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格拉瓦的传奇和真实故事丰富多彩，维基百科中文的翻译就是一篇不错的典型介绍[1]，最权威的史料是Anderson所写厚达814页的传记，特别包括对许多当事人的采访[2]。

切对家庭（两任妻子、五个孩子、以及父母、兄弟、亲戚）不近人情、不负责任，但这是多数革命家、特别是南美革命战士的通性，没有什么人责难。

切亲自处决数百名已经投降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军事对抗的古巴前政府官员，实际上替本国人卡斯特罗兄弟担当罪名。但他自告奋勇，因为他亲历了没有“先下手为强”的危地马拉左翼总统阿本斯在美国中情局暗中策动下被推翻的教训，“刑警队的处决对古巴人民不仅必要，而且是人民的迫切要求”[3]。正如圣·鞠斯特在1789年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辩护的那样：“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实施革命的法律”，以革命的名义施行任何非人道的罪行，没有妨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徒把切作为“羔羊”耶稣来崇拜。

作为“司令官”，切在刚果、玻利维亚的行为违背自己总结出来的游击战原则，怪不得周恩来指出他是“脱离群众”，“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4]。作为政治家，切在古巴毕竟是“国际主义友人”，不可能违抗本国人卡斯特罗兄弟，所以连古巴国籍也声明放弃了；切在国际上也被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南美共产党抛弃了。不过，深谋老算的卡斯特罗其实也不过是中美苏对抗的一个棋子而已，而这些“国家领导人”共同的本性就是欺压本国的民众、以本国民众的命运与外国的同类豪赌。

作为个人，当切还在刚果打游击时，老奸巨滑的卡斯特罗竟然公布了切的遗言，实际上宣判了他的“就义”（死刑），使他不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在六个月的躲藏期间（布拉格或短期化装回古巴），切完全成为古巴秘密警察的一个棋子，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自主了。他躲在布拉格沮丧地总结刚果的失败和人生的悲剧：所有的政治都是过场，只有那些不理解他为之献身的愚昧农民[5]才使他的真正朋友；“最后，有一件事深深地影响我与别人的关系：…就是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告别信。这让我的同志们…仅仅把我作为与古巴有联系的外国人。…有些事我们已经无法共享了，…和那些对个人最神圣的事情：他的家庭、祖国和人生。这封为我在古巴内外带来了颂扬的信把我和战士们分割开来了”[6]。是啊，谁还这么傻愿意为了切的国际名声去卖命呢？悔恨没有战死在刚果，切现在只能乞求卡斯特罗给他一个就义的刑场了。

卡斯特罗欺骗玻利维亚共产党书记Monje，请他们在玻利维亚的边界为一个“共同的朋友” 暂时提供一个“过境之地”进入阿根廷开展游击战。在莫斯科控制下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尽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义务，为切提供了营地，但在Monje亲自与切见面后就不再联系了。切不仅要“解放”玻利维亚人民，还要自认“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ELN司令，像卡斯特罗控制古巴共产党那样要把玻利维亚共产党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大放光芒的最后阶段，切居然没有准备好留给自己的子弹。据活捉切的高地印地安人士兵Huanca中士说，切面对枪口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你来说比死更有价值”[7]。关键时刻难道切又萌发出世俗的求生欲望？

据飞到现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派员Rodrigueze（逃走的古巴人）说，美国政府想“让游击队领袖在任何条件下都活着”，他也考虑到把切带到美国控制的巴拿马审判，但又想到过去放走卡斯特罗的教训，就没有阻止玻利维亚总统就地枪决的命令，而是发电报到美国等待进一步指示。浪费了时机[8]。可怜的CIA连切与卡斯特罗的政治特性都分不清楚，要是CIA有足够的情报和智能，不仅让切活下来，还把切放回古巴，中南美洲就回到了美帝国后院的历史了。

不管是苏联的导弹还是卡斯特罗的深谋老算都不可能保住古巴的独立与安全，死而复生、死而永生的切才是古巴和中南美的保护神，成为波利瓦尔之后的第二个南美解放者。与行尸走肉的古巴官僚、自行瓦解的苏联帝国和各种形形色色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相比，已经身居权贵却又回到战士队列的切才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不仅洗刷了个人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过错(mistakes)和罪行(crimes)，也摆脱了生为人的人性原罪(human sin)[9]，才因此得到南美民众和世界各阶层人士的纪念。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