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於河南濮陽市御井街西側的《迴鑾碑》，又稱《契丹出境碑》。碑文系宋真宗的一首詩，由當時的宰相寇準書丹。該碑草體豎刻，分為三行，每行四句，字大如拳。《迴鑾碑》作為一通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宋遼簽定和約，雙方從此化干戈為玉帛的特製詩碑。因簽約之地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陽市)，春秋時稱“澶淵”，故此次和約又被稱為“澶淵之盟”。

　　該碑刻立時間應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1004)，契丹人在蕭太后率領下大舉南侵，直逼宋都汴京。朝中一片恐慌。以寇準為代表的主戰派和以王欽若、陳堯叟為代表的主逃派鬥爭十分激烈。懦弱的宋真宗立場搖擺不定，幾次想退卻逃跑。宰相寇準一方面用“飲笑自如”來寬解宋真宗的畏懼，另一方面則堅決主張“帝幸澶州”。最後主戰派勝出，宋真宗開始“御駕親征”。當他登上澶州北城門樓時，宋軍群情振奮，隨後一舉乘勢擊敗遼兵。遼感到短期內擊敗宋軍無望，決定求和。經多次談判，達成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是：雙方結成兄弟之邦;鑑於當時遼的實際執政人是蕭太后，皇帝是遼聖宗，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宋朝每年以白銀10萬兩、絹20萬匹作為“歲幣”向遼交納;遼確保不再騷擾宋朝邊境。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的“澶淵之盟”。盟約的訂立，使宋遼之間自此維持了長達百年的和平。

　　《迴鑾碑》的碑文，就是宋真宗在班師回京途中寫下的。全詩如下：我為民憂切，戍車暫省方。旌旆明夏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群凶竄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重助順，回旗躍龍驤。詩文的意思是說，自己懷着為民解憂的願望御駕親征;討賊的大軍兵多將廣，武器精良;盡忠盡節的雄師勁旅，把敵人打得落荒北竄，如同堅冰壓倒巨浪，春風吹來吉祥;邊境和平，軍民安康;正義自有天相，凱旋之師浩浩蕩蕩。

　　對於“澶淵之戰”和雙方簽訂盟約的全過程，《宋史》中的《寇準傳》和《真宗紀》都有記載，而尤以《寇準傳》最為詳細。應該說，對於這段歷史，《宋史》確實體現了“實錄”精神。比如《寇準傳》，在記述這一事件全過程的同時，以文學的白描手法刻畫了宋真宗、寇準這兩個主要人物，使投降派與主戰派形成鮮明的對比：當聽到遼人南下逼近時，“帝大駭”;寇準要求真宗“幸澶州”鼓舞士氣，而“帝難之”;鑾駕走到南城，寇準要求過河，而真宗“不決”;當遼兵受挫“密奉書請盟”時，宋真宗馬上“將許之”。相反，身居宰相的寇準始終談笑自若。尤其在雙方相持的日子裡，他終日“飲博，歌謔歡呼”。可見，無論北上親征的過程，還是盟約的簽訂，宋真宗的懦弱無能和妥協退讓都是一一貫之的。而寇準則表現出了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英勇氣概，儘管他最終未能改變盟約的屈辱性。另據《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五記載，“澶淵之盟”簽訂後，宋真宗在行宮大宴群臣，而且“帝作迴鑾詩，命近臣和”，表達了實現和平的喜悅心情。該詩後被勒石立於澶州城內，即今天我們見到的《迴鑾碑》。儘管歷史的滄桑使該碑面目全非，只剩上半部，但他卻成為“澶淵之盟”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惟一物證。

　　皇帝志得意滿，而在此次征戰中立有大功的宰相寇準事後卻接連遭殃。由於為人過於耿直，寇準先後被貶為通州司馬、衡州司馬和雷州司戶參軍，最後抑鬱而死。宋真宗到了晚年雖有所醒悟，臨終時說：只有寇準是可以依託的。遺憾的是，在宋真宗死後第二年，寇準就死了。現在只有《迴鑾碑》可作為他們君臣當年相得的佐證。

　　縱觀寇準的仕途，可謂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終被貶雷州，病死於當地。究其原因，有人用6個字來概括之：偏離“正”，過於“直”。《宋史》中說到寇準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準的確“直”得令人佩服，但說他“正”，就要見仁見智了。

　　其一，氣焰凌人。“澶淵之盟”的功績讓寇準的權力欲充分膨脹，使他能夠毫無顧忌地獨攬大權，肆無忌憚地插手丞相本無權過問的人事任免，更時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決定。不僅如此，對朝中同僚亦是氣焰凌人。寇準被貶之後得以重回權力之巔，出任西府樞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薦功不可沒。然而寇準根本不把這位早於他為相的同僚放在眼裡，不僅不通力合作，還處處針鋒相對，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挑其毛病，上報皇帝。可王旦“宰相肚裡能撐船”，認定寇準是個難得的人才。不僅沒有設計報復，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極力推薦，勸皇帝對寇準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誰小人?誰君子?一目了然。

　　其二，太過較真。寇準畢竟不是聖人，偏離正道亦不足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強耿直，着實令人嘆惜。由於為人太過較真，在官場行走就難免處處樹敵。無論是對同僚，還是對皇帝，寇準較真起來卻絲毫不讓，非論出個是非對錯不可。一次殿上議事，寇準言辭過於激烈，宋太宗幾次打斷都無法阻止寇準的放肆狂言。一氣之下，猛然起身離去。寇準見狀，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將其拉回坐下。幸好寇準爭得在理，免了一次殺身之禍。

　　然而，他並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運的。寇準第一次被貶，就起因於他與政敵的無理爭吵，互揭其短。一日寇準和溫仲舒騎馬並行，突然衝出個瘋子擋住去路，向寇準山呼萬歲。此事被寇準的政敵張遜得知後，派人向皇帝密告，揭發寇準有異心。寇準以溫仲舒為證人，為自己辯護。由此在太宗面前引發了一場爭吵，使得太宗龍顏大怒，當下撤了張遜的職，同時也把寇準貶去了青州。寇準最終被佞臣丁謂陷害，落得慘澹收場，溯其源頭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諷刺：“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耶?”當年，寇準與丁謂關係親密，在一次宴會上，丁謂見寇準鬍鬚上粘了些飯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結果好心沒好報，反而遭來寇準一句冷言。丁謂由此記恨心中，藉機整人，最終“大仇得報”，將寇準趕到了雷州，終結了其跌宕起伏的坎坷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