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头领导抗战的无能：读离休干部吴定成回忆录节选

《永远的战士》——离休干部吴定成回忆录节选

(吴定成，1923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吉水县（现建阳市）回龙乡，1944年入伍，8月编入新一军30师88团3营8连3排8班，参加缅北反击战二阶段战斗，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即加入东北野战军，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宜昌的战斗和湘西剿匪。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在铁源阻击战中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残疾军人。1955年7月转业在水吉、小湖等地粮站工作，1982年光荣离休。从军11年中荣立大小战功4次，转业后先后5次被评为各级先进，1959年被评为省劳模。排长左世想，连长赵生佗。吴老经历其后人在去年已整理成书《永远的战士-吴定成回忆录》)

.....

抗战以来，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人作战，兵力损失很严重，每年都大量征兵，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征兵1650多万人，但实际到位兵员不足600万。这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不注重宣传动员，没有把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清说透，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强行派丁抓丁，被征兵员大多中途逃脱。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决心不彻底，蒋介石一直奉行揽外必须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抗日武装和力量进行打压，国民党及军队内部腐败严重，对人民群众疾苦不关心，军队与百姓多有结怨，使民众对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信心。抗战后期，几乎没有人自愿从军，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强行抓丁的方式来补充兵源。

当时，按规定我和哥哥吴天宝兄弟两人必须有一人当兵。哥哥吴天宝任甲长，另外还有一个表哥叫刘运华当时担任保长，他们算是当时的最基层的村官了，因为这种身份他们受到当时政府方面的压力，要带头执行政策，所以，哥哥便帮我报了名。哥哥怕我不愿意，没有告诉我，而是以介绍我到水吉县（按当时的区划、水吉为县，现是建阳市水吉镇）的政干所做事为名，让我到政干所上班，所谓政干所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培训干部的一个机构，我当时不知是干什么的机构，也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完全的文盲能做什么事，听说是到县城里做事，还是满怀高兴地去了，哥哥亲自将我送到水吉，这天是农历一九四四年的三月二十二日（阳历4月15日），没想到，第二天，我就被抓了壮丁，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尤如晴天霹雳，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不断地锤胸顿足，几乎是想撕心裂肺，我感到被欺骗，被出卖，当时我对哥哥这种做法，无法理解，无法原谅，亲情被现实颠履，化成了刺痛心灵的麻辣渍，深深地烧灼我的心，令我痛不欲生……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记恨哥哥，甚至想到如我有解脱的一天，第一件事就是与哥哥拼命。

我们在水吉被集中训练了一个星期，所谓集中训练，其实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们已失去了自由，一同被抓来集训的有六七人。

第二天，妻子滕兰英步行三十里来看我，此情此景，难以语言描述，就象是生离死别，肝肠欲断。我百感交集，想到过各种可能，更多的是想到可能此行一去不复返，可能中途逃脱，唯能没想到此次一别，便是十年后的再相聚。

妻子身世很苦。她七岁丧父，为生计母亲改嫁，十二岁那年，来到我家当童养媳，我十八岁时与她正式圆房（结婚），那年她十六岁。头一年（1943年）10月生下大儿子吴云农。此时，大儿子才五个月，还不会开口叫我爸爸。我这一走，妻子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将如何生活？这一切怎不令我心生怜悯，怎不让我心忧，怎不叫我牵挂？此时此刻，七尺之躯的我是那样的无奈无助！我不知妻子是如何怀看依恋和不舍转身离去的，也不知道我是用怎样的目光目送妻子离开，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长夜难眠，欲哭无泪。

第一次的生离死别，来得太突然了，让我们都毫无心理准备，让我们毫无应对的经验，以至于我的思维近乎麻木，化成一个简单信念——出逃，复仇！（这里不得不提前说，后来我经历了许多事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后，逐渐地原谅了哥哥，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哥哥的无奈。当十多年后我得以生还，回到家乡时，同胞之情还是占据了我心灵的主导地位，打断骨头连着筋，哥哥还是我亲哥哥，我把一双军鞋送给哥哥作为见面礼）。

在我短暂集训即将结束时，妻子托人带来了一双布草鞋，受托的人是周水芹（周远达的父亲），人家叫他顺哥仔，也是我在村里的好朋友。所谓布草鞋就是在打草鞋时，夹带打入一些废旧的布条，以使草鞋更柔软、舒适、也可使草鞋更耐用。

一双布草鞋。饱含了妻子的多少深情？是祝福，是牵挂，是希望，是期盼。我们的家境我清楚，妻子不能给我金钱或其他更有价值的行装，她只能把她的思念揉入草杆，编进鞋底，让它伴我远行，独步天涯……
关于国共党征兵的问题，据原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回忆：国民政府兵役部当时也曾制定了“壮丁登记”、“抽签”等各种具体办法，还下了严厉执行的命令，但实际办理征兵事宜无论什么样的好办法，在这种腐败政权之下，征一次兵，便是给那些县、区、乡、保、甲人员多一次鱼肉人民的机会。

虽然规定办理兵役人员遵法令、勤劳役政。但是当征兵开始之后各地依然是“闾阎骚然，鸡犬不宁”，贪污舞弊层出不穷。有的县虽然在形式上办理了“壮丁登记”，举行了“抽签”，但实际上“中签”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不仅其子弟可以逃避兵役，甚至还可以包庇别家壮丁；有的县连形式上的“壮丁登记”和“抽签”也未举办，索性就是乱抓乱拉一通，甚至把行路的旅客和访亲拜友的人，都拉来充壮丁。在紧急的时候，竟闹到路上行旅裹足，乡与乡之间断绝了往来。

　　区、乡、保、甲人员的“捉丁”，通常都是半夜破门或越墙而人，和捕捉强盗一样。将壮丁捕获后，便用绳索捆起来，禁闭在一所黑屋子里。之后，再由乡送区，区送县，再由县送师、团管区，或由师、团管区到各县去接。层层机关，接到壮丁都居为奇货，卖放顶替，大发其财。卖放或逃亡的缺额多了，便又随时随地拉人替补。这样纵然有人控告，也难以查出一个结果。兵役部曾检查过某师管区补充团所接收的某县新兵名册，并集合新兵点名，竟发现有半数以上不是该县籍的壮丁！

至于壮丁的生活，自从他们被征集后，便算落入了魔爪！首先是在层层辗转送接途中，绳捆索绑，由带枪的士兵前后左右监押着，如同解送囚犯一样，殴打辱骂，更是家常便饭；其次是有的接送兵人员，“生财有道”，于往返途中办货物，做生意。这些壮丁便成了他们的义务脚夫，负荷着沉重的货物，走得慢了，还要挨打挨骂。

　　由于送兵人员的克扣贪污，新兵在长途跋涉中，吃不饱，穿不暖，又无医药，受着饥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壮丁，轻的是在鞭答之下，被迫跟着踉跄行进；重的则常常被遗弃在路途上；更有的接送兵人员，竟把呼吸未断的重病号，挖坑活埋，以免累赘！

新兵入营后，补充团队的军官们，为了防止新兵逃亡，人夜后，有的把新兵住室的门窗锁起来，有的把新兵一连串的拴系起来......真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总而言之，在当时，贫苦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为逃避这一灾难，富有一些的人家则倾其所有贿赂区、乡、保、甲人员或是雇人顶替。有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

　　面对以上诸种情况，国民党方面却束手无策。上层虽然作了些努力，依然到处碰壁，无法改善；除了兵役部直接控制的重庆、成都、昆明、梁山等几个集训营和空运指挥部还算是做到了新兵“吃得饱、穿得暖、病了有医药、行军有车辆”之外，其他大部分师管区基本上没有改变。

　　国民党兵役部对于所属的不法分子也曾想以严刑峻法，铲除积弊，却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挠，根本无法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