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起居折腾人

李：早就听说江青对身边人特别苛刻，作为二十四小时贴身服务的护理人员，想必您有深刻的体会。

马：我们不是秘书，主要和她是生活上的接触（当然也能看出她一些政治上的习惯。比如，她看报纸，每次都特别关注她的名字、照片登在哪个位置上，一旦不满意，就会有情绪反应。她真是很重视，每次报纸一来就赶紧看）。虽然她只是政治局委员，但发号施令起来比常委还管用，比如有时候她睡觉前告诉我们明天八点叫她起床，九点有会，我们到时候叫她，她不起，说：“我不行，我还想再睡会儿，告诉他们让会议延迟，延迟到十点半。” 我一听，这开会都是关于国家的大事，说延迟就延迟啊？当时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只知道她的生活节奏是可以决定、改变整个政治局的日程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更加格外谨慎。

即使这样，她还是动不动就责备我们工作人员。1974年五一节，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一个活动说让江青去，江青也准备去，但后来因为不舒服她就没去。当时问她，她说再说吧。这时秘书就不好通知她活动时间。本来三点钟的活动，她三点半才打铃，你说这怎么通知啊？但是她坚持去。去吧，快到音乐堂的时候，她说：“不行，我出汗了，我不去了。”然后掉车就回去，这件事她竟责备我们：“你们就是让我紧张，让我出汗。”

1974年江青去天津，我给她打前站收拾房子，连夜走的，把她房间的东西都给她准备好。每次都是办公室一块、卧室一块都收拾好。她到了以后，对那个房子不满意，说这个房子不通风，说：“还有哪个楼啊？”我们一开始布置的是二号楼，后来说有三号楼和四号楼，还有一号楼（是个俱乐部）。我们先搬到三号楼。搬到三号楼后我们又重新折腾一遍。折腾完后她还不满意，第二天又搬到四号楼。到第三天又搬到俱乐部。宾馆里一共四个楼，全都折腾了。搬到第三号楼的时候，当天晚上就睡在那儿。她住下了，我们当班儿的人一块去看她。她正好坐在沙发上，我就给她倒杯水，我觉得水温差不多，不凉不热，就给了她，她喝了一口，噗，一下子全都喷在了我身上！我真没想到！我站得离她很近，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弄得我浑身是水……。她说水太烫了。这不可能！因为我很小心的，当时我心里很明白这是要找茬了。她说：“你让我怎么喝？太烫了！”她这一举动，当时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受过这个气，心里觉得很难受，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只觉得委屈。你想，连夜赶到天津，给她收拾房子，忙活，又受她这种气，真憋气！我不知道怎么就晕倒在那儿了，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抬出去的。

李：当时你倒在地上了？

马：对，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人不行了。后来是谁抬我不知道，我看到有人的影子，说“赶快给抬出去！”抬出去时经过程师傅那儿，程师傅就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还有鸡蛋。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江青的举动对我是一种污辱，她就差拿杯子往我身上泼了。她说那那水烫，完全是瞎说，我怎么能、怎么敢拿烫的水给她呢？！我就跟程师傅他们说，你们现在就去摸摸那个水，绝对不是烫的！——这是我刚接班时遇到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一辈子都不会忘。

赵：后来你在十楼又犯了一次病。憋气，喘不上气来，好像也是因为她的事。当时程师傅说：“坏了，坏了，小马又犯病了！”后来我就上前去，一把把你拽着，我说走，我们两个到外面去，喘喘气，免得在屋里喘不过气。咱俩到十七楼前面转，把气出出，就偷路边的葡萄。那会儿天已经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到处抓，后来到亮灯地方一看，我说得了，把生的抓下来了。然后咱们俩就坐在那儿笑，你笑完了我笑。笑了半天，我说你好点儿了吗？你说好点了。完了我说再去偷，管它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呢！你跟我说：“我真不想让你走，工作我愿意和你一块干，但是要是按照你的身体我真希望你走，要是按工作的话我真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们说了几句知心的话，又在路上转了几圈，心情好点了就回十楼了。

你也曾经救过我一码，我一直不能忘记。有次我头疼的厉害，那天是你接我的班。江青把我叫上来，劈头盖脸地说：“瞧你死样子脸，没个好脸色！”唉哟，我一声没敢吭声。

马：她也知道你要走了，所以特别恨你。

赵：她就这么说我，我都没敢说我病了。我当时头痛得都不行了，拿着被子把脑袋压着，你也帮我。你说：“这样行吗？”那时候你还没正式上班呢，新来的护士接班的时候交接班得好长一段时间适应。不是说干不了，是江青适应一个人得很长时间。后来你就上班，我说你快去吧。你说：“好吧。”过了一会儿你拿来了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大的一百五十毫升的针管，你说：“来，我给你打一点葡萄糖。”那天我心里热乎乎的，你这样关心我，我特别感动和激动。反正在那儿大家是互相关心的。

周：当时我们二十多岁出头，每天都很压抑。小赵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小周啊！只要我一听到打铃心里就直哆嗦。”我说我也是那样。就好像真到鬼门关了，每天早上只要她一打铃我们真是心里哆嗦。

赵：条件反射。江青每天进办公室后，如果情绪烦躁就不停地按铃，秘书、护士一趟趟地叫。所以后来为缓解这种心情还吃药什么的，实在是没法在那儿待了，业务都荒废了，我在那儿待了四年，七一年到她那儿，七四年底我出来的。

周：有时候受了委屈也不敢当着她的面哭。你比如说在大会堂那一次，你想想看“人有脸树有皮”啊，守着那么多的人——二处的警卫人员，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在三楼小礼堂拐弯的地方她拿一个杯子砸我，我只好偷偷流泪。流了以后还得干，那已经没有脸，没有自尊了。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没有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