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一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编者的话： “杀头我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说这话的江青像个悲剧中的角色，她谈论的正是她的将来。

但是，明明已大祸临头，却不知为何还在那里做白日梦。她撇下临终的毛到虎头山去逍遥自在，并且在小靳庄大谈其母系社会，似乎登基之事就在眼前……对于即将到来的局面，她既无知，亦无能，对权术一窍不通，白白跟了毛大半辈子，除了学了点毛体字，并无寸进，骨子里还是那个混迹于十里洋场的女愤青。对此，毛心知肚明，说“她不代表我”，并敲打她“人贵有自知之明”，而她却毫无所悟，甚至在毛死后还说“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竟然想挣脱毛自立门户！此刻，她全然没有觉察四周的罗网已经收紧，而毛的巨大的身影已经不再，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事态顺着致命斜坡向下滑去，一直滑向谷底。而这一切，同样是在毛的名义下进行的，叫做“继承遗志”。

令人惊异的，倒是一向桀骜不驯的江青在被抓捕和地下关押期间的驯服。她没有进行抵抗，就完成了从主子到囚犯的改造过程，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状消失，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这让人想起“解放后”对溥仪、“战犯”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似乎暗示了一条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解脱之路。

马晓先女士见证了这一过程。正如她照看的对象从主人变为囚犯，她的身份也从护士变为看守。无论彼此，相似的困境在于，都处在一种囚禁的不自由的关系之中，所谓“他人即地狱”。而这种关系的翻转，也不能使双方解脱。

当双方的角色刚刚转换的时候，和全国人民一样，马女士觉得这是“第二次解放”。那么第一次解放呢？想必是一九四九年那次，看来解放不是一次性的。不过这“第二次解放”是从原先的解放者的压迫下获得的。这种多次的解放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

所谓解放就是“翻身作主人”，就是把原来的主人压在身下。然后这一逻辑又被延伸至其他人和“新主人”的身上，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其实，按老祖宗的原意，解放就是把人从主奴、看守与囚徒的关系及其一次次的翻转中彻底解脱出来。而这是江青之类数典忘祖的“主义者”们所不了解的。在他们的想象中，要么就是压迫，要么就是被压迫，二者必居其一，你死我活，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种想法造就了他们无法摆脱的现实：不是人上人，就是阶下囚，所以江青说：“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知悔改，也无力悔改，一条道走到黑，这就是江青和“主义者”们的悲剧。

江青有一条自信的底线：我不会犯路线错误（在法庭上她就是这样自辩的）。殊不知她赖以安身立命的“路线”已随毛而去，无论正确与错误，都当不得救命稻草。

保健护士谈江青（下）

口述者：马晓先，女，1944年生，1974-1976年任江青保健护士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时间：2006年2月25日，11月18日

初到江青处的印象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们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至于我们说出来说明它是什么问题，我们不做结论，由每个人自己去推测和思考。

杨银禄（简称杨）：关于护士工作这一块，小周（周淑英）、小赵（赵柳恩）都谈过，她们走了之后的部分请小马你细致地谈一谈。

马：就像前面她俩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来刚进十楼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我当时的印象挺深，就像过去贵族大家庭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到这份工作不好做，气氛不太好。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比如起床要抱起来在底下塞个羊毛靠垫然后再躺下的程序，我没有经过。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她的衣服准备好，她起的时候我们帮她穿。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其它的都一样的。报天气也是一样，我们在她出门之前也要点根香，看看风向，到后来我们就在楼上弄一面小红旗，看风向。但是就这样有时也不准确，有时我们看着是东南风，等她出来的时候坏了，风向变了，她一出来又有汗了这就坏了，这就成了大问题。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组织上服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在她的工作人员当中，我算是比较顺的。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管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孩子出生以后她请了阿姨，有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处长陪着（陪我去的还有张敏，她是服务处的服务员），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不愿意，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就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我说如果要我去朱老总那儿李先念那儿或董老那儿我都没问题，我都愿意去，但真不愿意去她那儿，因为我听李讷说过她妈妈的一些情况。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赵：让你到她那儿去，汪还在我们那儿说过这么一句话：“不像话，娘俩个人抢一个护士！”江青说要把你弄来，但女儿又不愿意放，她们娘俩就闹起来了。

马：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的，连手都没握。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第一次给她送药的情形。当时她正在大会堂开会，到了吃药的时间，我就进去了，说：江青同志，该吃药了。因为是第一次，她特别警惕，药含在嘴里，一边看表，发觉提前了一两分钟，噗！就把药吐了。她严厉地说：时间没到！我楞了：不就差一两分钟吗？吃下去不就到了？可当着那么多中央领导，我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站在那里，只好赶紧出去，心里又委屈又紧张。再拿了药，转身又送进去，说“江青同志，吃药的时间到了”。这次她吃了。我当时感觉这里的工作简直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