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高 伐林博（以下簡稱高博）對傅高義新書《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大陸出版大聲叫好：“一本書的出版，是一小步，對於中國政治禁區的突破，是一大步！”【1】『亞 洲周刊』的江迅說得更離譜：“為平反六四邁進一大步。”【2】針對“一大步”的說法，蘭冠雲博表示：“這種“開禁”，與平反距離十萬八千里，說成是“朝平 反六四邁開一大步”，實在是想象得太誇張了。”阿妞不牛博認為：“有點象老牛跨出了一個巨大的蝸牛之步。”華山博旁觀者清：“只要是涉及鄧小平，老高與民 奴們的距離就拉開了。”

傅高義在他的新書《鄧小平時代》 中，鼓吹『屠殺治國論』。高博坦言：“對傅高義的書的意見，其實我與各位看法差不太多，尤其是像我們這些經歷過“六四”的人，萬難接受他的“鎮壓必要” 論。”但高博又對鼓吹『屠殺治國論』的《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大陸出版持歡迎態度。他說：“即便這部著作持有在我們看來為鄧開脫的觀點，又刪了中共不能接受 的萬餘言，那麼在中國出版，怎麼看？是仍然一味地狠批、揭露，還是應該看到其變化、其進步，給以鼓勵？”

很明顯，高博對於鄧共允許出版鼓吹『屠殺治國論』的書籍，認為是鄧共的某種程度的“進步”，應該“給以鼓勵”。

Gmuoruo博針對此書的出版，認為:“傅高義花了那麼多精力去寫，還讓中共幫他修改成符合中共的意思，對西方一個版本，對中國人一個版本，傅基本成了中共愚民，欺騙，洗腦的工具。有點自尊的學者，絕不會容忍的。”

高博認為的“進步”，應該“給以鼓勵”，是因為“這件事的意義有多大，只從24年來，中共自己絕口不提也禁止民眾提“六四”就可想而知。”“因為多年來不允許人們提“六四”的禁區就此突破了！——儘管，是被中共能接受的一種說法突破的。”

一 本鼓吹『屠殺治國論』或『鎮壓必要論』的書，當然要提到六四屠殺事件，否則如何為黨開脫屠殺罪行？但就因為提及六四事件，高博江迅就欣喜若狂，盛讚其為 “一大步”。政治嗅覺是故意遲鈍，還是其他？原來，高博是一種博弈心態：“我感到，我們需要將鬥爭的哲學，轉化成博弈的心態。”

高 博此處的博弈心態，具體內容如何，我不得而知。但結合上下文，可以作出以下推論：鄧共得到了由外國學者宣傳『屠殺治國論』或『鎮壓必要論』的好處，民眾得 到了有一本書，提及六四事件，是突破了“六四”禁區的好處。當然，要提醒讀者的是，鄧共沒說有了此書之後，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出版提及六四事件的書了。我 想，大家沒這麼天真吧。但有人似乎就是這麼天真，那大叫“一大步”的二位。

讀者也可以自行判斷，高博的“博弈的心態”，從鄧共手裡，博弈到了什麼？就是唯一一本被允許提及六四的書。而且是為了替鄧共鼓吹『屠殺治國論』而不得不提及六四的書。

阿妞不牛博說：“象傅高義這樣研讀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太長久太深入了，在了解到理解中國中共就到不自覺地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與中共價值觀。。。允許傅高義此書在大陸出版“潔本”，實際上是用某種一家之言來為中共辯護，離“公開討論六四”差得太遠。”

明 鏡網一位美國網友2013-01-29 05:28:59留言道：“有關該書最全面而專業的評論，可見《倫敦書評》上由史學家Perry Anderson寫的分析。他指出：傅高義作為寫傳記如何不合格，如何省略了鄧小平前60多年的歷史，如何從美國戰略意義和討好鄧家的角度來敘述。 Anderson的分析也與蘆迪的這篇文章一致，但尖銳得多。

傅 高義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在六四問題的敘述和分析上即沒有如實報道事實——他把六四的起因降低到大學生對工作分配的不安、知識分子工資太低這類細 瑣的問題上，而沒有指出：那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道集體理想之光的閃耀，是民眾在文革後又一次產生的理想：民主建國，也是最後一次為這個理想而奮鬥的運動； 傅高義的敘述沒有體現良知和道德—— 歷史最終必須體現之，僅因為這是人的歷史，而非動植物歷史。體現良知和道德，就是體現人性和文明。沒有這兩點，歷史就沒有意義。傅高義，注重的是國家和國 家之間利益，也就是政權利益。無論是作為史學者還是社會學者，這樣的視角都大有問題。

該書的商業效果也體現了中國的一種“饑荒”：看不到這類書，沒人有條件寫這樣的書。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怎能具有傅高義所擁有的資源？！有什麼人，會讓鄧家打開大門？！”

海外著名歷史學家蘆笛針對此書，批評挖苦道：“思維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話，而發出這種宏論的人卻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國政府的智囊！”

由高博任主編的《新史記》第11期刊登了蘆笛對《鄧小平時代》的評論文章。轉貼於此，聽聽蘆笛同學是如何說的。

最 有趣的，是傅高義的論證方式：他一方面說，不能輕易用鎮壓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來證明鎮壓的正當性；一方面卻又說，自己“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 的推斷”，而“這已經發生過的事”就是“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維如此 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話，而發出這種宏論的人卻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國政府的智囊！

最 絕的還是，傅高義教授也承認“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然而他卻就是有那本事認定，如果不鎮壓，“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可無論是“不鎮壓”，還是“國家 分崩離析”，都是“並未發生的事”，他怎麼就能作出這一確鑿判斷呢？這到底是鄧小平的還是他的判斷？如果是鄧小平的，他是從哪兒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 他作出這個假言判斷的根據是什麼？又為何要把這話硬塞到鄧小平嘴裡？

可惜傅高義為我黨辯護積極得過了頭，就連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都不同意。他對姚監復承認：

“回想‘六四’，我認為‘六四’是鄧小平不容易下決心的，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是一場可以避免、應當避免而沒有避免的悲劇，中央動盪，我不願意。上邊的鬥爭、爭論，我不知道。”

“總 之，‘六四’是一場悲劇。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悲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黨內問題不解決，上層爭論、鬥爭激烈，沒 有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不願意發生的悲劇就必然發生了……應當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歷史的客觀真相是什麼，要準確，光憑感情下結論不行，流血的問題，原因的分 析，可能要留給歷史解決，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

雖 然陳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責，但這些話基本還是實事求是的。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過來人都得承認，所謂“八九民運”，說到底不過是學潮而已。其他階 層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學生、去游過幾次行外，並沒有實質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罷工，商店不曾罷市，社會並未陷入動亂，治安良好，中共更沒有喪失對軍隊的控 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學運已呈自動消亡之勢，以致學生們不得不在廣場上樹立所謂“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廣場，然而收效甚微。因 此，“六四”悲劇的確是“本來可以避免也應當避免的”。所謂“國家分崩離析”的危險前景，只不過存在於傅高義活躍的病態想像中罷了。

“為什麼不應出現、不願出現的事，卻出現了？”陳希同作出了明確無誤的解答，那是因為“中央動盪”，“上層爭論、鬥爭激烈”。這與我過去對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這 是中共領袖的思維定式，他們深知賤民心理，知道要讓人民真心擁戴你，先得讓他們怕你。所謂“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澤東把這點參悟得很透徹，在建國之 初便指示：“要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但要殺得有理有據有節，讓各界無話說。”張春橋也曾在筆記中寫道：“如何鞏固政權：殺人。”因此，老鄧最終 決定以屠民結束學運，乃是中共領袖們“突出重圍”、解決難題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 這分析可不是傅高義式強加於人，而是基於中共治國之道作出的。共產黨人歷來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鎮壓“階級敵人”（現在改稱 “敵對勢力”了）從來是共產黨的重大施政內容。據普列漢諾夫披露，列寧曾對他說：“雅各賓黨共和國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 衛！”無論普列漢諾夫的遺囑是否可信，這確實是蘇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寧-斯大林式政黨的治國實踐，環球無一例外，在柬埔寨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總 之，在共產黨人看來，不屠殺人民就無法維持鞏固政權。此乃共產黨人的最起碼的信條，任何一個對國際共運略有所知的人都該知道。

不 意如此野蠻、血腥、兇殘的“屠民治國論”，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義的認同！在他看來，若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中國就要分崩離析，當然中國人民也就沒有後來的 好日子了。所以，儘管他沒有說出，還是認同了中共竭力灌輸給百姓的價值觀——為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殺掉一部份無辜者完全是正當的！

（《新史記》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