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海權之痛是資源、生存乃至民族之痛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7月07日 16:07  新浪讀書新浪文化讀書 官方微博

（被採訪對象： 海外歷史學家雪珥，海洋歷史研究學者）

今日紛紛擾擾的南海爭端，又一次把海權問題推入了人們的視線。南海之爭有什麼啟示？如何根治

海權之痛？新浪文史獨家連線知名歷史學者雪珥為您解析……

　　 以下是訪談實錄

　　新浪文史：雪珥老師您好，最近一個階段南海的矛盾不斷升級，很高興邀請到您聊一聊關於南海爭端的歷史，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海權之痛的問題。提起海權，您在新書《大國海盜》中提到

：“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註定是失敗的國家”，請問您怎樣解釋“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為重要”這句話？

　　雪珥：海權的重要性，其實已經談得都生老繭了，我想絕大多數的讀者對此都有認同。

　　從我自己的讀史體會來看，海洋有一個特點需要特別注意，就是它的“渠道”特性。在中國人

的傳統思維中，海洋是被當作隔絕外面世界的屏障，所謂“天塹”，但早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宋元時代的中國人就已經將海洋當作是“通途”。南宋基本是個海洋型政權，沒有海洋貿易，南宋政權

是難以維持龐大的官僚體系及國防的開支，“山外青山樓外樓”恐怕早就被“立馬吳山第一峰”取代。只是到了明代，又重新將海洋定位為“天塹”，確切地說，是“人塹”——技術上不成問題，但政府就是不讓你下海。而此時，西方對海洋的“渠道”作用更為重視了，開始了大航海時代。如

此一進一退，差距先是逐漸縮小——西方在趕超，然後是逐漸拉大——中國被甩在了後面。

　　“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為重要”，前提條件當然是陸地也重要，在這基礎上相對而言，海洋

更為重要。我的《大國海盜》出來後，有讀者說，現在是太空時代了，不要再糾纏於海洋，其實，

現在還是納米時代呢，往更高、往更深，你都能發現無限的疆土等待開拓，但是，我堅信在現階段

，無論從資源開採，還是貿易發展，或者國家角斗，海洋依然是最為根本的。沒有強大的海洋力量做保障，太空計劃幾乎難以推行，因為根本無法做到全球監測。

　　而我之所以說“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註定是失敗的國家”，一是從歷史統計的角度看，事實如此，二是從民族心理來說，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幾乎都是不思進取的，而這個世界，

你不當狼，就只能當羊，別無選擇。大陸的華人都熟悉“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這的確是殘酷的真相，也是殘酷的真理。

新浪文史：您也提到，中國一直糾結於“海防”和“塞防”的兩方抉擇。重海則塞空，重塞則海弛。來自陸地上的壓力，今天是否還在繼續影響中國的海洋戰略？

雪珥：我寫歷史，一直在說“當家難”，並非是為當家的這些人辯護，而是為這個位子辯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家人手上就是這點資源，卻必須做出選擇，這是很痛苦的。

　　1870年代的局面，其實是俄、日兩國聯手，俄國在西邊，覬覦新疆，日本在東邊，覬覦琉球，

兩家遙相呼應。左宗棠認為必須先對付俄國，否則新疆一丟，蒙古就難保，繼而危急京師；而李鴻章認為必須先對付日本，否則琉球一丟，造成連鎖反應，台灣、朝鮮都將不穩，日本將迅速坐大，

而且，他還認為暫時放棄新疆，對大局並無影響。

　　客觀地說，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因為當時的力量無法做到兩全，當然這其間也有兩人爭奪資

源的一點點私心，但大體都是謀國之言。後世因此指責李鴻章賣國，是完全睜眼說瞎話，因為，按照這個邏輯，那左宗棠在成為收復新疆的民族英雄的同時，不也成了丟失琉球的民族敗類了嗎？對

這個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我的《絕版恭親王》的相關章節《西域狂沙東海浪》，及正在寫作的《李鴻章談心》中的《報國空慚書劍在》。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曾說：“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無暇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習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見自封者也。”這是中肯的。

　　左宗棠打下新疆後，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南洋水師的基礎即奠定於此。而李鴻章在大建北洋水師的同時，也一直都其所締造的淮軍的統帥，淮軍是當時中國陸軍當仁不讓的主力。所以，你不能簡單地說誰是“塞防”派、誰是“海防”派。

　　新浪文史：從大明世界第一水師的衰落、北洋水師的甲午戰敗、國民政府海軍藍圖的半途而廢，對海洋投去的心血似乎常以失敗告終，在這條探索海洋發展的的道路上，我們欠缺了什麼？

　　雪珥：你所例舉的這些，正是中國海權不斷衰落的標示性關鍵點，當然遠遠不止這些。這些關鍵點都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敗於自己。

　　明朝海軍，從技術角度來說，遙遙領先全球，卻因為海禁的國策，而被整體閹割。它的問題，不是忽視海軍，而是把海軍當作海上城管，對內而不對外的。其實不光禁海，朱元璋也禁陸，在鄰

鄉鄰村走動都要辦“簽證”，不准“偷渡”，否則就可能送命，比現在到美國都難。朱元璋是要把全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型勞改農場，“陸權”、“海權”其實都被“皇權”消滅了。這在我的書中探

討比較多。而鄭和以太監身份率領中國最偉大的艦隊，執行的卻是閹割的任務，這是很有象徵性的。

　　北洋水師之敗，根本原因也是輸在內部。以翁同龢等為首的所謂清流派，空談誤國，一邊限制北洋水師更新，一邊高聲主戰，而李鴻章則在甲午戰爭前十年就提出要將日本作為最為兇惡的假想敵，無人響應。戰前李鴻章力主言和，其實的確有外交迴旋餘地的，但都被自己人堵死。等到開戰

了，又有人在背後造謠，說李鴻章與明治天皇攀親家，中央還真派人徹查的。戰敗後，誰都知道不割地不賠款，日軍肯定無法退兵，甚至將占領北京，卻又不願去幹這件不得不干的髒活，最後還是

李鴻章出來挑擔子。難怪恭親王在臨終前認為翁同龢誤國之深，即使鑄九州之鐵亦難挽回。

　　至於國民政府的海軍夢碎，外因固然是日本的全面入侵，但是，內部動亂、割據，當然也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更為根本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任何一個政府的本能的維穩思路，區別只在

尺度的把握上，用多大資源攘外，用多大資源安內。這一時期的歷史，今後必然會越來越清晰，解讀也能越來越中立，越來越靠近“民族視角”，而非政黨視角。

　　在伸張海權的道路上，我們最缺的其實就是全民的海權意識、海權心態。我在《大國海盜》裡說了，即使王直這樣能夠控制大半個太平洋的實力派，最後嚮往的還是要到陸地的體制內占個地位

，連法國人都害怕的越南西山政權海軍(中國“海盜”組成)，其政治追求也是問鼎中原。這種內向

型的“中原情結”，不只是統治者的特權，而是我們全民族的特產，甚至日本、朝鮮等這些中華文化圈的老同伴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想法。

　　這種心態，也導致中國人雖然是最早在全球開拓“殖民”(請注意，這是中性詞！)空間的，卻起了個早，撈了個空，至今在本土之外，也幾乎沒有像樣的、穩定的立足之地。我看一些讀者和媒體，在評論《大國海盜》時，將板子只打在統治者屁股上，這是不全面的，如同當年反思文革，大家都推到四人幫身上，好像自己都是天使，那麼這個世界上如此多的惡魔都是誰呢？不能從根子上樹立“四海為家”的信念，海洋上的中華之舟就等於沒有龍骨的船，這方面，新加坡的華人同胞們，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極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