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總會是在蘇聯共產國際指示下產生和獨特演變的

中國紅十字會1904年成立，但不是今天的中國紅十字總會的祖先。兩者在組織管理、依循的人文價值觀念法理法規、從事活動的基本作風等等都是有很多的和很大的不同。

　　1925年為了救濟在鬥爭中犧牲、受傷和被捕的革命戰士及其家屬，共產國際救濟總會指示中共成立中國濟難會，並責成中共上海區委領導籌建。救濟為共產主義運動而死、傷或入獄者，及其家屬。但募捐對象不分黨派、宗教信仰。

　　1925年10月3日《申報》，發表《中國濟難會發起宣言》，發起人中有于右任、楊杏佛、揮代英、楊賢江等以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為主的各界諭名人士。濟難會成立後組織慰問團深人戰區和醫院對參加起義的工人和市民以及受傷者進行慰問，贈送食物。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濟難會被迫由上海轉移到武漢。1927年秋，濟難會隨中共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繼續進行革命宣傳，出版《濟難》、《人道》、《白華》等刊物，並通過各種方式派人去監獄探監，把食品、衣物和學習用品送進監獄；設法把部分被難者營救出獄；並協助監獄裡的共產黨員接通組織關係；對被難者或家屬發放救濟費。1929年12月，中國濟難會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1930年何叔衡回國兼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全國互濟會主要負責人。
　　
　　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為了撫育被難者的子女，互濟會在上海開辦了大同幼稚園，並創辦了平民學校、工人夜校等。在中央蘇區，則成立了中央蘇區互濟總會。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各級均成立救濟委員會，具體負責軍烈屬救濟工作，動員與組織群眾互助互濟，親鄰相幫，同時大力募集糧款，救濟赤貧者。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通過各界救亡協會，在全市發動“節約濟難”募捐運動，動員各界群眾募款捐物，同時積極開展和做好社會名流、工商界上層人士工作籌措難胞生產自救資金、開展難童教育，使救濟難民工作成為孤島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組成部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有些地方的共產黨組織還設立了難民工作委員會（難委），加強對
難民收容所這個特殊群眾工作陣地的直接領導。
　　
　　1945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以周恩來、董必武為首的中國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簡稱“解救”，1946年改稱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並制定了《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組織和工作條例》。救總的任務是接收和分配聯合國的救濟物資，並且與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相配合，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大量款項和物資。
　　
　　
　　１９４９年後，社會貧困救濟由民政部門負責，主要通過扶持困難戶自力更生和集體補助、群眾互助以及,也就是自生自滅吧，政府給予必要的救濟等途徑解決。1950年4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成立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和中國紅十字總會，通通歸由中共黨管理。這也是它不參加國際紅十字會的原因（參加過，但很快又推出）。中共建國後的中國紅十字總會由衛生部部長李德全（近年公開的秘密黨員）擔任會長的15年間（1950年至1965年），其他領導成員也是中共高級幹部，比如：伍雲甫被任命了一個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負責外國情報工作。機構領導層，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通通由黨官和黨二代出任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１９４９年以後，民間慈善事業和外國教會在中國開辦的慈善事業，比如說孤兒院、育嬰堂、教會大、中、小學校、私人、行業工會辦的學校,包含對極端貧困病人免費的慈善醫院,完全被消滅，至今沒有恢復。１９４９年後八百萬投降和迎接新政權統治的前政府官員、軍人死於毫無意義的濫殺和殘酷的監禁，上千萬有些微薄資本財產的人民、知識分子、大學中學在校學生、和他們的家屬死於新政權的酷刑和監禁，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６年間，三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飢餓，對這一切，中國紅十字總會視而不見。而所謂參加對敵鬥爭反倒是它的一項任務，例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李德全發表聲明，抗議美國侵略軍在巨濟島瘋狂屠殺我方被俘人員。但到今天也沒有確切的官方指控被提供給公眾或國際法庭。
　　
　　１９７７年以後中國紅十字總會基本上是作為好看的花兒機構存在，只是在２０００年汶川大地震以後，因其活動的不透明性，且被懷疑有人借慈善發財和自肥為而被社會廣泛議論。也有民間慈善活動和外來慈善活動困難重重的因素。但出現這種狀態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今天的民眾的自主財產的增加而廣泛地成為捐贈者、我要成為社會生活的參加者意識復甦，並在青年一代加速成長、和互聯網廣泛使用使信息能夠自由傳播。這兩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力量的“較量”，將成為中國慈善事業演變的動力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