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案：刺杀两江总督被凌迟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分量极重。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到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吃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时，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俩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在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如此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的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首先就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关于两脚羊的一个长长的故事

　　高级一点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及提到这样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呼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呼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呼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淫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的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赤裸裸的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对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