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識李鴻章，如今方知真中堂

多倫多地產經紀 李郡

學生時代，我曾疑惑為何中國的外交部常被排在最前面，甚至總理、副總理常兼任外交部長。移居多倫多後，接觸到自由獨立的海外媒體，對外交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認識。一個國家的外交方向，就是國家的發展方向。美國尤為重視外交，國務院負責外交事務，國務卿的地位甚至超過其他部委領導。

方向決定成敗。選對方向，國家發展順利，許多問題迎刃而解；選錯方向，問題層出不窮。如今中國面臨地方財政、房地產泡沫、貨幣波動、高失業率、產能過剩及南海爭端等多重難題。過去40多年中，中美、中歐、中日關係良好時，這些問題能被經濟高速增長掩蓋，但如今中美關繫緊張，問題齊聚，難以解決。有人說，這是外交方向變化帶來的外部環境惡化。

提到外交，不得不談中國近代第一外交家、滿清直隸總督李鴻章。他在國內外評價兩極，有人視其為賣國賊、投降派，有人則稱讚他為近代外交巨擘。學生時代，我也對李鴻章抱有偏見，認為他簽署諸多不平等條約，鎮壓太平天國、義和團，是賣國者。但移居加拿大後，廣泛閱讀歷史資料，對李鴻章和義和團有了全新認識：李鴻章是一位遠見卓識的外交家，義和團才是禍國殃民的群氓。

甲午海戰失敗後，李鴻章反思當年洋務運動，修建鐵甲艦隊、鐵路、礦山、工廠和派遣留學生，感嘆自己不過是“糊裱匠”，外表華麗但經不起風雨。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規模龐大，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但關鍵技術仍依賴歐美日本。如今“去風險化”潮流下，國內企業大面積倒閉，局面與李鴻章時代驚人相似。表面繁華掩蓋核心技術落後。

稱李鴻章為投降派失之公允，他憑藉與太平天國的戰鬥建立功名。甲午開戰前，他極力避免戰爭，非怯戰，而是知己知彼、識大局，意在避禍。義和團盲目鬥爭，表面愛國實則禍國，裹挾民眾與列強輕率開戰，造成慘禍。李鴻章簽署的協議是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妥協。

改革開放40年，國家經濟取得長足進步。高鐵、高速公路、港口吞吐量、發電量、石油和鋼鐵產量均居世界第一。大學畢業生從20萬增長到1000多萬，提供了世界工廠必需的人力資源，民眾生活大幅改善。若繼續堅持過去方向，中國本可持續發展。然而近年來，國內專家學者反而成為一大怪象。

這些專家占據各大媒體平台，鼓動民眾炒房、炒股、投資理財，令不少人陷入財務困境。他們大肆宣揚“中國強大了”，但當國際機構認定中國為發達國家時，又矛盾地宣稱“我們永遠是發展中國家”，以享受優惠關稅及避免承擔發達國家義務。這種自相矛盾的姿態，將給國家帶來巨大損失，真是“敗家子”。

國家真的像這些專家宣稱的那樣強大嗎？普通人看世界各地防疫措施便知，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其防疫依靠方艙醫院、封控、消殺等低效手段，被戲稱為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現代翻版；而歐美國家通過疫苗實現防疫，社會代價截然不同。此外，貿易戰前中國某電訊企業曾被吹噓能超越蘋果，但美方制裁後，該企業及高科技產業遭受癱瘓，顯示中國科技與先進國家仍有差距。

與李鴻章相比，劉鶴缺乏簽署中美貿易協議的勇氣。有人說，如果劉鶴早簽協議，便無後續貿易戰，中美關係不會惡化，也不會有全球“去風險化”。但當時國內專家營造的輿論環境不支持簽約，簽了即成“賣國賊”，輕則辭職，重則遺臭萬年。義和團式的輿論壓力讓人無膽承擔“李鴻章”角色。

時光流轉，今天中國面臨百年未遇大變局——工業化向信息化轉型。過去不讀李鴻章，不懂何為愛國，誤以為領導人國際舞台上霸氣發言即是愛國，誤把義和團視為愛國，誤信戰狼學者才是真正愛國。實際上，百年前李鴻章才是真正愛國者，引進先進國家技術，推動國家轉型。今天，國家再次面臨選擇：是進步還是倒退？是與世界先進國家攜手前進，還是孤立退縮？這決定着億萬人民的福祉。

（本文純屬學術探討，不涉及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