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的故事

  文革时期最后一任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四人帮’垮台后，于1977年1月被免职，5月19日批判刘传新群众大会前自杀。刘传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断，也决没有好下场。据当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后，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为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被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
刘传新原是部队干部，文革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他在文革期间干了不少遭人恨的事情。上述文章作者的意思是，如果他不自杀，可能也活不了。而对17名干警遭“秘密处决”，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80年4月，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秘密枪杀了北京市公安局的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而且是以办读书班为名，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原因是他们掌握有邓小平及家族的一些证据。其中包括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等。

                                                                 ——参见杨尚昆、刘英的回忆文章

活体医学试验

高华著作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提及：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内容摘自 师秋朗（师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删部分补正〉，载《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师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载于《炎黄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该文曾被《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且所删某些内容又恰是康生最阴暗的部分。师秋朗为此向《炎黄春秋》表示意见，《炎黄春秋》在同年第6期补发了师哲被删文章的部分内容。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