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细说了文革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导，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虑，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特别变态。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故意耽误抢救时机，致使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所有关于严凤英的故事片段里，最惨烈的莫过于她的死。

　　关于严凤英惨死的经过，严凤英的儿子王小亚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作者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大概23点钟，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后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说，你妈妈吃了什么东西，赶快叫医生来检查。”王小亚对我回忆说。

　　大院里有医务室，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问她这怎么回事，她始终没有说。那两个人跟我爸爸说，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医院，我妈就哭，说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我当时也吓坏了，问，妈妈你怎么了?我妈始终没说。没过多久，我给我妈妈端了一杯糖水，我妈妈没有喝。她靠在床上，我就再次端水给她，她都端不动，后来我端给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说，你爸爸呢?我说他去找板车去了。”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来了。军代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我爸爸找到了板车，回来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后，我就发现，在床头柜那个地方有一个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个瓶子里原来有很多安眠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赶快跟我爸说，是不是吃了安眠药?这时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说不得了，这是大事了。再到医院跟医生说，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其实，在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置人于死地。

　　但那个变态的军代表，在严凤英死后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一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其实这根本就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试想，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发报机和照相机吃到肚子里呀)。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X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医生另外还发现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显然是“斗争”的结果。对此，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