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借小事震怒，周恩来吓破胆交权。除了此前被剥夺的军权，周先交出统管政务院、计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再交出外事权之外的所有权力。毛的主要整治对象变为刘少奇。刘当然也心惊胆战，但其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中共中央具体部署（类似于后来的邓小平的总书记）并且有时代理毛主持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没有毛的党中央工作分散主义的指责，也不好冒然提出辞职。毛对刘猜忌深重，已起杀心，让高岗调查刘过去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这个定罪思路发展到文革中把刘定为大叛徒。

在毛的支持下，高岗挑动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共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新税制风波狠批政务院政务委员、财长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这不但打击周，也打击刘，因为薄是刘派中第二号干将，仅次于彭真。毛不参加会议，但派人听会，每日听取详细汇报。

高7月中旬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

毛泽东8月12日到会讲话，作政治性结论。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1952年年底开始，毛考虑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并且为了偷懒和揽功诿过，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此外，还考虑是否学苏联，设立部长会议。

高岗想借此把自己在财经会议上的政治胜利兑现为官职提升。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升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或部长会议主席积极活动。他对人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他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高获得的支持已有东北、华东代表人物饶漱石、西北代表人物习仲勋，对刘少奇的势力范围华北不抱希望，接下来就是游说中南和西南代表人物等。他南下游说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获得支持。他游说过去在东北私交很好的陈云："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同意了。邓小平回忆说：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1953年12月，毛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在他休假期间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借此在书记处扩大会议（扩大到高岗、彭德怀、彭真）搞了一次针对刘的官意测试，问道我休假时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是否由少奇主持？刘知趣地推辞：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有几人表示还是由少奇主持，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见此官意，陈云和邓小平向毛举报高的游说。

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手一巴掌，把高饶定罪为另一个司令部。然后去杭州度假70多天，把高饶扔给刘少奇等撕咬。

毛为什么在整治刘和周的大好形势下抛弃卖力并有功的打手高饶呢？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整治刘和周，支持者不够。

高为了反刘，提出苏区党（或军队和根据地党）和白区党的对立。实际上，到延安整风为止，中共的正确或错误路线和派别主要是苏共说了算。陈独秀执行苏共协助国民党的指示，但国民党反苏反共，陈就成为替罪羊，犯了右倾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执行苏共城市兵变的指示，但失败了就是替罪羊，犯了左倾错误。瞿周去苏联，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犯了更大的左倾错误。毛1938年获得苏共支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1940年代搞延安整风，是要全党信仰毛一贯伟光正，绝对服从毛。对于党的干部，以历史上对毛的态度划分路线和派别。支持毛的是核心毛派（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拥毛派，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扩大到没有反对过毛的刘少奇派（以华北地下党为主）、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和高岗派（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干部）。反对过毛的分为两派：一个是王明派（教条主义派），另一个是经验主义派（周恩来等）。就派系实力来说，经验主义派最强，人多资格老。毛派弱很多，而且其中刘少奇派干部文化水平等素质比苏区干部高。王明派人很少。周恩来等经验主义派，在延安整风中已被打断了脊梁骨，在大会上长篇检查求饶。刘少奇派是延安整风中的打手。

毛当然想对刘和周痛下杀手，以绝后患，或者先干掉一个。那就要大清洗经验主义派和刘少奇派或大清洗其中一派，需要除了刘少奇派之外的毛派同仇敌忾或与另一派合伙。可是书记处扩大会议中只有高岗一人反刘，会后经验主义派陈云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而希望整高；核心毛派邓小平也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和周而希望整高。一叶落而知秋，权术大师毛觉察到整刘和周的支持者太少。

抛弃高饶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嘴巴太大，把毛跟他说的私房话泄漏出去，让毛觉得被动。

毛只是想让高饶做替罪羊，以后再起用，特别是再整刘和周时。没想到高自杀了，让毛非常愤怒，觉得奴才可恶，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1954年2月6日─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岗。会后，副总理李富春兼任计委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成立国务院后，计委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4月邓小平取代饶漱石任中组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补任弼时、高岗之缺）。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1958年5月25日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选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毛泽东规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平级，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邓小平取代刘少奇而获得党政军工作具体部署权，刘少奇保留了代理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5个中共中央小组：财经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陈云）、政法小组（组长是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外事小组（组长是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科学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聂荣臻）及文教小组（组长是中央委员陆定一），这些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这些小组是议事协调机构。这些小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个方面归口负责：计划、政法、财经、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党政军高层权力体制演变，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战争年代的谮主之下的党机器一元化领导：谮主毛泽东之下是议事机构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中央书记处，其下是党政各方面归口机构或负责人/1958年开始的归口议事协调机构——多个中央小组等，其下是党政军各部门。这个体制延续到文革开始。

文革发生的因果链条大部分已经较为清楚：

（1）文革发生，是因为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七千人大会（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29日代表中央作报告时脱稿对前几年的施政溃败造成大饥荒开炮3小时，引发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迫使毛次日勉强承认犯了大错。会议延期至2月7日，大多数与会县以上干部在小组会中争先发言，赞同刘的批判，发泄不满。

此前，彭真（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执行召集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邓小平说他是副总书记）、刘少奇派二号人物）1月18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斗胆要求起草班子找一找毛的错误并写进去。他解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邓小平中间插话，介绍了背景：大会之前，毛提议将近年来各种文件资料汇总、分析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于是刘、邓等领导人商量后，安排陈伯达牵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将此前数年毛的讲话汇集了一套，刘、邓召集一线领导人分析后，认为没有问题；一个是将中央那几年的文件、通知汇集了一套，分析后认为问题不少。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因此大会报告起草的稿子，没有提到毛泽东的错误。但毛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勉强承认犯了大错：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毛谮主生涯中唯一一次承认犯了大错。谮主认大错是危险的，可能失去独裁的合格性依据。这比世袭君主脆弱，世袭君主可以发罪己诏，认大错也不能动摇其独裁的世袭依据。

毛为了保住其独裁权力，必须反攻倒算。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初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第一拨被打倒的中央高官就是彭真打头的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最大目标就是刘少奇。

（2）毛泽东勉强承认犯了大错，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导致七千人大会上的批判和不满声浪。

（3）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毛发动了荒唐至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4）大跃进搞得起来而且搞到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极权制度和毛的国际共运最高领袖梦想。

对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上，毛通过中共结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和苏联的极权制度建立了古今中外最极端的极权制度，可以相比的只有学习中共的红色高棉极权制度。

在产权方面，通过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及工商业的没收和公私合营等掠夺运动，控制所有产业。在分配方面，在消费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差距悬殊，从最高层的穷奢极欲到农民的受尽掠夺。在这两个经济方面，不但是学习苏联，而且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皇室和官僚系统独大和掠夺富裕平民，特别是继承了蒙元和太平天国的军事共产主义。

中共是苏联养大的小兄弟，建立了苏联的卫星国。到了1956年苏共非斯大林化，毛极为不满，因为妨碍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且担忧出现非毛泽东化，起了背叛苏联主子之心。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比苏联人口多很多的国家之主，资历、经验和能力远胜苏共领袖，足以取而代之担当国际共运最高领袖，唯一不足就是国家经济远不如苏联。

1957年苏联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而在15年经济赶超美国，毛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8年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超英年头说法，数月内接连缩短，缩短到两三年。超英赶美都是幌子，赶上苏联是真目标，为的就是当上国际共运最高领袖。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取代刘少奇成为政治局会议的代理主持人。中央书记处以及其下各中央小组瘫痪后撤销。取代中央书记处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由第一副组长江青掌控。中央文革成员基本上来自宣传部门，没有经济等方面实务能力，因此由中央文革成员和部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合开碰头会，由周恩来召集和主持，具有前中央书记处职能。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归口负责人是副总理或国务院的组。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同时撤销中央文革，政治局兼有前中央书记处职能。周恩来仍然是会议代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