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攻打南京雨花台，遇到强大的抵抗，久攻不下，你外公怀揣一面革命党旗帜，跨上战马，独自一人冲向城门，守城的清军以为来了自己的长官，没加阻拦，还向他行礼。他登上城门后，掏出了怀里的旗帜，插上旗杆，城门就此攻陷……”
---- 另一个从小听来的故事
外公出生在一个清朝将官家庭，他的父亲曾是左宗棠西征军提督余恩虎（清朝收复新疆的大功臣）手下门将，据说因屡立战功而得过皇帝钦赐的黄马褂。外公并没有到日本留过学，是如何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的不得而知，大概他青春年少充满了反叛精神，向往民主自由中国，抑或是凭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这些都无从考证，不过他家乡出了很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素有“将军之乡”之称，而他们又都是曾国藩湘军的子弟。大多数关于外公的革命传奇故事，并非他老人家亲口讲给我母亲，而是来自于族人的口口相传。母亲说外公很威严，家里人不太敢和他说话。他年长母亲四十八岁，且常年在外奔波，仅有的几次教她骑马识字和抱她，便成了难以忘怀的关于父亲的美好记忆。他很爱这个幺女，曾对我母亲寄予很高的期望，很小时定了娃娃亲把她许配给徐军门的曾孙。如果没有后来的历史动荡，不会有我坐在这里写他的故事。外公唯一的两个儿子因参加共产党一个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一个随彭德怀起义离开家乡后便再无音讯。老年的他饱受丧子之痛，又身处改朝换代的险恶环境，变得心情烦闷，愈发少和家里人交流，母亲便成了他唯一温馨的安慰。
据母亲说，外公也曾有过和蔡锷遇上小凤仙一样的爱情故事。有一年，外公在苏州城执行任务时，被清军追捕（网上的资料显示，外公是同盟会员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十三兄弟之一，那么他在江浙一带活动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情急之下，闪进了街边的一户人家，那家有位小姐把他藏了起来，从而躲过了清兵的搜索。因外公生得高大英俊，小姐喜欢上了他，大概她也不错吧，外公娶了她作三太太，带回了家乡。三太太自己没有生孩子，在当地过继了一个，后来因乡下生活太清苦和枯燥，加之语言有隔阂，她终于忍受不了回了苏州娘家，留下那个可怜的继子思母成疾，后来变得有些疯疯癫癫。母亲说三太太很漂亮，是那种典型的温婉可人知书达理的江浙女子。听了这个故事，我才相信原来有些浪漫传奇真不是编的。
外公杀敌英勇，冲锋陷阵。母亲说，冬天外公脚上生满了冻疮，红肿溃烂，又痛又痒，但只要一听到冲锋号响，他便立即蹬上战靴，一马当先。但在名利上，他却安于现状，眼看着伙伴们得到升迁，连他的勤务兵都看不下去，为他心急上火而变得神志不清，有一晚上居然捉了一只老鼠，淋上火油，点了火，放开老鼠任听乱窜，几乎酿成大祸。为此，外公在当地有个好名声，因为他为人正直，视名利如粪土，人称“大树将军”。那是在他60大寿时，邻县的县长给他送了一副贺联，贺联里把他喻为“大树将军” ，一时传为美谈。（大树将军释义：原指东汉冯异。后常指不居功自傲的将领。出处：《后汉书·冯异传》：“诸将军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互动百科。”）
1927年到1930年间，湖南爆发了“秋收起义”又称“湘赣暴动”。而其中彭德怀的“平江起义”被当地人称为“闹红军”。外公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参加了闹红军，而外公却在外为国民党奔波，到1930年才回到家乡任县长，母亲说他是因为看不惯蒋介石政府官场里的腐败和勾心斗角而回乡的。要么说呢，一切都是命，其时正当彭德怀带领红军撤往江西后，国民党反扑，抓捕了大批的农会会员和骨干分子，“一祠堂一祠堂的关满了人哪” 母亲说，便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找到外公，向他求助，“你外公以县长之名下令放了他们”。（我把外公的故事讲给好友听，好朋友惊呼“救农会会员？你知道大革命时期农会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坏事吗？” 说实在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但从文革中农村里很多地方大肆屠杀地富反坏右的血腥残暴中可以想象得出。为何外公要救这样的人？可能都是乡亲们的原因吧，何况儿子们都是共产党人，他也一定程度上同情共产党）。来向外公求情的地下共产党不是我大舅，母亲说因为政治上的对立，父子们几为仇敌。但后来，他的大儿子被捕后，国民党来人征求外公的处理意见，公堂之上外公说了一句“公事公办”，待来人走后，马上修书一封，遣人快马去解救他大儿子。谁知那差人太差劲，误把这封保信送到了被大舅整治过的保长而不是国民党手里，保长把信扣押了下来，儿子自然没有救成（大舅死得非常惨，不忍描述），还成了他多年后丧命新政权的证。
1949年共产党执政。镇反运动开始前夕，他的好朋友李济深先生（黄埔军校前副校长，前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是听到了风声，亲笔信邀他去北京避风头。他接受了邀请动身前往长沙，打算先拜会另一位老朋友方鼎英先生（黄埔军校代校长，著名抗日将领）后再北上。行至半道，他突然想起了他的老堂叔因儿女病死无人照料，便返折回家想把堂叔的晚年安排好，在路过自己的外婆家时被闻讯追捕他的共产党抓住，被送县城关押。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并不知大难临头。乡亲们得讯后，乡长带头征集保他的签名，带着按有几百名乡亲手印的保书和众乡亲连夜步行60多里山路，赶到县城情愿。到达县城后乡长当即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训斥，说他丧失了阶级立场敌我不分。乡长属于不识时务之人，还以为共产党会明功过断是非，殊不知他这一好心举动更加快断送了外公的性命。当地政府看到我外公在乡里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是个非常大的威胁，便很快宣布了他的死刑。因为外公并没有镇压共产党的血债，便给他罗织了一条罪名：害死了自己的大儿子 -- 闹红军时当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就是我在母亲叙述这个故事时学到的。
至于那位老堂叔，因外公念他而掉命，被乡亲和族人骂作“丧门星”，虽然一点也不是他的错。
外公的命运以及他和共产党的恩怨情仇就是如此，他为共产党贡献了唯一的两个儿子，也拯救了大批共产党人的性命，这样的人本应是共产党的恩人，却因被新政权假想成潜在的威胁而遭杀身大祸。看到这样的悲剧结局，很为他当年弃官回乡遗憾，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他不回乡而成了国民党高官，也许不至于死，却是被共产党当作展示自己宽容仁慈的活标本活道具供养起来，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屡成为被羞辱和折磨的对象，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里向来推崇“士可杀不可辱”之气节，但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证明了此说很不可靠，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共产党杀了他反而成全了他完整的传奇人生。
外公的故事如果只是来自母亲，倒也没有多少可记录的，因为都是无从考证的记忆片段。母亲从来不撒谎，不编故事，几十年来反反复复向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情节，我相信都是真实可靠的，但也是不连贯的，模糊的。他的形象真正鲜活起来，是在互联网上，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细节的。下一篇我会整理网络上的资料，来讲述外公的故事，部分印证母亲的记忆。马黑博提议贴一些老照片，非常令我沮丧的是，没有任何外公的照片，网络上查到一些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集体照片，也许有外公在里面，不知母亲可否辨别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