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逐渐势微的海外民运十分活跃，准备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时发起天下围城、重回天安门等等行动，但雷声大雨点小，民运发起的全球接力绝食仅不到半月就烟消云散，无法坚持。原因之一或许是王丹、王军涛等人号召力不够，更或许与中共迷雾计划有关。

 
        神秘的602办
 
        大陆中纪委惩治官员的一贯作风，就是前脚抓人，后脚媒体开始曝光各种有关当事人私生活的负面信息，推广流传于民间成为热点，掩盖了反腐背后的政治倾轧真相。这些年很多海内外民主人士的遭遇也是一样，频频传出各类丑闻，有些被指为中共在民主运动组织中的卧底，惨遭钓鱼成为民间嘲讽和攻击的对象。面对媒体爆料的各种民运无间门，公众看似热衷参与议论，其实每次都离题万里，只在中共当局设定的话题范围内打转却不自知被愚。
         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大陆当局却在背离世界主流趋势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一向视美国为全球反华舆论的核心主脑，但出于对美国实力的顾忌，虽然反感美国在自由世界中推广普世价值的决心，仍然对美国官方保持了表面上的和气，不过那些海内外的华籍民运人士及组织，不免成为中共特殊部门暗施打击的直接对象。
   
        坊间传言，中共一直存在一个602办公室。如网路资讯化时代的今天，即便是中共当局亦无法完全封闭咨询。据悉，充分利用自由言论的沟通渠道，对海内外民运组织的渗透，在关键节点上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来扭转中共舆论颓势，搞乱民主阵营的声音是中共控制意识形态的手段，也是成立这个部门的主要目的。
 
        602办的组建和中共史上派系之争
 
        1989“六四”之后，中共当局惨遭政治宣传折戟。本来政宣洗脑和战略欺骗是中共一直以来的强项，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在政宣层面无往不利，这和中共建党早期高层多为理想主义的学者有关。其时民智未开，百姓文盲遍地，那些后来因中共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被搞臭的“知识分子”民间还是充满敬畏的。国民党则是暴动起家，组党过程中更依赖出得起钱的“资本阶级”和敢于上阵搏命的黑社会分子，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远不如走基层路线的共党热衷，因此从一开始就让中共占了社会舆论的上风。
 
        一次国共合作之时，在苏俄的政治要挟下，国民党将大量党内文书工作岗位交给中共干部打理，中共早期笔杆子之一的毛泽东（当时尚未在中共党内发迹），就已经是当时的国民党党内文职翘楚。同时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瞿秋白等马列大儒，亦在民间社会利用“知识分子”的威势，通过文字鼓吹共产主义，吸引破产商人、激进学生和无知民众接受共产理念。国民党抓枪抓权组政，共产党抓文篡权分政。北伐一开打，共党积极分子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古代起义口号来收买破产贫民，在宣传上将国民党的战功稀释，令国民党处于孤立境地。蒋介石被逼急了，发动4.12清党，而共党早已在合作期间熟悉了国民党的内部组织运作，情报精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迅速出逃，在民间隐幂，发动军变和农民起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巨头。国民党吃了大亏，其组织构架在早期合作时就被中共掺了大量沙子，共谍成为定时炸弹，在以后的国共之争中处处掣肘。最近解密的“郭汝槐”事件表明，在大陆内战期间中共对国民党渗透到了什么地步。
 
        中共最擅长玩无间道，无论军事还是政治。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后不止一次夸耀说“我们有两个党，一个是军事党一个是地下党。我们的胜利就依靠这两个党的合作”。中共地下党不仅是搞军事情报这么单纯，在对手的地盘上散布流言蜚语刺激民众情绪，引发社会动乱，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作用。很多动乱都直接配合了中共的正面军事打击，让国民党当局自顾不暇，昏乱一片。甚至不惜挑起第三方的干涉（当时主要是对国民党尚不降服的地方军阀势力），给国民政府制造了莫大压力。比如被中共官史自诩为“伟大的万里长征”之所以能成功，地下党对沿途军阀势力的策反战功不可没。
 
        中共经过早期的内部竞争，产生了两个政治巨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时代（官方正史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遵义会议”到1949，一是建国到1976文革结束）”，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是焦不离孟。知道毛泽东厉害的人都明白这种组合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是中共地下党的核心领导。拉拢瓦解对手阵营的精英分子，搅乱对手的舆论语境，加上“伍豪”（周恩来主持中央特科时的化名）亲自安排的一系列对背叛分子的谋杀式处决，让中共地下组织运作的游刃有余。49年前中共的各种肃反和建国后的文革，毛泽东将身边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都清洗了一遍，受到贬斥的干部多为军事党的成员，而周恩来却一直稳稳当当的坐镇中央，地位从未受到过质疑，也不存在任何大起大落。足见地下党势力之稳固，连毛泽东都不能撼动，也反应了中共对这个组织的倚重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军队。
 
        战功赫赫却默默无闻的地下党在中共建国后也遭遇过危机。全国革命成功，最大的对手败退台湾，地下党的作用一度被忽视。随国民党败走而去海外继续潜伏的底下党组织，沦落到一般军事情报单位作用。大陆的政宣洗脑的工作交给了中宣部等公开单位。很明显的，民国时期国统区的共产宣传在49年后则面临全新挑战。51年到53年双百方针提出，在民国时早已习惯了言论自由的民间知识分子这时有了新的发泄对象，就是中共主导的“人民政府”，各种对执政党不利的语言铺天盖地。面对这个局面，毛泽东用阳谋划分左右派，藉此党同伐异。57年大反右一下子就公开消灭掉了那些自居或被划成右派的几乎所有意见人士，对右派的划分和打击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影响深远。左右之分从此成为中国约定俗成的政治标签，在大陆以外的语境中，也接受了这种划分，为后来中共无间道渗透的运用提供了非常好的运作空间。
 
        右派成为中共设计的对象，在不同的政治需要下有着天壤之别的对待。49年以后的毛时代，渗透欺骗这种伎俩被毛以本人政治威势搞出的阳谋压制，粗暴的宣传代替了49年以前的种种精细操作。大陆人民在信息闭塞的环境里接受单向洗脑，独立思考的苗头一露出来就被专政直接碾压。粗糙的宣传手法严重弱化了大陆官方的政宣技术能力，后来爆发的文革更是将所有细腻的宣传一股脑斥之为“毒草”加以抛弃，这一切都为毛时代之后的中共官方宣传屡战屡败埋下伏笔。文革期间大陆语境的高度一致化，渗透组织这类形式毫无作为，海外军事情报组织也一度被人一锅端。
 
        76年毛去世，邓小平主政下的改革开放让中共重新评估渗透敌对阵营的意义。79年到89年这段时间，为了和美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压力，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赵紫阳（80年任国务院总理）接掌了当时已经频临崩溃的地下渗透组织。熟悉那一段大陆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大陆在宣传上采取了门户开放主动引进的政策，中央电视台等中宣强力部门是如何高调宣传和赞美西方意识形态的。
 
        不料89六四风云突变，中共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又回到了57年前的被动孤立局面。毛时代双百期间，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攻击在当时险些掀翻了中共的执政，共产党靠着反右才躲过一劫。89文争失利后不得已又采取了军事高压手段才暂告平息下来。中共高层认为自己舆论开放的善意被人利用，亟需反制，在几个强力单位的撮合下  正式组建以渗透对立阵营为目的的办公室 “602办”。此前这类工作以前都是地下党组织兼职完成，到这时再次组成了单独部门。虽然是形势所迫，但有之前的经验积累，工作展开仍然是驾轻就熟并不局促。由于赵紫阳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公开矛盾，赵紫阳本人被驱逐出中共核心体系，刚刚恢复点元气的渗透工作，在前途上再次显得扑朔迷离。到目前仍然不太清楚， 602办是怎么度过六四后的组织危机的。但中共确实重视这个部门的作用，这点毋庸置疑。
 
         距离中国“六四”事件不到6个月，柏林墙倒塌，共产党东德并入西德，然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势力的苏东国家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全面崩溃，第一击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可令人惊讶的是，颜色革命的连锁反应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而第一个发生政治风波的中国却反而挺住了，至今仍是共产党的天下。足见中共在六四后的及时反应，602办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迷雾计划
 
        “89六四”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右派”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势力。不过89后的中国右派虽然看似强势，但和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差不多也被掺水掺的厉害（这点要感谢赵紫阳时期的各种安排）。右派中最激进的莫过于一定要推翻中共统治建立民主中国的海内外民运人群，在舆论上对中共的宣传抵抗最激烈，有着多个成型组织，得到诸多民主国家的支持和相当的民意基础。而这些优势却没有变成有效的战斗力，和中共的舆论战始终陷入一种拉锯式泥潭。
 
        中共明面上用一批“五毛”来反击普世价值这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五毛”文章内容荒谬夹杂着大量早被唾弃的毛式说教，问题是大陆早就不是文革语境威压人心的时代，中共不可能靠这种声音就能保持话语霸权，继续一党独大的政治。所以很多民主派内的有识之士得出相似判断，就是民主团体被中共组织渗透造成内鬼作祟，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六四时对民主运动的打击使很多民主人士被迫移居海外，后来也有很多追随民主运动的激进者不断补充到这个团体里来，良莠不分。团队的快速扩大不免别有用心者的觊觎，我们有理由怀疑一部分海内外民运组织的精英，他们高调的政治态度表达背后，有多少是虚情假意的表演呢？究竟有多少拿着中共资金在民运团队中卧底的无间道，邀功骗赞助消耗民主政治力量，是个谜团。
 
        民运组织频频中招，总是让中共继续做大。“602办”不同于前苏联隶属于总参机构的“战略欺骗总局”，后者主要从事与军事情报相关的工作，不能左右权力机构在政治策略上的选择，对于国家体制层面的触碰更少，除了军事领域，其他领域的战略层级并不高。602办的主要职能是让中共认定的“海外反华势力”对中国政策产生一系列误判。
 
        种种迹象表明，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全球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伊始，中共便未雨绸缪的开始实施立足于适应新时代特征的“迷雾”计划(代号926)，目的是在已经无法守住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通过源源不断向反共的华人民主阵营渗入经过严格培训出来的“鼹鼠”来获取斗争的主动性，这是中共以往常用的手段，给敌对阵营“掺沙子”。通过与民主运动团体关系紧密的NGO组织或特定民主人士推荐，潜伏进民主阵营里从事策反和欺骗性引导工作。并且还肩负着联络当年（“89六四”事件中就混入进来）早已潜伏进来中共特务构成人事关系网，相互配合完成中共的渗透瓦解任务。“迷雾”是气候形容词，在阴谋的语境里不是指天气。作家斯蒂芬·金曾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可能不是那些铺天盖地的迷雾，而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人。”
 
        为了让这些代理人显得更具真实性，让公众折服信任，“602办”甚至主动制造矛盾冲突与维权事件，再通过多部门协同配合（除中共强力机构，官方媒体外，还有被裹挟的民间资本企业），打造出一个个得到舆论同情的民主斗士，让这些人迅速成为民运阵营中的领军人物，这种投入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很多中共暴力机关都信以为真，煞有甚事的去围捕和构陷这些“民权志士”来邀功。当这些中共特务掺合进政治事件后，便被国际媒体（因为充满了对人权理念的崇高敬意，所以才被中共欺骗，成为配合表演的道具）广泛报道，有些人进过中共政治监狱被策反后再出来，所发出的任何政治宣言或行动，都会受到绝大多数向往民主变革群体的仰慕，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进入到民运阵营中来，成为其中的骨干。中共对这些付出巨大代价才打入进民运团体里的高级“鼹鼠”非常重视，不会全部撒手推向国外去活动，有一部分会被直接留在国内从事相关工作。现在这个信息化社会，距离早已不是问题，只要身处繁华都市或网路顺畅的地区就可以领导运动，既有利于中共相关机构直接控制，又能树立其战斗在民主斗争第一线的英雄形象。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共费这么大力气盘算，是为了钳制民主事业的进程，培养代理人来领导反对自己的民主派，左右全球华人推动大陆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方向，保证自己的国家统治权力和既得利益不被推翻，不论这样的阴谋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都令人心悸。中共在应对当前信息网路发展空前爆发，无法有效管控舆论的时候，明面上引导自干五为之摇旗呐喊，利用五毛水军去冲击抵消民主理念和社会真相的传播，让民运与五毛缠斗，以消耗战的方式转移视线；一边暗地里让渗透成功的代理人继续扮演民运领袖，驱动民主派进行一些水平有限，注定不能成功的行动，消耗对手资源。
 
        中共602办对民主力量的渗透是多层面的，一些人也许是被中共强力机构盯上后，禁不住威逼利诱，既中共所谓的策反，被纳入到反民主的活动中。有些人层级可能不高，活动力量有限，只是出于金钱诱惑的自私自利之徒，仅仅只是表面上站在了民主的立场上，但仍然占据了本来应当由民运内有能力给与中共打击的人的位置。有些人则完全像余责成一样，通过改名换姓，从中共特务部门直接打入民运敌对阵营，比如当下仍较为活跃的博讯记者向南夫（笔名“飞翔”），就出身于以海外情治工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共某强力部门。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海外和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组织，可能早已被中共渗透得千疮百孔，甚至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背后或多或少有着“602办”的现实背景。针对中共的渗透策略，全球华人的民主运动组织都应当做自我检讨，识别内部的中共代理成员，尤其是现在那些正在高调畅谈民主的明星们。民主运动秉承人类普世价值的真谛和传播重任，清理内部“鼹鼠”是真正为了团结凝聚民主派的信仰。追求中国实现普世价值，达成民主宪政的共同目标，就不能忽视中共“602办”散布迷雾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威胁，将民主力量从内部瓦解的邪恶政策。

转自环球焦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