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些台上的人，说来和我们算一代人，当年一起同过学的。他们念书的时候并不坏，怎么一上台变得那么坏呢？以他们的知识和眼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是坏事，是错误的，非法的，即便按照他们自己制定或通过的法律或政策，也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那他们怎么还做得下去呢？他们怎么就不内疚不羞愧？他们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要说在一二十年前他们掌握的权力还不够大，上头还有老革命压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现在老革命都死了，现在的权力都在他们这批人手里了，那怎么还这个样子呢？

韩寒的文章给出的一个解释是：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军队，他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可是他们竟然没有那么做，多开明啊，多不容易啊。你们不知感恩，反倒要他们谢罪，真是岂有此理？“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为的是让你知道他们的厉害，别不知好歹；如果你知难而退了，他们就可以放你一马。多仁慈啊，多公正啊。

这就使人想起那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意思是，你身上带着杀人的凶器，自然就会产生犯罪的欲望和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道理。

坏人做坏事多半都要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他们首先要说服自己，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并不是坏事。办法之一是“比坏”：你批评我们坏，还有比我们更坏的呢。我们还可以更坏得多呢。因此我们就不算坏。我们本来可以更坏而我们没有那么坏，这还不算好吗？

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过一个重要概念：“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曾引起不少争议，姑且不论）。阿伦特发现，很多在第三帝国期间作恶多端的纳粹分子，本人其实平淡无奇；若是放在正常社会也会是个正常人。这种人的问题是不动脑子，上头命令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用“平庸的恶”去解释很多中共官员的行为，但至少不能用它来解释那些身居最高权位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头”。那么，象他们这种恶又该叫什么恶呢？这是一个亟待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按照现居法国的华裔学者陈彦的说法，如今的中共统治集团是“自觉的极权主义”，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极权主义。他们早就没有了昔日狂热的信仰，也没有了当年极端的残忍；然而他们并没有回归到人道人权，没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也许在八十年代，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一度这样回归过，六四事件则使他们转向了犬儒主义。现在的他们，什么都不信，只知道牢牢地控制住权力。

按说，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既没有意识形态做纽带，又没有强人领袖可敬畏，那么，是什么在有力地维系它的统一呢？依我看，那就是犯罪，共产党的坚强团结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镇压异己，更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实行民主后会遭到清算，因此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采取强烈的敌视与抵制。

很多人都说，如今中共中央越来越没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好的政令常常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的政令却往往所向披靡，还能一竿子插到底，大家还是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例如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有不少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本人或者亲友都是炼法轮功的；如果你私下和官员交谈可以发现，几乎没几个官员赞成镇压法轮功。但是镇压法轮功的政令硬是能贯彻得下去，即使江泽民退位了，病危了，也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要有所改变。

韩寒文章里提到：“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回到我文章的题目上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当今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看看他们的恶到底是哪一种恶。这不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