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据说有这样一个帮会秘史性质的另类解释，说洪述祖来上海时，最先找到青帮大佬李徵五，李手下有两位高徒，一是应桂馨，另一个是从海参崴赶来投奔的张宗昌。之后，李徵五将资历更好也更可信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

　　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后，李徵五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于是他想利用刺宋一事来与陈其美做笔交易，之后他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保证他将“刺宋拥陈”，条件是五十万元与一把手枪。陈其美答应了李徵五的条件，并将钱与手枪立刻送到。等到案发后，陈其美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手枪，然后又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派人将武士英杀人灭口。3年后，李徵五派出另一位高徒张宗昌将陈其美刺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支离破碎，不过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武士英乃是被李徵五所杀人灭口;二是张宗昌刺杀陈其美系李徵五指使;三是宋教仁被刺是李徵五与陈其美所做的一场交易，而原因又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利之争。

　　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权利之争在历朝历代、何时何地都存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能幸免。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党内部就存在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派三大山头，其间的利益纠葛、政见分歧还引发了几场针对孙中山的冲突并导致光复会最终从同盟会分裂出去。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中部同盟会也是长江中下游革命党人对孙中山、黄兴等人专注于两广一带不满而导致的结果。

　　革命成功后，随着同盟会扩容为规模更大的国民党，一些新加入的成员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连原来的革命中坚同盟会，也分化为稳健派与激烈派，稳健派以宋教仁等人为中心，主张用选举和国会作为斗争工具，以牵制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实力派和旧官僚;激烈派则有戴季陶、何海鸣等人，他们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并主张继续革命，这派人又隐然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领袖。

　　自从清帝退位后，国内人心思定，激烈派逐渐失去市场，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节节胜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些没有得到合理安排的革命党人，还有那些像应桂馨一样投机革命而毫无收成的会党分子，他们心里不平衡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以陈其美为例，在上海革命后，陈其美由一个籍籍无名的革命党人一举登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一时间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但随着南北议和的最终实现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撤销，陈其美的位置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首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一再借口省内政令统一而要求撤销沪军都督府，接着袁世凯在唐绍仪组阁之际，又委任陈其美为工商总长，实际上是想将他调虎离山，让革命党交出大本营。

　　对袁世凯的用意，陈其美与其他革命党人也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因此，陈其美一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肯上任，袁世凯那边催得急了，陈其美就委托次长王正廷前往北京代理部中事务，他自己就是赖在上海不走。一直到1912年7月31日，在各方压力下，陈其美被迫宣布撤销沪军都督府，上海重新归入江苏方面管辖。而在此时，唐绍仪内阁已经垮台，工商总长也已被袁世凯免职，陈其美最终落得无官一身轻，这对于曾经风光而又野心勃勃的他来说，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心里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袁世凯倒是极为圆通。就在陈其美宣布辞去沪军都督的前一天，袁世凯下令预支三万元旅费供陈其美出国考察工商事务，其用意无非出于安抚的考虑。不过，陈其美拿钱后并没有出国，而是先回老家一趟，之后又与黄兴一起到北京同袁世凯见面，不过，因为之前孙中山已经与袁世凯会见过一次，黄兴、陈其美的这次北京之行多少要冷清许多。

　　在北京转了一圈后，陈其美也没有什么收获，这点远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的待遇相比。孙中山在访袁后，被特授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两，一切行政用人之权，北京政府概不干涉。黄兴来京后，也被授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每月经费也能拿到数千元，待遇比内阁总长还要优厚。

　　至于陈其美这边，除了3万元的出国考察费，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昔日的地方实力派，陈其美自然是心有不甘。当年9月13日，革命党人于右任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什么清和坊、平安里之类的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里有这回事。信末，于右任不免有些概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曾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与陈其美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袁世凯把持的政权下，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而他们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一些东西也大体失去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那些主张在袁世凯的体制内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当时是做官的做官，议员的议员，一个个摩拳擦掌，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正劲。

　　众所周知，宋教仁从同盟会初期即与孙中山政见相左，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行为方式，两人都有较大差异，彼此交往也不多。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一直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最初主张总统制，各省代表会决议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改而主张内阁制，并将之写入《临时约法》;在后来的迁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宋教仁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支持定都北京，两者存在明显的分歧。

　　对于宋教仁的做法，一部分革命党人特别是激烈派大为不满。特别在国民党组成后，外间盛传孙中山、黄兴被架空的谣言，宋教仁后来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公开信，申明自己虽然与孙中山、黄兴政见不同，但彼此忠心为国，自己也是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

　　孙中山、黄兴辞去公职后，态度一度消极，譬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事情上，孙中山、黄兴就基本没有参与而是全权委托宋教仁一手操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宋教仁快速崛起的机会。尽管孙中山、黄兴仍旧是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但在国民党中，他们只是名义党魁，真正的领导者实际上是宋教仁。

　　正是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眼看宋教仁即将成为内阁总理，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而志向远大而又落落寡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又会做何想法呢。毕竟，宋教仁当时才三十出头，太年轻了!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中山曾对宋教仁说，现在无论谁做大总统，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中国有所改观，如果仅从政治入手，势必会越搞越乱。所以，他倒是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而他致力于实业建设，最好能修个十万里铁路什么的，这样的话，国家才会有希望。言外之意，他对宋教仁一意鼓吹的政党政治、政党内阁并不赞成。

　　就私人关系而言，黄兴与宋教仁既是同乡，又都是原华兴会的骨干，两人关系一向亲密，并无芥蒂，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闹过几次分裂风波，黄兴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刻意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与领袖地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特别有政见的人，因而在民国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他主要还是跟着孙中山走。

　　和孙中山、黄兴相比，陈其美就很不一样了，他一向心机很重，而且有很强的权力占有欲，从抢夺沪军都督位置到千方百计的刺死或赶走其他竞争对手，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而且，陈其美是真正拥有过实权的，这与孙中山、黄兴一开始就是接手烂摊子还不一样。一个尝过权力滋味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会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尝过的人才能体会。

　　1913年2月15日，在选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各地演讲后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带着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革命党激烈派前往日本访问。对此，应桂馨用密函向赵秉钧报告称此举为“高人深致”，其含义颇有些玄机。究竟“高人深致”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样的高人给出的什么高招?高在何处?这些应桂馨都没有明白说明。

　　按常理说，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将组阁的情况下，孙、黄、宋作为国民党高层领导，不管是名义党魁也好，实际领导人也罢，大家似乎都应该在上海碰个头，好好商议下今后的对策，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协调党内政策和组阁后的人事安排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何孙中山不稍等宋教仁几天，而非要急匆匆的赴日本做并不急迫的访问呢?如果真像应桂馨说的，有“高人”在孙中山背后出主意，那这个人会是谁?会不会是陈其美?他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图谋而有意让孙中山避开嫌疑?这一切似乎都是谜。

　　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说，其手下陈犹龙曾与来北京领款的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副会长张尧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馆，陈得知两人领有中央巨款后，认为此等危险人物直接与政府交涉，必有意外之事发生，回来后即将此事报告谭人凤。谭人凤见到宋教仁后，劝他韬光养晦，注意安全。宋教仁说，戒备之说，之前也有人告知，但这些都是杯弓蛇影，不必多虑。

　　事实上，宋教仁北上之前，已经感觉到氛围不对的人不止谭人凤一个，《民立报》记者徐血儿在与即将北上的宋教仁告别时，就曾提醒他注意安全，路上恐怕有不测之险。宋教仁笑着回答：无妨，我此行乃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惧之有?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但仍当全力以赴。

　　宋教仁去世当天，《申报》也报道说，宋教仁北上前已连续接到友人密函，称他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图行刺，让宋教仁路上谨慎自卫，但宋教仁接信后却说，现在进行的是阳光下的政治竞争，容不下偷偷摸摸、卑鄙残忍的手段，这些只是谣言，不足以信。但不幸的是，谣言竟然成真。

　　遇刺当晚，宋教仁在火车站上车之前，身边没有一个卫士，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以至于凶手行刺后竟然从容逃逸，就平时站岗的车站警察，此刻也离奇的不见踪影，一切都显得极为诡异。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也说，“我去过行刺现场，凶手竟能逃之夭夭，使人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遇刺后，辛亥时曾担任其秘书的日本浪人、黑龙会成员北一辉曾自募缉凶队搜寻凶手，在宋教仁的治丧委员会，也只有北一辉和宫崎滔天两个日本友人。后来，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以“妨碍治安”为由勒令回国，并限令其三年内不得再入中国。北一辉被遣返的内情虽不得而知，但起因是宋教仁案却是无可置疑的。据北一辉后来所说，宋教仁是因为拟推黎元洪为总统而得罪袁世凯与孙中山，宋之死是袁、孙合谋，而其中主谋又是陈其美，袁、孙还是从犯。由于其锲而不舍的追查“宋案”真相，结果袁、孙为防止事机泄露而强求日本政府勒令其回国。

　　北一辉的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有些费解与矛盾，但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日本外务大臣牧野伸显递送的签呈，其中则有详细说明，当时北一辉自组寻凶缉查队并查知有日本人涉嫌，由于其不断向黄兴及租界警方密报他的查案心得，各方由此不胜其烦;而且，北一辉的查案困扰了当地日本人社会的正常生活，并影响了日本人在当地的形象。由此，领事馆不得不勒令他离境回国并在三年内不得重返中国。

　　不管怎么说，作为国民党人的重要领袖、而且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出行时竟然毫无防护，这与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所受到的待遇几乎是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而悲哀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陈其美能为孙中山派出卫队并加以严密保护，而对宋教仁却如此冷淡、毫不关心呢?

　　更奇怪的是在“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在上一年8月，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后还极力称赞袁世凯“雄才大略”，是当世无可替代之人，并号召国民党人予以理解与合作，但“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刻中止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上海，并召集会议讨论“宋案”后的对策。会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已经无可救药，除武力反袁外，别无他途。尽管黄兴等人主张以法律方式解决“宋案”，但孙中山依旧不改初衷，并秘密访问日本驻上海领事以寻求支持。

　　由于反袁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国民党在表面上仍保持克制，而在另一边，随着“宋案”的进一步发展和“善后大借款”的剧烈冲突，袁世凯与革命党阵营的冲突日益激烈，最终无可调和。1913年6月，袁世凯先后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国民党籍的都督职位，宋教仁的死亡事件最终引爆了一场新的内战，而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一年半的时间。

　　节选自新书《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