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祸害

毛 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存在决定意识，屁股 决定脑袋，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分析“文人”（“知识分子”）三要素决定的所有行为特征，没有一样是有积极意义的，没有一样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民族凝 聚、国家强大的。这样的人掌权绝对是中华民族的大祸害。

1．“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文 人”（“知识分子”）要生存就必须当权。要当权就必须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要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就必须确保自己的软权力至高无上。要确保自己的软权力至高 无上就必须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神话。要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神话就不能容忍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自己的绝对权威，尤其不能容忍创造财富的脑力劳动者哪怕跟自己平起平坐，更不用说高人一头了——劳动神圣了，不劳而获就可耻了；拉车 的受尊重了，蹭车白搭车的就受鄙视了；真才实学受欣赏了，“皇帝的新衣”就卖不掉了；用知识创造财富吃香了，用知识掠夺财富就吃不开了；钱学森、邓稼先、 罗阳等受尊重崇拜了，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江平、陈有西们的神气活现就不那么灵了……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想方设法贬 低脑力劳动者、千方百计压制脑力劳动者的劳动以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注意：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便子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的，用由他随心所 欲信口开河发挥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才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⑴． 制造摧毁科学研究积极性、扼杀科学人才的大环境——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用一切手段确立起“当官掌权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几千年来无孔不入地向整 个社会灌输“创造财富的低人一等、掌权统治别人的才是真本事”的意识：“学而优则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肆无忌惮地歧 视、压迫一切创造财富、发展科技的人：“远小人、近君子”、“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谁研究科学技术谁就是“小人”，就必须根据“远小人、近君 子”的原则将其一脚踢得远远的。这就导致只认权术，不认学术，权术即学术，学术即权术等崇拜权力、轻蔑劳动的观念浸透整个社会，靠劳动创造财富谋生被视为 “无能”、“下等”，“读书做官、考取功名”被视为“正道”，读书做事搞科学则一概被斥为“不务正业”、“不求进取”、“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在社 会上抬不起头来，没有任何地位，倒是烧丹炼汞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往往吃香。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把科学研究与江湖骗子混为一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凡经济上 稍有一点条件的人家无不让子孙以读书考功名为正道，根本不允许他们搞什么与当官掌权不相干的科学研究。（贾宝玉不爱读四书五经只读诗词文学《西厢记》他爹 都不干，如果贾宝玉想一辈子不考功名而去琢磨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贾政还饶得了他？）而穷人谋生尚自顾不暇，当然不可能搞什么科学研究。中国历史悠久，却几乎 无人从事基础性科学研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相形之下“读书只为当官掌权”的价值观在欧洲就没有获得如此长期如此彻底压倒一切的绝对统治地位，搞科学研究 不至于遭到整个社会的歧视，这才会出现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不求做官而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兴趣爱好搞科学研究，才会出现牛顿、莱布尼兹、哥白尼、法拉第、拉 瓦锡、拉瓦尔、安培、欧文、欧姆、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赫兹、笛卡尔、富立叶、台劳、高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诺贝尔、达尔文、居里夫人、瓦特、焦尔、爱 迪生、达．芬奇等科学家——中国没出现这样的人并非中国人笨，而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创造出的千年社会大环境根本不允许中国人朝这个方向迈步， 敢向前迈的很快就被扼杀了。

⑵． 只继承权术不继承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个持续的过程，离不开继承性，离不开承前启后继承发扬，离不开社会性配合。把持着话语权、记载权、记述权的“文 人”（“知识分子”）从来只对皇帝达官贵人的起居注感兴趣，对老百姓的一切都没兴趣，还整天“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为尊者讳”，凡不合胃口的东西 要么一概删除，要么歪曲篡改；对搞科学研究的人根本不屑一顾，更不用说详细记载记述科学研究的成果了。后代需要的、能反映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生产、技 术、军事、百姓生活、基本度量等方面实际情况的详细资料、统计数据基本空白，有点凤毛麟角也是语焉不详、乱七八糟、自相矛盾，以至于现在要知道许多历史真 相往往如同刑事破案，不但得反复考证，而且要靠考古挖掘、靠高科技分析——电视片《复活的军团》里一再援引《史记》，也一再提到《史记》对当时社会生产力 的详细情况、生产技术、军事技术、军队编成装备、战略战术、后勤供应等详细情节等等毫无记载记叙，如果没有发现兵马俑，这些东西就永远无从知道。不光《史 记》，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记载的历史无不如此：留下的连篇累牍全是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的权术计谋、整人琢磨人算计人的学问和事迹以及歌功颂德 的马屁废话，有关科学技术生产研究的一几乎片空白，即使拼命翻箱倒柜大海捞针也寥寥无几支离破碎，根本查不到多少有意义的资料，所以即便偶然有人从事科学 研究，其名字、事迹和成果也被“文人”（“知识分子”）们轻易埋没泯灭，后人无从知道，更谈不上继承发扬——不信就使劲翻故纸堆，有造纸、活字印刷、罗 盘、火药这四大发明的发明人的详细资料吗？有算盘发明人的详细资料吗？有与“中国”同名的“瓷器”发明人的详细资料吗？有丝绸发明人的详细资料吗？有茶叶 发明人的详细资料吗？有设计建造长城、北京城、故宫、十三陵等灿烂古建筑的人的详细资料吗？有李春、李冰父子、黄道婆的详细资料吗？为今人所知的张衡、祖 冲之、万虎等人的名字事迹一直被埋没，只是到了近代中国人为了和洋人争口气才把他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

毛 泽东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而中国老辣的“文人”（“知识分子”）呢？不 是“没有来得及”，而是根本不肯干，甚至蓄意毁灭一切有关科学技术研究的“起码材料”——“文人”（“知识分子”）只记载权术、不记载技术的结果是历史上 中国人只能继承权术，不能继承技术：如今人们经常听到这句话：“XX技术失传了”。为什么？（为什么从没听说“XX权术失传了”？）把持了文字话语权的 “文人”（“知识分子”）从来只记载权术不记载技术，所以有关权术阴谋的东西能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发扬，而有关科学技术的东西全靠当事人家庭一线单传。这就 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切科学研究即便难得地偶然发生，也无不自生自灭，无从流传，注定被埋没，使后人根本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线索，想继承科学技术研究此成果都 没门，不得不重头开始，不得不重复发明，不得不承受浪费。如此世世代代持续不断地只继承权术、不继承技术、只拼命累积发扬光大权术、不断地埋没毁灭技术， 中国的科学技术怎么可能不停滞不前？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谁必须对此负责？手握杀人笔、独霸话语权的“文人”（“知识分子”）。

⑶．制造与科学研究格格不入的文风学风社会风气——科学技术需要的是认真，是精确，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文人”（“知识分子”）出于权术的需要，一切反其道而行之：

—— 坚持文言文，抵制白话文：科学研究必须有能清楚准确地传递信息的语言工具。对此文言文根本不能胜任。要搞科学研究必须使用白话文。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 百年前就有了用白话文写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但五四运动之前白话文一直受到“文人”（“知识分子”）的疯狂抵制，始终不 能登大雅之堂，更谈不上成为正式的官方语言。“文人”（“知识分子”）放着能准确传递信息的白话文不用，坚持文言文，根本原因是权术需要——文言文冷僻费 解，不容易学，便于把绝大多数人排斥在读书识字者之外，确保自己的独霸垄断地位；文言文可以通过不同的断句、一字多义给出完全不同的意思，便于玩弄权术； 文言文艺术性高于实用性，容通过排比烘托、起承转合、引经据典、华词丽藻把“表达信息”变成“卖弄学问”……“文人”（“知识分子”）几百年坚持文言文、 抵制白话文，用艺术偷换技术，本质是为了权术，为了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需要。

——树立鄙视创造发明、鄙视实事求是、鄙视科学研究、崇拜权力、崇拜权术的智慧标准

科 技发达的社会认为人类最高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称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为有智 慧的人；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则认为人类最高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称权术家阴谋家为“有智慧的 人”。按照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智慧标准，只有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才够得上“聪明人”，不会做这 些的均被列入“老实”、“无能”、“书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之列。

科 技发达的社会以创造发明为智慧标准，以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为智慧人物的典型。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以善于玩计谋、搞诈术为智慧标准，以诸葛亮为 智慧人物的典型。如果以创造发明为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没有发明，没有创造，没有提出过任何理论，连个高等数学方程都解答 不了，岂有资格在爱迪生、爱因斯坦面前谈智慧？陈景润可以算是“智慧天才”，而擅长计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没有资格算“智慧天才”。而按中国‘文人” （“知识分子”）的“玩计谋、搞诈术才算智慧”的标准，诸葛亮、基辛格才算“智慧天才”，陈景润、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遇到诸葛亮、基辛 格肯定被玩得团团转，岂有资格在诸葛亮、基辛格面前谈天才？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只懂做学问的人只能被视为怪人、弱智，生存都难——在科技发达的社会里，做 事比做人更重要；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天下，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中 国“文人”（“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篡夺权力的需要，树立了以推崇权术计谋为核心的智慧标准。这是一个历史作用极坏的标准，它成了扼杀中国科学发展的无形 黑手——科技发达的社会把发明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把权术家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科技发达的社会重视“与自然斗”， 因而能诞生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中国“文人”（“知识分子”）重视“与人窝里斗”，结果出现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使中国人不以发明创造为荣而以权术整 人为傲，还自鸣得意“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绝顶智慧”。这岂能不严重妨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今日中国只善于制造、仿造而不善于创造的状 况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建立强制灌输权术性思维方式、扼杀科学性创造性思维方式的教育考试体制

鼓 励科学研究的教育考试体系注重科学化，注重检验、发掘、培养人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讲求严格、严密、严谨、精确、实事求是、证据确凿、逻辑推理和想 象创新能力，把文字变成能精确交流信息和思想的工具。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把持的科举教育考试体系强制灌输死记硬背、格守教条、推崇没有客观标 准、完全凭考官个人好恶的“文采”，用艺术取代学术、排斥技术，通过强调主观夸张、华丽辞藻、艺术虚构、讲究声势而排斥客观真实和科学精确，把文字变成卖 弄学问、玩弄文字游戏、耍弄权术的武器。这样的教育考试体系培养的学风和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强制推销“皇帝的新衣”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

⑷．为了权术，鄙薄技术

为 什么当年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马尔嘎尼访华时带来的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屑一顾？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一旦对外通商、对外开放，外 国的思想进来了，孔孟之道就不至高无上了，自己靠科举获得权力和特权的途径就要受到威胁了。为了确保“文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特权，必须禁绝一切 威胁到科举体制的东西，因此必须禁绝一切挑战孔孟之道的思想，必须闭关自守，必须轻蔑马尔嘎尼带来的科技成果，必须声称“跟天朝先进制度相比，西方科技成 果不值一提”——为了权术，鄙薄技术。

为 什么如今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拼命贬低、冷嘲热讽？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的成就， 就不得不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就不利于改旗易帜、用“多党制”推翻共产党、不利于“文人”（“知识分子”） 实现“用选举获得权力和特权”的根本大计。因此必须拼命贬低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的成就，必须声称“跟外国先进制度相比，中国科技成果不值一提” 、“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为了权术，鄙薄技术。

鲁迅在《随感录33》中说：

——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 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

——“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

“法之魄”在《看看为什么某些“知识分子”仇视开国领袖，歌颂民国好》中说：

——“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 “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 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 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 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 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 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 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 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 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 了……’”

—— “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 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⑸．不择手段歧视、迫害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创造财富的脑力劳动者

文 人尚且相轻，搞自然科学的脑力劳动者如果比“文人”（“知识分子”）更有威信还得了？“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神话岂能不受 威胁？“文人”（“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神”的绝对软权力获得硬权力的根本大计岂能不受危害？卧蹋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文人”（“知识分子”）面前岂容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创造财富的脑力劳动者平起平坐？就凭这，“文人”（“知识分子”）也非让他们低人一等不可，非把他们踩到脚下不可——尽管“文人” （“知识分子”）从来只有臭名昭著（如朱熹、孙之獬、汪精卫、厉以宁、刘晓波）、从来没有钱学森、邓稼先、罗阳那样的可歌可泣；尽管这些“皇帝的新衣专业 户”一贯治国无能、治学无能、连常识都不及格（鲁迅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 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了还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圣、位于何方；还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弯、竹 杆子一拨就倒下起不来”。祖宗无知，如今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不知彼，连自己老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硬把个德国盗版的梵文二手货当“国学大师”供起来拜 ——“梵文”、“国学”闹不清，爹妈祖宗是谁闹不清，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却狂妄自大自命不凡，坚持读书做官的必须高于读书做事的，用知识掠夺 财富的必须压倒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搞权术的必须欺负搞技术的，一贯不择手段歧视、迫害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创造财富的脑力劳动者。

毛 泽东使中国大规模现代化、向科学进军，科学家工程师等用知识创作财富的脑力劳动者倍受尊敬，“文人”（“知识分子”）这些“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吃不开了； 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一贯靠垄断读书识字趾高气扬摆臭架子 的“文人”（“知识分子”）再也神气活现不起来了。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就一直习惯于高高在上“顶层设计”、支配别人、安排别人命运、狂妄自大惯 了、飞扬跋扈惯了、目空一切惯了的“文人”（“知识分子”）岂能咽下这口气？——在“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自己与创作财富的人根本不是一个挡 次：自己是高于一切、优于一切的“造世主”、“天子门生”、“代圣贤立言”、“文曲星下凡”、“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以天下为己任”、“秀才不出 门，尽知天下事”、“料事如神”、“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耶？”那些出卖劳力的工农不过是卑贱的“会说话的工具”，而那些用知识创作财富的科 学家工程师不过是一群“高级工匠”，全靠辛辛苦苦挣几个死工资吃饭，那象自己只要搬出“皇帝的新衣”就轻轻松松有权有势？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 关系、高等与低等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岂能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就凭这也非把科学家工程师们重新踩到脚下不可。主要手法：

①．理论上否定、舆论上诬蔑：

——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 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 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 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 讲”2011-12-11）

—— “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 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朱学勤）

——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世界根本不缺工程师，不缺能干活干得更好的人。缺的是能够理顺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人。缺的是优秀的领导人。这些人或者从政 治文化上，或者从金融商务上，或者从产业发明上，能够洞察预期常人所不能，从而调整打破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这样的人才永远不是简单的考试灌输能够培 养出来的。也不是能够被轻易替代的。比如所谓好的理工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筛人而已。真的有大规模额外需求的话，难道稍微差一点的理工生就不能顶上来，甚至 把一些文科生重新培训到虽然不很好但是也能用的程度，也要不了几年，再从别处挖点也就齐了。但是想替代领导人才，就难得多的多，慢得多的多。”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676935.html）

——“终于到文科治国的时代了！386电机专业让土鳖成了山寨大国，486两位一个水利一个地质 土鳖大搞基础建设，586……”（网络摘抄）

——“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人才，理工科博士不应被大批引入行政管理者队伍。”

②．组织上打压

——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 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胡星斗教授说。对此，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说，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 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

——“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

—— “在98名省级党委领导干部的简历中，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包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最多，达到了59人，所占比例为 60%。……七成为文科出身，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 科类专业。”

——“中国博士数世界第一，半数在当公务员”。

③．经济上刁难迫害

科 学家、工程师如果学以致用，肯定绝大多数在工厂企业单位。在“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总是“文人”（“知识分子”）居多。“文人”（“知识分子”）通 过不断拉开“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待遇，在整个社会掀起“公务员热”，使人人争考公务员。考公务员当然不会考理工科，当然对“文人” （“知识分子”）有利。结果“文人”（“知识分子”）的实际待遇与科学家工程师的实际待遇差距越来越大，“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下子就压倒 了科学家工程师，轻而易举就把科学家工程师重新踩到了脚下：

——“当科学技术人员不如当官，科研技术人员纷纷改行”；

—— “根据媒体统计，2009年每6名状元中，至少就有1人选择就读经管专业。而教育部的公开数据则显示，中国获得工科学士学位数量占所有学士学位比例在持续 下降。2008年，这一比例从1998年的50%下降到35%。”“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其最优秀的人才却去学了金融等虚拟经济范畴的专业”、 “传统工科院系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常常低于录取计划人数。”“很多工科大学羞于承认自己是‘工程师摇篮’”（2012 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揭秘中国军工人材现状：需要乔布斯但需更多罗阳”）

——“中国中小学生理想调查显示科学家排倒数第三”（《北京晚报》2009-04-07）

——“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工厂里但凡是个小头头就比工程师拿的多”；

——“在中国社会里技术不值钱，工程师不值钱，没多大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实现不了价值”；

—— “看看社会上，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四十多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每月拿五、六百元退休金艰难 度日晚景凄惨的有多少！而同等资历的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则是每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高工老了连扫地的都不如！”

——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题目是：“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讽刺中国媒体只认娱乐圈明星，而对为中国国力增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屑一顾，一无所知。

……

⑷．运用“逆向竞争”，专门打击污蔑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蓄意迫害

“文 人”（“知识分子”）污蔑别人“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自己呢？“造原子弹的不如胡扯蛋的”，“造航空母舰的不如搞房地产的、当买办的、当贪官 的”，舞文弄墨的骂搞科学技术的，不干事的骂干事的，没成就的骂有成就的，成就越大，被他们骂得越厉害：当年的两弹元勋被他们大骂：“两弹元勋：人类的敌 人，民族的罪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弹”，如今的罗阳同样被他们大骂——注意到没有？罗阳的以身殉职感动全国，但不包括哪怕一个著名的 “文人”（“知识分子”）。这种不表态本身就是表态，“此时无声胜有声”。不那么著名的“文人”（“知识分子”）们则连表面的装模作样都懒得装，赤裸裸把 心里的仇恨和幸灾乐祸全捅了出来——有人在“猫眼看人”上转载了一篇文章“顶尖科学家频遭美特工黑手，歼15总师死因有蹊跷”（西门大灌人5于 2012/11/30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808396），引 来主要跟贴如下：

——“唤叫”：如果真是这样，感谢美特，功德无量！
——“sir”：如果真是，那要感谢。
——“喜欢说不”：早死早超生。
——“第二中心”：楼主：天意因素，你考虑过吗？
——“西风寒剑”：天朝的顶尖科学家，呸！垃圾，还值人暗杀，可笑。
——“为爱宽容”：尼玛，辽宁号一个人消耗食物的量是美军一个人的6倍，这花人民血汗的家伙，吃饱过头，心脏无法负担而引起的心脏病死掉，是报应啊！
——“风在海边”：罗阳可能还算有点良知，看他们吹得太邪乎了心脏承受不住就挂了。
——“风在海边”：少喝点茅台酒就行了
——“萌之魔王”：谁见过这种人会懂技术
——“氏民”：是酒鬼酒喝多了，被鬼塑了。
——“会摇尾巴的狼”：一个管技术的官僚而已，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还顶尖？
——“超越地平线”：尼玛的，搞那么多花姑娘放那不累死才怪呢？
——“挽歌”：就那些所谓的科学家 估计洛马一抓一大把
——“甲申1944”：不是科技人员，是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
——“CC9”9：总指挥一般不懂技术，属书记一类，迎来送往，陪喝陪玩，签加工合同，应酬太多
——“瘪三”：山寨者不得好死，听过没？
——“风云对”：你一个刷漆的，也值得谋杀？
——“ly20020820”：就把苏33刷了一遍漆,也能叫顶尖科学家?
——“jilibas”：二流产品都研制不出来,人家谋杀你干什么.
——“hhjsx”：王淦昌是谁？不认识。
——“SeanHZN”：看看他的履历，他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多半是挖空心思想往上爬累死的！做组织工作这么多年，他的专业知识还剩下几毛？
——“mdcg43”：造假成功，彻夜狂欢，精尽人亡
——“淘淘猫4”：赏了几个花姑娘，马上风死了。
——“想爱国”：一个高政工精英，一个业务白痴，美国为何要谋杀。
——“chenlh2010”：喝酒喝死的还怪美的。你一个总经理、董事长都多少年不沾技术活了，还技术专家？
——“二八.二九”：和平年代死了1个油漆匠而已
——“卡卡龙2”：死就死了，那有那么能扯的，我还怀疑是不是得知要升官了兴奋过头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

如 今说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科学家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排名才倒数第三，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是工人和农民——全是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从长远来说， 一个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科学家工程师）的地位如此低下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怎么可能不受到严重妨碍？

鲁 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 文章赶掉的。”“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 丁的华工！”——只有实践的人才知道联系实际的重要，只有亲身经历战场的人才知道武器的重要，只有亲自参加创造财富的实践的人才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只有 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才知道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文人从不上战场，从不创造财富，从不亲身实践，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怕人们重视 ——学理工是学实干，学文科是学扯蛋。人人都重实干了，扯蛋的就吃不开了，人人都注重科学技术和实践了，“皇帝的新衣”就卖不掉了，“文人”（“知识分 子”）至高无上的“知识神”的地位神就保不住了，“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大战略就吹了。这个利害关系决定他们只要当权就不可能不迫害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 员，就不可能不扼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2．“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人一盘散沙、内斗文化的根本原因

“逆 向竞争”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获得绝对软权力的王牌法宝：要取得绝对软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既然无法用事实证明自己，那 就必须用别人的“错误”证明自己，就必须用主观的夸张证明别人“错误”、自己“正确”，就必须不断地指责别人、吹捧自己——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知 识分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其实只有两条：指责别人，吹捧自己——只有宣扬世上无好人，才能掩饰自己是坏人；只有让人们相信世界上人人都坏、根本没有好 人，人们才会绝望，才会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看人时才会不看“人好人坏”而只看“聪明愚蠢”，只有臭名昭著而从无可歌可泣的“文人”（“知识分子”）才能 至高无上。

“逆 向竞争”意味着阴谋诡计、卑鄙无耻和同类相残。自然界靠阴谋诡计生存的动物不少，但都是对付异类，很少见有靠阴谋诡计同类相残的。而中国“文人”（“知识 分子”）的阴谋诡计只能用于同类相残——异族人不认他们这个“知识神”，不吃他们的那一套，他们的“逆向竞争”只能关起门来呈在中国人中间逞威风。中国 “文人”（“知识分子”）以当权掌权为唯一奋斗目标，一切围绕权术转。权术即内斗术。手握话语权、记载权的“文人”（“知识分子”）只对记录、整理、总结 整人、琢磨人、对付人的知识感兴趣，对记录、整理、总结创造物富的知识从来没兴趣，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整人、琢磨人、对付人的知识能得到持续不断的有系统 的记载、整理、总结、继承和累积，而创造财富的知识始终被埋没。这导致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内斗文化、内斗知识、经验、规律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发扬光 大，而精华部分——创造财富则自生自灭，不断失传。也就是说，只有内斗文化能发扬光大，只有内斗文化能代代相传——没有“文人”（“知识分子”）的继承， 光凭每代个别人小聪明搞权术，怎么可能积累成如此深厚的内斗文化和技术大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当权使“逆向竞争”被他们用权力强加给全社 会，深入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所谓“中国人好内斗”是假，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逆向竞争”是真。造成中国文化最大糟粕的不是普通中国 老百姓，而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是他们的“逆向竞争”。

说 把“内斗文化”、“一盘散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卑鄙的诬蔑。这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承担责任”、“推卸责任、找替罪羊”的无赖本性 的又一例：自己用权力把“逆向竞争”强加给中国老百姓，再反咬一口污蔑“内斗文化、一盘散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把自己的历史罪责全推到无辜的中国老 百姓头上。

3．“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市场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

⑴．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等价交换。用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本身就不是等价交换——“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等价吗？等价交换的基础是 双方地位平等。“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容忍任何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用说地位高过自己——要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就必须获得压倒一切的绝对软权 力。要获得压倒一切的绝对软权力就必须自我神化、成为“知识神”。要成为“知识神”就必须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就 必须树立“文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绝对霸权。如果“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压别人一头，不能确保自己对别人的优越感、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老 大，“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威风还怎么继续？“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底气还怎么保证？“文人” （“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还怎么维持？还怎么获得绝对软权力？还怎么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就凭这，“文人”（“知识分子”）也绝不甘 心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跟别人平起平坐，而非要证明“钱不是一切，有权才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一切，没了权就丧失一切”、“你再有钱也不如老子有 权”不可。市场经济发展意味着人、财、物的大交流，意味着冲破与世隔绝，意味着社会从静态转向动态。在一个动态社会中保持权力与控制当然难度要比静态社会 大得多。这就对“文人”（“知识分子”）的权力与控制形成挑战，当然要遭到“文人”（“知识分子”）本能的遏制：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无商不奸，有贾皆贪”：从理论上把一切按照市场法则行事的人统统贬成了“小人”，按照“远小人、近君子”的原则明目张胆予以歧视。

——“重农抑商”、“闭关锁国”：通过决策权直接运用政权暴力妨碍市场经济发展。

——权力崇拜：挤破脑袋当官、争先恐后考公务员、“大吃大喝不算本事，公款大吃大喝才算本事”、“拥有房子车子不算本事，空手套白狼、凭权力不花钱拥有房子车子才算本事”……

⑵．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能容忍任何竞争——“改开”一上来先规定“没有文凭的人不得当领导”，不由分说先把一切可 能的竞争对手一下子排斥出局，容忍竞争了吗？遇到不同意见一概扣上罪名用权力打掉：“我不同无耻的人辩论”、“极左”、“脑残”、“智障”、“文革余 孽”……容忍竞争了吗？全部舆论工具都由他们一手把持，不赞同他们的报刊杂志网站一概封闭，容忍竞争了吗？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与自己竞争，口口声声的“市场 经济”纯粹自欺欺人。

⑶．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文人”（“知识分子”）本性无赖，处处阴谋诡计，从来不讲信用——“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到天津只说去廊坊”、“裹 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从无信用的“文人” （“知识分子”）当权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信用？如今中国哪个靠有信用才能正常运转的地方能正常运转？政治？金融？股市？知识产权？货真价实？

⑷． 市场经济离不开规则。“文人”（“知识分子”） 从不受任何规则纪律的约束，从来是玩弄规则的高手，善于钻空子、找漏洞，只用规则对付别人，从来不用来约束自己——如今中国为什么假冒伪劣横行、有毒有害 食品泛滥成灾？“文人”（“知识分子”）的功劳：不管规定规则有多少严，人家总能找出名正言顺的借口“通融”、“例外”、“变通”、“灵活掌握”、“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通达权变”、“从长计较”、“高抬贵手”、“下不为例”、“特别照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上不瞒下”……最终把一切规则变成 一纸空文。

⑸． 市场经济需要保护市场。“文人”（“知识分子”）一切只看自己私利需要，从来不顾其他，包括保护市场——把中国经济主权拱手让人，使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 什么什么跌，这保护市场了吗？叫嚷“市场换技术”，市场丢了，核心技术一项也没换来，强迫中国老百姓给别人当小工出卖廉价劳动力，这保护市场了吗？中国金 融市场规则形同虚设，内幕交易泛滥，股市不如赌市，这保护市场了吗？把上万亿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拿去买外国买白条，眼瞅着天天贬值，甚至人家明确宣布决不 偿还时仍照买不误，还向中国老百姓封锁消息，这保护市场了吗？

历 史上“文人”（“知识分子”）强迫中国经济停留在闭关自守的封建小农经济，错过了自主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机。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今天，中国已 无可能自主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别人制定“游戏规则”，别人支配市场，别人实力雄厚，中国只要搞市场竞争，就必然按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大鱼吃小鱼” 的规律变成被吃的“小鱼”，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部吃光。“文人”（“知识分子”）不顾这一切叫嚣“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发展市场经济”是假，强迫中 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是真。

4．“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屠戮的根本原因

中 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把国家搞散搞垮搞崩溃搞得社会大动乱、大屠杀、好不容易再统一、再被“文人”（“知识分子”）通过“权力 交易”再当权、再把国家搞散搞垮搞崩溃搞得社会大动乱、大屠杀……如此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历史。戏法说穿了一文不值，窗户纸捅破了一目了然。中国历史周期性 动乱屠戮的根本原因戳穿了非常简单——“文人”（“知识分子”）当权。

回顾一下本文分析的“文人”（“知识分子”）三要素决定的本质、本性和行为规律：

本质：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

本性：知识无赖。

行 为规律：极端自私自利、绝对不干实事、绝对不参加实践、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只顾表面、顾头不顾腚、主观武断、理论至上、书本至上、 撒谎成性、傲慢蛮横、绝不平等待人、毫无原则、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寡廉鲜耻、毫无道德、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极端敌视人民群众、没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 同的需要、靠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惟我独尊、不承认任何其它权威、绝对自由主义、绝对自私自利、绝对不受任何规则纪律的制约、如蝇如鼠、毫无凝 聚、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没有任何组织性纪律性、没有识别真假信息能力、没有信息抗干扰能力、权力高于一切、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高人一等 的特权、永远跟着权力走、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以“‘文人’（‘知识分子’）是否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为标准衡量一切、为权力和特权不 择任何手段、脸皮更厚、心更黑、空手套白狼、权力交易、疯狂自我神化、绝对不承认错误、绝对不说实话、绝无诚信、绝对离不开阴谋诡计、绝对不接近人民群 众、绝对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绝对不容忍实事求是、绝对不容忍坚持原则、绝对不容忍来自老百姓的批评、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绝对不做任何具体承 诺具体保证、颠倒黑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编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教唆煽动、借刀杀人、“逆向竞争”、剥夺别人的思维权和判断权……

所有这些哪一条是正面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哪一条是维系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须的？

“文 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抢劫财富的寄生虫本质决定他们天生就跟人民群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文人”（“知识分子”）提到人 民群众时的态度永远离不开三条：“蔑视”、“仇视”和“恐惧”（顶多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大发慈悲地加上一条：“怜悯”）。这样的存在决定只要“文人”（“知 识分子”）当权就必然坚持用权力抢劫老百姓，就必然造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文 人”（“知识分子”）只会制造矛盾、加剧矛盾，不会解决矛盾；虽然偶尔个别人试图缓解矛盾，但一则治标不治本，二则决不可能得到其它同伙的配合，到头来无 不失败。“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的过程永远是不断变本加厉掠夺老百姓的过程，是整个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是整个社会不断分裂对立、最终走向 解体崩溃的过程。

“文 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任何素质，没有为国为民克己奉献的任何意愿，根本不具备凝聚、维系一个社会生存所必须的起码的素质，更不用说保护 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素质了——连管理古代小农经济的社会的素质都不具备，何况管理现代化的大工业社会？“文人”（“知识分子”）只有离心力，毫无凝 聚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白了就是一群苍蝇。苍蝇能组成社会吗？苍蝇能管理社会吗？“文人”（“知识分子”）当权即把社会交给苍蝇管理。苍蝇管理社 会，社会岂有不解体之理？苍蝇治国，国家岂有不崩溃之理？“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当权却硬要当权，那岂有不把国家搞垮之理？

⑴．“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永远变本加厉掠夺老百姓、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①．“文人”（“知识分子”）当权必使社会寄生虫无限制疯狂增长，人民负担无限增加

“文 人”（“知识分子”）当权，“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靠当‘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就能有权有势名利双收，这个事实存在本身就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谁也不是傻子，既然苦干实干的不如花言巧语扯蛋的，那何必辛辛苦苦创造财富？又何必不削尖脑袋学“文人”（“知识分子”），也当个靠花言巧语骗吃骗喝 发大财的寄生虫？其结果必然是人们纷纷学“文人”（“知识分子”）争当寄生虫，整个社会寄生虫如癌变细胞，无限制疯狂增长，最终吞噬光整个社会资源：

第一，拼命当官，当不了官就当吏，人人争进体制吃皇粮，官僚机构无限制膨胀：

“文 人”（“知识分子”）当权的时代从来都是人人争先恐后当官、当不了官就当吏的时代。人人争先恐后吃皇粮的结果必然是官僚体制如癌细胞一样无限制膨胀。古 代：除了学而优则仕，吃皇粮的道道还有：师爷、押司、捕快、皂吏、牢子、野牢子……如今：除了靠文凭当干部，吃皇粮的道道还有：公务员、协警、实习生、见 习生、助理、借调……

第二，拼命当“皇帝的新衣”专业户，靠花言巧语扯蛋发大财，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

古代：算命、测字、跳大神、看风水、贩古董、卖假药、讼棍、老鸨、拉皮条……
如今：“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律师”、“国学家”、“记者”、“历史学家”……

“文人”（“知识分子”）身为寄生虫又拒绝任何制约，只要当权当然要保护社会的寄生虫不受任何制约。

癌细胞不受任何制约，无限制地自我膨胀，疯狂地、贪婪地吞噬一切资源，手术、药物、化疗、放疗之类任何外来作用的制约都无能为力：癌细胞源源不断，割多少长多少、割得多长得更多、割得快长得更快。

“文人”（“知识分子”）当权使社会寄生虫不受任何制约，象癌细胞一样无限制地自我膨胀，疯狂地、贪婪地吞噬一切资源，道德、党纪、国法、一切监督实体（即便包括多党制）之类任何外来作用的制约都无能为力：寄生虫源源不断，砍多少冒多少、砍得多冒得更多、砍得快冒得更快。

连 “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也无法否认这种疯狂的社会性癌变：“为什么我们的机构改革越改越庞大？改到现在，政府财政已经吞噬了国门生产总值的小半壁江 山，到40%了。官僚队伍规模也越来越出奇，全国官员人数保守估计至少也是五千多万，官民比例真可用史无前例形容：1979年的官民比例是1比70，也就 是70人养活一个官员；1995年是1比40，而现在是差不多20人就得养活一个官员，到了1比20多了。与传统中国相比，我们的官僚队伍规模比西汉高出 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与西方世界比，也普遍要高出36-40倍。在国民财富消耗方面，我们是近40%，而越南是5%，印度是6.3%，德国是 2.7%，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邓文初：“自己的民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s561.html）

地球再大、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中国的资源就更有限。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发展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面对无限的寄生虫的掠夺，早晚有承受不住的一天，这也就是社会崩溃的一天——回顾中国历史，哪个朝代不是被这种寄生虫的无限疯狂增长压垮的？

要 避免这个结局，只有一个途径：遏制寄生虫的无限增长。然而这立刻就与“文人”（“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制约”、“绝对自由主义”的本性完全冲突。只要 “文人”（“知识分子”）当权，就休想遏这种疯狂的社会性癌变——“精简机构”，精简得成吗？“文人”（“知识分子”）有能力、有决心吗？别看“文人” （“知识分子”）对付工人农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破产倒闭”、“从头再来”……但碰上“文人”（“知识分子”）同伙就立 刻不知所措了：历来“精简机构”哪次不是越“精简”越臃肿？既然精简不了，那就只能是“有限的资源，无限膨胀的官僚机构寄生虫”，只能是社会性“癌变”， 只能是最终崩溃。

②．“文人”（“知识分子”）当权必使腐败泛滥成灾，对人民的压榨敲骨吸髓变本加厉

第 一，“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靠腐败凝聚同伙、建立权威——凝聚来自权威。权威来自作为，来自正确的行动。不作为者无权威，乱碰乱撞者无权威，扯蛋空 谈者无权威。“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不做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做就错，永远无法用创造的财富证明自己，无法用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的服 务证明自己，无法用踏踏实实的实际成就证明自己。要树立“知识神”的绝对权威，除了靠主观的夸张，就只剩下靠炫耀财势了——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名利心获得 仰慕崇拜，从而制造出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权威。而要如此，第一，自己必须财大气粗，第二，必须在整个社会营造出追求虚荣、攀比奢侈、花天酒 地、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的拜金主义粗俗势利眼的歪风邪气。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只要摆阔就能威风八面，说什么是什么。而只要“文人”（“知识分子”）当 权，就不愁推销不掉“皇帝的新衣”，就不愁财大气粗，就不愁凭财大气粗获得绝对软权力。这样的拜金主义泛滥的社会不可能不腐败——竖观历史，凡“文人” （“知识分子”）当权的时代没有不是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物欲横流、人们竞相攀比奢侈、腐败泛滥成灾、社会腐朽透顶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中国人天 生好攀比腐朽的东西，而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的需要。

第 二，“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靠腐败保护自己、排除异己——既然无法靠真理凝聚人心，无法靠实际成就建立威信，那就只能靠腐败排除异己、拉拢同伙了。 人人皆腐败，自己的腐败就不起眼了；大家都不干净，自己就安全了。要保护自己就必须制造腐败，谁不腐败谁就危险：要上梁山就必须杀个人当“投命状”，否则 就靠不住。要投靠“文人”（“知识分子”）就必须把腐败当“投命状”，否则就不是“自己人”，就是威胁，就不能留——你不贪，你的子女妻子三姑六婆的替你 贪，照样防不胜防。你不贪，就堵了别人的财路，别人就害怕你、排挤你、你就站不住脚——如今要当贪官的“自己人”得一起洗过澡、一起嫖过娼，彼此光溜溜赤 裸裸光棍对光棍证明谁也没带窃听器，谁都有见不得人的把柄，那才敢放心大胆说心里话；要当“文人”（“知识分子”）的“自己人”得一起反共，一起卖国，一 起拿外国基金会的钱，彼此光溜溜赤裸裸光棍对光棍证明谁也没给自己在国内留后路，那才敢放心大胆认同志。

第三，“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靠腐败施展权术，用鼓吹腐败教唆犯罪，拉人下水，篡夺权力：

——“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

——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 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 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

——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 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维迎

“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朱学勤

第 四，“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靠腐败才能合法谋私——“文人”（“知识化分子”）的专长是玩弄规章制度谋私利。玩弄规章制度需要腐败的大环境。政治清 明，制度落实，“文人”（“知识分子”）就没的混了。只有造出腐败黑暗的大环境，“文人”（“知识分子”才能如鱼得水——只要给钱，无恶不做的黑社会都能 给你弄成无罪，何况其它？

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粮食以算数级术增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需要是无限的，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总有地球承受不住的一天。

同 理，官员以算数级术增长，贪婪以几何级数增长（从走私彩电到买卖批文到房地产投机到金融投机，从一捞上万到上十万到上百万到上千万到上亿……这才多少年 啊？够不够几何级数？这样持权狂捞的在全国有多少？每年还要增加多少？每个人的胃口还会暴涨多少？）所有这些贪婪加在一起是无限的，中国社会再大、资源再 多、老百姓再能忍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中国社会总有承受不住、轰然倒塌的一天。

⑵．“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

第 一，“文人”（“知识分子”）向来有恃无恐：不管谁当皇帝，都要受“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支配，都会产生同样的意识：“文人没本事造反，武将有，要巩固统 治必须偃武修文”，都不得不靠自己获得执政的合法性，都不得不笼落自己，都不得不跟自己做权力交易。自己笃定“空手套白狼”，实现“用软权力篡夺硬权 力”。背水一战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没有救生手段才会竭尽全力挽救船不沉。白来的东西不可惜，有后路的人不拼命——既然不管谁当政都得跟自己作权力交 易，自己都可以空手套白狼，那自己又有什么必要为眼前的政权卖命拼命、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呢？你垮了就垮了，反正我有后路，无非换个权力交易对象而已。既 然如此，何必在乎别人的死活？何必为别人委屈自己？

鲁迅早就看透了“文人”（“知识化分子”）的这一套：

—— “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 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 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 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看 看鲁迅的辛辣揭露，就可以明白如今“文人”（“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高调“政治改革”的喧闹不过是二花脸的“最末一手”：“明 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第二，“文人”（“知识分子”）极端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任何人、任何政权都仅仅是利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绝对不肯为任何人牺牲自己、约束自己。

聂 绀弩记叙了一个例子：“我说，国家的现势，可说是危亡无日，日本强盗随时都准备吞并中国；中国的政治机构如果不改革，政治舞台上的人们如果还不觉悟，一定 无法抵抗，怎么这一班老爷们还在为个人为家庭打算呢？”他说：“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决不能抵御外侮，不是老早就有这么一句话么？‘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你说这话在那些官僚们中间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他们说，趁现在还未亡国的时候，多做几天官，多弄几个钱，多舒服几天，日本人一来，就什么都完了。”（聂绀弩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更近的例子发生在最近：

习近平说：“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时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30/c64094-19746089.html）

“文 人”（“知识分子”）说，不对，我个人好了国家才好得了，我不好国家好也不算好。覆巢之下有完卵，大厦崩溃了里面的屋子不受影响，国家完蛋了个人的日子照 样过：“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落实宪政是中国唯一 出路》2012-11-13）

“文人”（“知识分子”）最腻味听“有国才有家”，当然不会为任何政权委屈自己一分一毫。

第 三，“文人”（“知识分子”）苍蝇本性，毫无凝聚，眼前能贪一时是一时，能捞一口是一口，这种本性从来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他们本性就是只顾自己不管别 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要自己自由不要受人制约，怎么可能委屈自己顾全大局？即使有个把头脑清醒的试图力挽狂澜，其它文人”（“知识分子”）也绝对不干 ——历史上的“清官”希望抑制住贪官的贪婪以挽救整个王朝，而贪官们却从来不管那么多，坚决抵制，决不配合。历史上“清官”与贪官的争斗无不以贪官的胜利 而告终。如今也一样，凡有利于“文人”（“知识分子”）私利的东西从来雷厉风行畅通无阻，如“私有化改制”、“ＭＢＯ”、“高薪养廉”、“下岗分流”、 “买断工龄”、“专家专政”、“没文凭不得当领导”，凡对“文人”（“知识分子”）有所制约的东西从来困难重重，顽强抵制，七折八扣，“政令不出中南 海”，如“官员财产公示”、“限制三公消费”、“禁止论文造假”、“不准造假帐”、“禁止把学生当廉价劳力”、“不准潜规则学生”……

第 四，“文人”（“知识分子”）从来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根本不管将来的事——苍蝇蚊子什么时候考虑过如何过冬？“文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考虑过如 何应对将来？哪怕天下将亡大厦将倾也照样为私利不顾一切。“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这种话除了“文人”（“知识化分子”）没人总结得出来 吧？“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卞州”，有半分远见吗？南宋如此，明朝也如此。鲁迅说：“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 清流”。不仅如此，直到满清已经入关、已经占据北京、已经大兵进逼、灭顶之灾已经近在眼前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文人”（“知识分子”）们仍然内斗不休， 相互掐得你死我活，互相拆台，仍然歌舞欢宴纸醉金迷——有半点远见吗？从南宋到南明，“文人”（“知识分子”）简直一脉相承。

古 代如此，如今的“文人”（“知识分子”）同样如此：贫富分化登峰造极了，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了，基尼系数世界第一了，仍然满不在乎地宣布“如果把城市和农村 的基尼系数分别计算，中国的贫富分化并不严重”——有半点远见吗？可耕地急剧下降到逼近中华民族的生存线水平了，全国水系全部污染了，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 粮泛滥成灾了，粮食种子要害命脉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了……不但不悬崖勒马，而且变本加厉不惜一切保增长——有半点远见吗？

鲁 迅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 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文人”（“知识分子”）跟白蚂蚁一样，只破坏，不建设； 对玩弄权术空手套白狼捞到的政权只利用，不养护，用破用烂再换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白蚁吃光一切”的过程不断重复的历史：新王朝建立——“文 人”（“知识分子”）靠权力交易当权——“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 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社会苍蝇化、社会癌变、寄生虫无限制疯狂增 长、腐败泛滥成灾，所有这些无限增长的负担最终都要落在老百姓头上，直至老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官逼民反——社会腐朽到极点，整个社会大厦轰然崩塌——天下 大动乱、人口大灭杀——新王朝建立——“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交易又一次当权——又一次开始新的“白蚁吃光一切”的过程。

中 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治国。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治国的体制最悠久、最彻 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就凭这些历史事实就可以说，必须对中 国动乱频繁、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科学技术落后、人民动不动被大规模屠戮、国家被动挨打负责的是贯穿始终的“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治国——“文人” （“知识分子”）跟任何政权都没有不可割裂的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投靠别人，不需要顾忌政权的灭亡，是名副其实的亡国败家专业户，几千年来亡了一朝又一朝， 败了一家又一家，已经亡国亡惯了，败家败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败家。

“亡国败家专业户”的历史存在决定了“文人”（“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有一套典型的行为模式：

①．有恃无恐时：与鲁迅揭露的“二花脸”一样，肆无忌惮持权仗势欺压老百姓。

—— “二花脸”：“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 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 气的”

—— “文人”（“知识分子”）：以“学者”、“文人”、“精英”的身份出面当帮凶欺压老百姓：“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 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 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私人产品腐败 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②．社会矛盾激化、形势起变化时：象“二花脸”一样改变腔调，拉开距离。

—— “二花脸”：“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他是 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 “文人”（“知识分子”）：翻过脸来义正词严谴责当初自己大力提倡的腐败：“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 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③．社会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反咬一口，推卸责任，把自己教唆出来的罪行全部推卸到别人头上，象耗子一样争先恐后抛弃沉船，另找靠山。

——“二花脸”：“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

—— “文人”（“知识分子”）：“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 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

④．风云变幻、群雄并起、某力量看起来声势浩大有望成功时：“顺天应时”、“良禽择木而栖”，前往投机投靠。

⑤． 故技重施，玩弄权术，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得逞则立刻飞扬跋扈大肆清洗排斥异己，不得逞则装老实，潜伏下来当“二花脸”等待新的机会。不管得逞与否都开始 新一轮“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新的“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新的“亡国败家”过程。

—— “得逞则立刻飞扬跋扈大肆清洗排斥异己”的典型例子是王明、博古——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入党仅仅一个月就不择手段钻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了 四年回国在上海干宣传，仅仅两年（1931年1月）便从一个宣传干事一跃成了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入党六年有四年是在国外上学，回国什么 事实没干，仅仅卖了两年的嘴皮子就一下子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凭什么？“知识神”——“有理论”、懂洋文、善权术、利用洋人力量、拉拢了一帮“文人”（“知 识分子”）——“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别看王明对内神气活现牛气冲天，碰到危险屁滚尿流跑得比谁都快——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 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跑进一个尼姑庵躲了几个月还觉得不安全，干脆临阵脱逃找借口跑到苏联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把中共中央负责人职务甩给 了自己的铁杆博古。这个博古更牛，“博古”这个名字就是俄语“上帝”（Бог）的音译——自比上帝，狂妄之极。他1925年入党，1年后就跑到苏联留学， 加入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了王明的铁杆。博古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项迄今未曾打破的“纪录”：第一，什么实事都没干过、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被指 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总负责中共中央时不过24岁。王明、博古这两个“文人”（“知识分子”）要功劳没功劳，要资历没资历，光 凭“理论知识”和权术就一举篡夺了中共中央最高权力，轻而易举就完成了“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一得手立刻大肆排斥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领袖，到处“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到处瞎指挥，差点彻底毁灭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力量损失100%，苏区力量损失95％。几十万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将士没死在敌人手里，却 死在这些“文人”（“知识分子”）手里，多少人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好不容易获得的奋斗成果，被这几个狗屁不懂、专门玩弄权术、专门卖弄“理论”、“知识”、 “洋文”的“文人”（“知识分子”）三下五除二就断送了。“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祸害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 “不得逞则装老实，潜伏下来当‘二花脸’等待新的机会”的典型例子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时他们坐山观虎斗，等国民党大势已去立刻投机投 靠共产党。等共产党建立了政权立刻开始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专家治国”、“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虽然五七年这套没 得逞，但“改开”后“文人”（“知识分子”）又卷土重来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共产党交权”……所有的路数都一模一样：自封“知识神”，用软 权力篡夺硬权力，然后 “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开始新一轮的把中国搞散搞烂搞崩溃的历史周期性动乱屠戮进程。

⑶．“文人”（“知识分子”）当权使一切法律规章制度失效废弛、整个社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最终崩溃。

因 为“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其当权的结果必使社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文人”（“知识分子”）是苍蝇本色，只 管自己，不管别人，绝对自由主义，绝对不受任何约束，善于玩弄文字游戏，擅长玩弄规章制度，象苍蝇一样有空子就钻，有缝就下蛋。任何规章法律一到“文人” （“知识分子”）手里都会被弄得面目全非，只用来对付别人，决不用来制约自己——合乎自己胃口的雷厉风行，不合自己利益的坚决抵制，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软 磨硬抗反正叫你办不成：“圆滑”、“世故”、“会做人”、“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融”、“灵活掌握”、“看着办”、“变通”、“通达权 变”、“从长计较”、“高抬贵手”、“例外”、“下不为例”、“长点眼色”、“别太死心眼”、“别钻牛角尖”、“别把事作绝”、“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 “大面上亮得过去”、“特别照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条后路”、“载花不载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上不瞒 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治众”、“做事不能太绝”、“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县官不如现管”、“留个面子”、“不为己甚”、“适可而 止”、“中庸之道”、“难得糊涂”……见过循规蹈矩不钻空子的苍蝇吗？见过严以律己不按自己的私利需要解释规章制度的“文人”（“知识分子”）吗？

只 要“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维系社会存在的一切规章法律就必定被逐渐废弛，直至彻底形同虚设——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开国之际不制定一整套尽可能严密 的法律法规？又有哪个朝代的法律法规（不管如何严密）能避免逐渐废弛、最后“礼崩乐坏”彻底崩溃的下场？中国“改开”以来制定的法律规定还少吗？不说法律 法规，就说“四菜一汤”、“干部家属不得经商”、“政府官员不得通过亲属买卖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造假帐”之类规定，有几个能落实？

“文 人”（“知识分子”）惟我独尊、不承认任何其它权威、绝对自由主义、绝对自私自利、绝对不受任何制约、如蝇如鼠、毫无凝聚的“独立性”决定他们绝对不可能 遵守任何维系社会存在的法律规章，一旦当权必定把这些法律规章变成只对付别人不约束自己的牟利工具。“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必然群起 效尤，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苍蝇化——道德彻底崩溃，法纪荡然无存，矛盾尖锐激化，维系社会的软权力全部瓦解，法律规章形同虚设。法律规章形同虚设等于“无 法无天”。“无法无天”等于“无政府”。“无政府”就必然社会崩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⑷．“文人”（“知识分子”）只会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不会解决矛盾缓和矛盾。

“文 人”（“知识分子”）要生存就必须维持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人人眼高于顶，个个“逆向竞争”专家，内心深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 上：“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文人之间尚且相轻，何况其它老百姓？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平等待人”，永远以 高人一等的权威身份指手划脚挑剔别人的一切，从不摆事实讲道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他们不肯也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从来只打算投机取巧用一番高谈阔论让 人们忘掉矛盾（注：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骗子的伎俩：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检查的主观夸张顶替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空谈 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只要别人不上当，立刻恶言相向帽子乱飞人身攻击人身侮辱：“脑残”、“无知”、“愚昧”……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是 制造矛盾、激化矛盾的好手，永远只善于把“自己人”变成敌人——许多右派就是被这样被他们“改造”成了左派。连“文人”（“知识分子”）自己都承认“自己 人”实在不争气，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又从来是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还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得起劲，力量 全内耗掉了。”“这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 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邓文初：“自己的民主”）。海外“民运”内部的恶斗就更臭名昭著了。“文人”（“知识分子”）从来只会使社会矛盾走向日益激化，而 从来不会使这一大方向得到任何扭转。正如毛泽东描述的：“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 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文 人”（“知识分子”）只有离散性，没有凝聚力；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只会投机，从不负责；整天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凭空想象瞎指挥，一决策就错，一错就推 卸责任、诬陷无辜、杀人灭口。只要“文人”（“知识分子”）当权，中国社会就不可避免地无限制地癌症化、堕落腐化、分裂对立、走向瓦解崩溃动乱。只要是私 有制，不管谁上台都不得不与垄断了软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做权力交易，让“文人”（“知识分子”）重新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重新开始把国家搞垮 搞崩溃的新周期循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改开”以来“文人”（“知识分子”）掌管一切，“顶层设计”一切，结果呢？中国社会是越来越 凝聚，还是越来越分裂？是越来越和谐，还是越来越敌对？是走向稳定和谐，还是走向动乱冲突？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动乱屠戮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文人” （“知识分子”）当权。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人好内斗”不过是“文人”（“知识分子”）的一贯原则：“绝对不承担责任”、“推卸责任、编造罪名、诬陷无 辜、杀人灭口”。自己一手制造了罪恶，还要诬蔑受害者——中国老百姓，这又一次体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无赖。

5．“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汉奸辈出的根本原因

“文 人”（“知识分子”）靠权力生存——权力高于一切，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高人一等的特权，永远跟着权力走，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 爹，以“‘文人’（‘知识分子’）是否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为标准衡量一切。这个本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为了权力和特权不择任何手段。一 旦无法从国内势力获得权力和特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国外求援。一旦外来侵略势力强大，只要肯给他们权力和特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妥协投降卖身投靠。在 “文人”（“知识分子”）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抵抗侵略”这个词，他们也根本不以国家利益、民族存亡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原则。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权 力和特权。 

“文 人”（“知识分子”）篡夺硬权力全靠软权力。一旦碰到软权力不起作用的硬权力，他们立刻束手无策，立刻吓得满裤裆拉稀、软成烂泥、屁滚尿流、百依百顺。中 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软权力只能对付中国人，对付不了外国人——人家根本不吃你那一套。这就决定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外国势力天生的没 底气，天生的矮一截，天生的不敢惹。这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外软弱妥协投降的胎里病。 

其 他人叛国当汉奸没有象样的理论，唯独“文人”（“知识分子”）叛国当汉奸有完整的“理论根据”：“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天命”、“先 进文明”、“忍辱负重”、“权宜之计”、“曲线救国”、“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用心良苦”、“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这样的客观存在、这样的“理论 根据”和“靠权力生存”、“一切跟着权力走”这个本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只会忠于权力特权，不会忠于任何人，更会不忠于国家和民族，自古以来就 有背叛和出卖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跳槽换老板就成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们的家常便饭和司空见惯，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不需要 道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任何顾忌，只要私欲不得满足马上背叛出卖，只要有权可图立刻改换门庭，只要不得重用随时叛变投降（所以会有成语“朝秦暮楚”）， 只要不得志立刻另找主人，陈有西爬不上去立刻竭力推翻共产党：“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文人” （“知识分子”）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没有是非，没有正义，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 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呢？几十姓都不止：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 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别看在老百姓面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强权面前从来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用拿破仑的话说，是“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 婊子”。（由这样的“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治国，把国家也治成个“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一点也不奇怪——看如今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吃 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都敢随便找个“理由”“制裁”你，这难道不象“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习惯于被所有人 强奸的老牌婊子”当然不会把被强奸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习惯于叛国卖国亡国换主子的“文人”（“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把当汉奸当成什么奇耻大辱，当然不会 用把持的话语权培养爱国主义，而只会向整个社会教唆“识时务者为俊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原则从来是只认“正统”不认国家民族—— 谁“正统”就投靠谁，哪怕是异国异族。“国家”、“民族”是客观具体不能改变的东西，“正统”不“正统”却是凭主观任意发挥随意改变的东西。这样一来实际 就不存在“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问题，只有“拥戴某个‘正统’的政权”的问题，轻而易举就把“爱国主义”取消了。（注意：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 俩骗子的伎俩：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把持、自己检查的东西顶替实实在在的客观具体的东西，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文人”（“知识 分子”）几千年来一直凭话语权用这种“只认权力特权不认国家”的意识摧毁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样的大环境当然有利于汉奸思潮横行。 

（如今世界上犹太人拼命复国，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拼命卖国——没国家的人想国家，有国家的人毁国家；缺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忘什么。“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世 界上所有国家中唯有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提出的卖国理论最完整最彻底。其中最要害、最毒辣、最卑鄙、最无耻、最恶毒的一条就是不仅把侵略合法 化，而且居然从受害者的角度把侵略正义化，使侵略不但不再是罪行，而且成了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从最根本的道义上彻底剥夺了受害者反抗侵略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 

常识不 需要定义证明。凡试图用故弄玄虚的主观发挥取代常识的必是骗子——譬如把“皇帝穿没穿衣服”这样一个一目了然的常识问题故弄玄虚成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定义 的莫测高深。正常人都知道凡侵犯别国、掠夺别国资源、屠杀别国人民的就是侵略。换句话说，判断“侵略”的标准是跑到别国“掠夺财富”、“掠夺生命”。“文 人”（“知识分子”）跑出来说，不对，判断是不是“侵略”不看是否掠夺财富和生命，而看是否“先进”——只要是“先进文明”、“先进科技”、“先进生产 力”，那跑到别国杀人放火掠夺财富就不是“侵略”，而是“传播先进文明”，是“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是“正义之举”。而被掠夺、被屠杀的国家如果抵 抗，那就是“野蛮对抗文明”、“落后抵制先进”。征服美洲、灭绝印第安人不是侵略，而是“先进文明征服野蛮落后”——用虚无飘渺、可以主观任意发挥的的判 断标准取代实实在在、确切具体的判断标准（注意：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骗子的那一套：用虚的取代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把持、自己检查的可以随 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花丽胡哨虚玩意取代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东西，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轻轻松松一句“先进文明”就把掠夺财富、屠戮生命等无数具体残 酷的现实一笔勾销了：入侵非洲、贩卖黑奴不是侵略，而是“传播先进文明”；打进中国火烧圆明园、烧杀抢掠、逼中国割地赔款不是侵略，而是“送来先进文 明”……如此一来，世界上实际就不再有侵略了：没点实力、没点先进玩意能打到别国去吗？既然有比受害者更先进的东西，那就完全可以根据这个“理论”把问题 定性为“传播先进文明”，就不算侵略——这如同规定谁拳头大谁可以随便打人，因为拳头大就是“先进”，打人就是“先进征服落后”。这样难道不是专门帮助拳 头大的人欺负人的“理论”？难道不是不仅把侵略合法化，而且把侵略正义化的“理论”？根据这样的“理论”，只要宣布外国势力代表“先进文明”，“文人” （“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勾结外国势力屠杀中国老百姓、出卖中国资源，自己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先进文明代表”。孔孟之道还 不否定民族主义。“普世价值”、“先进文明”则把民族主义否定得连影子都没了。掌握了如此先进的“卖国理论”的“文人”（“知识分子”）当权，卖国当汉奸 岂能不大行其道？世界上除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想得出“爱国贼”这个罪名？还有哪个国家的知识界会对爱国主义如此反感、连篇 累牍咒骂不休？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如此积极美化卖国叛国的内奸、甚至提出禁止使用“汉奸”一词？ 

“文 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不参加实践，没有任何正当谋生技能，一旦实现不了用软权力换取硬权力立刻生活无着，此时只要有外敌招募自然投 靠。抗战时期很多汉奸都说自己当汉奸是因为“生活所迫”——说白了就是无一技之长谋生。为什么不学一技之长？早都干什么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学而优则仕”、“焉用稼”……说到底是“文人”（“知识分子”）那一套不劳而获的理论造的孽。 

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人劣等，盛产汉奸”不过是“文人”（“知识分子”）无赖本性的又一例：“绝对不承担责任”、“推卸责任、编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

6．“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长期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

民主的基础是平等。独裁的基础是不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而只有专制独裁——奴隶有资格跟主人平起平坐吗？牛马有资格跟主人讨价还价吗？没资格，那还谈什么民主？当然只有专制独裁。

“文 人”（“知识分子”）的生存三要素决定他们绝对离不开专制独裁——能允许别人质疑“皇帝的新衣”吗？能允许不相信“皇帝的新衣”的人掌握权力吗？能允许对 “皇帝的新衣”的揭露批判被多数人认同吗？——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文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上一直横行霸道，狂妄自大惯了， 飞扬跋扈惯了，目空一切惯了，精神贵族的意识根深蒂固浸入骨髓，自成一家，自命不凡，高于一切，优于一切，目空一切，眼高于顶，鼻孔朝天，眼睛比眉毛还 高，处处以“造世主”自居，自命与其它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高等与低等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学而优则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冕皇帝”、 “社会中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既然一心要“顶层设计”、支配别人、安排别人命运，那怎么可能允许任 何人挑战“文人”（“知识分子”）至高无上的权威？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人与“文人”（“知识分子”）平起平坐？这个底线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从内心 深处从来就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历史上他们从来也没民主过，从来用“上智下愚”把自己变成人上人：自己是“上智”，别人都是“下愚”，绝对不 平等。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延续传承封建专制体系、专制习惯的不是哪个王朝，而是“文人”（“知识分子”）——“文人”（“知识分子”）当 权才是中国长期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 

“存 在决定意识”。只要“文人”（“知识分子”）客观存在的三要素不变，他们本质上就要追求独裁，自己要支配一切。尽管如今他们起劲地天花乱坠“人权”、“平 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那也全是假的，全有猫腻，全有折扣，实际仍然绝对不允许别人与自己平等。一大表现就是一切以“上智”与“下愚” 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一言不合就骂别人“脑残”、“智障”、“反智”。 

如 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搞独裁有两大花样，一是直截了当以“法律”的方式搞——“宪政社会”，名义上法律支配一切，实际是“文人”（“知识分 子”）支配法律——就个人而言是个人听法律的，但就整体而言是法律听“文人”（“知识分子”）的：由“文人”（“知识分子”）“顶层设计”、一手包办、绝 对操纵——制定法律、解释法律、执行法律全由“文人”（“知识分子”）独霸，其它任何人都休想过问（注意：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骗子的伎俩：用虚的 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审查的任凭自己主观夸张的花丽胡哨的虚玩意顶替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可观的东西）——工人摆弄工具跟玩似的。农民 摆弄农具跟玩似的。军人摆弄武器跟玩似的。“文人”（“知识分子”）摆弄规章制度跟玩似的。但工人、农民、军人没有强求整个社会跟着自己的工具、农具、武 器转，唯独“文人”（“知识分子”）强求整个社会跟着自己独霸的规章制度转，实际要求整个社会跟着“文人”（“知识分子”）转，由此实现“文人”（“知识 分子”）的独裁。 

另 一大花样就是叫嚷“宪政民主”、“多党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只是说得天花乱坠，实际处处捣鬼：“民主”可以，“民粹”不行——共产党说话 是“独裁”，老百姓说话是“民粹”，只有“文人”（“知识分子”）说话是“民主”。掐头去尾七折八扣把别人全踢开，就剩了自己一家，说是“民主”，实际就 是“文人”（“知识分子”）独裁。这场漏洞百出的“宪政民主”滑稽戏让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描述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 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 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文人”（“知识分子”）鼓吹的“宪政民主”也净是这个味儿： 

⑴．“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

—— “半是挽歌” 、“半是过去的回音”——民国是“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有房有车有地位”、“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 的职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 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民国虽是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 

—— “半是谤文” 、“半是未来的恫吓”——“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 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我估计三年就差不多，天下肯定要乱的，这是必然的。 十八大报告，我们听了非常失望”（陈有西：落实宪政是中国唯一出路，2012-11-13） 

⑵．“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 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 宪政”） 

——“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中国的老百姓在大多数时间是煳涂的，不懂得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野心家愚弄和欺骗”“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中国新青年”2012/12/7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中国人现在的思维是不正常的，很容易产生极端的心理，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让他们变得疯狂，这是长期不正常思想挂念和洗脑的病态结果“

“老百姓不是政治家，有那样的高瞻远瞩，他们也不是经济学家，有那样的远见卓识，他们更不是法学家，有那样的独具慧眼，他们的感情很朴素，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当时眼前的利益，但他们也确实看不透阴谋家内在的野心，但你还不能说他们觉悟低，”——李庄 

“群众不会去考虑长期和全局。”——陈有西：反思重庆现象的国家样本意义

“必 须坚持初级阶段，破除民粹主义”、“一般性谈论维护多数人利益，否定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必要性或为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人利益，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思维，不是 执政思维、民主思维。它相对于民主思维而言，就是民粹思维。”“所谓“大多数人”、“老百姓”到底是哪些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满意”，也从来不 是经过调查统计拿出的结论。”——童之伟：“重庆逆流及其教训” 

“朱学勤曾经说过一句蛮经典的话，他说民主也许需要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并不需要民主。”——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这 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基本共识都无法达 成”、“真正心仪民主的知识分子也许不少，但为之奋斗、且身体力行的确乎太少。对于民主，大多停留在口头与理论的言说。”——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很多国民，不仅仅是愚昧，简直就是贱。”（张鸣说史，2012-12-10）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柳传志

“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张维迎

“我不同无耻的人辩论”——张维迎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茅于轼

“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记者闫涛）

……

“文人”（“知识分子”）满屁股的这些专制独裁纹章他们满嘴的“民主”彻底变了味儿，当然也让看到这一屁股专制独裁的老百姓“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再也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民 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文人”（“知识分子”）坚持“上智下愚”，坚持自己是“精英”，那就根本谈不 上平等。坚持专制的“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是中国长期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把中国的长期专制归咎于“中国人素质低”还是“文人”（“知识分子”）无 赖本性发作的结果：“绝对不查承担责任”、“推卸责任、编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 

7．“文人”（“知识分子”）为权力和特权需要毁灭中国和中华民族

⑴．中国愚昧无知四分五裂落后挨打，“文人”（“知识分子”）才能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高人一等。

“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存离不开硬权力，但自己建立不起硬权力，必须用软权力换取硬权力。

—— 中国落后、老百姓愚昧，“文人”（“知识分子”）才能拥有绝对软权力：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 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识分子”）赏脸。那时老百姓对读书人虽然也时有嘲笑，但更多的是迷信：“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 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文人”（“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难得有人敢跟他们顶撞争 辩——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那种被奉若神明、可以说一不二的滋味让“文人”（“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面前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当 然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软权力也就巩固了。 

—— 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文人”（“知识分子”）才有身价——各路军阀为争天下都尽力笼络“文人”（“知识分子”），即便不“三顾茅庐”也要保住个“保 护国粹”、“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名声，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 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 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中国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文人”（“知识分子”）用软权力换取欺负老百姓的硬权力就越有保障。 

—— 中国灭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识分子”）获得欺负老百姓的特权更容易、更有保障——外国主子要奴役统治中国老百姓就离不开中国走狗，就必须赋予中国 走狗欺负中国老百姓的特权，而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文人”（“知识分子”）永远跟着权力走，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 就是爹，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中国主子外国主子，给自己权力就是好主子。一旦中国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就能从侵 略者手中获得欺负老百姓的特权。侵略中国的外国人从来特别优待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对“文人” （“知识分子”）却十分“礼遇”，只要不抗日，总是格外照顾——据“凤凰卫视”的节目披露，日本人规定“满洲国”的中国人只准吃杂粮，但对上日本人控制的 学校的学生例外。美国的“人权援助”更是从来只给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 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 “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 在尽‘宠犬’的职分的。”——“文人”（“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早成了“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 子”，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 

——中国强盛、发展、现代化、不挨打，“文人”（“知识分子”）就混不下去：

鲁 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 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 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文人”（“知识 分子”）“星宿下凡”的神话破灭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不可能不失落。 

毛 泽东领导中国从一个农业古国一下子跨入现代社会，迅速施行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向科学进军”，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真才实学而 不是花丽胡哨虚无缥缈的“皇帝的新衣”。这种大环境使科学家工程师等用知识创作财富的脑力劳动者如鱼得水倍受尊敬，而“文人”（“知识分子”）这些“皇帝 的新衣专业户”则毫无用武之地。这一下让“文人”（“知识分子”）的真正斤两一下子暴露无疑，让老百姓发现这些千百年来一直牛气冲天让老百姓自惭形秽的 “文化人”其实不过是群只会放放嘴炮的窝囊废，根本不是冒犯不得的神仙、菩萨、文曲星。千百年来，老百姓第一次通过事实感到自己跟“文人”（“知识分 子”）是平等的，不再盲目迷信，不但不再把“文人”（“知识分子”）的话当成必须遵从的圣旨教条，而且敢于评头论足、觉得不对就批评了。这对“文人” （“知识分子”）是最致命的打击：老百姓不迷信了，自己“高人一等、一贯正确”的“知识神”的地位就破产了。不能高人一等就不能骑到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不 劳而获了。这是“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容忍的。 

“文 人”（“知识分子”）当权使中国落后挨打，面临亡国。在已经落后、已经丧失战略先机、已经没有战略主动地位的情况下改变亡国的命运就必须做出异乎寻常的努 力、付出异乎寻常的代价、采取异乎寻常的措施。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全民动员。要全民动员就必须有凝聚。要凝聚全民就必须靠公有制——老百姓只会认同为全民族 的生存拼命奋斗牺牲，但决不会认同为某些个人的私利拼命奋斗牺牲。要急起直追就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奋发图强跑步前进，象西方国家那样靠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自由 发展成资本主义来改变国家的历史环境已不复存在，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照常办事放任自流已行不通。行得通的只能是举国一致全民动员目标导向的集体主义，是正确 权威的集中统一。恩格斯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 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处于落后挨打亡国危机中的中国跟汪洋大海中遇到飓风的航船一样，“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 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就容不得自由主义——惊涛骇浪中的航船上没有七嘴八舌的条件，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没有民意投票的余地。曹操为什么杀孔融？鲁迅的评论 是：“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曹操杀杨修也是同理：军旅 之中，死生之地，只允许一个声音，只允许一个命令，岂能容忍任何人不负责任整天信口开河说风凉话？凡需要做实事的地方都容不得只会空谈的整天捣乱。实行大 规模现代化工业化的新中国的大环境与“文人”（“知识分子”）不负责任信口开河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无赖本性完全格格不入，更不用说让他们故伎重演，用 软权力获得硬权力不劳而获了。这当然使“文人”（“知识分子”）恨透了使中国强大的毛泽东的新中国，无限怀念他们拥有特权的中国四分五裂落后挨打的时代。 

“中国落后 挨打四分五裂灭亡当殖民地”不但不妨碍“文人”（“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而且最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军阀割据要笼络“文人”（“知识分子”），外国 侵略要笼络“文人”（“知识分子”）。就凭这，“文人”（“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就有了保障。中国越乱，老百姓地位就越低；老百姓地位越低，“文人” （“知识分子”）的地位就越高——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国的经济必受毁灭性打击，必无力抵御外国垄断资本，中国的经济命脉必被外国垄断资本一扫而光。外 国垄断资本控制中国后中国人只能给外国人当廉价劳动力，凡高科技的东西必全部被外国人垄断，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必无出路，地位必一落千丈，“文人”（“知 识分子”）必能恢复独霸“知识分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文人”（“知识分子”）通过“教育产业化”已经把中国普通教育分成三六九等，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只 能上教育质量最没保证、聊胜于无的最低等的学校，教的无心好好教，学的无心好好学，蓄意让普通老百姓从切身经历中产生“教育不能改变命运”的读书无用论。 一旦中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文人”（“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有保证，死的只能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如今只能受聊胜于无的教育的老百姓。内战必中断教 育，下一代的老百姓连最低等的教育也指望不上，只能大批变成文盲。那时就有希望回复旧中国老百姓写信念信都得求人的状况，“文人”（“知识分子”）被奉若 神明可以说一不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又回来了——别看“文人”（“知识分子”）干实事不行，搞起阴谋诡计来绝对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人家心中清楚着呢：自己 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绝对冲突，势不两立。老百姓地位高了，平起平坐了，“文人”（“知识分子”）就无法高人一等了。不能高人一等就无法骑到 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不劳而获，就无法生存。“文人”（“知识分子”）要生存就必须把老百姓打下去。要使“中国强大统一不挨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 能容忍“文人”（“知识分子”）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就威胁了他们的生存。因此“文人”（“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使其不能容忍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 打，不能容忍中国不当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现代国际大环境下，“文人”（“知识分子”）要当权就必须不准中国强盛不挨打，就必须卖国，就必须把中国变成外 国垄本的殖民地，就必须使中国四分五裂崩溃内战。毛泽东的革命打掉了“文人”（“知识分子”）至高无上趾高气扬的地位，他们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不 可能不对中国革命咬牙切齿。要恢复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必须把毛泽东从老百姓心目中抹掉，让老百姓重新变成文盲。做不到，宁可毁灭中华民族。这是“文人” （“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其经济存在决定的，是其不劳而获的本性使然，是经过周密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绝不是一时糊涂算不过来帐。 

“中 国落后挨打四分五裂灭亡当殖民地”必然导致普通老百姓大批死亡。这对老百姓是灾难，但对“文人”（“知识分子”）是好事——人吃人是犯罪，吃鸡鸭猪羊不是 犯罪，因为鸡鸭猪羊不是人的同类。过节大吃大喝，对鸡鸭猪羊是丧事，但对人类来说是喜事。由此可见人对不属于同类的生物的死活是不当回事的，只要不属於同 类，那杀了吃了就不算犯罪（反过来说，如果人们对某些生物的死活不当回事，那实际上就并没有把他们当同类）。如果“证明”某些人不属於同类呢？那等于宣布 杀了人白杀。因此任何旨在“证明”人与人不平等的“理论”本质上都是鼓吹大屠杀或变相的大屠杀。“文人”（“知识分子”）的“精英论”的核心正是“证明” 人与人不平等。普通老百姓从来都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和“文人”（“知识分子”）是同类，都是人，从来没意识到在“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普通老百姓根 本不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同类，根本不是人，考虑一切问题时根本就不把普通老百姓当人对待——“文人”（“知识分子”）自命“精英”、“上智下 愚”、“知识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反智”。既然自己是“知识人”，那其它人自然是“无知人”了；既然反自己就是“反智”，那“反智”的人自然是“无 智”了。这就把人一分为二：“有智人”与“无智人”。而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智慧超越其它动物。否定了某人“有智”，就等于否定此人是“人 类”，就等于将其算为鸡鸭猪羊牛马一类——虽然“能做不能说”，不直截了当说老百姓不是人，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知不觉露了馅： 

比 如俞可平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普通人会很奇怪：中国1949年以 前四分五裂战乱不断，“乱世人命不如狗”，动不动就死人成百上千万、光花园口决堤一次就导致上千万死亡，老百姓生命毫无保障。毛泽东1949年建立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发生过战争，老百姓再也没受过战乱之苦，怎么而战乱不断死人无数的“1949年以前”反而有人道主义、做到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 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严重的扭曲；而没有战争的“1949年以后”反而“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 没有战争、不死人的和平年代反而不如死人不断的战争年代有人道主义，这怎么说得通呢？道理很简单：在“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老百姓根本不是人。既 然不属于人类，当然不管死多少都不算“没有人道主义”、“没有以人为本”。而中国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算人，他们不满意的年代才算“没有人道主 义”、“没有以人为本”——“四个凡是”：凡是让“文人”（“知识分子”）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人就是好人，不好也必须说好；凡是不让“文人” （“知识分子”）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人就是坏蛋，不坏也必须说坏；凡是“文人”（“知识分子”）能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时代就是好时代，不 好也必须说好；凡是“文人”（“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时代就是坏时代，不坏也必须说坏。根据这“四个凡是”，“中国落后挨打四分五 裂灭亡当殖民地”是“文人”（“知识分子”）能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好时代：“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民国虽是 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 

又 比如“迫害知识分子罪”——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唯独有“迫害知识分子罪”。换句话说，迫害工人无罪，迫害农民 无罪，迫害军人无罪，唯独“迫害”知识分子有罪。更确切地说，欺负工农兵都可以，就是不是准得罪“文人”（“知识分子”）。只许“文人”（“知识分子”） 欺负压迫工农兵，不许工农兵反抗欺负压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几个黑社会头子被判刑，“文人”（“知识分子”）成群结伙大声疾呼奔走呼号开会 演讲连篇累牍义正词严“伸张正义”，几亿老百姓无缘无故突然一下子被打成“改革代价”置于死地——“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为了达 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 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文人”（“知识分子”）个个拍手叫好，为黑社会头子 伸长正义的慷慨激昂不知扔哪儿去了。道理很简单：“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算人，所以要特别设立“迫害知识分子 罪”；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黑社会头子可以立刻属于“人类”，所以要保护他们的“人权”；而工农兵、老百姓不管有多少亿都不算人，所以决没有“迫害工农 兵罪”，决不保护他们的人权——老百姓的命不是命，只是数字和符号，可以爱怎么抹就怎么抹，爱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文 人”（“知识分子”）虽然满嘴仁义道德、“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杀人越货、置人于死地，内心之阴狠歹毒绝对超过普通人的想 象。鲁迅说：“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 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 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 象。”“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 外，以保持其普遍性。”只有明白这点才能明白“文人”（“知识分子”）真的存心搞垮中国——中国愚昧无知四分五裂落后挨打，“文人”（“知识分子”）才能 用软权力获得硬权力高人一等。 

⑵．“文人”（“知识分子”）为推卸历史责任需要搞垮中国、毁灭中华民族

如 今“文人”（“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问题严重：“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 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张千帆：“辛亥革命 与中国宪政”） 

然 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文人”（“知识分子”）。“改开”之前这一切问题根本不存在。整个“改开”从一开始就处于“文人”（“知识分子”）的绝对把持之 下，对一切决策老百姓根本知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参与决策了，而且一切决策全是极少数“文人”（“知识分子”）一拍脑袋就决定了，连个形式上的论证争辩都没 有——比如“全国农村城镇化”，谁提出来的？经过什么样的论证？谁批准的？经过人大讨论过没有？这么大的事连个正式手续都没有，偷偷摸摸就成了国策。“文 人”（“知识分子”）把持了“改开”的一切，一切后果当然是他们的责任。中国社会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文人”（“知识分子”）决策不择手段、不顾老百姓死 活、不顾一切后果、牺牲环境、道德、信誉、社会安定而搞“改开”的必然结果——张曙光不是声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吗？张维迎不是拍胸脯保证“腐败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吗？如今“抓总量增加”了，“发展到一定程 度了”，“一切问题”都没有解决，对此“文人”（“知识分子”）不负责谁负责？ 

如 今“文人”（“知识分子”）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毛泽东、共产党，归咎于“政治改革不彻底”、鼓吹“普世价值”、“多党制”、“共产党与历史彻底切割”，这 一点都不奇怪：“文人”（“知识分子”）的无赖本性故伎重施——“绝对不承担责任”、“绝对不承认错误”、“推卸责任、诬陷无辜、杀人灭口”。 

“文 人”（“知识分子”）三要素决定他们只会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拍脑袋瞎指挥，一决策就出错，一出错就赖帐。一部“改开”的历史就是“文人”（“知识分 子”）瞎指挥——出问题——“绝对不承担责任”、“绝对不承认错误”、“推卸责任、陷害无辜、杀人灭口”的原则把责任推给别人、嫁祸于人，抓替罪羊、杀替 罪羊——再瞎指挥——再出问题——再抓替罪羊……的公式不断循环的历史。 

回 顾“国企改革”：先是“一包就灵”，结果一把手变“一霸手”，头头脑脑随意占有公有财产、国营企业内鬼猖獗、损失惨重。“文人”（“知识分子”）马上把责 任推给“体制僵硬”，鼓吹“开放搞活”、“政府放权”，结果走私泛滥、贿赂回扣成风、全民倒爷、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造假、靠正当经营的国营企业产品 难以销售、收入下降。两样加一起的后果就是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一包就灵”不灵，“开放搞活”搞乱。“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再推卸责任找出新的 替罪羊：“大锅饭养懒汉”、“砸碎铁铁饭碗”、“铁面铁腕砸三铁”、“破产保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自 己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全部转嫁到广大工人身上，眼都不眨就把几千万老工人变成了“改革代价”。“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还不解决问题，“文人”（“知识分 子”）干脆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政府干预”、“公有制本来就没生命力”、“破产重组”、“企业改制”、“减政放权”、“私有化”、 “ＭＢＯ”……以“改善国企”开始，以“消灭国企”告终，中间每一步都是“文人”（“知识分子”）瞎拍脑袋，每个馊主意都越弄越糟，每次都是找出个新替罪 羊消灭掉，然后一切再来一遍，最后整个国企、整个公有制都成了“文人”（“知识化分子”）的替罪羊消灭掉完事——以“增强国企活力”为理由搞改革，结果却 是消灭国企。国企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活力可言？这等同于号称包医百病的江湖骗子给人看病：先说吃补药，不灵就吃泻药，还不灵就饥饿疗法，再不灵就掐皮扎针 拔火罐、扶乩拜佛跳大神，最后说，没救了，是妖仙附体，只有连人带妖一起乱棍打死拉出去烧掉才能保合家平安：不是我没本事看病，而是这人本来就该死——以 “治病”的名义开始，以病人活该死亡告终，宁可把人弄死，也绝不肯承认自己不懂装懂，更不肯承担责任。 

对 “国企改革”的彻底失败使“文人”（“知识分子”）学精了：只要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自己就非原形毕露不可，垮台不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只有有真才实学的 人才玩得转：不了解国情不行，不懂生产不行，只会引经据典瞎拍脑袋不行，不懂得综合平衡不行，不会均衡协调不行，对国家整体发展需求长远趋向胸中无数不 行，对国际经济形势走向一脑袋桨糊不行……计划经济使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如同蜜蜂，有组织，有分工，有协调，有共同目标，分工协作，井然有序，局部与整体的 关系服从系统工程的要求，明确而协调。更重要的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你不可能计划让中国对外交往吃多少亏、国内发展污染多少地 方。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想大规模出卖国家利益、侵占国有资产是不可能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必须做事，必须负责：计划、生产、调度、销售、 质量、科研、设备、安全、成本、外协、……哪一环出了问题负责那一环的官员就有压力，就不得不时时下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不得不逼着自己学习业务、熟 悉情况。不懂行又不学习的官员很难混——又要做事，又要精通业务，又没油水，还得负责。而“文人”（“知识分子）自己心里有数：自己只会卖弄文章招摇撞 骗，当真具体管经济一上手立刻丑态百出（别的不说，“主流经济学家”们预言股市、预言楼市、预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本事大家都领教够了）。按照“绝对不干实 事”、“绝对不承担责任”、“绝对不承认错误”、“推卸责任、陷害无辜、杀人灭口”的原则，必须把一切问题责任都推到计划经济公有制头上，代之以私有制。 

“文人” （“知识分子”）鼓吹的私有制实际是“包工头原理”：把一切具体事都包给资本家，让“民营企业家”变成包工头，老百姓都给包工头当包身工，自己只跟“包工 头”打交道，确保“文人”（“知识分子”）对“包工头”的绝对权威。作为交换，允许“包工头”对手下的“包身工”有绝对权威，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黑猫白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来“文人”（“知识分子”）省事多了：没有真才实学、不懂经济、不懂生产、不会做事、不屑做事、不敢做事、只会凭“文 凭”、“理论”招摇撞骗都没关系，都能如鱼得水：政府部门跟企业的经营完全脱钩，自己只需做官，不需做事，更不需负责，一切实际事物实际责任全推给了“民 营企业家”、外资、关系户，自己可以平平安安躲在后面，不费吹灰之力高高在上吆五喝六发号施令；可以持权抢劫把肥缺包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关系 户，自己拿干股、吃回扣，什么都不干还大发横财；出了问题可以一推六二五：老板的责任、市场的问题……总之自己毫无责任。一切需要张牙舞爪、穷凶极恶、敲 骨吸髓直接激起民愤的得罪人的具体事全让“民营企业家”兜着，自己赖得干干净净装好人。狗屁不懂、什么本事都没有也可以象什么都懂似的装模作样。做官不做 事，“持权抢劫”如鱼得水：每天除了利用权力捞外快，就是吃吃喝喝拉关系，有权有势还不用做事、光凭信口开河就能白拿钱还不用负责，只要有权就能捞得盆满 钵溢，比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知强多少倍——这让“文人”（“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不坚决拥护私有化，怎么可能不拼命卖光国企、解散人民公社？ 

虽 然“文人”（“知识分子”）为了让老百姓接受他们的“改开”拍胸脯保证“先富带后富”、“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但无情的现实戳破了所有的肥 皂泡：有了“文人”（“知识分子”）的上方宝剑，资本家“包工头”当然肆无忌惮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随心所欲横行无忌，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子无所不用其极：贫 富悬殊、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假冒伪劣、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污染破坏、拖欠工资、强制拆迁……“文人”（“知识分子”）许的空愿总是一个又一个地被证明 是空话，但他们总是立刻找出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把责任赖得一干二净，然后再提一个新的馊点子。每次“文人”（“知识分子”）都拍胸脯保证说：只要采取这一 着，一切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但每次都绝对不说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由谁来负责），每次结果都是问题更加恶化，每次“文人”（“知识分子”）又都再找出 个新替罪羊，然后一切又重来一次：“一包就灵”、“一活就灵”、“一砸三铁就灵”、“一私就灵”、“私有制入宪”、“物权法”、“产权明晰”、“人间正道 私有化”、“简政放权”、“健全法制”、“党政分开”、“政治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根本改革”、“普世价值”、“改旗易 帜”、“多党制”、“自由化选举”、“共产党下台”……“文人”（“知识分子”）已经把能想到的替罪羊全想到、全消灭掉了：公有制、国企、社会福利、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诚信、环境……然而中国社会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透了“文人”（“知识分子”）的鬼把 戏：原来根本就是一场骗局——“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张维迎语）、“裹挟他们”“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陈有西语）。 

过 去人们弄不清楚旧中国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社会危机等种种问题究竟是谁造成的，因为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分辨不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历史遗留……个个都有份，个个都似乎是主要因素。而如今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改开”开始时中国社会人人平等，社会风气朴实纯洁，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封建 地主，没有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国际垄断资本，干部清廉，没有贪污腐化，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假冒伪劣，没有贫富分化，没有社会对立。而如今中国的社会问题堆 积如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贫富悬殊举世无双，生态环境惨不忍睹，老百姓的不满愤怒空前激烈，社会危机迫在眉睫……所有这些问题全发生在“改开”以来。 “改开”开始时所有中国人的地位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处于同一条起跑线，这就排除了历史因素，证明今日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继承祖先遗产造成的。“改 开”期间没有外敌入侵，这就排除了外来因素，证明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全部是内部原因造成的。短短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从零发展到登峰造极，腐朽堕落 破了历史记录，而这三十多年中百分之百是“改开”的“文人”（“知识分子”）在把持一切决策，这就排除了一切其它因素，证明中国社会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文 人”（“知识分子”）当权造成的。这也顺便证明了历史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几乎亡国、内乱内斗……也全是“文人”（“知识分 子”）当权的责任。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文人”（“知识分子”）的无赖本质看得这样透，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文人”（“知识分子”）充满 仇恨。对此“文人”（“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知识分子声誉从来没有这么低过”（邓文初：“自己的民主”）。“文人”（“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指望 这一代的中国老百姓会承认他们是“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知识神”，也根本不敢指望这一代的中国老百姓一旦有机会选择会给他们好果子吃，因此必须把他们 全部除掉——根据“绝对不承担责任”、“绝对不承认错误”、“推卸责任、诬陷无辜、杀人灭口”的原则，“文人”（“知识分子”）要确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就 必须把整个中国和知道他们底细的这一代中国老百姓全部消灭掉，绝对不允许他们有机会生存下来：只要中国不垮，只要中国想存在，就必然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就必然找原因，就必然追究“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而他们怎么肯承担如此巨大的历史责任？怎么肯承认错误？怎么敢面对如此庞大的受害者——那 些被搞垮的国企、那些贫病交加默默消失在世界上的下岗工人及其亲属、那些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受害者、那些强制拆迁的受害者、那些看不起病、上部起 学、养不起老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令“文人”（“知识分子”）想起来就胆颤心惊，不顾一切要把整个国家搞垮——国家崩溃了，天下大乱了，人人自顾不暇了， 自然没办法追究“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了。天下大乱必伴随人口大灭杀，死的首先是普通老百姓，这就能大规模除掉知道“文人”（“知识分子”） 老底的这一代中国人。后代中国人只能通过书本媒体言谈等间接信息了解历史，而把持了话语权的“文人”（“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需要编造间接信息易如反 掌。这就彻底实现了“杀人灭口”。“文人”（“知识分子”）并不在乎国家崩溃：亡国亡惯了，再亡一次也不多。反正自己有退路，不在乎。 

普 通老百姓总是对“文人”（“知识分子”）的心肠歹毒估计不足，想象不出他们为了私利会如何灭绝人性——人家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能把整整一代人变成“改革代 价”、一句“优胜劣汰”就能把十几亿人变成“劣等人”，怎么会在乎为了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而毁灭中国和中华民族？总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大教训就是千万 别对“文人”（“知识分子”）抱有任何幻想。如今“文人”（“知识分子”）为推卸历史责任需要搞垮中国、毁灭中华民族，对此他们决不会有任何犹豫。 

⑶．中国照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必崩溃

“文人”（“知识分子”）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最得意、最振振有词的根据就是：西方国家不都是这样干的吗？台湾不也这样干了吗？
为什么中国大陆就不能有样学样、照葫芦画瓢？

西 方的“民主制度”是“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归根到底是谁有钱谁说了算，是大资本家说了 算。争论如此“民主”有几分公平没什么用，因为不管你如何揭露，“文人”（“知识分子”）都能说，那又怎么着？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没崩溃吗？凭什么说中国 一搞那套就必然崩溃？ 

好，那就且不争论公平不公平，只看中国照抄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将会如何。

“文人”（“知识分子”）那么起劲地鼓捣这些其实要的就一样：“多党制自由选举”，说穿了就是权——过去是靠科举掌权，如今要靠选举掌权。

“自由选举”有前提。不满足这些前提，“自由选举”就毫无意义。

第一，不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交战双方——道理不用多说，你能让杀红了眼的各方放下武器靠选票来决定谁生谁死谁赢谁输吗？换句话说，“自由选举”不能用于解决敌我矛盾。一旦你死我活，甭指望“自由选举”能解决问题，否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战争？ 

第 二，选举结果必须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可以不满意，但不能誓死不同意。换句话说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谁当选都差不多，没什么本质区别，即使不满意也 还能凑合着认了。只有这样才能不对抗选举结果，不对抗当选人的管束。如果对相当多数的人来说张三当选与李四当选有天壤之别、生死之别，那就休想指望他们认 同选举结果，不仅会阳奉阴违，而且会打起来。这就意味着“自由选举”只能用于维持现有社会体系，不能彻底改变现有社会体系。换句话说，只有社会体系已经基 本定型了才谈得上“自由选举”。当社会大变动时“自由选举”毫无用处，选了白选。 

第三，选举必须不受选民以外的力量影响操纵，否则就不是选民在选举，而是选民以外的人在耍人。

第四，所有参选的人必须有个共同底线：选举是为了让把国家搞好而不是把国家搞垮，一切言行以不违反这个底线为准。

按照这四点前提，中国当然可以照抄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只要能满足以下条件：

①．象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自己建立的全球性垄断资本体系把国内矛盾转嫁到第三世界，使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而不是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甚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②．体制定型，绝大多数人认同现有社会体系，认同官员的信用，让老百姓觉得不管选谁都一样，都能接受。

③． 象西方国家那样，确保选举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美国大选，你中国报刊媒体政客跑去影响影响试试？人家肯定马上同仇敌忾迎头痛击，要追根究底问罪：“干涉内 政”、“政治献金”……最后效果必定适得其反。这说明了什么？第一，必须有政治上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自主自豪自尊和成熟老练，只许自己干涉别人，不许 别人干涉自己；第二，拥有舆论战信息战的压倒优势，我能操纵你，你操纵不了我。 

西 方国家的“自由选举”虽然是“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但还有一条：这个资本是“本国资本” 为主，不允许外国资本势力的影响掺和进来，如果发现掺和立即轰出去。这就需要本国资本的力量大过外国资本的力量，使外国资本势力的影响有也被压得抬不起头 来——这就如同在大庭广众吵架辩论，谁嗓门大谁的声音就能被别人听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嘴巴的争不过有麦克风的，麦克风小的争不过大的。你没人家那么大功 率的麦克风就别跟人家在这种场合比嗓门，否则跟哑巴没什么区别，只能白挨骂，非一败涂地不可。毛泽东从来不跟占优势的敌人直接拼实力拼消耗，萨达姆跟美国 人玩现代战争连裤子都输光，塔利班如果用现代化战争的那一套跟美国人对抗早完蛋了。没有制电磁权，就玩不了导弹雷达飞机之类现代化；没有制信息权，就玩不 了信息战；没有意识形态的自信自主，就玩不了舆论战；没有“制舆论权”、没有实力确保本国舆论媒体不受外国资本左右就别跟舆论优势的人玩“选票跟着舆论 走，舆论跟着媒体走”——硬要玩，谁知道“舆论”是谁在操纵？谁知道是中国人在选举还是外国人在替中国人选举？——谁规定的民意必须由少数人把持的媒体通 过大轰大嗡的舆论鼓噪来反映？这跟规定要辩论只能大庭广众之下比嗓门比麦克风功率其实是一回事，就是让有大功率的麦克风的人稳赢。 

中 国要照抄西方“自由选举”，可以呀，先把“让本国资本比国际垄断资本更强”这一条抄到手再说，先使“中国的媒体比西方的媒体更权威、更有影响”再说，先让 “中国媒体舆论能影响西方而西方媒体舆论影响不了中国”再说——能做到这一步，中国也许可以象西方国家那样玩“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 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了。没这本事之前就别痴人说梦异想天开揽这瓷器活。 

④． 象西方国家那样，有“选举是为了把国家搞好而不是把国家搞垮”这条底线，凡超越这条底线的言行都能自动受到普遍抵制，决不允许把选举变成叛乱动乱。要如 此，就得有人家那样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至少实业资本家是参与生产实践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同 实事求是，至少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没有周期性亡国的经历，没有“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 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的传统。中国要不折不扣不走样地照抄西方“自由选举”，没问题，先让中国把持舆论话语权的“文人”（“知识分 子”）证明他们跟西方国家的“精英”一样，也有“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的历史，证明自己已经去掉了“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 子换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的劣根性——你用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自己有这“光荣传统”，如今打个折 扣，只用一千年来证明自己已经改邪归正行不行？（实在不行可以再退一步，用三百年来证明自己总可以了吧？）做到了这些，就能证明你“选举是为了把国家搞好 而不是把国家搞垮”，否则就凭你的前科，凭什么相信你？——没人家那样历史就别指望有人家那样的信用，空口白牙谁知道你闹选举是为了把国家搞好还是搞垮？ 

那么台湾的“民主选举”呢？

第一，台湾就那么大，要分裂也没的可分了。

第 二，西方国家没打算干预——不是不能干预，而是不是打算干预：专门给中国设的“自由选举”样板，就是让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有个理由把这一套往大 陆搬。只要台湾不挑战美国利益底线，美国当然不会把台湾搞乱。但如果台湾的“自由选举”严重违背美国意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回归大陆”的主张在 台湾占了上风，你看美国管不管？狮子并不一定见了兔子就追着吃，如果狮子不到饿极了的地步的话。 

如果上述四条做不到还非生搬硬套“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不可，那结果只有一个：国家崩溃。

如 今“文人”（“知识分子”）已经把持了中国所有的媒体，所有左派刊物早已全部取缔，如今又封了所有左派网站，老百姓根本没说话的地方，如今中国境内只有 “文人”（“知识分子”）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百姓不听都不行。就这样“文人”（“知识分子”）还不满足，还在闹“宪政民主”，大喊大叫说“没有言论自 由”。其实他们的“言论自由”早自由得没边了——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允许报刊媒体没完没了连篇累牍地污蔑开国领袖、污蔑自己的民族“劣等”、文化“劣 等”、大骂“爱国贼”、美化汉奸、主张国家分裂？“文人”（“知识分子”）要的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专政”——谁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就专谁的政。 只要做到这条，“文人”（“知识分子”）就获得了绝对软权力，就能利用绝对软权力制造出有组织、成体系的大规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就能用 这种狂潮发动信息战、超限战，一举把中国搞垮。 

从 中国1957年和1989年的经历看，只要放任自流，大规模软暴力大约用2到3个月就足以开始引发社会动荡动乱。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下场看，在软暴力较 量全面失败情况下，一旦取消用硬暴力控制的最后防线，不管三七二十一，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条件却硬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 自由”、“多党制”，大规模软暴力大约用一年就足以基本摧毁国家政权对硬暴力的控制，对上层建筑制造出毁灭性共振，导致国家的分裂瓦解： 

—— 南斯拉夫1990年7月通过《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据此可以推算，南斯拉夫至少在1990年7月就没有了新闻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取消了对大规 模软暴力的控制。结果：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 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 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从“绝对言论自由”、“多党制”到国家崩溃只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 前苏联1990年6月通过《新闻出版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妖魔化苏联的一切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立刻泛滥成灾，再也无法遏制。到了1991年夏天，前苏共 “保党派”们如梦方醒，想通过8．19政变挽救前苏联。然而为时已晚：四面楚歌，人心涣散，将士抗命，部队倒戈，政变彻底失败。足够毁灭世界多少次的超级 大国的大规模硬暴力在大规模软暴力面前束手无策，一败涂地，结果：苏联瓦解，国家分崩离析。从“绝对言论自由”、“多党制”到国家崩溃也只用一年多的时 间。 

其实 “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也对这样的后果一清二楚：“就算在中国推行民主，你能保证中国不出现动荡局面？以目前思想界如此水火不容，以目前社会阶层分 化如此厉害，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群体事件如此众多，谁敢骤然推行民主？谁能保证其结果不是下一个文革，是军阀割据、战乱丛生？到时，中国未受民主之福，反 先遭民主之祸，这个责任谁来承担？”（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文 人”（“知识分子”）明明看到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明明知道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多党制”国家非分裂 动乱不可，却仍然不管不顾一意孤行逼中国人一条道走到黑，原因只有一个：铁了心要把中国搞垮。对此时他们自己都直言不讳（见附录五：“文人”［“知识分 子”］煽动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选择性舆论狂潮举例）。 

⑷．分裂中国仅仅是开始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国分裂崩溃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文 人”（“知识分子”）当初许诺：只要私有化、消灭公有制，中国的一切问题必迎刃而解（但他们绝口不说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谁来负责）。如今中国私有化 了，基本消灭公有制了，中国的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发严重了。“文人”（“知识分子”）又象当初许诺消灭公有制那样给出新许诺：只要多党制、消灭一党 制，中国的一切问题必迎刃而解（同样，他们绝口不说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谁来负责）。不难想象，当多党制、消灭一党制导致中国分裂动乱之后，饱受战乱 之苦的中国老百姓会对导致这一切的“文人”（“知识分子”）如何咬牙切齿。对此“文人”（“知识分子”）岂能不知？岂能允许中国老百姓有机会缓过气来摆脱 分裂动乱回头找自己算账？岂能不想方设法赶尽杀绝，让中国老百姓永远没机会复仇？ 

如何赶尽杀绝？容易得很：

第一，让中国陷入内战、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文人”（“知识分子”）不是早就在制造舆论吗？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你看，多深谋远虑，早就做好准备了。） 

第二，根据“人权高于主权”，勇当“带路党”，请外国军队到中国“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维和”、设立“禁飞区”、“隔离墙”、“安全区”……

第 三，破除“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陈旧观念”，实行“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 港独立”、“广东独立”……不用说，马上得到“国际承认”、“尊重民意”、“缔结区域性安全保障条约联盟”、“请外国军队来驻扎”（不用说，随之而来的将 是天文数字的占领费，“羊毛出在羊身上”，买单的当然是普通老百姓）…… 

（难 怪“文人”[“知识分子”]要鼓噪“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难怪邓文初的 祖师爷要咬牙切齿：“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难怪俞可平说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原来分裂中国早有预谋。） 

第 四，那时既然中国已“不复存在”，那么为了“防止核扩散”，必须“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必须解除武装，必须摧毁中国一切核武器、核工业、军事工 业、在全中国（不，在“前中国境内”）收缴一切散落在各地的“进攻性武器”，无情消灭一切可能的“民粹暴力”，飞机炸、军队围剿…… 

第五，如果这还不能解决问题，那足以证明中国人“低劣”，不配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必须“三百年殖民地——刘晓波等“民运斗士”多有先见之明啊！

第六，如果当了殖民地还不老实，那足以证明中国人“劣等”、“垃圾人口”，应该用转基因主粮之类高科技彻底淘汰消灭。

其 实“文人”（“知识分子”）早就开始造舆论了。他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毛泽东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起了杀机：既然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造成的，那除 非毛泽东不曾存在，否则问题就解决不了。而毛泽东的存在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有一条：杀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知道毛泽东时代实 际的人，这就等效于“毛泽东不曾存在”。厉以宁宣布要“牺牲一代人”，其实就有这个含义。而“若是日本侵略成功，中华大家庭也就是多个少数民族日本族而 已”之类说法更令人毛骨悚然——历史上哪次所谓的“民族大融合”不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当权造成的恶果（科技长期落后、内斗 成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历史上周期性动乱杀戮、汉奸辈出）全部归咎于中国人“文化劣等”、“劣根性”则绝对不怀好意：既然“劣根性”，那就不可救药， 根据“优胜劣汰”，自然应该灭绝“劣根性”的中国人。 

当 然，这一切还是比较委婉的表示，直截了当赤裸裸的就更多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劣等垃圾民族只配的上薄熙来，毛泽东和希特勒，这种民族不会诞生戴高乐，华盛 顿和杰弗逊这种人，牛逼民族出文明政府，二逼落后民族看到有个人给老百姓做点事情，给点甜头，就跪下来喊万岁，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个陌生人为他们这些吊丝 做好事！”“这个世界就是希特勒所说的底层蠢蛋多，多到你无法相信的地步，你又能如何？所以就定期会有这些蠢蛋吊丝选择的君主，发动战争或者饥荒，反过来 消灭掉几千万这种底层蠢蛋，达到一种自然界的平衡。”…… 

所 有这一切足以证明“文人”（“知识分子”）确实要灭绝中华民族。因为只有如此“文人”（“知识分子”）才能安心，才能推卸掉一切历史责任，才不怕遭到中国 老百姓的清算——什么叫“一不做、二不休”？这就是。这是“文人”（“知识分子”）本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事一旦开了头，后续的发展就不由自主了：如何 发动战争由得你，如何结束战争就由不得你了；如何触发雪崩由得你，如何停止雪崩就由不得你了……总之事物非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到底不可。这就叫“不以人们 的主观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