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寸 草

父亲是我最敬重的人，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5年了。现在，他原单位大概已经没

有人记得他了，家里的人也很少谈到他。我越来越感到要为我敬爱的父亲写点什么。

       父亲是东北人，年轻时高大英俊，思想激进是个愤青。在国难当头之时他正在清华大学求学。“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于是他到中共领导的“ 陕西吴堡青年训练班 “，后来到重庆以教书为业。在学校他认识了我生母，与之结合。”婚姻是由不了解而结合，由了解而分开。“ 在我1岁时他们离婚。 父亲一直想挽回婚姻，等到她再婚才放弃。生母是个心志很高的女人，许多年后她亲口对我说：当时她们都要做” 新女性 “。我问 她 “ 你后悔吗？” 她回答 “ 不后悔。”我从侧面得知她是相当的后悔，直到父亲去世她给我写信 “ 你父亲是对的 。”

      父亲所在的学校是由民主进步人士办的，收了很多抗战时全国各地来的孤儿，49年后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成了国家人才。我对那时的记忆很少，断断续续。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医院看学生，有一个学生躺在床上头上腿上都有包扎，而且说话声音极大。长大以后才知道：当时一批民主人士，学者和愤青学生对老蒋统治不满，游行“ 反独裁 ” “ 反内战 ”与 “ 国民党反动派 “ 产生肢体冲突。有一段时间父亲突然失踪，他被上了 ” 黑名单 “ 外出躲藏，幸好平安。否则到文革时 “ 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

         49年后父亲不再教书，做行政工作，同时搞创作译作。我小学时父亲工作极忙，每天要8点左右才能到家。还没有进家门他第一件事：把我从一堆疯玩的孩子中揪出来押送回家。早上父亲走得很早，他总是到我小房间门口站一站，有时还叹口气。而我多数是在赶作业好交差。记不得父亲去开过家长会，每次拿成绩单给父亲签字，无非是什么 “ 学习不够刻苦，政治上应更高要求 ” 父亲从不责备我，父亲对我的教育很开明，可以说 “ 放任 ” 。记得那时曾有 “ 30年代进步电影展 ”，有“ 桃李劫” “十字街头”等。我想看“夜半歌声”，继母不让，父亲说；“你让 她 去看吧。“ 果然看后我做了一星期恶梦。中学时我迷上外国文学，有一天我在看”傲慢与偏见“。父亲从我手中拿过书翻了好久，有点爱不释手。文革时我问父亲：”为什么说17年的教育（1949—1966）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 父亲简单回答：你们受的教育与我那时基本上是一样的。  

父亲为人作风正派，50年代曾独自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我无意中听到他对继母说：有女同志找他谈话，坐在他屋里不肯走。文革时革命群众审查他，历史上找不到   大问题，生活作风上没问题，只有“ 出身剥削 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很复杂 ”。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后来突然间戒烟脾气也没了。做事小心翼翼，走路步伐慢而沉重。文革时有一天接到通知大意是 “ XXX限你X日X时到居委会汇报思想 ” 继母说 “ 不要理这些老太太 ”但后来父亲还是自己偷偷去了。父亲的侄子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多年苦，后来平反回京。他说当时我父亲亲口告诫他 “ 千万少说话，不要傲上 ” “ 我没听二叔的 ”。堂嫂愤愤不平地说 “ 你父亲还说今后我们两家就不要来往了 ”

父亲在家擅长扫地，有时还拖地板，后来把洗碗也包下。文革时 “ 靠边站 ” 他每天早起去菜场买菜。我上大学时父亲给我约法一章 “ 不要谈恋爱 ”，信中说 “ 影响学习，会造成精神萎靡不振等等 “ 。毕业后父亲又开始为我终身大事操心，还要找他的学生给我介绍对象。我对象第一次来访，那天上午父亲把楼梯口的地扫了又扫，并仔细观察每个上楼的人。后来又见亲家，亲家走后父亲欣慰地 对我说：这一对老知识分子人很好。

           文革时父亲要下乡劳动，我去码头看他： 他身背背包和革命群众一起唱革命歌曲，顾不上说话。那时他接近60岁了。他被停发工资只有生活费，我拿出每月工资一半寄回家，又搞到一瓶酒里面泡一棵东北人参。父亲每天喝一口。

文革结束父亲把拿到的 “ 补发工资 “ 全部交了党费，继母说：人家XXX拿了钱就去疗养院。心中很是不平。父亲官复原职，当时基层组织没有恢复功能，大小事都要父亲过问，半夜有电话打扰，工作如排山倒海拥来。终于一天早上上班的路上，父亲摔倒在地，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溢血中风，处在生死之间。我赶回家父亲已经抢救过来。继母说：上面来电要求一定要抢救过来。

父亲半身瘫痪不能说话，但头脑一直清楚。父亲的最后几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清闲的时光。他最爱看他的第三代在跟前玩耍吵闹。继母辞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顾他，父亲是很感恩的。一天饭后全家坐在阳台上说话，父亲突然拉起继母的手放在唇边吻了一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共产党员。

父亲去世时单位开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他的遗像旁的挽联左边：“ 党性人性兼备战士本色赤子心“ 右边：” 创作译作等身学者风度诗人情 “ 。这是群众对他最恰当的结论，记得父亲的学生曾说：共产党要是都像你父亲就好了。父亲为他青年时的信  念和理想工作一生，他们这一代“ 提着脑袋加入革命” 。如今入党后权势，金钱，美人接踵而至，让人感叹万分无言以对。我们，父亲的子女，无论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自食其力问心无愧。这也是父亲想看到的。 

            后 记  

       以上文字写于2011年，完成后不甚满意，觉得自己贫乏的笔力没能表达出父亲复杂而不平凡的一生。一放两年多过去了，今年是父亲冥诞一百岁，作为对父亲的纪念我决定写完。

抗战时父亲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当教师。1950年后在“中国建设“杂志任办公室主任。”中国建设“是第一本向国际介绍新中国的英文刊物。同时，父亲在宋庆龄女士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1962年升为”中国福利会“的第二把手，主管业务工作。文革时造反派夺了权，父亲”靠边站“，他带着使用多年的椅垫回家。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写”交代“ ”检查“。几乎每篇的交代和检查的最后一句都是”我一定虚心接受革命群众的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0年代我见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负责人，在谈话中他问我“你参加过少年宫什么小组活动？” 我回答“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小组”当时他惊讶的表情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另一件事：父亲每天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然后他就提着篮子去买菜。父亲刚中风住院时，家里刚刚请了一位保姆，她对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前天还带我去小菜场教我怎么买菜。”

               我小学毕业那年，有一天父亲拿一封信和两张照片给我说：“ 这是你生母给你的。”原来我的生母想要回我，父亲不答应。父亲把我从小养大，他是一个负责任有爱心的好父亲。行笔至此回想起1963年父亲来北京开会，星期日我去看他。我们去北海公园舫膳，父亲告诉我小窝头是用栗子粉做的。然后父女俩沿着北海散步，当时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可是北海公园游人相当少。这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次与父亲长时间相处，那天没有冬天寒风的喧嚣，初冬午后的阳光竟然那样柔和温暖，近处的紫禁城和远处的景山在阳光下肃穆壮丽。在湖畔父女俩静静的走着，好像一副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我永远怀念你。唐诗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