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熱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共和國之前是民國，只有民國壞才顯出新中國好。60多年說民國壞暢通無阻，說民國好在改革開放前一律是右派、反革命。如今的民國熱與它被妖魔化太久有關。民國當然不是完美的社會，但確實有值得新社會繼承的地方，而不是一切都劃清界限。其實雖然意識形態狠下一刀，但很多領域又不能不繼承，比如語言(當然新社會對語言的改造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近在中國社科院語言所著名語言學家張伯江推薦我看了幾部北京地區民國小說，這些小說不是老舍那樣的大家，因為他的作品人們太熟悉了。張伯江教授向我推薦的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而且發表作品在老舍寫小說之前，那京味兒那個地道!

　　現代文學一般認為從“五四”開始,因為“五四”開始興起的新文化運用,其意義已不僅在於提倡白話文學,而是一個全方位的現代觀念的文學,它包括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包括科學和民主精神的弘揚,也包括語言上的不拘一格,既向當代口語學習,又繼承古代白話傳統,同時學習西方語言的某些風格。

　　從清末民初到“五四”以前這一段時間裡,並非沒有白話小說,只是有異於“五四”以後這種全方位的現代特色。這裡我介紹兩部清末民初的社會小說《小額》和《北京》。它們產生在“五四”前後,但其故事內容和思想傾向還是承襲着清代後期的社會譴責小說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等,立意上沒有什麼可取之處。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兩書全用北京口語寫成,其純粹和地道的北京口語要勝過前代的曹雪芹和後代的老舍(我指的是口語而不是整體的藝術水平),因此讀來十分引人入勝。

　　《小額》一書刊行於1908年,作者是旗人松友梅。“小額”是小說主人公的名字,他原是個倉庫局裡的庫兵,放高利貸,因手下的人濫施暴力受到牽連而入獄,放出後,背上又生惡性腫毒而受盡痛苦。痊癒後改悔,放棄了高利貸業,悠閒自適,同時參與慈善事業。這是一部旗人風格濃郁的小說書中描寫了一些催收高利貸的無賴漢,乘人之危的親戚友人,缺德的醫生等,意在描寫當時北京社會的黑暗面。但對主人公小額的罪惡描寫不足,而且即使說到社會陰暗面,只以個人的漫話作結的地方也不少。這十足地反映了作者作為一個旗人的天性,也就是三百年來生活安定的特權階級所帶來的那麼一種不知痛苦也不思進取的樂天性格。書中對旗人的生活作為詳細的描述,再現了古都北京的人情風俗。

　　《小額》最大的特點就是它不論是敘述語言還是對話,全部用的是旗人的口語,這一點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從《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到後來的老舍、鄧友梅乃至王朔,所謂的“北京味兒”都體現在對話里,而沒有完全用口語來寫敘述文字的。《小額》反倒沒有太多的對話,以敘述為主。這種口語色彩的娓娓敘述,帶着濃郁的旗人氣息,生活感極強。我們挑一些段落看:

　　“小額當了三年的庫兵,算是好,沒出多大的砂子,家裡的錢是掙足啦,把小押兒也倒出去啦,自己看着這點兒帳目,心滿意足。又有些個不開眼的人,這們一捧臭腳,小額可就自己疑惑的了不得啦。胡這們一穿,混這們一架弄,冬天也鬧一頂染貂皮帽子帶帶,也鬧一個狐狸皮馬褂兒穿穿。見天上什麼通河軒啦,福祿軒啦,聽聽書去。後頭也跟着一個童兒,提溜一根仙鶴腿的小煙袋,大搖大擺,學着邁方步又邁不好(何苦!)。沒事也帶副墨鏡,要是不摸底的,真疑惑他是卸了任的府道。”

　　“他手下有個跑賬的小連,外號兒叫青皮連,沒事竟耍青皮。有二十多歲,小辮頂兒大反骨,有幾個小麻子兒,尖鼻子,聞點鼻煙兒,兩個小權骨兒,說話發賣頂,憑他一張嘴,就欠扛倆月枷。借着小額的勢力,很在外頭欺負人。那些個賬戶兒,沒有一個不怕他的。到了旗營關錢糧,變着法子跟人家耍骨頭。”

　　這本書裡的對話也很精采,有些情節,全是靠對話來交代的:

　　“說完了幾句套子話,托爺就問伊老者說: ‘大哥,小額這回事,您聽見說啦?’伊老者說: ‘我剛聽見說,咳,這都是您侄兒。我昨天是帶着三兒逛了一天萬壽寺,黑了才回來,你大侄兒,也不怎麼給府里寫的信,弄的這回事。我說這是作什麼,跟小人作那門子仇?’托爺說: ‘大哥,這話可不是這們說。我告訴您,前兒個我聽見祥山回家一說,氣的我連飯都沒吃。這小子非這們懲治不行。該,該!我剛才瞧見官人一鎖他,不用提我心裡夠多們痛快啦!’伊太太說: ‘您瞧大兄弟,他這也怨不上誰來,本來您大哥平常的老實,您是知道的,您說他招的着誰?這不是趕盡殺絕嗎?’托爺說: ‘可不是嗎。’這當兒老王給倒過茶來,托爺說: ‘我不喝茶啦,我也不坐着啦,我還要到北衙門打聽打聽去哪。我非聽見小額挨打,我心裡才痛快呢!’”

　　《小額》這本書在北京語言方面的學術價值遠遠高於它的藝術價值。它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話的面貌,表現的沒落旗人的風俗,都是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由於它的發現較晚,一直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看起來,從《紅樓夢》產生以後到“五四”新文學出現前這一百餘年間,白話文學並非是個空白,雖然沒有出現什麼傳世之作。

　　成書於民國初年的社會小說《北京》,作者穆辰公。以主人公新聞記者伯雍記其見聞為體裁,在風格上繼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清社會譴責小說的筆法,從人物登場、事件開始起循序而記。書中出現的人物有藝人、俳優、妓女、車夫、編輯、官僚各色人等,場所也是上至報館下至妓院,各個階層各種職業,都由一個新聞記者的見聞串起來,揭露社會的黑暗。小說思想內容不很積極,藝術手法也平庸,但語言風格上有一定的價值。它也全用白話寫成,與《小額》不同的是風格比較多樣,《小額》幾乎一色是下層人物的口語,而《北京》則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語體,比如書中寫道伯雍在西山練兵場見到征服金川紀念碑,不勝感慨:

　　“在潔白的石頭上,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下了征服金川的歷史。當時,建立這樣的紀念碑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處。喜馬拉雅山頂也有這樣的紀念碑。中國人在從前就有的十八個省之外,又得到相當於它的一半的領土,得以在那些土地上進出。現在,人人都以為那些土地從來就是中國的,究竟是誰開拓了那片領土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人們已經全忘了。”

　　這段話讀起來已經很像“五四”以後的小說語言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看出在當時知識分子嘴裡已經有這樣脫盡文言影響的文縐縐的白話了。這是這本書反映出的一種獨到的風貌。與此同時,作者記述下層人物的口語也極具特色,書中有個文化不高的女權運動首領“鄧二奶奶”,罵起人來也夠花哨的:

　　“二奶奶道,他們的議員,不定是怎來的呢!他們家裡也未必有二斗高粱一石小米,多一半是窮光盡。仗着是學堂或留學出身,適逢其會的,被推得當了議員。論理一個男子,逢着這樣一個機會,應當怎樣為國為民,大展抱負。誰知他們八輩子五沒見過錢,小廟沒見過大香火。一腦袋黃土泥還沒洗乾淨,在北京城也要混叫字嗎。乍得幾百塊錢月費,燒得他們五雞六獸的,真是小人發財,如同受罪。”

　　這種生動的口語不能不說是直接繼承了《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的傳統,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卻使這種傳統一度中斷,這是個值得探究的現象。

　　從小說中看看一百年北京人的風情，很有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