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國民政府在長城會戰剛剛一結束,就立即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全力消滅中共。

　　其實國民政府對蘇區的圍剿之前已經有過四次,但是正式的圍剿應該從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圍剿,都是地方部隊參加,中央軍根本沒有介入.

　　第一次圍剿中央軍沒有參與在於規模空間中原大戰剛剛結束,中央軍要對付地方軍閥的後續作戰,實在沒有精力參與.

　　而第二次圍剿則是國民黨大老林森,胡漢民等人一起聯合要迫使蔣介石下野,當時蔣介石被迫軟禁胡漢民,國民黨大老隨即群起攻之.國民黨內搞得天翻地覆,蔣也實在沒有精力再去對付紅軍

　　前兩次國軍都是地方部隊,如贛軍,湘軍等!這些部隊各自為戰,戰鬥力很差,而且幾乎沒有統一的指揮,結果必然被戰鬥意志頑強的紅軍擊敗.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央又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次開始,中央軍開始介入.圍剿也由中央軍高級軍官陳誠將軍統一指揮.

　　國軍這次圍剿從軍事上比較成功,一度攻陷蘇區大部分戰略要地,但是沒有能夠打擊到紅軍的主力.

　　但是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對派汪精衛等人在廣州成立的另一個所謂的南方國民政府,並且出動二广部隊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夾擊中央軍,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區.

　　這還不算最嚴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張學良不戰而退,蔣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圍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響以外,在這三次圍剿中,國民政府中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都採用了錯誤的戰略戰術.

　 　用後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話來說:敵軍想一口吃掉蘇區.他們雖然曾經一度深入蘇區,甚至占領了蘇區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圍剿必然要失敗.敵軍根本沒有 充分的準備,沒有考慮到政治經濟和地理的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軍事戰略不符合有組織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新要求.敵人愚蠢的排成漫長的行列行軍,而且是大部分行 軍是在叢山的地區迅速推進,沒有足夠的掩護和偵察,更不用說是堡壘了.加上他們之間屬於不同的派系,沒有統一的指揮,互相也缺乏支持還鈎心鬥角,他們甚至 樂於坐視友軍的毀滅.
　　結果就是敵軍單個縱隊,整團整師的敵人在蘇區腹地之中,被紅軍誘引到埋伏圈殲滅.


　　李德說得沒錯,紅軍在三次圍剿中也採用了成功的戰略和戰術.
　　他們放棄大部分不適合伏擊作戰的蘇區,在這些區域通過小規模的戰鬥騷擾和疲憊進攻的國軍.然後集中兵力在山地打圍殲戰,消滅掉三成國軍,剩下的七成則被拖跨,被迫停止作戰!

　　同時,由於紅色政權的土地革命和政府的廉潔愛民,他們也獲得了蘇區農民的全力支持.

　　國軍在蘇區無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們沒有辦法得到糧食和情報,甚至四處遭受農民襲擊和阻擋.

　 　當年國民黨官方的《剿匪戰史》記載：當國軍進入一個地區，那兒幾乎沒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殘被共匪的地下組織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軍隊談話。有時他們甚 至幫助共匪阻礙軍隊前進;國軍對共匪的情況知道得太少了。共匪把糧食和人都帶走了；老百姓破壞政府軍後面的橋梁，不向他們提供消息，甚至伏擊他們；老百姓 還騷擾政府軍的供應線，以致需用整團的兵力來保護政府的傳令兵和軍需官.

　　根據以上所有的問題,國軍從第四次圍剿開始,使用了新式的戰略和戰術.



　　---------中央軍精銳的德械師


　　新式戰術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
　　老薩一直願意把四次和五次圍剿放到一起來看.

　　他們其實是一個完整的軍事行動,前後具有很強的一貫性!

　　第四次圍剿是第五次圍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肅清中央蘇區外圍的戰鬥.最終粉碎了鄂豫皖蘇區和湘贛蘇區,消除了他們對中央蘇區的支持.


　　第四次圍剿開始,蔣介石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進行變革.採用全新的戰略戰術對付紅軍,最大程度上削弱紅軍的優勢.

　　但是第四次圍剿剛剛進行不到一個月,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省.國民政府急調二十五萬主力在華北和日軍激戰,被迫停止了這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則不同了，蔣介石為了徹底肅清蘇區，改組了南昌行營。
　　蔣將第二，三，四次圍剿的負責人何應欽解職，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輝為行營辦公廳主任，原行營參謀長賀國光擔任第一廳廳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兼第二廳廳長。
　　蔣介石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南昌行營的權力範圍擴大到 閩粵湘贛浙五省。


　　軍事上

　　中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圍剿歸結為路線上的錯誤,其實這是不對的.

　　第五次圍剿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軍事上的失敗.

　　第四次圍剿開始,國軍在國軍將領柳維垣,戴岳等人的建議下,開始採用著名的碉堡戰術對付紅軍。

　　這個戰術後來在經歷過一戰的德國顧問—德國國防軍之父馮.賽克特將軍和的指導下,越發完善和壯大.

　　所謂碉堡戰術簡單來說就是穩步推進的合圍戰術.

　　蔣介石分析前三次圍剿的失敗作戰教訓,決心使用自身的優勢瓦解紅軍運動戰的優勢.

　　國軍採用步步推進的戰略,主力從蘇區四面合圍過來.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們不急於推進,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個碉堡.

　 　用蔣介石的話來說就是:戰術上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取攻勢即以攻為守。各路進剿大軍做到步步為營，節節推進，層層包圍，步步進逼，其核心又是行軍所 至，立建碉堡，即部隊走到哪裡，碉堡就建到哪裡，先鞏固陣地，再穩紮穩打，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進，甚至一次只推進一二里，進得一步，即守一步.
　　簡單來說，國軍不深入蘇區和紅軍打運動戰，而是逐步穩定推進。在穩定對蘇區的經濟和軍事封鎖的情況下，迫使紅軍打持久的消耗戰。

　　這下就擊中了紅軍的要害.

　　眾所周知,紅軍士兵有着相當的革命信念又訓練嚴格,十分驍勇善戰.
　　如果在山地戰,夜戰,遭遇戰中,即使中央軍一般也只是和紅軍旗鼓相當.

　　但是,紅軍只是一支裝備輕武器的作戰部隊,最強大的10萬多中央紅軍也只裝備4萬支各種槍械,其中步槍占絕大多數,輕重機槍只有600多支,子彈180萬發,手榴彈8萬枚.
　　至於重武器,用李德的話來說:紅軍只有二十多門口徑大一點的迫擊炮和野戰炮，炮彈缺乏。
　　沒有重武器，是無法打陣地戰的，尤其無法打破國軍的碉堡工事。
　 　一戰中，一二挺重機槍依靠簡單的土木工事，戰壕加上鐵絲網，也可以輕鬆的擊斃成連成營的敵人。索姆河戰役中，進攻的英軍相對防守的德軍，步兵有3.6倍 的優勢，炮兵有1.7倍的優勢，其中同盟國的火炮就有3500門，炮彈高達800萬發。但是德國的重機槍在第一天，就造成英軍6萬多人的傷亡。
　　 而國軍的水泥和磚石結構的碉堡，顯然比德軍的戰壕的防禦能力要強大的多。
　　國軍使用穩步推進的碉堡戰術,沿着交通要道向紅軍蘇區各戰略要地緩慢推進,迫使紅軍跟他們打消耗戰.

　　他們為了避免被紅軍誘引後殲滅,國軍一般不主動出擊,一遇到紅軍反擊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為支點最大程度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然後再次穩步推進.這樣,紅軍就無法使用誘敵深入的戰略,無法使用運動戰了!

　　紅軍的步槍和手榴彈實在無法有效破壞國軍的水泥或者磚石結構的碉堡。
　　靠以往的人海衝鋒又會遭到碉堡中密集機槍火力的嚴重殺傷.
　　裝備輕武器的紅軍對付碉堡實在沒有好的辦法.

　　以碉堡作為依託,國軍只用較少的部隊(一般一個碉堡只有一個班或者一個排駐守)就可以封鎖住紅軍的連營一級的進攻.
　　而大量的部隊則集中在碉堡後方,隨時準備圍殲進攻碉堡的紅軍部隊.

　　而且國軍並非單純修建類似日軍抗戰中那樣的孤立炮樓,而是在德國軍工專家的幫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體系.

　 　用德國顧問法爾肯豪森將軍的話來說:國軍採取戰術防禦手段，依靠稠密碉堡體系，做到各堡相望，構成火網，星羅棋布，互為依託，既可防止敵方襲擊，又能阻 止紅軍通過，築堡和清剿齊頭並進，平推向前以擠縮匪區。根據當時的形式,最多一到二年之內,就可以穩定的全部清除蘇區.

老薩分析碉堡戰術,這其實是對付游擊戰和運動戰的不二法門.
　　它最大程度上削弱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的優勢,迫使紅軍到一個他們幾乎沒有武器和準備的戰場作戰.

　　歷史上,幾乎所有對付游擊戰的軍隊都使用了這種戰術,比如十八世紀英國和布爾人的英布戰爭,抗戰時期八路軍占領區倭寇的治安肅清戰,越戰中的美軍戰略村戰術!

　　但是,這並不是說碉堡戰術沒有缺點.他的缺點也很明顯,就是:過於費時和費力.

　　第五次圍剿前後長達快一年時間,國軍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單單在中央蘇區就修建了多達1萬4000個大小碉堡和大量的連接碉堡的公路運輸線.除了數十萬部隊長期駐防以外,固定使用的民工至少也有2到3萬人).

　　這樣浩大的工程實在令後人驚訝,而且投入如此重大的人力物力來對付10多萬紅軍似乎也是代價過大。
　　難怪蔣介石自己也解嘲說是:愚公移山!

　　如果這是在和平時代自然沒有什麼,但是對於1934年混亂的中國局勢來說,碉堡戰術也是有相當代價的.
　　對中央蘇區的長時間圍剿,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大大拖延了國軍的經濟和軍事改革的急切步伐,也延緩了中央消滅地方軍閥的既定戰略.

　　隨着碉堡戰術的逐步進展,到了第五次圍剿的中期,國軍的碉堡從七個方向深入蘇區腹地.


　　紅軍可以做運動戰的廣闊區域幾乎蕩然無存.


　　就雙方實力的對比上,根據李德的回憶:國軍用於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約40萬，其中中央軍多達30個師,地方軍閥福建十九路軍5個師,廣東陳濟棠的7個師,湖南何健湘軍3個師.



　　而中央蘇區的紅軍正規軍約有10多萬人,還有7到8萬地方武裝部隊.

　　雙方從兵力和裝備上都有相當大的差距!紅軍又無法發揮運動戰和游擊戰的優勢!

　　失敗的結局看來難以避免了.


　　-----------------國軍修改了完善的碉堡群.彭德懷曾經率部打入這些碉堡群,結果差點全軍覆沒.

　　紅軍採取的相應戰略

　　可以說,紅軍當時領導人,博古,李德,周恩來甚至共產國際,都並非不了解運動戰和游擊戰的重要性.

　 　1933年,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闡述紅軍的作戰方針：紅軍絕不固守一個地方。紅軍避免與集中的大部敵人接觸，引誘一部分敵人到蘇區內來創造進行決 戰的勝利環境……紅軍還用游擊戰爭與革命農民對政府軍隊士兵的影響來削弱和動搖敵人。紅軍在分散敵人的集中後，從側面及後面攻擊孤立的隊伍，各個擊破，消 滅敵人。

　　次年2月，共產國際又兩電中共中央，進一步強調運動戰的作戰方針：我們的行動不應該採取陣地戰的方式，而應該在敵人的兩翼採取運動戰。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的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

　　1933年12月，所謂路線錯誤的王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全會發言談到:把中央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及游擊隊在蔣軍後方和兩翼方面實行廣大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

　 　李德回憶：至於陣地戰，不管是什麼形式都不合適，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敵人堡壘主義的條件下，尋求運動戰，不要在進攻堡壘 中，來消耗我們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壘外，於敵人的運動中，來消滅其有生兵力. 應該避免進攻要塞堡壘地域，甚至避免正面進攻停止的敵人。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迴，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 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

　　中央蘇區軍政領導人普遍認為：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要反對濫做支點單純防禦的堡壘主義.

　　紅軍的這種作戰方式，體會最深卻是國民黨將領，蔣介石在1933年12月談到：現在我們打赤匪，正面的陣地戰很少，而隨時遭遇的游擊戰特別多。

　　但是面對國軍穩步推進的碉堡戰術,這些運動作戰實在沒有施展的空間!

　 　李德談到：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說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我們埋伏在這裡，而敵人就可以絲毫不 受干擾地繼續推行它計劃中的堡壘政策。這豈不意味着，我們自己放棄了蘇區的重要地區，而不去利用時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林彪指出：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彭德懷認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敵人機會減少。紅十軍在贛東北準備通過運動戰集中力量打破國民黨軍進攻時， 由於對方採取穩健推進戰法，很難覓到戰機，往往被迫打成攻擊占領有利陣地做有工事的敵人，運動戰效能無法發揮。對於堡壘戰中的雙方對壘，如貓兒守着玻璃里 的魚可望而不可得。
　　國軍其實並不接受紅軍的引誘，他們只是自顧自的修建一個又一個的堡壘，逐步壓縮紅軍活動的區域，進攻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地，迫使紅軍最終的決戰。
　　 紅軍無法誘敵深入，也就無法集中主力部隊對國軍進行伏擊。
　　由此共產國際顧問李德,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人認為國軍已經轉變了軍事策略，以前的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伏擊的戰術無法有效施行。他們提出了一種新式的運動戰法,也就是著名的短促突擊.

　　所謂短促突擊，即以一部以紅軍的工事或者碉堡防禦吸引敵人，同時將主力埋伏在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前沿陣地時，以埋伏之主力部隊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
　　 這樣一來，面對紅軍的碉堡，國軍必須主動部隊進行一段時間的攻堅戰，無法像原來一樣的從容行軍。紅軍以碉堡作為依託，比單純的運動戰更為實際。
　 　李德具體規定了這一戰術的幾個主要原則：向敵人運動中的部隊進行短促的側擊；在敵人後續梯隊或堡壘內來的增援隊未到達前，迅速解決戰鬥；要最堅決的使用 最高度的主力作戰，以便確實的避免延長戰鬥；迅速轉變自己的突擊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敵人諸縱隊的內翼側，在其諸縱隊間執行機動。

　　簡單來說,短促突擊就是避免攻打國軍的碉堡,打這樣的消耗戰.而是把國軍誘因出碉堡或者在國軍修建新的碉堡的時候,集中優勢兵力,迅速合圍殲滅國軍.
　　在建國以後，我們一直指責李德他們打單純的陣地戰，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
　　李德的短促突擊，其實並非陣地戰，而是針對碉堡戰術的一種運動戰。他的要旨在於二點，就是一以紅軍的碉堡作為支點吸引敵人，二以優勢兵力突然，短促的打擊敵人，將其殲滅。
　 　而李德特別強調說：紅軍作為支撐點的自身碉堡防禦本身不是目的，不是為要頑強扼守陣地或消滅敵人，而是為征取時間及誘引敵人（誘引敵人遠離其堡壘以便我 突擊隊隱蔽的突擊之）；因此運動防禦只應同敵人的先頭部隊（偵察、前衛游擊隊等）作戰，並迫使敵人的主力展開，當執行了這個任務時，即有計劃的轉移到後一 個地區……運動防禦是為着保證我們主力在有利條件下施行突擊的機動，如過早的退出戰鬥或頑強的戰鬥，都不能保證這些條件的構成。”
　　 對此，紅軍中最有能力的二個軍團長，彭德懷和林彪也表示認同。
　　彭德懷談到：在敵躍進和推進時，靈活的運用攻擊的戰術動作——側擊和短促的突擊，來取得敵人資材，根據自己的特長和敵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這樣積極動作，爭取每次戰鬥的勝利，才能展開戰役上的勝利，完成持久戰略。
　 　林彪說到：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敵，則誘敵和放敵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敵運動中消滅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該地有敵前進時，則應以一部兵力進行運動防 御戰，滯敵前進……我主力軍到達後，如見敵工事尚不堅固，則以主力攻擊之，如敵堡壘已極堅固，但聯絡堡尚未做好，則應佯攻與圍攻其堡壘，而打擊敵來作聯絡 堡之部隊或增援隊。
　　這是一種運動戰和防禦作戰的結合方式,就當時來看,還是非常實際的.

　　可以說,短促突擊是一種小規模的圍殲作戰.可以集中兵力避免紅軍的損失,又可以最大程度的消滅敵人,不用強攻敵人碉堡，削弱碉堡戰術的優勢.

　　這種戰術本身沒有問題,也是對付碉堡戰術最可行的辦法.

　　但是執行起來問題卻很多!

　　首先,由於國軍採用穩步推進的戰術,往往在碉堡幾百米外用幾日時間修築新的碉堡.一旦遇到紅軍合圍往往不戰而迅速退回碉堡.此時紅軍如果追上去,就會變為攻堅戰,損失嚴重.如果不跟上去,由只能打到國軍的皮毛,夠不成大的威脅.
　　同時國軍碉堡從四面漫長的沿線推進,一旦一個碉堡修建好就可以側擊,以火力支援其他碉堡的修建工作.紅軍也無法通過這種手段遏制國軍各個方向的全面前進步伐.
　　 用林彪的話說：在敵人堡壘外的近距離或從堡壘間隙中去求運動戰，結果仍變成堡壘戰，以大部隊在這種場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擊，結果打響之後仍然不易擺脫。
　　其次,即使合圍了少量國軍,國軍後衛部隊往往也會從碉堡後及時增援.紅軍一樣會遭受一定的損失.這個損失雖然較國軍損失為少,但是國軍有數量上的優勢和源源不斷的兵力補充,紅軍無法同樣的恢復.
　　在決定蘇區命運的廣昌會戰中,18天時間，雙方都損失了數千主力部隊（紅軍5000人，國軍2600人）.但是紅軍恢復的速度,比國軍要慢了好幾倍!

　　最後,短促突擊遇上的往往是國軍1，2個團或者整旅推進的情況。國軍突進數量過多，紅軍一樣無法有效將其殲滅.因為如果短時間無法將其殲滅,國軍就會後退到碉堡線以後,以堅固工事作為屏障.而對於紅軍的戰鬥力來說,想在短時間內殲滅國軍一個師似乎不太現實.
　　老薩說，短促突擊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國軍犯了錯誤。如果國軍不犯錯誤，短促突擊是不會有什麼戰果的。
　　其實如果紅軍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戰術的難度並不大。
　 　國軍的碉堡並非二戰中出現的要塞和永久防禦工事，用平射炮幾炮就可以解決問題。在國共內戰初期，國軍也曾經一定規模的使用過碉堡戰術，都被解放軍用平射 炮打的慘敗。這些平射炮，還大多是是解放軍的兵工廠土造的。但是一旦解放軍沒有平射炮和重炮，對付碉堡就非常困難。中野躍進大別山丟掉全部重武器，稍後就 失去攻堅能力，只能做阻援部隊，成為淮海作戰的配角。著名的飛雷筒就是那時候發明的！


　　－－－－－－－－飛雷筒，這是一款特種武器，他的射程太近，只有100到300米，無法跟火炮對抗。這也是中野限於條件的發明
　　至於中共在之後的內戰擁有大量火炮之後，不但此時的簡易碉堡不是他們的對手，就是現代化的鋼筋水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防禦工事也根本無法阻擋他們。
　　1949年的天津戰役，國軍花費2年多時間，900億法幣修築成的25公里長，5公里寬的1000多個碉堡群防禦體系，在29個小時內就被解放軍的500多門重炮打的土崩瓦解，天津也被攻陷。

　　扯遠了
　　總之，雖然短促突擊在實戰效果不佳，但是，短促突擊中依靠碉堡防禦的觀點，中共的高層軍事指揮官還基本都是認可的。
　　即使在廣昌戰役失敗以後，林彪仍然說：目前對敵在其堡壘火力的掩護推進築壘手段，應採取以抗擊方法遲滯其進展和以襲擊之方法，求得消滅局部之敵人。
　　彭德懷說：自高虎腦防禦戰鬥給了敵人重大摧擊之後，誰都相信組織正確的運動防禦是給敵人堡壘推進的有力回答，並也相信在目前的戰爭情況下，不只需要紅軍有極大運動力和突擊力，而且也需要有堅強的防禦力。
　　雖然這麼說，但短促突擊仍然無法抑制碉堡戰術的成功。

　　總之,短促突擊的最終結果是,在五次圍剿的戰鬥中,紅軍和國軍消耗了幾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終紅軍被合圍在蘇區腹地較小的區域內。
　　這時候，紅軍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放棄中央蘇區，躍出碉堡線的封鎖，跳到外線作戰。
　　紅軍被迫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修建一個碉堡一般需要五到七天,到了後期,由於紅軍戰鬥力的下降,碉堡多為土木結構,只需要一到二天就可以造出來!



　　蘇區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軍事上衰弱以外,紅軍在兵源補充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雖然一度發展到17,18萬人的規模,但是這已經是蘇區所能承受的極限了.
　　由於長年的戰爭，紅軍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輕，需要大量年輕的新兵進行補充，才能保證旺盛的戰鬥力。
　　但中央蘇區本身就在貧窮落後的江西蘇區,人口也比較稀少.在1933年,蘇區人口總數不過300多萬,適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過60萬人左右.但是由於忙於艱苦的勞作,他們普遍身體瘦弱,有很多人還有慢性疾病,能夠參軍的最多只有40萬人.

　　但是還要除去政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滿打滿算能夠服役的人約30萬人.
　　當時紅軍兵力徵召幾乎已經到了極限。紅軍原有4萬多人，在從1933年5月到10月，紅軍新徵集6萬青年加入部隊。11月到12月，又徵集2.5萬人。短短半年時間徵集8萬5000人進入部隊，這個數量相當驚人。

　　通過大量徵兵，紅軍到了1934年底,紅軍數量已經達到14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已經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這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已經是很多了.因為江西蘇區仍然也勞動密集的稻米種植為主要糧食來源,必須要有相當的男勞力從事農業生產。這種工作單靠婦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圍剿後期，由於紅軍在一年戰鬥中損失嚴重,開始大量徵召新兵.

　 　據當時紅軍高層回憶:長征之前,紅軍隊伍不斷地擴大，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幾。一九三三年長岡鄉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婦女和老 人。瑞金縣自毛澤東第一次到那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萬人參加了紅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裡，有二萬多人參軍，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個月就有二 千人參軍。

　　到了五次圍剿快結束的時候，蘇區適齡青年幾乎全被參軍或者成為紅軍的民夫,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後，鄉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
　　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
　　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以汀州為例,紅軍家屬由于田地荒蕪，1934年夏收前缺糧者達到1575人。

　　當時蘇區的農民再有覺悟也是中國農民.對於他們來說,再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敵不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

　　後期有些覺悟的蘇區年輕人都加入了紅軍,剩下的都是不願離開土地的人.
　 　1933年1月，因為無法完成中央限期的徵兵任務，中共福建省委書籍羅明曾向中央匯報：根據這個地區群眾長期受戰爭苦害的情況，認為要在這些地方擴大主 力紅軍，完成中央規定的擴紅任務是困難的，而只能擴大游擊隊，因為群眾要保衛家鄉，願意參加游擊隊（民兵），而不願意參加主力紅軍離開家鄉。

　　紅軍由於兵源不夠,後期開始一定程度的強制徵兵行為.甚至採用蘇聯紅軍衛國戰爭時期的包圍徵兵手段.

　　有些地方擴大紅軍的辦法是召集群眾大會，把前後門關起，一個簡單的號召以後，就要到會的一致報名加入，公開宣告，有一個不報名即不散會。

　 　這樣強迫徵集的兵員各方面素質都無法保證。據1933年11月的統計，一軍團補充區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區的是1663人，到補充師的只有728人， 路上跑了935人。這兒還沒有計算在鄉村報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從鄉到區逃跑的人數。大概算起來我們只集中了報名人數中的十分之三、四。

　　集中到部隊中的人員情況也不樂觀，許多地方不注意新戰士的質量，把許多老弱殘廢拉來湊數。

　　紅軍總政治部1934年4月統計，紅軍戰士中16歲以下的占1%，40歲以上的占到4%，相當部分人員在三四十歲之間。

　　當時，國民黨方面在與紅軍交戰時也感覺到，一些紅軍部隊素質不佳，老弱參半,不堪一擊!

　　由於新兵過多且素質不高,紅軍戰鬥力也有較大下降.如: 紅五軍團十三師是常常承擔阻擊任務的打硬仗部隊，但大量的新兵補充使其進行實彈射擊練習時，成績非常不好，十人射擊就有九人脫靶。
　　 在廣昌戰役中，新兵表現出來低劣的素質的更令人驚訝。彭德懷說：七團有些新戰士不會打手榴彈，敵人衝來時，把手榴彈交給班長打！近來又發現提拔幹部時紅軍戰士不願意當幹部的，比以前的數字增加。

　　訓練缺乏使個別部隊在作戰中因傷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隊）而損失的人數有時竟高達百分之五十。

　 　紅軍缺乏訓練，且多新兵，常畏縮不前的狀況為蔣介石所注意，並以此為部下打氣加油：現在赤匪軍的精神與從前完全不同，據投誠的赤匪說,他們監視軍隊的政 委，也不比從前那樣認真了！從前匪內一般政委，的確自己能夠上前督率，自己能夠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這一般政委，到現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來的一般政 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夠，稍微遇到一點危難的時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中央蘇區瑞金,在這裡紅軍粉碎了四次圍剿.但是第五次則不同了


　　蘇區物資的缺乏

　　國軍展開碉堡戰術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封鎖蘇區和外界的一系列聯繫,尤其是蘇區物資的來源.



　　國民政府建立了多條封鎖線,並且一再宣布: 無論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供給匪區或匪徒以任何糧食，違者應予槍斃!
　　蔣介石曾經說：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圍剿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
　　蔣介石還說：將匪區嚴密封鎖，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以後對匪區封鎖的種種辦法，一定要密切實行，這一點比和匪區作戰還要重要！
　　在蔣介石的“相通之關津卡隘，水陸要道，均成立封鎖辦事處”的命令下，環繞蘇區建立了縱深200多里的封鎖線。除了嚴格封鎖以外，在和蘇區相鄰的國統區，一般老百姓食鹽，煤油，日常百貨一律採用配給制度，防止平民私下交易。
　　對原本就落後又忙於戰亂的蘇區進行經濟封鎖,實在是非常實用的招數.
　　封鎖導致蘇區一方面物資極度缺乏，一方面蘇區盛產的煙葉，大豆等無法賣出去。農民種出東西以後賣不掉，即使賣掉的所得，也無法買到基本生活必須品，困窘不堪。


　　除了糧食以外,包括鹽,棉織品,火柴,藥材，布匹，煤油等日用物資也全部是違禁品的行列.

　　長達一年多的封鎖和蘇區大量青年參軍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時期,蘇區出現嚴重的物資缺乏問題,其中糧食問題尤其嚴重.

　　1934年初，紅軍部隊及政府機關食米不夠供給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當時蘇區已經出現糧食不足的可怕場面.稻米價格漲了三四倍且不易買到!
　　各鄉交上去的公糧和實際需要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根據以往經驗,上交的公糧和實際需要大約有50萬擔的巨大差距.

　　糧食是軍隊作戰和政府正常運作的本錢,如果沒有糧食,蘇區是會不戰而垮的!

　　為了彌補糧食的不足,蘇區使用了二種解決的辦法.
　　第一,軍隊和政府主動節約糧食.
　 　為節省糧食，蘇區中央號召廣泛開展節省運動，規定各級政府、紅軍後方機關、國家企業、學校等每人每天減發食米二兩。隨後，又號召蘇區每人每月節省三升甚 至三升以上的米來供給紅軍.即使這樣，實際能夠發放的糧食數量仍遠遠低於節省後的定量，當時，黨政機關……每人每天只10小兩（1斤為16兩）糧食，分成 兩頓吃.最艱難的時候，紅軍一線作戰部隊甚至“每天只能吃八兩至十兩”.


　　第二,博古他們仿效蘇聯紅軍內戰時期的做法,強行徵收.

　　1933年12月，蘇區決定成立糧食人民部，專門處理糧食問題，收集糧食被提到國內戰爭中一個殘酷的階級鬥爭的高度。至於派出征收糧食的幹部,被成為突擊隊.

　　蘇區中央在正常糧食徵收之外，先後決定向群眾借谷24萬擔和60萬擔，嚴令各地派出的突擊隊不到任務完成不能調回。

　　突擊隊的幹部採用了一切說服手段,讓農民交出除了口糧以外的其他糧食.

　　雖然採取了多種措施，糧食收集仍遇到許多困難。

　　1934年2月的糧食突擊運動中，於都預定計劃向群眾借糧四萬四千擔穀子，結果只收到百分之十，勝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古田區、黎村區甚至沒有收到一粒穀子，該縣糧食部長明確說:於都群眾現在根本沒有穀子。

　　24萬擔糧食收集原計劃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還沒有完成，而7月中旬蘇區中央又提出秋收後借谷六十萬擔，收買穀子十萬擔，加上徵收土地稅，我們將要收集一百萬擔的糧食。

　　這一目標在蘇區地域已大為縮小的情況下，事實上更難實現。

　　在收集糧食遇到困難情況下，為保證紅軍能夠持續作戰.相當多的蘇區地區為完成任務不得不強行攤派，部分突擊隊員在這個階段採用強行徵收的手段.瑞金、長勝等地甚至出現個別農民因繳不起糧食自盡的情況，引起中農的恐慌與一般群眾的嚴重不滿。

　　勝利、於都等地因催收糧食發生群眾要捉突擊隊員並向區蘇集體請願的嚴重事件。

　　除了糧食以外,蘇區如食鹽,煤油, 布料都是無價之寶.

　　其中食鹽由於是必需品,更為重要.蘇區可以生產一種硝鹽,據說是用牆上的一種毛做的.雖然有鹽的成分,但是苦澀不堪,無法下嘴.而且吃多了,還容易中毒.

　　至於煤油之內,蘇區完全無法自產,全部靠外界偷運進來.

　　當時蘇區獲得這些物資的手段主要有二種,一是和軍閥陳濟棠達成秘密協議,以蘇區盛產的稀有寶貴的鎢礦換取陳濟棠的武器彈藥和日用品,當時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舉動.

　　二是鼓勵國統區商人冒險偷運進來.

　　為了鼓勵這些商人,紅軍以鹽高出四倍的價格,煤油,電池等高出十倍的價格收購.

　　中國商人自古就很會做生意,他們在暗中行賄國民黨的軍官,然後秘密把這些物資用各種手段從國統區運到蘇區賺取暴利!

　　但是,以上二種方式得到的物資仍然不足實際需要的三四分之一!老百姓和紅軍戰士經常長時間吃不到鹽,蘇區物價也隨之高漲!

　　由於物資短缺,也影響了紅軍軍工廠的生產.缺乏火藥和金屬,軍工廠的員工到所有舊戰場尋找舊子彈殼,而且製成的很多子彈打不響,有些子彈頭甚至用木頭製成.

　　博古和李德曾經親自檢查過紅軍新生產的手榴彈,他們各扔了幾個試驗,發現其中有好幾個是不會爆炸的!

-------------------中央的實際領導人博古(秦邦憲),他是一個很才華的學者,是蘇聯培養出來的代言人.他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時才25歲.

　　錯誤的政策

　　這是歷史的禁區,老薩就不多說了.

　　早期蘇區曾經划過成分,當時地主和富農大約百分之七左右.這個數字對於貧窮落後的蘇區來說,其實已經很高了.其實因為江西蘇區過窮,很多所謂地主用全國觀點來看最多只是富農.至於富農就更別說了!

　　五次圍剿前後,中央卻又搞了查田運動,說是要清查漏劃的地主和富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一律沒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要求消滅富農和地主，消滅富農經濟。
　　結果是，不但地主和富農被一掃而光，很多中農被錯誤的增划進富農地主的行列,遭到了鬥爭.
　　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富農和中農是農村生產力主要構成部分,他們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勞而且較為有頭腦的農民.貧農除了受地主壓迫以外，自身很多缺點也是他們時代貧窮的原因。富農，中農遭受打擊使得蘇區生產力大為下降!

　　1933年底，鑑於運動出現的嚴重問題，毛澤東曾主持糾偏工作，勝利縣一個小縣就糾正了1512家錯劃地主、富農，而該縣地主、富農總計家數為2124家，錯劃面之廣實在可怕。但是毛很快被博古等人搞了下去,這個糾錯運動也停止了.

　　這些都引起群眾的相當不滿,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群眾逃往國統區的情況.


　　另外就是對自己內部的肅反擴大運動,這些資料很多,老薩就不說了.對於莫斯科和他的代言人博古等所謂布爾什維克來說，蘇維埃當然是以工人為基礎和中間力量，老毛搞得農民武裝割據完全是異端邪說，是變相的水滸山大王行為。
　　當時中共不過是共產國際中的小兄弟，一舉一動都受蘇聯的制約，類似于越戰時期中國和北越的關係。蘇聯作為回報，從經濟，軍事，政治，外交上給予中共極大的援助和回報。
　　1932 年10月寧都會議上，中共臨時中原宣布免除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讓毛交出軍權，只保留了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職位。
　　1933年1月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以博古，洛甫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接管中央蘇區的領導權。當時已經沒有軍權的毛澤東等於又失去了行政權力，只留下一個空頭銜。

　 　他們通過所謂的羅明路線，將中央蘇區原屬毛派實力幾乎一掃而光。中央高級幹部如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鄧小平，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毛澤覃（毛的弟弟），贛東特委 書記謝維俊、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古柏都被撤銷職務，同時或是開除黨籍或是留黨查看。至於基層支持毛的縣級幹部也大多被撤換。
　　這個運動造成相當一些忠誠的幹部被鬥爭,大多數軍政幹部人人自危.嚴重影響了內部的團結和戰鬥力!


　　國軍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手段
　　 蔣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圍剿說成：軍事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圍剿和文化圍剿。
　　而蔣介石的智囊楊永泰更是把五次圍剿說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除了軍事手段以外,為了消滅紅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宣傳優勢,國民政府方面也相應的進行改進.

　　楊永泰把紅軍和蘇區群眾的關係比作魚和水,他建議蔣介石的手段是把魚水分開，竭澤而漁。

　　具體的手段就是戰略村,保甲制度和民團訓練班.

　　國軍每占領一處地方,就勒令小村莊的居民搬入大村子(所謂的戰略村).而大村子由軍隊和民團駐守,從而切斷老百姓和紅軍的聯繫.

　　大村子外面不允許人居住,製造了大量的無人區.

　　同時國軍在這些村子實行了連坐法,一人犯法,全家連坐,鄰居也要遭殃.從而最大程度減少紅軍和群眾的聯繫.

　 　另外,國軍對當地民眾進行反共教育和武裝民團. 中央規定各省都要劃出許多區，每個區每年至少要訓練出一個保安團，18到45歲的男子均要受訓4個月。到1934年6月蔣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會議時， 豫、鄂、贛等8省的民團已擴大到1700萬人，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民團負責本村的治安和逮捕通共的嫌疑犯,到了後期,民團也開始參戰,國軍比較不重要的碉堡已經由民團駐守,一定程度的緩解了國軍正規軍的壓力.

　 　政府方面為了消除馬列主義對當地人民的宗教性影響.1934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營還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並以此 為中心向全國推廣，同時發行《新運導報》作輿論宣傳.7月，蔣介石在南昌又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自任總會長.僅到1934年底就有15個省市完成 建立組織的工作.發動此運動的目的就是要使全體國民的全部生活都要合於禮、義、廉、恥，其實質是以中華傳統倫理道德來教育老百姓,讓起服從政府.
　 　除了對民眾的宣傳以外,國軍還加大對軍官和士兵的培訓. 1933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開辦了軍官訓練團，第一階段是在“圍剿”前的7月到9月，先後辦3期，每期3周，受訓7500多人，中心是消滅共產黨，着重 進行軍事訓練.第二階段是第五次圍剿的後期辦的，從1934年7月始到9月終，先後辦3期，每期仍為3周，仍以反共為中心，不過着重進行精神教育，即進行 所謂軍人魂的教育. 蔣介石說:我們此次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

　　這對於國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蔣介石說: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 因為時間過於短促，這個訓練班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二次受訓軍官過萬人!

　 　訓練的效果很明顯，周恩來談到：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 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 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

　　這些宣傳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根據李德回憶,在五次圍剿期間,國軍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變的則是幾乎沒有.比起以往動輒整師整營的投降,實在無法同日而語了!


　　-------------------------第五次圍剿時期,國軍還組建了一支空軍部隊.但是它的實力較弱,起不到什麼大的作用!

　　尾聲

　　 國軍碉堡戰術已經進入尾期，他們開始攻打紅軍重要的戰略要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廣昌戰役。縣城廣昌師北邊進入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戰略通道和外圍重要屏障，它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瑞金僅有100公里。
　　一旦國軍攻陷廣昌，就封鎖了中央蘇區的北大門。
　　結果廣昌戰役僅僅進行了18天就宣告失敗，紅軍傷亡5000人，占參戰兵力總數的五分之一。

　　隨着廣昌會戰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準備從中央蘇區轉移出去長征,打破碉堡群的密集封鎖.

　　而蔣介石也樂於看到紅軍從中央蘇區突圍.

　　因為對他來說,紅軍雖然已經被合圍,但是畢竟有10萬的主力.國軍消滅他們至少要消耗7到8萬的部隊.這對於當時總兵力不過50多萬的中央軍來說,是不願意承受的重大負擔.

　　而紅軍在中央蘇區多年,有着良好的群眾基礎.但是一旦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少數民族眾多的西部轉移,也就對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原腹地夠不成威脅.

　　同時失去群眾基礎的紅軍,在民風彪悍，保甲嚴密，少數民族眾多的西部諸省，無法很好發展。
　　加上中央軍尾隨追擊，紅軍絕不可能在這些地方發展到中央蘇區的規模.

　　蔣介石和他的智囊們還決定利用紅軍來實現統一西部的大戰略.

　　十萬紅軍向西部轉移,必然要和西部軍閥進行火拼.無論誰勝誰負,雙方的軍力都會有損失.此時中央軍以追擊為名跟着進入西部諸省,就可以不用耗費自己的兵力收復這些省份,事半功倍!

　　這也是所謂的驅虎吞狼之計,利用紅軍這隻虎,吞掉西部白崇禧,龍雲,劉湘,王家烈這幾個軍閥惡狼,完成抗戰準備中最為重要的收復西部的既定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