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55年前完成了很光榮的一件事

顏昌海

2011年12月1日，中國著名的自由民主思想啟蒙人、教育家和社會學家信力建大師在博文中回顧說：1922年的今天，清廢帝溥儀在北京紫禁城大婚,黎元洪特從關稅內撥出10萬元資助大婚。前總統徐世昌、張作霖、吳佩孚、張勳等皆送重禮；五年後的今天，另一場豪華婚禮在上海舉行：蔣介石迎娶當時名媛宋美齡，被後世稱為“中美合作”，蔣介石當天發表《我們的今日》稱得與最敬最愛之人結婚，實有生以來最光榮一日。而筆者想補充的是，55年前的今天，1956年12月1日，蔣介石還完成了另外一件事，其意義和他發表《我們的今日》至少同樣重大；這就是他完成了《蘇俄在中國》的著作。

他在此書中紀述了近30年來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同蘇聯、中共之間既合作又鬥爭複雜經歷及經驗教訓。蔣介石當年著此書亦希望將其與蘇俄和中共長期接觸、交涉、談判、鬥爭的經驗，與世界分享，並預測共產主義必崩潰，尤其是希望藉此喚醒世人。

蔣介石著此書《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的起因，乃得追溯他當年游俄的經歷。在中國國民革命初期，蔣介石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但在1923年經過3個月實地考察蘇俄後，他屏棄對蘇俄的幻想，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他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國民革命政府，對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中山與國民革命軍，孫中山僅獲得表面上對華友好的蘇俄支持以因應此情勢。同年9月至11月間，孫中山派蔣介石為代表率團赴蘇俄考察了解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及軍事系統。

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國父孫中山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8月25日從滿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啟程回國，次月15日回到上海。蔣介石將其在蘇俄3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孫中山。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考察後，他認定蘇俄乃“赤色帝國主義”。

蔣介石在蘇俄考察中，發現蘇俄不欲兌現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諾並堅持認為蒙古不屬於中國，他還發現蘇俄當局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認識，“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並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蔣介石自此認定蘇俄乃“赤色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亦不適於中國。

1923年11月28日，蔣介石啟程回國前夕，審閱第三國際對國民黨決議文，突然說：“吁，觀其論調，不知友黨如此，應愧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領袖徐維諾夫，殊無振奮氣象，外強中乾，其成功蓋可知已。下午詣第三國際勉為辭行，談次罄所欲言者，六時送邵元沖登車遊學德國，晚與趙世炎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戒其毋為外人支配。”

蔣介石在給孫中山的《游俄報告書》中，講述了蘇俄有侵略邊陲的企圖，不可對其過於信任。但是，孫中山認為蔣介石的看法“未免顧濾過甚。”

從蔣介石的書信集裡能收集到其諸多游俄體會。蔣介石綜括他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於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俄共的領導者，對於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

蔣介石在後來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第二章第一節“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個時期（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表述：“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國。”

維基百科記錄，《蘇俄在中國》初稿僅4萬字，由陶希聖執筆。後經蔣介石不斷地增補、修改至20多萬字，分為“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以及“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的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等四部份。1956年12月25日在台灣出版。

據當年蔣介石的秘書楚崧秋回憶稱，民國44年（1955年）秋冬間，陶希聖先依循先生（蔣介石）意思手撰大綱送核，於民國45年（1956年）春完成“和平共存”初稿呈閱，不過四萬字左右。蔣介石公看後，大致認為不錯，因此下定決心要充實成書。

蔣介石起意撰寫《蘇俄在中國》出自於這樣的歷史背景：當時《中美協防條約》已簽訂，台灣的現實環境大體上已較為安定，但是台澎，尤其是金馬的地位並未完全確立，而蘇俄提出“和平共存”的口號，赫魯曉夫向自由世界炫耀他所控制的廣大空間和多數人口的力量，並且誇大其和平攻勢與中立戰術的效力。蘇俄的這一策略，在當時引起了美國、日本、印尼等國家的觀望，認為東西雙方的緊張情勢已逐漸減緩。而中共在此時一方面加強解放台灣的宣傳，一方面也未放棄走向國際外交的努力，此一情勢，使蔣介石擔憂西方民主國家受蘇俄“和平共存”口號的蠱惑，也害怕美國犧牲台灣，重蹈民國36年、37年的覆轍。

“共匪策略以和平共存口號，緩和亞洲非共與反共各國，而且引誘美國直接談判，先以專力消滅台灣，然後再圖其他之方針，即使越南弱點亦將放棄，而以集中目標於台灣一點，企圖解除其致命之威脅矣。”因此，蔣介石希望將其與蘇俄和中共長期接觸、交涉、談判、鬥爭的經驗，與世界分享，尤其是希望藉此喚醒他心目中的世界領導國家──美國，乃有撰述“對共‘和平共存’宣傳內容之經驗談”的計劃。

蔣介石在全書以逾半的篇幅，剖析國共兩黨自1924年至1946年20餘年間，在所謂“和平共存”的口號下，中共則一貫地以武力奪取政權。外表上，中共對國內以為窮人打拚，爭取民眾，對國際則偽裝為“農村改革者”博取同情。楚崧秋說，蔣介石先生以極其痛苦的心情，作了坦誠的自省與分析，同時也向舉世做切身的傾訴和呼籲。蔣介石公在書中殷切奉勸享有自由的國家，誠心接受他所提警告，就是“任何同意和共黨從事商談的政治家與國家，實無異為其本身自由自掘墳墓”；“而拖延不決的談判乃是共黨的一種作戰方法。”

楚崧秋表示，俄共已於1991年全盤解體，印證了蔣介石公所作共產主義最後必然崩潰的預言。此外，研究中國現代史、外交史、口述文學的台灣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陳立文，通過大量研究蔣介石日記和其秘書楚崧秋的口述內容，撰文更正了以往認為蔣介石的文字完全出自他人之手的錯誤觀念。她認為，蔣介石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家、政治家，也可以算是一個文人。楚崧秋說：“有一種稿子，從開始到最後完稿都是他自己寫，那就是基督耶穌聖誕復活節的證道詞，在我四年任期中，我的記憶中有三次都是他自己一筆一筆寫出來的，寫了以後他再自己改，然後要我們幫他謄正一下，再送給他。”楚崧秋表示：“蔣介石公曾以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此書，他所花的精力和時間，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約五六萬的文章，經過蔣介石不斷地增補、修改，到定稿出書，竟成為多達24萬字的巨著，一字一句，無不是蔣介石公心血的結晶。”

楚崧秋記得很清楚，當年9月，他們向例尚住陽明山上，有一個星期天，不分上下午，他曾因被召查證資料，上下山達四次之多，前謂蔣介石公為此廢寢忘食，良非虛語。

從1956年的8月到12月，蔣介石前後五次重修《蘇俄在中國》，同時開始由蔣介石夫人主持英文翻譯工作，蔣介石自稱這段時間是他“自我用腦最烈”。楚崧秋曾提到：“改《蘇俄在中國》的稿，因為十行紙空的地方太少，他（蔣介石）改得沒有地方可以改，……那次他改稿，實在改到無從再改了，勾來勾去的，結果他就要我到他書房，正好黃少谷先生提供的意見，是十行紙中間，每寫一行空一行，他說：‘你們怎麼不學學黃少谷先生？’”

在《蘇俄在中國》全書的撰寫、修改、增補、翻譯，一直到出版，蔣介石所費的心力愈多，投入的就愈來愈深，從幾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蔣介石在這中間的心路歷程——這段修書的過程對蔣介石的身體狀況影響似乎相當大，1956年6月間，正是他開始投入修改的時期，蔣介石曾因為用力太勤，用腦過度，乃至暈倒，在他的日記中對這段經過有非常詳細的記載。蔣介石夫人為此極為擔心，總是說：“噠(Darling簡稱，兩人數十年的匿稱)，你不能這樣不離開書桌呀！”在這兩三次經歷之後，蔣介石會特別注意不要工作太久，有時出去車游、散步，有時早課時提醒自己做運動，不要一直用腦用眼，這也算是一段小插曲。

《蘇俄在中國》付印前，蔣介石親自為書封面題字，並用楷書寫了紀念性的代序，前後寫了四、五張，還面帶喜悅地徵求秘書的意見選那一張比較好。到1956年底，整個書已大致確定，所以一方面開始英文本的翻譯工作，一方面也開始進行發行的準備，在12月7日蔣介石提到：“後天即為先慈93歲誕辰，將如何紀念，惟有以中俄30年經曆紀要奉獻於靈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補償我不孝之罪耶！”

可以看出，蔣介石已把這書視為自己嘔心瀝血的作品與成就，他在奉獻文中寫道：“謹著此冊，奉獻於先慈與岳母，以報二位偉大之女宗，作育我夫妻，一生劬勞之大德深恩，並實行革命報國家教自矢，勉為毋忝所生也。”

1956年沈劍虹出任總統府秘書，翻譯《蘇俄在中國》一書為英文。1957年6月15日，《蘇俄在中國》再版英文版在美國出版，由美國“法拉爾史特勞與賈德希公司”出版英文版，同時在台灣發行再版中文本。日本《每日新聞》還刊出20篇摘要。

從此書中，人們不僅聽到了蔣介石對人類社會尤其對中國社會的黃鐘大呂，指明了世界尤其是中國應該奮鬥和發展的方向，而且還感受到蔣介石人類特別是中國的無限熱愛。尤其蔣介石對中國傳統道德、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身體力行，成為當代中國人乃至後世中國人的光輝典範。他對家庭的忠貞、對妻子的愛和對母親的孝，是中國大陸人特別是大陸官員來說，都有高山仰止的啟迪。中國大陸官方，不僅貪污腐敗猖獗，而且上行下效“N奶”多多；就在今日，還居然出現公務員將90歲老母親活活餓死的人倫慘劇！官方在網民爆料下不得不出面“處理”。但官媒“為官者諱”，報道時不僅否認其公務員身份，而且連名字都闕如！

至於蔣介石親著20多萬字《蘇俄在中國》，對大陸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也是一個嘲諷。大陸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毛澤東思想，蔣介石一生唯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一生踐行之；毛澤東被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可他死後，眾多他的戰友、秘書、秀才們都站出來說他的很多“著作”都是他們的，要求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