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戴笠

　　六国饭店的枪声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个打扮阔气的商人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随从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

　　这两个人别的房间不要，偏要住三楼。他们住下后，年轻人不时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并假装不在意地向走廊两侧的窗子外看，时刻注意着各种动向。

　　中午12点刚过，年轻人紧张地回到房间，对中年商人说：“对面房间卫生间的窗户开了，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下巴上有一绺长须。不知是不是?”中年人听后，假装有事，到那里走过一趟，回来后说：“不错，就是他。”“那我就干了。”年轻人说着，从包里取出手枪，张开机头，并下意识地瞄了瞄，然后，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枪，就想往外走。

　　“你等一等，我下楼安排好汽车。”说着，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过了两三分钟，年轻人看看差不多了，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从窗口看去，那个女的正在给老头系扣子。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端起手枪，屏住呼吸，“砰!砰!”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眼看着老头子倒在地上，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他转身就奔向楼梯口。

　　枪声震惊了人们，一群人迎面跑过来。年轻人一挥手枪，咬着牙喊道：“闪开!我在杀汉奸，没你们事。”乘那些人发愣的当口，飞快地跑下楼。这时，商人早把汽车停在门口，并打开车门等着他。

　　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汽车，车门没等关好，汽车已“呜”的一声，一溜烟开跑了。

　　“怎么样?”商人问。

　　“眼看他倒了下去。”年轻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

　　“打了几枪?”

　　“记不清了，大概是两枪。”

　　原来，这两个人便是力行社特务处派去刺杀张敬尧的人。中年商人叫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年轻人叫白世维，年方二十四岁，也是军校毕业，先后任抚宁县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他本不是特务处成员，但因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关系密切，便推荐给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执行这项任务。而郑介民又是受何应钦之命，布置这次暗杀的。

　　1933年，正是长城抗战后中日关系至为紧张的时期。自1933年1月以来，日军先后对热河、长城各口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虽经激烈抵抗，但仍失陷热河和长城各口，日军并觊觎冀东。这时，新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得到情报，说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孙传芳在天津、张敬尧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权。这两个人，孙传芳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张敬尧当过湖南督军，旧属较多，影响很大，一旦建立傀儡政权，对国民党威胁太大。于是，何应钦命令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找一个“忠实”的黄埔学生，暗杀张敬尧。这样，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白世维。

　　白世维受命后，即开始准备行动，郑介民还把自己的手枪摘给他，以示信任与鼓励。经过了解，得知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三楼。东郊民巷是使馆区，其治安由各帝国主义轮流值年负责。当年正是日本值年，所以张敬尧认为住在这里极为安全。他找了个女人陪伴，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起床，他的四个保镖下午一点到这里，保护他活动。这就给王天木、白世维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张起身后、保镖来前动了手。

　　王天木、白世维乘车脱身后，换了衣服，埋好手枪，才向郑介民汇报。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生命垂危。

　　当天晚上，报纸登出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次日，各报纷纷报道：在六国饭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据说，张敬尧被刺时，孙传芳由天津刚到六国饭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跳窗逃入日本兵营，很长时间不敢出来活动。后来，他被侠女施剑翘刺杀。

　　有人以为，白世维刺杀张敬尧与戴笠无关。其实，关于张敬尧投靠日本人之事，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来的，而郑介民虽受何应钦之命布置，也必须经请示戴笠批准后才可行动。在刺杀重要人物上，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他必然要请示蒋介石。而且，日本拉拢张敬尧，对蒋介石的统治影响甚大，所以，可以推断，刺杀张敬尧之事，也是蒋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

　　杨杏佛喋血

　　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蒋介石之所以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对抗日活动变本加厉地予以镇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成立了。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务是：“(一)为国内###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

　　同盟成立后，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在斗争中，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

　　一是刘煜生被杀事。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动###”的罪名逮捕，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

　　二是营救###问题。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

　　这期间，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动情况由特务部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蒋介石那里。这不是专门和我作对吗?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杀一儆百，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但杀谁好?这却是个颇费踌躇的问题。杀小了吧，起不到恫吓作用;杀大了吧，宋庆龄是孙中山###，蔡元培是国民党###，杀了他们，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莫说全国人民不答应，就是国民党党员就会把我吃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无时不在找我的缝隙下蛆呢?对，就杀杨杏佛。他是同盟总干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跃，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资历和影响，杀了他，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的作用，又不会翻了自己的船。于是，1933年4、5月间，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后，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

　　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着蹓玩。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报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同意，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的目的，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这样，对宋庆龄的威胁更大。

　　戴笠对蒋介石的命令，向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接到指示后，即亲往上海布置。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当即自杀，绝不泄露秘密。

　　1933年6月18日这天，天清气爽，又是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身着骑马眼，头戴灰呢帽，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乘骏马出游。

　　这时，埋伏在杨家附近的特务们立刻紧张起来，只见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

　　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监视的特务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边走边说什么，走近了轿车，立刻暗示特务们准备动手。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不再出游，刚想发信号，让特务们冲进去动手，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车。

　　车子终于发动了。听到马达声，特务们都在大门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准备。汽车刚出大门，暴徒们突然窜出，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子弹雨点般飞到车上。

　　杨杏佛一听枪声、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他自知难保，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

　　特务们打了一气，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这时，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特务们先后抢上，扬长而去。但一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拐回来时，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而四面警笛狂鸣，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已等不及这个特务上车了，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仓皇中未中要害，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

　　却说那个特务完成任务，没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枪，眼看巡捕包围过来，绝望中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杨杏佛到了医院，便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尸体，发现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

　　那个受伤的特务被医生抢救过来后，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是山东人，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怕，一旦供出实情，不用说我小小的处长，就连蒋委员长也脱不了干系，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这个特务便“重伤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风得意地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但结果却不尽然。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在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愤怒指出：敌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然而，同盟还是停止了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致力经营，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并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成为一报业托拉斯。以后，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共产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他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并大量刊登鲁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诸《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

　　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连续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一真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自今以后，国人亟应翻然觉悟，与其依赖政府，毋宁依赖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实乃最伟大，救国自救，最为有效。”“一?二八”抗战后，言论更加激烈。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甚是别有用心”，揭露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亦正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

　　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主张取消官僚政治、军人政治，主张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

　　抨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对红军进行围剿，《申报》却发表评论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这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而“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

　　此外，《申报》还支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开初，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倾向。终因“中大风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国民党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其间，积欠经费达半年之久，师生积怨甚深。1932年，朱家骅调任南京政府###部长，委任段锡朋为校长。段到任后，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打伤。《申报》将中大风潮内幕揭露，说是因“经费积久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而致，其矛头已指向###和南京政府。朱家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和报告，将《申报》的种种进步言行上报，蒋介石即用红色铅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执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报》在全国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过种种关系疏通，蒋介石则要求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遭到史量才的拒绝。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蒋介石在压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让步后，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同时，准备摆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间，终于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戴笠。

　　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后来，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戴笠想，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要发生有特务跑不脱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时在秋水山庄附近狙击。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因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发生了大命案，破了就会找到自己人头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侦破无能的罪名，也会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决定在沪杭公路上动手。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

　　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

　　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

　　盟兄之死

　　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职业杀手王亚樵在梧州被刺身死。实际上，王亚樵是被戴笠派人刺杀的。

　　王亚樵本是戴笠的金兰换帖的兄弟，早年还资助过戴笠。入黄埔前，戴笠在###会中混事，曾到安徽在上海的同乡会馆拜会王亚樵。当时，王亚樵正是安徽会馆的首领。戴笠正在上海流浪，无衣无食，经人介绍，结识了王亚樵。王便将其列为帮会兄弟，支一份生活费给他，戴笠便在王的手下东跑西颠，帮些小忙。后来，戴笠回乡组织自卫团，维持家乡治安。王亚樵恰于其时被浙江督军卢永祥任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组建部队，便写信给戴笠，请他来协助。

　　戴笠到湖州后，在王亚樵那里又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个人便结为兄弟，以王亚樵年纪最长，成为三人的盟兄，王亚樵即任命三人为纵队长。当时戴笠正为筹建自卫团时欠下的很多债务而发愁，听王亚樵答应帮助归还，便也兴高采烈地接受任命，并追随王亚樵参加了直皖战争，以为就此发展，可作晋身之阶。不料，战争结果，卢永祥被孙传芳打败，通电下野，王亚樵等人也作鸟兽散，各奔他乡。

　　后来，戴笠受蒋介石之命执掌特务处，曾想罗致王亚樵，但因为蒋介石训斥而未进行。而王亚樵这时也因政见问题走入反蒋的行列。但他不加入任何派系，只靠帮会关系，笼络住自己的一套人马，进行各种活动，在江湖上有职业杀手之名。

　　据说，戴笠这时曾托人带信给王亚樵，意谓：你如反对蒋总司令，我必杀你。王亚樵也表示：“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

　　这对盟兄把弟困反蒋、拥蒋问题而走到了敌对的立场。但戴笠布置刺杀王亚樵，还是因为汪精卫被刺案。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时，一位记者突然从摄影机中抽出一把手枪，对准居中的汪精卫连放三枪，将汪击成重伤。行刺者本人亦被当场打倒，第二天即死去。经查，此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

　　汪精卫被刺后，一时在国民党内搅起了轩然大波，恰恰这天蒋介石又没有参加摄影，人们便怀疑是蒋介石所为。阎锡山、冯玉祥当即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话中有音的责问：“会场森严，仍来暴徒，亟应严办，以惩凶顽。”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也当面指责蒋介石： “你不想用汪先生就说话嘛，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亦深为震怒，马上召见戴笠，训斥说：“人家打到了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种事吗?限你三天之内破获此案，否则要你的脑袋。”

　　戴笠回到特务处，把手下的人也依样画葫芦地臭骂一顿，并亲自率人组织破案。经过多方侦测调查，抓到晨光通讯社的编辑主任贺坡光和孙凤鸣的妻子等多人，严刑审问出是王亚樵、华克之等人主使，经报蒋介石后，决定逮捕王亚樵等人。但这时王亚樵已去香港，戴笠就亲赴香港抓人。

　　但戴笠在香港一下飞机，就被香港当局以非法携带枪支为名扣压，关了三天后，才由南京政府交涉放出，这更增加了戴笠对王亚樵的仇恨。

　　经过多方审讯和部下的侦查，得知王亚樵已躲往广西梧州。而这时的广西正在桂系的掌握中，无法公开逮捕，加之王亚樵党羽甚多，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戴笠就密派特务，前往梧州刺杀王亚樵。一天晚上，趁王亚樵拜访一女人时，隐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王亚樵刺杀身死。

　　斧砍唐绍仪

　　唐绍仪字少川，1860年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政府内任职。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南北议和全权代表，为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广东护法军政府，为七总裁之一。1931年，参加广东的反蒋政府。“九?一八”事变后，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就是这样一个官场上不倒的“三朝元老”，1938年被戴笠派人刺杀于上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调动七十三个师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决战。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到11月，日军进驻上海，国民党全线撤退。不久，南京失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撤武汉，后迁重庆。

　　此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并派人多次劝说唐绍仪离沪赴港，但唐绍仪迟迟不动。这时，日本侵略者急于在其占领区内寻找一个有声望、有资历的中国政客出面组织政权，以实现“以华治华”的策略，便看上了唐绍仪，派出一个专使拜访唐绍仪，动员他出面组织政权。但唐绍仪并没有答应。

　　日本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却为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国民党从上海撤退后，戴笠留下了大批潜伏特务，一方面搜集日方情报，同时也监视各方人员动向，而唐绍仪在上海迟迟不肯动身，便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电令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严密监视。

　　周伟龙手下有个特务叫谢志磐，他常利用与唐绍仪的亲戚关系去唐家侦探情况，便知道了日本人去过唐家，但与唐绍仪谈的情况并不知道。由于戴笠催得紧，谢志磐只好把从唐家一些人口中听到的一句半句添油加醋地报告周伟龙，周伟龙为了邀功，再加上一点水分。到了戴笠那里，就成了日本与唐绍仪勾结的情报了。后来，戴笠又请在香港的杜月笙给唐绍仪写信，找人持信去上海见唐绍仪，劝唐立刻动身离沪，唐绍仪表示决不会当汉奸，一定要去香港，却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杜月笙得到回信后，即告诉戴笠，说唐暂时不会离开上海。于是，戴笠一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一面布置暗杀行动。他综合周伟龙的报告和杜月笙的回信，认定唐绍仪会应日本人之请搞维持会。

　　1938年9月30日这天，谢志磐先与唐绍仪约好，说有古董商人要出卖古董。将一个仿古花瓶用盒子装好，内藏一把小钢斧，由赵理君扮成古董商人，另一个特务李阿大扮成伙计带着它，乘车前往唐绍仪家。

　　唐绍仪平生喜爱古董，恰此战乱时期，可以买到便宜货，便到客厅会见。赵理君进客厅时，乘人不备，将香烟盘上的四盒火柴都装入自己兜里，见唐绍仪来到，便假装抽烟找火柴，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佣人去找。佣人离开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看花瓶，趁唐低头观看的刹那，“伙计”抽出事先准备好的斧头，狠狠地劈下去。可怜唐绍仪这个“三朝元老”，连哼都没哼出一声，便丧生在这两个特务的手下。

　　两个特务得手后，急忙走出来上车，还煞有介事地回身打了个招呼“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再送几件来。”说罢，车子就在保镖的眼皮底下开走了。

　　那个佣人取来火柴，一见老太爷倒在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脑浆，大喊了一声：“抓强盗!”便与保镖追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得飞快，拐个弯就不见了。他们记下了车号，赶紧报告租界警方，等发现汽车时，车内早就没人了。

　　唐绍仪死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内的一些###知道是军统所为，纷纷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该随便杀人。蒋介石没有办法，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并寄去五千元钱治丧;一边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昭功绩。

　　一面杀人，一面慰问，这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而这一套手法除了寥寥几人知道外，芸芸众生都被瞒住了。这就是运用特务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