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

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二）

接上两篇。

第一篇除了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没有说过：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话，“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外，主要罗列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和著名作家黄宗英的两遍文章。是他们在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经说过以上的话。周海婴是间接耳闻，黄宗英则是亲身经历。可是，即便是亲身经历的历史，仍被人质疑。
在第二篇里，出现了一位官方人士，陈晋。网上资料显示，陈晋武汉大学77级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硕士，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官方人士也是人，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的文章《“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晋的文章估计发表于2002年第四季度左右。他是针对周海婴于2001年9月发表的《鲁迅与我七十年》。

陈晋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重点议题是：“罗稷南有没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陈晋研究结果显示：“由此可以确认：云南籍的罗稷南不可能以“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因为“按《我与鲁迅七十 年》的叙述，罗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泽东“同乡”且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机会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邀约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当面“向毛主席提 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

陈晋虽然是个官方人士，但他还是很专业地说：“当然，不能因为罗稷南不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断他和毛泽东没有密切交往。 ”陈晋根据研究资料，发现1957年7月7日，“据正式记载，这次会见恰恰有罗稷南在场。一共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36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汇报》以《毛泽东主席 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进行亲切交谈两小时》为题报道了此事，并详列了参加这次座谈的具体名单，但没有周谷城。显然，这次也不属于《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的那场毛泽东同周谷城、罗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质的座谈。 ”

陈晋就因为正式记载中具体名单中没有周谷城，而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写明有周谷城在座，就下了此座谈不等于彼座谈的最后结论。

陈晋的文章虽然还没有完，虽然他还说“于是顿生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毛泽东确实在这次座谈中回答过罗稷南关于 “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提问，而只是罗稷南生前把这次座谈误记成了一个小型座谈，抑或罗的学生误听、进而使周海婴误传为毛泽东是在与同乡的聊天座谈中回答罗 稷南的提问的？”但他后来的一系列推理猜测，无论正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陈晋文重要的关键点是，根据周谷城在1957年7月7日毛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名单与否，陈晋就果断作了否定结论，是否太轻率了？

争论并未因此落幕。

周海婴黄宗英两文发表十年之后，2011年，“另一匹黑马杀出。他以笔名秋石，历时七年左右，49次自费前往上海原发地调查考证，三次赴京与相关学者商榷，完成了25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是谁？

秋石，原名贺金祥。1947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66年中专毕业。1968年因故被迫赴北大荒务农，后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1979年起研究沦陷区文学和现代文学、左翼文学，近十年以鲁迅研究为主。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随笔集《白桦无悔》，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为鲁迅、茅盾辩护》，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旷代的呼喊——献给萧红百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编注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等，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350万字。

根据秋石在共识网2011-05-14发表的《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一文中的自我介绍，我们可以对作者秋石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从中了解25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中的重点之重点。

建议读者在阅读秋石《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和《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文时关注两个重点：一是秋石此文矛头向谁同时误伤了谁？二是《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一文的出版受到哪个官方机构的帮助？当然，我也不反对读者发现第三个重点。

悬案远未平息，批驳陈晋的有，批驳秋石的也有。

随后转贴《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删节，和《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删节版。
感谢XYZ2012网友对本文的支持。
请继续关注《毛说过“（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的话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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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
【南铁：
　　你好！新春愉快！
　　2007年以来，你们给予了我很多理解与支持，甚为感谢。
　　在学术界，可能我是一个学历最低的人，1966年的化工中专毕业生，“文革”中两度因文字遭受磨难。1979年后有幸与萧军、黄源两位鲁迅学生及30余位30年代文艺前辈相识，走上了文学、学术之路，大部分是以不打不相识成诤友的，尤其是与萧军的交往。现在，除延安文艺前辈陈明（丁玲老伴），基本上都逝世了。他们给予了我很大一笔财富，得以使我在学术领域中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自费研究，这么多年投入了20万元。现有两本新著出版在即：
（何岸泉注：为篇幅故，此处省略无关本文主题的一个自然段）
　　　　与此同时，我历时七年左右，49次自费前往上海原发地调查考证，三次赴京与相关学者商榷，完成了25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一书的写作。2001年12月，先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错讹百出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了所谓毛泽东在1957年同周谷城老友的“秘密对话”；相隔一年后的2002年12月，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又以亲聆者的身份与之相呼应，强势抛出了由她一手精心杜撰的所谓《我亲聆毛泽东同罗稷南对话》的“纪实”，谓之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假如鲁迅活着，会坐入共产党监狱的话。据此，我进行了长达近七年的实地考证，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黄宗英的这篇3400字的所谓“亲聆”文章，2700字左右涉嫌造假。1.被黄宗英信誓旦旦指认的照片中“右下角一为罗稷南”，纯为指鹿为马。原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xxx，以及真正“右下角一”的至爱亲朋确认：此人为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漆琪生（出席会议的36人中确有其人，xxx系漆琪生教授学生，2004—2006年他在多处公开场合，包括全国政协、上海政协等场所同一些学者指证了此事）。这样。直接攻破了黄宗英在同《南方周末》两位取稿人员（见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所刊方进玉、齐简：《听黄宗英说往事》）的谈话中强调的“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的表述。2.黄宗英写道，除她以外，所有出席过当年座谈会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此为2002年12月5日广州《南方周末》用语，一天后，上海出版发行的且标明为“黄宗英授权本报与《炎黄春秋》同步首发”的《文汇读书周报》，则给改成了“如今大多不在人世”的用语），经我一次又一次实地寻访追踪复核，在她撰写及发表此文时，尚有8-9人健在，包括世界著名桥梁力学专家、原上海市政协主席、前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国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基人蒋学模教授，另有三位民族资本家，我同其中一位有过某种途径的联系与印证。更令人难以理喻、气愤的是，还有两位德艺双馨的健在者是她曾经朝夕相处的同行，一位是引导她走上银幕并成名的导师、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今年101岁，仍健在，去年4月，他头脑清晰地接受了上海电视台采访，且还能步行），另一位是被她呼之为大姐的著名电影编剧、同为上海作协驻会专业作家的王元美（今年96岁，仍健在。而且，令人尊敬的王元美前辈，多年来，坚持以一个月向组织递交一封入党申请书的执着追求，于2006年91岁高龄时，也就是在黄宗英轰轰烈烈抛出《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第四个年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亲密导师、大姐，在同一座城市长期居住、生活，在同一个部门领取离休工资，在同一所高等级医院（华东医院）疗病，九年前（黄文发表时）活得好好的，九年后的今天依然健在，成稿时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他和她求证一字半句，又何以将他们纳入疑似“不在世”的行列？
　　在这荒唐演绎的背后，其实质就是封大众的口，不让人们去寻找健在的知情者们核证。令人诧异，且与全世界新闻行业必须遵循的通行原则相违背的是，刊登转引自1957年7月11日首都《光明日报》头版报眼，由家喻户晓的红墙摄影师侯波前辈拍摄的现场照片的《南方周末》，竟然将新华社原发稿中的“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亲切交谈”的说明文字（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则明确指出为“毛泽东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擅自改成了狭义范围的“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的用词。这样的改动，显然是为了迎合、突出这位疑似唯一活着的“亲聆者”独具的文学、艺术的双重身份，借以强化由其一手杜撰的那个“亲聆”内容的“真实性”。3.黄文说赵丹在1957年如何风雨飘摇，如何险些入右派泥沼，等等。实际上大相径庭。1957年赵丹两次出席与毛泽东会面的小范围座谈会，而且这两次毛泽东都与赵丹亲切地进行了互动式对话，并勉励赵丹演更多更好的电影角色。在上影，赵丹带头揭发右派言行（有1957年12月《文汇报》所刊赵丹署名揭发“大右派”石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胆敢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言行的6000字长文），并在上影厂举行的批判大会上，带头揭发带头高呼打倒右派的口号并动粗，致使话剧皇帝、金牌导演石挥后来再也无法忍受屈辱，被迫选择以跳海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赵丹以反右突出表现在反右后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我查阅了1957年7月12日黄宗英在《文汇报》畅谈“收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文字：“我和赵丹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件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也高兴极了……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查到了1981年她同香港《大公报》记者倪振良五次长时间叙谈中关于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座谈会的相关内容，包括毛同她、她同阿丹的对话。特别是在根本没有人施压的情况下，回到家后，黄宗英冒着7月酷暑挥汗如雨连夜赶写紧跟的表态文章，以及夫妇二人以毛泽东接见为荣，倍感振奋相互勉励，乃至已入党一年多的黄宗英极力督促丈夫赵丹加快加入中国共产党步伐的一系列激动幸福的言行举止。这就从根本上攻破了所谓她在会上听了“毛罗对话”后“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以及为保胎“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的谎言。这可以从她出席毛泽东接见第三天参加《文汇报》座谈会侃侃而谈同毛泽东会面的幸福感受，以及发表在五天后，亦即1957年7月12日《文汇报》上的那篇感恩表态发言中得到确凿无误的印证。而且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哪个人向她施加压力，纯系她为了配合撰写《赵丹传》、《黄宗英传》而放开谈的。5.黄宗英在其文中捏造了所谓“毛罗对话”的内容，我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获得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真实对话，包括毛泽东代表中共感谢罗稷南翻译出版了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的第一个中文版本。6.据一位现场亲历者讲，确实谈到了鲁迅——也确实是由罗稷南说起。毛除了重申四个月前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四次有关鲁迅、鲁迅杂文的认识与论述，他的原话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
　　而且，更加令人难以理喻的是，被“亲聆者”黄宗英对外信誓旦旦宣称的“完全一致”，在仅相隔一天刊出的《南方周末》与《文汇读书周报》所刊同一标题同一内容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纪实”中，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场景的描述，竟然出现了二十来处的不同文字描述，包括那些由她本人加了引号的对话内容，也是如此。
　　由于我从没享受过任何经费，这近七年寻访“毛罗对话”真相的调查考证我共耗去了5万元，全是从我的工资及退休金中挤出的。每次去上海都是当天往返，而去北京则都住地下室，但这也有一大好处：我是独立完成这个调查的，不听命于哪一级组织或派别，因而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权威度。我的态度和立场是，无论是谁，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对历史进行歪曲或制造莫须有，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弄个水落石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认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历史，都要力求一个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对蒋介石还赞赏、肯定他到台湾后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对毛泽东更应当实事求是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决不能因为他发动反右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犯了“天大的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往他身上泼莫须有的污水，决不能！搞清“毛罗对话”真相，就是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的证词，向历史虚无主义和另一种错误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大声地说一个“不”字!
　（何岸泉注：为篇幅故，此处省略无关本文主题的六个自然段）
　　《追寻历史的真实——毛泽东与鲁迅》，约与3月上中旬正式出版。此书已于去年11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由于怕各个环节延搁（现在一本按规定报审的书，周期是一至三年），去年9月我携书稿赴京（此前听出版社说已报审二个月）。为此，中共中央文献室会同新闻出版总署开辟了绿色通道，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审读小组，不足两个月审毕，仅改动80余错别字及病句，没有史实、情节出入，办成了铁案，也赶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出版。而且，此书稿进行了出版史上创纪录的九校。本书共分两大部分：一是针对“毛罗对话”的调查考证及辩诬，约八万字，题为《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二是纪实《毛泽东与鲁迅》，完整地记录了自1936年—1976年四十年间毛泽东与鲁迅心相通的这一心路历程，计十七万字，有大量史料作证，也有过去岁月中多位30年代前辈同我叙说印证的内容。书出版后，我会寄给你的，如开研讨会，也想邀请你出席。
　　我迄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都是找的打印社。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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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秋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本文有删节）
　　 在2002年“北京的7月4日晚也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的惊恐气候中，黄宗英女士一气呵成的《亲聆》一文这样写道：
　　 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也来了。
　　 读着黄宗英的这段追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女士为撰写《亲聆》一文，事先是做了不少准备，下了一番工夫的。这其中，既有在“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的劳顿举止，也有看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展出“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的回忆。与此同时，黄宗英在提及当年那个中苏友好大厦座谈会“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时，专门给加注了一个括弧：“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这就令人深感诧异了：其一，既然黄宗英女士以77岁高龄花费了如此之多的劳顿寻找实景资料，同时又“到处求助”，为何惟独不去查询一下仍然健在的“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不查询不说，却又武断地和律师共同认定“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多已不在人世了”；其二，她为《南方周末》亲自选定的两帧照片，其文字说明被界定为“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却又不愿引述更为精确的由权威的新华社所发的照片文字中的36人名单，是嫌落笔麻烦呢，还是顾忌到读者特别是上海的读者、36位与会者中的健在者及其至爱亲朋会站出来说：“黄宗英女士，你这样说不对！我还活着！”或“我的老师还健在！”或“我的父亲还健在！”如果真有这等事情发生，由黄女士一口所说的“亲聆”内容，其真实性和分量就要打折扣了……
　　 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着重写了以下这么一段话：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黄宗英的这段回忆文字十分生动，色彩浓郁，玄奥、恐惧，而且还冒着危及肚子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危险，藉以衬托随后展开并加以发挥的由“毛罗对话”引发的“严重恶果”。可惜，这恐怕是黄宗英的杜撰，并不真实。
　　 何以见得？且听后来担任过全国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铭珊先生早年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吧！陈铭珊说：
　　 市委统战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赶到那里一看，只见灯火辉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那里讲话，使我惊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
　　 其他也有人证实：市委统战部通知到他们时，只说是有一个座谈会，并没有点明是毛泽东和他们会面并座谈，这也符合以前类似会议的一贯做法，黄宗英何以神通广大，能事先知道是毛泽东邀请座谈？
　　 由此，黄所谓在会前怕“被点名发言”，并“虚汗淋淋”之言，恐怕是子虚乌有。
　　 黄宗英在其《亲聆》中，还提出了令人莫名惊诧的“让座”说。黄宗英如此写道――
　　 ……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黄宗英的这个说法是否“合乎情理”，暂且不论，因为“情理”不能取代事实。
　　 当时现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宗英此说是否又是类同周海婴先生于同一个话题中的“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或“秘密对话”或“临终托付”那些个不着边际的“内容”呢？这是因为，黄宗英并没有告诉读者，她和赵丹为什么“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他们是怎么让开的？给谁让开的？让开后他们又坐到了哪一桌上（因为每个桌上都坐了足够的人数）等等。她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及。姑且存疑。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的相关文字。这段文字，与她渲染的“合乎情理”的举止之描写，同属一个部分，而且在文章的前面。黄宗英写道：
　　 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秋石注：应为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了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桌边的……
　　 对此，一些座谈会的参加者，在亲述回忆中作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
　　 黄宗英发表《亲聆》一文时仍然健在的陈铭珊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们：
　　 ……咖啡厅里是分团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是坐过来同大家交谈。当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时，有人介绍到我说：“这是陈铭珊。”毛主席说，“噢！上海有个陈铭珊，北京有个陈铭德嘛！”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北京陈铭德已被划为右派。我听后心中很是吃惊，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临离开之前补充了句：“我刚才说北京有个陈铭德，是为了便于记忆。”他这一解释，才使我如释重负。
　　 同样是“惊”，却有着区别。
　　 黄宗英有惊，是先入为主地惊，未卜先知地惊，人为制造的惊，而且是让所有人都无法考证、探究其一二的惊――她在家中同丈夫赵丹之间的谈话中显露出来的“惊”。黄宗英的这一惊一咋之间，是为了给读者制造紧张气氛，人为地设置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悬念。
　　 陈铭珊先生也有惊，是在与毛泽东幽默式对话后，同前期反右运动中一些人的命运联想被动的惊，但在毛泽东“临离开之前补充了一句”之后，又很快地“如释重负”了，符合当时的场景，十分自然，顺乎情理。
　　 从陈铭珊先生数十年前的回忆文字看，除他因迟到“悄悄地坐在后面”外，其他都是事先作了安排的，黄宗英自己也是“被领进”去的。显然并不存在她所说“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回事。如若说坐在毛泽东身边就意味着这是一席“显赫位置”，那岂不是36位各界人士都享受到了“显赫位置”的荣耀，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团桌一个团桌地与大家座谈的，而且与每位人士都谈了话。
　　二
　　 黄宗英还在《亲聆》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一笔：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赏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无论是陈铭珊先生、别的一些历史现场见证人的回忆亲述，还是黄宗英时而这时而那的“说明”文字，无不证明了1957年7月7日晚发生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内的事实：毛泽东在作完开场白后，是一个小圆桌（或者叫做团桌）一个小圆桌地与各界人士座谈的。比照黄宗英的这段文字，我们不清楚毛泽东是坐在哪一桌上，罗稷南又是从哪一桌上站起来“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的。一般说来，毛泽东坐在哪一桌，就会同那一桌的人士谈天说地――陈铭珊先生在其回忆中已经向我们解析得很清楚了，又怎么会冒出黄宗英的如此说法呢？抑或是为呼应周海婴先生的那个“秘密对话”？尽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不像今天，每个桌子上放上事先打印好的与会者姓名的纸壳牌牌，但毛泽东每到一桌，都会有陪同的人员介绍这一桌每个人的姓名及其身份的。陈铭珊先生就是这样被人介绍同毛泽东认识并交谈的。这是事实，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与黄宗英的说法迥异。至于“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的说法，更与史实相悖。无疑，这又是一个周海婴说法的翻版。只不过，周海婴自说自话地把罗稷南给框进了毛泽东“湖南老乡聚会”的小范围，同时冠之以“秘密对话”“临终托付”等词眼，着意渲染了一番。而黄宗英基于已经有人批评周海婴说法靠不住，于是便以“亲聆者”身份臆造出“一个湘音一个滇腔”。
　　 就在刊发黄宗英《亲聆》一文的《南方周末》同日同版的右侧，刊登了曾于上世纪90年代向周海婴先生提供“毛罗对话”第一个版本的作者的更正文章《“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这位作者是罗稷南先生的学生贺圣模教授。笔者曾与贺教授有过交往，那是在2003年9月25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冯雪峰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次日由上海到浙江义乌冯雪峰故乡的大巴车上，我有幸与贺圣模先生坐在了一起，一路相谈甚欢。彼此观点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既没有形成对立，也没有产生隔阂。学术讨论也好，史实探究、考证也好，有分歧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个人的认识，贺圣模教授，无论为文，还是为人，皆正派实在。有一说一，说一不二，听恩师说就是听说，决不掺杂任何私假水分，而且对造假行为深恶痛极。
　　 鉴于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议――因为他是鲁迅先生唯一的儿子，故而谁也不会相信周海婴先生的书中有什么不妥、不实，乃至有造假之处。于是，境内外各路媒体给大大炒作了一番，转载、连载不亦乐乎，一时洛阳纸贵。然而，不久便出现了问题，不同的声音纷至沓来。这里，且不说其书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史实、史料错讹：人名、地名，红军长征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进入延安的日期，其父原著日记记载，对冯雪峰的不实指责等……都被其弄了个面目全非；也不说他在二十年前有关宋庆龄重金资助鲁迅丧葬问题上“亲历亲见”“敬爱的宋妈妈”对他们周家无微不至关怀和巨大金钱投入的亲撰，以及对所谓鲁迅被谋害说的认真表态，二十年后又在其书中不加任何说明地来了个全盘推翻；光就其一时心血来潮海阔天空整合出来的那个特设的《再说几句》章节中“湖南老乡小聚秘密级”的“毛罗对话”，不少学者一下就考证出了几十处错讹――小至替罗稷南先生更改籍贯和出生地、工作单位、死亡时间等等，更甚的是将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周谷城先生，从正在出席一次重要会议的北京会场，给生拉硬拽地塞进由他一手编织而成的上海一个不知什么场所举行的“秘密对话”中来……由于他在文章中明确点出他的这个说法，系由罗稷南先生的学生转告，于是，外界又有不少人开始寻找起罗稷南先生的这位弟子，以探究“秘密对话”之一二。
　　 于是，为正视听，贺圣模教授适时地站了出来。
　　 先说明一下，据了解，贺圣模先生的这篇题为《“孤证”提供人的发言》的更正文字，发表在与刊登黄宗英《亲聆》一文同日同版的《南方周末》上。这，也许是一个巧合――因为早在一年前的2001年岁末，贺先生就将此文发给了《南方周末》，以期引起各界人士注意他的这一实事求是的举措。但不知为什么，该版编辑竟然将其压了一年多。而且，《南方周末》却并非是此文的“首发”媒体：距此一年多前的2001年11月2日的《宁波教育报》、11月6日的《宁波晚报》，以及2001年第48期上海的《新民周刊》均予刊载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周末》在刊登时作了一些删节。删节最为严重也颇为关键的一处，亦是原文对周海婴编撰水分颇大表示强烈不满的一处（系贺圣模教授当面向笔者提及――秋石注）。文字如下：
　　 三、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泽东讲话之后。“罗稷南惊出了一身冷汗”。罗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强，与在座的人相比，辈分高，资历长。他若会“出冷汗”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敢于问这个问题，他就决不会“出冷汗”。那是一种“情景想像”了。
　　 这之后，笔者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的冯雪峰（2003年9月）、黄源（2006年5月）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上，还有绍兴举行的首届（2005年10月）、二届（2007年9月）鲁迅文化节上，曾不止一次听人提及：对贺圣模先生的这个更正性说明，周海婴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强烈的不满。这是因为，贺先生的更正文字一经公开发表，人们的眼睛顿时亮堂了许多：有关内容究竟是不是在造假，谁在造假，读者读后，自可一目了然。
　　 在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出版一年后，面对纷纷扬扬争论不休的“毛罗对话”“秘密对话”说，作为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小团桌前落座的“亲聆者”黄宗英女士发话了，由于是“亲聆”，她的表态份量自然是非同小可。
　　 黄宗英女士回忆“亲聆”的经过，传神形象，尽管是在时光流逝了四十五年后，伟大领袖和“伟岸挺拔”的大翻译之间，其举手投足，彼此间用乡音对话，竟是如此清晰，栩栩如生。
　　 好一个出神入化的“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
　　 鉴于此前有了周海婴先生在“听说”基础上掺杂有众多水分戏说“毛罗对话”的前车之鉴，黄宗英女士老成持重多了，云：“一个湘音一个滇腔。”
　　 这“滇腔”的说法，等于是黄女士在告诉读者诸君，我在这里追述的，可没有像周海婴那样替罗稷南更改籍贯和乡音呀，在我的笔下，罗稷南可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人呀！
　　 然而，黄宗英在“逼真”地绘出“一个湘音一个滇腔”人物嗓音素描的时候，和罗稷南几乎没有攀谈过的她，却忘记了一个事实：罗稷南说话口音的事实。
　　 感谢《南方周末》的编辑将压了整整一年多的贺圣模先生的那篇《“孤证”提供人的发言》，恰到好处地刊登在了黄宗英大作的同一日同一个版面上。在该文中，贺圣模这样明白地告诉我们：
　　 二、……海婴书中说罗……“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也不准确。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
　　 看了贺圣模先生的这个更正，黄宗英在《亲聆》中“一个湘音一个滇腔”的说法是真是假，读者当能自辨。
　　 不仅是曾与罗稷南先生有过较为密切来往的贺圣模先生如此说，而且，在过去的五六年间，笔者数十次前往上海调查时，一些熟悉罗稷南先生的前辈，与罗稷南先生有过往来的文化人，也是这样介绍的：在上海，于一些公开场合与人谈话时，罗稷南先生操的是一口通顺流畅的普通话，更不用说是在同久违了的操一口浓重湘音（人所共知！惟此一点，不用加工或伪造）的毛泽东会面交谈的那种正式场合了。
　　 至于黄宗英女士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向读者描述，笔者认为，一切都是为她的“亲聆”之说服务的。这只能说明，黄宗英女士在向后人追述往事时，不曾想过要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之所以可以这样说，还在于我们还掌握了也颇为关键的证据，那就是：在1957年7月7日晚的那个特定场合，时为电影演员的黄宗英根本就听不懂“滇腔”为何“腔”何物。
　　 这，又是一个由她自己亲口提供的证据，证明黄宗英文中所云的“滇腔”纯属虚构。请看黄宗英女士对《南方周末》两位取稿人员谈话时的举动（仍见同日同版《南方周末》刊登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
　　 黄阿姨朗诵颇深，通篇稿件的基础部分，她都用普通话来读，碰到她和赵丹对话，她会用上海话读，碰到毛主席讲话，她会用湖南方言读；碰到罗稷南说话，她又尽力模仿云南口音，她说：“云南话我学不像，只是为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去昆明，接触过一些从云南过来的朋友，跟他们学了几句。”她一边朗读文章，还一边给我们作解释。
　　 “写闻一多电影剧本”，跟“从云南过来的朋友”“学了几句”，仅此而已！而且，这“学不像”的云南话，是在距所谓“毛罗对话”过去了22年之后――1979年，她为赵丹“量身定做”写《闻一多》电影剧本的时候！那么她黄宗英于1957年7月7日晚，又是如何能分辨出罗稷南先生的“滇腔”的？还有紧随“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之后的那个“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显然，有关“苏区一别”的说法，又是一股空穴来风。
　　 很清楚，擅长报告文学笔法的作家黄宗英，在这里犯了一个大忌：行文缺乏前后连贯的缜密。
　　 1957年7月7日晚置身于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内的青年电影演员黄宗英，并不知晓――也可以说是一点儿也不知晓二十多年前罗稷南与毛泽东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经历。这是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于“苏区一别”文字的下一行，黄宗英向读者不自觉地托出了她是相隔四十五年之后才知道的历史上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确实有过这么一段交往的。黄宗英写道（笔者完全相信，以下这段文字才是黄宗英《亲聆》一文中最坦诚也最真实的表白了）：
　　 还是此番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黄宗英的笔，真不愧是一枝神来之笔。
　　 2002年7月“此番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与毛泽东于1933年有过交往，可她硬是将这个相隔四十五年后才查阅到的资料，放入到了1957年7月7日“亲聆”场景中那个并不出现过的“滇腔”之口，云“苏区一别”。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知道，罗稷南先生的“军旅经历”，并不单单在福建事变时。早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前的北伐时，罗稷南就已经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0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还任过第三军第28师师部秘书等职。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他已经是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了。
　　 令读者大跌眼镜的是，黄宗英在抄录网上资料时，竟然将原“1932年5月，在上海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从事反共内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蒋介石进攻下失败”一说，荒唐可笑地演变成了“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
　　 蒋介石竟然如此豁达大度：把异己军阀“调到福建”去“筹建”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权。这真是民国史上的闻所未闻的奇闻！
　　三
　　 作为演员、作家，黄宗英充沛的想像力在其《亲聆》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到“毛罗对话”甫一落地，黄宗英用了“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诸如这般惊恐万分的语句之后，又丝毫也不顾会场的真实情景，如此写道：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起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
　　 在结束这段文字时，黄宗英给她心仪的“应家伯伯”做了一个长长的注脚，强调指出：“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的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笔者在此不得不再强调一遍：据多位现场见证人的回忆讲述，毛泽东在作完开场白之后，是一个小团桌一个小团桌与各界人士座谈的。换言之，大家都是坐着发言及与之平等地对话的。这是因为发言者或紧挨着（如由黄宗英本人向《南方周末》提供的照片中明示的她自己那样），或面对面（如在新华社配发的照片中被她指鹿为马为罗稷南先生而实为漆琪生教授那样）地与毛泽东坐在一起，无须站立起来向全场作演说性的发言。那么，黄宗英又为什么要这么写？是“个案”吗？还是为了烘托“毛罗对话”后所产生的被黄宗英视之为异常惊恐的气氛？
　　 不过，我们还需要探究明白的是，既是气氛如此惊恐，惊恐得连“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那么，又何来下文的轻松自如和自由散漫？一是“我只有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请问黄宗英女士，怎么个“偷空”法？又怎么个“问”法？“不远处”，不远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隔着人？还是隔着桌？显然不是紧挨着坐在一起。那处在“惊恐万状”中的你，又是怎么向你的“应家伯伯”问的话？倘若真的问话，又如何能“悄悄”呢？你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当年――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篇《小丫扛大旗》，时为初中二年级学生的笔者见证了你的文学功力、文字风采，用字用词造句是分外讲究的，现在又怎么变得如此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了呢？其二，按照你给“应家伯伯”下的注脚：早在1935年应云卫就是“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了。具有22年秘密党龄的地下党员，按理说，其城府是相当深相当深的。处惊不变，以不变应万变，是任何一位秘密党员必备的心理素质。何况，其时正处在反右的非常气候中，处在有毛泽东和上海市领导人物到场座谈对话的场合中，应云卫居然会无所顾忌地隔着人乃至隔着桌子“对我滑头滑脑笑”和说话？即使你们不把这个会场应有的气氛和纪律当作一回事，那么别人呢？别人又是如何看待你黄宗英满脸惊恐万状探头探脑地向“不远处”的应云卫随意发问与对话？黄宗英女士这般如此的描述，稍加思索，就令人疑窦丛生。其三，“秘密党员”出身的名导演应云卫，在回答完黄宗英隔着人或隔着桌子的问话后，居然还能够旁若无人地“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不仅如此，居然“满堂的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识的”。也许他还能随意地走到毛泽东跟前，中断毛泽东正在与他人的对话，插科打诨地说上几句呢！
　　 须知，座谈会不是联谊会、联欢会、团拜会，何况还是领袖毛泽东到场唱主角的小范围座谈会，除电影界人士外，还有科学、教育、文学与工商界的人士呢！且不说敢不敢、能不能人来疯似的“满堂”乱窜，会场的气氛还是要顾及的吧，会场的纪律总还是要遵守的吧，旁人在对话，也还是要尊重的吧！可在黄宗英的笔下，有着22年秘密党龄的应云卫先生，竟然能够“嘻嘻哈哈”地在会场里随处走动、与人搭讪，竟然能够隔着桌子也不怕别人“告密”揭发说些不咸不甜满不在乎且对伟大领袖大为不恭的话？这种气氛显然“和谐”得有点离谱了。
　　 在“毛罗对话”这个话题上，黄宗英下的功夫可真是到位的。《亲聆》一文在渲染之余，屡屡扯到律师扯到法律，以示自己“亲聆”的内容可靠可信。但依笔者之拙见，黄女士不谈法律犹可，而当她庄重地谈起法律，就会令人们，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花筒世界走过来的一代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令整个华人世界都沸沸扬扬的一桩官司。这就是已故著名演员周璇遗产案。在辨别了黄宗英“亲聆”一说的那么多的疑点之后，再回过头来探究一下周璇遗产案，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周璇遗产案的被告，正是黄宗英。作为1957年9月22日去世的周璇临终托孤承担起养母责任的黄宗英，由于没有处理好同养子周伟的关系，由于面对事实仍然为之一意孤行，最终被养子告上了法庭。事实终归是事实，无论你怎样辩护说：没有这回事，忘记了，或者说是记不清了……可最终法庭经过审理，很快梳理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在确认周伟确系周璇亲生之子的前提下，并在扣除黄宗英给付另一养子周民六年生活费人民币14083.99元之后，判决黄宗英归还养子周伟人民币72426.30元。与此同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法庭还驳回了黄宗英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可见，当事人有时的所作所为也会不牢靠。当事人的“亲聆”与回忆，也会派生出掺假的成分。这样的当事人说的话自然是不可信，到了法庭上，法庭也是不予采信的。现在看来，黄宗英的“亲聆”内容，由于经不起推敲而破绽百出，同样难以令人相信。
　　 于是，便有了底气严重不足的作者与其律师对话中那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之类的轻飘飘说法。
　　四
　　 作为黄女士《亲聆》一文的读者，作为在“亲聆”一说上持怀疑态度的笔者，同许多心存诸多纳闷但又异常关心此说的人一样，尤其关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亦是黄宗英女士在《亲聆》一文中纹丝不曾触及的内容：即当毛泽东来到你们落座的那个团桌时，毛泽东和你们说了些什么？你们又回答了些什么？提问了些什么？总不会一句话、一个字儿也没有吧！哪怕是简单的互致问候也中。但黄宗英女士却在这个问题上惜墨如金，显得十分吝啬，一字半句都不曾讲述。这跟她好向媒体撰文爆料的作风不相符合。
　　 这个问题是个要害，是和“亲聆”之说大相径庭的要害！所以才会在黄宗英笔下衍生出一个“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说法。
　　 笔者此前已经论证过了，其实，在当时的现场，于情于理，都不会出现如此高风亮节众目睽睽下的举动――有黄宗英自己提供的现场照片为证。
　　 从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雁南飞――黄宗英传》，到2005年8月出自于同一作者手笔的全新修订、增补本《黄宗英画传――属云的人》，据作者于其书后记中介绍道，在增添了190多张照片的同时，还增补了不少“新颖”的内容。统览全书后，笔者以为，画传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有三大部分。其一，实录了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为整个华人世界热议，长达四年之久的周璇遗产案的全部审理过程；其二，是黄宗英女士与她的“二哥”、著名作家冯亦代先生之间的黄昏热恋；其三，是黄宗英心中的那座西藏高原的小木屋情结。
　　 上述三部分，第三宗，多年来为人们称颂。第二宗，从其多年来不断公开的两人来往信件，人们早已有所了解。而论及第一宗，由于涉及名人官司，又系养子养母对簿公堂，其影响力远比后两宗要大得多。
　　 然而，令读者诧异的是，于2005年8月出版的这部315页的画传中，却鲜见发生在1957年，同样涉及黄宗英女士，远比周璇遗产案还要轰动的有关“毛罗对话”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这部画传呈跳跃式的，竟然越过了谁也不能忘却的1957年，几近一个字的描写也没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遗忘了，还是另有隐衷？
　　 距《黄宗英画传》出版两年零九个月前的2002年的12月，黄宗英写了一篇题为《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纪实”，一时间，令整个媒体为之躁动，成千上万篇为之呼应、评说、论战的各类文章应运而生。乃至该文发表八九年后的今天，仍有一些精英学者拿此文说事解文，评点江山。试想，如此一段呼风唤雨的历史，怎么可能在专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的这部画传中杳无踪影呢？“毛罗对话”如此，还有发生在1957年的特殊岁月里，令黄宗英女士等引以为傲的她的阿丹特邀赴京出席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近距离地与赵丹作互动；赵丹黄宗英夫妇双双被特邀出席与毛主席拥坐在一起的零距离座谈与对话；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赵丹黄宗英夫妇积极投身于反右斗争前列，猛揭痛批身边的“大右派”、“极右派”，以及赵丹在这之后不久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等诸多事情。
　　 上述这一切在这部《画传》中竟无一个字的介绍，令人们在迷惘、遗憾之余，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整部《画传》，有关1957年的历史，仅仅剩下了传主本人一脸欣喜地与夫君赵丹一道拥坐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照片。
　　 从《亲聆》一文的见报，到《黄宗英画传――属云的人》一书的出版，前后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但1957年的有关“毛罗对话”的那段历史，《画传》中隐去了。抹去1957年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难不成，那个曾经在普天下人面前一再信誓旦旦“我亲聆”的内容有误？
　　 抑或，《亲聆》中透露的所谓“毛罗对话”，在失却市场青睐的同时，遭到了知情者，特别是被其无端宣判为“多已去世”，而今又“活”了过来的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质疑？
　　 《黄宗英画传》在论及传主丈夫赵丹先生“文革”中遭专政机关囚禁一事时，引述（重复）了三四十年前坊间流传的一些说法，即江青与赵丹之间在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有染之类（见该书第113页及115页）的所谓“绯闻”。既然，诸如此类极易越传越糊涂、越传越离奇，而且源自于小市民口中的说法，《画传》都毫不加避讳地引述了，驳斥了，那么，于两年多前引发全国上下一片热议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为什么就不让其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呢？哪怕是一个篇名，一个说明也中。
　　 也许有人会说，涉及伟人言行的记述，是要报审的，但同样是在这部《画传》中，却有不少涉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新中国领导人的言谈举止，例如毛泽东为赵丹、黄宗英他们参演的民营电影《乌鸦与麻雀》公开鸣不平；毛泽东、周恩来联手干预电影评奖，将《乌鸦与麻雀》一片由原评奖级二等（银质）擢提为一等（金质）；周恩来总理在表彰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与说明，还有随后毛泽东在接见获奖电影工作者时的讲话，等等（见该书第53-54页）。
　　 更有甚者，《画传》中自第65页至第70页，用了7000字的篇幅，评述了丝毫也不亚于所谓“毛罗对话”内容社会效果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风波。其中，多处引用了毛泽东的批判言词，以及赵丹（波及其妻黄宗英）、孙瑜等人的极度不理解与异常惊恐的心理：“啊，多么惊心动魄的抨击，多么令人胆寒的结论。黄宗英和赵丹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惊愕了。仿佛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突然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变得蒙头转向了。”（该书第66页）
　　 显然，在《画传》中，让写什么，不让写什么，黄宗英女士是很清醒的。她虽然没有告诉读者，但读者作这样的推测想来也不会大错，那就是：批判《武训传》等内容是因为传主本人心中没有什么可惧的――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所谓“毛罗对话”的内容，却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它是虚假的。这大概才是所谓“毛罗对话”――两年八个月前轰轰烈烈登场至今余震仍在，却不予放入《画传》的原因所在。
　　 而有关1957年那些与传主及其丈夫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之所以不予放入这部《画传》，恐怕还有另外的重要也是令传主本人尴尬的因素，在牢牢地钳制着她，使其不能也无法再随心所欲地说什么了。否则的话，那些健在而又正直的历史见证人们就要站出来说话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在《亲聆》一文中黄宗英只字不提赵丹与她同毛泽东之间的交谈内容，哪怕是一个简单的问候也中。而且，令人深感诧异的是，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的对话，在她的笔下，似乎成了只有一个简短的问候，一个关乎“鲁迅假如活着”的话题了。事实究竟如何，在其笔下，既没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托辞，也没有我们不可得知的当事人“烂在肚里”的事儿。在此，笔者向《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们深深道上一个谢：如同刊发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时，没有采用黄宗英于提供的照片下方撰写的所谓“毛主席……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见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的照片说明，而是原封不动采用当年《光明日报》所刊原图片之说明文字：“毛主席……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黄宗英之所以将其照片说明限定在“上海文艺界人士”这般狭窄的范围，是因为有关鲁迅的话题，对于科学、教育、工商界代表人士来说，是很难有多大兴趣的，尤其是在难得与毛泽东面对面座谈的场合中。他们更不会提出死去21年的鲁迅是否还能活过来，而“假如活着”，又是否会和新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分庭抗礼等等话题的。
　　 于《南方周末》首发的前一周，亦即2002年的11月29日，头版标注有“黄宗英授权本报与《炎黄春秋》同步首发――”字样的《文汇读书周报》，还于第十六版同步推出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倪墨炎先生撰写的《翻译家罗稷南》一文。倪先生行文严谨，考证精细，故而向我们提供的史料也比较真实、可信。据其在文中介绍，他在撰写《翻译家罗稷南》一文时，还特地向那些熟悉罗稷南并有过来往的文艺界、出版界、翻译界的多位人士了解过有关罗稷南先生的一些情况。倪先生在文中这样告诉我们：“据说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见面时，毛泽东就为他翻译出版这部传记（指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弗•梅林所著的《马克思传》全译本。罗稷南先生的这个译本，也是《马克思传》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上海骆驼书店1945、1946年出版――秋石）表示感谢。”
　　 读毕倪墨炎先生的《翻译家罗稷南》一文，回过头来，再来拜读黄宗英女士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不由得让人又生出一个疑问来：既然这不是一个仅限“假如活着的鲁迅”的话题的“毛罗对话”，其内容也自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此为一。其二，毛罗晤面相谈，又系相隔二十多年后的老朋友重逢，处在这样一个其乐融融极具亲和力的场合中（见1957年7月12日《文汇报》第二、三版所刊包括黄宗英、罗稷南等人在内的7月7日晚座谈会亲历者回忆畅谈文字），说到“假如活着的鲁迅”的话题，毛泽东会“异常激动”得一下子拔高说话的声浪，有这个必要吗？甭说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了，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士也不会这样做的呀！那么，又何以只有黄宗英“亲聆”中的独一个“假如鲁迅活着”的话题呢？有其他对话内容与之相映成辉，岂不更佳？！遗憾的是，黄宗英女士向我们刻意隐去了“毛罗对话”中的其他内容，如同她刻意隐瞒（而且是只字不提！）毛泽东莅临她和赵丹所坐的团桌时，与她、与赵丹相谈甚欢的内容，尤其是对他们问寒嘘暖、关怀备至的那些话语！
　　 偏信则暗，兼听则明。感谢《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们在刊发黄宗英女士这篇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倪墨炎先生经考证撰写而成的文章，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明辨是非真伪提供了有力可信的佐证。
　　 话一千，道一万，黄宗英再怎么绕，也绕不开这些事实：即毛泽东对他们夫妇可以说是关怀备至的。在1957年的春夏之际，正是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干预，先是让《乌鸦与麻雀》奖级提升，赵丹、黄宗英双双荣获个人一等奖；接着，在36位有幸与毛泽东握手并座谈的上海名流中，作为唯一的一对夫妇，得以双双出席这个于非常时期召开的座谈会――出席这个得以与毛泽东平等对话的座谈会，这就无疑有了一个坚硬如铁的保护壳：直到反右最终结束，36位“亲聆者”无一成为右派！试想，当毛泽东主席来到他们就座的团桌时，能对他们视而不见吗？能不和他们亲切握手吗？能不对他们暖人心肠地问候上几句吗：从《乌鸦与麻雀》中的出色表演，到影片拍摄结束后两人收获新的一份爱情组建起新的家庭，到日常生活……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可黄宗英女士却对此缄口默语，坚不吐露一个字。要知道，你和赵丹先生与毛泽东之间的对话，远比你们坐在毛泽东罗稷南的大后方听那个“假如鲁迅活着”的对话要清晰真切得多，应当不会跑调走样了！
　　 问题的要害，在于一旦将毛泽东对他们夫妇俩的关怀与勉励的对话内容公诸于天下，那么，由她在《亲聆》文中营造那种恐怖惊竦气氛，即刻就会在读者眼中烟消云散！
　　五
　　 行文至此，相信广大读者心中所想的，就是急于弄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当毛泽东依次来到赵丹黄宗英夫妇落座的这张团桌时，究竟讲了些什么？包括同这对全场唯一明星夫妇的对话内容。当时的气氛是人人自危的恐怖呢？还是“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有关这个“一派随意祥和气氛”八个字的表述，是黄宗英女士发表于2002年12月5日广州出版的《南方周末》C22版上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之第九小节用语。而刊登在次日由上海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第5版上同一标题的文章，则为其中第七小节用语。附带在这里向读者们作一个说明：两报所刊同一文的结构有所不同。文字及字数也有所不同――相对《南方周末》所刊，《文汇读书周报》字数大约要少二百余字左右。其他，如语句、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加了引号的人物对话内容等，如前述黄宗英女士同她“信得过”的那位律师之间表态、斟酌，等等，总共有七八十处不尽相同――秋石注）？第二，在与毛泽东当面座谈回到家中，及至这以后的数日内，赵丹与黄宗英夫妇之间，进行了哪些对话？是真的如同相隔四十五年后黄宗英回忆中反复提及的那般惊吓得连“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呢？还是真实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幸福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她、对她的阿丹施之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厚爱的幸福之中，并且从内心深处将此化为前进的动力，积极、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单位以揭发、批判他人“右派言行”的斗争中去？！
　　 对此，另一位与黄宗英有过多次深入长谈的记者型作家，向我们提供了由当事人向他讲述的那一段真实历史。
　　 这位记者型作家名叫倪振良。据其简历介绍，他“先后在国家教委《人民教育》社、中国《民主与法制》社、香港《大公报》社、《中国老年报》社、香港《文汇报》社等供职。”曾于1985年出版了《赵丹传》，2008年1月，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32万字的修订本《赵丹传》。其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蛇口荔园，在京中宾馆、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后与我倾谈了5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素材。”
　　 倪振良先生是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始萌生并着手收集资料撰写这部传记作品的。其时，赵丹先生已于一年前逝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下引用的文字，特别是有关1957年7月7日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在家中黄宗英同赵丹之间的对话、亲热嬉戏的话语与相关动作，均出自于黄宗英本人的亲口讲述。
　　 需要在这里作一个说明。为什么2005年版8月浙江版《黄宗英画传――属云的人》，跳跃式地越过了风云突变的1957年历史，而且连一个字的记述也没有，更甭说那个连她“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毛罗对话”了，其真实原因在于这本书是写她黄宗英本人的。由于底气不足，更可能是由于质疑的声音纷至沓来――尤其是那些健在者的不满情绪，使她愧对于人。于是，便来了一个能避则避，一舍了罢。故而，对于相隔十来年后出修订版的黄宗英传记，显然，处于同城的作者是与黄宗英本人仔细商量过的――这可以从其《后记》中窥出一二。对1957年的历史尤其是石破天惊的那个“毛罗对话”，传主本人采取了忍痛割爱的态度――大概是基于上述原因。
　　 而，2008年1月版团结版的《赵丹传》则另当别论了。作者与黄宗英会面恳谈的时间是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叶。从其后记看，所作的文字――即书中涉及的重要的人和事，其出处也均出自于那时恳谈的原始记录。到了新世纪他不曾再与黄宗英恳谈，他可以完全不顾忌此时黄宗英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不用忌讳些什么，此为其一。其二，这本书写的是赵丹，作者落笔的重点也是放在赵丹身上。又何况2002年12月黄宗英的宏文是如此之石破天惊。这么一桩大事如若不写进书中（或者叫做“拾遗补缺”也可），实在是一件天大的憾事。于是，作者仍然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同黄宗英会面时由黄宗英本人提供的原始说法。这，足以说明：至少，当年毛泽东是无微不至关怀赵丹黄宗英和全体与会36位各界人士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至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再一次提醒一下黄宗英女士，同时也藉此提醒一下所有关注“毛罗对话”的广大读者，无论是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向我们介绍的，还有其他出席者几十年前加以撰文说明的，一个不容任何人更改的历史真实场景是：1957年7月7日晚于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举行的这个座谈会，毛泽东是在作完开场白之后，一个小团桌一个小团桌地与36位各界人士座谈的。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落座后，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与之对话的各界人士，以及陪同的上海党政负责人，都无须大声说话，更无须趾高气扬或诚惶诚恐地站立起来问话或答话。如果64岁的毛泽东每到一桌，都要大声地与在座的人问话与答话，那岂不是太累太累了呀！何况，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大声说话，那又岂不是全场所有桌子坐着的人都得鸦雀无声、洗耳恭听了？那岂不是压根不存在所谓“毛罗对话”之后电影演员黄宗英“悄悄问”隔人或隔桌她的当电影导演的“应家伯伯”，以及“应家伯伯”不识时务的“清爽不清爽，当伊呒介事”的“滑头滑脑”的回话了？……整个会场气氛祥和、活跃而又随意，在毛泽东与他落座的这一桌子人士谈话时，其余各桌的人也都在随意叙谈着。因此，人们很难想像出：当毛泽东与其所落座的这一桌人谈话聊天时，其他各桌坐着的人能够听得见，或者能够听清楚毛泽东与某位人士之间的具体对话内容。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要弄明白的关键问题，即黄宗英提供的这个“毛罗对话”内容，其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少？是不是真的如她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纯粹系她本人亲耳听到并且听清楚了，而决非事后乃至几十年后为迎合他人的需要凭想像杜撰而致。
　　 首先是一个有关《光明日报》所刊照片及黄宗英确切指认罗稷南座席的问题。
　　 在方进玉、齐简二位撰写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有那么一段直录的黄宗英口述文字：
　　 第三是辩驳关，就是说，我要能回答其他人的质疑，假如有人说：“你那天站的位置，不可能听见毛主席和罗稷南对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黄宗英女士的这段表述，很有力量，意在表明她的叙述是经得起任何人的质疑的，也等于在说，她的叙述是可信的。
　　 黄宗英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向二位媒体记者说出上述一番话，因为她找到了赖以支持自己“亲聆”一说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刊登在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右上角那幅《毛主席与上海各界人士亲切交谈》的大幅照片。
　　 在刊发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同时，《南方周末》配发了经扫描移植的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右上角的那幅大照片。并且，经黄宗英本人指认，重新作了一段文字说明。这段文字说明是这样写的：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这里也许是为了突出黄宗英及其“亲聆”一说而这么写，这显然是失实，真实的说明应为“上海市文教工商界人士”。参加1957年7月7日中苏友好大厦座谈会的36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是“文艺界人士”，如漆琪生、谈家桢、李国豪、陈铭珊等人，都是沪上著名的各界人士，而且当时他们的知名度都在黄宗英之上――秋石注）。毛主席身后左一为黄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原刊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侯波摄。
　　 之所以黄宗英选择这幅照片及作新的文字说明，目的十分明确，这里有一个“位置”问题，就如黄宗英本人口述的那样：“那我就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真的如黄宗英指认的，该“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吗？
　　 黄宗英女士有没有认错？
　　 看来，要通过这个“辩驳关”，黄宗英女士有点儿玄。
　　 先说一句，36人中，戴眼镜、上岁数的人并不在少数。
　　 这些年来，有人经过仔细辨认，认为这“照片右下角一”不是罗稷南。
　　 至今，这个辨认更加确切了。
　　 那么，这个“右下角一”又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漆琪生，位列1957年7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所刊《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新华社特供稿所列36人名单之尊。
　　 漆琪生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凑巧的是，于24年前的1933年11月，风华正茂满怀一腔报国热血的他，与罗稷南先生一道参加了由国民党爱国将领发起成立的抗日联共倒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这个仔细辨认，是曾与漆先生长期朝夕相处的学生所作出的。
　　 还有另一些人，也多次指出黄宗英女士这个指证的失误。
　　 而恰恰是这张照片，是黄宗英女士用来“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请问黄宗英女士，面对漆琪生教授学生（他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指认，这还能“证明”什么？此外，在重新撰写的照片文字中，关于“毛主席身后左一为黄宗英，左二为赵丹”的说法，也不甚准确，应该是：“毛主席身后第二排左一为黄宗英……”
　　 如今，被你指认的“照片右下角一”已经“替换”了角色，“替换”到了本来的角色，你“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的又是些什么呢？漆琪生教授可并没有和毛泽东进行过类似的对话！
　　 当然，罗稷南先生确实到了会，和其他35位出席者一样，他和毛泽东也对了话的。
　　 关于毛泽东和罗稷南之间的对话内容，早在1957年9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上有所发表。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就是他们之间有关鲁迅的话题，黄宗英不是清楚不清楚的问题，而是压根儿没有听着！这是因为你在当年现场中“所处的位置”，只能够依稀“听见”漆琪生教授与毛泽东之间的并非鲁迅话题的对话内容，仅此而已！
　　 据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周海婴先生以鲁迅唯一儿子的特定身份，公布掺杂有很多水分的那个所谓“毛罗对话”而备受各方质疑时，黄宗英便“适时”地站了出来。因为她确实是出席了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举行的与毛泽东近距离或零距离谈笑风生对话的36位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在读者的心目中，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所作的“证明”应该是可信的。可惜，正是这位现场当事人，令许许多多不明真相但又无法去考证的读者走入“信以为真”的误区。
　　 至于黄宗英在“懵懂中瞥见罗稷南与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的场景，看来，这是一个电影镜头中常用的蒙太奇手法。这里，且不说，黄宗英和赵丹坐在毛泽东身后第二排，也且不论那个“照片右下角一”是罗稷南还是漆琪生，这个“右下角一”若要和赵丹对一个眼神儿，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其障碍何其之大！大就大在赵丹的前面、“照片右下角一”的对面，绵亘着两个高大的身躯：左一为毛泽东，左二疑为柯庆施。你说说看，这个“照片右下角一”怎么和毛泽东、柯庆施背后的赵丹对眼神儿？而且，从照片上看，赵丹比你倾前大半个身子，你又是怎么“瞥见罗稷南与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不仅如此，在赵丹背后半个身子的你，又怎么将他俩的眼神儿辨析得如此清晰：“他俩倒坦然理解了……”真是玄之又玄了！
　　（选自《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秋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