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告：全苏抚恤年金领取者，1906年以来的苏共党员莫洛托夫在经历长期的疾病折磨后，于1986年11月8日以96岁高龄去世。去世者1930年至1941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在1947年至1957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议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第一副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莫洛托夫的国际性名声起自1939年他以苏联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瓜分东欧的协议）。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以国家防卫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宣告德国的入侵；莫洛托夫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中，都伴随斯大林，与斯大林一起共同代表苏联，与美国、英国谈判战争进展与战后处理。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更知道莫洛托夫的地位。他16岁即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曾经被流放过两年，参与创办《真理报》，被捕判刑13年（1年后逃脱）。1917年加入彼得堡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参加二月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在十月革命中，莫洛托夫是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起义。1920年，莫洛托夫在3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名列第一位（另两人是布哈林与加里宁），经常代替缺席的中央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决定政策。

列宁去世后，莫洛托夫协助斯大林战胜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右派”布哈林、赖可夫等，成为斯大林的副手，参与制订、执行了所有被称为“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苏联最辉煌发展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斯大林晚年已经不信任莫洛托夫，1948年强迫莫洛托夫与其妻（犹太人）离婚，1949年撤消其外交部长职务。1952年莫洛托夫仍然被留在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局中，实际上却已经见不到斯大林了。莫洛托夫承认：如果斯大林再活下去，他自己就危险了。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重新恢复了过去的职位，留任从22名减少到8名的政治局、重掌外交部、与赫鲁晓夫等共谋打倒贝利亚。1957年，莫洛托夫反对否定斯大林、图谋解除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军方支持下连夜调动军机把亲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开会，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将他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开除党籍。契尔年科上任后，莫洛托夫才得以恢复党籍（1984年）。虽然苏共把他的党籍从1906年连续算起，但他实际上有四分之一的党龄是以“反党份子”的身份度过的。莫洛托夫也幸存到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当莫洛托夫193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比莫洛托夫更有资格见证苏联历史的兴亡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西方记者、研究者涌入俄罗斯猎取资料，用英文发表了不少新的关于苏联的报道、研究。但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局限，多数文章仍旧停留在从细节上批判苏联的层次上。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前苏联的官员撰写（或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例如国家安全系统的苏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少将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前[1]、Kalugin少将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的苏联中级官僚生涯回顾，提供了关于苏联政治运行的实际逻辑与演变。不过，他们的级别不高，领域不广，难以从中全面了解苏联。

莫洛托夫在“退休”后有了大量时间读书（虽然他只懂俄语）与思考，但是，如他自己所称：“列宁与斯大林都没有兴趣写个人回忆录”，他自己也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莫洛托夫晚年的写作仍旧是向苏共中央或苏联报刊写信，要求平反、批判赫鲁晓夫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这令人遗憾。

感谢诗人与作家楚耶夫（Felix chuev），从1969年开始，他成为莫洛托夫的朋友与来访者，与莫洛托夫进行了140次（最后一次是致悼词）平均长达4、5个小时的对话，并作了详细的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莫洛托夫还记得：与楚耶夫的对话》[2]。

楚耶夫把与莫洛托夫的对话分为四个部份：国际关系、与列宁共事、与斯大林共事、斯大林之后。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带有偏见，但莫洛托夫在每一部份都提供了唯一独特的史实与见解。可以说，此书是关于苏联兴亡的最直接见证。

许多进步人士或多或少受托洛茨基写作的影响，主观性地把所谓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截然分开，把苏联的必然灭亡归因于斯大林。莫洛托夫用事实反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在镇压反对派方面，列宁比斯大林严厉。捷尔任斯基是在列宁的命令下行动的，斯大林也受到列宁的训斥：“这叫什么专政、这是牛奶加蜂蜜政权，不是专政！”列宁不允许任何反对意见，有些未能完成任务（未按时把粮食从地方征运到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地方干部被就地枪决。我们今天容易想象列宁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列宁镇压的是敌人，但斯大林镇压的是同志。

但苏联灭亡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包括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等，都是俄罗斯革命的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与白卫军的内战期间，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们虽然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却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反对白卫军。实际上，莫洛托夫承认：1921年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情况危急，列宁召集大家，指示道：“完了。苏维埃政权结束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准备好秘密文件与联络方式。”但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出乎意料地猛攻邓尼金的侧翼，迫使邓尼金撤退，解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危机。

列宁能够带领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确实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才略。实际上，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在一系列政策上反对列宁（包括反对十月起义单独夺取政权）；列宁也很不满捷尔任斯基，不让他进政治局，甚至威胁要开除他。列宁的最大“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公开发表文章与列宁论战。但列宁知道，他缺不了托洛茨基的热情与天赋。当内战期间斯大林问列宁为什么允许托洛茨基唱反调时，列宁回答说：“我有什么办法？他现在掌握着军队！”莫洛托夫回顾道：在列宁去世之前，布尔什维克上层别的人都不可能与托洛茨基共事了；但托洛茨基毕竟有影响，如何处置他一直是困扰布尔什维克的难题。

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政权尚在形成之中，托洛茨基可以依靠党外（以及一小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与列宁就政策展开论争。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面临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主流集团的排斥，为了争夺中统，必须无条件地拥护列宁。但这样使他处于更不利的局面，因为莫洛托夫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中坚份子知道托洛茨基并不是列宁的继承人。

作为列宁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唯一可以保证苏联生存的继承人。在他看来，无论是清除左倾的托洛茨基、右派布哈林、机会主义份子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还是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清洗，都是苏维埃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必须选择。换一个形式表达，就是自列宁开始，在斯大林手中成形并膨胀的苏联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下个人极权体制。如果我们想到斯大林本人是沙皇统治下的“落后少数民族”（格鲁吉亚）出身，可以想象斯大林本人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并没有多大作用。问题在于苏维埃制度转换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必然会演化成专制与独裁。这种专制在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世代手中时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新世代的统治集团被动地放弃（如戈尔巴乔夫）或主动地出卖（如叶利钦）革命成果时，这种专制，对此没有防范机制。

苏联能够持续74年之久，某种程度上也是靠外部国际环境促成的。德国的入侵加固了斯大林的统治，美国的冷战政策提供了苏联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合法正统性。莫洛托夫至死认为美苏之间必然爆发战争（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非此不可提供苏共继续统治，以及苏联继续存在的条件。对于党内赫鲁晓夫上台、党外沙哈诺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莫洛托夫不可能反省苏联体制本身的缺乏，反而加强了自己所持的“政治清洗不彻底”的观念。

但第二代以后当政的苏共统治集团不可能像莫洛托夫那样盲目。赫鲁晓夫、贝利亚等斯大林晚年的核心圈子成员深知苏联的危机。贝利亚在斯大林晚年不许其子女与斯大林子女成亲，就是因为知道斯大林死后会被鞭尸；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非斯大林化”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就展开。从此之后的苏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摆脱不了两个选择：慢性自杀（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自取灭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严肃的读者会联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重复苏联的历史吗？人们很容易看到在最高权力交替时类似政变以及特殊国际条件（如台湾问题）。进一步说，在目前的、所有带有政治性的反对运动最终不得不与华盛顿的统治集团发生联系的国际政治条件下，中国的“反对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从政治体制的核心形式上看，能否在革命正统性、历史性尚未完全消失之前改变一党专制、即形成两个或多个基本上坚持同样原则诉求但采取不同政策，具有不同人事交替功能的政党组织，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

[赵京，2001年8月 美国圣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