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人不愿意担当国家主席，处在繁琐的国务活动的第一线；同时，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把持第一线工作的格局再版；任何大权旁落的情景都 不可重演。透过所谓让他当国家主席与“天才论”的舆论，毛泽东看清了林彪一伙的政治动机。对于这个利令智昏的潮流，毛泽东认为，只做和风细雨的正面工作， 并不能有力地解决问题；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要打掉任何干扰大方向的潮流，必须采取简练而有力的手段。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十一章　历史制造的野心

 （本文接上一篇博文）  

二　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大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在看来一片大好的形势中，出现了重大危机。这个危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不为当事者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开始的。

1970年，毛泽东认为，应该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因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已经重建，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最高政权也该重建了。3月8日，毛泽东做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有关指示，并且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97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指示。

4月11日，林彪抓住时机，提出一个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意见，要求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他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条意见当然无人敢于反对。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都赞同林彪提出的“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一次，林彪似乎又扮演了推崇毛泽东的角色。

然而，4月12日，毛泽东便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提议的报告上做了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十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明确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明确表态。

到了1970年7月中旬，正值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至此，毛泽东的声音已经十分明确，然而，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仍然没有收回。

在这里，也许是林彪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他以为这个提议无论怎样都 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绝对领袖地位的维护，然而，他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的态度何等坚决。首先，毛泽东本人不愿意担当国家主席，处在繁琐的国务活动的第 一线，同时，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把持第一线工作的格局再版，任何大权旁落的情景都不可重演。如果说，林彪最初的提议在他看来是一个拥护、忠诚的表现，那么，到他第四次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被强加意见时的不快。

林彪显然没有看清这些，他也许正被自己推崇毛泽东的一贯成功所激励，又被叶群等人的狂热活动所推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一股潮流的领袖。这股潮流是由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他的儿子林立果（此时已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个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基干队伍组成。

林彪在处理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一贯十分谨慎，他非常注意对自己的宣传提法的分寸，绝不允许丝毫喧宾夺主的倾向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但这一次，他被自己的野心、更主要是被簇拥他的潮流搞晕了头脑。叶群就曾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总之，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毛泽东不担任时，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林彪集团需要抬高林彪的地位，由此获得这个集团所有人的利益。这些利益汇集的结果，成为推动林彪坚持此举的潮流。

8月初，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13日 下午，吴法宪便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宣称：“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这里，他们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这个文人官 僚集团。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林彪军事官僚集团与江青文人官僚集团在联合夺取国家权力胜利之后逐步展开的矛盾斗争。

这一时期，江青等人可能更领会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图，因此，逐渐表现出与林彪提议的对立。被九大的胜利晕热着大脑的林彪及其集团，一定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利的行为，孰不知，他们已经迈出了异常危险的步伐。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个大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 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第五次表示了自己的反对，他甚至说：谁要 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这一条）。

正是在8月23日 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林彪做了一个自认为非常精彩的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 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这里，他已经把“国家元首”这个称号冠在了毛泽东头上。这是 他的设国家主席、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提议的含蓄再版。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把对毛泽东的推崇上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当他论述了毛泽东的天才，论证了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之后，他以为自己又做了一件万无一失的事情。

叶群为首的林彪集团成员经过一轮紧锣密鼓的活动，试图扭转全会的原定议程。8月23日晚，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建议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学习和讨论。他的意见被政治局通过。第二天，8月24日，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二中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及西北组发言，将林彪23日的讲话扩展为一个支配全会的潮流。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 领袖、国家元首、国家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 果。”还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 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翻案？”

吴法宪则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 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毛 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作者注）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吴法宪还与同一小 组的张春桥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做了类似的讲话和表演。

他们都在“捍卫”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然，就包含他的国家主席的地 位；都在捍卫毛泽东的天才地位；这些捍卫的行动自然联系到最高领袖论及“天才论”的提出者林彪。这是一个“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攻势，在那个领袖 崇拜弥漫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时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附和。小组会上出现了热烈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提议。

8月25日，江青将全会小组会的情况对毛泽东做了汇报。江青、张春桥等人自然在这种进攻中感到了他们正是林彪一伙人的对立面，九大召开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于激化了。

凭着对政治局势的高度敏感，毛泽东立刻嗅到了这里的气味，也看出了有关设不设国家主席提议后面的政治内容，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全会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 的讲话，并收回了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这个《简报》以极为热烈的口气肯定了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的讲话，表示了对林彪开幕式讲话的高度推崇，甚至发出了对 一切反对“天才论”的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政治口号。该《简报》还提出，在宪法第 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随后，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又接连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做出检查。然而，林彪集团还在用各种方式串连、活动和抵制。

毛泽东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透过所谓让他当国家主席与“天才论”的舆论，毛泽东看清了林彪一伙的政治动机。对于这个利令智昏的潮流，毛泽东认为，只做和风细雨的正面工作，并不能 有力地解决问题。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要打掉任何干扰大方向的潮流，必须采取简练而有力的手段。

就像他曾经用拿掉“杨、余、傅”解决“二月逆流”翻案风一样，也如他打掉“王、关、戚”而排除了极“左”潮流的干扰一样，那样的政治斗争手段才是简洁而警醒的。这一次，他决定拿陈伯达开刀。因为陈伯达已经跑到林彪的阵营里，成了这个山头呼风唤雨的人。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搞的一份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并将两者印发给全会。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 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 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 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用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 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 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 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 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 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 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 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在印发全会之前，毛泽东曾给林彪看过。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采取了保护林彪、稳定林彪的策略。而对陈伯达则可谓毫不留情，老账、新账一起算。随着陈伯达的覆灭，全会的形势立刻急转直下，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最主要内容，“批陈整风”也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批修整风”运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似乎并 没有想搞掉林彪。就像他搞掉“杨、余、傅”后，又留住了叶剑英、陈毅等“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一样，也如同他搞掉了“王、关、戚”，却保护了中央文革主要 成员一样。此时搞掉陈伯达，是一个分寸得当的处置。对于林彪集团如何处置，要走着看，看着办。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的行动，表明了他在政治上一贯的老练。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批陈整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的锋芒一直或深或浅地指向林彪集团。作为高度警觉的政治家，毛泽东也防患未然地对林彪控制下的军权做了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像北京军区这样的要害军权，毛泽东以陈伯达是北京军区“太上皇”的说法，在“批陈”的旗号下进行了整肃和改组。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妥当策略。林彪集团如果逐渐安守本分，以上措施无疑已规范了他们，消除了权力结构不平衡的隐患。如果林彪集团崛起为一个巨大的危险势力，那么，他也已经布成了搞掉它的大局势。

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似乎已是一片太平景象，无论在毛泽东那里，还是在林彪那里，都没有意识到事情将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的冲突一下子改变了形势。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凭着本能的政治警觉与防范，采取了一系列 削弱林彪势力的措施。而林彪集团同样出于政治上的警觉和不安全感，开始采取一系列紧迫的对抗性活动，以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准备军事政变这个极端 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有一大篇为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惊险故事。本书无意重复这些故事细节，本书的视点依然是概括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实 质。

到了1971年 夏季，无论是林彪对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对林彪，对对方都有了十二分的警戒。毛泽东深知林彪在这些年中建立起来的影响和势力，也深知与林彪的冲突发展到今天 应该做好哪些斗争准备。对于党内、军内的力量，他必须做出部署。在与他亲自树立的“副统帅”的斗争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行动。以往，在文化大革命中打 倒刘少奇以及其他党内高级干部时，他可以让林彪、让中央文革出面，然而，今天要解决“亲密战友”林彪的问题，只有他亲自发出的声音，才能说明一切。临近八 十岁高龄的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亲临一线，做出重大的政治、军事、战略部署。

1971年8月14日， 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史中有着重要一页的南巡活动，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停留，接见了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 江、上海、南京、安徽、江苏、广州等很多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在南巡过程中，他把九届二中全会及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斗争讲清楚了，将陈伯达及林彪集团的一 些重要成员的问题摆出来了。对林彪本人，也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和警告。对个别跟着林彪势力跑的军队负责人，实行了严厉的威慑。对大多数党政军负责人， 做了发动和安排。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已将与林彪集团斗争所需要的党政军的力量特别是军队的力量调配好了。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紧急策划了谋杀毛泽东、实行军事政变的活动。然而，由于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也由于毛泽东足够地警觉，当毛泽东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时，已经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军事政变归于失败。9月12日下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在谈话中，依然把林彪放在要保护的位置上。也许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清楚林彪集团具体的政变阴谋。

然而，阴谋家自己先行恐惧了。1971年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机场漆黑的夜色中强行起飞。这架飞机载着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飞往苏联，在飞机越出国境前，周恩来向毛泽东紧急汇报，请示是否将其击落，毛泽东只回答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3日凌晨两点三十分，这架飞机在飞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左右，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的主要干将被一网打尽。

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并显赫一时的军事官僚集团，就这样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