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他做事纲举目张的统筹和决断能力。曾公多次说，凡做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他在复杂形势里保持的清醒判断力一再为人称道。跟太平军作战时，他发现对方重抢掠轻生产的特点，相应制定稳扎稳打拔钉子(打盘踞的大城市)的总战略，任凭对方如石达开，李秀成那样的能将反复诱敌，岿然不动，最后取得成功。他处理最为棘手的天津教案也拿捏到了最佳的方案。

其次是他调理君臣关系的得心应手。在专制皇权时代，如果对方是汉武帝那种使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的明主，臣下只要服从和勉行就可以了，但问题是多数的君主乃是西太后那样见识一般而又不乏骄横的平庸之辈，如何处理好这种上下级关系又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就要看大臣的见识了。总结起来，大约有四种方式。第一类是“如来佛型”，典型的如武则天和狄仁杰。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小姐将咱们臭男人的自尊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作为臣下的狄仁杰也是非常顺从，君臣关系显得很融洽。但是具备远见卓识的狄仁杰，背后却在不动声色地为他所忠于的唐王朝的复辟作筹划。狄公对付骄横的武小姐的功夫非常简单，他知道武小姐再能折腾仍然摆脱不了两个规律，一、人是要死的，二、她无法改变男权社会和父子继承制。果然，当武则天行将就木时，狄公的接班人马上逼其退还了大唐的江山。第二类是“金刚怒目型，”典型的是左公,这位强悍的“湖南骡子”发起脾气来让老佛爷也惧他三分。而很多耿直而好发脾气的下属，一旦形成习惯反而让上司见怪不怪，有时倒也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第三类是“唉声叹气型。”甲午战后，赋闲的李公访问德国，与名相俾斯麦谈起君臣关系，李公说，我想为朝廷尽力，可是满朝群起掣肘，怎么办？俾公说，只要取得君主信任，何事不可为？李公又问，比如有一君主，无主见却作威作福，挟持大局，怎么办？俾公默然良久才说，大臣要以诚忧国，不能揣度君心，只是要跟妇人孩子打交道，我也不知怎么办好。李公听后，徒叹奈何。李公的悲剧是他摊上见识短浅的慈禧，却无法像狄公那样用远见卓识和大局谋划来控制她。因此才有了梁公“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第四类是阳奉阴违型，典型的如袁世凯和林彪，表面毕恭毕敬，暗地里搞自己的独立王国。由于搞阴谋具有很强的风险性和道义不确定性，这种君臣关系需要具体分析。（其实还有一种叫“咔嚓型”，假如愚钝的笔者去给老佛爷当差，不出三天就被咔嚓了。）曾公和慈禧的关系显然属于第一种，从同太平军作战后期开始，到洋务运动的开启，慈禧对曾公已是言听计从，曾公在取得慈禧信任的同时，已经在为他心目中的大清中兴作全局谋划。有意思的是，不管曾公主观上是否愿意，是他造成了汉人的崛起和军阀体制的出现，“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并最终埋葬了清王朝。这也是曾公在格局上高于满清皇族一筹的表现吧？

曾公的不凡之处还体现在他四拒称帝时的清醒。太平军被镇压时，曾公已经具备了问鼎实力，对此朝廷和世人也是洞若观火。当时有位同僚来信赤裸裸地说，“江山半壁无主，曾公其有意乎？”更有好事之徒欲仿效姚广孝搞投机。对上上下下热闹的劝进，曾公依据他的信仰和对客观形势的清醒分析[4]，做出了明智的判断，并用“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表明心迹。曾公的对联表明他还相信孔子的天命说，即他在冥冥之中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一生只能干什么，用句俗话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公的决断避免了中国的一次无谓的纷争，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开启奠定了安定局势。不过，曾公其实对满清的溃烂也心知肚明，至于曾公死后，慈禧和清廷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这不是他能管得了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来得重要。曾公和他的同僚成长在中国尚处于中世纪农村的闭关锁国时代，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数千年之间并没有本质变化。在1850年，身居京城的曾公还在奏折中赞美本朝制度的至善至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亲眼目睹了西学东渐，坚船利炮和列强侵仍，这就好比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知识结构需要从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的时代一下子跨越到近代，其冲击力可想而知。话说1861年的一天，胡公在长江沿岸与太平军作战时，本来意气风发，突然看到江心两条英国巨舰，宛如巨龙溯流而上，胡公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大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没过数月就死去了。这位伟大的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信仰对一个杰出人物的重要性。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众多难题之一，就是摆脱文化心理羁绊，且至今如此。同样，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曾公也在对他所信仰的圣贤学说进行痛苦的反思。

他的反思先从局部开始。在1860年代，他最先抛弃了传统的夷夏思想，主张各国平等相处(大侠们可以想想其中的难度！)，却又秉承了中国传统的以礼让为国的思想，主张以“信”和“和”处理外交关系。他看到了中国技不如人的现实，主张“师夷长技”，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成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他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大力传播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不忘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众所周知，曾公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军。他对西方列强一直深怀戒心，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把学习西方看作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比如，在购买西方轮船后，有人就说，咱用外国人来开吧，中国人开不好。曾公不以为然，“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舵、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

当然，对中国近代化的课题，曾公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并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他和同僚的洋务运动与邻国明治维新的本质区别也众所周知。但是曾公高于李公的地方是，他总是用哲学家的眼光从制度和全局上分析问题。据黑尔博士[3]披露, 曾公在1870年给朝廷上过一道密折,针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出5项建议：迁都西安，建立新行政体系，改革军事并创立中央指挥的海军和陆军，将财税权收归中央，改革科举注重官员培训。这些建议和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出的政策何其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的前半年(1871年)，曾公和李公向朝廷奏议，组织派遣大批学童赴美欧留学，可惜半年后曾公去世，愚昧的朝廷对这项政策并未认真执行。因此我们相信，如果历史再给他10到20年时间，他的眼光和反思能力，必然使他站在“明治三杰”甚至更高的高度，提出全面革新的国策。当然，历史不讲如果。不愿以开放心态面对世界的满清，最终以一个“劣等民族”的面目被迫开放。

4．由曾国藩看中国文化的演进以及中国的宪政前途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僵死的体系，笔者要说，这位大侠您真是冤枉了我们的祖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型于春秋战国的大动荡时期，它本身就是为求变应运而生。诚然，以儒道为代表的部分学说具有保守和消极的成分，但这决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根植到我们民族文化里的，那种共同的自强自省的求变精神始终存在，只是由于后来的专制王权，和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文字狱才被暂时窒息。

这就牵出一个常见的话题，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崛起或复兴的内在动力？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进化论可以解释生物界的演化发展，生产力理论可以概括性地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但是具体到某个国家或文明兴衰更替的历史，单纯从唯物角度解释就捉襟见肘。为什么16世纪英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并最终成为大帝国？一个普遍的解释是新教的普及。为什么在19世纪亚洲国家面临同样的机遇，却只有日本成功推行了维新？答案是尊王思想的普及和阳明心学的催化。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民族或国家，其内在的发展动力，根本上还是来自于精神上的“良知系统”。同样，当近代国门洞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时，是自强自省精神促成了民族觉醒，不甘人后的中国人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并为之赴汤蹈火，纵观一个半世纪的近代史，中国为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走过的种种弯路，不都是这种自强自省精神带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导致的结果么？因此尽管道路曲折，如果做横向比较，中国在20世纪仍然是比较成功的国家。

激励中国人实现复兴的原动力，还来自于祖先创造的辉煌历史。汉朝人在全面继承齐鲁之地的思想哲学，秦赵之地的军事政治和湘楚之地的词赋才情等多元文化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自强自省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不止一位历史学者说过，帝国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它是一个集思想宗教，道德伦理，制度行政，经济财税，军事外交，艺术科技等等方方面面的集合体，它全面地对一个族群的组织能力，想象力和创造性形成挑战，凡创造过大帝国的文化，肯定是复杂的，尽管会有点酱缸，但绝不是简单的。它有时可能是落后的，但只要有自强自省的求变能力，又是可以自新的。

当然，东西方文明又有本质的区别。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西方文化信奉个人主义，它以信奉上帝求得心绪的安宁和道德的净化，并由对信仰的追求产生对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动力。东方文化信奉的是集体主义，个人因为明确了对家庭，群体和国家的责任而变得高尚，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可以来自于人本身， 而不需要来自于神的启示以至于其他别的系统。在一个包容自信清明进取的时代，成功的人生也是多样化的，于是富有自强自省意识的中国人，产生了为思考学问三年不见人的董仲舒，为探险奔波一生的张骞，为求佛法正义走遍西域的玄奘，为究天人之际而发奋著述的太史公，一个人舍得用一生做一件事，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真的比信奉上帝的西人差么？

不过，这不是说传统文明就无可挑剔。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文化除了这些合理性的内核外，包含了太多的糟粕，而以先秦宗法观念和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只能抽象地继承，因它没有“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没有严密的科学思辨精神，没有发展进化的观点，没有契约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没有分权制衡和政党竞争的理念，而后者正是构建现代社会体系的基础。模仿张之洞的说法，我们就是要做到“西学为体，中学为魂，”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拿来属于凯撒的东西，而不一定需要他们的上帝。而新儒家的一项任务，大概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实现西体中魂两者的结合。没有上帝的国家就实现不了宪政么？看看日本，韩国或中国台湾吧，他们的议会里难道没有大批尽职尽责的议员们么？这些人因为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和对道德廉耻的敬畏而认真工作着，在他们心里，上帝又占据多大的位置？

激励中国人奋进的还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大把花钱的权贵们为中国赢不来面子，幼童被碾而路人侧目的国度永远不会被人尊重。中国人不是特殊的人种，造物主没有剥夺我们拥抱主流文明和享受民主尊严以及幸福的权利。素有自强自省求变精神的中国人，一定可以勇敢地打破“五不搞”这一现代文字狱的精神枷锁，通过理性系统的探讨，走出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我对中国的宪政前途充满乐观。

5．后记 -- Hail W.J.博士和他的《曾国藩传》

国外研究曾公最权威的著作据说是Hail W.J.博士的《曾国藩传》，最近汉译本已出版。黑尔博士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1906年来华讲学，任湖南长沙雅礼学院院长兼历史学教授20多年。他的《曾传》写于在华期间。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据说，运动兴起时，列强因为宗教的本能好感起初想承认这个政权，后来发现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作者还提到一个叫朱九涛的明太祖后裔，他和冯云山是运动发起的主要领导人，且宗教色彩较少，不巧二人在早期即被俘和战死，运动在洪杨手里逐渐变为宗教狂热。书中记载太平军重抢掠而不重生产，所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财产以及古迹进行大破坏。

该书最后对曾公的历史地位预测也很有意思。作者写此书时，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当时的国人基于排满情绪普遍对曾公评价不高，一些革命党人甚至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作者写道，“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了，也许中国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或者带来更多的战争，因为北方绝不会像南方一样集合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之下。尽管1911年的革命胜利了，这个国家如今还是毫无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限来划分。这种分裂是一个灾难…，曾国藩保卫了国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统治之下…。当一个较为幸福的中国意识到了这些因素，也许她会再次把荣誉给予军人曾国藩和政治家曾国藩，并承认他是忠诚于服务对象的仆人曾国藩，实践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国藩。”

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评价曾公的同事们。

2011年9月末选题，10月9-10日，16-17日初稿，21日修改。

主要参考资料

[1]《曾国藩文集》/ [2]《曾国藩家书》/ [3]Hail W.J.著《曾国藩传》/ [4] 唐浩明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三部 / [5] 帝国の落日(Jan Morris著，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第三部，日译本) / [6] 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7] 部分网文，例如http://www.gf08.com/，http://www.lishi5.com/view/04/his12576.shtm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gfsxmmg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9/23/9205_3703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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