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1]，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直接参与者马克思以及后期为了排挤巴枯宁派进入国际的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别的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例如，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译出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2]，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1863年7月22日，主要受欧文派社会主义和宪章派市民阶级[3]民主主义影响的英国工人联合会召开大会，抗议俄国沙皇镇压波兰起义。受蒲鲁东影响的法国安那祺主义工人代表团也参加大会，开始就两国劳工阶级的合作交换意见，产生了同年11月10日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呼吁书。1864年 9月28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大会，欢迎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大会的还有德国流亡者和为独立而战的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民主人士[4]。国际就在这样的共同声援弱小民族的劳动民众的背景下诞生。不过，民族主义本身不是国际的精神，大会没有采用具有崇高威望和政治影响的马志尼意大利民族主义派的现成章程。

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5]，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联主义[6]，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7]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8]。由马克思等 9人组成的秘书小组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这虽然不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9]，但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人愿望、得到各国劳工团体的广泛呼应。顺带指出，这个章程被收入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后来声称“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对于国际和马克思都不公平。马克思可能具体执笔记录下9人小组讨论的草案，但章程的内容（所谓版权）是国际的集体共识，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际的运营（主要是领导权争夺[10]）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教相距甚远。

据编辑马克思的有关国际的文献的Saul Padover回忆：国际成立时，马克思是一个相对无名的难民记者（a relatively obscure refugee journalist）[11]，马克思与英国的激进派或劳工活动家之间没有密切联系，他过着政治上被隔离的、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难民生活（Marx had no close connection with English radicals or laborites, and vice versa. His led the politically isolated life of an unassimilated continental refugee）。马克思在大会前一周对会议毫无所闻，一个30岁的流亡伦敦的法国激进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请马克思作为德国的代表参加大会， 马克思又叫上另一个德国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见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样本，欢迎一切认同国际原则的人士加入。国际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一切（The International was to change all this）。当然，正如欧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厂主）、葛德文（社会幻想家）、圣西门（旧贵族幻想家）、傅立叶（小店主）、蒲鲁东（印刷工）、巴贝夫（平等派密谋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萨尔（犹太富有律师）这些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先进人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样，非工人出身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加入劳工运动，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国际之上（所谓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导师”），都是令人欢迎的。直到今天，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们虽然没有忘记马克思派操纵国际、在无法操纵时竟然解散国际的“原罪”，但像巴枯宁当初那样，即使“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仍然把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战友对待，不会把婴孩与脏水一同泼掉。

让我们仔细回省一下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体现的基本原则：[12]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13] must be conquer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eans not a struggle for class privileges and monopolies, but for equal rights and duties, and the abolition of all class rule“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That the economical subjection of the man of labour to the monopoliser of the means of labour, that is the sources of life, lies at the bottom of servitude in all its forms, of all social misery, 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itical dependence；That the economical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s therefore the great end to which every political movement ought to be subordinate as a means“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独占劳动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悲惨、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上述原则非常简明，没有必要用什么黑格尔哲学或李嘉图经济学来复杂解释，因为它们与国际没有什么关联。例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嘲讽，显示了马克思的好斗风格，在学术功底上略占上风[14]，可以理解相对无名的新手对已经成名的大家的嫉妒。而相对无名的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国际取代安那祺-工联主义，除了犹太法律学生马克思的知识和计谋胜过欧文和蒲鲁东的朴素劳工信徒等人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共敌俾斯麦的光：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失败[15]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传统的劳工运动转入低潮或地下[16]，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和经验的后进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开始唱主角[17]。由拉萨尔开创、控制和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普鲁士型“国家”的紧箍咒。马克思不敢在拉萨尔生前批判他[18]，但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排除拉萨尔的影响，通过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工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获得很大成功。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声明：That all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adhering to it will acknowledge truth, justice, and morality as the basis of their conduct toward each other and toward all men, without regard to color, creed, or nationality; “拥护国际的所有社团和个人将承认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他们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特别地，作为国际运作的原则，《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也具体地规定：1. This Association is established to afford a cen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workingmen's societi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iming at the same end; viz., the protection, advancement, and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一个各国现有劳工团体之间联络与合作的中心媒体，实现保护、推动和完全解放劳工各阶级的共同目标”。3. There shall annually meet a Gener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consisting of delegate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Association.“第三条　协会的各支部代表组成劳工总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5. The General Council[19] shall consist of workingmen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t shall, from its own members, elect the officer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such as a treasurer, a general secretary, corresponding secretaries for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etc. “第五条　总协议会由国际协会成员国的工人组成，从它的成员中选出必要的职员如会计、总秘书[20]、各国联络秘书等，从事业务交流”。６．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form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d local groups of the Association, so that the workingmen in one country be consistently informed of the movements of their class in every other country;……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publish periodical reports. “第六条　总协议会在协会各地和当地团体之间组成一个国际机构，以便使一国工人经常得知另一国工人阶级的运动。．．．．．为便于联系，总协议会发表定期公报。”11. While united in a perpetual bond of fraternal co-operation, the workingmen's societie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will preserve their existent organizations intact.“第十一条　靠友爱合作的永久联结团结起来加入国际协会的各劳工团体，将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不变”。

这样对国际的运作的明确规定，接近于国际的名称，实际上就是federalism。这个词用在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体制，可以译为“联邦制”；用在社团组织或个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员原有性质、形式、人事、财务等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共同缔结同盟条约、义务、合同等，可以译为自治／自由联盟，与今天的欧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个人“掌握”协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体领导”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各派代表参加的合法代表大会。代表比利时自由联盟Belgian Federation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联盟和很多法国代表赞同的“劳工评议会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会采纳[21]：“代表大会宣布所有劳工都应该努力在他们的行业建立抵抗协会。一旦一个行业组合[22]成立，就应该通知同一行业的别的组合，这样就可以形成各产业的全国性同盟。这些同盟负责收集所有产业资料、建议要采取的公共措施并确保执行，最终由自由生产者的联盟Federation取代现有的工资制度。代表大会责成总协议会提供对所有国家的行会组合的联盟的支持。”“行业和产业组织的协议会将取代现存的政府，这种劳工代表制将一劳永逸地赶走历史上存在过的政府”。这种取代政府的劳工协议会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精髓：要实现完全社会革命，就必须同时消灭财产和权力的垄断。按照这个国际的精神展开的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国家的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道路却背弃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战败的德国把政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他们把德国引向社会主义了吗？1933年纳粹上台后解散议会，社会民主党毫无招架之力，被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彻底肢解了。另一方面，当1936年西班牙军人和王党发动叛乱时，尽管被长期压制，国际的中流砥柱西班牙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者（全国劳工同盟CNT）力挽狂澜，自发地拯救了共和，并在艰难的国际环境[23]中坚持了三年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型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必然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24]。

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派（仅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够了：吉约姆James Guilaume[25],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尔会议上也不择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可以在巴枯宁本人出席会议、马克思本人没有到会、恩格斯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由贝克尔提议的按语系自由联合的方案。那样的话，由马克思控制的伦敦总协议会就会“化为乌有”，而被在欧洲大陆的法语、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德语协议会中心所取代[26]，国际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马克思在国际内的职称（总协议会委员、德国联络秘书、荷兰临时联络秘书、俄国联络秘书）和后期（1870年10月4日）进入国际的恩格斯的头衔（总协议会委员，西班牙联络秘书、比利时联络秘书、意大利联络秘书），与“马克思领导国际发动了巴黎公社”的神话一样可笑。巴枯宁并不是不懂阴谋权术，但在事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紧要关头，宁愿“被宰”而不愿宰割国际的同志。“既然国际的组织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家或专制而是激进地消灭每一个主权，国际必须有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是何等地对人的兴趣和本性的自然发展的权威、人为、暴力、疏远和敌对，国际的组织就应该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兴趣和天性”[27]。在既存的社会里，博爱是博爱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国际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则建立新的社会，不容许真正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玩弄任何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专制／独裁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虽然有极个别的倡导者如巴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且是国际劳工运动里的毒瘤。

巴塞尔会议加剧了马克思派的恐惧和除掉巴枯宁的决心[28]。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协议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汝拉联盟立即发表了Sonvillier的历史记录，抗议伦敦总协议会的傲慢和虚伪。但是，马克思派变本加厉，在1872年的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伪造多数代表的身份、阻碍反对派代表赴会，操纵大会，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同时出卖了国际的废除国家的使命，把国际变成他们的投票机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真正的国际在海牙会议上被埋葬了[29]。

海牙会议后，国际的重要的联盟成员在St. Immier召开会议，推翻了海牙会议的所有决议，恢复了国际的原初精神和原则[30]。世界劳工阶级的根本地位没有变化，国际的旗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或任何派别的政治目的而倒下。实际上，虽然自此以后在所有国家政权的压迫下，国际连作为一个联络中心的功能也无法发挥，我们在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31]、西班牙内战到以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权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32]、世界社会论坛、阿拉伯之春、互联网自由人权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都看到对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挥。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国家机能高度复杂，社会主义运动也丰富多彩[33]，不必、也不可能拘泥于一种教义、组织、名称、形式。当然，我们的具体工作也随时代而变化，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基本实现，目前的目标应该转移到以四小时工作制为口号的完全雇用[34]。面对全球化浪潮，2001年创立的“自由国际连带”Libertari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包括了西班牙的CNT、乌拉圭安那祺主义联盟以及法国、阿根廷、巴西、意大利、美国、墨西哥、南非等国际的组织，也欢迎不知道国际丰富历史的各种争取自由、人权、平等的团体。例如，面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西班牙失业民众从安那祺主义的互助原理，学会抛弃欧元、自行组织“时间银行”，平等交换劳动时间（律师和清洁工的相同劳动时间创造相同交换价值），废除了利润等金融投机的可能[35]。

比名称和组织的正统性之争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曲解国际的原则：

“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

“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真理、公正和道德是不分肤色、信条和国籍彼此相处以及对待一切人的准则。”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９月３日 美国劳工纪念日]

[14] 马克思在蒲鲁东去世时还不忘攻击蒲鲁东：“《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16卷第28—36页，“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