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逃离香港

　　鲁先圣

　　1941年8月4日，陈寅恪的好友，一直在香港关怀照顾陈寅恪家人的许地山先生逝世。这时陈寅恪正在香港，对于好友的逝世，他非常悲痛。对于许地山的才学和人品，他都有极高的评价。9月21日举行追悼会，他为好友作挽联：“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陈寅恪多次说过，他原来对于佛教和道教研究不多，是在读了许地山的两教史的文章之后才受到启发。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吴雨僧《答寅恪》诗自注有言：“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1942年5月4日凌晨，陈寅恪一家和逃难的人一起排队。全家人，眼睛有疾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的唐筼，三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各人分担着一些行李，小女儿的胸前还挂着一个写着全家人姓名以防走失的布袋，登上了驶往广州的海轮。一个屈指可数的世界级的学者，这样挤在逃难的路上，让人痛心，让人扼腕。

　　陈寅恪挈妇将雏于颠簸不稳的海轮之上，看着茫茫大海，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香港，赋诗《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有句“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海轮达到广州以后，陈寅恪率领全家继续前行，坐轿子，坐小船，沿着潜江、柳江，到柳州，一家人历经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到达了广西桂林。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都在桂林，临时在山脚和山腰的几个房子里办公，接待陈寅恪的物理所所长丁西林暂时安排陈寅恪一家住在半山腰的一处茅草屋内。陈寅恪原来计划是直接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因为身体虚弱多病，再也难以支撑继续鞍马劳顿，就在广西大学临时设一个讲座，每周三个小时。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除了正常每周的下山讲座之外，陈寅恪就在这个小茅草屋内的木箱子上，坐着一个小木凳子，笔耕不辍，坚持著述和研究。房屋漏雨，天热难耐，蚊子丛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他的研究没有停止，诗情也没有消失。他的第二部中古史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

　　他们住的小山后面有一棵大桂花树，陈寅恪常在树下休息思考，曾赋诗曰：“……秋来气高爽，涧底老桂秾。芳香四散溢，遥望如金钟。”

　　1942年秋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部聘教授办法》，聘请陈寅恪为首批部聘教授。同时受聘的有李四光、吴宓等三十人。当时，部聘教授，是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办法》是1941年6月3日才通过颁行的，办法规定：“在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为部聘教授。任期五年，可续聘。”

　　1943年初，陈寅恪一家搬到了山下的广西大学校园内居住。陈寅恪被安排住在教职员宿舍“半山小筑”，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就是在这个“半山小筑”里，陈寅恪与专程前来的英国人修中诚有一次深入的交谈。他是受英国牛津大学校方的指派，专程来与陈寅恪商议赴牛津任教的事宜的。

　　这个期间，陈寅恪还冒着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乘汽车、火车到广东的中山大学进行了短期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到了8月份，陈寅恪一家再次踏上了旅程，去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在学校的周会上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

　　陈寅恪任职燕京大学之后，教务处公布了陈寅恪所开课目，当时陈寅恪兼任历史和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下半年陈寅恪又开《唐史》及《元白刘诗》。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这一段时期，生活极其艰苦，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警报不绝。但是，尽管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著名的《元白诗笺证稿》完成。可是，正是因为他太专著于学术的研究，他的唯一的能够看见的左眼也累坏了。他的女儿陈流求记述当时的情境说：“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几天以后，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脱离，医生做了眼科手术，但是，手术没有成功，从此以后，一代大师的眼睛彻底失明了。

　　事实上，在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就在给李济、傅斯年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一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下半年，陈寅恪一直在燕京大学。在授课时，陈寅恪的课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论。陈寅恪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之讲解。不先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陈寅恪所讲的。追忆他所讲的内容，既专且深，自然有诸多听不懂的地方，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