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 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 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 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 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 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 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 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 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 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 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 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 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