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突變隨想

多倫多 李 郡

尼泊爾政壇的突變，讓人聯想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中國模式並不適合其他國家。中國的治理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結構，它的運行，依賴於中國特有的歷史與文化土壤。放在世界其他地方，卻很難生根。

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塑造了中國社會的集權邏輯。中原像一座巨大的文明熔爐，周邊民族如，匈奴，鮮卑，蒙古，和女真等民族，最初往往桀驁不馴，充滿活力，但一旦進入中原體制，接受漢文化的浸潤，就會被逐漸馴化，學會服從。中央集權不僅是一種政治安排，更是歷史、文化與心理長期積澱的結果。

然而，在中國之外，這種歷史環境並不存在。南美的殖民遺產，非洲的部落格局，南亞的宗教與種姓秩序，中東的宗教—部落權力糾纏，都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忽視這種差異，把中國模式生硬移植過去，往往會遭遇排斥。巴西人無法接受中資工廠里的“沒日沒夜”，非洲人不理解為何要如此辛苦地工作，尼泊爾的“防火牆”更是剛剛推行就被民意推翻。一帶一路沿途，許多投資成了沉沒成本，也在提醒這種模式的局限。

回望這些年，中國投入巨額財富推廣“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把自身經驗當作普遍方案。結果卻是影響力逐漸收縮，從歐洲退到西亞，再退到中東，最後退回東南亞和家門口。曾經的“G2”地位，轉眼間只剩下在北京的禮賓場面。

說到底，中國模式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本土能維繫，但很難走出國門。更重要的是，今天人類發展的方向越來越清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經濟上的市場開放。這條道路已被歐美日的經驗反覆證明。而中國依舊停留在集權與干預的邏輯中，與世界潮流漸行漸遠。

尼泊爾的政治風雲，不過是一個縮影。它提醒我們：中國模式或許還會適合在本土延續，但它不是世界的未來。未來屬於更加自由、更加開放的制度形態。中國還是把國內自己的事情先搞好，讓年輕人有充分就業機會，實現全社會免費醫療，縮小社會成員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