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１．３１．

内容提要：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者必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识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识分子”、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简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他们“饿死三千万”是假，“灭绝十三亿”是真。他们叫嚣“饿死三千万”是贼喊捉贼。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在不具备历史客观条件的中国强行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把“牺牲生存求发展”强加给中国老百姓，导致中国社会危机无限积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客观现实使认同毛泽东的“确保生存求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越来越多。因此“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饿死三千万”来否定毛泽东的道路，从而反衬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正确，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真正追求是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万般皆下品，唯有文人高”的特权地位，是精神贵族用笔杀人的特权。为此他们必须证明“精英文人创造历史”、“惟上智下愚不移”、“中国老百姓最愚昧、中国‘精英文人’最优秀”、“治理中国必须靠‘精英’而不靠百姓”。毛泽东建立了中国古往今来唯一一个靠百姓而不是靠“精英”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权。对毛泽东的任何肯定都是对“社会必须靠精英治理”的否定。“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要重建“万般皆下品，唯有文人高”特权地位，就必须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人民创造历史”、“治国必须依靠百姓”的根本原则，就为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奠定了理论根据。毛泽东的地位和人民群众的地位同步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肯定毛泽东，人民群众就是主人翁；否定毛泽东，人民群众就成了“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存权。

通过捏造“饿死三千万”全盘否定毛泽东不过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发起“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的突破口。中国“精英文人”是中国几千年 “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一直“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维系的“道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的空前危机面前，在中国老百姓奋起救亡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毫无作为，被历史彻底边缘化，威风扫地，民心俱失，神话破产，特权不再。只要社会衡量大是大非的标准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中国“精英文人”就无法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无所不能。他们要重建神话、重建特权，就必须颠倒历史，把自己亡国有份救国无功的历史耻辱说成光荣。要如此就必须不仅消灭爱国主义、否定中国救国救亡强国建国的全部近代历史，而且必须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成“传播先进文明”的善举。要颠倒这一切就必须颠倒整个社会的大是大非标准，用“精英文人至上”取代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普世价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词。鼓吹“普世价值”实际是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实际是掀起“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用“普世价值”取代“爱国主义”的真正后果是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了自己的特权，不惜毁灭中国的一切，不惜用笔杀人、用笔实行种族灭绝。他们和中国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言论自由”、“民主协商”只适用于解决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不杀用笔杀人民者，必有无数人民被杀。

一．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者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
三．“饿死三千万”是假，“灭绝十三亿”是真，叫嚣“饿死三千万”是贼喊捉贼
四．“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饿死三千万”掩护自己的“灭绝十三亿”
五．“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靠“饿死三千万”发动“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
六．不杀用笔杀人民者，必有无数人民被杀

一．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者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的必定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识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识分子”、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以下简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信请看对“饿死三千万”叫得最响、最难听、最歇斯底里的人的专业／职业：

李锐：文秘；
杨继绳：记者；
马立诚：记者；
李银河：记者；
焦国标：新闻；
鄢烈山：新闻；
皇甫平（周瑞金）：新闻；
刘晓波：中文；
邓文初：中文；
余杰：中文；
资中筠：外文；
吴建民：外文；
章诒和：戏曲；
吴祚来：文艺；
流沙河：文艺；
郑必坚：政经；
厉以宁：经济；
张维迎：经济；
吴敬琏：经济；
萧灼基：经济；
茅于轼：经济；
胡星斗：经济；
张曙光：经济；
樊纲：经济；
盛洪：经济；
朱学勤：历史；
郭世佑：历史；
袁腾飞：历史；
章立凡：历史；
张鸣：历史；
秦晖：历史；
袁伟时：哲学；
徐友渔：哲学；
解启扬：哲学；
陈有西：中文/法律；
贺卫方：法律；
杨恒均：法律；
于建嵘：法律；
张千帆：法律；
萧瀚：法律；
江平：法律；
慕容村雪：法律/文学

……

仔细数数，狂热鼓噪“饿死三千万”的有几个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又有几个不是自命“精英”、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发起《零八宪章》的３０３人中，文科类知识分子有２６３人，占８６．８％。如果严格甄别，把剩下那４０人中冒充工人、农民、工程师、“民营企业家”和“公务员”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都剔出来算进去，这个比例会更高。）

可以总结出一条：不算那些受雇于人、计件拿钱说话的下三烂混混走狗文化打手，鼓吹“饿死三千万”的，十有八九是自命“精英”、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除了尚无职业的在校学生——即使是尚无职业的在校学生，积极宣扬“饿死三千万”的，十有八九不是文科类专业的也是跟自命“精英”、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受他们影响极深的）。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的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由此可见“饿死三千万”其实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自导自演一手包办的独角戏。

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

第一，一切为私利

文科专业是“个体户专业”——如果单为个人私利，则只需要单打独斗，不需要集体协作配合，也就不需要替别人着想。这样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旦碰上需要集体协作、组织协调、统筹规划、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定抓瞎，必定出乖露丑，必定无法通过实践证明自己高明。“存在决定意识”，这样专业性质的存在决定只为个人私利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天然倾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习惯性地只会为自己着想、不会为别人着想，本能地排斥一切需要集体协作、组织协调、统筹兼顾、躬行实践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事业，本能地反感集体主义、全局观念、“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这一切修饰美化，起个好听的名字上升到理论高度，就叫“普世价值”。把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视为一体的有真知灼见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能超越“个体户专业”的文科专业的局限，跳出个人利益小圈子的束缚，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看问题，拒绝“普世价值”，认同为人民服务。做不到这些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只好成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由此可见“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必定是自私自利自顾自的个人主义者，一切为自己，一切为谋私，一切决不超越以“我”为圆心、以“个人利益”为半径的个人主义小圈子。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而且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把“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理论化正义化——所以有了茅于轼鼓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不论出于什么借口，是阶级斗争也吧，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有了陈有西宣扬私大于公、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所以有了安排小岗村代表到电视台向全国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切为谋私，那鼓吹“饿死三千万”也不例外，也是为了谋私。

第二，撒谎成性

文科是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的专业，要成功就必须善于主观发挥。但“主观发挥”与“主观夸张”、“主观夸张”与“蓄意撒谎”只有一步之差。把握这一步之差的底线只取决于一条：为谁服务——文科类知识分子只有为需要实事求是的人服务、为需要实事求是的事业服务、个人事业与需要实事求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时才可能自觉把握住“发挥而不弥天撒谎”的分寸——要捍卫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实事求是，因此只要认同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撒谎。救国强国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因此只要认同救国强国就不能撒谎。科研生产是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事，因此只要个人事业跟科研生产联系在一起就不能撒谎。只要不与这些需要实事求是的客观事务相关联而只为自己谋利益，文科类知识分子就没有理由不撒谎——只有弥天撒谎极尽夸张才能语出惊人、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引人注目，才能成功——所以会有“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等赤裸裸的不打自招。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切为谋私，那就没有任何理由约束自己不撒谎。鼓吹“饿死三千万”也不例外，也没有任何不撒谎的理由，更没有不撒弥天大谎的理由。

第三，灭绝人性

“精英”这一提法本身就规定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人有“精英”与“非精英”之别，“精英”比“非精英”高等。有多高？命高一等，同命不同价，生存权不相等，“精英”的命比“非精英”值钱，“精英”的生存权高于“非精英”。“精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对“非精英”生存权的实际藐视和否定。“存在决定意识”，生存权不相等，相应的意识就是“生存权不相等的人非同类”——“精英”是人，“非精英”既然非同类，那就不是人，而是低等生物——只要自命“精英论”，就必定把“非精英”贬为低劣生物：“脑残”、“智障”、“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民粹”、“无能”、“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总而言之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牲畜”。既然不是人，那自然用不着讲“人性”——人对人才讲人性，对牲畜用不着讲人性。因此“精英”只对自己承认的“精英”才讲“人性”，对“非精英”决不讲“人性”，而是讲“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淘汰低劣人”、“淘汰垃圾人口”……只要自命“精英”，必定灭绝人性。

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自命“精英”，那就不可能不灭绝人性。只不过中国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灭绝人性别有特色，举世无双，空前绝后——公然把中国老百姓变成“改革代价”，宣布“你就不配活着！”——这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灭绝人性。西方国家的“精英论”虽然搞“淘汰低劣人”、“淘汰垃圾人口”，但第一，至少还有所限制，有所为有所不为，大面上对外不对内——其所谓的“低劣民族”都是针对其它民族：贩卖黑奴、灭绝美洲印第安人、侵略中国、灭绝犹太人、扩张侵略、瓜分世界……原则上都是对外的。换句话说，西方“精英论”的灭绝人性还多少形式上有点底线——“内外有别”、“一致对外”、“同类不相残”、“Ｘ国人不打Ｘ国人”……对外绝不平等，但对内相对平等；对外灭绝人性，但对内相对人性；用对外的不平等保持对内的相对平等；用对外的侵略掠夺压榨屠杀换取内部的相对“和谐”，用对外转嫁生存危机实现对内“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安定底线（如果只孤立地看当代西方国家的对内作法而不联系其对外作法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很容易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其对内的有条件的表面的和谐人道的一面，而不见其对外灭绝人性的另一面）。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灭绝人性则无此底线，其“内外有别”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灭绝人性对内不对外——对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中国人专打中国人”，专挑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毛病以证明“中国人低劣，该被淘汰（只有我‘精英’例外）”，一下子就把十几亿中国老百姓一网打尽，变成“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如此彻底的灭绝人性，西方“精英”做得到吗？第二，西方国家的“精英论”搞灭绝人性至少还找点理由（不管说得通说不通）——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虽然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但至少还给出了“理由”：犹太人坏，犹太人是国家敌人，所以消灭犹太人有理——逻辑：你坏，所以要消灭你。而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灭绝人性连理由都不给，哪怕是最站不住脚的理由——成千万上亿的中国老百姓，没犯任何罪，没做错任何事，没有任何过失，没有任何原因，无缘无故，不分青红皂白，不由分说就被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变成了“改革代价”，剥夺生计不算，还恶狠狠宣布“你就不配活着！”——逻辑：没错也要消灭你，因为老子需要——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还编出犹太人的“罪恶”来证明自己“正义”，可见即使是纳粹也不敢公然否认“无罪不受罚”的逻辑，即使实际动手搞种族灭绝，也还要装成没有搞的样子，而不敢直言不讳公然告诉犹太人“你就不配活着！”而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呢？比纳粹更蛮横，直截了当搞“无罪也受罚”——“改革代价”；比纳粹更张狂，明目张胆告诉老百姓“你就不配活着！”如此蛮横的灭绝人性，连搞种族灭绝的纳粹法西斯都自愧不如。

（注：“改革代价”和“你就不配活着”并不是个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时口误，也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行动纲领，体现在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全部主张、全部“顶层设计”和一切言论中——茅于轼说“照顾低收入人群对资源分配有害”，其逻辑就是“低收入人群”的生存不重要，“资源合理分配”才重要。说白了就是必须牺牲老百姓的生存确保“精英” 们 “合理利用资源分配”发财。这体现的逻辑正是“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诸如此类的“顶层设计”层出不穷，如强制拆迁、“谁让你出生在中国？”、“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３０００万老工人”、“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不能搞福利”、“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于再次陷入贫困”、“我们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的物价涨了有十来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难道说物价都要降下来，那生活能好得了吗？老百姓与经济学家看问题不一样”、“国际粮食涨价，如果我们出口粮食，把粮价给压下来，国内粮价上升，那是好事”、“我看到市场上猪肉这么短缺，排队都买不到。我就发议论，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茅于轼）、“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许多体现“你就不配活着”的“顶层设计”不看不知道，一抓一大把。比如茅于轼说“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财富”——既然劳动不创造财富，那劳动就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劳动人民，那绝大多数中国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就多余，劳动人民就多余，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多余。既然多余，那原则上就可以消灭。“劳动不创造财富”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一笔勾销了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内含无限杀机。所以茅于轼才会说中国９５％以上的人有破坏性：“中国富人只占５％，剩下的９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结论：用转基因武器消灭：“必须把人口降至５亿以下”、“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５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茅于轼）——这不是“你就不配活着！”原则的具体体现又是什么？其它“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争先恐后宣布“你就不配活着！”的花样更海了去了：“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陈有西）、“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一切本来就是那么残酷，别拿弱势群体说话，人不是天生就是强势的”、“如果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存竞争能力而死去，就让他们死吧。这对他们自己和对社会，都不免是一桩好事”、“这是优胜劣汰，客观规律！”“首先你的确是失败者，这点你必须承认，你就是一个弱者。其次，下岗职工和混的不好的人，并不是说你们以前都是劳模，我想你们这些人以前都应该是些挺懒惰，挺不上进的人吧？俗话说，小富靠勤俭，大富由天命。劳模应该都是勤劳得人，勤劳就一定可以达到小富，你达不到说明你懒，不争气。我觉得这是事实”、“老子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跟你们这些无文化无学历无技能只会乱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样”、“中国的老年人群体真是卑劣之极”、“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素质低劣”、“文革毒素已进入中国人的血液中”……

“改革代价”与“你就不配活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你就不配活着”，所以会被变成“代价”，因为被需要当“代价”，所以必须“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下岗三千万”？“代价”、“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坚决主张突破十八亿亩红线毁地盖房？“代价”、“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代价”、“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遍地污染、举国雾霾、遍地假冒伪劣、遍地豆腐渣工程？“代价”、“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强制推广外国转基因主粮？“代价”、“你就不配活着！”……老百姓说“改革就是专整老百姓”，这就是对“代价”和“你就不配活着”的切身总结。）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敢公然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代价”、敢公然宣布“你就不配活着”？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至高无上，但皇帝敢公然否认“民为重、君为轻”吗？敢公然对老百姓说“你是代价”、“你就不配活着”吗？希特勒搞种族灭绝，但希特勒要灭绝的是其它“低劣民族”而不是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而且连希特勒都不敢公然说“你就不配活着！”环顾世界，象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如此疯狂仇恨自己的民族、敢公然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把自己的民族变成“代价”、叫嚣“你就不配活着”的“知识分子”可谓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举世无双。就凭这，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创造了一项永远不会被超越的、大规模用笔杀人的历史记录——穷凶极恶、厚颜无耻、卑鄙凶残、灭绝人性的历史记录。

“改革代价”和“你就不配活着！”是“历史名言”——有史以来最野蛮、最凶残、最疯狂、最厚颜无耻的“历史名言”；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独创的、注定永远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的“历史名言”；世世代代证明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灭绝人性——空前绝后、举世无双、出类拔粹、登峰造极的灭绝人性的“历史名言”；足以让一切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千秋万代永远羞愧的“历史名言”。

“改革代价”和“你就不配活着！”是证明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灭绝人性最有力最过硬的铁证，是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永远的致命死穴，是揭露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本性、痛击他们嚣张气焰极其有效的杀手锏——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搬出“改革代价”和“你就不配活着！”，立刻就能撕光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切道貌岸然、天花乱坠和冠冕堂皇，让他们从神气活现变成狼狈不堪，让他们顶风臭十里。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灭绝人性，那叫嚷“饿死三千万”也决不是因为出于人性。

三．“饿死三千万”是假，“灭绝十三亿”是真，叫嚣“饿死三千万”是贼喊捉贼

１．“饿死三千万”是假

稀奇稀奇真稀奇，下有天，上有地，月落东方日出西，狼给羊吊丧，狐狸哀悼鸡，老虎吃斋念佛，鳄鱼痛哭流涕，猫哭耗子死，狗悲兔子亡，卖人肉包子的突然捍卫起人权来了，开妓院的突然保护起贞操来了，无利不起早的突然大公无私起来了，无事不说谎的突然追求起“历史真相”来了，视人命如草芥的突然关爱起生命来了，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突然关心起“饿死三千万”来了——“三千万”被他们鄙夷不屑为“脑残”、“智障”、“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民粹”、“无能”、“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的“垃圾人口”——邪了门了，对眼下正活着的十三亿不屑一顾视而不见，对死去几十年的“三千万”如丧考妣喋喋不休；眼里没有活的却有死的；没有十三亿却有“三千万”——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要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必须先弄清楚“饿死三千万”是真是假。要弄清楚“饿死三千万”是真是假，不能靠主观的夸张，而必须靠客观的证据。

“饿死三千万”如果属实，那就是非同小可的历史性大事件——三千万条生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伤亡总数、中国八年抗战死亡人数、纳粹德国种族灭绝屠杀的全部受害者总数。这么多生命如果真的在短短三年之内突然消失，则不可能不留下证据，而且是大规模、多样化、不受人的主观愿望支配的无可怀疑的铁证。

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那就必然同时存在如下全部证据（注意：同时存在全部证据）：

第一，大样本大概率社会性证据

“饿死三千万”是大规模社会性事件，必然有大样本大概率社会性证据证明，小样本小概率证据不能算数——弄出个三条腿的蛤蟆到处展示，电视电台２４小时反复播送、城镇乡村大街小巷到处广告，就能证明“蛤蟆都是三条腿”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前苏联死了２千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１０％，社会影响是每个家庭都有人牺牲。６０年代时中国总人口６亿。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那就相当于死了总人口的５％，为前苏联二次大战死亡比例的一半，其社会影响应该相当于至少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死亡。换句话说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家庭都应该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列举出自己家庭具体哪个哪个亲戚朋友那几年被饿死——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时间地点亲戚关系具体状况等等等等一清二楚，没有道听途说，没有含含糊糊没名没姓的“我看见”、“我听说”，其社会广泛程度必然超过“下岗三千万”——“饿死三千万”与“下岗三千万”都是“三千万”，但“下岗三千万”时中国总人口大大超过６亿，因此“下岗三千万”占中国总人口比例要远远低于“饿死三千万”。换句话说假如“饿死三千万”是真的，那感受到“饿死三千万”的家庭要远远多于感受到“下岗三千万”的家庭，实际呢？是感受到“下岗三千万”的家庭多，还是感受到“饿死三千万”的家庭多？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诡辩说，饿死人集中在河南、四川、安徽等几省农村，城里感受不到。假如真是这样，第一，河南、四川、安徽这几个省农村当时能剩下多少人口？如果没有大规模外来人口迁入，这几个省人口后来的人口总数是哪儿来的？靠自然增长不可能那样快达到那个总数。第二，如果发生过大规模人口迁入，那证据何在？从哪些地方迁出？迁到了哪里？都是谁谁谁？户口变动记录何在？第三，这几个省农村必然家家户户都有亲人被饿死，必然毫不费力就找出成百万上千万个老百姓出来列举自己家庭什么什么成员当时被饿死了，没有人饿死的家庭应该大大少于有人饿死的家庭，当时这几个省农村必然“家家带孝，户户举哀”，如今必然随便到任何一个村子任何一个家庭就能收集到堆积如山的饿死人的具体证据——百分之百，毫无例外。实际呢？怎么从来不见“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拉着电视台记者到这几个省农村随机进入某个家庭请他们出来列举当年哪个哪个亲友被饿死？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无法拿出任何大样本大概率的社会性证据来证明“饿死三千万”。

（杨继绳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邮、甘肃省临夏、福建宁德等县饿死多少多少万、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吗？既然如此，那些地方任何一家老百姓都必然有具体的亲人那几年被饿死，随便一问就能问出一堆。不知杨继绳这方面的调查记录在哪里？）

第二，成千上万的“万人冢”

张纯如的著作说，南京大屠杀死难的三十万人如果“手牵手，那么这队行列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杭州，空间距离约为２００英里；他们流出的血液重达１２００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２５００节火车车皮；如果将这些尸体一一叠起，可以达到７４层楼房之高。”如果“饿死三千万”是真的，那就是三十万的一百倍。同样逻辑，死难者“手拉手”的空间距离可达２万英里，血液总重可达１２万吨，尸体可装满２５万节火车车皮，尸体一一叠起可以达到７４００层楼房之高。如此天文数字的尸体不可能不留痕迹地处理掉——两千多年前秦赵长平之战时被秦军坑杀的四十万赵军降卒尸骨今天都能被发现并鉴定出来，何况几十年前的天文数字的尸体？日本鬼子千方百计消灭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尸骨痕迹，成功了吗？纳粹德国采用了各种现代化手段消灭几百万受害者的尸体痕迹，得逞了吗？想消灭几十万、几百万尸体的痕迹都做不到，何况三千万？

如果当真“饿死三千万”，如果当真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所说，饿死的人集中发生在河南、四川、安徽等三省农村，那这几个省必然存在大量的“万人冢”——６０年代初中国火葬尚未普遍，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火葬设施，对死尸只能就地掩埋。物质不灭，活有人，死有尸。三千万尸体，既没条件烧掉又没条件运走，不就地掩埋难道还能飞上天不成？如果真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所说，农村整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活者的人个个奄奄一息连掩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那如此巨额的尸体只能是外来力量掩埋，只能是集中掩埋，而且不可能深埋，轻而易举就能被发掘发现，结果只能是无主的、草草掩埋的“万人冢”。三千万具尸体，即使真的“万人一冢”，那也有三千处。如果“千人一冢”呢？那就是三万处。六十年代的中国每个自然村人口规模一般是千人级水平。即使一个村的人都饿死绝了，被外来力量就地掩埋了，形成的集体坟墓不会超过“千人冢”规模。换句话说，如果当真“饿死三千万”，中国大地上至少要形成三万个“千人冢”。如果“饿死三千万”当真全集中在河南、四川、安徽三省，那每个省至少得有上万个“千人冢”。如此密集又浅埋易挖的“千人冢”这么多年岂有一个都不被发现之理？尤其如今到处大规模搞基建：房地产市场化、高铁、高速公路、地方公路、“城镇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省上万个“千人冢”几十年来岂能一个都不被发现？哪怕只发现一个，消息岂能不立即传遍世界？岂能不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尸骨鉴定，鉴定出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死亡时健康状况等数据，从而证实是否集体饿死？——“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常说吗，如今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手机的普及让信息封锁不再可能。既然如此，发现“饿死三千万”必然导致的“千人冢”、“万人冢”的信息就不可能被封锁。然而为什么如今只见哪里哪里发现日本鬼子屠杀制造的万人坑、日本鬼子留下的化学武器之类的消息，从不见哪怕一个哪里哪里发现“饿死三千万”导致的“千人冢”、“万人冢”的消息？这一事实只能从反面证明一件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千人冢”、“万人冢”，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一个事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饿死三千万”。

（杨继绳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邮、甘肃省临夏、福建宁德等县饿死多少多少万、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到那些地方找“万人冢”去？哪怕挖出一个也比争论“推算方法”有说服力得多。杨继绳大概没少往这些地方跑。如果当真发现了“万人冢”，他岂有不大肆宣扬之理？问题是他这么多年挖地三丈找到了哪怕一个没有？）

第三，大规模瘟疫

大灾之后必有大瘟疫：饥饿削弱受害者的身体，摧毁他们对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未掩埋的尸体繁衍细菌导致传染能力翻倍。假如真的“饿死三千万”，那中国当时必然大规模流行瘟疫，必然不得不举国紧急动员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大面积防瘟除疫防止瘟疫蔓延。如此大规模全国性动员不可能不留痕迹，不可能不被世界所知。只要查查那几年中国是否曾大规模动员医务力量防瘟疫（哪怕只简单普遍采访当时的医护人员是否曾被紧急动员大规模救治瘟疫）、查查中国那几年防瘟疫药品消耗量、查查当时是否有其他国家把中国列为突发疫区紧急警告本国人民不要前往，很容易就能判定当时中国是否大规模流行瘟疫，进一步判断出当时中国是否大规模饿死人。

（杨继绳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邮、甘肃省临夏、福建宁德等县饿死多少多少万、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吗？既然如此，为什么拿不出那些地方当年的防瘟疫记录？）

只见“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千方百计证明“饿死三千万”，不见他们证明“大规模瘟疫”，显然他们忘了（或根本不知道）这两件事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看来“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毕竟是文人，只会卖嘴，不懂科学，所以不免顾头不顾腚。

第四，大量饿殍和饿得半死不活的人的照片

如果当真“饿死三千万”，那当时必然有更多的人饿得半死，饿成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奄奄一息的活骷髅。这种“饿得半死的人”是什么样？就以下照片那个样：

——饿得半死的“国军”士兵；

——饿得半死的纳粹集中营受害者；

——饿得半死的非洲灾民。

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饿死三千万”，起码得拿得出无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饿得皮包骨头的照片为证，让世界拿来跟上述活骷髅的照片对比——如果中国当真“饿死三千万”，那饿得半死的人必然更多。假定超过一倍，那饿死的饿得半死的人加起来就差不多上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如果当真出现上亿饿死和饿得半死的活骷髅，哪怕一万人中只留下一张照片，上亿中国人也该能留下上万张瘦成上面那种活骷髅的样子的照片，绝不可能一张照片都留不下来：距当时几十年前、照相极其希罕的“民国”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灾荒时尚留下了大量照片——饿殍遍地的照片，无数饿得骨瘦如柴半死不活者的照片，不计其数树皮被啃光的树木的照片，何况几十年后？当年纳粹严密看管的狭小的死亡集中营里的活骷髅都能被偷偷拍照并传送出去，何况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大的范围发生的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那就必然能够拿出起码的证据——照片，饿得半死的活骷髅的照片，成千上万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老百姓瘦成上面那种活骷髅的样子的照片，经得起技术鉴定、证明确实是原装原照、既不是冒名顶替也未经过技术加工的照片。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有很多“法律人”吗？不是号称很懂得“谁指控、谁举证”的常识吗？他们既然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那当然有举证之责，当然必须拿出成千上万饿得半死的活骷髅的照片供全世界拿来跟上述那些标准的饿得半死的活骷髅的照片对照。然而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拿出过哪怕一张这样的活骷髅照片证据没有？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张了。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诡辩说，那年头无产阶级专政，没人敢照，所有照片证据都被毁了。奇了怪了，谁有那么大能耐把如此大量的证据销毁得如此彻底？共产党政权不是一直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嘲笑为效率低下吗？怎么突然就能做到号称“高效率”的纳粹德国当年都做不到的事？况且如果真的如此大面积死人，决不可能没有一个政府分支机构的人想不到保存照片备案——官场铁律之一就是决不替人担责任，凡事一定要留根据留证据，尤其是大事。《水浒》里的何九叔碰上人命官司尚且知道要偷偷留个证据。如果当真“饿死三千万”，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命事件，政权那么多部门中岂能没一个人想到要留下证据以防万一将来上边怪罪时自己变成替死鬼？再说即使中国大陆“体制内”没人敢照，台湾特务难道也不敢照？倘若当时大陆真的饿殍遍地到处是饿得半死不活的活骷髅，积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岂能放过？岂有不千方百计搞到对“反攻大陆”如此有用的“心战素材”之理？岂能不竭尽全力派人拍摄并大肆宣扬得满世界都知道？实际呢？１９６２年蒋介石闹着反攻大陆时的宣传材料里有这种照片吗？

再说，不管官方如何信息封锁销毁证据，禁止不了老百姓私人照相吧？销毁不了民间私人照片吧？写“墓碑”的杨继绳既然１９６０年上大学，那他挡案里起码得有他当时的学生证照片吧？得有他当时的入学体检表吧？再调查调查杨继绳１９６０年中学毕业时是否有集体毕业照，他和他全部家庭成员那个时期是否有照片。如果有，就和他当年的学生证照片、入学体检表一并公布出来——“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整天叫嚷“公布挡案”吗？好啊，那就“请君入瓮”，从杨继绳做起，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做起，从一切叫嚷“饿死三千万”的人做起，公布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挡案，尤其是他们及所有亲属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期间的一切照片（当然要经过技术鉴定证明是原装未经修饰），让大家把这些照片跟上面那些饿得半死的“国军”士兵、饿得半死的纳粹集中营受害者和饿得半死的非洲灾民的照片逐一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说话有劲不在上粪多少，是骡子是马牵出来一溜便知。只要这样一对比，是不是饿得半死、有没有“饿死三千万”一目了然。一张真实的照片强过无数长篇大论。问题在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声嘶力竭了几十年“饿死三千万”，却连一张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饿得如同饿得半死的“国军”士兵、饿得半死的纳粹集中营受害者或饿得半死的非洲灾民的照片也拿不出来，害得Frank Dikötter写“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时只好用民国的饥民照片做封面，还不打自招承认因为找不到真的照片所以用民国的来代替。

（杨继绳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邮、甘肃省临夏、福建宁德等县饿死多少多少万、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吗？既然如此，这几个县不可能没有当年老百姓被饿成象上面非洲饥民那样的活骷髅的照片，而且经得起技术鉴定、证明是原始照片。不知杨继绳把这些照片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舍不得拿出来“铁证如山”一番？）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却连一张足以证明中国老百姓当年饿得半死的照片证据都拿不出来。这说明什么？弥天大慌。“饿死三千万”是弥天大慌。撒谎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又一个弥天大慌。

第五，其它相关证据链

——与“饿死三千万”相应的海量死亡记录——注销户口记录和死亡鉴定记录。在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户籍制度的新中国，三千万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不留任何记录是不可能的。饿死三千万人，难道毫无记录？难道注销户口不给出原因？难道几千万人死了却什么尸检报告都没有？难道三千万尸检报告全部造假、全部否定死者是饿死的？难道没有一个有良心的户籍警、法医或医护人员留了证据？只要有记录，哪怕是伪造的记录都照样能看出破绽——美国小说“战争与回忆”如此揭穿纳粹集中营的造假：“一张长的分类帐页上写着同一天有几百人死于‘心力衰竭’”；“第三帝国的兴亡”如此描述：“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同样，只要有某村成百上千人同一时期突然死亡的记录，那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问题在于：有这样的记录吗？

——难民潮。超过１９４２大规模逃荒的难民潮——当亿万人面临饿死时不可能没有大规模逃荒，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电影“１９４２”描述的河南１９４２年的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就发生了那样大规模的大逃荒。“饿死三千万”的规模比“饿死几百万”大得多，岂能不引发更大规模的逃荒难民潮？岂能不留下浩如烟海的记载、照片、回忆录？

——遍地被饿得发疯的人吃光的牛、马、狗、猫、老鼠骨骼的照片；

——所有当事人（包括死者、近亲、埋尸人、医生、警察、军人）第一手的文字资料：遗书、日记、信件、回忆录等，涉及的人起码上亿，相关的文字资料必然浩如烟海俯拾即是，要搜集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饿死三千万”确有其事，就必然出现完整的证据链——上述客观证据，全部、同时、大量，一样都不能少——重复一遍：全部、同时、大量，一样都不能少。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客观事实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虽然斩钉截铁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却一样客观证据也拿不出来，更不用说全部、同时、大量的完整的客观证据链了。他们能拿得出来的只有一样：文字叙述——“ＸＸ记载”、“ＸＸ回忆”、“ＸＸ说”……这样的东西根本证明不了“饿死三千万”。理由：

１）．文字叙述这类纯主观夸张即使不蓄意歪曲也必定与实际情况有差距，甚至是天壤之别的巨大差距——“瞎子摸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说：“一位参加撰写当年３纵战史的老人，被公认为‘记忆力特别好’。老人对此也很自信。写完亲身经历的四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一节，再去当年战地一看，地形、地物及敌我兵力配置，几乎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同一件事，同一次战斗，几个老人讲得可能就不太一样。这也好理解，当年他们处的位置不一样，看到的、了解到的不一样，现在回忆起来就不一样。另外，时间久了，记忆可能出现偏差。但差距大了，那不行。我就多找几个人，反复印证。因为我本人也大体了解事情的脉络，哪些叙述更准确，基本上能判断出来。再有一些小出入，就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来解决。”“甚至有时候即使有出处，也不一定可靠。有时候采访一个事情，这个人说的和别人说的不一样，甚至一个人昨天谈的事情和今天说的都有出入，如果非写不可，就得找到当时参加的几个人，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张正隆专访http://book.sohu.com/20081101/n260380787_7.shtml）

张正隆追求如实还原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战斗尚觉如此困难。“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证明”“饿死三千万”时可曾象张正隆那样严谨慎重，“多找几个人，反复印证”、“找到当时参加的几个人，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有一些小出入，就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来解决”？就凭这就可以知道，撒谎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靠文字记载等主观的夸张对涉及几千万人的大事件的记载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即使他们不蓄意颠倒黑白也不可能不极大地歪曲事实。

２）．“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只有“人证”，没有“物证”：仅仅凭借少数精心选择的什么什么史料记载、哪个哪个地方的“县志”“市志”、哪个哪个权威的讲话——“ＸＸ记载”、“ＸＸ回忆”、“ＸＸ说”之类推定“饿死三千万”（注意：“推定”），没有任何客观证据。

没有客观证据的“史料记载”是纯主观夸张。纯主观夸张的东西（哪怕是最高权威记载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碰不得的绝对权威，永远可能被随时推翻——一份ＤＮＡ技术鉴定便可以推翻成吨的证言证词和唇枪舌剑雄辩滔滔。因此没理由迷信没有客观证据的“史料记载”。当年最权威的“史料记载”还说皇帝都不是人生的呢——“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相传感硃果而孕”、“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青鸟白虎相伴”、“祥云撩绕”……古往今来诸如此类装神弄鬼的“史料记载”还少了？如果光凭“史书记载”就能研究历史，那为什么除了历史学还必须有考古学？如果光凭口供就能定案，那为什么除了刑侦还必须有技侦？

文字描述实际是调动别人的主观想象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很容易受自己主观想象的欺骗和误导。也就是说，人很容易受别人文字描述的欺骗和误导——单纯靠用文字描述客观存在，即使不蓄意歪曲也难以客观准确，而误导歪曲却非常容易，廖廖几笔就够。

有两个传说：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到满清“定远”舰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在主炮炮口里摸到满是灰尘。

这两个传说流传甚广，连我都一直信以为真，直到看到萨苏先生的一篇文章和插图——

“比较有趣的是定远舰，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老萨在实践定远主炮晒衣服的工作，下面三米多高，要是掉下去……不得不佩服这谣言作者的胆气”






“让导演尝试传说中东乡平八郎摸主炮炮口里面有没有灰尘的动作，这位赛白猿最终也没琢磨出来东乡是怎么干的。”




（萨苏：威海行——北洋水师相关题材拍摄中的趣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2edar.html）

没有客观证据，单看文字描述，就连“满清‘定远’舰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在主炮炮口里摸到满是灰尘”这样简单的谎言都会中招，何况“饿死三千万”这样的弥天大谎？

用单纯的文字描述客观世界最简单、最方便，但最不可靠——一是文字高度抽象，留给人的想象空间极大，很容易形成误导。二是易被干扰，任何文字表述的东西都可以用文字反表述，形成是非难辩、“文字对文字”（Word for Word）的“笔墨官司”、“空对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观的东西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说了算。因此不存心欺骗者的文字描述一定会跟客观存在的东西相联系，让人能自行独立核对判断——资料来源、数据出处、客观规律……反过来，凡不让人有自行独立核对判断的余地、不由分说要人无条件接受的文字描述，如只有文字夸张为凭、无大量客观证据链的“饿死三千万”，则没有任何可信性。

３）．文科出身的人容易从主观出发脱离实际——理工科是研究直接创造财富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强调的是严肃、严密、认真、冷静，成功的标准是符合客观规律。这一性质决定理工科专业培训的基本原则是教人实事求是说实话。文科则未必。文科专业不是研究直接创造财富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主观世界，强调的是渲染、浪漫、空想、激情，成功的标准是满足主观追求。这一性质决定文科专业培训的基本原则往往不是实事求是说实话，而是虚构夸张撒谎诡辩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白发三千丈”在文科是成就，在理工科是荒谬——你能按“白发三千丈”来设计汽车飞机的容积和承重吗？

以下与德国医生的对话证明不光中国文科如此，外国文科也如此：“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

文科出身的人即使想实事求是都不容易，都容易从主观出发脱离实际。撒谎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呢？更不用说。他们弄出来的东西岂能有准？

４）．除了杨继绳，还有哪个“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出来宣布自己什么什么亲人当年被饿死？既然“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哲学是一切为私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他们就不可能当真关心“饿死三千万”——三千万跟他们没有私人亲属关系、被他们鄙夷不屑为“脑残”、“智障”、“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民粹”、“无能”、“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的“垃圾人口”（更何况他们对眼下正活着的十三亿的死活尚且不屑一顾不顾不当回事）。

而杨继绳对“饿死三千万”的如丧考妣也纯粹是演戏。

——杨继绳说，“饿死三千万”里有他父亲。但是他父亲死于１９５９年四月底——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开始。

——杨继绳说，“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这本身就承认他的家乡其他人都没有死，更不用说大规模饿死人了，否则怎么谈得上“个别现象”、“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

——杨继绳后来又说，１９５９年４月底，他的家乡人就把树皮树根啃光了——既然如此，那他的家乡人接下来的三年中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块，则他家乡的人必定全部死绝，一个不剩，必定留下“万人冢”，他必定能轻而易举用“万人冢”的累累白骨用大量家乡人被注销的户口、死亡证明书、大量自己饿得皮包骨头的活骷髅的亲戚朋友的照片等客观证据链证明“饿死三千万”……怎么不见他拿出任何这类客观证据链？

——杨继绳１９６０年考入大学，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他父亲真是饿死的，那他就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明知有杀父之仇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这足以证明他是为谋私利认贼作父连亲生父亲都能当破烂卖的无耻名利之徒。如果他父亲不是饿死的而是自然死亡，那只能证明他如今说的一切都是撒谎，为谋私利不惜糟蹋自己父亲，硬把善终说成不得好死，同样是把亲生父亲当破烂卖了。连亲爹都能当破烂卖，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卖的？什么都能卖了赚钱的卑鄙无耻反复小人岂能有实话？他写的《墓碑》岂能当真？

——杨继绳的“饿死三千万”的结论从何而来？“推算”——“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据《溧水县志》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４页数据推算”、“《高邮县志》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０、１６２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死亡……”（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有意思。搞文科的卖弄起数学来了；讲究“飞流直下三千尺”、“挽断白发三千丈”之类文字夸张的折腾起“事实真相”来了；老母猪得瑟起芭蕾舞来了——数学那么过硬，干嘛吃文科饭？为什么又说“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连自己都对自己的“数学计算”心里发虚，还敢用这样的东西断言“饿死三千万”？何况连杨继绳也不得不承认许多依据仅来源于两个人的回忆文章，并无准确的数据来源？

杨继绳的行径无非再一次证明一条：“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撒谎成性。他们的文字描述，没有历史资料的引证出处的，百分之百是假的；有历史资料的引证出处的，百分之八十是篡改的，剩下的要不就是掩盖事实真相，要不就是往真实历史中塞自己的私货。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中号称“法律人”的很不少，不可能不知道起码的法律常识：第一，谁指控，谁举证。第二，物证强于人证——没有客观证据，光凭主观夸张不能算数，一面之词的主观夸张就更不能算数。第三，孤证不立——连一个人的命案都必须如此，何况“饿死三千万”的超级人命案？但所有这些常识一碰到“饿死三千万”就一概不算数了：不再“谁指控，谁举证”而要被指控的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开放挡案”；不再“没有客观证据光凭一面之词不算数”，而是只根据少数精心选择的“ＸＸ记载”、“ＸＸ回忆”、“ＸＸ说”就一口咬定“饿死三千万”；不再“孤证不立”，而是单凭几个人的“回忆”“回顾”就算“铁证如山”。

核武器爆炸，必然同时产生光辐射、声波、冲击波、贯穿辐射，一样都不会少。“饿死三千万”，必然同时产生大样本大概率社会性证据、成千上万的“万人冢”、大规模瘟疫、大量饿殍和饿得半死不活的人的照片、大规模难民潮、大量注销户口记录和死亡鉴定记录、大量当事人（包括死者、近亲、埋尸人、医生、警察、军人）第一手的文字资料：遗书、日记、信件、回忆录等等，一样都不会少。“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声嘶力竭叫嚷“饿死三千万”，能拿出的“凭证”却只有他们的主观夸张，没有任何上述必然存在的客观物证，更不用说大量、完整、同时存在的证据链了。

结论一：“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编造的弥天大谎。

结论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编造“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不是无知，而是蓄意。

２．“灭绝十三亿”是真

“饿死三千万”不行，“饿死十三亿”难道就可以？如何确保“十三亿”不被饿死？确保粮食供应。如何确保粮食供应？农业。谁毁灭中国农业，谁就实际上蓄意“饿死十三亿”。毁灭中国农业的人有没有？有。谁？大骂“饿死三千万”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茅于轼说：“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农业本来是最重要的行业，而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好大口气，农业这涉及十三亿中国人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吃饭生存的生死行业，轻轻松松一个“顶层设计”就一笔勾销了：既然“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那自然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可以靠进口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６０％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据新华社２００５年的报道，联合国２００５年预测２００６年世界粮食市场总供应量为２．３６亿吨，而中国１３亿人口每年消耗粮食４．９亿吨。４．９Ｘ６０％＝２．９４——如果中国听茅于轼的，６０％粮食靠进口，则每年需要进口２．９４亿吨。

“２．９４亿吨的进口量、２．３６亿吨的可供应量”——这与美国人十多年前的预测相差不远：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１９９４年在《世界观察》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０期）上发表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中预测中国将来每年将进口粮食２．０７亿吨到３．６９亿吨，而世界粮食市场供应量为２亿吨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听了茅于轼的，６０％粮食靠进口过日子，即使买得起、人家卖，那把全世界所有可出口的粮食全买光还不够。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论证“饿死三千万”时不是很喜欢卖弄数学吗？“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根据数据推算”、“可以算出”……怎么他们这会儿不显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数学本领呢？难道判断“２．３６亿吨的总供应量能否满足２．９４亿吨的进口量”所需数学比“推算饿死三千万”更复杂更高深？）

即使没有其它因素，靠进口粮食也绝对不可能确保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存需求。第一，供应有限：当今世界粮食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五大家。据ＦＡＯ报告，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为２．０８亿吨，这５大家出口粮食１．６２４亿吨，占世界粮食总出口量的７８％。进口国广泛分布于全球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粮食买家上百，卖家却只有这五大家。让中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就等于把十三亿中国人的性命交给这五大家手里，随时随地命悬一线。一旦风吹草动粮食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如今世界粮食供求关系日趋紧张，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粮食需求持续增加。印度储备粮持续下降，从２００７年起开始大量进口粮食。曾经是世界粮仓的欧盟粮仓空了，２００７年下半年从世界各国进口了５２０万吨粮食。欧洲粮仓乌克兰也空了，２００７年乌克兰的粮食储备降到了４０年来的历史最低点，乌克兰政府决定限制粮食出口。一些传统的粮食净出口国正在变成粮食进口国。为保证国内供应，阿根廷已经大幅提高了粮食的出口关税，并且对牛肉实行出口数量限制。这还不算，还要加上生物燃料与人抢粮食：美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生物燃料计划。甚至美国新的能源法案还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据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总统签署的新能源法案，到２０２０年，美国汽车工业必须使汽车油耗比目前降低４０％。新能源法案还鼓励大幅增加生物能源的使用量，使其到２０２２年达到３６０亿加仑，其中燃料乙醇占１／３以上，另外是生物柴油。这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大幅攀升。由于美国从事玉米制乙醇的生物燃料计划，不仅使得玉米价格上扬，也影响到大豆等油料作物的价格。因为原来许多种植大豆的耕地都用来种植玉米了。这样一来，大豆的产量就下降，价格随之上涨。

如果中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就意味着把世界粮食市场的可供应量一扫而空全部买光还不够，其它１５０多个粮食进口国都得饿肚子——即使卖家同意把粮食全卖给中国，其它１５０多粮食进口国干不干？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仅仅预测中国进口粮食必然导致粮荒，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导致“新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旦预测变成现实，中国岂能不成为举世公敌？

上述一切数据资料全是公开的，用不着“公开档案”就能查到。“不到世界９%的可耕地，占世界２０％的人口”、“十三亿中国人需要４．９亿吨粮”和“世界粮食市场可供应２亿吨”更是中国小学生都可以也应该知道的起码常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号称饱学之士，岂能查不到这些资料、记不住这些常识？他们做出“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的“顶层设计”时，调查过这些数据没有？如果调查了还要决策“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那不是存心“饿死十三亿”又是什么？如果没调查，为什么不调查就下结论？为什么不肯拿出翻箱倒柜调查“饿死三千万”的执着劲调查“靠２亿吨供应量的世界粮食市场能不能保证需要４．９亿吨粮的中国十三亿人的生存”？难道“饿死三千万”不行，“饿死十三亿”就可以？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对农业简直深恶痛绝：“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保护耕地）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１８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１７亿亩没有必要，１０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茅于轼）、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让外国种子公司控制中国农业……这还不算，还有：“特别是”三十年来根本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日益失修，恶果日益明显：南方大旱、北方沙尘暴、华北地下大漏斗，极端缺水还拼命浪费水——“用水量大的服务业不断扩大。2010年北京的公共浴场数量从1989年时的39家骤增至3千多家。市内70个高尔夫球场的年用水量达4千万立方米”、使农民当农民工而不务农……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顶层设计”处处毁灭农业：耕地耕地给你毁了，种子种子给你毁了，水利水利给你毁了，农工农工给你毁了（对照毛泽东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如今还有哪一条没被毁掉？）搞农业最关键的耕地、种子、水、工全给你毁了，那还搞什么农业？连农业本身都被否定了——“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凡确保十三亿中国人不被饿死的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无一不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各种各样“顶层设计”一一破坏殆尽。这还怎么确保“饿死十三亿”绝对不发生？如果当真把“饿死三千万”看成滔天大罪，必然绝对不能容忍“饿死十三亿”，必然把确保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看得比天还大的头等大事，必然对农业十分重视——九分不行，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绝对不可能容忍以任何方式毁灭农业，怎么可能对耕地、种子、水利、农工等农业要害如此不当回事？又怎么可能如此轻率狂妄如此满不在乎轻轻松松一张嘴就把整个农业一笔勾销——“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所有这些事实证明：“饿死十三亿”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顶层设计”。口口声声大骂“饿死三千万”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在实实在在干着“饿死十三亿”的勾当。

还不光是“饿死十三亿”。如今十三亿中国人的一切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空气、水、食物——都成了问题，都面临危机。

——空气：“人活一口气”。活人和死人不就差一口气吗？如果连口新鲜空气都吸不上，人活着也离死不远了。然而如今对中国人来说连新鲜空气都成了奢侈：“多个城市遭遇‘霾伏’，ＰＭ２．５成了损害人们健康的头号环境元凶”、“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雾以吸为贵”、“喂人民服雾”、“43%的城市居民表示曾出现心悸、疲劳、晕眩、呼吸困难等心血管系统异常症状”、“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

——水：“人是水做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如今中国人的水呢？“８０%河流枯竭”、“北京天津缺水严重中国可比非洲”、“北方城市与中东的约旦（１４５立方米）和北非的利比亚（１０８立方米）属于同等干旱程度”、“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中国一直呈缺水状态，北京市已开始关闭用水量大的工厂，仅２０１３年便向被迫停产的造纸、水泥等24家工厂共支付了２８２９万元的赔偿金”、“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的年用水量为３６亿立方米，而水资源量则仅为２１亿立方米，存在１５亿立方米的缺口”、“华北超采地下水成世界最大漏斗区”、“华北地下水超采达１２００亿立方米。华北透支的地下水估计已近２０００亿立方米，一个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已经形成，而白洋淀则面临着严重的‘肾衰竭’。专家认为，即使在2014年南水北调通水后，华北还是会面临水危机”、“用水量大的服务业不断扩大。２０１０年北京的公共浴场数量从１９８９年时的３９家骤增至３千多家。市内７０个高尔夫球场的年用水量达４千万立方米”、“２／３草原沙化”、“７０%的主要河流严重污染”、“６４%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３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污染已渗入中国地下。受监测的水井中，超过一半的井水作为饮用水是不安全的”、“９０%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过活”、“沙逼北京、猪投上海，中国还有什么不吓人？”、“病猪死了被集中丢进江里，黄浦江变‘猪江’”……

——食品：“民以食为天”。但如果食品成了毒品，吃饭就等效于“被自杀”或“被慢性自杀”。如今十三亿中国人有多少有幸吃得着没毒没害的食品？假酒、假药、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牛奶、“大头娃娃”、“结石娃娃”、强制推广的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粮、强行进口的日本核污染食品、“中国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毒”、“中国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吸的是毒气，已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中国毒食品网站记录逾２千种”、“从三聚氰胺奶到地沟油，从牛肉精到鼠肉串，从水银刀鱼到苏丹红蛋，从瘦肉精到镉大米，中国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对中华民族的慢性大屠杀”、“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筐”、“668座城市被垃圾包围”、“中国癌情告急：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

如今危害十三亿中国老百姓生存的远不止这些：“豆腐渣工程”、“矿难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强制拆迁导致的死亡人数世界第一”、“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青岛输油管爆炸死伤200余人”、“化工厂入住宅区中国老百姓活在炸弹上”、“世行称中国劳动者税率达45%高出美国近一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几乎是全世界最低”、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拖欠工资、物价飞涨、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形形色色的诈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步步陷阱处处阴谋、“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成都青白江区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2000万女人卖淫”、“年伐200万棵树制成筷子卖给日本”、“刑事案件年发400万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绝望自杀、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死不起、葬不起……生、老、病、死都成了百姓生存的最大障碍。

还有：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上不起学、绑架儿童、校园行凶……这一切使中国人“勉强维持生命的再生产”都难，等效于间接剥夺了中国人下一代的生存权。

“饿死三千万”的客观证据满世界找都找不到，“灭绝十三亿”的客观证据根本不用找，随便一抓就一大把——上述种种哪个中国人感受不到？谁能否认？

这一切拜谁所赐？“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的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打左灯向右拐”的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的张曙光；“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的茅于轼；“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的朱学勤；“骗出一个新体制”的樊纲（一切都是“体制问题”——“骗出一个新体制”的体制问题）……

（当然还有按照“骗出一个新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文凭至上”而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学者型官员”。）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什么如此缺德？——“代价”、“你就不配活着！”

结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关心“饿死三千万”是假，蓄意“灭绝十三亿”是真。叫嚣“饿死三千万”是贼喊捉贼。

“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牺牲生存求发展”、“骗出一个新体制”等“顶层设计”软刀子害死的中国人比所谓的“饿死三千万”不知多多少倍——“下岗三千万”、“三聚氰胺奶粉毒害三千万”、“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43%的城市居民受雾霾伤害”、“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再加上死于有毒有害食品的、豆腐渣工程的、工伤事故的、看不起病、养不起老、因贫病交加绝望自杀的、“被自杀”的、因生活所迫走向犯罪的、受“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精神毒药教唆而死于吸毒、赌博、卖淫的……把这一切都加起来，每年死了多少？年复一年，三十年来死了多少？而且情况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恶化？有头没头？“饿死三千万”无凭无据全凭嘴说，而“灭绝十三亿”呢？却是每个人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耳闻目睹根本用不着“考证”——雾霾、假冒伪劣地沟油食品、有带污染的水随时随地提醒每一个人：你的生存正在受到损害——就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死于癌症、污染、绝望？

纳粹德国的波兰总督弗郎克临上绞架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跟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灭绝十三亿”的罪大恶极相比，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规模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千年易过，‘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灭绝十三亿’的罪孽难消”。

四．“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饿死三千万”掩护自己的“灭绝十三亿”

“灭绝十三亿”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顶层设计”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坚持在国际垄断资本统治全球的时代强行建立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几千年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导致中国人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广泛共识，导致中国人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普遍认同。

但“发展是硬道理”只能回答“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不能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

“发展”有两种：“牺牲生存求发展”与“确保生存求发展”——“牺牲生存求发展”是资本主义，“确保生存求发展”是社会主义。

——封建主义是“自然经济不发展”——自给自足，自然循环，停滞不前，“天不变，道亦不变”。

——资本主义是“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展（发财）。

——社会主义是“确保生存求发展”——确保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多数人的发展：共同富裕，用大公有取代大私有，限制小私有变成大私有，严禁为少数人的利润牺牲多数人的生存。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要发展也必须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规规矩矩严丝合缝不走样地模仿照抄“山寨”人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际接轨”、“融入世界”……

只是这些“专家”、“学者”、“饱学之士”们不懂（或不肯承认）一条：要“山寨”人家的体制，就必须把产生那些体制所必须的历史大环境也原封不动地“山寨”过来。而刻舟是不能求剑的，历史大环境是不能“山寨”的。

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历史大环境是什么？殖民地。殖民扩张。道理很简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规则是什么？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极分化，消灭弱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大规模批生产失败者。根据“生存权高于一切”，失败者必须有生存出路，否则社会必乱。而社会一乱，什么市场经济都得完蛋。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解决被“优胜劣汰”掉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非常简单：以邻为壑，嫁祸于人，把生存危机转嫁给殖民地——国内“优胜劣汰”的失败者没生存出路？到国外去，到殖民地去，对那里的人搞“优胜劣汰”去，把他们变成“利润牺牲生存”的最终受害者。这就把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对外的民族矛盾，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制造的生存危机这最大的问题转嫁到海外殖民地。如此一来一举两得：第一，使留在国内的矛盾仅仅是贫富差别的矛盾——不涉及生存，自然比你死我活的生存矛盾缓和得多，容易对付得多；第二，用殖民地人民的生存补偿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失败者，使他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变为受益者，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反对变为拥护，“变废为宝”。这使资本主义社会从上到下都成为实际的既得利益者，缓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造成的社会危机，从而得以在本国制造出养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必须的相对缓和的大环境。

室内一生炉子就必须把源源不断产生的废气排出去，否则就自己憋死自己；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星宿派”一炼功就必须把体内源源不断积累的毒素排出去，否则就自己毒死自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运转就必须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源源不断大规模制造的生存危机排泄出去，否则就自己毁灭自己——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机矛盾在社会内部无限积累的直至爆炸，把一切都炸光。专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毒”的地方就是殖民地——没有自己的，就得能够利用别人的：当年美国吸收了几乎整个欧洲的“剩余人口”，这才使欧洲各小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顺利发展。殖民地是发展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障，没有殖民地就休想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国越大，“优胜劣汰”制造出的失败者越多，需要转嫁的生存危机越严重，对殖民地的依赖越大——尽管如今名义上不叫殖民地，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仍然离不开这不叫殖民地的殖民地，不管叫“发展中国家”还是叫“第三世界”，作用是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毒——“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出的生存危机之毒)。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由此可见，要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非有殖民地不可。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成功建立和正常运转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必不可少、生死悠关。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全球扩张？不光是为了市场原料，更主要的是为了有地方“排毒”：有了殖民地，国内“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制造的失败者的生存危机一下子就转嫁掉了，资本家能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财，穷人也不至于活不下去，国内矛盾一下子就缓解了。不通过殖民地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造成的矛盾进行分流处理、不把生存危机这生死悠关的大矛盾转嫁出去而只剩下贫富差别这相对而言的小矛盾、不实现“生死矛盾送国外、贫富矛盾留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生存发展。

“世界瓜分完毕”意味着靠殖民地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大环境已不复存在，意味着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山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机遇——中国没有殖民地，也不可能有殖民地。不顾这个现实，强行坚持“补资本主义课”、“私有制市场经济是中国唯一出路”、“没有殖民地也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是用主观意志硬抗客观规律的“唯意志狂热”——世界上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殖民地就能成功地发展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哪条理论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不靠殖民地转移危机、单凭主观愿望脑子发热想建立就能建立、想发展就能发展？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虽然整天叫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懂，也不当真，所以敢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把“没有殖民地转嫁危机就无法建立起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客观规律抛在脑后，不顾一切蛮干，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课”、强行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结果：“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大规模制造出的生存危机全部留在中国社会内无限积累无限激化——“灭绝十三亿”。

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越来越明显的“灭绝十三亿”的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越来越不能容忍“代价”、“你就不配活着！”的“牺牲生存求发展”，越来越认同“确保绝大多数人生存的发展是硬道理，牺牲绝大多数人生存的发展是歪道理”，越来越相信毛泽东“确保生存求发展”的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既确保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又确保社会持久发展，从根本上解开“发展就不管生存，生存就不管发展”的死结，把资本关进笼子，杜绝“少数人的利润吃掉多数人的生存”。

为什么民间的“毛泽东热”经久不衰、一浪高过一浪？“灭绝十三亿”逼的。“存在决定意识”。严酷的生存危机逼得中国人不由自主怀念毛泽东的“确保生存求发展”，怀念那个对老百姓来说简朴却无生存威胁、社会迅速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共享的舒心日子。

这当然是坚持一手包办、“顶层设计”了“牺牲生存求发展”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绝对不能容忍的——只要承认存在“灭绝十三亿”的事实，就必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罪责难逃。这个罪可不得了——滔天大罪，种族灭绝、反人类的滔天大罪，比纳粹大屠杀更穷凶极恶的滔天大罪。“灭绝十三亿”这个罪名一旦成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管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崩的。

这就决定“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必须用“饿死三千万”保护自己——用“饿死三千万”证明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不是没有生存危机，而是活不下去。既然活不下去，那自然证明毛泽东“确保生存求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死路。既然毛泽东“确保生存求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死路，那反其道而行之的“牺牲生存求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唯一的生路了。既然是唯一的生路，那就不存在什么“灭绝十三亿”——只要“饿死三千万”成立，就证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牺牲生存求发展”再坏也比毛泽东的“确保生存求发展”强，证明“代价”、“你就不配活着”完全天经地义。既然天经地义，那“顶层设计”出“牺牲生存求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没有任何错误，更不用说罪责了。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掩护自己“灭绝十三亿”滔天大罪的看家法宝——谁质疑“灭绝十三亿”，立刻用“饿死三千万”一棒子打下去。质疑反抗“灭绝十三亿”的声浪越大，“饿死三千万”的叫嚷越凶，二者完全同步。“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利益需要，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掩护“灭绝十三亿”的需要——必须有“饿死三千万”，或者说，必须让人们相信“饿死三千万”。没有也必须有，没有也必须让人们相信有。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向“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证明“饿死三千万”是弥天大谎纯粹白费力气——在“饿死三千万”的利益需要面前，在本性是“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面前，客观事实算老几？

五．“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靠“饿死三千万”发动“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杨继绳说：“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资中筠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什么那么讨厌“民”、拒绝“人民”、“要‘人’不要‘民’”？因为“人”泛指一切自然人，“民”则专指社会底层老百姓。“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自命高人一等，当然不屑与民为伍，当然“要‘人’不要‘民’”——他们翻来复去喋喋不休连篇累牍说了写了那么多，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意思就一个：“精英文人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可见“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以精神贵族自居，以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等“精英文人”的传人自居。

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当然也不例外。既然以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传人自居，当然念念不忘梦寐以求恢复当年士大夫们的阔气与神气，恢复封建社会士大夫特权和尊贵——不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代圣贤立言”、“为帝王师”、“以‘致君尧舜’为己任” ，而且“代表‘道统’”、“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不但要当“天子门生”，而且要比皇帝还牛，牛得不是人而是神，象西方传教士一样起着代表神权的作用：“文曲星下凡”、“代表天意”、“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学问大、知天文、晓地理、能掐会算过去未来之事”、“能人所不能”、“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

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的结论是“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真正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知识分子”（“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代表今天的“道统”，是今天的“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是今天的“士大夫”。既然是“士大夫”，那自然必须复我士大夫的特权——新形势下以新名义的老特权：“代圣贤立言”——“代‘普世价值立言’”；“为帝王师”——“为党国百姓师”；“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对治国之道的和解释权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而不在人民群众”；“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用‘普世价值’来影响和规范共产党和老百姓”……总而言之同样要比皇帝还牛，牛得不是人而是神，牛成“文曲星下凡”、“代表天意”、“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学问大、知天文、晓地理、能掐会算过去未来之事”、“能人所不能”、“万般皆下品、惟有‘精英文人’高”……

（所以资中筠理直气壮代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直接伸手就抢国家外交大权：“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外交大事军人不能过问，老百姓不能过问，除了资中筠定义的“职业外交官”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谁都管不着，哪怕再出现“二十一条”也管不着。）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证明“中国‘精英文人’最优秀、中国老百姓最低劣”。但如果整个社会公认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不是建立在主观夸张基础上的“精英文人至上”而是建立在客观实践基础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根本不可能证明“中国‘精英文人’最优秀、中国老百姓最低劣”。

如果以建立在主观夸张基础上的“精英文人至上”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则“中国‘精英文人’最优秀、中国老百姓最低劣”——历史是“精英文人”创造的，中国是靠“精英文人”生存的。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不是“精英文人”的错，而是中国文化低劣、中国老百姓低劣——馋懒皮猾、愚昧无知、暴力野蛮、顽固不化：“中国人是低劣种族”、“汉族才是低劣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低劣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除了垬这恶魔，这国还有一大问题是储存着一群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这国历朝历代亡国灭种这么多茬，就是因为被皇权独裁毒得血性尽失。垬黄俄来了尤致以致命一击，这民这族确是彻底死逑”（萧瀚）、“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这个国家的人种不好，没有膝盖的人太多”、“陈有西回复@中国老唐：有的残种是吓出来的，有的残种是残羹喂出来的”（陈有西）、“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

如果以建立在客观实践基础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创造财富改造世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则“中国‘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国老百姓最优秀”：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从侵略中国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教训是：中国老百姓了不起，中国上层社会（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国老百姓了不起：“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彼等之败，只是由於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无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上层社会最低劣：“所有上流阶级，对於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於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结论：“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不换百姓换“精英”。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近百年鼓吹用生物战灭绝中国，理由是中国老百姓太能干，太厉害，太可怕，西方社会竞争不过：“中国人不仅是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的宿命哲学（或宗教）和他们顽固的神经特点使他们在合适的管理之下可以成为极好的士兵”、“中国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纯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没有工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工作于中国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工作对于中国人就像远洋旅行和冒险对于西方人一样。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就集中体现在辛苦的劳作。辛苦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劳动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权力。而中国的觉醒不仅给了其庞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劳作手段，而且是最机械和最科学的劳作手段。”

——当年美国掀起反华狂潮、制订“排华法案”的直接原因是许多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太能干、太聪明、太吃苦耐劳、竞争力太强，自己不是对手。（除了“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还有过任何专门针对某外国劳工的法案吗？这本身就从反面证明了中国老百姓的竞争力。）

——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本身就有“中国老百姓优秀，中国‘精英文人’低劣”的含义——因为老百姓优秀，所以中国潜力无穷，所以是“狮子”。因为中国“精英文人”低劣，所以潜力始终是潜力而不能转化为实力，所以狮子才会陷入昏睡。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派驻中国的史迪威将军说，中国老百姓最优秀，中国的上层阶级（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国老百姓最优秀：“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中国士兵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机智、灵活，吃苦耐劳，毫无怨言” ——中国的上层阶级（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问题出在那些贻误战机，胆怯，贪得无厌和临阵脱逃的军官身上”、“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彻底进行‘换血’”、“中国战场失败的责任不应归咎士兵。不是士兵怕死，而是军官无能，不是军队没有士气，而是统帅没有信心。”“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 。（《史迪威出使中国》）

——斯大林当面告诉蒋经国：“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蒋经国自述》）——显然斯大林对中国老百姓能力的认识比中国所有“精英文人”都深刻、现实得多。

所有这些外国名人的判断跟中国“精英文人”的“精英创造世界”的神话截然相反：中国最优秀的不是“精英文人”，而是中国老百姓；最低劣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上层阶级及生产这种上层阶级的土壤——“精英文人”体系。既然如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靠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而决不能靠最低劣的“精英文人”。

上述结论当时仅仅是判断而不是事实。任何判断只要没变成既成事实，说服力就有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用事实证明了这些判断——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民，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环境，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把中国剥了个精光，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的老百姓难道不最优秀？与此相反，中国的“精英文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群体。那么优秀的中国老百姓创造出来的那么多财富硬是不够他们糟蹋的——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当时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终全部被“精英文人”们“承续和维护”的“道统”导致的周期性动乱屠戮破坏毁了个精光，最后什么也没剩下。对中国的死而复生、重新统一，对中国的和平大环境，对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对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究竟有哪些贡献？劳力？血汗？发明创造？出口创汇？财产？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无穷无尽的破坏捣乱——不算那么多祸国殃民的“顶层设计”，光看看他们把持的上层建筑领域就够了：“社会道德全面崩溃”、诈骗成了获利巨大的“行业”（有“骗出一个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当然就有各种各样骗子的铺天盖地）、“教育腐败世界第一”、“学术腐败世界第一”、“师德、医德沦落世界第一”、“假大空专家数世界第一”、“假论文世界第一”…… （就拿文艺来说，“文革”十年出了八个样板戏，“改开”三十年呢？有多少够得上“样板”级别的不朽之作？真正最具“改开”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只有一个：“千年一觉嫖娼梦”——“文革八个样板戏，改革一场嫖娼梦” 。）

（不妨做个实验：问问急于恢复昔日荣光、重建世界数一数二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他们最羡慕中国的是什么——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中国的“精英文人”？俄罗斯显然不缺资源不缺技术。那么他们重新倔起最缺的是什么？是中国老百姓那样的老百姓，还是中国“精英文人”那样的“精英”？再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多少权威认为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精英文人”而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功劳？）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创造财富改造世界”的判断是非标准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恢复士大夫特权的最大障碍——当年“精英文人”士大夫用笔杀人定天下的特权是怎么完蛋的？“文曲星下凡”、“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之类神话是怎么破产的？被帝国主义侵略打掉的，被近代以来中国救国救亡的爱国革命运动淘汰掉的——“精英文人”士大夫不是中国几千年 “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吗？不是一直“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吗？他们维系的“道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的空前危机面前，在中国老百姓奋起救亡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毫无作为，“‘精英文人’无所不能”的迷信一下子就破产了，他们一下子就被历史边缘化了，从此威风扫地，民心俱失，神话破灭，特权不再——当然，这是用“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为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衡量一切的结果：民族危亡面前，谁能救国强国谁就是好样儿的，疾风劲草，大浪淘沙，谁英雄谁孬种全由实践结果说了算。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只有证明“最优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优秀”——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最低劣，最低劣的中国“精英文人”最优秀；才能恢复“精英创造历史”、“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 、“文曲星下凡” 的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才能重建当年“精英文人”士大夫用笔杀人定天下特权梦寐以求，才能实现“最低劣的奴役最优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但只要中国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创造财富改造世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绝对没戏，更不用说重新出类拔萃当神仙。他们要美梦成真只有一个办法：彻底颠覆整个中国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准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创造财富改造世界”为标准衡量一切，只准用“精英文人至上”为标准衡量一切。

如何颠覆？通过捏造“饿死三千万”打开突破口，全盘否定毛泽东。只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就可以证明“最优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优秀”。只要做到这条就可以实现“最低劣的奴役最优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

为什么？毛泽东建立了中国古往今来唯一一个靠百姓而不是靠“精英”打天下、治天下、安天下、救国强国富国的政权。只要肯定了毛泽东，就证明史迪威等“老外”当年的判断没错——“中国老百姓最优秀、中国‘上层精英’最低劣”，搞好中国必须“彻底换血”，靠百姓而不靠“精英”。对毛泽东的任何肯定都证明治理好中国可以靠老百姓，用不着非“精英”不可。这岂不否定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让“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如何重建“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特权？这还了得？就凭这他们也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了靠人民成功的毛泽东，就证明不是“人民创造历史”，就证明“治国不能靠百姓”，就证明了“最优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优秀”，就为“最低劣的奴役最优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奠定了理论根据，就可以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肯定毛泽东，人民群众就是领导阶级主人翁；否定毛泽东，人民群众地位马上一落千丈，马上成了“脑残”、“智障”、“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民粹”、“无能”、“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成了“改革代价”、“你就不配活着！”——毛泽东时代谁敢如此恶毒欺负辱骂老百姓？毛泽东一去世、“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吃香，这些穷凶极恶的欺压侮辱马上全来了，而且辟头盖脸无穷无尽。结论：反毛泽东者必反人民。反人民者必反毛泽东。反毛者无不杀民。杀民者无不反毛。反毛必杀民。反毛即杀民。毛泽东和人民群众的地位利益是一回事，同进同退，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老百姓自己的生存权。“精英文人”与老百姓的地位利益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精英文人”地位越高，百姓地位越低；“精英文人”吃香，百姓必定遭殃——这不是“极左思潮”作祟，而是“存在决定意识”。

捏造“饿死三千万”全盘否定毛泽东其实不过是个突破口。“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下一步是借此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颠倒整个社会的大是大非标准，用“精英文人至上”取代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普世价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词。鼓吹“普世价值”实际是鼓吹“精英文人至上”。“普世价值”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自己精心设计量体打造的是非标准陷阱，其利益和权利实际上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才能享受得到，其它任何人都享受不到。

对老百姓来说，真正的普世价值只有一个：“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什么叫“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言而喻、毫无异议的价值标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人种、超越一切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习俗的障碍，不需要说服、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强制，不管什么人、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本能地认同、接受并实践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一个：生存权——一旦与“生存”矛盾，任何其它的东西都不得不让位。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普世价值”呢？言论自由、宪政民主、人权法制……琳琅满目一大堆，就是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不但没有，反而来了个“代价”、“你就不配活着！”——“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自栩“精英”，不存在生存后顾之忧，所以他们的“普世价值”跟普通老百姓的截然不同，可见是为他们自己量身定造的。

又比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说，言论自由是天赋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这同样充分体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给自己的量身定造——“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靠卖嘴为生，所以需要“言论自由”。而靠劳动为生的普通老百姓需要的呢？“劳动光荣”。“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普世价值”里只有“言论自由”而没有“劳动光荣”，可见确实有选择性，确实是量体裁衣自己专用的。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言论自由”表面人人有份，实际效果只有一个：唯我独尊——确保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有言论自由，其它人一概休想出声——第一，工农兵大众、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等等都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业务，有话也多集中于自己切身相关的工作生活，有多少兴趣到处插手横加干涉？让他们到处没完没了地喋喋不休人家都没那个工夫。能从“言论自由”获得实际的最大好处的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这些专靠卖嘴吃饭、整天到处钻营、街长里短搬嘴弄舌的话篓子。第二，卖假药的不希望药品被禁止，卖豆腐渣工程的不希望豆腐渣工程被禁止……这也算人之常情。但无论是卖假药的还是卖豆腐渣工程的都不敢宣布自己所卖的东西不得受检验限制。唯独“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比谁都牛，悍然宣布自己的卖嘴不管如何假冒伪劣，任何人都不得检验，更不得限制，否则就是“破坏言论自由”。这就是说别人都不许造假，唯独“普世价值” 的“言论自由”允许“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贩卖假冒伪劣，可以任意胡说八道撒谎诈骗而不受限制、不负责任，其真正含义是赋予“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的独家特权。第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精英”身分使其它人根本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只要一开口，马上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表面上人人言论自由，实际上别人哪有开口的机会？就凭这几条就能保证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言论自由无穷无尽，其它人说一句话的自由都没有——中国人口十三亿，“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占多少？然而中国社会一天到晚能听到的都是谁的声音？一事当前，从物价涨不涨、幸福不幸福到铁路是否私有化、该不该用老百姓血汗钱买外国白条等等等等全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们在口沫飞溅手舞足蹈，哪些事允许工农兵大众发言了？那么多报刊杂志影视网络，“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扼杀了绝大多数拥护毛泽东的还不足，还整天叫嚣把仅存的几个也禁掉。就凭这就可以说，“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能享有，其它人根本没份——中国社会看人有十三亿，听声音却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家。如此“言论自由”难道不是实际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独家能享有的特权？

“普世价值”的民主、人权、平等、言论自由等等都一样，都是表面上人人有份实际上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才有条件享受的特权。“民主”=“精英文人作主”；“人权”=“精英文人特权”；“言论自由”=“精英文人用笔杀人自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精英”特权身分已经决定了不平等了，已经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了，已经规定“代价”、“你就不配活着”了，已经“顶层设计”灭绝十三亿了，还假腥腥起哄架秧子折腾什么人权、平等、宪政民主……实在令人作呕。

既然“普世价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词，那么只要实现“普世价值高于一切”，就实现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高于一切”，就能消灭社会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是非标准，就能彻底颠倒历史、重建“文曲星下凡”、“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神话、扫清“恢复‘精英文人’用笔杀人运动”的最大障碍。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客观标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等是客观存在，具体明确，一清二楚，是非曲直、符合不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终由全体人民来判断，少数人无法长久地一手遮天。

“普世价值”完全是主观标准，符不符合“普世价值”完全凭“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主观发挥肆意解释——我说符合“普世价值”就符合“普世价值”：我说符合人权就符合人权，我说破坏人权就破坏人权，我说公平就公平，我说不公平就不公平……解释权完全操纵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手里，老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只要以“普世价值”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做出只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解释，把整个国家全体人民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根据“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侵略，而是“传播先进文明”，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大好事。既然是大好事，那反抗侵略就是坏事，是“落后对抗先进”、“野蛮对抗文明”、抗拒历史潮流。如此一来全部中国近代史立刻彻底颠倒了：爱国主义多余，反帝反侵略运动多余，救国救亡运动多余，中国革命多余，共产党多余，解放军多余，新中国多余……如此一来“精英文人”亡国有份救国无功的历史耻辱立刻一笔勾销了——既然根本不存在“亡国救国”的历史问题，又何来“亡国有份救国无功的历史耻辱”？“精英文人”的“惟上智下愚不移”、“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文曲星下凡”之类神话自然应该马上平反，“代表‘道统’”、“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代圣贤立言”、“为帝王师”的特权地位自然应该立即恢复……关键一步，满盘皆活，抓住“普世价值”这个纲，“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立刻就轰轰烈烈了。

（注意，根据“普世价值”的“人权高于主权”、“传播先进文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反帝救国救亡运动都多余——不光共产党多余，国民党也多余，不光解放军多余，“国民革命军”也多余，整个中国政府都多余。中国应该的出路是“三百年殖民地”。所以别以为“普世价值”只会针对毛泽东共产党。中国人凡爱国者皆在“普世价值”的横扫之列。）

只要以“普世价值”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发动政变，推翻任何自己不喜欢的政权——如果以“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为最高标准，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一个政权如果不肯或不能保护绝大多数老百姓生存权，对老百姓来说就丧失了合法性，老百姓就造反有理——不管是直接屠杀人民、任凭外来侵略屠杀人民还是出卖国家利益导致老百姓根本生存遭到威胁，只要最终结果是“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就属于“丧失合法性”。这里判断合法性的标准是客观的、明确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而以“普世价值”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没有任何客观性：我说你侵犯人权你就是侵犯人权，我说你压制自由你就是压制自由，我说你不公平你就是不公平……只要我宣布你不符合“普世价值”、“侵犯人权”，你就丧失了合法性，一切均以“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主观好恶为准。这使“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有权只凭主观夸张就可以随时随地掀起“颜色革命”随心所欲颠覆任何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政权，使政权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舌头。这就大大降低了政变的门槛——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要造反”的客观标准变成“‘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高兴了就‘颜色革命’”的主观标准。

除了美欧日等能用资本的力量把“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治得服服贴贴的地方，“普世价值”的实际效果永远是“矛头对内”，变“一致对外”为“一致对内”——“普世价值”说白了就是教唆整个社会“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至高无上而奋斗”，为此不惜闹动乱打内战。只要以“普世价值”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国家政权就实际没法存在，就随时随地可以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舌头推翻。（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总说“中国人好内斗”，可见其劣根性。然而这种“好内斗”是谁造成的？就是他们这些“精英”——西方的“精英论”多是矛头对外，为的是把其它国家其它民族踩在脚下。中国的“精英论”总是矛头对内，为的是把其它中国人踩在脚下。有这种专门内斗、专门欺负中国人的“精英”体制，中国人岂能不内斗？）

“普世价值”的本质跟电子对抗中的欺骗式干扰其实差不多——军事上判别目标的标准一旦被干扰掉，整个防空体系就瘫痪了。社会上判别是非的标准一旦被干扰掉，整个国家机器就瘫痪了，整个社会体系就崩溃了。除了美欧日等能用资本的力量把“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治得服服贴贴的地方，哪里闹“普世价值”哪里社会必乱——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

有人说，现代战争是两步：电子先行，炸弹随后。严格讲现代战争是三步：价值战最先，然后才是电子战、炸弹战——先是“普世价值”轰炸，然后是电子轰炸，最后是炸弹轰炸。没有电子轰炸的成功就没有炸弹轰炸，而没有“普世价值”轰炸的成功就没有电子轰炸。只要“普世价值”轰炸成功，电子轰炸和炸弹轰炸就不远了。因此现代战争必然是从看不见的价值战开始，从看不见的升级到看得见的，成功一步升级一步。只要叫嚣“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了。要避免将来吃看得见的炸弹，就必须料敌机先，抢先干掉看不见的炸弹——“普世价值”。

中国老百姓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政策等无数血的教训使中国老百姓痛感“没有国就没有家”，对中国积弱积贫痛心疾首，不惜一切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中国人如此，处境类似的民族也如此——协助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禹德淳是个经营杂货店的商人。日韩之间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使他深感“国存然后民存，若国之不存，则吾之产业，非吾有也”——“存在决定意识”，有了国破家亡之苦的存在，就有了“国存然后民存”的意识，有了“国存然后民存”的意识，就有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是大非的标准。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则不然。他们如今以“摆脱家国情怀”为荣，因为他们自命“精英”，可以“用脚投票”、“合则留、不合则去”——普通老百姓没这个条件，没有国家保护就只能任人宰割听天由命，所以不能容忍国破家亡。“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但没有这感受，反而巴不得中国完蛋——他们在中国老百姓中极端孤立：他们瞧不起工人，瞧不起农民，瞧不起军人，瞧不起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瞧不起普通市民，连他们自己之间也互相瞧不起，一言不合就恶言相向，制造敌人个个是好手，凝聚不同意见半点不沾边。如此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心胸狭隘自私卑劣的一小撮还想恢复士大夫的特权，还想“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还想证明“最优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优秀”、还发动“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实现“最低劣的奴役最优秀的”……这怎么可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真正支持他们的只能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外国政权。他们自己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三大本性特色（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使他们利令智昏，不顾一切，明知闹“普世价值”的结果是毁灭中国，仍然铁了心蛮干到底，心甘情愿里应外合把中国搞垮，蓄意制造“三百年殖民地”，决心靠外国政权的刺刀建立傀儡政权，实现自己恢复“万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特权、姿意奴役中国老百姓的梦寐以求。

这就解释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什么那么仇恨中国和中国老百姓，为什么“逢中必反”、为什么如此自觉自愿、时时、处处、事事跟中国敌对——“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马立诚）、“不要按国族来分统治者，要按文明程度来分”、“看色戒，当汉奸”、“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吴祚来）、“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庞中英）、“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相对说来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资中筠：还原真相，唤醒良知）。（注：同一个资中筠在“我对当下中国的几点看法”中却又指责“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是西方对中国输入现代文明的战争”、“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人权高于主权”、“爱国贼”……凡有事与中国或中国人有关，从西藏暴乱、新疆暴乱、奥运火炬、“杀光中国人”、“轰炸东京”、“轰炸北京”、钓鱼岛、南海诸岛、拜登吃面、习近平吃包子、中国建立东海航空识别区到“外国人骑摩托车撞伤中国大妈”、“纽约华裔老人过马路被警察暴打”……“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哪次站在中国一边过？哪次不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敌意？对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从扭转“一穷二白”、奠定工业化基础、“两弹一星”、“神州飞天”、太空授课、“蛟龙深潜”、“辽宁号”航母到“嫦娥登月”，“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可曾说过半句好话？他们对中国、对中国老百姓从来充满冷嘲热讽穷凶极恶，对坚决捍卫国土的中国“鹰派军人”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里应外合大肆“猎鹰”。（同一个吴祚来，一面大骂主张保卫国土的中国军人是“国贼”，一面拼命为卖国贼汪精卫百般辩护：“汪精卫问题是测试当代人对历史人物的容忍度”、“汪的问题是一个历史伦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是投降好还是宁死不屈，不同人不同民族有不同判断，没有绝对正确的观念”、“让人们看到汪精卫的另一面，卖国的另一类”、“关于汪精卫，你们新华社许多谎言专家远不如他忠诚国家人民呢，他毕竟曲线救国”、“听说汪伪精卫统治中国以后，会这样：指导思想用儒家思想，信仰自由，给每一个中国百姓发良民证，但城乡一样，没有区别”、“再说到汪精卫，即便他是战犯，战后有人为他辩护难道不可以吗？汪有屠杀平民吗？”……爱国的成了贼，卖国的反而从贼变成了“忠诚国家人民”、“曲线救国”的“英雄”。吴祚来们立场之坚定，爱憎之分明，对中国之仇恨敌视让人不会有半分误解。）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同样，“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一个中国人做点不利于中国的事、说点不利于中国的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不利于中国的事、只说不利于中国的话，不做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不说任何有利于中国的话”——中国“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如此坚持不懈敌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从来不做一件有利于中国的事、说一句有利于中国的话，这也够难得的。把他们一件件反华反民族的言行都串起来，马上能看出一条线——“誓不两立，专门与中国为敌”。

为什么？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私利决定他们只能与中国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与中国老百姓为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敌。这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本性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捏造“饿死三千万”全盘否定毛泽东、发动“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颠倒历史、颠倒整个社会大是大非标准、用“普世价值”即“精英文人至上”取代“爱国主义”的必然结果，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为自己的特权不惜毁灭中国的一切，不惜用笔杀人、用笔实行种族灭绝的必然结果。

六．不杀用笔杀人民者，必有无数人民被杀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破家必亡”、“家国情怀”、“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重”等爱国主义的大是大非标准是客观规律，是上一代中国老百姓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结论。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结论一旦被“普世价值”推翻，就等于那些生命白死了。这就等效于用笔杀人。“存在决定意识”，客观事务的发展将迫使下一代中国老百姓用更多的生命重新获得这些结论。这就意味着同一支笔杀了两代人。可见用笔杀人比用刀枪杀人更凶狠更彻底——刀枪杀人只能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地杀，用笔杀人一杀一大片；，刀枪杀人只能一次一次地杀，用笔杀人一杀好几代，可以反复杀、连续杀。

“代价”、“你就不配活着”、“灭绝十三亿”、“普世价值”等等证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是用笔杀人民的杀人犯。他们和中国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

对抗性矛盾只能用对抗性手段解决。敌我矛盾只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解决。电子欺骗电子战看不见硝烟看不见血，似乎很“和平”、“非暴力”，据说是“软杀伤手段”。但战场上对这种看不见硝烟看不见血、“和平”、“非暴力”的“软杀伤手段”是不是不许采用硬杀伤手段呢？是不是只许雷达对雷达、电子对电子、“软杀伤”对“软杀伤”，不许用炸弹炮弹导弹乃至刺刀子弹手榴弹解决呢？没有的事。只要是战场，只要是敌人，只要是敌对行动，管你软杀伤还是硬杀伤，管你见血不见血，一律一旦发现立即消灭，老实不客气——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你不专政他，他要专政你，这就规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用笔杀人民、用“代价”、“你就不配活着”、“灭绝十三亿”、“普世价值”与中国为敌、与中国人民为敌，那就只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不能用“言论自由”、“民主协商”等解决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的办法对待。

任何政权都不允许敌人有言论自由——1914年6月15日，美国威尔逊总统签署的《间谍法》实施强制性新闻性检查，规定凡故意制造企图干扰陆、海军的军事行动的虚假报道或错误言论，以及企图在武装部队内部挑动不忠诚或妨碍征兵的，均处以高额罚款或监禁。1918年5月的《煽动法》规定“任何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陆海军、国旗或军队制服使用不忠诚的、亵渎的、谩骂的或侮辱的语言”进行写作或出版，或使用旨在对这些观念和制度进行“侮辱、藐视、谩骂或破坏名誉”的言论，均以犯罪论处。同年通过的《惩治叛乱法》使公共新闻委员会掌握了实施全面文讯检查的大权，《间谍活动法案》则判定发表或撰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敌人的言论的行为有罪。

1941年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新闻检查局，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往来邮件、电报和无线电通信的强制性检查。1942年1月15日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规定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舰船、战时生产、武器、军事设施和天气的不适当的消息。

美国能如此，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此？

不杀用笔杀人民者，必有无数人民被杀。客观形势迟早将迫使二择其一：“专政一小撮”，还是绝大多数人被“代价”、“你就不配活着”？镇压用笔杀人民的杀人犯，还是“灭绝十三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