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8年10期，作者：孟昭庚，原題：“二月抗爭”中的譚震林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幫”一夥風頭正健的時候，不但敢於挺身反對、抵制“文革”錯誤，而且還敢於與毛澤東面對面進行抗爭，這在當時的中央高層領導人中，唯有譚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開碰頭會。與會人員壁壘分明：左邊是當時響噹噹的左派領袖人物：陳伯達、康生、張春橋、謝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邊是：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譚震林；還有谷牧和余秋里。會議室中間坐着召集人周恩來。
    
    這次碰頭會是接着2月14日的會議開的。在那天會議上，葉劍英質問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還質問：“上海造反派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過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陳伯達、康生、張春橋被問得啞口無言。
    
    幾天會議，雙方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2月16日這次鬥爭進入了高潮。
    
    在這次碰頭會上，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關押的陳丕顯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張春橋的鼻子嚴厲責問：“為什麼要迫害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究竟有什麼問題，你們揪住不放？”
    
    “群眾不答應啊！”張春橋陰陽怪氣地答道。
    
    “什麼群眾？”譚震林被激怒了，“你們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幾個人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這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照這樣下去，你們干吧，我不幹了，不跟了(指緊跟毛澤東)，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跟你們鬥爭到底！”說到這裡，譚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門說：“我一生犯了三個錯誤，第一，我不應該活到今天：第二，不應該跟毛澤東幹革命；第三，不應該加入中國共產黨。”說完便拂袖而去。
    
    當譚震林拿起風衣往外走時，陳毅喊了一聲：“不要走，要在這裡和他們斗嘛！”接着，陳毅便對佯裝鎮靜的康生說：“除了整人，還能幹什麼？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葉劍英趁機配合道：“老幹部是國家財富，對犯錯誤的幹部為什麼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動不動就打倒，照這樣下去，人身安全還怎麼保證？還怎麼做工作？”
    
    飽嘗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氣得渾身發抖，憤怒地拍着桌子說：“這樣殘酷地對待幹部！照這樣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吧！”
    
    李先念不失時機地批評了《紅旗》雜誌一篇社論引起全國各地揪斗老幹部的問題。
    
    當周恩來為此間陳伯達、康生時，他們明明看過這篇社論，而且陳伯達還是簽發人，但當面卻撒謊，矢口否認看過。
    
    聶榮臻說：“對幹部子女採取關監的辦法，是不教而誅。”他接着說，斗幹部株連家屬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為“二月逆流”實為“二月抗爭”中的名震全國的“四帥”、“三老”“大鬧懷仁堂”。
    
    由於江青等人惡人先告狀，“大鬧懷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澤東。兩天后，即2月18日，毛澤東親自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為江青一夥撐腰打氣。毛澤東在會上大發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下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讓劉、鄧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譚震林氣憤地打斷毛澤東的話，不但聲明自己沒有錯，而且當着毛澤東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該”：“我不該早入黨四十年，不該跟你幹革命，也不該活到65歲！”
    
    毛澤東憤然離開了會場。
    
    在那種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譚震林不但面斥張春橋，與林彪、“四人幫”一夥直面抗爭，而且還當面頂撞毛澤東，說出那一番有天沒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讓國人震驚不已的言辭極為激烈的話。這樣的話要是從別的人嘴裡噴出，無疑是要被怒斥為“罪大惡極”、“反動透頂”的，即使不被殺頭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譚震林僅被毛澤東責令“請假檢討”。儘管“文革”中，譚震林也吃了一些苦頭，但比起慘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比起同為慘死的功高蓋世的彭德懷、賀龍兩位元帥，他要幸運得多了。歷經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幫”肆虐的1973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當選為中央委員，實屬一大奇蹟！
    
    筆者認為，這大概跟譚震林資深望重有關。在井岡山時期，譚震林跟毛澤東並肩戰鬥，為創建和鞏固井岡山蘇區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毛澤東結下了生死之緣。儘管毛澤東時為中央委員，但在受湖南省委領導的湘贛邊界，與譚震林同為邊界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篇《井岡山的鬥爭》這篇文章足可佐證。《井岡山的鬥爭》是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在報告的重要之處，譚震林的名字就出現了四次：
    
    “五月二十日，邊界(指湘贛邊界——筆者)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第一屆特委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九月……譚震林代理書記。”
    
    “十月……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毛澤東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委員。”
    
    “五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為副書記。”
    
    “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示，經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
    
    一個人的名字，能在毛澤東早期的一篇著作中連續出現四次，唯譚震林一人，這也許就是譚震林得以倖免於難的根據之所在。試想，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無忌的“文革”中，若毛澤東不發話或暗示“要保護譚震林”，那麼以“大鬧懷仁堂”而名播華夏的“譚老闆”，不死於非命，那就是他的天大的“造化”，哪還能當選為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