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饥荒真相与方舟子讨论

方舟子：你好！

自从你揭露唐骏造假以来，本人开始注意你的博客文章，你的文章大部分都很严谨，重事实、讲逻辑，我很赞成。但是当我看到你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时，觉得这和你的一贯作风不符，不够严谨，不重事实，有些地方只凭想当然就做出结论。比如对于几种不同的统计结果，你说“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1960年大饥荒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又没有亲身经历过，你所谓的常识对这件事情是不适用的。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我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是幸存者。当时我在本地上中学，对那一场灾难的真实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谈一些当时的历史事实与现在的看法，也许对你会有启发。我并不认为你否定大饥荒饿死人这段真实历史，而是觉得你对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事实不了解，所以对这场大灾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大饥荒虽然全国都有，但是各省、各县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定不能用“平均”的概念看问题，否则就会不理解、不相信。哪个省哪个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专横、最无人性，哪个省哪个县的灾难就最重、饿死人就最多。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周林等人跟毛泽东最紧，对毛的指示执行得最坚决，所以四川、安徽、河南和贵州等省死人最多。安徽死人的绝对数虽然没有四川多，但是死亡率却是全国第一。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安徽省的死亡率是18.3%（我认为比较接近实际），邻近的省份江苏是2.88%, 浙江是0.55%。你的家乡福建省的死亡率是2.02%，你们县也许更低，你的长辈可能就没有给你讲述饿死过人的事情，所以你根据“常识”不相信平均十几个人会饿死一个，也不相信平均三十几个人会饿死一个（因为你不相信全国饿死人数超过2000万）。我的一些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原来也是半信半疑，当我亲自告诉他们许多悲惨的事实之后他们才相信。在比较正常的环境中看问题，50多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其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因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毛泽东坚决打倒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目的就是要掩盖他制造这场大饥荒的罪责。

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官方一直说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这是睁眼说瞎话，一派谎言。在那三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全国范围的重大自然灾害，在安徽省同样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水旱灾害。至于苏联撤走专家，即便有影响也顶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难道苏联专家一撤走中国农民就不会种地了？那几年确实粮食大幅度减产，那是因为政府把大量的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库，再加上大刮“共产风”、大搞播种“密植” ，从而造成减产，而且许多粮食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尽管如此，所收的粮食也足够农民们维持生命的。发生大饥荒饿死人的惨剧完全是毛泽东人为制造的，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百分之百的人祸！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言不由衷，那是为了给毛泽东留些面子，他心里清楚全部都是因为人祸，因为他亲自到湖南老家调查过。刘少奇这样留有余地的说法也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杀身之祸。

发生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是源于中央和毛泽东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私分”，挖地三尺（我们家埋在厨房地下的几十斤豆子就被队干部搜走了），把农民仅有的一点点活命粮搜刮殆尽。后来政府又给了每人每天2两的返销粮（主要是白薯干、豆饼等最低等的粗粮）。第二、是毛泽东提倡并顽固坚持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国家供应的那点粮食全部放在生产队，由队长、会计和食堂管理员所控制，这些人偷偷把一部分粮食拿回家，所以农民每天实际能吃到的粗粮连1两都不到。比如一个生产队几十口人，管理员交给炊事员2、3斤白薯干，捣碎后煮了一大锅汤。社员端着盆来打“饭”，管理员拿着一把大勺子，看你顺眼就从下面捞点稠的，看你不顺眼就从上面舀一勺汤。回家后这半盆“稀饭”沉到盆底的只有半碗碎白薯干，一家五、六口人怎么吃？于是又加上点野菜重煮一下。如果有哪个社员干活不卖力，或因病没上工，或偷了队里一棵白菜，除了挨队长打骂以外，还要被罚不给饭吃。农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手里，他们想叫谁死，谁肯定活不成。到后来食堂干脆断炊了，社员只能挖点野菜吃。再后来，社员连挖野菜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在家里等死。在同一个时期，千千万万的农民就是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起先是老弱病残者一个接一个被饿死，到后来青壮年也陆陆续续倒下。一直到1961年4月毛泽东派胡乔木到韶山调查，毛泽东的表弟文冬生说：“(食堂) 再办下去，人会死光！”，毛泽东这才勉强同意解散这个害死了千百万农民的大食堂。第三、不允许农民外出逃荒、要饭。饥荒区所有的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和大路口都有专人把守，看到逃荒模样的农民就抓住送到“外流站”，经过打骂和挨饿之后被遣返回原地，这在当时叫做“拦外流”。所以当时只有很少的人逃出去（并不是你想当然认为的有很多人逃出去），他们都无法坐火车、汽车，只能徒步行走，想到别处找点吃的，一般都走不了太远，许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死在路边。也有少数青少年冒险扒火车（运煤车），可以跑得远一点。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罪恶的“拦外流”政策（安徽省是有文件的），允许农民逃荒，那也绝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可怜的农奴，连讨饭、逃生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暴政？各朝各代，凡遇重大灾荒，统治者都会开仓放粮、设立粥场以救济灾民，可是我们的“人民政府”对待人民却是如此的残酷无情。

在这三项暴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只有其中的两项暴政，中国农民也不会饿死如此之多。

为什么我认为安徽省的死亡率18.3%是比较接近实际呢？因为根据几次不同人的统计，凤阳县的死亡率都是在25%左右。我认为凤阳的这个25%，比实际的只低不高，又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所在的公社和大队我是很了解的，虽然暂时我还没有做详细统计，但我估计死亡率大致在35%至50%之间。我们家族的五家人在五九年上半年共24人，到六零年下半年还剩下12人，饿死12人，正好占50%，如果连同9家亲戚，原先共67人，饿死33人，占49%，这个数字还包括了两家当干部（大队会计和小队长）家里基本上没有死人的，否则比例是54% 。除了当大、小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的，普通社员基本上家家饿死人，全家死绝的有不少，在我的家族和亲戚中就有三家。全凤阳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 (见《墓碑》)。凤阳县的死亡率在安徽省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有几个县（无为、亳县、宿县等）比凤阳还要高，还有一些县（定远、嘉山、五河等）和凤阳差不多。安徽省18.3%的死亡率其实包括了全省大、小城镇的大量非农业人口和农村的各级干部，如果只统计普通农民，那死亡率要高得多。

安徽饿死人绝大部分都发生在1959年11月底（秋收之后不久）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之间的半年时间里。在6月麦收之后，高征购、强搜农民救命粮的做法停止了，生产队收获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还留下了一部分口粮。到六零年秋后，“拦外流”的暴行也停下来了。虽然大食堂还没有解散，但是大锅里的稀饭比以前稠了。再加上农民还可以在家前屋后种一点茄子、南瓜之类，虽然营养还是不够，但是已经完全饿不死人了。

从全国来看，虽然安徽的死亡率最高，但是在绝对数上四川比安徽还要高很多。还有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省也有大量农民饿死。前几天看到一个材料，毛泽东让胡乔木去毛的家乡调查，胡调查后给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个材料应该是可靠的，因为胡乔木是绝对不敢对毛泽东撒谎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湖南省饿死人情况也很严重，就连毛泽东的家乡也未能幸免，因为他们同样也执行了毛泽东的政策。

你说：“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提前死亡了。”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事实是从哪儿看来的？你说大部分不是饿死而是病死的，完全是瞎说！真正的事实是，在五九年冬天和六零年春天死亡的农民绝大部分确实就是活活饿死的。我给你说说什么样算是营养不良，什么样算是饿死。那个时代的农民，由于常年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有油水，一个青壮年农民一般一顿要吃3碗米饭，需要1斤多米，一天则需要2斤到3斤。如果每天只能吃到半斤左右，当然就不够消耗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生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造成浮肿病，但一般不会带来其它致命的大病。安徽省从1958年冬天到1959年秋收以前就是这种情况。这一段时间虽然口粮不够，但是少吃干饭多吃稀饭，再加上点瓜、菜，也基本上能填饱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浮肿病人很多，但是人们还能坚持，死亡的情况极少，并没有发生象你想象的那样导致大批人生病死亡。但是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当每天吃到肚里的粮食降到1两左右甚至完全没有的时候，那就远远不是什么营养不良的问题了，而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你不知道一个人每天吃半斤左右的粮食和吃1两甚至完全没有粮食吃有多么巨大的差别，前者使人挨饿、营养不良，而后者却会使人活活饿死。 你说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死亡“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可以看出，你也认为“活活饿死”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但是你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告诉你，营养不良一般不会引起什么致命的大病，不会使人死亡，只有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才会使人死亡，不管你原来是生病的人还是健康的人。事实上在当时真正生重病的农民极少，被饿死的绝大部分原来都是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临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病。至于什么“医疗系统崩溃”，那是根本没有的事，当时县里和公社的医院都照常上班，当然去看病的主要是城镇人口，农民很少去，因为没有钱，也走不动，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药就是粮食！

饿死的就是饿死的，就是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由于奴隶主长时间不给粮食吃，只能吃点野菜，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最后慢慢地倒下，油尽灯灭，默默地死去，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没有呼喊。… 这种饿死人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不是个别的，而是大批大批的，大片大片的。多么可怜的中国农民，多么可恶的野蛮暴政！！什么叫“非正常死亡”？那是当政者为了模糊真相、减轻罪责而编造出来的模棱两可的词。“饿死”二字最准确，但是这样说太刺激人了，太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了，决不能用，所以50年来的官方文件一直都说成是“非正常死亡”、“死亡”或“人口减少”。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有一部分学者也还在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文过饰非、淡化罪责的词，使不少人产生误解，以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不等于饿死人，以至于以严谨著称的方舟子也认为“非正常死亡”中的大部分人不是饿死的。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你愿意了解历史真相的话，我建议你抽时间到安徽的凤阳县、亳县，河南的信阳地区，或者湖南的韶山等地，调查几个村庄，找几个60岁以上的农民聊聊，你一定会大有收获，能帮助你解决许多疑问。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我相信你会有新的看法。不要只坐在计算机旁进行推理，推理再严谨都不能把推出的结果当作事实，不能代替实地调查。

我不想和谁去争论饿死的人数到底是1000万、2000万还是4000万，我只想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纠正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测。中共党史第二卷已经公开承认1960年饿死了1000万，这是大大缩小的数字，可是有些人竟然连这个都不承认。其实饿死1000万和饿死4000万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本来对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是可以得到一个准确数字的，那就是由各个村登记饿死人员名单，逐级上报汇总即可得到。可是这件事只有政府才能做，而政府本来就想掩盖真相，所以它当然不会去做。因此民间研究人士只好根据官方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方法不同，结论各异，从2000万到4000万都有。

我们不要小看了1960年大饥荒的严重性，这可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饥荒，如果不能充分地揭露真相，总结教训，那么历史的悲剧还可能重演。一个政府如果敢于正视历史，真正对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就应该大张旗鼓地揭露大饥荒的真相，总结教训，警示后人。日本鬼子杀害了30万南京同胞，我们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碑，使全国人民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农民，难道不应该建一个更大的纪念碑吗？斯大林暴政使乌克兰饿死了750万农民，现在乌克兰有一个大饥荒纪念日，每年都有纪念活动，总统亲临发表讲话。中国难道不应该也有一个大饥荒纪念日吗？虽然这是不太遥远的将来的事，但是我确信会有这一天。虽然我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我相信你能看到。

                                                                                            老贫农       

201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