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林彪副驾驶讲述9.13之夜林彪出逃全过程

讲述人：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 

　　34年前，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空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林彪坠机事件留给后人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也强烈冲撞着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一系列荒诞、迷茫、强撼、沉重的复杂情感，至今萦绕在那一代人中国的心中。 

　　亲历这样的历史事件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恐怕可以唯一肯定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就此随着大人物的命运，大事件的发展开始起伏跌宕。康庭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机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了9月12日晚由北京飞往河北省山海关机场的飞行活动，他也亲眼目睹了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全过程。在他的记忆里，913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周末则是正常的，平静的。 

　　康庭梓：就是一个军人在这个营房里边，度过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轻松的假日。 

　　1970年前后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以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段将政治理念与现实生活结合得紧密而彻底的特殊历史时期，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影响。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修改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以文字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林毛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二中全会上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等人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这个提案被认为是林彪企图夺权的重要一步，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后，作为当时中国政坛”二号人物”的林彪就能够确保自己在主席去世后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点意见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不过，对林彪驾机离开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1971年9月11日之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康庭梓：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点10分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吃的那个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那个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就点着我的名字就喊，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在康庭梓简单的思维当中，有一种最纯朴的战士参战执行任务的荣誉感。康庭梓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中国在1970、1971年先后从巴基斯坦引进了四架三叉戟，其中256号三叉戟就是由康庭梓带领一个机组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进行验收之后，飞回北京的。康庭梓也许永远无法想到自己亲自接回来的这架代号三叉戟日后的处女飞竟是一次死亡之旅。 

　　康庭梓：256飞机是这4架飞机当中最好的，就是从改装来看，也是最好的。这架飞机实际上就是叫做，我们通常说的叫专机， 

　　康庭梓驾驶三叉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执行的任务还是不少。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组的成员， 负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 

　　和康庭梓一样，被这种纯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包围的还有他的战友，林彪专机的9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机长潘景寅、副驾驶陈联炳和三名机械师李平等。在接到紧急任务的命令之后，全体的机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 

　　康庭梓：当我往回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飞行大队那个办公室，我就看到那个谁在，李平，刚才介绍了，李平就我们的机组机械师，他就开始向机场跑。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潘副政委(潘景寅)告诉我，要把油料加到16吨，要把飞机的油料加到16吨，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当时听到这16吨油的信息以后，我马上一愣，因为我脑子里边是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300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16吨油当时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的油量。他一告诉我16吨，我马上就意识到，哦，不回来呀，不到北京了，怎么加这么多油干啥呢。 

　　准备就绪的256号三叉戟静静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此刻，机组人员并不太清楚这次有哪些人乘坐这架飞机，而且飞向何方。7点半钟，一辆蓝色的伏尔加驶入了机场，从车上走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随行人员。康庭梓回忆说，机组抓紧了一切时间登上飞机，按照业务岗位各就各位，这之后，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目的地山海关。 

　　康庭梓：我从那个中间隔断那个门儿能看到林立果和刘培风坐在那个茶几的两边在那说话，我的眼光正好是可以看到林立果的面目，就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一转头，发现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坐着，他就不吭声了，当时就不吭声了，而且面目特别严肃。 

　　飞机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在山海关平稳落地。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并且叮嘱道：“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要听林副统帅的话。关键时候要起作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番话，在康庭梓听来，在所有机组成员听来，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当时，林立果基本上就是以他父亲林彪的名义出面。而林彪从1966年8月 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就一路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在飞机降落山海关之后，机组例行公事，对飞机进行检查，开总结会。机长潘景寅再次交待把油量要加到17公吨， 同时还在会上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问题 

　康庭梓：我一听当时就感觉出来，好像又要谁被揪出来了，潘景寅话就说了一半儿，他就不往下说了。他往下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明天早上咱们6点起床，6点半吃饭，吃完饭到机场就准备飞机，那就是说时间安排。就是有行动的话，不就是明天吗，他是这个意思。 

　　山海关挨着海边，虽然只是9月中，却也是夜深风凉。在这个夜晚，大部分机组成员都进入了梦乡，为第二天的飞行任务养精蓄锐。康庭梓回忆说，机长潘景寅没有睡，他同林立果的随从程洪珍在一起聊天，直到子夜时分一个电话响起。 

　　康庭梓：12点05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就睡在隔壁，但是我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 

　　我们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这样的，一哄而起，没有说是几个人走了，把几个人再留下，没这种现象，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 

　　现在看，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当林立果决定北逃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机组这么多人了，机组越少越好，因为让机组在空中要是知道他叛逃的阴谋的话，机组肯定会反抗。 

　　就像人们对林彪突然坐自己的专机离开感到相当震惊一样，机长潘景寅一个人驾驶着必须有几个人同时驾驶的专机升空，这一事实也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潘景寅只是叫醒了9名机组成员中的三名机械师和他一起执行这样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务呢？潘景寅到底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这次飞行计划的真正目的？他究竟是不是林彪叛逃计划的知情者？ 

　　康庭梓：他(潘景寅)当时真以为有人在陷害(林彪)，在关键的时候我出面来捍卫副统帅，那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说他就完全听从了林立果的安排，机组不能都上。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潘景寅才这样做的，而且潘景寅的这种安排，从现在看滴水不漏，他在时间上卡得相当好，正好林彪车来以后，他也出来奔上飞机去了，他只要一上飞机，那就有人驾驶。 

　　林彪车到了以后，我当时没看到，可是海军的地面人员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叶群，因为叶群是唯一的一个女的，而且没戴头巾。她下车了以后就喊，这个有人要陷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我们要马上走。 

　　当时场面虽然混乱，还是有人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机组中一名叫邰起良的成员就警觉地意识到为什么林彪都到了，机组还有五人没到？ 

　　康庭梓：当时他情急之下，就把机场边上一个电话抓起来了，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保证专机，山海关机场临时安置的。他拿着这个电话是分机，就接到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那屋，第一句话就说，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才知道我们还没上机场，他慌慌忙忙出来，梆梆梆，敲我们的门。 

　　这个时候我啥也没顾，我就赶快往机场跑、我脑子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都没起床啊，机组都在这儿，谁把飞机飞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辆中卡，上边全是荷枪实弹的8341的部队，咔嚓就停在停机坪那了。有人就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当时我是肯定听到有枪声。等飞机开始滑跑，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都站那看着，就看着飞机呼呼呼向西南方向就起飞了，很短时间就看不见了。我身边就是领航副主任，很习惯看一下表，零点32分。 

　　265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航迹。飞机起飞后先照直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之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飞机在这个方向平飞了3到4分钟，然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 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机长潘景寅则用了接近 20分钟的时间。此刻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这种加入航线的动作，对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康庭梓：这些转弯痕迹，这是客观雷达给留下的，这个不会有任何怀疑，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转弯，这里边很有名堂。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从起飞到4分钟，这一阶段为什么没转弯，我的判断是因为潘景寅根据多次加油，我知道飞机要往广州飞，他知道广州的航线，但究竟到广州干什么，我估计他不知道。所以说，他认为要飞广州的话，没必要转弯，我就直接飞就行了。但是呢，实质不是这样，实质是林立果让他叛逃。 

　　4分钟以后开始转弯的时候，潘景寅是很不愿意转的，因为它这个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转弯。虽然说转弯很慢，从动作上很慢，但是作为他的命运来说应该算是急转弯。他不可能想象到，原来我这么干，你就是让我跑，叛逃。 

　　没有人能够知道潘景寅在飞机强行起飞后做出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玄机。有一种说法是，飞机在起飞之后本来是想拐回来落地，但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禁空令，机场的跑道灯已经关闭，跑道也已经封锁。所以飞机在空中划了个问号之后，再一次飞走。康庭梓认为这种解读听起来有些离奇，但不管怎么说，265号三叉戟在空中留下的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真正的问号。 

　　康庭梓：当时三叉戟黑匣子那个语音记录器，只能记录从发生爆炸，就是终止前半小时的这个语音情况，再往前的自动就抹掉了，也就是说它能保证能够读出来的，只有半个小时。按当天晚上飞机叛逃的情况看，也就是说飞机从出境以后，一直到爆炸，迫降爆炸，这么一段的的情况，它能够记录下来。所以说即使潘景寅没有开无线电开关，当时前舱互相之间的那些讲话，出境以后在空中，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争吵，都谁说了话了，还是能够从那个语音黑匣子能读出来。现在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唯一的证据。 

　　现在谈到黑匣子了，我想谈谈有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林彪和飞行员潘景寅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 

　　256号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在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一个叫做苏布拉嘎的盆地坠毁。在事故现场共发现了9具尸体。其中的两具经过前苏联医学专家的验证被证实是林彪和叶群。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说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256号”三叉戟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也就是这架飞机在起飞前被安放了炸弹。而康庭梓认为飞机是因为燃料不够，紧急迫降时机身擦地，点燃了机翼中两吨半的燃油而发生爆炸。 

　　康庭梓：到山海关在做飞行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油量问题，这个必须再次说明。在做飞机检查的过程中，潘景寅直接告诉李平，说呆一会把飞机的油量要加到17吨，在西郊的时候加到16吨，结果加到15吨，到山海关的时候，他又交代油量要加到17吨。17吨油当天晚上没有加进去，为什么呢？三叉戟飞机与别的飞机比有个先进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在机翼上边往油箱里加油，是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的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把油加到油箱里头去。因为山海关那个油车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压力接头不配套，所以当天晚上没有把油加进去。当时飞机上还有多少油呢，还有12吨半油。这个很重要，这个12吨半油就决定了256飞机的命运。 

　　为什么潘景寅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究竟有多少油了，因为他飞行的高度不合理，飞行的速度还不合理，这时候没法计算是究竟一小时要消耗多少油量。我算的油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最多消耗5吨油，每小时5吨油，所以说你看，到温都尔汗，1100公里，据说是两点半坠毁的，零点半起飞的，你看两小时，一小时5吨，10吨油没了，剩下的就是两吨半油。 

　　所以说他飞到温都尔汗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往前再飞了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寻找迫降场，最后在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地方坠毁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而且在油量又没有烧完的情况下，插地，爆炸的。 

　　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被告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时候，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让他去吧！”毛泽东在1966年7月8号给江青的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掐指一算，林彪在文革当中从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直到他最后以极富戏剧性的模式身首异地的收场也不过短短5年，所以说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林彪，不管他是叛逃，还是蒙冤，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命运倒还真是应验了毛泽东的这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预言。 

　　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不久，林彪的主要支持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因为“不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待，而且活动频繁，毁灭罪证”，被下令离职反省，交待问题。长时间由林彪及其支持者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于10月3日被撤销。叶剑英受命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同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集团的中央专案组，也由周恩来牵头成立。政治风云中人物的命运就此定格，而被动地卷入这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康庭梓：我们就这么等着，一直等到9月14号的下午，山海关车站通知我们回北京，就让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人家有两个人，两个海军看着一个空军，上了卧铺，就山海关那车站，卧铺，每个人一个单间，直接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没有按正常的出站口出站，人家的吉普车就开到那站台上，同样是两个人架着我们一个，在那个吉普车上，把我们拉到当时海军司令部的后院，就现在的翠微路。在那里，可能是一个家属招待所，都把我们安排在那。当时我们坐在吉普车上，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同样看到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么大的事究竟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家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住的平房，我当时就觉得，你看，我家离这么近，家里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短时间是回不去了。 

　　一星期之后，康庭梓和其他4名机组成员被送往中央专案组。1976年，康庭梓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 

　　康庭梓：当时受审查的这些干部，主要的干部，大约有60多人，这60多人凡是空勤干部，基本上，就是都停飞了。走出学习班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当时还是很想飞行的，我说我刚飞三叉戟，而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就给领导，给师长他们写信，就是能不能把我留下来，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81年，中央撤销对康庭梓“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文字结论。同年，坠机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家属接到“病故通知书”。 

　　康庭梓：病故通知书，当时说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让潘景寅爱人赶快签字，就是把这个通知接下来，就是说是一个是时间等不及了，第二个就是当时找不到所谓因公死亡通知书，说只有拿这个病故通知书来应付一下。现在看这实际上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也能争取到这种正常死亡，不是叛徒，也不是烈士。那就是很不错的了，决不会给你一个因公死亡的这么个证明的。 

　　984年康庭梓结束了在转业分配地河北沙城的九年生活回到北京，开始找有关人士了解9·13时间的相关材料，着手撰写40万字的回忆录《亲历“9·13”事件》。因种种原因，康庭梓的回忆录《亲历9.13事件》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