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恐怖歲月》/朱忠康

   
   第一部分 “絕食右派”不同凡響的經歷
   
   
   我知道恥辱，但是我能勇於改過
   《毛澤東時代》“人禍中國”27年，也是毛澤東暴政“浩劫”27年，其中浩劫之一的1957年反右“浩劫”，不僅製造了把中國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民族災難，還創造了許多名人效應，特別是過去曾是默默無聞的普通學生，經過毛澤東的欽點都成了大名鼎鼎人物。在許多有名的右派中，大部分都是懷着一顆愛國之心向共產黨提出了善意意見的，但是他們的真知灼見和真誠善意不但未被中共接受，相反還被落井下石打成敵人劃成右派，成為獨裁專制政權下的最早一批犧牲品。
   我如今也是一個大名鼎鼎人物，不過我在中共眼裡，在右派群里是個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是個臭名昭著人物。因為我在勞教期間是個經常絕食的右派，是個經常計較窩窩頭大小的反改造分子。當與我相處在一起的數百名右派都解教或回到人民隊伍時，只有我一個人還關在勞教所里，足足關了21年，比他們多關了十多年。每當我與分別了五十多年的難友見面的時候，他們都會記得我這個在勞教所里像瘋子一樣經常絕食的朱忠康。
   我本來是一個上海的“小癟三”、“小流浪兒”、“小學徒”，想不到中共像玩魔術一樣把我劃成了“資產階級右派”，於是我這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一下子榮登“資產階級”的榜上。當我被打成右派時，我的母親正在上海漢陽路三角地菜場附近的一條小街上擺着茶攤，為炎熱夏天往來的行人和苦力車夫消暑解渴，每杯茶只收一分錢。如果為了收這微不足道的一元錢，老人家要賣出去100杯茶。而這一元錢中除了開支煤火費、茶葉費外，已是所剩無幾了。而這個處於最低貧困線之下的老人，她的兒子竟被中共劃入了資產階級的圈圈。
   中共還把我擠進右派行列，因為我在人民大學裡混過一陣子，因此劃為右派有點“受寵若驚”之感。在與我相處的數百名右派中，許多都是專家、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編輯、記者、大學生，甚至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定型設計者，自稱鐵托乾兒子的“革命左派”等等。可見我在人大上學時，不但是個極普通的學生，而且是一個小小的右派而已。經過長達五十多年的迫害和打擊，才醒悟到原來我這個普通小右派，早已升級到了被公安、國安圍着轉的“敵人”了。
   我自己不明白是不是已經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分子”了。在我所有的檔案中記錄的是右派，但是中共的卑鄙在於他們可以給任何人亂扣帽子，亂定“敵我性質”。我只記得我在上人大第二年放暑假時，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淮海路“舊貨商店”買過一件格子呢西裝上衣，並且穿着反領衫別了枚人民大學的校徽照了一張相。根據中共對敵人、敵情的隱喻和影射，完全可以把我視作反革命分子。因為五十多年前，很少有人穿西裝，那是西方資產階級穿的服裝，而且還穿着反領衫，這不是寓意着“反”嗎？而我那時所想的只是為了學一下過去的俊男靚女打扮而已。所以當他們在五八年把我補劃右派後，還不甘心，再設圈套把我五花大綁捆了起來送進了海淀公安局，那時，可能已經把我當作反革命分子對待了。
    他們不僅因為我穿了一件舊西裝和反領衫把我打成右派 打成敵人，而且我到《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法國革命史》，到《全聚德》吃了一餐烤鴨，就設下了圈套把我五花大綁“押”着逮捕起來，“拷”着手銬關押送進了勞教所，這一關就是21年，
    這與我上海的家庭地址“漢陽路121號”的後面兩個數相同。我相信如果我能活過一百多歲的話，估計他們還要牢牢地關我121年的。
   我小時候曾是個偷書賊，被人抓到過，至今還引為恥辱。我是寄養在姑媽家裡長大的，姑媽家的服裝店位於福州路上，如今這條路已是貫通人民廣場的通衢大道。但是在舊上海，人們把這條路稱之為四馬路（上海路名從北到南，南京路叫大馬路，九江路叫二馬路，漢口路叫三馬路，福州路叫四馬路，廣東路叫五馬路），它既是一條文化街，又是一條妓女街。中國最大的兩家書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就位於這條路上，中國最有名的高級妓女集中地，就位於這條路的“會樂里”里。當國民黨通貨膨脹最厲害又被蔣經國的“限價政策”捆住，資本家都難以維持時，當我就讀的《中法中學》要繳納第二次學費時，我沒有臉再向姑媽伸手去要錢了，就輟學在家成了一個小流浪兒，每天到書店裡去轉，轉悠的結果是把一疊疊《小朋友》雜誌都偷了來。有一次偷了一本厚厚的大字典被人抓住了。《小朋友》雜誌偷來之後也不看，像是偷竊上了癮似的。長大成人之後，我才知道我小時候的偷竊行為是多麼的可恥，真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如今，如果有人把黃金像金山一樣堆在我的面前，我絕對不會產生一絲一毫非分占有之心。
   而解放前位於福州路河南路之間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在中國出版界可謂是首屈一指，兩店連在一起的大樓，規模遠勝今天“上海書城”。 2010年12月當我又來到60多年前我原先生活過的姑媽服裝店老地方時，想不到“商務印書館”竟開到了這裡。如今的“商務印書館”只有一開間店鋪，畏縮地擠身在眾多大商場、商店角落裡，就像一個破落戶一樣。而它身邊的“振鼎雞”飯店比它大三倍，說明今天讀書市場已經處於衰亡地步。而當年我姑媽的服裝店占了三開間門面，包括如今的“商務印書館”和“振鼎記”飯店，當初也算闊過一陣子。
    中共為了進一步羞辱我，五十多年之後除了把我當作偷書賊抓過外，還把我曾偷過書的“商務印書館”搬到了我童年時的老房子，那真可謂是算盡心計，煞費苦心，達到對我“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目的。但是他們不敢把製造民族災難的文革浩劫打造起一座文革紀念館，讓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永遠不要忘記毛澤東和中共曾經有過的卑鄙無恥的行徑。他們的“偉大、光榮、正確”就是建立在對別人的人格、人性、人心的踐踏、侮辱和摧殘上的。
   回想起我小時候偷書的恥辱，再看看中共的所做一切，那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的程度，他們的臉比城牆還厚。這是一個“除了不要臉之外，什麼都要”的國家流氓集團。為了所謂的“維穩”，就指鹿為馬，既哄又騙，騙得一人是一人，騙得一天是一天，維持一時是一時。
   明明是以國民黨軍隊為首的全民浴血奮戰，接着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取得節節勝利，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後，日本天皇已決定投降，日本關東軍奉命停止作戰的。就在此時蘇軍連夜兵分三路緊急入侵中國，搶摘勝利果實，把理應由中國人民接收的勝利品掠奪一空，然後把剩下的武器全部送給中共，發動內戰奪取政權。蘇聯紅軍在侵入中國東北後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斯大林出兵中國東北，無論從動機、時機和所作所為，完全證明是打着國際主義革命旗號下的一次趁火打劫和明目張胆的強盜掠奪行為。但是中共開動宣傳機器卻把中國的解放完全歸功於蘇聯紅軍的力量，是在斯大林領導下殲滅日軍才解放了中國。
   明明是蔣介石領導着國民黨軍隊打擊日軍，為此進行過數十次大戰，數千次小戰。那是國軍用血肉之軀與武裝到牙齒的鋼鐵強盜作拚死鬥爭的，犧牲的軍人每次都超過幾萬幾十萬人之多，屍堆成山，血流成河。但是毛澤東和中共無恥到這樣的地步：抗日戰爭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勝利，抗日主力是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毛澤東是抗日領袖，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是投降派、賣國賊。那麼毛澤東早在“洛川會議”上就明確要求全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作為抗日方針，這十分之一的抗日能算是中共領導下取得的勝利嗎？中共只打了兩仗，一個是“平型關戰役”，一個是“百團大戰”，這能算是主力軍的抗日嗎？而且毛澤東自己都把它否定了，文革中是把這兩次戰役當作罪證來批判林彪和彭德懷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扮演的只是游擊戰中“搶割地盤，占山為王”的策略。待到日軍宣布投降，中共立即派出大批幹部和軍隊搶占東北，作為發動內戰的基地。因此建國後，毛澤東連續表示“感謝日軍的侵略”就不足為奇了，沒有日本皇軍的侵略，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權。
    明明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運動造成了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卻稱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是蘇聯逼債逼成的。
   明明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運動，是造成另一場十年浩劫的罪魁禍首，卻把責任推到了江青、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身上。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紅司令，江青自稱自己只不過是毛澤東身邊的一條狗，毛澤東叫她咬誰她就去咬誰。結果毛澤東把整死數千萬人，禍害成億老百姓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開脫得多麼輕鬆“七分成績，三分缺點！”，滔天罪行變成了缺點，僅僅只有三分，還當作領袖供奉着。而別人的一句話就變成了十分罪惡，就要當作敵人！這種倒打一耙再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可謂無恥之極到不能再極的極點了。
   明明是鄧小平主持和領導着中央反右小組，把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消滅乾淨。待他復出成為中央領導人後，他把數名右派不予改正，為的是頑固地堅持“劃右派沒錯，只不過擴大化了”，為了這數名右派，竟把右派擴大化到幾十萬幾百萬的地步。
   而中共的新領導人還在繼續撒謊，稱六十年前朝鮮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戰爭，志願軍赴朝作戰“是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之戰”，並說“這是中朝兩國人民和軍隊團結戰鬥的偉大勝利，是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的偉大勝利……”等等。
   明明是北朝鮮在斯大林和毛澤東默許下發動的南侵，卻說南朝鮮侵略。明明是幫助金日成打仗，卻說是反抗侵略，保家衛國。一百多萬出征的志願軍，戰死的達40多萬，蘇聯解密檔案公布的數字卻是100萬，這些志願軍除了被美軍新式武器打死外，還有數十萬人是被活活凍死的。在那天寒地凍的零下三、四十度呵口氣都能成冰的時候，他們穿着單薄的衣服，被毛澤東驅趕着倉促上陣，踏上了死亡之路。
   有一部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其中有兩首插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和《懷念戰友》，幾乎在那個年代人人都會唱，尤其是《懷念戰友》中“天山腳下是我美麗的故鄉，當我離開它的時候，就象那哈密瓜斷了瓜秧……”就是唱給那在冰天雪地里站崗放哨凍死的戰友聽的。夏天的一場暴風雪讓山上正在執勤的戰士凍成了冰雕，犧牲時手裡還拿着槍全神貫注挺立在那裡，就像現在蠟像館裡的蠟像一樣。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數十萬人就是這樣變成了一具具的冰雕蠟像。

   聯合國大會曾通過表決宣布中國是侵略者，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這能叫取得“偉大的勝利”嗎？
   現在中國領導人也在崇尚“以人為本”的“孔孟之道”，在世界各地大建孔子學院。胡主席還提出了“八榮八恥”作為公民道德的標準。孔子曾稱“民無信而不立”，取信於民是最重要的。孔子倡導“仁愛”，其中“廉恥”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孟子則稱人皆有羞惡之心，“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古人又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如今中國的經濟已經擠身於世界二強的行列，但是一個領袖，一個組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到了“倉廩實而不知禮節，衣食足而不知榮辱”地步，反而不知反省，把廉恥當作偉大、光榮、正確，難道能有光明和希望的前途嗎？
   在中共的眼裡，我是曾被打倒過的敵人（究竟把我當右派還是反革命，如果問他們他們都是無法回答的，因為中共就是個無法無天的政黨），當全國人民都處在無產階級一窮二白窮光蛋時，他們把我打成了資產階級，當共產黨官老爺們一個個成為比資產階級還資產階級的紅色權貴家族時，他們卻千方百計地要把我打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了。
   畫家難友把我表現的描述
   一個曾是難友而今是個著名畫家的朱維民先生，曾對我這個“絕食右派”進行過一番描述，他在“香港時代潮流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一本書《在陽謀的祭壇上》在全世界發行，其中有一節《朱宗康的窩窩頭》是專門寫我的。謝謝他的抬舉，在他的筆下，我竟成了寫過入黨申請書、靠近黨組織、想成為一個好黨員的學生。而且還是學校的五好學生，學生會好幹部，是個反右派積極分子，在大大小小會上都有我批判別人的聲音。當劃右派的指標下達後，為了彌補右派人數的不足，還主動湊齊右派數字而主動要求當右派，為的是一心想報黨的恩情而毛遂自薦的。
   在他的筆下，我不但是個黨外人士和反右的積極分子，而且是個甘心當右派的瘋子。這樣我在中共眼裡是個不可改造的反改造分子，而在右派分子眼裡卻是個主動要到右派群里來臥底的秘密特務。
   朱維民先生曾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美術教師，又是上海人，關在一起變成了同牢的難友，在我的眼裡,他既是我的老師、老鄉，又是難友,所以當我剛解除教養回到上海時,首先到他家去找過他,還到過人大找過他。在2003年10月我又到人大打聽了許多人才知道他的地址，乘了兩個多小時的車才在郊區公寓大樓找到這位難友。午餐時，他端出一個貓食罐頭作為菜餚招待我。雖然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我吃了一口直想吐。當我的文章在難友中傳閱後有人曾問他：“怎麼給朱忠康吃貓食？”他振振有詞說：“我也吃了，而且多是我吃的。”他會吃貓食，難道招待我時也應該用貓食嗎？其實他在招待別的客人時，他親手做的香噴噴西班牙炒飯就特別好。
   他的這篇《朱宗康的窩窩頭》一文中，許多事實都是像個夢魘者在胡說八道。大概共產黨都善於欺騙和撒謊，這位曾因畫了一幅彭德懷元帥畫像而受到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接見的畫家，一定也是中了邪的人，所以才寫出如此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的文章來。我們曾相處在一個組裡，而他卻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寫對，一會兒寫成朱宗康，一會兒寫成朱仲康。他寫道：
   “對於我們組的朱宗康來說六零年還遠沒過去，他原來是我們人民大學的學生，來自上海的寧波人。他是個孤兒，靠母親為別人裁縫和向親戚借貸過日子。看慣了別人白眼的朱宗康從小就發現這個世界並不公平，然而他必須學會忍氣吞聲，讀好自己的書，有朝一日得以出人頭地把這口氣爭回來。就這樣他考上了人民大學。在當時上大學是不需要交學費的，不僅如此連每日的伙食費都由國家來津貼。朱宗康這時才真正嘗到做一個獨立人的滋味，享受到些微做人的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共產黨所給予的，他無法不感謝共產黨。於是他寫了入黨申請書。在學校里朱宗康是個好學生，在學生會裡是個好幹部。凡事他都帶頭去干，他也要爭取做個好黨員。
   1957年反右開始時，他是系裡的積極分子，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都有他朱宗康的聲音，然而到了運動的中期，學校批評了他們的黨總支，說是對運動領導不力，因而沒有完成下達的應揪出右派分子百分比的指標。正在為難之際，一心報恩的朱宗康就毛遂自薦以彌補不足之數。為此還得到黨總支的口頭表揚，說他覺悟高。
   而現在朱宗康卻是三餘莊覺悟最低的右派。他總是要把自己打來的窩窩頭和別人的比。硬說伙房為了迫害他特地做了一批個兒特小的窩窩頭，並且憤憤不平地送到隊部要隊長評理。起初武隊長為了擺脫麻煩，把他領到伙房把他認為‘特小’的窩窩頭換了。可是日子一久，每頓飯都要發生這樣的事，即使脾氣再好，武隊長也不能再忍受下去。不得不狠心甩手不管了。於是接下來的就是朱宗康大鬧伙房和絕食抗議了。
   在勞改隊裡最忌諱的就是犯人絕食。朱宗康被關進了一大隊禁閉室。
   從禁閉室出來後，朱宗康變了。他不再和別人比窩窩頭的大小，也不再在伙房門口鬧事。他跟着出工，但到了工地他拒絕幹活，無論別人如何勸說，他都一概以沉默來回答。每次打飯回來，他都要盤腿而坐被子前，面對碼放整齊的窩窩頭，口中念念有詞，許久許久。
   有人嘲笑朱宗康，說他變態，更有人罵他‘下三爛’。其實那些嘲笑他，唾棄他的人，又能比他體面到哪兒去呢？也許這種發生在他身上的現象很醜，很可愛。但這是歷史的變態，是‘下三爛’的歷史強加於他的傷疤。想要消失它需要時間，需要比嘲笑更有力量的同情和關愛。但願今後沒有人再製造這樣醜惡的歷史，不再出現這樣醜陋的傷疤。”
   朱維民在文章的最後寫得多麼好聽，說我的絕食這是歷史的變態，是強加在我身上的傷疤，不要對我嘲笑，要對我充滿同情和關愛。但是用“貓食”來招待我，這算是嘲笑還是同情和關愛？
   在獄中勞教分子是不准交談案情的，而我與其他人更沒有談過我的情況，他是怎麼寫出這些情節的呢？我的生活絕不是像他寫的那樣是靠母親裁縫和借貸度日的，我是在上海姑母家裡撫養大的，而且我母親是個鄉下女人，來上海後住在姐姐家裡曾擺過茶水攤，怎麼會當裁縫和靠借貸過日子呢？
   入學前我是一個政府小幹部，所以在校我是調干學生，享受調干助學金待遇。如果我要入黨，早就在單位里解決了，何必到人大來寫入黨申請書。所以我在人大讀書期間既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既不是學生會幹部，更不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如果說我曾在“北京市大學生合唱團民歌隊”里擔任過幹事，那麼這能叫學生會幹部嗎？他還寫我在大大小小批判會上都有我的聲音，哪有這種事？那時我連躲都躲不過。甚至竟把我寫成毛遂自薦自動要求當右派的積極分子，那我真正可謂是個瘋子。如果要說我是瘋子，那是把我抓進去之後被逼瘋的。
    其實他把自己的許多情節都按在我的頭上了，宣文峋曾寫了一篇《三餘莊右派勞教隊散記》，他對朱維民是這樣寫的：“他原來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西洋名畫欣賞課的教師，工於油畫和素描。他的母親是留法留美的大律師，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裡蹬縫紉機，替里弄辦的縫紉部加工小孩兒圍嘴兒。兩個妹妹，一個彈鋼琴，一個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家子全不務正業’。他自己從小由法國保姆帶大，沒上小學就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劃了右派以後，本來並不送他勞動教養，是他自己遞了三份出國申請書、交了十五元人民幣，要到法國去開個人畫展，公安局才把他‘請’了進來，所以大家都說他的教養是自己花錢買來的。”
   可見是他母親被打成右派後以縫紉加工為生，而不是我母親“為別人裁縫和向親戚借貸過日子”。是他自己遞交了出國申請書才“自投羅網”被“請”進勞教隊的，而不是我為了一心想報黨的恩情“毛遂自薦以彌補不足之數”而進到了勞教所的。
   為此，我不得不寫信去向他說明：我既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更不是共產黨員。我也不是反右運動的積極分子，更不是自己要求當右派的，我是1958年在補劃右派時把我划進去的，我關進勞教所是1959年被別人捆綁着進去的。
   我是怎樣離開上海的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老家是浙江鄞州臨甬江邊上的梅墟，這裡曾是上海到寧波輪船必經之地，還有碼頭可以在這裡上下旅客，所以雖是個小墟，但也極為繁榮，是個魚米之鄉。由央視三套董倩主持的《歡樂中國行》的鄞州專題節目中，曾專門介紹寧波鄞州，從它的地城位置上看像只蝴蝶，以此說明這裡曾是《化蝶》中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故鄉，也是寧波幫裁縫走向世界的源頭。日本人入侵浙江寧波後，我們逃難到了方橋村。在農村我上了學，弟弟死去後，父親把我送到了他上海的妹妹家裡，由姑媽把我撫養。姑媽開了兩家服裝店，可算是個資產階級。但是我的吃和睡都和店員學徒在一起，上學時早餐和零化錢都是由姑媽給的，從來沒有向她伸手要過。那時我的表哥上了大學，結婚後有洋房、有摩托車、有鋼琴，但是我什麼都沒有，他是西裝革履，我穿的卻是由大人穿舊的袍子改的長衫，可見在我的身上根本尋不到任何資產階級的影子。
   小學畢業後，我的命運就是去當學徒，這時父親趕到上海要姑媽讓我再上中學，這樣我就上了上海《中法中學》（就是現在的光明中學）。讀了一個學期還不到，這時通貨膨脹到了極點，國民黨已經束手無策，想通過蔣經國的限價政策來壓制狂漲的物價，結果資本家們遭到極大損失。當《中法中學》要繳納第二次學費時，我沒有伸手向姑媽要錢，自動綴學了，我成了上海灘的一個流浪兒。
   解放後，西裝革履早已被布料的列寧裝中山裝代替，資產階級已經處於岌岌可危的地步，姑媽把我送到了廣東路一家小呢絨店裡當了學徒，經過中共的洗腦教育，我加入了工會。那時朝鮮戰爭爆發，報紙上儘是宣傳南朝鮮如何發動進攻，美帝國主義如何幫助南朝鮮侵略北朝鮮。為了保家衛國，中國出兵朝鮮，把侵略者趕出了鴨綠江。那時我是個熱血青年，共產黨怎麼說，我就怎麼信，也就怎麼擁護，所以在這場抗美援朝運動中，我成了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幫助里弄居民委員會裡畫漫畫，寫黑板報，成了中共的義務宣傳員和吹鼓手。
   1951年11月份，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到上海來招聘店員，去參加東北的經濟建設，於是我就報名離開了上海，千里迢迢地踏上了去東北之路，這一去我就變成了一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的人了。

   東北貿易部在上海兩次招聘，共招去了數千上海人，其中一百多人分兩批被分配到了遼寧省撫順市商業系統工作，我是其中之一。那時東北處於朝鮮戰爭的前線，而且我們是十一月份去的，東北南部氣候已到了零下。那時我一腔熱血，以最可愛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為榜樣，光着手在公園雪坡上爬山，雙手被凍成像根胡蘿蔔失去了知覺。據說此時只要被棍子一擊，手指頭立即會像玻璃棍一樣掉下來。那時我就是這麼忠勇又這麼傻，相信了共產黨宣傳的一切。幾十年之後才知志願軍在朝鮮死了40萬到100萬人，其中一部分是被活活凍死的。
   我和一個叫戴震相的青年被分到了工商局，第二批分來了兩個美女，一個叫王琰珠，一個叫秦蔚風。前者據說男友在北京，不久就很快消失了，後者後來調到了基層單位任會計。
   機構改革中工商局被分為商業局和工商管理局兩個單位，前者是管理國營商業，後者管理私營商業。我在商業局物價科工作。商業局領導着所有各國營公司和商店，其他一百多個上海人都分配到了屬下糧食、百貨、食品、土產、醫藥等公司和商店，而我卻在領導部門工作，因此我有一種優越感在心頭。
   那時我給當地的報紙寫稿，經常發表我的稿件，新創刊的《東北文學》上也發表了兩篇文章，因此我和我的筆名朱紅一樣，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紅人，也成了多家報紙刊物的通訊員。當中共宣傳美國在中國東北扔下細菌彈發動細菌戰爭時，我還在《上海店員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公開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幾十年之後才知：美國根本沒有扔過細菌彈，而是中共為了在全世界搞臭美帝國主義而故意捏造出來的，我又為中共做了一次義務宣傳員。在中共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時，我被定為21級。公務員薪金的級別由1級到24級，科長都是在20級以上，24級以下是辦事員。我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裡，竟越過辦事員級別而一下子跳到了21級幹部，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可能那時我是共產黨的培養對象吧！那時如果我遞上入黨申請書，相信很快就會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共產黨員的，但是我沒有申請，不想削尖了腦袋鑽進“偉大、光榮、正確”的隊伍，後來總算心血來潮當了一名青年團員。
   其實共產黨早就把我的命運安排好了的。招收的數千名上海人中許多人都分到了長春、瀋陽、吉林、哈爾濱、大連、鞍鋼，卻把我安排到了撫順，我一生不順，是不是與撫順——“無順”的安排有關。戴震相與我一同分配到工商局，後來我還真的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並親身經歷過兩次大地震——1966年邢臺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
   我是怎樣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的
   到如今許多親戚朋友都對我入大學有疑問，覺得奇怪：一個小學徒只上了小學，就一步登天上了大學，大概是中共保送的吧！所以在朱維民的文章里還寫着我所以能上大學，“這一切都是共產黨所給予的，他無法不感謝共產黨。”於是在反右的時候，一心報恩的我就毛遂自薦要自當右派，以表明自己覺悟高。這個畫家不但油畫畫得好，在胡編亂寫上也與假大空的造謠機器有異曲同工之處。幾十年後他這麼寫，甚至把文章在全世界發表，這是他的自由。但是在五十多年前的勞教隊裡他就對我這樣認識的，而且所有的右派都是這樣認為，那麼我這個右派豈不是自己找死活該的，甚至會懷疑我這個自投羅網的人可能就是到右派群里來臥底的中共派遣的特務，應該好好地整肅我，所以在我的檔案材料中基本上都是這些“熱心”右派難友對我的檢舉揭發匯報材料，估計起碼有一麻袋之多。
   那麼我是怎麼進入人民大學的呢？難道是中共保送的，難道是像中共對敵人經常誣衊的那樣：削尖了腦袋混入革命隊伍。其實，什麼都不是，我是正式考入的。
   1955年高考制度進行了一場改革，同等學歷者也可以報考大學，只要你具有了報考大學能力，不管你是阿狗阿貓都可以報名上大學。而且還按文理科分別考試，考文科的只考語文、歷史、地理和數學，考理科的只考語文和數理化，這對於我文筆很好但數理化不行的人來講有了腦袋鑽進大學的機會，於是我買來了所有高中課本，刻苦地啃讀起來，為上大學進行準備。
   全國高校只有中國人民大學是單獨招生的，他們派出幹部和教員到全國各大區招收學生，東北區的招生處和考試地點設在瀋陽一所大學，我看了報上刊登人大招生簡章之後，就去報了名。
   那時商業局對於我的報考大學是大開綠燈：介紹信由我自己開，到秘書科蓋上章就行，來回的車費可以報銷，請幾天假也由自己作主隨我的便。這樣我就去瀋陽報了名，過了多天后我又參加了考試。我報考的是“政治經濟學系”。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是由政治經濟學、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組成的，我很想當一個探索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好好地鑽研一下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我又想參加全國的統一考試，報考外國語種，當一個記者，到世界各地進行採訪。本來人民大學是有新聞系的，但是條件相當嚴格，除了黨員外，還必須是相當於十五級以上的縣級幹部，並且還要有實際工作能力的，這幾個條件我都不具備，既不是黨員，又不是縣長縣委書記，更未在報社電台工作，所以只得望而嘆之。人大不能考新聞系，於是我又參加了全國統一招生的報名，報考外國語種：英語、法語、德語等，填的是北大西語系及哈爾濱、大連等外國語院校。當然介紹信也是我自己開，路費也可以報銷。
   就在我到瀋陽去參加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處報名後返回單位，剛一到機關別人就告訴我，說我已被人民大學錄取了，《遼寧日報》已經公布了錄取者的名單。我找來報紙一看，東北區錄取了一百多個人，我的名字列在國民經濟計劃系中。我報的是政治經濟學系，為什麼把我錄取到國民經濟計劃系？也許是他們用心良苦吧！因為在建國初期，中共全部照搬蘇聯一套，一切都講計劃，國民計劃經濟系就相當吃香，根據招生簡章介紹，畢業之後都是分配到各省市的計委擔任領導幹部。就這樣我就被人民大學錄取了，可見我不是被共產黨保送去的，是實打實考上的，這裡沒有什麼恩賜和感恩的問題。
   我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
   中國人民大學是一所為中共培養幹部的學校，所以所有的學生都必須是黨團員，而且黨員比團員多得多，許多都是老幹部，大都是已經成家立業有了丈夫、老婆、孩子的人。全年級分六個班，我們二班約四、五十個學生，班上黨支部里幾個成員：黨支書陳昌濤，組織委員靳子端，宣教委員鄭蘭芬，年齡都在四十歲以上，都是拉家帶口的人，甚至還有一個杭州姑娘王世瑛是懷着孕來上學的。
   在這些學生中還有許多是高乾子女。我們二班的團支書就是上海《新聞日報》總編輯劉思慕的女兒；一班有一個郭寶琳，她是《資本論》中文本翻譯郭大力的女兒。當然該校學生中還有許多是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我親眼看到過女扮男裝的“全國女戰鬥英雄”、“現代花木蘭”郭俊卿。
   因為學生都是調干，所以享受調干助學金的待遇，助學金共分四等，21級以下的幹部是第四級，所以我只有32元，除掉每月10元錢的伙食費外，還有20多元就是由自己支配的生活費書費等，勞模及戰鬥英雄享受全薪。
   一入學就給每個學生發了許多馬列主義參考書，厚厚的《資本論》就有三大卷，還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和比磚還厚的《列寧文選》等等，那時我真是為此而驚嘆，這全校數千名學生，每人一套該要多少“磚”啊！
   我就是這樣啃馬列主義精典著作，在啃了比三塊磚頭還厚的《資本論》一點碎渣後，被打成只有資本家才能享受的資產階級，變成了馬列主義的叛徒，並且掉進了馬克思國家機器里當了犯人。
   國民經濟計劃系的課程是個大雜燴，因為培養的是國民經濟計劃幹部，就得全面掌握各部門情況，所以除了基礎課之外，還學煉鋼怎麼煉，種稻子種麥子怎麼種，養牲畜怎麼養，豬圈牛舍怎麼蓋等等，而且教材都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聽着就想打瞌睡，培養的目標是“萬金油”幹部，卻把我培養成了萬人打的落水狗了。
   1957年毛澤東要在全民中開展整風運動，說是要清除共產黨隊伍中的三害，糾正黨的作風，在五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文件中說：“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 “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還稱“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其實這些都是騙人的話，就在整風運動剛開展一個星期，毛澤東已經在黨內布置反右任務了，不到半個月，已下達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件，組織如何開展向右派的打擊和迫害工作。
   人大的整風運動開展得冷冷清清，在班上同學們都提不出什麼意見，而我每天從課堂、飯廳、圖書館到宿舍很少離開過，更沒有接觸過社會，接近過什麼領導人，哪有意見可提。我就像是古代的江湖好漢為了朋友知已，兩肋插刀赴湯滔火一樣，為了替女同學打一場抱不平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人大附近的北大此時整風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大字報貼滿了牆壁，提出正反兩方意見的學生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的還跳上桌子發表演講。北大開展的整風運動我沒有去參觀，我們班上的女同學卻去看了。她們返回學校後當即受到了班上黨支書的批評。
   我認為班上支書的做法是壓制民主，是阻礙整風運動的行為，與《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相違背的，所以我要寫大字報批評這位支書。班上的女同學支持我的行動，找來了紙和筆，為我磨墨。鋪開紙之後我就畫了一張漫畫：我把這位支書畫成一個法海和尚，他手執寶劍，口中念着咒語，把許仙和白蛇娘娘壓在雷峰塔下。這張大字報中的法海和尚畫得像班上的支部書記，那真是惟妙惟肖。後來我又寫了一張大字報，用文字進行批評。他們就是以這兩張大字報作為罪證把我打成右派的。
   我批評的班黨支部書記名字叫陳昌濤，當時已經像四五十歲的老幹部樣子，額頭已經謝頂，只留着稀疏的幾根毛髮。他享受的是二級助學金，比我高兩級，可能是10級幹部。我這個21級小幹部，因為向他提了意見。根據專制極權政權的邏輯，給基層黨的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人民就是反社會主義，所以這頂右派帽子就鐵定給我戴上了的。幾十年之後才知，有個叫陳昌奉的老紅軍曾擔任過毛澤東的勤務員、警衛員之職，還任過延安公安局局長。在文革期間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是槍殺女烈士李九蓮的兇手，李九蓮因不滿林彪和文革運動，結果在文革結束之後即1977年12月14日被處決。在公判會上，害怕她當眾高呼口號，她的下顎和舌頭被一根竹籤刺穿成一體。李九蓮之案所以轟動一時，因為她是文革結束之後被殺的，可見文革結束一年後，殘暴手段還在運用着。　

   我們班上的黨支書陳昌濤，與這個殘殺李九蓮的兇手陳昌奉是不是兄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自己因為批評了陳昌濤之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當全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他們沒有動我，1957年的暑假我是在上海的姐姐家和姑媽家裡度過的。大概人大沒有完成上級規定的右派指標數，我是在1958年上半年被補劃成右派的，為的是湊夠這數。在朱維民文章里說系總支因為“沒有完成下達的應揪出右派分子百分比的指標。”“一心報恩的朱宗康就毛遂自薦以彌補不足之數。為此還得到黨總支的口頭表揚，說他覺悟高。”，那真是胡說八道到了離譜的程度了！
   劃我為右派時只是在班上開了一個會，宣布我為右派分子，既沒有人發言對我批判，也沒有人對我進行鬥爭。只是在飯廳對面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對我進行專題式批判。這種突然行動幾乎令我當場昏迷過去。
   我僅僅寫了兩張大字報，就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人，但是在毛澤東和中共控制的宣傳機器里，卻把我們這些沒有殺過人放過火的無辜者，描繪成一群青面獠牙猙獰可怕的牛鬼蛇神，是不可接觸的“賤民”。他們還把屠殺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的日本戰犯當作兄弟朋友予以寬大釋放，把殺人魔王當作和平天使來宣傳，這種顛倒黑白胡作非為的行為，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們也是這樣獨裁專制方式來統治中國的。
   我是怎樣被抓進勞教所的
   他們把我打成右派之後，仍然留在學校里繼續讀書。根據當時對右派分子的處理規定共分為四類：一類勞動教養，二類勞動考察，三類留校察看，四類免於處分，我大概屬於留校察看處分一類。
   在班上我變成了一個鬱鬱寡歡的人，感到讀書沒用，讀的結果是被打成了敵人，還不如當個體力勞動者。1958年中國正撳起了大躍進高潮，學校把班上一些同學下放到豐臺區老莊子村去進行鍛煉。這個村莊離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發生地的盧溝橋不遠，離首都也不太遠，而且就在豐臺區鐵路交通樞紐邊。此時解放已經八年，吹了這麼多年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在農村也應該體現出來了。但是想不到這個村子還這麼貧困落後，到了晚上沒有電燈，用的是油燈照明。我們到農戶家去掃盲，各家各戶除了被子和睡炕之外，已是一無所有。而我還在為毛澤東和中共的吹牛而賣力，為了表現我的積極性，我每天提着顏料到農家的牆頭上去畫畫，把玉米畫得比大油筒還大，把豬畫得比大象還壯，寫的口號更是天花亂墜胡說八道，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等等 。還畫了一幅一個農民張開雙手推開大山，流水在他腳下穿過，旁邊書寫着“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如果我在整風運動中也是這麼吹這麼畫，估計我會得到一個大獎的，不是吹牛獎就是牛皮獎，決不會被打成右派，但此時再為中共賣力早已沒用，牢獄的大門正等着我進去！
   1959年第一學期正是我四年大學畢業的時候，班上的同學都到北京汽車廠去生產實習去了，系總支書記問我你去參加實習還是去參加勞動鍛煉，那時學校工業經濟係為了配合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建立了一座小高爐，於是我就說我參加到工業經濟系高爐勞動吧！就這樣我把鋪蓋卷搬到了工經系學生宿舍，成了一名高爐“工人”。
   此時我已經面臨畢業，未來的命運如何更不清楚，臨離開前應該到飯館好好地吃一餐，一個星期天我進了城，聽說北京的全聚德烤鴨有名，就在位於西單口的一家“全聚德”烤鴨店吃了一餐，窮學生哪吃得起烤鴨，只要了一份鴨湯，已經感到美味可口很滿足了。後來證明我進這個店，已經預示着一場災難的來臨，我是被“銬”着“押”着去跟勞教分子右派分子相“聚”在一起的。那時的我多麼天真幼稚，誰還會想到共產黨連招牌名稱都蘊藏着殺機。
   1959年5月的一天，我進了城，玩了一天，又在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新出版的《法國革命史》回到了學校的工經系宿舍，一場決定我苦難的命運事件終於發生了。
   當我剛走進宿舍，只見宿舍內圍滿了許許多多我不認識的人，其中有一個人責問我：“為什麼不請假就外出？”還沒等我開口回答，就揮起大手搧了我一記耳光。我被打得眼冒金星，熱血直往我頭上涌。心想我長了這麼大，連父母親都沒有這麼打過我，如今一個陌生人不問青紅皂白，舉手就打。此時我是個25歲的青年人，怎能咽得下這口氣。我看見桌子上有一隻鬧鐘，順手就把這隻鬧鐘往地上一摔，來發泄我的不滿。就在此時，所有的人都圍了上來，用早已準備好的繩子把我結結實實地捆了起來，然後把我押出人大的後門，朝着海淀街方向走去，看樣子要把我押到海淀區派出所去。人民大學位於海淀區，這裡是高校的集中地，北大、清華、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以及當時的八大學院——航空、鋼鐵、礦業、地質、石油、農機、林業、醫學院都在周圍。
   他們幾十個人一路上押着我，一路上還高呼口號“右派行兇了！”我心裡很坦然，心想往地上摔了一塊鬧鐘也算是行兇嗎，到公安局總可以講理的吧！就這樣他們一邊呼着口號一邊押着我，沿着海淀路方向走去。文革中把批鬥的人捆起來高呼着口號遊街示眾，這樣的方式在十年前的反右運動中我已經領教過了。幸虧那時北京大街上沒有多少人，不像在文革中人頭攢動鐵拳高舉口號聲震天那種場面。
   他們把我押到海淀區派出所時，天色已晚，在便衣警察面前把我鬆開了繩子，與警察嘀咕了幾句後，就把我移交給了派出所，然後作鳥獸一樣散去不見了，可能完成押送任務後都返回學校去了。這個便衣轉過身來對我說：跟我走。於是我就跟了他出去，走不多遠一拐彎就來到海淀區公安分局，原來這兩個機構竟挨得這麼近！他把我領進了一間大房間，裡面是黑格隆冬什麼東西都沒有，好像是一間審訊室，他要我等着。我就是這樣等呀等呀傻等着半個小時。當這個便衣又出現時，又要我跟着他走，他把我領進了一座院子門口，我一看不對呀，這像是一座監獄啊！我轉身拔腿就往外逃，便衣幹警都經過專業訓練，我這個大學生怎麼是他的對手，就一下子就把我按倒在地：“還不老實！”說着就把我送進了院子，然後把我塞進了像牢獄一樣的房子，這是分局的拘留所，塞進來的時候，把我的手錶、口袋裡的錢和皮帶都收走了。
   這間大房子裡一排是土炕，炕上鋪着蓆子，許多人盤腿坐在鋪蓋被子前，正在念報紙學習。進門的邊上有一隻便筒，是提供給臨時拘留者小便用的，屋內瀰漫着尿臭味。第二天早晨，獄外有人送來了早餐，每人是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菜疙瘩和一碗米湯。此時我哪有心思吃這種飯，一看就想嘔。所以這一天，早餐和晚餐兩餐我都沒有吃。
   晚上他們把我叫了出去，原來人民大學派了一個女秘書來接我回校。便衣警察把我的手錶、皮帶和錢都還給了我，然後叫我走！此時我已經是熱血沸騰，頭腦發熱，滿肚子的冤氣正要發作。我對這個便衣講，你們把我押進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問。我被挨了打還把我關了起來，打我的人卻都放了，我不干，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否則我不走。這個便衣拼命要拽我出去，我不干，一定要討個說法才肯走。經過這樣拉扯之後，他把我的手臂反扭起來，然後用銬子把我雙手反銬起來動起刑來。他把我反扭的胳膊抬了起來，劇烈的疼痛止不住大喊起來，一次次把胳膊抬起就引起一次次的劇痛，也就一次次地大喊大叫。就在便衣警察施暴用刑時，從屋外傳來了北京電台女播音員的聲音：請聽《拷紅》。這是京劇里的一個唱段。就這樣在北京海淀區公安分局裡，警察一邊在對我用刑，我一邊在大喊大叫，一邊是戶外的廣播電台京劇《拷紅》正在大唱特唱。
   五十年過去了，我其中的一隻胳膊還在隱隱作痛，可見當時中共暴政和暴行其殘酷之深。
   一番用刑之後，他們又把我押回進拘留所內，十多天后把我叫了出來，要我在一張表上按手印，究竟是什麼表我根本沒看，就把我的雙手沾了黑印泥，在表上按了兩個手掌十個手指的手印，這手印就像恐怖分子黑手黨的印記一樣。幾十年之後，當我的這份檔案落到了不知情者手裡時，一看這十個黑手印就會嚇一大跳，“怎麼，朱忠康還是個黑手黨成員恐怖兇手啊！”這份檔案伴了我一生，中共也這樣追打了我一生。
   印過手印又過了幾天，他們把我押到了另一個四周圍着鐵絲網的大院，此時的我已經變成了瘋子。我在眾目睽睽之下逃跑，於是馬上又送到了禁閉室關了起來，在禁閉室里我絕了食，他們把我灌食。當人民大學張介同學雇了一輛三輪車把我的行李、皮箱、書籍拉到我關的地方時，此時我已經把生死置於度外，竟寫了一張條子：“這些物品交給國家處理吧！”然後又把我關入禁閉室。這些行李、皮箱、書籍是不是仍由張介同學拉回到學校，還是交給了勞教所我就不知道了。
   幾十年後，從難友的文章中才知這裡是北京公安局的北苑勞教農場，它位於德勝門外大街過馬甸橋，在北三環與北四環之間，離吳越的住地不遠。吳越和杜高還重遊此地拍了照片，從照片中可以看到，當四周都已是高樓大廈林立時，只有這裡還保留着奴隸制的遺蹟。
   我是如何變成“絕食”右派的
   我在北苑勞教所只呆了幾十天，接着我被拷上手銬押上了火車，據說是押往興凱湖農場去的。那時我不知道興凱湖在哪，還以為是新開的湖。北去的車廂里都坐滿了人，車上還有個姑娘來沖茶水，我一看很像是我在上海當學徒期間的一個初戀情人，大概為我即將進入十八層地獄來送我一陣吧！這一去，我在北方轉悠了一大圈達21年之久。
   幾十年後才知道興凱湖位於中蘇邊境，也是中蘇的界湖，湖心的南一半是中國領土，北一半是蘇聯領土，總流域面積為3640平方公里，比洞庭湖還大三分之一左右。它像大海一樣浩渺無際，一眼望不到邊。所以每當新的囚犯押送到這裡後，場領導就會告誡他們不要逃跑，逃跑也沒用，湖水會把你淹死，蘆葦塘會把你吞沒。冬天雖然結了冰，湖上可以行駛坦克，但是四十度的嚴寒也會把你凍死。人們把這裡稱作北大荒，我們叫它是中國的西伯利亞。
   在俄羅斯沙皇時代，西伯利亞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列寧和斯大林都曾被沙皇流放過，列寧變成了沙皇的犯人後，可以在西伯利亞流放地結婚，吃烤羊肉，看書，寄信，發電報，與革命者聊天開會，號召革命者起義造反，他的許多著作就是在流放地寫成的。列寧的夫人稱流放期間是他們倆最幸福的日子。斯大林曾被捕七次，也流放了七次，竟在這裡逃跑過六次，最後一次他不想逃跑了，終於在革命成功後放了回來。斯大林在流放期間竟可以帶着獵槍到森林裡去打獵。

   原來被列寧、斯大林詛咒為萬惡的沙皇制度，竟是這樣仁慈地對待要推翻它的革命者。但是當列寧和斯大林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卻把已經宣布退位的沙皇全家都殺了。除了沙皇夫婦和五個兒女，還有醫生、廚子、男僕、女傭共十一人，沙皇患有白血病的小兒子也被布爾什維克一起殺害。
   但是中國的沙皇不但沒有給流放的犯人有過任何恩賜，而且比列寧、斯大林對付沙皇更為殘酷無比，因為他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當作了奴隸。
   如今我就要被押送到這個中國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去了。
   列車經過了幾天幾夜運行，來到了黑龍江東北端的密山縣，此時已經是傍晚時分，把我的手銬摘掉後，我與數百名勞教人員在這個縣的影劇院裡暫時安頓下來，第二天又坐上了船來到了農場的一個分場。
   此時的我上身只穿着一件網眼短袖衫，一條長褲和一雙鞋，還有幾十元錢。一上岸我走進分場的小賣部，只見裡面有一個女營業員，在她後面的柜子上陳列着一些最普通的日用商品。就在我走進這個小賣部時，門口一個小青年在站着崗，實際上這個小青年就是中共訓練的小特務，五十年前的我怎麼會知道中共的特務早已經把我團團包圍了。女營業員見我進來，她要我出去，我只說了一句話：“看看商品還不行嗎？”說着我就要往外走，正當我走到門口時，這個小特務就把我抓住又把我拷上了手銬，押進了這個分場禁閉室。這樣我從北京到千里之外的興凱湖農場，一上岸還沒有立足，又被戴着手銬關進了禁閉室，而且拷的是背銬。
   在那個毛澤東和中共獨裁專制統治的年代裡，基本上是無法無天，他們想抓就抓，想關就關，我僅僅說了一句“看看商品還不行嗎？”他們又把我抓進牢房了。
   這個禁閉室可以容納四、五個人，由水泥砌成，密不透風，只有在鐵門上留着一個小孔，是專門給室內被拘的人送飯或是監視用的。室內地上鋪着稻草，我被反銬着進入室內後，雖然此時還沒到冬季，但是東北的氣溫在晚上已經是很冷的了，只感到陰森寒氣撲面而來，真像是進了閻王爺的地獄。
   他們見我只穿了一件網眼衫單衣，怕把我凍死，就扔進了一條被子。但是我要把這條被子蓋在我的身上就非常困難了。我的雙手是被反銬着的，既不能用手來蓋，又不會用腳，該用什麼辦法把這條被子蓋到我的身上呢？我是用牙齒叼着，逐漸地一點點地移動着被子，然後叼到自己身上的。
   在禁閉室一日兩餐，一碗粥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菜就算是一餐，這時候他們就把我的背銬鬆開，吃完又反銬上。我在這裡大概關了一個多月。有一天我決定以死抗爭開始絕食，什麼也沒吃也沒喝，可以說是粒米未進，滴水不沾。絕食了七天七夜之後，分場的場長打開了禁閉室把我放了出來。他把我領到了醫務室，大夫倒了一杯葡萄糖水讓我喝，接着就把我送進了大隊，參加勞動去了。
   五十多年過去了，再來回憶這段往事，由於當時我處於瘋了的狀態，連這個分場是第幾分場，場長叫什麼名字，隊長叫什麼都記不得了，我只知道場長姓崔，這個小賣部的營業員是場長的老婆，其他一切全無所知。
   我只記得跟着大隊出工，到已經冰凍的河面上去打凍方挖泥修堤。收工回來後，要參加批鬥會，只見一個老賊每天都遭到一頓拳打腳踢的痛打，有人是用鞋底抽他的臉和嘴巴，抽得他血流滿面。我總覺得奇怪，打得他這麼厲害，他為什麼賊性不改呢？到了晚上大家睡在一個長炕上，面對面兩排長炕躺着將近七、八十個人。在這七、八十人中有沒有和我一樣的右派就不知道了。
   幾十年之後，我在努力地尋找着能勾起我回憶的文章。我只知道這是位於中蘇邊境線上的興凱湖農場，經過數十年的犯人、教養分子和兵團戰士的建設，這裡已經變成了中國糧倉和旅遊勝地。在這裡曾埋葬過許多苦難的右派，他們姓甚名誰，來自何地，埋在何處，至今早已灰飛煙滅。我只知道有一個叫莫桂新的右派，他是個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妻子張權在美國求學期間曾獲音樂文學碩士、音樂會獨唱家、歌劇藝術家稱號，為了愛國她從美國回來，成為中國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在天橋劇場上演歌劇《茶花女》擔任主角微奧列塔。我在人大上學時，曾看過他們《茶花女》的演出。這對音樂家在反右運動中雙雙被打成右派，莫桂新被送勞教押送到興凱湖農場，1958年8月15日，死於興凱湖農場，年僅41歲。他被草草地埋在一處土丘上，土牌上寫着：“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
   經過這兩次絕食之後，（第一次就是一天沒吃，人大派秘書來接我出拘留所那次）我像患上了一種條件反射症，有了絕食病態，好像絕食是一種爭取出獄的一種手段。所以有時候會不知不覺地絕起食來，成了一名“絕食右派”。
   興凱湖的七天七夜絕食，發生在1959年的9、10月間，幾十年後才知，這時正是大躍進年代，也是中國4000萬人被活活“餓殺”的時期。大概我有過忍飢挨餓的鍛煉，所以被活了下來。
   其實絕食是很痛苦的事情，除了忍受飢餓之外，還要受到像酷刑一樣的“搶救”，據說生產鵝肝的鵝就經歷過這種殘酷的經歷。
   “一隻剛出生的鵝，一生中只能過幾個小時正常的‘鵝生活’。出生沒多久，就被當地農場主認領回家，開始悲劇的一生。開始的12個星期，幼鵝被擠進小籠子，鐵柵欄外只露出一排排脖子，固定在專門訓練頸部肌肉的架子上。農場主每天增加餵食量，努力把小鵝的胃撐成一隻面袋子。等小鵝的頸部肌肉和腸胃都練得跟鋼鐵一樣堅強，真正的酷刑才開始。每天早、中、晚3次，農場主會把一根20— 30厘米長的鐵管，直捅進鵝的喉嚨深處。12公斤玉米和其他飼料的混合物，就從這個管道填塞到成年鵝的胃裡，來不及消化，又是下一頓。這些鵝除了嘴巴、喉嚨受傷，還必須每天忍受胃痛、腳痛，終日生活在不能動彈的籠子裡，連看一眼天空或河水的機會都沒有，直到18天以後，一副比正常鵝肝腫大6 —10倍的脂肪肝培育完成。只有這樣病態肥胖的鵝肝，被小心翼翼、毫無破損地取出來烹調，才能製造出真正意義上的法國頂級鵝肝美味。一隻鵝悲慘的一生，換來了紳士淑女們燭光晚餐中的一道美食。”
   我也是像這鵝一樣被押上架的。在我絕食了四、五天之後，他們對我採取了搶救行動，把我從禁閉室里拉了出來，按在一把椅子上，兩個人左右抓住我的胳膊反扭過來，然後一個人把我的頭髮抓住，讓我抬起頭。接着用一把鐵做的撬牙器把我的牙齒撬開，使我的嘴巴不能閉合，再用一根很長的橡皮管從喉嚨里一直伸到胃裡。橡皮管的上方是一隻喇叭口漏斗，一盆用玉米熬成的稀粥從漏斗灌了下去，直達我的腸胃。等到這一臉盆的粥都灌完後，我的肚子已經鼓了起來，這算是“搶救”成功了，再押回禁閉室。有時我雙嘴緊閉，他們就把橡皮管從鼻子裡插進去，直通腸胃。
   許多右派難友不僅是“行刑者”、“搶救者”，而且是這幕情景的見證者，每當我與他們提起這段往事，他們都記得十分清楚。
   除了上述原因絕食外，還有就是像朱維民文章中所寫的那樣：“他總是要把自己打來的窩窩頭和別人的比。硬說伙房為了迫害他特地做了一批個兒特小的窩窩頭，並且憤憤不平地送到隊部要隊長評理。” “於是接下來的就是朱宗康大鬧伙房和絕食抗議了。”
   在勞教所的伙房中，炊事員都是勞教人員，每當我去打飯時，他們就專門挑小的給我，甚至故意把別人的菜盛得滿滿的，當我端上盆的時候，把勺子也端得滿滿，然後甩掉一半盛到我的飯盆上。他們就這樣製造我絕食的機會，讓我在教養所里，盡出醜態和洋相。一旦我絕食之後，他們不但充當灌食的幫手，而且也滿足了一種像毛澤東那樣“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心態。這些炊事員這樣對待我，往小里說是“逗逗”我；往中里說是“氣氣”我；往大里說是“侮辱”我。幾十年過去了，如今還有人在如法炮製。不過已經不是勞教分子，而是飯館裡掌勺的人民了。
   可見我的絕食行動絕對沒有任何政治動機和目的。
   一首阿諛拍馬詩的嚴重後果
   一個曾遭到迫害打擊的人，對迫害打擊他的人和組織依然大唱讚歌，大頌特頌，是不是太作賤了點。我曾經就是這樣的賤骨頭，短短的幾個月就好了傷疤忘了痛，竟對毛澤東和中共唱起讚歌來。
   我絕食七天七夜之後被一個姓崔的場長從禁閉室放出來，然後就和其他教養分子一起參加了勞動。黑龍江的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那是個呵氣就能成冰的季節，我每天就在修築河堤的工地上，為後來的“糧倉”和“旅遊”事業進行着無償勞動。
   冬去春來的某一天，我心血來潮突發奇想，想寫一首詩。我把黑龍江、密山縣、興凱湖這幾個字嵌在每一行的頭上，成為藏頭詩，向毛澤東和共產黨唱起了頌歌。我拿了筆隨手寫了起來，寫好之後就把它當作廢紙一樣隨手扔掉了。幾十年之後我竟能把這首詩一一回憶起來，成為完整的詩篇，可見我還沒有達到瘋子的程度。
   這首詩全文如下，標題是什麼不清楚，可能是《東風頌》吧！
   《東風頌》
   密叢花香遍沃野，山間鈴響牛馬群；興旺人畜五穀豐，凱歌躍進沖九重；
   湖中魚鴨嬉遊樂，黑土阡陌萬頃錯；龍涎化水兆瑞年，江濤洶湧頌東風。
   
   我竟把毛澤東和中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吹得這麼好，這麼感人肺腑，而且我是在迫害和打擊下寫出來的，可見那時的我並不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是一個真正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黨外人士，一個普通的學生。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勞教所里，我寫了許許多多頌毛頌共的詩詞，在文革後甚至還把它整理一番，寫滿在幾本日記本里。朱維民先生說我是為了感恩自報家門，主動要當右派，填補右派名額不足的空缺，這純粹是一派胡言。但是我在被關被打之後仍聒不知恥地歌頌黨和毛，這倒是事實，以詩為證。這多像千百年來封建帝王將相們遺留下來的那種奴性在作怪——當皇帝要殺底下臣民時，臣民還要高呼：“謝主龍恩！”面臨殺頭的時候，還在感謝殺得好，謝謝你們！而我就是這樣的人，當毛澤東和中共用刀子按在我脖子上的時候，我還在大唱讚歌：“偉大、光榮、正確”！可見那時的我就是個自討苦吃的賤骨頭！
   這首詩的原紙我想早已被人拾起存放在我的檔案袋裡，五十年來我回憶着所走過的道路和經歷，總覺得這首詩被魔鬼利用發揮着魔幻作用，對我的大規模圍剿就是從這首詩的隱語索句中開始的。幾十年前，我把自己當作微不足道無足輕重的小右派，幾十年後才回過味來，原來毛共把我當作反面教員利用我來整人斗人的啊！詩中的一個“涎”字，把右派三年教養期整整延長了二十多年，如果沒有文革，鄧小平沒有親自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我這個右派可能還在監獄裡，一直延長到把牢底坐穿為止。中共一黨獨裁專制體制六十年以來一直延伸着，也許就是這個“涎”字在作怪！

  還有那個“密叢花香遍沃野”的“密”和“遍”字，可以當作“遍”布“密”探特務的寓意，而“遍”字也可以作諧音的“騙”字。幾十年後，在我周圍那多如牛毛的便衣特務，以及對我進行種種的欺騙性宣傳，也就不足為怪了，所有這些都應驗了五十年前這首詩的隱喻。
   在“密叢花香遍沃野”句中的“花香”二字，還真遇到過一個叫花香名字的農村姑娘。十年後當我被從清河農場押到河北邢臺勞教農場改造時，在附近的農村有一個母姓家族的村子，其中有一個姑娘就叫母花香。我還和這個漂亮的農家女聊過天，說過話，好像她不在乎我是個勞教分子，說話時有說有笑那麼的自然。
   中共把我當作重刑犯對待，大概就是“凱歌躍進沖九重”中的“重”字起作用吧！在我改正出獄後，我娶的妻子竟是個凶相畢露的美女蛇，她幾乎把自己的親生女兒害死，而且還要把我再度打成反革命，送入大牢，那時我稱她比布爾什維克還布爾什維克。但是她對江青很羨慕，她把大厚本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從圖書館借來後，既不看，也不歸還，就像陳列在櫃檯里的書籍一樣展覽着，這本書的封面是希特勒的像。她不但在告訴我，而且也在告訴着所有的人：他們就是採用滅絕人性的希特勒手段來對付我們的。
   因為在我這首詩的最後曾寫過“江濤洶湧頌東風”，那洶湧的“洶”字變成了他們“凶”狠無比殘酷無情的行動；當他們行兇之後，還得要歌頌他們“東風壓倒西風”，那真是作孽啊！那麼又是誰在造孽？罪魁禍首不但躲在幕後，而且還要讓中國人永遠歌頌他們“偉大、光榮、正確”。
   再看看這首詩在五十年後還在影響着，那句“江濤洶湧頌東風”中的“江濤”二字，是不是在預言着幾十年後爬上統治寶座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呢？而這兩個人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維護着毛澤東獨裁專制體系牢牢不放的權貴人物。
   不過這首詩在五十年前也給我帶來了命運的轉機，我只在興凱湖農場呆了一年多，就被遣返回到了關內，後來又轉到了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沒有在中國犯人流放地的北大荒興凱湖農場被活活凍死、累死、餓死。
   這首詩不是自己違心之作，可以說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我並沒有幻想要討好中共和毛澤東，只不過是突發奇想的即興之作。那時我只是一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所接觸到的都是中共和毛澤東所宣傳的東西，所以我寫的東西也必然是充滿黨八股和御用文人的語言。
   如果我現在再來重寫這首詩的話，我將是這樣寫：
   《東風惡》
   密特如蚊瘋狂叮，山南海北響警鈴：興妖作怪百業摧，凱歌處處聞哭聲；
   湖光山色血水染，黑暗鐵幕捆百姓；龍子龍孫變奴隸，江濤洶湧國將傾。
   
   這首詩完全可以概括那個階級鬥爭年代裡一切特徵：毛澤東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個專制極權暴政統治下最黑暗的社會。
   我成了眾矢之的的反改造分子
   1960年10月26日，興凱湖農場的三、四百名右派分子在武裝部隊押送下，坐船離開了農場，然後又換乘火車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來到了關內位於唐山與天津之間的清河農場。我在興凱湖農場只勞教了一年多，是不是這首詩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卻說是由於當時中蘇關係已經十分緊張的緣故，所以把我們從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農場撤回來。最近我正在看一本書，是巫寧坤寫的《一滴淚》，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英語教授於1951年被燕京大學聘請回國，很快就落入中共陷阱，經過肅反最後被打成右派押送到了興凱湖農場，書中就記載着我們從興凱湖押送回清河農場的日期。一年多之後又把清河農場的右派集中到了北京的團河農場三餘莊裡，我是其中之一。
   美國人曾在二戰期間，把最優秀的科學家集中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座荒山橡樹嶺上，從事原子武器的研究工作，這就是有名的“曼哈頓工程”。而毛澤東和中共卻把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們也集中在北京大興縣團河農場三餘莊，成為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智商農奴，從事着早出晚歸的地球修理工作——農田勞動。
   被毛澤東和中共打成右派的人，實際上都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為了響應黨和毛澤東的號召才提出了意見，想不到好心沒好報，就遭到迫害打擊，淪落到人間地獄。但是在那種無法無天的年代裡，只要一說話，就會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危險。說一聲“吃不飽”，這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社會主義是幸福的社會，哪有吃不飽的，得，這就是反動言論，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如果給一個打成敵人的人辯護幾句，就立即打你是個同情敵人也是一路貨，從而也一樣打成敵人。
   這些向毛主席和共產黨表忠的好心人，本來是可以作為反右運動的積極分子身份出現的，中共各級領導卻陰錯陽差把他們劃入到敵人行列。即便已經處在十八層地獄之中，他們仍然充滿幻想如何爭取進步，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當他們一層一層從十八層地獄中爬出來時，就要表現得比以前更積極更突出，這就叫脫胎換骨重做新人。如何表現呢？勞動好嗎？不，在勞教所里你再賣力也沒用，右派是政治思想問題，只有把別人再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的進步和對黨、政府的擁護。因此靠攏政府，向幹部匯報別人情況就顯得十分重要。中共所以能全面地控制所有中國人，就是不斷地開展階級鬥爭，但是沒有仇恨階級鬥爭就開展不起來，因此要製造仇恨，挑起仇恨，要不斷地製造事端，現在的名詞就叫要不斷地折騰，利用相互之間的猜疑和矛盾，達到人人自危的地步。如果你不揭發檢舉別人，說不定別人已經把你揭發檢舉了。
   中共製造的敵人為什麼這麼多？達到億萬甚至幾億地步，就因為每一場運動就像一個大的陷阱，掉進陷阱和地獄裡的人要往上爬，每爬出一層就得咬出一群敵人來，否則你就爬不出來。這樣每一場運動製造一批敵人，再由這些敵人為了爬出這十八層地獄，又不斷地咬出許許多多的敵人來，當所有的敵人爬出這十八層地獄的時候，中國的敵人數已經可以超過英國或者法國的人口總數了。
   所以雖然右派們集中在一起，但是互相掐的內鬥不斷，窩裡鬥有時甚至比文革時期的武鬥還激烈，雖然大家在表面上相互之間還在說說笑笑，說不定一轉眼已經把你給出賣了。在文革期間，三餘莊曾召開過一次“斗鬼大會”，把王玉琦和郭允德脫光身子，然後皮帶飛舞，木棍猛擊，打得他們脫了幾層皮。
   在《杜高檔案》一書中，不但有他檢舉揭發和向隊長匯報他人的材料，而且還有別人檢舉揭發他的材料。就在杜高快要解除勞動教養遣送回家前夕，楊路向隊長檢舉了他的言行，這位北大百花學社領導成員，解教改正後當上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否與他在勞教隊中的積極表現有關，那我就不清楚了。據說楊路在上海、廣州、北京三地都有房子，而且都是當地有關部門送給他的高級公寓，我為他而高興，因為在那種最險惡的環境裡能保護自己生存下來，需要有多大的智慧和謀略，但是他擁有多套房子我卻不眼紅。
   國內出版的《杜高檔案》還不是最全的，它只收集了六本檔案，還有最重要的一本卻被澳大利亞華人麗江先生購得，這冊厚厚檔案，共有97份杜高在勞教期間的各種入檔材料，250多頁，10餘萬字。這樣在《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和麗江手上共有了杜高七本檔案，數百份材料，50多萬字。在麗江購得的這本檔案中，有一份別人檢舉杜高的材料，當這份複印件送到杜高手中的時候，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被延長了三年勞教期，是這位朋友告密所為。同他關在一起的是叫徐福明的大學生，有一天公休日，徐在看托爾斯泰的《復活》，正看到瑪斯洛娃在監獄裡情節時，杜高正過來，於是與他聊了起來。想不到這次談話內容經過徐的斷章取義、添油加醋之後作了檢舉揭發，把平日談話內容歸納成十二條反動言論，其中最要命的是這一條 ：“杜高說這些人（指隊長、幹事）都是些小警察，一月掙不了幾十塊錢，在以前叫‘獄卒’，是最下等的工作（他引用了一句古話，我記不清了），既不用腦，又不出力，有什麼出息。”接着又加了一條：“這幾個幹事，李幹事最次，張幹事還有點水平。”當這位李幹事看了這份檢舉材料後，怎不火冒三丈，僅憑這兩條也不能放過杜高啊！
   1961年4月公安局勞改處突然對他宣布“繼續勞教三年”。宣判會後，負責管教的李幹事找他談話。這位幹事抽着煙，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話問他：“你知道為什麼定你三年嗎？”他說不知道。這位幹事就發怒了，一條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煙噴到他的眼睛裡，冷笑地說：“這時候想哭了不是？遲了！當初罵我們的時候怎麼不想想？你以為政府不知道是嗎？你罵我們是沙皇的獄吏，你太反動了，告訴你，我們是革命的幹部！”就這樣僅憑一個人的匯報，既不用調查核實，當面對證，更不用經過法律程序，就決定了一個人三年的政治命運。不過杜高福大命大，改正後當上了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當代電視》主編，編審等職務。三十年前，如果我知道他已經當了大官，也許我會找到他，“能不能拉兄弟一把啊？”但當我知道他的地址找到他時，我早已在廣東整整二十多年又被折騰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五十年恐怖歲月》/朱忠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