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说：从人民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角度看很可能不同，有时候可能绝然相反。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也可能有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自己下地狱，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是真正的英雄——茅于轼自己就被骂作“汉奸”！


　　老高按：在我2004年因为偶然契机开始接触汪精卫问题之前，同辈人之中已经有不少人先对汪精卫这个复杂的人物开始探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所谓网上“四大汉奸”，尤其是写出《真实的汪精卫》的林思云和在新泽西演讲时斩钉截铁地断言“汪精卫当然是民族英雄”的赵无眠。
　　他们的著述、演讲，都有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他们遭到的非议抨击，让我在对这一人物开始思考并写作时，也再三踌躇——突破官方禁区易，冒犯民众思维定势难啊！而且一些人又是那样敏感、那样高度警觉，稍一触碰这个话题，稍一偏离国共两党给汪氏贴上的标签，就立即会有人感到受到冒犯。
　　好在，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无比強大的吸引力，足以让我不断深入探究下去。
　　由于插入其它编辑、采写事务，也由于汪氏后人中彼此出现了一些分歧增加了我采访的难度，两三年来我暂时中止了对汪精卫问题的探讨。最近多少出于偶然地转发了王裕延一篇长文中涉及汪精卫的段落，遭到野石先生义正辞严的质问之后，使我重新提起了对汪精卫研究的兴趣。此前我曾经幻想：等到编稿等琐事杂务都卸下之后再来潜心钻研，但看来“生命不息，琐事不止”，永远纷至沓来，一期杂志又一期杂志，一次专访接一次专访……所以，我必须就在琐事杂务的缠绕之中，继续自己的钻研。
　　我决定重整旗鼓。在写出有关汪氏选题的文章之前，陆续将一些资料转贴于此。今天先贴出第一批。
　　这些资料，多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前辈、同辈、后辈如茅于轼、余樟法、许知远、以及他写到的香港议员“长毛”梁国雄等等許多人的看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拓展了我们认识的视野。有的文章较长，我节选与汪精卫问题有关的段落，个别笔误我做了改正。
　　以下第一篇文章，是最近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连续跟帖的署名“过路”的网友所写——可能有不少读者已经注意到这位朋友，数年来他对于汪精卫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多次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发表令我深受启发的见解。



　　以下过路的跟帖留言是发表在不同文章后面的，有些有具体的针对性。我这里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老高注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5-20 00:39:47     
　　历史能不能假设，涉及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学有三个部份，史料问题，史实的分析问题，评价问题。假设我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历史首先要明确，它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东西，所以假设是完全可以的。
　　我一直对汪精卫问题很感兴趣。我个人认为汪精卫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中是相当不错的一位人物。说他投机完全是国民党内蒋系的栽赃陷害。
　　国民党的联共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汪氏之所以追随孙中山联共与孙中山在他心里的权威有关，再就是联共的确是扩大了国民党的势力，这种立杆见影的效果不可能对他不产生影响。还有就是他企图用党治来解决军队军阀化的问题。应该说他在联共上是比较真诚的，虽然与此同时，他对中共与苏联的戒心始终是存在的。相比之下，蒋在联共上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如果非要说投机性的话，我认为蒋的投机性更强些。
　　再看分共后。蒋汪在先后实行分共以后，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上又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为汪在与中共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说从骨子里认清了中共是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所以之后汪氏始终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对中国的巨大威胁。他后来反共是极其坚决的。与汪相反，蒋又一次显示出其投机性。蒋不抓住时机坚决消灭共产党，相反，他总想利用共产党。蒋最后为共产党与苏联所利用并不奇怪。有心人去看看史料就明白了。
　　汪蒋的行事风格是相当不同的。汪的原则性比蒋强太多了，蒋的投机性比汪要多多了。蒋的全部失败，与他的这种投机性都有关。因为他企图投机取利的对手，不是比他更强，就是比他更无耻。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5-20 00:54:51     
　　王裕延的文章水平连个业余爱好者都不如，水平极差。史实没去查，分析也没水平。
　　国民党军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并不能改掉私军的本性。至于中共的军队，蒋介石根本指挥不了，这更是一个基本事实。国民党后来在内战中一败涂地，与国民党军队这种派系私军性质也是相关的。
　　汪氏之所以倾向和平与蒋分道，一是因为中共问题，二是因为对日和谈问题。至于汪氏不看好英美，没有判断出日本会突袭珍珠港，你可以说这是没有先见之明。但是，美国二战之时的政策是先欧后亚，你也不能不承认。在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给中国是最少的，甚至不如给自由法国的。而且美国不认为中国是它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不与中国签订类似共同防共的条约，放任中国共产化。如果说汪氏在偷袭珍珠港上未有先见，但是对于赤潮之席卷中国，是不是其他人又不如他有先见之明了呢。历史，就是可能性的对决，判断不能要求百分之百（准确）。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5-23 01:04:54     
　　共产党问题是认识中国现代史的核心问题，至少是核心问题之一。共产党对中国造成的实际伤害，远超日本，时间愈久会看得愈清楚。当时，在三十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一是日本问题，二是共产党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命运都有重大影响。在考虑对日战争时必须同时考虑共产党问题。汪氏在这个问题上与蒋氏发生了巨大的分歧。这是一种政治判断的分歧。
　　历史学始终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认为民族大义即反对外敌是唯一的指南、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认为反共与反对外敌同等重要，是另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不同，在不同的人之间划了一道线，在不同的历史学家之间也划了一道线，使不同的人看见同样的历史事实时，产生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看法。
　　我是认同反共与反对外敌同样重要的。因为共产党及其思想是人类的公敌，中国被共产党所掌握是中国最大的不幸！在认为所谓民族大义是唯一的人眼里，三十年代的国内与国际政情没那么复杂，联共联苏联美长期耗着不就可以了么。但是在反对共产党的人眼里看来，三十年代的国内国际政情就复杂得多。要反对日本，同时必须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彻底摧毁，要想办法找外援，但是苏联的援助却不那么可靠。蒋介石最后选择了联共联苏，长期耗着，汪精卫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他认为这是给共产党作机会。
　　我们今天作为后人，先整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再考虑一下自己如果当时处于同样环境下自己会如何处理也就是了。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别人，哪派都做不到。因为价值观不同的人，是无法有共同一致的结论的。
　　国民党是不是具有私军的性质？我认为是具备的。中央军即蒋系军从不听从其它派系将领的调遣。与此同时，蒋想完全指挥晋军、桂军、滇军也不可能。他们最多是一种合作关系。蒋占有中央，有一定的令诸侯的优势。至于中共，那对蒋完全是名义上的服从。毛从不听蒋的指挥。
　　最后强调一遍，我的价值观是，民族大义之中必须包括反共。我认为三十年代反共是必须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有历史性的远见。他对中国战后情况的预言，至少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可以看看他三十年代的文章，他对于共产党本身的认识，也是具有历史性的远见的，认识共产党到它骨头里去。共产党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汪氏对它的判断！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6-07 00:58:09     
　　完全不赞同楼上的看法。蒋介石有大局观？中国就是在他手上丢给中共的。老实不客气的说，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帮手。没有他，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取得政权。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6-07 13:44:56     
　　汪氏害中国差点亡国吗，从何说起！蒋介石第二次的联苏容共，过早的发动对日战争，才真正是差点令中国亡国。如果把他把中国丢给共产党算上，那么他已经令中国亡国了，他以为他跑了，这个罪就不用算了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远大于日本，而这个伤害，蒋介石作为始作用俑者是必须负责任的。以为用抗战的政治正确就可以把这一切愚蠢的措置掩盖吗！把沦陷区的人民丢给敌人，在准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用掘黄河和放大火的方式阻止敌人难道是正确的吗？政府对人民是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民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回来之后反而诬陷沦陷区的人民是伪民，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汪氏在沦陷区，对中国好不好咱不说，对他国民党肯定是有好处的。
　　（汪）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低能吗？对苏联的判断是不是高于蒋？对日本的判断难道错了吗？战后日本解密的资料，日本当时有全面侵华的计划吗？没有。蒋如果与日谈判有没有可能拖延对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国际局势完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是不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蒋第二次的联苏容共，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灵活处置局面的战略主动权。只有寄望于外援这一条路。当外援终于到来时，中国已经消耗巨大，失去自己的主动空间。雅尔塔协定绝对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政策难道不是先欧后亚吗，美国战前战后的抉择都是先欧后亚的。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华援助就是它整个对外战争援助的零头，都比不上对自由法国的援助，你在人家眼里什么地位！战后美国在欧洲坚决对抗苏联，而在亚洲它基本放任中国共产化。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真是白日作梦。对于中国来说，对日战争能拖延则拖延，保存自己的实力，先等等再说，没有什么不好，自己的命运终归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靠谱。蒋介石放弃剿共，第二次的联共更完全是错误。若他集中精力剿共成功，则局面会完全改观，大大不同。蒋介石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谈何大局观，历史观？蒋介石是个真正的短视低能儿。他败给毛泽东，完全是活该。     

　　作者：过路，留言时间：2013-06-07 14:54:10     
　　汪蒋的根本分歧，一是对日和谈问题，二是联共问题。是根本性的政治分歧，非要把这个问题扯到什么权位欲上去，这是蒋氏权力所垄断的历史的胡说八道，污蔑对手罢了。汪蒋的这个政治分歧，从蒋介石西安事变停止剿共就开始了，一看史料便知。
　　共产党问题和日本问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两大主要困扰，必须联合考虑。蒋介石的处置，怎么也不能说好，因为很简单，他是最后输掉了全中国。
　　汪氏在对英美的判断上，他的确没有预期到日本会和美国发展到偷袭珍珠港的程度，从而激起日美战争，但是他（汪氏）对英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和对华英美是冷漠的这一点上，绝对不是全错的。至于日本，它当时对北进和南进都有渴望，正在相机待变，对中国它并无一个全盘计划，中国实在犯不上把它招到自己身上来，应该想办法把日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中国自身的实力有限，准备极其不充分，没有外援是无法与日本抗衡的，而当时英美冷漠，苏联完全是另有所图。尽力拖延对日的全面战争，对中国有利。我认为汪氏主张对日可谈则谈没有错，至少可以起到拖延时间的作用。
　　联共问题更是汪蒋激烈冲突的方面。蒋介石联共带来两大坏处。一是除恶不尽，后患无穷。二是促使中日战争提早爆发。蒋介石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
　　当抗战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似乎一切问题就都不必讨论了，真是这样吗，这下面掩盖的问题太多了。汪氏短视么，一点也不！他的所见比今天的某些人都远。



一

　　历史上国共两党你死我活，对许多人物的评价截然相反，但对汪精卫的汉奸定论却是步调一致，似乎汪精卫在全民奋起焦土抗战之时媚日投敌铁证如山。当年的小枭也不曾置疑，只是为此人从一个敢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大英雄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惋惜不已。
　　后来读了汪精卫《被逮口占》以外的其它诗词，就不仅仅是惋惜惆怅了。他的诗词不是一般的好，无论写景咏物纪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洁温暖仁厚慈悲的情怀，尤其是中晚年诗作，哀感顽艳，语气沉痛，饱含一种深沉的忧闷，不仅仅才情卓异学养丰厚而已。例如：
　　《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
　　《杜鹃花》：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满江红》：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
　　《虞美人》：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
　　这些作品中，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汪的助手曾仲鸣序汪诗之语），细细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人品与诗品固然未必尽都一致，两者互异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严嵩辈便是。但是两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难以接受。
　　而且，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二
     览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尤其是林思云先生“力争做到求实客观”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后，胸中疑团砉然冰释。自斟烈酒猛饮三杯，热泪滚滚而下，却也大为畅怀。这才是汪精卫啊，这才是诗词中、历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卫：既浪漫豪迈又低回沉郁，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负重，既壮怀激烈又风流儒雅！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兹特从林文中撷录一二与读者共享：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举办结婚仪式后，返回他八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行前致函孙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类似事例很多，这里恕不一一。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三
　　汪精卫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王阳明哲学和陆游诗词，奠定了内在修养的基础；后来在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等，形成了“均权”“共治”等政治信条。在国民党群豪之中，他不仅道德人品无与伦比，其民主思想也最为真诚，对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同胞爱得最为炽热深沉，正如汪精卫自己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人评汪精卫一生多变，有野心无宗旨。事实恰恰相反，是无野心，有宗旨。他先暴力后和平，先联共后反共，先用蒋后反蒋，先主战后主和，常常辞职又复职、出国又回国，但多变善变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条线贯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卫开始是坚决容共拥共的，并为此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偏袒中共”的指责，汪精卫毫不退让，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但是，当他获悉共产国际给武汉的中共中央密令后，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因为密令中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如果中共叛乱成功，不知多少国民党人和开明士绅死无葬身之地。
　　又如，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蒋介石这些举措都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和批评。
　　从以下这些事实中也可体现出了汪精卫的爱民之心：汪政府成立后，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人民生产生活如常，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权对日妥协，日方也要受“密约”的制约，履行其“善待中国俘虏”等承诺；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让日占区百姓不受日军侵犯骚扰。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
　　汪精卫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卫“变节投敌”的具体经过和前因后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绍，不赘。从桩桩件件事迹以及汪精卫的言谈中，我能充分体会出那种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
　　从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卫的思想观点当然有发展、有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始终以国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他早年主张暴力革命、谋刺清廷高官，是为了国家民族；晚年倡导和平建国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同样也是为了民族国家！



　　谭嗣同和汪精卫，一改良一革命，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同样热血雄魂惊彩绝艳，为了理想视死如归。前者可以逃亡而不逃，留下来主动“流血”；后者谋刺摄政王，回国来主动“找死”……
　　但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仅有勇德和牺牲精神是不够的。
　　儒家以仁智勇为三达德，智与勇，都属于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必然有智有勇、智勇双全。智勇不足，亦是道德不够的表现。而代表着近代中国两条道路的选择的谭嗣同和汪精卫，都是勇有余而智不足。尤其是汪精卫，生平犯了三大错误，误己误国，就是缺乏儒家智慧和历史眼光所致。
　　选择革命道路是汪精卫第一误。我早说过，没有儒家义理指导、缺乏仁义原则奠基的革命，必然在不断的暴力和激进中偏离乃至悖离初衷而走向反面。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悲剧：多少罪恶、多少暴力借着革命的名义以行。我曾指出：
　　“汪精卫如果能够逆料革命会反过来吃掉自己的儿女，吃掉民主自由和中华文化，吃掉所有人性、道德、理想的光明，他一定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清末革命当然是被清王朝逼出来的，但是，面对在民意面前节节让步不断妥协的清统治者，虚君共和或君主宪政才是最佳选择。可惜汪精卫们见不及此，不知道“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向肃亲王致敬，为汪精卫惋惜》）
　　如果汪精卫当时能够听从摄政王的劝告，以革命的精神从事改良的事业，将谭嗣同们未能完成的改良事业重新进行下去，那该多好，那不仅是清政府之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20世纪初，清王朝已经被迫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应该说，当时清廷立宪的步伐还是相当迅速并不无诚意的，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选出了咨议局，中央组成了资政院。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预备在1916年正式开国会。
　　1908年，立宪派掀起了呼吁清朝廷速开民选国会实行内阁制的政治运动；1910年1月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清廷又不得不将原定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
　　如果不被高歌猛进的革命潮强行中断，早已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清王朝，无论怎么不甘，情势所迫，是完全有可能完成一次历史性政治转型的。那样一来，中华民族将走上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以避免多少历史悲剧的上演，今天的中国，又将会怎样的文明、昌盛和辉煌。
　　
　　汪精卫第二误，是从事暗杀行动。暗杀摄政王之举，为民为国的动机和大无畏之牺牲精神可敬可佩，但暗杀行为本身则可厌可憎。政治暗杀之风遗弊无穷，尤不可长。
　　国民党暗杀成风，汪氏政府亦特务横行，这一点特别令人厌恶。据有关材料说李士群辈直接受日特机关控制，汪氏是失控的，尽管如此，汪精卫作为汪政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无论如何负有推卸不了的领导责任。汪精卫因暗杀成名，他自己一生亦屡遭暗杀最后死于旧伤复发，可谓报应不爽。
　　汪精卫的第三误，则是误判了抗日战争的愿景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如果说汪精卫早年一腔热血撒错了方向，误了我中华民族，那么，这一误判则是误了自己，造成了自己被化骨扬灰的结局。儒家圣贤自有标准（详见东海《圣贤论》），圣贤没有机会则罢，如有“外王”的机会，必然功德圆满。在仁智勇三德的配合下，成功的概率和希望相对较高，如果失败得太悲惨，必是世智不足，非圣贤也----而且，圣贤大师大德，自有相当福报，纵入浊世，也不至于下场太惨。
　　另复须知，汪精卫晚年的选择客观上对抗日战争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无论为重庆政府赢得多大喘息、抗战之机，为沦陷区民众争得多少生活、安全保障，他的和平运动对民心士气的打击亦是极为沉重的。”（《东海评汪系列之：汪精卫案翻不得！》）
　　我相信汪精卫“早年革命晚和平，都是为民献此诚”，但不能不指出，以儒家标准衡之，仁勇有余而智不足。这可以视为东海之儒对汪精卫的定论。不论汪精卫精神多么可嘉，不论共国两党对有关汪精卫的历史事实作了多少歪曲、“保”下多少机密，都不影响这一定论。
　　东海当年“过度”推崇汪精卫，是出于对共国两党的极度不信任，更是出于对利己主义和奴才主义的恶性泛滥的社会现状的厌恶。由于对儒家义理“吃”得不够透彻，智慧未开，矫枉未免过正，发言往往出偏。
　　另外还有特定的个人原因：当时东海已把自己“豁出去”了，对于谭嗣同和汪精卫的牺牲精神特别默契。而汪精卫的牺牲精神和烈士情节又特别浓烈，不仅甘愿牺牲生命，而且不惜牺牲名誉，把自己的一切一切都当做了祭品。
　　皈儒渐久，渐渐明白，对于儒者来说，仅有勇德、仅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暴虎冯河式地一味地牺牲自己，于事无补，于世无补，不一定是好的、负责任的选择。仁爱要讲效果，不是仅仅把自己奉献出去就够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极而言之，某些邪教信徒和恐怖主义分子也很勇敢呢。儒者应该以更高的、最高的标准、以圣贤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儒者的大勇必须有大智相辅，智勇双高，才能成就一个仁者、一个圣贤。这个智，包括通权达变、因地制宜、见识高超、料事准确，包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包括对各种常识的掌握、对各种是非的明辨、对人性对儒学奥秘的深刻理解、对社会对时局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等等。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敬，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入地狱”要“入”得有意义有价值，至少不能带来负面效应甚至制造新的地狱-----象当年压倒了改良的暴力革命那样。殷鉴不远：多少先烈的血，流得毫无意义，甚至“染”出一个个更加黑暗的时代。从清末到现在，政治不断倒退，真可谓一蟹不如一蟹。
　　另外，儒者的生命、儒者的声誉都不仅仅属于个人，所以牺牲生命要慎重，牺牲名声更要慎重。儒者个人的名声与整个儒家密切相关，在牺牲个人名誉时要当心会不会把儒家“搭”进去。
　　为民众为民族勇于牺牲，“临危一死”，不容易，但更难的是努力“行道”，争取儒化中国、“道援天下”，把中华民族推上长治久安的光明大道并为此奋斗终身。如果尽心尽性而道不能行，那就守死善道，守道、卫道、把道传下去。这才是圣贤事业。只要道统在，中华文明就不会亡，就终有大放光华的一天。
　　2010-4-13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上，节录）

茅于轼，作者博客

　　这篇文章在网上放了将近半年，后来忽然被拿掉了。现在再次发上。

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从事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朝鲜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战，中越之战等等，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是绝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有的说是为了翻身得解放。比如解放战争从农村招募几百万青壮年入伍，就是用的这个口号。到头来大家知道，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至今还是最受欺侮的弱势群体，更不用说三年灾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有的说是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就是用的这个理由。但和前面所讲的人民利益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为了这样一块土地而战，值得吗？对我们每个百姓有什么影响呢？值得为之牺牲生命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对越自卫反击战，把部队开到别人的国家里去教训别人，更不是百姓想做的事。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好在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这几个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从人民利益看投降

　　上面举了几个最近发生的战争的例子。其实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而且统治者还把这些事例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教育百姓。认为投降是最可耻的。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几千年以来极少有人对此提出问题，因为受统治者的蒙蔽太深，没有觉悟以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判断是非，或者错误地以为国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不加区分。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政治家或国家领导人总是把投降说成是最可耻的，是要绝对反对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我国对朝鲜战争中被俘的战士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说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时候投降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国家领导人绝不会赞成投降。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分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有多么重要。

主权和人民利益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五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这次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一百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共产主义怎么样，萨达姆的统治怎么样，百姓自己会判断。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如何，叫百姓为统治者的理论送死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改革以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游泳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的都判处重刑。我们这儿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家去吗。这就是老百姓怎样判断主权和领土的例子，怎样判断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爱国和人民利益

　　以上对投降的质疑，对主权的质疑，很可能被批评为不爱国，甚至是卖国，起码是庸俗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这颠倒了几千年的道理恢复正常。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不是搞斗争，不论出于什么借口，是阶级斗争也吧，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
　　多年来中日之间发生的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立场和百姓立场之争。日本人中持国家立场的人认为，即便是战争罪犯，也是民族英雄，他们虽败犹荣。但是从日本百姓立场看，战争罪犯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犯罪，同样对日本百姓也是犯罪。日本百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牺牲并不比中国百姓遭的罪小。两颗原子弹炸死三十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49年8月盟军出动几百架轰炸机对东京做地毯式轰炸，一天之内炸死烧死平民百姓十几万人，伤者不计其数。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派遣到东南亚各个战场上打仗的普通日本兵，背井离乡，难道他们是自愿的吗？抗战时有一个新闻片，描述攻打太原后，一个日本兵坐在马路边，手里持着枪，因为疲惫不堪而迷糊睡着了。他们遭这份罪为的是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来到中国杀人放火，自己遭罪，损人损己，有什么好处？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但是战争罪犯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不值得纪念的。如果说纪念，应该是分析他们犯罪的原因，汲取教训。如果日本百姓懂得国家立场和百姓立场的不同，就会把战争罪犯从靖国神社迁移出去。世界各国也就不会反对任何人参拜靖国神社了。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最近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2005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33年一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讲，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候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做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



一

　　出人意料的，我们谈到了汪精卫。还一起背起他的那首《朝中措》，他的记忆力惊人，断断续续、却完整地念出了每一句：“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它作于1943年的南京，汪精卫已经60岁，心中满是疲惫与无奈，事态与他最初设想的不同，以为自己能够曲线救国，却沦为了千古罪人，而且毫无改变的希望。也在这时，他写出了一生中最精彩的诗句，作为政治人的汪精卫失败了，而作为诗人的汪精卫更为鲜明。
　　“刺杀摄政王的，做汉奸的，都是那是个汪精卫，他没变，但时代变了。”他翻着手里的蓝色封面的《双照楼诗词》，这是天地图书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时的洋溢着同情的长序，每首诗词语还添加了详细的注释。
　　“从前别人送我一本台湾版的，没有注释，读得，现在这个明白多了”，他接着说，“他真是个诗人，感受很快也很深，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诗的，我读完这个才明白的。”
　　他又喝下一口啤酒。为了我到来，他准备了五罐健力士与半瓶五粮液，似乎它们不过就是咖啡与茶。这是四个月前的一个上午，在香港东九龙的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我和梁国雄面对面。
　　这房间与其说是一名56岁的立法会议员的家，不如说一名大学生宿舍。一条长沙发，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一台冰箱，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墙壁上则是电影与唱片的海报。这些书的封面与名字，散发出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息——精装的马克思列宁全集、商务印书馆的哲学丛书，绝大多数出版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他刚醒来，脸上带着倦意与轻微的浮肿，他的普通话迟缓、带着拖音。今天，他没穿切·格瓦拉的头像的T恤，身上黑T恤上印的是英文的“我们推翻了暴政，而且我们能再来一次”，这是“茉莉花革命”时的流行口号。
　　在香港，人人都认识他，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他是“长毛”，一束马尾长发总是批在后背。他带着这长发与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街头、地铁、兰桂坊的酒吧立法会中，与各式各样的抗议联系在一起，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哲学联系在一起。不管，作为一位职业性的抗争者、还是立法会议员，他这一形象从未改变过。在一份旅游指南上，他与维港的夜景、镛记烧鹅、迪士尼乐园列在一起，被视作香港不容错过的景观。
　　但这个上午，除去一支接一支的香烟，一杯接一杯的酒精，他还语调迟缓却兴致勃勃的谈论着作为诗人的汪精卫以及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字的象征性，文学与历史的纠缠关系。那些习惯于他的政治姿态的人可能忘记了，在立法会的发言中，他是一位诗词的狂热引用者，不管是在质疑特首选举、谈论社会公正、或是抨击北京的专制统治，他能引用到从王安石、郁达夫到罗伯特·弗洛斯特……
　　比起他的政治理论，他的文学趣味似乎与香港现实更为疏离。不过，他已经习惯被误解与简化。他总心仪那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与自己时代彼此不容，他们卷入了政治，吸引他们的是伦理与审美，而不是现实权力。喜欢谈论生活的荒诞感，汪精卫的命运是荒诞的——刺杀者成了变节者。陈独秀是荒诞的——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共产党开除与攻击。他的偶像切·格瓦拉也是荒诞的——谁能料到这个反资本主义的游击战士会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商标。当然，他自己也是荒诞的，街头运动者变成立法者，在这样一栋豪华的大楼中有了办公室，还有人为他的捣乱支付高薪。
　　不管在人群多么受到欢迎，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孤零零的，倘若没有在呼喊，他的脸上就挂着一丝没落与疲倦，灵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这介入热情与本能性的疏离，是怎样混在一起？他的文学阅读与政治行动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颗孤独的内心与街头人群，彼此产生矛盾吗？这一切又是如何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