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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钟:黄宗羲——思想者的乡野自我坚守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03日07:50:0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共识网 2014-08-03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一场隔空喊话。一个高踞于紫禁城,一个局促于浙东姚江边的小村庄。双方自始至终未能谋面。未能谋面的原因,不在那位君临天下的帝王,反而出自一个村野匹夫的顽固坚守。
 
时在康熙十七年(1678),朝廷下诏征博学鸿儒,先后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都御史徐文元、刑部尚书徐乾学举荐黄宗羲,黄均以年老力辞。
 
黄宗羲确实老了(时年68岁),他忙着赶写那些注定将流传千古的大部头著作,没工夫陪皇帝玩那些无聊的游戏。他有太多的思想、见解和学问必须付诸笔砚,自信没有什么帝王的伟业可与他的名山事业相颉颃。
 
黄宗羲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专心著述,大概是顺治十一年(1654)以后的事。此前几年,明知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他仍在暗中帮助鲁王联络金华等地义军,并派人入海向鲁王传递清军准备攻袭舟山的情报。为此,在顺治七至十一年,还曾遭到清廷三次通缉,处境十分险恶。
 
而他的前半生,已然经历了太多个人和时代的大事件:
 
为报父仇,手锥阉党余孽;
 
参加复社“金陵大会”,成为后期复社领袖人物;
 
明亡,复遭南明弘光政权阮大铖迫害,被捕系狱,清军破南京之际,乘乱得脱;
 
返乡,变卖家产,组织“世忠营”抗清;顺治三年五月,渡海攻乍浦,兵败;入四明山结寨固守,寨破,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受鲁王命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潜居。
 
那是一段接一段的风雷激荡的岁月,最终归结为九死一生的亡命生涯。后人难以想见,那种血与火、书与剑的交集和撕裂,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梨洲老人的性格。他在自撰的短文《怪说》中如是写道:
 
梨洲老人坐在雪交亭中,不知时光早晚,疲倦了就出门到田塍上走走,随后又回来坐下,就这样过上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所靠的小桌子都隐隐留下了臂肘的印痕。婚丧节庆的礼仪一概废弃不顾。一个女儿嫁在城里,终年不与往来。一个女儿嫁到山阴三年,哭着要回来探望父母,听了也不答理。亲友无不怪老人不通人情。
 
老人答曰:“自从北兵(清军)南下,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我的有两次;指名逮捕我的有一次;被清兵围在城里的有一次;以谋反罪名告发我的有两三次;在沙地里昏死过去有一昼夜;还有几次被巡逻兵丁盘查,差点被捉。这样的事无一年无之,可以说濒临死亡有整整十次了!”老人于是举了李斯、陆机的临刑之叹,说:我当死而不死,今天还可以像李斯生前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打猎、像陆机生前去聆听华亭鹤鸣,所以,我应当庆幸,更须珍惜光阴,做自己该做之事,而不必为婚丧喜庆人情往来这类琐事浪费时间。
 
确实,自从脱离了现实政治活动,黄宗羲迎来了中年人生的一大转捩,迅速进入了思想创新和学术创造的巅峰期。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相继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石破天惊的巨著。
 
姚江岸边的黄竹浦是黄宗羲的故土,他生于斯、长于斯,也是他抗清失败走投无路之际唯一可以投奔的去处。如《怪说》一文所述,在之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乡居生涯中,他全身心投入了读书和著述,摒弃了一切足以分心的琐事俗务。天不佑善类,屋漏更遭连夜雨,期间黄家祸患迭起,先是主持四明山寨的弟弟宗炎两次被捕,差点被处极刑;接着又是儿媳、小儿子、小孙女相继病夭;尤为怪异的是,康熙元年(1663),一年中黄氏故居两次失火,使得这个为抗清已将家产变卖殆尽的仕宦之家进而沦为一贫如洗。
 
常人若遭遇如此打击未免太过残酷,但黄宗羲何许人也,阅尽人间沧桑,大难不死,面对此等无妄之灾处之泰然。在他前后因火灾而写的两首诗中,不时还跳出这样一些醒目的句子,如:“半生濒十死,两火际一年。”“仆本方外人,岂终保丘园?”“惜此复幸此,不废食与眠。”其内心之强大可想而知!
 
乡居生活,穷不足惧,但终须有活下去的条件。黄宗羲在其《山居杂咏》诗中自述:
 
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
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
牛宫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
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活脱脱一位文人兼农民的形象!茅屋中文房四宝与犁耙刀锄并列,主人公既能扶犁耕田,又能提笔著书;一家人不单种植稻麦,还养牛养猪,制作药材和茶叶,多种经营,农副并举,十口之家日子过得相当满足!
 
两千年来的大儒高隐,除了黄宗羲,哪一个做得到这种境界?或许上一世纪中叶的“臭老九”下五七干校庶几近之,同为“一手拿笔、一手拿锄”,但也仅是形似,两者内涵相去甚远。其时的臭老九一旦离开了体制,大概没人能养得活自己——当然也难怪,他没别的路可选。
 
在黄宗羲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余姚瀑布茶》,最能表现他对躬耕自养、自食其力的态度:
 
檐溜松风方扫尽,轻阴正是采茶天。
 
相邀直上孤峰顶,出市都争谷雨前。
 
两筥东西分梗叶,一灯儿女共团圆。
 
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
 
好一幅农家采茶、制茶的苦乐图!采茶如抢火,争采“明前茶”、“雨前茶”,趁着凉爽的阴天,黄宗羲带领家人采茶,一路采到高高的山顶。晚上归来,一家人团团而坐,在灯下分拣梗叶,炒茶杀青,忙到更阑夜静。新茶制成后,虽然已经睡眼矇眬,仍然不忘泡上一杯尝新,这是对自己辛苦劳作的最大犒赏啊!
 
黄宗羲的后半辈子纯系一介布衣,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无求于人,更不去向达官贵人打抽丰,所以,他的乡居是独立的,他在精神上更有笑傲江湖及王侯的理由。
 
黄宗羲一生著述宏富,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律历、数学无所不涉。“梨洲著作总计一百一十种,一千三百余卷,不少于两千万字。”(吴光《梨洲遗著总数考》)。而无论前期侧重于评说时事和历史,或后期着力于编纂中国学术史,无不出自本人的意志和兴趣,始终坚持独立的著述和自由的表达,写给自己看,写给后人看,写给天下历史看,而丝毫不在意当政者要不要看、爱不爱看、看了又会怎么想。
 
于是乎,面对黄宗羲这座倾举朝御用文人之精华都无法逾越的高峰,一代雄主康熙大帝也不得不屈身俯就!
 
自从康熙十七年黄宗羲拒绝应征博学鸿儒后,这位特立独行的“大儒”就在康熙脑海里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在康熙面前再次举荐黄参与修史,康熙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康熙只得转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以备他日顾问。
 
直到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有一。“二月,圣祖仁皇帝问徐尚书乾学:‘海内有博学洽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乾学对曰:‘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手不释卷……’圣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学对:‘前业以老病辞,恐不能就道也。’圣祖因叹人才之难如此!”
 
不过,也正是康熙皇帝这种雍容自信、豁达大度的人格力量,令黄宗羲潜意识中对这个原本充满敌意的新朝产生了某种好感。学者朱学勤析:“他(黄宗羲)终于活着看到了康乾盛世的开始,看到了这一新王朝在武力层面上“保国”之成功,还看到了这一王朝在精神层面上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朱学勤:《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
 
有人说,黄宗羲后半生与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已为康熙皇帝所“折服”。而当时就有同为大儒且曾经是朋友的吕留良斥他是“蛟龙变蝌蚪”。以至黄宗羲不得不为“遗民”正名,为自己的身份辩解。
 
事实上,相较于吕留良等人一味固守“夷夏之大防”的褊狭,黄宗羲的思考要深沉得多。他始终认定:“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百姓之忧乐”。他仍然崇尚遗民的气节,但对“遗民”一词重新做了定义:“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他的底线就是“不仕”,不进入新朝体制,始终保持体制外批评者的独立存在。
 
有些事不得不作变通。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等入京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大局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同时告诫弟子“太平有策莫轻题”,无违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晚年,在一些公开的文字表述上,黄宗羲对康熙表示了更多的推崇之意,称之为“圣天子”、“无幽不烛”,甚至发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的溢美之辞。他与一些新朝官员也时相过从,特别是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甚密,互致书信,诗歌唱和,来往频繁。按他自己的解释:“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
 
其实,思想家也是人,首先要生存,要活下去,才能做有意义的事。这里,或许还有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抉择问题。为了历史的担当,为了取得道统和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不妨对现实作适当让步,甚至不惜让遗民操守打点折扣。黄宗羲的通达之处,正是他提升、弘扬遗民文化的亮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者的自信,在于思想的力量。夷夏之大防已然溃决,但可以“变夷为夏”。黄宗羲在康熙这个青年皇帝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与其说是他为康熙所“折服”,倒不如说是他在有意诱导这位青年皇帝。至于他那些超越时代、突破传统话语壁垒的天才思辨,当然不指望当朝皇帝接受,那是对历史的交待,是留待后人去发现去研判的。
 
康熙大帝最终没有勉强黄宗羲屈从朝廷的旨意,而黄宗羲到底仍然以遗民的身份告别了人世。他是赤条条走的,拒绝了新朝的一切衣履、发式和葬仪。
权力裹挟的现世财富地位之诱惑很难抗拒,更何况还有盛世文物感召力激起的集体共鸣。遥想当年(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会试揭晓,参试者一百四十三人中被录取五十人,朱彝尊、严绳孙、潘耒、李因笃、陈维崧、汪琬、汤斌、毛奇龄、施闰章、尤侗等均赫然在列,其中朱、严、潘、李四人以布衣入选,时称“四大布衣”。未知康熙在得意之余,是否存有一丝未能将黄宗羲、顾炎武等佼佼者纳入彀中的遗憾。而当十六年后,康熙得知浙东那个古怪老头终于离世,脑子里又闪过了怎样的念头?
 
三百年后,这场巅峰的对决尘埃落定,朽者已朽,生者犹生。而眼前仍不时可见士林中之难堪的一幕:某些所谓的“独立学人”,一旦闻到权力部门抛出的诱饵,便蜂拥而上,你争我抢,或遇小小的打击便如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不顾斯文扫地,翻云覆雨,观点、理念来个180度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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