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的歷史影響研究綜述--05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林彪所處的特殊地位，事件對黨和國家、人民軍隊、中外關係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術界對此的研究方興未艾，取得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

　　1、“九一三”事件對黨和國家的影響。林彪作為被寫入“九大”黨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叛逃無疑對黨和國家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使黨和國家面臨極為嚴峻的形勢。研究者通過分析周恩來在事件發生前後的活動記錄，指出“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使黨和國家面臨極為嚴峻的形勢。邵一海指出當總理接到林彪乘坐的飛機已逃出國境的報告時，首先考慮的是要做好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的準備。“在這嚴峻的時刻，必須立即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24]周總理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分析了形勢並作出了比較嚴密的部署，“實際上就是內防政變，外防侵略。”[25]莽東鴻的《“九一三”事件的傳播》中指出，在短期保密的前提下，中央採取了‘內外有別、有步驟’的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後一般幹部;先幹部後群眾。”[26]採取逐級傳達通知的方式，使事件對社會的震動降到了最低點。鄭謙、張化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黨中央陸續將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級傳達到基層，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比較系統、深刻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儘管這些材料免不了一些牽強、不實之處，在認識上也存在着明顯的局限性，但在當時大亂初定、許多矛盾和問題仍然嚴重地威脅着社會穩定的時候，這一措施對於統一認識、安定人心、穩定形勢無疑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2)“九一三”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金沖及、逢先知[27]、陳立旭[28]、張化[29]、張田水[30]等學者們普遍認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折。這一事件最終促使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以及廣大幹部群眾開始冷靜思考並逐步清醒，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破產。胡繩在敘述“九一三”事件的影響時寫到：“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賣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這就“促使更多的幹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客觀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31]周敬青認為：“林彪事件的爆發，使毛澤東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體措施進行重新審視，對一些過激做法加以更正。”[32]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認為，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多次做自我批評，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正“左”傾錯誤，但也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黨和國家的調整舉措，表明毛澤東開始反思文化大革命並開始初步糾正文革的錯誤。“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的反思是具體的，沒有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也沒能揭示林彪集團形成的根本原因，沒有從事件中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運動的方向，從而結束這場災難。主要表現在：第一，當1972年黨中央內部在批判林彪集團極左思潮問題上產生分歧時，由於毛澤東的不正確“裁決”，由批林彪極“左”思潮改為批林彪極右思潮。第二，當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層層深入，要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候，便成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事情，於1976年4月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對毛澤東不能整體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還有學者認為這主要源於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的思想認識及其與林彪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複雜關係。

　　(3)促使中國政局發生了一系列積極變化。一些論者認為，事件發生後中國的政治架構開始破舊立新。周總理領導開展了一系列整頓，將批林整風引導到批判“左”傾思潮，落實幹部政策，進行經濟調整，努力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到1972年形成了批判極“左”思潮的高潮，給國家帶來了一系列新氣象。鄭謙、張化所著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此有比較詳細深入的論述。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調整黨政軍領導機構，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加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領導職能;深入揭發林彪一夥的陰謀和罪行，清查有牽連的人和事，有步驟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布並說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國內局勢、特別是軍隊的穩定;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幹部的進程，一批被林彪打倒的幹部開始復出並逐步掌握了重要部門的權力，林彪集團及其黨羽的權力遭到嚴重削弱;在毛澤東的關注下，人民公社認真處理積累和消費分配的關係、多種經營合法化、工業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經濟形勢繼續好轉;外交政策開始向積極方面發展。但是，這些具體調整由於“四人幫”的反撲和毛澤東對文革的態度沒有根本變化後來被迫中止，國家政策又有反覆，“左傾”錯誤又有所滋長。

　　2、“九一三”事件對人民軍隊的影響

　　根據劉志青的研究，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提出 “突出政治”等“左”傾錯誤觀點,使軍隊各項工作嚴重地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此外，他還以各種名義廣泛培植親信，排擠迫害軍隊高級幹部，使軍隊建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九一三”事件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部隊開始了各個方面的整頓工作，部隊建設開始走上正軌，槍指揮黨的現象得到扭轉，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得到進一步加強。(1)全軍廣泛開展揭批活動，肅清了林彪集團流毒。[33](2)初步整頓國防工業，取得了一定成績。[34](3)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的關係得到調整。劉志青在《“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中憑藉豐富的史料論述了“九一三”事件後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恢復，特別對軍事訓練方針、組織、效果及其歷史影響進行了研究。

　　3、“九一三”事件對中外關係的影響

　　逢先知、金沖及等認為“九一三”事件有助於毛澤東積極調整外交政策。“九一三”事件後我黨和國家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九大”以後毛澤東和林彪在外交上產生了明顯的分歧。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後，毛澤東傾向同意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的建議，認為中國可以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僵局，抑制蘇聯的嚴重威脅，從而決定調整我國外交戰略。而這時林彪仍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要與蘇堅決對抗的觀點。”九一三”事件後，通過調整，葉劍英主管軍隊、李先念主管經濟。毛澤東因此把大部分時間用到研究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上，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後工作的指導原則。但是，“九一三”事件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外交方針的調整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由於蒙古、俄羅斯以及我國許多檔案資料尚未解密，學術界論述不多。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一時眾說紛紜。前駐蒙古外交官孫一先所著的《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中說：“九月下旬以後，國際上的各種傳聞和揣測沸沸揚揚，有增無減。”[35]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奧地利電視台和報紙、英國《衛報》、香港《快報》、英國《新觀察家》都進行了評論報道。中蒙關係沒有因此受到影響，並繼續走向緩和。據孫一先回憶，蒙古方面在處理墜機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採取了比較合作的態度，後來由於蘇聯的介入，蒙方沒有把飛機殘骸、死者屍體和遺物交給我們，但也沒大做什麼文章。“中蒙關係沒有因墜機事件受到影響，繼續朝緩和的方向發展。”[36]中蘇關係仍然保持緊張狀態，蘇軍進入戰備狀態。事件發生後，蒙軍和駐蒙蘇軍都進入了戰備狀態。面對當時的嚴峻形勢，周總理和外交部預先考慮了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並準備了應對措施。孫一先在回憶錄中就親身經歷指出中國北部邊境面臨的嚴峻形勢。

　　促使中美打開關係僵局，實現兩國領導人會晤。“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集中更多的精力積極推動外交戰略的調整，也在慎重轉變在反美主義的氛圍中生活了20多年的中國公眾的反美情緒。1971年10月25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打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榮首相訪問中國。“隨着中美關係的解凍和繼續改善，中國的對外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第三次與中國建交的高潮，中國不但與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鞏固和發展了友好合作關係，而且與西歐、日本等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建立了正常關係，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37] 影響世界格局的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中國的國際環境大大改善。

　　4、“九一三”事件對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社會民眾帶來深遠的影響

　　“九一三事件”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林彪曾被譽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澤東給予了他無限信任，他的叛逃對毛澤東個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周恩來作為當時黨和國家的“大管家”，事件無疑也給周恩來個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同時，也給與林彪事件相關的人物的命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自中共中央發出中發[1971]57號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後，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認為是林彪線上的人員，同時使256三叉戟等機組裡的人等的命運發生了徹底轉折。形勢相對平穩以後，中央分別召開了各大軍區、各省市。各軍兵種的清理整頓會議，在這前後，許多開國將軍受到牽連，被批判或被隔離審查，有些處理是正確的，可其中又犯了擴大化的毛病，錯整了一些人。同時也引發了社會民眾對文革的反思，為歷史轉折奠定重要的社會基礎。

　　三、“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成績及面臨的差距和問題

　　“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取得了一定成績。第一，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支的學術愛好者隊伍和研究陣地;第二，歷史事件親歷者們發表了一批有價值的回憶錄著作或文章，提供了比較好的史料;第三，有關林彪事件的學術探討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氛圍，部分問題已經弄清楚事實真相。但也還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

　　首先是資料問題。這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有關檔案材料至今沒有解密，能看到中央一些會議文件和記錄的學者是極少數，“九一三事件”檔案材料的查閱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大多數學者則只能依據親歷者回憶錄、第二手材料，間接地進行考證，這不能不影響到“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學術質量。二是“九一三”事件的資料大多散見於各地、各單位和個人手中，特別是親歷者們年老體弱，史料搶救工作進展緩慢，還沒有形成一支較強的學術團體，也不利於開展學術交流。

　　其次是涉及“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文章和出版物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黃克誠在評價林彪時直接指出對林彪要功過分明，文革中林彪不是錯誤，而是犯罪，文革之前有功有過，東北有很大功勞。陳雲同志在評價林彪時也指出林彪在文革的犯罪不能掩蓋他以前的成績。而今天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試圖用林彪當初為革命立下的功勳來掩蓋他文革的犯罪或者推卸他的應有責任，是不是顯得不那麼客觀?同時也不能因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而否定林彪的一生。同時，對於林彪事件的細節研究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弄清楚事件真相的基礎，但是也不能僅僅局限於或糾纏於若干細節問題的研究，而要側重社會管理體制設計、制度建設等宏觀問題的研究，以求得未來發展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