法國“康脫羅梭號”郵輪，離開了上海，向着法國港口城市馬賽進發。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幾個月後，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後，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大使館。在那裡他們見到了專程到巴黎迎接他們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壽琪跟着李杜將軍，回到上海。

　　以上就是《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對毛岸英兄弟前往蘇聯經過的簡述。由此我們終於可以知道，毛岸英兄弟是在1936年3月下旬之前找回，6月乘船去法國赴蘇聯的。從1935年秋他們離家出走算起，他們在上海街頭流浪的時間，大約是半年左右。

　　如果《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所述基本無誤的話，我們就可以確認上面的結論了。

　　但是且慢，認真分析之下，《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上面的敘述存在着重大疏誤。

　　是什麼重大疏誤呢？

　　宋慶齡不可能在3月中下旬，就派董健吾為斯諾進入陝北蘇區的事去西安。

　　為什麼？

　　因為上面的敘述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此時，宋慶齡剛接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

　　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是誰帶來的？我們都知道，在董健吾到達陝北之前，中央與上海已經斷絕了聯繫。董健吾是上海地下黨方面到達陝北第一人。但是，董到瓦窯堡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前線指揮作戰，董健吾沒有見到他們。因此，這封信不可能是董健吾3月中旬帶回來的。

　　毛澤東、周恩來給宋慶齡的信，只能是隨後由中央派到上海的馮雪峰帶到上海的。但是，馮雪峰是1936年4月下旬才到達上海的。

　　1936年4月10日，中央決定派馮雪峰迴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都先後與他談了話。為了護送馮雪峰，毛澤東還專門給東北軍軍長王以哲發了電報：

　　寧方代表張子華偕敝方代表李允生(馮雪峰化名)十七日到達膚施(即延安)，請見保護到西安，以便轉回南京，特此奉達。

　　請看，馮雪峰4月17日才到達延安。也就是說，毛澤東、周恩來給宋慶齡的信，4月下旬才到上海。

　　第二，“宋慶齡接見斯諾後，立即通過上海地下黨，電告中共中央”。

這更不可能。因為紅軍長征後，中央與上海地下黨的電訊聯絡已經中斷。

　　關於這一點，許多歷史著述都說，當時宋慶齡與黨中央保持了電訊聯繫。甚至宋慶齡先生的好友愛潑斯坦，也在其所著的《宋慶齡》一書說：“在長征中以及在紅軍抵達陝北新根據地後，她一直能夠通過無線電台同中共中央聯繫。但這個秘密電台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設在她家裡，而是在她的外國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閣樓上。”

　　但是，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如果宋慶齡能夠用電台與陝北中央聯繫，那麼，她就可以將國民黨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函，通過電台轉達，而不必派董健吾冒着那樣大的風險，經過那樣長的時間，才送達瓦窯堡。至少，宋慶齡也可以將董健吾赴陝北蘇區的消息、任務，提前通報給陝北中央。可是，所有關於董健吾到陝北的歷史資料都說，中央並不知道董將到來的消息，博古在見到董健吾後，立即給在山西的毛澤東發了電報，報告這個重要消息。

　　其次，中央派馮雪峰去上海，第一位的任務，就是建立電台。馮雪峰迴憶說：

　　“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四個任務中，當時黨中央指示說，前兩個是主要的。我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周總理親自交給我的，並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第二個及第三第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給我的。行前，洛甫曾幾次囑咐我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你同魯迅等熟識。’”(見《雪峰文集》第4集第506 頁。)

　　如果宋慶齡能夠保持與陝北中央的電信聯絡，周恩來就不會把建立電台作為首要任務交給馮雪峰，也沒有必要給他密碼了。要知道，隨身攜帶密碼，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實際上，宋慶齡在路易·艾黎家中的閣樓上確實藏有一部電台，但那是共產國際中國組與莫斯科聯絡的電台。1935年共產國際中國組被破壞後，這部電台就被停止使用，隱藏起來。由於沒有聯絡關係、呼號、密碼等，宋慶齡不可能用它與中共中央聯絡，甚至都沒有把這部電台的存在告訴過上海地下黨和特科的任何人員。

　　所以，上海方面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信聯絡，只能在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來到上海，帶來密碼之後。

　　斯諾和馬海德作為首次進入蘇區的外國人，必須經過陝北中央的批准。而在馮雪峰於4月底到達上海之前，宋慶齡和上海地下黨既不可能接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又不可能通過電台與陝北中央聯絡，怎麼能在3月中下旬，就派董健吾去西安給斯諾他們進入陝北“打前   站”呢？

　　所以說，董家後人在《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所述，1936年3月下旬，董健吾在剛從陝北返回上海的第五天，為安排斯諾進入陝北蘇區，再次離滬北上西安。這個時間肯定是搞錯了。

　　為什麼能這樣肯定地說，這個時間搞錯了呢？我們有以下三點證明：

　　首先，董健吾的小女兒，時任宋慶齡交通員的董慧芳回憶說：“1936年五六月間，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樣，到宋慶齡寓所去，她嚴肅地對我說：‘你爸爸要出遠門了，護送一位美國記者斯諾到紅區去。我沒有什麼禮物好送，買了些食品，帶給你爸爸，表表我的心意。並祝他一路平安。’沒過幾天，我父親就離家北上赴西安。”董慧芳說董健吾去西安護送斯諾的時間，是1936年五六月間。

　　其次，《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傳奇》一書中說：“1936年5月，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希望她能幫助自己進入蘇區。此時，宋慶齡剛收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來信，經過反覆權衡，也有讓斯諾赴蘇區的念頭。”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在她的回憶錄《旅華歲月》中說，1936年春天，斯諾與她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就是請孫夫人幫忙，讓斯諾進入陝北紅區進行採訪。“4月29日，我給我們的代理人寫信：‘埃德因公南下，不日既歸。’5月19日，埃德自上海返家。”海倫·斯諾非常明確地說出了斯諾去上海見宋慶齡的時間。實際上，斯諾這次去上海，除了找孫夫人幫助之外，還找了史沫特萊和魯迅先生，並且採訪了魯迅先生，留下了訪談記錄。

　　斯諾是1936年5月到上海面見宋慶齡的，這個時間一定，所有的時間就對上了：

　　馮雪峰於1936年4月下旬到了上海，帶來了毛澤東、周恩來致宋慶齡的信。信中說道，請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讓國際上更多的人們了解中共的真相。

　　5月，斯諾從北平來訪，提出想訪問陝北蘇區。

　　這時，宋慶齡正好有一部電台設在艾黎家中，此前因為沒有密碼，從來沒有與中央溝通聯絡。由於馮雪峰帶來了呼號和密碼，電台與陝北建立了聯絡。於是，馮雪峰通過電台向陝北中央請示。陝北很快回電，同意斯諾、馬海德赴陝北。同時通知北方局，與在北平的斯諾聯繫。

　　北方局派徐冰，給斯諾送去一封劉少奇用隱顯墨水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馮雪峰、宋慶齡派董健吾去西安，接應和安排斯諾、馬海德前往蘇區。

　　1936年6月初，斯諾在北平登上去西安的火車。幾天后，董健吾在西安與斯諾接上了頭。

　　這樣看起來，董健吾應該是在6月赴西安時，向張學良提出，送毛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兒子去蘇聯的。

　　但是且慢，還是不對。

　　哪兒不對？時間不對。

　　我們知道，斯諾是1936年6月6日離開北平去西安的。他在《西行漫記》中說：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着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里，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着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游。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着窗簾的汽車等着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着一個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

　　斯諾在這裡說的“東北軍軍官”就是劉鼎，此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擔任張學良的副官。“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是陝北中央派來接斯諾的鄧發。到此，董健吾將斯諾交給了鄧發，完成了他的任務。

　　從斯諾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董健吾在西安，至少從6月6日待了“幾天”加“以後的那個星期”，回到上海，應該就是6月20日左右了。如果這時張學良到上海見他，告訴他讓李杜帶孩子們經法國去蘇聯，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在10天內完成簽證，6月底登船啟程的。不要說那個年代，恐怕在今天都不大可能10天就完成去法國的簽證手續。更何況，根據《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所述，當時法國領事館得知了李杜的身份，甚至知道他是假道蘇聯去東北組織抗日義勇軍的，所以對他和隨行人員都作了詳細的調查。書中說：“三個孩子在李杜家住了一個月”，“一個月後，李杜領到了出國護照”。“1977年，由上海作家徐嘯在上海檔案館查得李杜及岸英、岸青、董壽琪的護照，以及法國領事館的法文調查報告。”

　　可見，如果董健吾是1936年6月去西安護送斯諾時，向張學良提出送孩子去蘇聯。在董健吾回到上海後，張學良到上海安排孩子們隨李杜出國，時間上是對不上的。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想來想去，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董家的後人搞錯了。1936年，董健吾不是兩次赴西安，而是三次赴西安。第一次是在1月，去陝北送信；第二次是3月下旬；第三次是五六月，護送斯諾去陝北。他必定是在第二次去西安時，在4月向張學良提出送孩子們去蘇聯，5月開始辦手續，6月底登船出發，才是合乎邏輯的。

　　但是，這只是老拙的推測，事實確實如此嗎？1936年，董健吾確實是三次赴西安嗎？第二次他是去做什麼？請看下文：《無人破解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