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作者：赵炜，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

　　历史上，周恩来办公室曾经经历过两次精简，第一次是在1957年底至1959年初这段时间，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关于第一次精简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反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高等院校严重缺少得力干部，周恩来觉得应该支援文教战线，就率先表态：“我带头， 从我办公室先抽人。”第二种说法是由于一次某位领导的秘书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 事。当时在国务院的领导中，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下决心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总理办公室的职责从为众多领导服务 转变成只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在第一次精简中，赵炜所在的财经组有不少同志到了各部委或地方，她也要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担任团干部工作。临别中南海的那天晚上，赵炜最想做的 一件事就是和周总理告别。没想到，周总理在得知赵炜调走的消息后颇有些不高兴，由于他的亲自过问，赵炜又在西花厅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是30多年。

　　从1957年底开始，总理办公室就开始陆续减人了，到了1958年，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从十几个减到八个，李琦、陈浩、韦明和财经组的刘昂都调走 了，统战部的秘书长童小鹏调来担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精简了，干事的工作也相应减少，机要组顺理成章也得减人。我们当时思想都很单纯，也特别愿意下 基层，所以领导通知谁调走和大家相互告个别也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刚上班不久，办公室童小鹏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把我找去谈话，说机要组也得响应精简号召，经过研究，决定让我下基层。当时我们 这里有一位秘书同志已经先期调到北京一个化工厂当党委书记，对那里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推荐我也到那个厂去搞团的工作。童主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 童主任说那就把手里的工作交代一下星期一去工厂报到吧。在机要组工作了几年，我们都养成了当日工作当日清的习惯，因此工作很好交代，我到办公室收拾了个人 的书和零星物品，做好了离开总理办公室的准备。

　　因为要走了，我很轻松，恰好那个星期六晚上紫光阁有场舞会。我想快走了，以后再来这地方的机会不多，干脆，去紫光阁再玩儿一次吧。

　　真巧，那天晚上周总理也去了。以往，我们上紫光阁玩儿，有时也能碰见周总理，因为想和周总理跳舞的人多，所以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周总理，偶尔 和周总理跳过几次舞，也都是周总理先招呼我。但是那天晚上情况不同，星期一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以后再见到周总理的机会肯定会少得多，再说真要见到周总理也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和他跳舞呢。于是，我决定要主动张口，请周总理跳一次舞。头几支舞曲开始时，周总理身边老有人，我一直找不着机会，心里真有点急。后 来，总算等到周总理身边的人少了点儿，我就勇敢地走过去伸出手：“总理，我请您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个赵炜，大概还是第一次主动请我跳舞 吧？”周总理说着就站起身。我心想，周总理的记性可真好，连这点儿小事他都有印象。

　　随着悠扬的舞曲，周总理带着我在舞场上跳起来。周总理的舞跳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加上我的个子不高，让周总理带着跳得十分自如。

　　“最近工作怎么样？”边跳舞，周总理边和我聊起来。

　　“报告总理，办公室决定我们机要组也减人，我要去北京化工厂做专职团干部啦。”我高兴地向总理报告。

　　“噢，已经决定了吗？”周总理好像有点意外，马上追问一句。

　　“决定了，”我说，“工厂都联系好了，星期一就要去报到。”

　　“你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周总理的口气重了一些，脚下的舞步也慢下来。

　　看到周总理因为这么点儿小事一下变得严肃起来，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减人也不一定非要去工厂嘛，工厂不要去。”周总理又接着说。

　　“总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工作调动不用报告您，办公室就可以决定。”为了缓和气氛，我笑着说。

　　“怎么可以不报告？你是我办公室的人嘛。”周总理接着又说：“你回去告诉童主任，工作不要调动，也不要去工厂。”我看周总理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像开玩笑，心里一下子也没有主意了。

　　走出舞池，我再也没有了刚才同周总理一起跳舞时的高兴劲儿，反倒是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怎么办好。按理说，和周总理刚才的谈话后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 调走了，但我心里并不因此而高兴，一来那时人年轻，自己也确实从内心里想到基层去锻炼，而对下去之后的前景并没有想过很多；我高兴不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不 知道办公室领导没向周总理报告我的调动，我就莽撞地向他老人家告别，结果不是给领导找麻烦吗？想来想去，我决定明天先向领导汇报这件事，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和周总理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向童主任和机要组组长报告了，他们听了表态说，这事儿没接到通知，最后怎么决定要按周总理的交代 办。听领导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了，上午也就在家里平静地做着家务。还没等到吃午饭，我就接到了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说明天不要去工厂报到了，留下来继续工 作。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周总理起床后就把童主任叫了过去，交代不要把我调走。

　　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直接干预，我又留在了西花厅，而且从那以后直至周总理和邓大姐先后辞世，我都没离开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