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第16期 （友誼交流 免費贈閱）
2009年2月5日

目 錄

馬昌博 吳 瑤： 胡耀邦：讓中國回歸“常識 2
邵燕祥：二O O九：送舊迎新漫筆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
的陰影 8
黃河清：知識人與知識分子 25
周孝正：以色列絕對是個好國家 27
章怡和：[如今]誰能整出一個譚鑫培來？ 29
沙葉新：糞土當年郭沫若 31
杜 光：充滿希望的一年，形勢大好的一年 33
艾 風：受害者與迫害者析 38
鐵 流：千古絕唱，劉雪庵的悲慘人生 42
李文書：長壽湖逃亡者的自述 53
陳華東：我的“五七”情結 63
楊世元：小品文的風波 67
黃紹桂：何上宇先生詩詞選 69
楊 平：死裡逃生記——我的一九七八年 74
羅印文：春天的第一隻燕子 78
來稿選登 81
陸志常：“江青是狗日的”——“文革”期間勞改花絮 81
馬萬才：我的運動人生 83
趙維光：小議“五七”人 86
高德立：我怎麼上噹噹了右派 88
“五七”檔案：蔣文楊、徐海峪、陸志常、吳式南、劉瑤章、
張澤厚 91
友誼回聲：范耀辰、陸志常、楊 楓、黃漢達、陳瑞晴、
闞芳如、老 鶴、趙維光、盧盛國、高德立、
彭慕陶、張永賢、杜道解 95
幾位年逾70歲的義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100





馬昌博 吳 瑤： 胡耀邦：讓中國回歸“常識
《南方周末》2008-12-18
■他跑了 1600多個縣，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看到當地農民生活不錯，胡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麼吃的，給孩子拿點來！”
■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
■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副主席。他在會後跟中央委員們談話時說：“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面臨着即將到來的權力頂峰，他被鄧小平和葉劍英提議，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以接替時任主席華國鋒。
經過十幾次的拒絕後，胡最終接受了這一職務，但有一個條件：“這個主席，只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從“文革”中走過來的胡，希望中國今後能避免類似的災難。“集體領導”，是他所支持的，另外還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回顧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作為，更多的時候，是使這個黨以及這個國家能夠“正常”起來。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希望能改變中國不正常的“運動整人”的政治邏輯，並破除“思想迷信”和“個人崇拜”，這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而他此後對改革的種種觀點，更多的是尊重常識，從人出發，回歸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職務，不過要胡復出的葉劍英認為，“在那裡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
此時的中國正籠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幫”被打倒了，不過政策並未為之一變。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以維護毛澤東的權威。這年初夏，胡對朋友說，諸如“一句頂一萬句”這樣的話，禁錮了民族的創造力。混沌中才有縫隙，這個縫隙被胡抓住了。
此後的過程在日後被反覆追憶：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率先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發表此文。
胡是有準備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是此時已為中組部部長的胡調任過去的楊西光。胡為了避開因審稿帶來的阻礙，還讓《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此文。
反應比胡耀邦預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說這是公然提倡去懷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討論，另一些人則被徹底激怒，爭論最終演變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地方上紛紛表態，不過是站在胡的一邊。
葉和鄧也表態支持，精神“枷鎖”打開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錯的，那麼改弦易張就是必然。
胡並未停歇，他正忙於打破另一個“枷鎖”，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
胡到中組部上任時有人放了鞭炮，這自然是一種“有聲”的鼓勵，因為胡確實太難了。當時中組部的統計說，全國脫產幹部有1700萬，因為政治運動的“無情打擊”，立案受審查的約17%。
胡耀邦說，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過來。有人說，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證明是錯的，都應該平反。
到1984年底，中國最終平反糾正了300萬幹部的冤假錯案。
胡同時“改正”了“反右”運動中的55萬“右派分子”。有人說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當初抓的時候，為什麼不嫌多？
人們日後評價胡的上述兩個舉動：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對胡來說，他所做的，是讓這個國家的人們能正常地思考，且不會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終匯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黨內不許殘酷鬥爭”
和鄧小平一樣，胡同樣是橋牌高手，而且叫牌積極，從不猶豫，這與他的處事風格類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這樣的災難，“這就要從我們黨和國家的制度上想辦法……儘可能堵塞漏洞。”
他決心建立一套完整的黨內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黨內意見分歧演變成不正常的黨內政治鬥爭。這年11月，他作了《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報告，對個人崇拜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當年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毛的功績要講透，錯誤也要說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動下，《關於黨內生活的若干準則》正式公布，重點在於“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若干準則》中一些針對“文革”流弊的條文在現在看起來依然“觸目驚心”：“黨內鬥爭，不許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反對某個同志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同志……更不等於反黨”。
然而這還不夠，另外緊迫的是，如何實現正常“交接班”的問題。胡的目光放在了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和加緊選拔年輕幹部上——這也是鄧的主張。在1979年，鄧便說，“老同志要讓，要認真地選接班人”。胡堅決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說，中央書記處的11個書記加起來718歲，歲數太大了。他還說，“干國家主席干一輩子，干到最後一口氣，怎麼能不產生個人崇拜……。”
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被明確地寫入黨章。興奮的胡準備自己去實踐它。“十二大一散會，他就跟我說，十三大後，他就退下來。”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也是在這次黨代會上，中共有步驟地實現了高級幹部的新老交替。在當時選出的348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12人年齡在55歲以下，其中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尉健行、羅乾等等。而最年輕的胡錦濤，只有39歲。
胡想讓老人們放心，在十二大結束的當天，39位年輕的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們被特意安排和鄧小平、陳雲等元老見面。胡在旁邊鼓勵說，“膽子大一點，站到前面來。”
“左、右”周旋：推動小平視察特區
1979年，安徽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當時主政安徽的萬里壓力頗大，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要吃米，找萬里”，以此作為支持。1980年2月，中央書記處重新成立，在醞釀人選時，胡推薦了萬里。他說：“讓他來管農業，是農民推薦的。”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的歷程，胡以總書記的身份將黨內外的改革意志變成行動並不斷促進，他也對地方的改革派給以中央的支持。這分承“上”啟“下”、“左”“右”周旋之功，實屬難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份“討論試行”的文件說，要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責任制。
“幾個月後的1979年，胡表態說，既然文件是‘草案’又是‘試行’，那麼就可以在尊重生產隊自主權的情況下，‘允許有所突破’，這實際上是在鼓勵‘包產到戶’。”胡曾經的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其時胡到江西考察，見到當地一位因為搞“包產到戶”而受批判的地委書記。對方匯報說，當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說：“不多嘛。”三個字，態度鮮明。
胡對當時主政廣東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項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將，亦是不遺餘力地支持。1984年之前，關於特區的批評甚囂塵上，有人說特區是“租界”，胡回應說，“主權在我，怎麼是租界呢”。
“後來耀邦對王震說，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轉轉？”胡生前的秘書李漢平說，胡想以此來促進小平及早表態。1984年初，小平“南巡”視察了幾個經濟特區，回京後鄧評價說，“特區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說，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胡的講話實際上是包含着鄧小平之前和胡談話的思想，想將改革從農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說，這和十二大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擱淺。
直到一年多之後，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全面改革”再度開始。上述《決定》最大的進步是，承認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一舉突破了此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觀點。
鄧在中顧委會議上高度評價這一《決定》，說現在的中央“是個成熟的中央，各種問題處理得比較妥善”，這無疑是對胡的肯定。
“鄧小平當時對胡耀邦說，‘現在有人跟你配合得並不好。’另外，胡經常不拿稿子講話，有人便在背後非議他，小平也對他說：‘你是總書記，言多必失。要少講。’”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小平是在幫他樹立威信。”
那幾年，身為總書記的胡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個縣。在身邊人看來，胡的喜怒都在臉上，如果當地生活落後，胡總是不開心。而在迪慶，胡耀邦看到當地農民生活不錯，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麼吃的，給孩子拿點來！”
尊重人的需求：帶頭穿西裝、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陝西任省委書記，他在大學裡講話說，“男女關係問題怎麼能是階級鬥爭呢？男女就是有關係啊，我們反對的是生活腐化墮落。”
終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讓自己尊重常識以及常識下的規律，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初，很多地方還在“以糧為綱”，而江西贛南都是丘陵地帶，種糧食收的沒有種子多。胡耀邦說，種柑橘吧，退田還林。他視察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當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稱為“盲流”。有人主張“清走”，胡回應說，人口流動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來，一個社會，應允許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樣性，比如對美好和快樂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他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不能統得太死，“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豐富多彩的，為什麼要限制只能寫這樣，不能寫那樣呢？”
1980年的劇本創作會上，胡甚至在講話時激動地站起來：“堅決不允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總書記後，胡曾專門表態說，“我們要適應現代化生產的發展”，他說，“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時人們對穿着和髮式還很敏感，曾經出現過糾察隊員滿大街剪喇叭褲的情況。滿妹回憶說，自己的二嫂燙了頭髮，回家吃飯時問：“頭髮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說：“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妝，穿裙子。”胡的秘書李漢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為了做表率，胡帶頭穿西裝。
當流行歌曲剛在內地流傳時，有人頗有微詞，就像率先穿西裝一樣，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態，“什麼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問題……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眾中能流行說明群眾喜歡。”他在火車上把當時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國心》的歌詞抄下來，回家教自己的孫子孫女們唱。
1983年，中國曾開展了短暫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當時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發現了一張袒胸露背的照片，後來發現是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經的秘書高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胡聽聞後說，“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給搞掉了。
胡召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人談話，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節假日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多年後，這些都已經變成中國最正常不過的認識。
胡對知識分子也有着發自內心的尊重。1981年，他給一位詩人回信說，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中，將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號。幾年後，胡參觀長沙嶽麓書院，題詞時，有人提議寫“千年學府”，胡沉吟片刻說，還是寫“尊重知識”吧。
人們還記得在那個乍暖還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紀念長征40周年大會上，其時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說：“我們再干一件大事，進行新的長征，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強國。”
胡和大家相約25年後再次聚會，“假如我能掙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沒有別的什麼請求，就有一條，我來坐在一個角落裡，只要給我那麼一兩支煙，就可以了。我想那個時候，坐在台上的是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四化貢獻了力量的人，我向他們表示祝賀……”

（本報記者採訪了胡耀邦秘書高勇、胡耀邦警衛秘書李漢平、原中聯部部長朱良，胡耀邦曾經的下屬和朋友黃天祥、李蓉以及統戰部研究室研究員林京耀，在此謹致謝意。本文參考了《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鄧小平年譜》《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等）
邵燕祥： 二O O九：送舊迎新漫筆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中。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已經被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決策、子彈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
後來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布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為例，公開報道的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裡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六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實即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上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在近三十年前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官方決議前止步，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的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不把人當人”是毛澤東現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來，中國民間自發地回顧毛澤東時代特別是1949年以來的毛澤東現象時，依照中國人傳統的為人準則，普遍達到一個共識，即毛澤東這個人“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用來概括其食言自肥，“陰謀”“陽謀”，其不講誠信，背離道義，印證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言行，實例不勝枚舉。這一語可作對他的政治道德的評價。
道德是一個人世界觀和人生觀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說法便是：在他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皇權專制主義的王國。他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在在是“不把人當人”這一執政理念的實踐。“不把人當人”也能叫做執政理念嗎？是的，它是某種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的集中表現，也是一種核心價值觀。歷代的帝王都是皇權專制主義者，不管他們嘴裡唱得多麼好聽，誇稱“與民同樂”，“愛民如子”，其實都是把自家置於萬民之上，區別只在牧民有術或牧民無術；“牧民”者，把千百萬老百姓視為牲畜來驅使服役也。
毛澤東很少講人類，更沒有講過“以人為本”，甚至很少單獨用一個“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力避所謂“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從早年的“與人斗其樂無窮”到晚年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當作他的鬥爭對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戰術式的大躍進初起之際，他竟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大談“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仿佛極其重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時在從上到下批駁馬寅初《新人口論》後不久，卻是正面把“人多”同“幹勁大”聯繫起來，既符合其“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又緊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兵團作戰戰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百萬人，如同在戰爭時期被視為兵源——戰鬥力一樣，在此刻則是實現其超英趕美宏偉藍圖的勞動力——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帝王們居高臨下，只見匍匐於地的百姓的黑髮，故稱之為“黎民”“黔首”。今天“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黎民”“黔首”們在權力者眼中的實際地位，與中外古代奴隸主看作“會說話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戰爭有戰爭的邏輯，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邏輯。毛澤東指示林彪，守住四平，“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得出新局面”。後來在長春戰役中，犧牲的指戰員不算，圍城期間餓死的千百萬平民，絕大多數並非毛澤東詞典中的階級敵人。1949年後的和平時期里，毛澤東還曾宣稱，即使打起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還會有三億人，女人照樣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說，這樣的奇談，或許可以辯解為針對核訛詐故作驚人之語，但說到億萬人的死難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輕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鐵石心腸莫辦。
更現實而非虛擬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生日那天與文革親信們餐聚，開頭就笑說“慶祝全國全面內戰”，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並挑動群眾、幹部互斗初見戰果之後，躊躇滿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動的信號。因為這時即將開展“全面奪權”行動，隨之引起全國各地或有軍隊介入的群眾組織間的武鬥，運用從長矛到機槍諸種冷熱兵器，造成巨大傷亡。如果說從這句惡毒的讖言已可窺見其變態心理的話，轉過年來，“上柴聯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決策者，王洪文之流不過是執行他的指令。而在現場槍殺的，正是毛澤東多年來口頭上、書面上封為“領導階級”和“基本群眾”的工人！
無論是漫畫家、詩人喻之為“鬥蟋蟀”或“古羅馬鬥技場”的鬥獸表演，都嫌規模太小。毛澤東是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視“臣民”如土芥，無情地踐踏。這是典型的“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稍有違拗，就“堅決、徹底、全部、乾淨、乾脆消滅之！”從“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鬥倒，鬥垮，斗臭”，直到肉體消滅。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還是針對地主豪紳，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文革當中，那就不管是他原來定性的敵我矛盾還是內部矛盾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以至黨內矛盾，轉眼就可變成敵我之勢。而藉口則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後十幾年發生的“六四”屠殺（實際上從6月3日晚上開始的），也仍是毛澤東無視人的生命尊嚴的“把人不當人”的執政理念起了主導作用。所謂用多少萬條生命換二十年“穩定”云云，傷天害理，慘無人道，果然是高舉了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旗幟！
“新中國”是依照“黨國”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建立的時候，一度的確呈現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象。中共的宣傳強調這一次全國性政權易手，不同於三千年來重複多次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大變革，讓人民大眾代替反動統治者，在自己的國家裡“當家作主”。人們記得，毛澤東不止一次許諾過，要用槍桿子打出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他解釋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其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將由選舉產生，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①。這些話出自他1945年7月書面答路透社記者問，不但白紙黑字印在當時的黨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上，而且收入了東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的《毛澤東選集》，顯然不是別有用心的外國記者造謠。
然而，僅僅四年以後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人們發現，原先所說的一套，不過是出於戰爭期間籠絡國內人心以至爭取國際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後來有人說的，憲法並不是為了實施，僅僅是訂給外國人看的。只有書呆子才去較真你當時是怎麼說的。現在端出來的才是“建立新中國”的指導性文件。
過去人們熟知的“國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權”的三位一體。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這樣一個國度，在這裡只有順從共產黨的人才算人民，此外盡皆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共產黨與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黨政不分，擁有軍隊、警察、監獄，是一部實施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國家機器”對反動派、對階級敵人加以專政，就體現了“人民民主”。對誰講“民主”，對誰搞“專政”，最後裁決權屬於共產黨，甚至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一句話（自下而上是簡報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則是批條政治）。強國弱民，大政府，小社會，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並窒息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產生。這樣的國家裡，共產黨才是惟一的真正主人。共產黨從上到下的組織，共產黨的幹部，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遵奉的馬恩列斯，都是只許服從不許反對；豈止不許反對，而且不容懷疑，不容稍有異見，甚至不容建言（毛澤東說“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於“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號稱黨的三大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對絕不接受批評的諷刺，以至在毛身後沒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
這樣的國家稱得上“人民共和國”嗎？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這是不折不扣的“黨國”。
“黨國”體制的創議者並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毛澤東有時抬出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導的“聯俄聯共”政策。孫中山以俄為師，借鑑蘇俄一黨專政的經驗，提出了黨國模式，未及親身踐行就逝世了，這份遺產留給了蔣介石。我們年輕的時候，便曾把蔣介石治下的“中華民國”如實地叫做“中華官國”或“中華黨國”。這一體制是孫中山政治遺產中的負面部分。不過，孫中山畢竟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潤，他還是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讓人看到“還政（權）於民”的遠景。蔣介石不肯放棄獨掌的大權，等到他匆忙召開“國民大會”演出一幕行憲的戲，已是戎馬倥傯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於形勢搞立憲一樣，為時已晚，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至於毛澤東，與慈禧載灃袁世凱蔣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思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和國家機器、政府事務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當然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則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權，自然不存在“還政（權）於民”的問題，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別有用心，不僅是挑撥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且是企圖推翻共產黨，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
無須論證，也無須驗證，一切的論據都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句話里。打江山的理所當然坐江山，這就是出發點，也是結論。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幹部決定一切，“黨管幹部”，黨內黨外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幹部人選，委任升遷，概由各級中共黨委說了算。原說由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組成“聯合政府”的平等關係，不知何時暗轉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一黨獨大，壟斷公權，嘴裡說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實際上要的只是一個聲音，應者雲集，應聲蟲而已。
共產黨於是成了國中之國，國上之國，而黨的領導層則成為人上之人。中共黨的組織原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體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語——關鍵詞，民主是前綴——修飾語。其基本原則是從少數服從多數生發出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則服從核心的核心之一人，這是在實踐中必然的邏輯結果。據說鄧小平晚年講過，從前是毛澤東說了算，現在是我說了算。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書記“最後決定權”的制度——這一制度經毛澤東1953年《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而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鄧雖在名義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實際上的“最後決定權”則是事實。這也是中共組織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理論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人所共知，全國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裡。各級人代會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級黨委遴選，分配各選區投票通過的，儼然是“上帝的選民”，理應舉足輕重了；然而從總體上說，人大也只是起個“橡皮圖章”的作用罷了。至於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協商”產生的各級政協，不但不同於1946年時的舊政協，也不同於1949年建國前夕的新政協，入選的與會成員實際上都被剝奪了獨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話語權，要他們不當“花瓶”“擺設”也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同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一樣，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僅有的被允許參政議政的人，但他們之所謂參政議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對執政黨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評，就會遭到反擊，就是不安於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禮”。梁漱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羞辱，不下於劉邦階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那樣被打成右派亦即“資產階級反動派”，換句話說是戴上“人民公敵”的帽子。
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是“老子黨”，中共執政後對各個弱勢黨派，也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老子黨”自居。毛澤東從來不畏人言，自稱“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即使是“小權”也仍由各級黨政幹部執掌，草民不得與焉）。《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回答“你們獨裁”的指責時，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這是一句名言，言為心聲，對普世斥罵的政治獨裁，大有以可恥為誇耀之嫌。這樣的“反潮流精神”，惟後來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庶幾近之。
毛澤東仍是皇帝，中國人仍是皇權治下的“臣民”
毛澤東自陳他於馬克思主義，首要的是取其階級鬥爭的學說和社會革命論。其他則是後來的補課。“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後一半沒有做到。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二十八年的後期，毛名正言順地成為第一號人物，並且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被譽為共和國的締造者。
但若問他的治國方略，對不住，還沒有形成，或者說就是革命時期的原裝貨色，“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選”第一卷的頭題，開宗明義第一章也。他根本沒考慮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問題。仍然不乏大敵當前的危機感，仍然是為要對付敵人才去找朋友。落實下來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敵人是劃定了。當然，現在看到的“毛選”第一卷卷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敵人，已是建國後再三刪改定稿的小名單。要知道1926年當時毛澤東目為敵人的大名單，還是要看最初的真跡②。那末，為什麼後來不同時期毛澤東總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歸入“人民”的人，特別是把所有知識分子當作敵人來打，就明白其來有自，一點不奇怪了。
或曰，毛澤東“不把人當人”，是對敵人。革命的敵人，共產黨的敵人，革命運動如農民運動的敵人。這些敵人如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一貫不把人當人，則革命者也不把他們當人是完全有理有據的，此之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紅色恐怖以對之。這就是毛澤東的邏輯。這方面不須贅述。
然而在敵友之間，由於種種原因，常會發生顛倒，如以友為敵，這是左，或以敵為友，這是右。毛澤東終其一生，從未有過以敵為友的右傾，即使一時對敵虛與委蛇，也只是為了蒙蔽、麻痹敵人。而以友為敵、化友為敵的事，屢見不鮮。因為喪失利用價值，把同路人一腳踢開，還振振有詞，曰革命階段不同，時間地點條件變化，甚至為了革命大局之類理由，可以隨手拋出一大把。在毛澤東那裡，革命的友軍，同盟者，有用時，是人，禮遇之；形勢變化不須藉助時，就不當人了，棄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和平時期，對工商業和知識界，所謂“利用，限制，改造”，“團結，教育，改造”，按毛的說法，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歸結到改造，對財產是剝奪產權，對人頭是洗心革面，改造對象就是革命對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按敵我矛盾處理”了。淪為敵人，便成異類，類乎賤民，人不人，鬼不鬼，還想讓他們把你當人看嗎？
不過，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中，工商業和知識界，本來就屬於游移敵我之間的階級或階層③。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變成革命派，也可以變成反革命派；所謂知識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這就註定難免要挨打了。
但我們卻還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幹隊伍中，在它的最高領導層中，在毛澤東多年倚為股肱的戰友中，像彭德懷、劉少奇，不是也沒逃脫毛澤東“把人不當人”的待遇嗎？百戰老將，開國元勛，在毛澤東的手指下面，不過是一隻螞蟻。雖然彭與毛幾十年間曾有罵娘和頂撞的舊怨。毛對劉早在建國初期就令高崗查他當年被捕後的把柄。然而，於公於私，彭劉都沒有應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記下賬來，暫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發動和指揮的大躍進引發大饑荒，餓死人成千上萬，彭德懷進言於前，說已民不堪命，劉少奇繼之指出“七分人禍”，“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澤東對前者發動圍剿，對後者不發一言。但歷史證明，隨即提出“接班人”的問題，並不是號召青少年健康成長，而是要防“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報告”。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但他卻不吝於頻下加罪臣工的詔書。
按照毛澤東自己寫來教育幹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有一條，叫做“樹立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尚且要樹立之，製造之，用來殺雞嚇猴，何況送上門來的口實——什麼叫批評，什麼叫建議，凡有不同意見，都是持異議者，是不甘俯首稱臣，是不願惟命是從，進一步就是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党進攻！向党進攻還不是敵人？一定要打得你檢討求饒，打成全黨共誅全國共討，所謂鬥倒、鬥垮、斗臭是也。已經是“狗屎堆”了，遑論把人當人看不當人看呢？即使唯唯諾諾，全力緊跟，不惜做偽證，當打手，不過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時候還會當作替罪羊。
關鍵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隨，天縱英明，惟我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因此容不得別人說話。所謂“一言堂”是毛告誡下級不可稱王稱霸的，但他卻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別無分號。現在一談黨內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什麼要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固然所謂“讓人說話”只能算是恩賜而非民主，而這種恩賜又何嘗有過？真是對着一鍋清水夸魚湯。毛在全國範圍最大規模的一次“讓人說話”，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誘使成十萬成百萬人“幫助黨整風”，然後一舉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這樣說，不過是在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浮皮潦草地承擔責任後，故作姿態罷了。
因此，在決策層只有一個聲音，推而廣之，在整個社會上，當然同樣只許有一個聲音。到文革時期片言隻語也作為“最高指示”下達，“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厲風行，全國城鄉，敲鑼打鼓不過夜。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極，而早在文革以前，實質上就一直是對毛提出的路線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以此求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絕對不容質疑。發生了像反右派、大躍進這樣後果極嚴重的錯誤決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層有所發現，所謂近臣權要也是三緘其口，在為毛揩屁股的同時，還要幫助毛文過飾非，以新的錯誤去掩蓋舊的錯誤，好維護毛的威信。黨內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擠壓到無處存身的困境。
黨外人士要說話，“你有什麼資格？”是想奪黨之權；黨內高幹要說話，“你比主席還聰明？”是想篡黨奪位。普通民眾要說話，則是反動言論，在文革中更是觸犯了“公安六條”，隨時隨地可以繩之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惟恭惟謹上書毛澤東等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基層百姓，屬於第一代上訪者，等於自投羅網，難逃被抓的厄運。冤獄遍於國中，形成了“偶語棄市”的政治環境。歷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這樣的獨夫暴君以外，也都還受到一定的制約，他們須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為。而毛澤東的權力則膨脹到了完全沒有制約的地步。他的後繼者以黨的名義繼承了這份遺產。有郭羅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倡言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結果被點名驅逐，從北京大學趕到南京大學，不准開課。這已經是局於“新時期”的形勢，沒有從重治罪。至於以“導向”為名，操控輿論，壓制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不一而足，更不用說窒塞言路，對基層群眾來信來訪採取截堵抓捕，所謂“把……消滅在萌芽狀態”，動輒動用暴力，通過公檢法部門製造冤案，都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剝奪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的惡政。有人說，不求實現什麼民主憲政，只要求按照現行憲法辦事，放眼神州，又談何容易？
如前所述，“黨國”體制體現的特色就是中國積重難返的皇權專制主義，黨國的領袖人物也就成為九五之尊。毛澤東自稱“馬克思＋秦始皇”，有人說應是“列寧（斯大林）＋秦始皇”；總之，為目的不擇手段，用鐵腕兼用權術，不讓秦嬴政專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可憐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人，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國家”權力者的“臣民”。想過像人一樣的生活，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豈可得乎！
一定要擺脫“不把人當人”的陰影
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對一切人和事都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口口聲聲的“翻身解放”，實際上多方設限，標榜老百姓“當家作主”，歸根結底是共產黨——毛澤東“當家作主”，民眾則要“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這是保證置身於“人民內部”的前提。毛澤東以政治態度為劃分標準的“兩種矛盾”理論，取代了現代法治國家對公民權利的厘定，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國人中隨意指判屬於“敵我矛盾”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
人民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專政的對象，打擊的對象，消滅的對象，不當人待，似乎已順理成章。那末，“人民內部”呢？
先看看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毛澤東發動的武裝鬥爭從秋收起義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體，在毛定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實質上的農民革命戰爭中，農民不僅是戰時錢糧的供應者，又是革命軍隊的兵源。四十年代後期的內戰中，各根據地首先是東北的土地改革，給了貧農僱農下中農以土地等實際利益，得以掀起“保衛勝利果實”的參軍支前熱潮。這是中共和農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廣大農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級形式，向高級合作化飛躍，閃電般實現全部生產資料歸公，實行對農民的徹底剝奪，切斷了剛剛起步的“發家致富”之路（這也為後來大批市縣一級黨政和鄉村基層幹部勾結地產開發商廉價占用“集體”耕地伏線）。據說小生產每日每時地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最有力的“教育”則是改變他們的經濟存在。於是，包括貧農下中農在內的全體農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證確認的土地所有權，也失去了幾千年來沿襲的生產經營自主權，變身為勞動營里的一員，由生產隊長組長支配。糧食統購統銷，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形成對農民經濟生活的雙重剝奪。
全國農民，首先是貧下中農，對共產黨以身家性命相許。而在城鄉二元化結構下，農民並不能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沉重負擔，歷史地落在他們的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學家，過去提倡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就農民生活處境說了幾句同情的話，就被自命為農民利益惟一的全權代表毛澤東拉下臉好一頓訓斥奚落謾罵。
農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國務會議上來發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沒有代言資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幹部或知識分子說了一句“農村苦”，就劃成了右派。但不是還有土改時期紅火一時的農民協會嗎——農（民協）會這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意志和集會結社自由的團體，早就在土改結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網狀的集體化組織（合作社及其後的人民公社），毛認為成億的農戶過於分散，一旦“梳成辮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躍進，抓他們下田幹活，白天黑夜連軸轉，誰也別想逃脫；抓他們上山伐樹，回家砸鍋，土法煉鐵，到公共食堂領粥喝；上河工時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員無異於奴工。大躍進造成大饑荒，還以“清查瞞產”為名，闖入農家搜繳糧食，顆粒不剩。隊長不開出村證明，誰也別想外出討活路，喪失了人身自由的農民，就跟朱元璋時的農民一樣，“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間”，他們被戶籍釘死，不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請想一想，全國有多達三千六七百萬的男女老幼，大部是農民，關門閉戶在家中餓死！河南蘭考農民感念縣委書記焦裕祿，有一條就是他到火車站制止了阻攔，放走死裡逃生的鄉親（後來宣傳焦裕祿，卻說他是到車站勸阻逃荒的農民留下來“生產自救”）。待到經濟情況經過調整略有好轉，毛澤東又重提階級鬥爭，指責人們刮“翻案風”、“黑暗風”，開始他新的“戰略部署”。四清（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繼以文革，活下來的農民所受的又一輪折磨不必說了。
農民如此，工人屬於領導階級，總會好些吧？梁漱溟說農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並不在九天之上。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不過是理論上的名義，它的“領導”須“通過共產黨”，共產黨才是執掌統治權的實體。而具體到每一戶、每一個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則不過是分屬於工廠礦山工地鐵道各個企業單位的個體勞動力。他們的頂頭上司是單位中的黨政工團，其中的“工”指工會。廠里雖有工會，卻跟農民沒有農會沒有兩樣。工會主要是配合黨政部門完成生產指標和政治任務，組織各項“中心工作”的，等於黨委下的一個職能部門。工會幹部也都由黨委指派。憲法上的集會結社自由，在這裡是凌虛駕空的。正如憲法上曾經規定的罷工自由、遷徙自由，都是空頭支票。
工人與幹部發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機關團體的一般工作人員與領導發生矛盾一樣，很容易扣上“違反紀律”、“破壞生產”以至“反對領導”等罪名。廠礦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運動中，不合“規格”的不順眼的工人，也都有劃成“壞分子”的危險。甚至在平時，說誰“頂撞領導”，“一貫搗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勞動教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工人，一部分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確比所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高出一頭。在另一部分剛剛從農村進城換上工裝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較受尊敬的師傅身份。且不必說，他們在少數淪入工人隊伍的“將校尉，港澳台”（即曾為舊軍警或有境外社會關係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領導階級”的光圈雖屬群體，但也賦予個體以榮譽感。建國初年，這成為工人群眾熱情投入勞動競賽技術革新的動力。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隨着時光流轉，許多廠礦企業中的黨政工團迅速官僚化，一些領導幹部特權化，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成為群眾的對立面。雖有“鞍鋼憲法”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文革中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發揮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喚起廣大工人群眾的主人翁感和榮譽感。相反，幾十年長期實行所謂“高積累，低消費”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資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犧牲（遺留問題如工人住房幾十年一貫緊缺等，至今尚未解決）④。　一個封閉壓抑的社會裡瀰漫的消極失望情緒，也籠罩在兩三代工人頭上。文革是從上層建築單位開始的，文革期間的武鬥是從院校開始的，而工人造反組織成為派性鬥爭以至武鬥的主力這一事實，反映了工人隊伍的分化。這一高潮落潮時，不管是曾經緊跟黨委的勞模、政治積極分子，是不滿現狀響應號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還是掙錢養家不願摻合政治的逍遙派，都有受騙上當，遭到玩弄的感覺。“我自將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溝渠”，毛澤東口口聲聲工人階級長，工人階級短，口口聲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原來對普通工人也沒把他們當人看。三十年間不但“涮”了為原始積累賣命破家的中國農民階級，也“涮”了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獻了血汗產值的中國工人階級。
廣大士兵，是穿了軍裝的工農。不管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普通士兵都沒有選擇餘地，只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說有過一次選擇，那是在朝鮮戰爭中曾為“戰俘”，選擇“回國”的“志願軍”，以為回到祖國懷抱，卻不料陷入無窮的“審查”之中——成為了嫌犯，被責以不死。他們的境遇竟不如享受優待的敵方俘虜。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國戰俘的遭遇，就如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被捕後出獄時受到的質問：“好樣的都犧牲了，你能活着出來，是不是當了叛徒？”至於以國防軍介入國內政治，把槍口對準民眾，所謂“快刀斬亂麻”，而陷軍人於不義，那就是雙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說的“人民內部”，且是政治優先的工農兵。但“人民”的“內”、“外”，只是一紙之隔。中國人是很容易成為“敵人”，淪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壞”（後來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碼的敵人。每次運動又都要達到百分之五的打擊面，豈不就要從“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擊對象嗎？運動中固然製造冤案，平時的冤案也層出不窮。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實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偽證； 或索性直接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沒訂過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沒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審批程序。各級黨委設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實至名歸，它管着同級政府的公檢法部門，幾十年一貫制。任你嚷嚷什麼反對“以權干法”，“以權壓法”，“以權代法”，呼籲司法獨立，無異與虎謀皮，司法部門若獨立執行司法權，把名為“黨的領導”的長官意志置於何地？司法權之大，莫過於殺人。土改時期縣一級土改工作團就可批准殺人，文革中公安局的軍管會就可批准殺人。草率殺人，幾同兒戲。如果法律專業組織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樣複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國不僅有涉及高官顯貴如劉少奇、潘漢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對普通民眾草率定案，公審公判之間，無視人權，罔顧法理，草菅人命，殘酷到什麼地步，荒唐到什麼地步！
有人說，這是制度的問題，不能全歸咎於毛澤東一人。有人說，經是好經，歪嘴的和尚給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說這些，不值一駁，這些早已有人駁過了。
宏觀地看，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視觀察，今則坐鎮指揮。以全國之大，人口之多，每次運動之中和兩次運動間隙，除對身邊“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親自過問。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過的各級黨委，還有國家機器核心部分的公檢法部門。替他“樹敵”，也替他打擊並消滅敵人。凡是“稱職”的幹部，都是思想革命化達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澤東之真傳，“想毛澤東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個“小毛澤東”，從心所欲而中規中矩。他們在毛澤東設計的制度框架內，秉承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理念，以人為螺絲釘，為馴服工具，為愚氓，為阿斗，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驅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驅使奴役之不足，更戲耍之，凌辱之，打擊之，陷害之，總而言之是敵視之，置之死地而後快。政治運動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這一過程，不斷把百分之五的人樹之為敵。三千六七百萬餓死的人，並沒有定性為敵人，但在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這個死亡數字，大約也正相當於當時全國七八億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滅了。不叫敵人而遭遇大體與“敵人”同。
不過，說句公平話，追隨毛澤東執行其專政任務的人，往往也終於難逃被他戲耍凌辱打擊陷害的命運，乃至成為無以名狀的犧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覺察到自己的處境，越是回顧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慶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隨軍接管湖南衡山縣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負責修建監獄。他說：“當時重在防止逃跑，獄中生活條件多未考慮。”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進這座監獄，有詩記其事云：“孰料殘冬入獄時，北風抖索凍難持。當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誰！”那些在政治運動中，在“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過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當人的人，如果沒有“請君入甕”的經歷，有多少人能作這樣的自責呢？
二O O九年到來了。上距1949年已經六十年。毛澤東過世也已經三十二三年。毛澤東“一班人”都已消隱。但是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一些人的腦袋裡。前者與後者互相依存，雙向運動，就如雞生蛋，蛋生雞，分不清孰先孰後。毛澤東身後，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來，“不把人當人”的體制和機制早就該逐漸改掉，卻受到深受其“不把人當人”思想影響的人的阻擋，舉步維艱。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體會，有時舒暢一點，那是“不把人當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個方面改掉了一點，這是付出巨大代價獲得的進步；但不少時候我們發現，“又來了”，那就是體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當人”依然對現實發生着強大的作用。本文開頭說到的一些現象，一些標誌性事件，無不說明這一點。
毛澤東從哪裡繼承和提煉出“不把人當人”的政治理念，是傳記、歷史、政治學和政治心理學的學者們未完成的課題，對我們普通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遺產中的這一部分，體現着他的人民觀，民主觀，政黨觀，國家觀，軍隊觀，如果不對這些觀點加以梳理和再評價，則以黨和政府的名義，以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名義，與大小利益集團聯手，對億萬中國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侵犯行為，就將無時終止。
對於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對毛澤東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認識和評價，或許也不是我們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們對毛澤東“不把人當人”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現實中的表現，不可能視而不見，仍有切膚之痛，應儘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讓這些事實來加深我們對毛澤東現象的理解，回答繼續美化、神化毛澤東的讕言，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至今上下左右無時無地無之的“不把人當人”的現象，都是植根於毛澤東時代，都是毛澤東“精神不死”、影響猶存的證明，也是執政者沒有同毛澤東的歷史錯誤真正劃清界限的結果。指出這一點，有利於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於清醒地面對歷史的挑戰。
讓我們告別“不把人當人”的陰影，告別所有“不把人當人”的軟件和硬件，讓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享有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能夠像“人”一樣生活！

二O O八年十二月杪，北京

①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轉引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閻長貴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②③ 毛澤東在《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等處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指出：“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毛還指出，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是把“中產階級”也當作“半反革命”的。毛對“小資產階級”中的“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轉引自王來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總第82期。
④ 還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經濟調整中，因廠礦“關停並轉”，精簡編制，被遣回鄉。當時許諾一到經濟情況好轉，優先讓他們回來就業。他們為解決全國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共產黨的許諾並未兌現，他們後來長期在農村遇到的困難無人過問，成為一個久拖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黃河清：知識人與知識分子
美國《縱覽中國》的發刊詞中有這麼一段話：“本刊將竭其所能，承前啟後，盡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論責任。其基本目標，是建構海內外獨立的中國知識人的一個思想平台……”
請注意“知識分子”和“知識人”的轉換使用！我終於看到有人注意區別及此了。以“知識人”代“知識分子”的原創者，我查了許久未查到。據余英時先生不完全肯定的說法，是一位語言學家陳原先生。（注1）
余英時先生是第一位明確倡導用“知識人”代“知識分子”的。他說：“‘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第一次提出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與中國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這個問題。以後我就儘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原來我也用‘知識分子’，那是隨俗，因為語言應該隨俗。但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知識分子’已經用了幾十年，從前是一個中性的詞，後來就變質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記得可能是看了已經去世的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響。”（注2）
記憶中，我很早從網上讀到余先生這一倡導的文字，深以為然。恕我冒昧將自己的理解或許正是余先生意思的發揮和具體化簡述，以明用“知識人”代“知識分子”的必要、重要和準確、正當。
中共黨文化的觀念和辭典里，“分子”一詞褒義的用法似乎只有“積極分子”（ 包含“先進分子”之意）： 土改積極分子、思想改造積極分子、勞動積極分子、學習積極分子、學毛著積極分子、計劃生育積極分子、響應XX號召積極分子……除此之外，“分子”一詞基本上是貶義的、最壞的、十惡不赦萬劫不復之意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分子、壞分子、四類分子、“五一六”分子、暴亂分子、破壞分子、搗亂分子、落後分子、反黨分子……知識分子。
中共黨文化觀念和辭典里，沒有貧下中農分子、工人分子、共青團員分子、共產黨員分子、領導分子……“貧下中農” 、“共青團員”一般不用後綴詞，“工人”則與階級、老大哥相連。最有意思的是“共產黨員”作為集體性的宏觀性的史詩性的表達時，使用“共產黨人”。中共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份雜誌叫《共產黨人》，不叫“共產黨分子”，發到每個黨支部、黨小組、黨員。
六十年來，毛澤東、鄧小平和中共全體如何嘲弄凌辱打擊鎮壓屠殺知識分子的種種切切不說了，單從名稱本身所包含的傳遞的表達的意義，這麼個侮辱性的符號我們為什麼還要戴在頭上，甘之如飴呢？所以，余英時先生的倡導實在是一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筆者似乎是海內外第一個響應踐履余先生的倡導的，大約四五年前就開始在自己的文章中用“知識人”代“知識分子”了。兩本拙小書《中國沒有明天》《話說林昭》全用“知識人”取代“知識分子”。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有尊嚴的讀書人，我不敢妄自菲薄。我感謝余英時先生的提倡，我高興地看到“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先生明確地顯眼地有意地以“知識人”轉換取代“知識分子”。我似乎還看到過海內外有一二位同仁也曾用過“知識人”。我期待着會有更多的人用“知識人”取代“知識分子”。
再說幾句題外話。前不久，加拿大筆會舉辦一個國際性的會議，邀請了三位華人作家參加。兩位華人作家用英文寫作，其作品多是以暴露中國文化醜陋的一面和中國知識人的苦難故事為賣點；另一位用中文寫作，其內容和其在會上用英語作的發言全是針砭時弊、讜論人權、號呼民主憲政自由的。會後，會議主持人對這位用中文寫作用英語發言的華人說：“他們是作家。你是知識人。”

注1、2：《往事微痕》第十四期（2009.1.5出刊）轉載《時代周報》專訪文：“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2009、1、5於地中海畔
周孝正：以色列絕對是個好國家
同學們，今天我準備調整一下原有的課程，就當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談談個人看法。我的第一個觀點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不要輕易下自己的結論；第二，我個人的知識和經歷告訴我，以色列是個好國家，這也是我今天講課的主要內容。
有一次我在校內網看同學們發的圖片，有一張圖片引起了我的深思。這張圖片的標題叫“英雄”，圖片上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青年，站在長長一列以色列坦克面前，硬是把這列坦克給攔停了。
同學們，這個巴勒斯坦青年確實是“英雄”，敢以血肉之軀和全付武裝的坦克抗衡，但是同學們想過沒有，在處於“敵對”的情況下，有幾個國家的坦克會停下來？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坦克不會停，侵入格魯吉亞的俄羅斯坦克不會停，但以色列的坦克停下來了，這樣的士兵、這樣的國度，我個人認為，才是真正的英雄，當之無愧的英雄。（曦古評點一下︰以色列坦克在巴勒斯坦“英雄”的面前停下來的舉動，絕不是以色列政府為了宣傳需要而為，也絕不是命令坦克停下來以便讓外國記者拍攝或事後通過自己的喉舌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克制”又是如何如何“仁慈”。） 有一年我到福建做個調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給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幾年前，耶路撒冷發生了一起公交車爆炸的恐怖襲擊，炸死了十來個人，其中包括兩名中國人，這兩名中國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與中國方面聯繫協商賠償事宜。但經過中國領事館的核實，此兩人系偷渡客，屬於非法入境，於是使館方面不再配合。後來，以色列政府專門開了一個會，會議認為，在以色列國土上無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責任對其負責，至於這個人偷渡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會議最後決定，對兩名死難的中國人一視同仁地按照國民待遇善後。會後，以色列政府派專人到福建找到兩位農民工的家人，撫恤金標準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標準發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標準發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發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屬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後支付的金額是每位死者賠償70萬美金。所有相關的調查費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負擔。
消息傳開，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員說，怎麼擋也擋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這樣對待偷渡打工者的︰沒發現，你就在那兒打工；發現了，政府出錢購買機票送你回國；死了，按照以色列國民標準撫恤。
2001年，雲南麗江發生了以色列遊客不慎在虎跳峽落水的事故，經中國方面尋找無果，為此，以色列政府派專機來麗江，帶着專業的搜救設備和一個專業搜救隊，並高薪僱傭中國人沿江幾百里進行拉網似的搜索，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時間持續一個多月。
同學們，一個這樣對待它國和自己死去國民的國家，不管你怎麼說，我都堅信，這是個好國家。任何一個稍微了解以色列的人，至少不會對以色列產生惡感。中國人喜歡把自己的近代史說成是“多災多難”，那其中有很多是我們自己的原因，猶太人卻幾乎完全因為外因，幾千年來一直災難深重，這一切，僅僅因為信仰。
這個苦難的民族，在多年的戰亂動盪中，在長期的漂泊遷徙中，在飢餓和苦難、殺戮和欺侮的磨難中，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在逆境中砥礪發奮，頑強發展，不僅沒有倒下，竟奇蹟般地在科技、軍事、教育、現代農業等領域獲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這個僅有1000多萬人口的民族，湧現出了一大批偉大人物︰愛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爾、季諾維耶夫、卓別麟、洛克菲勒、索羅斯……。這個民族和這些偉人為世界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
一般人只知道猶太民族善於經商，殊不知猶太民族特別重視教育，他們把學習作為終生的使命，重智慧勝於重金錢。有一項調查顯示，全世界人均讀書最多的、藏書最多的都是以色列人。猶太民族還特別重視兒童教育，他們在兒童教育方面研發的教具、教材、課程模式等被許多國家所採用。一個國家越相信自己的未來，越會重視自己的兒童教育。一個建國以來一直戰火不斷、 四面楚歌的國家，如此重視教育，如此重視兒童教育，這樣的國度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景仰。

章怡和：[如今]誰能整出一個譚鑫培來？
——京劇舞台上一片蒼白 可謂慘不忍睹！
前不久落幕的青京賽（即2008年第六屆全國京劇青年演員電視大賽），舞台上一片蒼白，可謂慘不忍睹！問題在台上，根源在台下，令人深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關於傳統藝術人才的培養機制。以前的科班制是落後，沒人說它是先進的藝術教學。但落後中蘊涵着道理。要知道，中國戲曲的表演藝術的全部法則、程序、範式以及技術、技巧，都保存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劇目里，且細緻入微，細緻到無法用文字表達，入微到無法提煉成元素。於是，就有了口傳心授式教學，這種“落後” 方式，恰恰極其有效地適應了戲曲表演的根本特質。老師教學的針對性、具體性、特殊性、豐富性、個別性和自創性極強。想想吧，一個“富連成”出了多少角兒？秘密即在於此。這就是落後中的先進。現在呢？我們搞“大教學”，規模製造，批量生產。這是嚴重違反戲曲藝術成材規律的。戲曲跟電影不一樣，前者是手工製品，後者是工業化產品，拿生產工業化產品的方法大規模生產手工業品，產品出來了，乍看都是演員，細看都是胚胎。胚胎離合格產品（特別是優質產品），差得不是一點、兩點。現在的戲曲院校，專業課教得少，多的是文化課，理論課，外語課、政治課。幾年下來，學生就會幾齣戲。怎地不淺薄蒼白？不客氣地說，現在的老師自己的業務就不行。好老師，死光了。請問“花旦名家”劉長瑜女士會幾齣戲？“我只有三出半”——這是她私下裡的戲言。玩笑話里透露出的是某種真實。蒲州梆子名演員王秀蘭親口對我說，劉長瑜戲校畢業時，因為手裡無戲可演，才跑到山西跟她學“賣水”一折。所以，比賽展現出的水平較低也是必然的，父母就營養不良、高度貧血，你還能指望給咱們生個大胖小子？
青京賽暴露出另一個問題是藝術機制。如今戲曲舞台談不上什麼藝術機制。一切聽領導的——從人才引入，劇目選擇，到演出安排都是聽領導的，而領導任務，劇團目標和藝術宗旨都是一心配合上面。這對表演藝術來說，真是一場致命的災難。而且這個“配合”是無休止的，比如參加什麼藝術節，京劇節；比如參加各種獻演，晚會；比如參加“梅花獎”、“文華獎”、“五個一工程獎”、“精品工程”之類的評選。這些是什麼？這是意識形態。別看老是“隆重推出”新戲，那壓根兒不是舞台藝術，那是排場文化，是一個個泡沫，升空後隨即飄散。誰對中國藝術負責？沒有一個人，從劇團團長到***委員。我們的傳統藝術，就是在這樣的繁花似錦、歌舞昇平中墮落、衰敗。半個世紀，中國戲曲出了什麼大演員？一個也無。無情又殘酷。于魁智算是不錯的，若看過李少春，你就明白他是“國家一級演員”，而非大角兒。我的同事基本都不怎麼看戲了，他們嘆道：“梅葆玖也叫大師，京劇真的是完了。
央視本身也存在問題。既為全國性大賽，主辦者當有嚴格科學的評選章程、操作規則和組織結構。現在，我們看不到這個規則在哪裡。我看到的是演員評演員。演員評演員，搞不好，只能是低素質評出更低素質。一個無須迴避的事實是，在藝術領域戲曲演員的素質一般是比較低的。演員自身的局限性很大，除了自己懂的那幾齣戲，其他方面如知識結構，文化修養，原則性，判斷力，心胸，眼光，則很難講了。比如蔡英蓮女士，她的教學很出色，但這次當評委，網上挨罵數她最多。評委的整體素質不高，自會產生“系統性誤差”。為了把偏差值降下來，就要靠“重複性測量”。所謂“重複性測量”，具體來講就是增加評委的數量。因為數據多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種因素形成的偏差，而接近準確值（即真值）。我所說的各種因素，就包括評委的主觀傾向性、流派之見、門戶之別、地域之差、師徒之情等。這次央視做法簡直荒唐可笑，花旦類比賽的評委，只弄了五個人。“去掉一個最高分，再去掉一個最低分”，就成了三人評，舉世罕見。也是湊巧，同期舉行的還有鄂爾多斯杯2008CCTV全國鋼琴、小提琴大賽，看着那由15人組成評委的陣容壯觀又整齊，參與者和觀眾心裡踏實豁亮多了。聽說青京賽有的獲獎者拒絕領獎，真棒！
京戲的衰落在所難免，就讓它死吧。還有什麼方法，能讓它活呢？再出一個慈禧，也行啊。慈禧起碼懂戲，捧出一個譚鑫培。清廷出了“十三絕”，名垂千古。民國出了“四大名旦、四大鬚生”，空前絕後。現在台下看戲的領導、首長也不少，但誰能整出一個譚鑫培來？連江青還搞出八個樣板戲，其音樂成就難以企及。話雖不好聽，但在理兒呀。現在的很多領導都是外行，在瞎搞。瞎搞的最終結果，就是慘不忍睹。
沙葉新：糞土當年郭沫若
記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燒的歲月，我，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經典《女神》獨自一人，在空曠的田野里，高聲朗誦《我是一條天狗》那滾燙的詩句：

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齧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脊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筋上飛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讀其詩，我的血液也在沸騰，我的神經也在燃燒，思緒如海潮，豪情如狂飆，真是血脈賁張，“煙冒七竅”，手舞足蹈，仰天長嘯，瘋魔了一般。其實從這首詩中我懂得了什麼？我悟到了什麼？我又激動個什麼？真是天曉得！我的那點感受真是膚淺之至，幼稚至極。但詩篇的那種不可一世的沖天氣勢震撼了我，那種惟我獨尊的張狂個性感染了我。也正是這可貴的自由精神，它激動過“五四”青年，也激動過“紅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寫作此詩，時年28歲。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詩篇。他那時真如一條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屬於青年的，當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屬於青年。
中年以後的郭沫若，北伐、反蔣、流亡、抗日、擁共，也有聲有色，不論在書齋或在政壇，頗多建樹。1942年，在重慶，朋友們祝賀他五十壽辰，他扶着朋友們送給他的一支高過身軀的如椽大筆拍了一張照片，仍然是神采飛揚；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絲老態？他在精神氣質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個新的體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頹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頌德，諛毛媚上；是他的逢場作戲，緊跟風向。這個曾經為自由呼號的女神終於變為馴服的御用文人，桀驁的天狗結果成為對主人特別忠實和依戀的哈巴。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處。
綜觀郭沫若之後半生，他並無大惡。他雖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只是一件廟裡擺設，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殺予奪大權、有興風作浪威力的魁閥並不一樣，他只是一個“文化班頭”；即便如此，也無多大實權。在專制體制下，大惡都憑藉大權作成。因此作惡者，無不奪取或依附權力；一巴掌握了這法力無邊卻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即便好人，不作惡也難。郭沫若幸虧無大權，所以也無大惡。況且他早年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創作影響巨大，他的歷史、考古、先秦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績斐然，他在某些領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冊。郭沫若無論人格上有什麼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貢獻實在超過他的某些消極影響，怎忍心以“糞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並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馮友蘭、周一良等都屬此類，只是程度不同。他們晚年所起的變化，當然可以作個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們本人的原因和應負的責任，但更應譴責的是那促使他們蛻變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常常以《白毛女》為例，自詡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常常以溥儀為例，讚美新社會把皇帝變為公民。但也切莫忘記，這個體制一段時期內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變成地富反環右、牛鬼蛇神；把知識分子、骨鯁之士變成應聲蟲、哈巴犬，這才是更可怕的。因為它摧毀的是精英，打斷的是脊梁，敗壞的是民族，後患無窮！郭沫若已經去世四分之一世紀，我們可以撫背自問：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個絕頂智慧的人，難道他對自己晚年的心路和處境不作反思？不曾覺悟？不明羞恥？不知悔改？甚至他的兩個親生兒子在文革中先後自殺這樣極為慘痛的事件似乎也沒有使他有所改變，真是於心何忍、於情何堪呀！雖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類的名韁利鎖也許纏裹着他的靈魂，但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他擺脫不了所謂的一生名節的羈絆。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樣，是在一場政治博弈中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選定了，就“落子無悔”了。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作了過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後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給周國平的信中說，“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號的，可見不是指年歲之老，而是精神之老。這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懺悔。可惜也僅僅是懺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誰能體察到郭沫若這種靈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曾和田漢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的塑像前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說：“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郭沫若這個中國的歌德庶幾近之。
杜 光：充滿希望的一年，形勢大好的一年
—— 我和我的一家在1978
1978年是我國社會大轉折的一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民間的各式各樣的民主論壇，匯成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安徽農民以血手印盟誓的方式，突破人民公社的嚴酷統治，實行了包產到戶。這兩股力量為社會發展的轉折奠定了精神的、物質的基礎。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意味着朝野上下已經取得了對社會大轉折的共同認識。
對於全國人民來說，1978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又是形勢大好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我和我的一家也經歷了充滿希望的期待和迎來大好形勢的喜悅，實現了全家生活的大轉折、大變化。
我1958年在中央黨校被劃為右派分子後，6月間隨着黨校的下放幹部到山西太谷農村勞動。下放幹部是勞動鍛煉，只勞動半天；我們是勞動改造，要全天和農民一起勞動。1959年秋，中央黨校恢復招生，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32名職工中，包括我在內，有12人被帶回黨校，到校辦的水泥廠、稻田、豬場、林場等處勞動。這些人從1959年到1961年的國慶節，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後，事務管理處處長郝沛霖讓我到他的處里當秘書，做些文書處理工作。
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1963年，林楓被任命為黨校校長，並奉命批判楊獻珍的“翻案風”和“合二而一”（楊原是黨校校長，1959年被批判後降為副校長）。他認為，楊獻珍把我們這些摘帽右派留在黨校工作，是修正主義組織路線的表現，據此肯定黨校幹部隊伍嚴重不純，需要清理。於是，我們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歷史有問題的幹部就成了被處理的對象，原則上是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為一些偶然的機緣沒有被送回浙江溫嶺縣，卻留在省城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黨校，我則被杭州第七中學收容。起初在食堂當管理員，一個多月後因“政治不可靠”，不宜在食堂工作，轉到總務處打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認為是五類分子的牛鬼蛇神，被紅衛兵學生揪出來掃地、游斗、戴高帽、掛紙牌，後又關進隔離室。1968年底工宣隊進校後得到解放，讓我“發揮所長”，刻了兩年鋼板蠟紙。1970年學校為了建立“學農基地”，同杭州市民政局的大觀山果園協商，在果園裡辦個小農場，交換條件是：學校每年春夏秋三季派兩個班約100名學生到果園勞動，果園撥出十幾畝地作為學校的農場。學校需要有一個人常駐農場，與果園保持聯繫，並經營那十幾畝地。因果園地處遠郊區，離城有四五十里，屬於餘杭縣，教職工都不願意去。我自告奮勇，在那裡一干就是八年。
校辦農場的勞動、工作非常辛苦，我勤勞謹慎，辦事認真，注意搞好同果園和附近農民的關係，同時抓緊一切機會讀書，因此獲得了學校師生和果園職工的尊重，1977年被推舉為學校的模範教師，1978年更被選為杭州市的模範教師。
粉碎“四人幫”後，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未來滿懷喜悅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裡，我們一家今後的生活怎麼樣，我的右派問題能不能得到平反，前景卻很不明朗。對我和我一家具有現實意義的，是1977年發生的兩件事：一件是恢復高考制度，使我看到了兩個孩子的光明前景；另一件是《人民日報》發表重要文章，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我從中讀出了我的問題有可能解決的一線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兒子生於1954年，女兒生於195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們一個讀小學五年級，一個讀三年級。兒子1970年初中畢業後被動員去黑龍江大興安嶺新林區當了林業工人，女兒1976年高中畢業後托人進了附近茶廠勞動。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恢復高考制度。接着，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確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國高等學校招收新生。我從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分析了這兩個孩子的情況：他們文革期間雖然上了中學，但實際上沒有學到多少知識，要報考大學是很困難的；好在他們平時比較努力，悟性也還不錯，只要突擊補習一個時間，還是可以趕上去的。於是，我寫信給兒子，叫他抽時間好好補習。同時，決心讓女兒辭掉工作，集中時間補習功課。我妻子有些猶豫，感到進茶廠時托人，費了很大的勁，現在辭了，如果考不取，再想進去就難了。鄰居們也很不以為然，那位介紹女兒進茶廠的車間主任說：“這樣好的工作，出來就進不去了。”但我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女兒拼搏一下。最後還是讓她辭了工作，在家補習了一個多月，終於進了考場。考後我問她考得怎麼樣，她說自己感覺還可以，但沒有多少把握。我托七中的周啟定副校長到市招生辦公室打聽，他後來告訴我，女兒的成績正在分數線上下，照一種計分方法她在分數線上，可以錄取，照另一種計算方法卻在分數線下了。這個消息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1977年就在惶惶不安、苦苦等待的心情里過去了。在新的一年裡，我對妻子和女兒說：“今年可能是我們改變命運的一年，這個轉變表現在三件事上：兩個孩子考取大學，我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實現一件，就是形勢小好；實現兩件是形勢中好；如果三件都實現了，那就是形勢大好了。”那麼，如果三件都實現不了呢？我沒有朝那方面想。我心裡滿懷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實現，希望1978年能成為轉變我們全家命運的一年。自從我被劃為右派後，妻子和兒女都跟着倒霉，被人們看不起，時時處處都好像比別人矮了一截。我不信這種情況會長久持續下去。1978年，也許就是改變我們全家命運的一年。
過了幾天，我們所在的通江街道貼出大紅喜報，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學的名單，女兒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興又激動，我們今年的第一件好事實現了。錄取女兒的學校是浙江絲綢工學院。二三月間，我把她送到學校。在公共汽車上，我想，我這不僅是送她上學，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條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為一個父親，沒有比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她那容光煥發卻依然十分靦腆的面貌。
兒子來信，他沒有被錄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今年還有一次機會。根據他的情況，我覺得他也需要有一個比較充裕的補習時間才行。留在林區是不可能有足夠的補習時間的，惟一的辦法是讓他請假回到杭州來，全力投入補習。但沒有充足的理由，只說準備高考，林區是不會准假的。我主張發個電報，就說“父病危速歸”，林區總不會不准假吧。妻子不大讚成，認為這樣不好。我說：這樣做雖然私德有虧，但和兒子今後一輩子的命運比較起來，就算不得什麼了。就在高考前的一個多月，我果斷地發出了一份說假話的電報，來換取兒子的補習時間。
兒子在杭州經過一個多月的補習後，回到黑龍江去報考，最後被哈爾濱師範學院錄取，終於也跨進了高等學校的大門。我始終為那份說假話的電報感到慚愧，但卻並不懊悔。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我只能用這種不正常的辦法，來創造我兒子上大學的機會。是的，我是在欺騙社會，欺騙組織。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受着社會和組織的欺騙，被迫着一次又一次地毀謗自己，污辱自己，欺騙自己，抹殺自己的良知，腐蝕自己的靈魂；我作為正常公民的權利被剝奪，正常生活被破壞，這個情勢迫使我不能不選擇不正常的方式，來爭取我和我兒子的正常權利。它於私德有虧，卻無害於社會；它並不光彩，只不過是一個無奈的小動作。希望在事過境遷的三十年後，能夠得到社會的諒解。
相對於兒女的上學，我的平反問題就複雜得多了。囿於對過去傳統的理解，我認為這類事必然要經過申請、調查、考察、審核等等繁瑣的過程，可能還有百分比、控制數這類的限制，必須爭取主動。於是，我寫出了申請平反的書面材料，基本內容是承認自己有缺點錯誤，但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要求平反。接着是向七中領導請假，七中支部書記叫王寶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並且預祝我能夠達到目的。
當我在六七月間來到中央黨校的時候，學校當局已經在着手進行為右派平反的工作了。原來有一個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落辦”，主要解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冤假錯案。為右派平反問題提出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馮文彬（這時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經轉移到黨中央的工作了）讓落辦把這項工作承擔起來，但他們拒絕接受。馮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個機構，就叫落實政策第二辦公室，簡稱“落二辦”，負責解決文革以前的冤假錯案，主要是右派問題。我到落二辦後，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妻子當年在教務處速記組的同事查懷霖也在這裡。十多年不見了，她風采依舊，滔滔不絕地向我介紹情況。我被安排住在南院的82樓，當年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的一個大辦公室里，那裡已經住了好幾位要求平反的同志。落二辦的同志對我們的照顧很周到，每次禮堂有電影或演出都主動給我們送票。查懷霖讓我好好休息幾天，走親訪友，到頤和園轉轉（南院就在頤和園對門）。後來還請我到她家裡吃飯，我在她家裡平生第一次喝到香檳酒，留下難忘的記憶。她的丈夫高舞是原馬列學院學員，當時是國防大學大校教員，我們談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正本清源問題，他鼓勵我把這個問題深入研究下去，必然會作出貢獻。
我除了看望岳母和幾位老同學外，還到北京醫院看望中央黨校原來的副校長侯維煜。我從1949年起給他當了5年秘書。他當年是副校長兼校黨委第二書記，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獻珍主要管教學，其他工作都是侯維煜在抓，楊獻珍只是具名而已。黨校普通班、新聞班（學員都是司局地廳級幹部）的反右運動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壓力下從整風轉到反右後，侯維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領導小組，吸收十來個研究班學員（都是省部級幹部）參加，這固然有加強領導的因素，但是據我體察，實際上還有分擔責任的成分。最後，在這兩個班的992名學員中，打出了29個右派分子，占這兩個班學員總數的2.93%。反右基本結束後，他就心臟病復發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各地和中央機關把他們的優秀幹部送到這裡來學習，我們卻把這麼多人打成右派，今後怎麼向他們交代呢？”1958年初黨校的反右轉入補課，對我的批判由小組會而上升為支部大會、聯支大會。侯維煜病情加重，甚至報了病危。楊獻珍等人去探望他時，他說：“杜光有許多錯誤，但我希望還是不要把他打成右派，留在黨內，以後可以繼續為黨工作。”楊獻珍當時曾點頭答應。但過了不久黨委會討論是否把我劃為右派時，有的人主張要劃，他卻沒有履行對侯維煜的承諾。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打成“楊侯反黨集團”，受盡折磨。我去看望侯維煜時，他剛從安徽流放地回來不久，原來豐滿而精神弈弈的臉顯得清瘦、蒼白，只有兩眼還炯炯發光。他見到我很高興，說起反右，他說這是面對國內外的危機時所作出的錯誤的政策選擇。還說；前兩天石天行（原江西省委工業部副部長，普通班被打成右派的學員）來找過他，要求平反。他認為大多數右派都是應該平反的。還說：“我看你是肯定會平反的，已經過去的時間是無法找補了，還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十多天，落二辦的同志勸我先回杭州，聽候好消息。查懷霖也說：“你的平反看來問題不大，這是大勢所趨，但是還有一系列工作要做，需要有一段時間，你可以先回去，有了肯定的消息我就告訴你。”
我懷着更樂觀的希望回到杭州，焦急地熬過了幾個月的時光。年終時我給落二辦打電話，接電話的同志說：“黨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們正在起草書面的決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們手上。”這是我在1978年底聽到的嘉音，也是期待、渴望了二十一年的嘉音，它比聖誕節的“天使報嘉音”更令我激動，令我興奮。1978年，你終於實現了我的滿懷熱忱的希望，終於給我們家創造了一個大好的形勢。感謝你啊，1978年！
進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關於改正我的右派問題的正式決定，還有為了消除影響而發給有關單位的信函。21年的苦難結束了，我和我們一家的新生活開始了！

（應向繼東先生之約，為《我的1978年》一書而寫，2008年2月22日完稿）
艾 風：受害者與迫害者析
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國人都變成了兩種人：一種是受害者，另一種是迫害者。今天的受害者，昨天也當過迫害者；今天的迫害者，明天說不定又變成了受害者。昨天的受害者，平反後今天又成了迫害者。即使在同一群受害者中，在勞教、勞改場所，又會出現新的迫害者與受害者。總之，斗無止境，害無止境，苦無止鏡。因此，這兩種人角色不斷轉換，但都統一在每一個人身上，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迫害者。
毛澤東就是靠這套統治術，不斷製造輿論，製造矛盾，挑動人斗人，人整人，對人群分化瓦解，不斷“依靠多數，打擊少數“，達到他專制獨裁、鞏固統治的目的。這套法術，比起希特勒40年代焚燒猶太人，比起斯大林30年代濫殺黨軍要人，看似溫柔得多，輿論上要冠冕堂皇得多，手段上要奸詐欺瞞得多。但實際上，他統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約達8000萬人，比希魔、斯魔所釀成的死亡人數，兩者加起來還高出許多許多！
有人說：我歷次運動遭整，肅反中遭審，反右中被戴帽，怎麼可能是迫害者呢？且慢，聽我細細道來。以我為例：我從1950年起即從事新聞工作，1957年被劃成極右分子，受害22年，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告密過誰，揭發過誰，批鬥過誰，怎能迫害誰呢？但細細反思，從人性的角度回憶，我又確實迫害過人，而且迫害大了。那在1950年春的征糧剿匪及以後的減租退押運動中，我在四川自貢市當一個區的農村工作組副組長，當時為發動群眾打開徵糧工作局面，先後申報批准後召開公審大會，槍殺了一個所謂“惡霸”、一個反抗減租的地主。當時雖也發動了一兩個農民上台控訴，現在仔細想想，這兩個人都罪不該殺，只是根據市委、區委的布置，為了打開局面的需要而殺人罷了，這難道不是法外施刑的迫害行為？再說在以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我被自貢市委書記指定專辦《三反五反簡報》，組織記者採訪，每天一期，成為市委指導這場運動的工具。在此運動中被錯打成多少所謂“貪污分子”、“不法資本家”，難道我不是迫害者手中的工具？不是迫害者中的一員？再說肅反運動，我被派出外調一個所謂胡風分子的材料，後來我雖根據調查材料否定了組織上對他的懷疑，但他已被審查逼迫交代半年多，他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作為此次運動的依靠對象，難道不是迫害者中的一員？
再說土改運動，我雖沒有參加，但比起在同時期進行的日本、台灣的和平土改，人家沒有殺地主，農民卻得到了土地並先後富裕了，而我們殺了多少地主，農民得到的土地過幾年又被剝奪了，近60年來依然貧窮，難道這暴力土改是正確的嗎？參加土改的工作隊員不就是一個迫害者嗎？
此外還有鎮反、統購統銷、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批電影“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反胡風等等運動，幾乎每年每月都有運動，以運動治國，以運動治人。每次運動，都產生大批的受害者與迫害者。運動就是暴力，運動就是另一種專政形式。
又有人會說：我歷來膽小怕事，老實為人，每次運動，從不整人，也未被整過，怎會成為迫害者或受害者？
生活中確有很大一群人是這種類型，他們謹小慎微，是好人中的好人。說他們是受害者，因為他們膽小怕事，主要不是性格造成的，而是暴政恐怖造成的。他們每天每事都在接受黨化教育，這是一種奴化教育與愚民教育，充滿了欺騙與愚弄，為此他們相信了共產黨所編造的黨史、中國近代史，還有對抗美援朝、中蘇關係、英美實況等等的說詞，其實每一種說詞都充滿了謊話，這難道不是在思想、文化上的受害？
這使我想起了我在右派勞動改造中的一位難友，他是上海人，空軍地勤師，從香港起義後回國調入四川航空俱樂部工作。1957年沒有鳴放，平時也寡言少語，但他對歷次運動被整的人卻富含同情，在本單位一位右派被批鬥後，他的上小學的孩子中午吃飯無人照料，他就主動為這個孩子打打飯，關心一下。在單位劃右指標沒有達標時，他就此被打成同情右派的右派。他在勞動改造中也從不與人交談，別人找他談，管教幹部找他談，他口中只有三個字回覆：“是，是， 是……”、“對，對，對……！”但在我歷次遭批鬥後，他會在無人處對我送來溫暖的微笑，並問暖問寒。他是典型環境（恐怖）中的典型性格（膽小），可成為小說中的典型人物。難道他不是一個受害者中的受害者？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批老好人沒有享受到憲法給予的公民權利保障，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等等自由權利，你就與上億個被打成“五類分子”及其家屬的人一樣，喪失了自由思想、獨立人格、行動自由，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受害者？
為什麼說他們也是迫害者？我想起一位猶太后裔的著名學者（名字忘了），他在反思猶太人在遭希特勒迫害初期所持的態度時，曾提出一個在中外很著名，很令人吃驚的結論：“順從就是支持！”他說希魔的迫害也是一步一步升級的，在初、中期猶太人都順從了，沒有反抗，以至後期被希魔統統關進集中營，送進焚化爐。順從就是支持，多麼驚心動魄的結論！多麼深刻的歷史的血醒的結論！在暴政統治下順從統治者無法無天，就是支持暴政，支持迫害，並成為迫害者中的一員。依毛澤東的說法，成為“依靠大多數”中的一員。在打擊少數的過程中，這大多數就是幫凶，舉舉手，呼呼口號，以壯聲威，是幫凶；上台揭發、批判、動武，更是幫凶。這就是歷次整人運動的多數暴力，或稱群眾暴力。
當然，我想這位猶太學者並不是號召大家作無謂的反抗或犧牲。其實對暴政可採取各種反抗方式，如不合作運動，目前在上海、成都等地在維權運動中出現的群體散步式抗議，網上簽名抗議等等，可因時因勢而異。總之，對暴政不合作，消極反抗，都比順從與支持要好。
又有朋友問：當前被很多人稱為黨的良心的彭德懷、胡耀邦兩位前賢，在他們被迫害前也當過迫害者嗎？我說：是！彭德懷確是一位忠勇之士，不僅戰功顯赫，而且還是一位最敢於在中央提批評意見的元帥。但在1956年中央軍委大反軍事教條主義中，把劉伯承、粟裕、陳伯鈞等一批將帥打成教條主義分子，當時劉伯承正在病中，還逼劉從南京趕到北京在將帥大會上檢討，雖然此案是毛澤東主使與支持的，但彭老總也難辭其咎。在他1959年被整後，他才清醒了，既後他碰到陳伯鈞上將時，就道歉說：“當時批你們批錯了！”依然凸顯出這位老帥知錯認錯的人格魅力。胡耀邦也一樣，他雖在“四人幫”被打倒後，領導、主持平反了387萬多件冤假錯案，使2000多萬受牽連的人解脫，上億人的所謂“五類分子”及家屬脫離苦海，因此在80年代當總書記時深得黨心、民心。但他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在總參謀部的一個局領導搶救運動，曾被康生表揚為五個典型中的一個典型。典型者，就是抓出的“特務”最多，搶救成績最顯著。後來雖然這些“特務”被否定了，但當時的胡耀邦是一個迫害者是確定無疑的。也許正是這一次錯誤，促使胡耀邦對歷次政治運動有一個較清醒的認識，以至他在平反運動中的功績將彪炳千古。
這兩位品質如此優秀的人士，為什麼會一時成為迫害者？制度使然也！這個極權恐怖的制度，以整人、害人、踐踏人為樂事，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是也！入黨提干，要看你在整人運動中立場是否堅定，積極程度如何。一級一級向上爬升的官員，就是一次次整人的英雄。如果良心發現，不願整人，那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上級對下級所說的：“如果你單位沒有右派，那你就是右派……”，這樣一種可怕的專制的共產制度 ，每天都在吃人害人，與希特勒的活人焚化爐又有何異？與絞肉機又有何異？
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在暴政恐怖下，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迫害者。


鐵 流：千古絕唱，劉雪庵的悲慘人生
引言：“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淚灑相思帶。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今天六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可能絕大多數都不知道劉雪庵這個名字，但誰都知道《何日君再來》這首蜚聲海內外為千百萬人喜歡唱、喜歡聽的歌曲。甚至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失意，不分得意；也不分你是生活在如花似錦的故土，還是飄泊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它鄉，甚至不分你牽手情人的玉腕還是失戀時的孤獨踟躕，只要一聽到這首歌和一唱起這首歌，便給你帶來無窮無盡的遐想與幽思，喚起你萬千思緒的翻湧。毫不誇張地說，這首為“一代歌后”鄧麗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遠遠超過宋•柳永那首里巷閭里，婦孺皆知的“楊柳岸曉風殘月，今霄酒醒何處？”的千古絕唱！但更不為人知的是，劉雪庵這首燴灸人口的歌詞換來的卻是一生的痛告與折磨。
劉雪庵先生除留有這首千載絕唱的《何日君再來》外，還有好多好多的愛國歌曲，如《畢業歌》《長城謠》《黃水謠》《游擊隊歌》《上前線》《流亡三部曲》。劉雪庵先生一生創作譜寫了許多燴灸人口的愛國歌曲，使不少年輕人義無返顧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鬥爭，壯大了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後又用歌曲幫助沒有人性的新獨裁者毛澤東逐鹿中原，問鼎天下，擊敗了還有點人性天良的老獨裁者蔣介石先生。但是，這些愛國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並未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更未給劉雪庵先生帶來榮耀。相反在大半個世紀以來，伴隨着民族的風風雨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鬥爭，他的作品被人曲解，上綱上線鞭撻得一無是處，像個柔弱的少女，羞辱得久久抬不起頭來。劉雪庵先生更是為這首《何日君再來》歌曲背負了種種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至寶貴的生命。
值此反右鬥爭五十年之際，我循着歷史的軌跡，去翻閱了劉雪庵先生這頁慘不忍睹的大悲大難的人生故事。他蒙冤受屈二十餘載，備受磨難，雙目失明，癱瘓在病床上； 自始至終不屈不撓，熱愛音樂，熱愛藝術，熱愛國家，熱愛人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忘記寫歌譜曲。劉雪庵是個親切的名字，是個響亮的名字。然而也是個令人心酸的名字！
愛國抒情，嚮往自由
劉雪庵是四川銅梁縣巴川鎮東門鹽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鄉發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沒。父親生前常跟他講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他的大哥是小學教師，愛好音樂。他自幼跟哥哥學習崑曲，吹笛弄蕭。他的大哥是他的音樂啟蒙老師，也使他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久母親、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難，沒錢醫治，相繼離開了人世。這場災難，對於剛剛進入中學，年僅十三歲的劉雪庵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他不得不輟學，在家裡自學音樂，幫助料理家務。為了掙錢養家，十七歲那年當了小學音樂教員，當家境有所好轉，便於1924年考入成都美術及藝術專科學校，學習國畫，學習鋼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這所學校里，他閱讀了《語絲》《太陽》《創造》《洪水》等新文藝刊物，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導社”，與共產黨員有了接觸。1927年春，美專停辦。劉雪庵回到銅梁縣，在養聖學校任音樂教師，後來擔任了該校校長。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導下，他聘請進步老師任教，提倡音樂、美術教育，開展體育活動，使學校充滿勃勃生機。“四•一二”發生了國共分裂，國民黨四處追剿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當共產黨員周克明被追捕時，劉雪庵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學校，保護起來。後來這所學校成為中共銅梁縣委所在地。不久，國民黨又到學校抓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在黨組織安排下，劉雪庵撤離了銅梁縣。他來到上海，考入中華藝術大學。這是一所進步學校，由《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譯陳望道創辦。在這裡，劉雪庵參加了由宋慶齡和魯迅發起組織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學校被國民黨查封。
1930年秋，劉雪庵考入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打下了堅實的音樂基礎，開始了音樂創作。他先後創作了《喜來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殺敵歌》《提倡國貨》等培養兒童健康品德和愛國精神的歌曲。僅比他年長一歲的黃自既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關係。黃自十分欣賞劉雪庵寫作的一些歌詞，常為之譜曲。《農家樂》《新中國的主人》《總理逝世紀念》《踏雪尋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們師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驢灞橋過，鈴兒響叮噹。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度好時光。”已成為我國的經典名曲。
這裡還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在他舉辦的“徵求具有中國風味鋼琴曲”的比賽中，劉雪庵創作的四首鋼琴小品《中國組曲》：“想當日梢頭獨占一枝春，嫩綠嫣紅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慘遭無情手，未隨流水轉墜風塵；莫懷薄倖惹傷情，落花無主任飄零；可嘆世人未解儂心苦，向誰去嗚咽訴不平！”受到高度評價。後來，齊爾品曾將《中國組曲》介紹到歐美演奏，並先後在巴黎、紐約出版；與其它三首歌曲《早行樂》《採蓮謠》和《菊花黃》，以《四歌曲》為題介紹到東京出版，發行歐美各地。劉雪庵還曾為古詩詞譜曲，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等。其中《春夜洛城聞笛》譜曲嚴謹、典雅，優美流暢，婉轉起伏，聽來親切感懷，抒發了知識分子惆悵懷舊的心情：“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用歌抗日，以曲救亡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鐵蹄大舉入侵中國，劉雪庵挺身而出，組織講演會，出牆報，寫歌曲，呼喚人們起來抗擊日寇的入侵。為了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音專師生走上街頭，劉雪庵、賀綠汀等學生由黃自親自領着走向浦東，捧着竹筒，挨門挨戶去募捐。,從這時起，劉雪庵開始了抗日歌曲的創作。先後寫出《出發》《前線去》《前進曲》《出征別母》。在《出征別母》一曲中寫道：“母親回頭見，母親回頭見，孩兒去了請你莫眷戀。這次上前線，是為祖國戰。殺敵誓爭先，光榮信無限，光榮信無限。戰！戰！戰！救亡圖存，縱死沙場我心願。”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劉雪庵組織音專學生走上街頭遊行請願，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運動。隨後，他參加了中國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詞曲作者聯誼會”。這期間，他與王紹清合作，譜寫了《戰歌》：“戰戰戰！一齊上前線，報仇雪恨，奮勇當先。哪怕敵人的強暴野蠻，只要我們英勇壯膽，抱着犧牲的決心去干，爭得光榮的凱旋！”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劉雪庵當即與侯楓合作，譜寫了歌曲，《大家一條心》：“大家一條心，向抗敵救亡的路線前進！前進！前進！前進！收復四省，奪回平津。國土要完整，正義始能伸，大家一條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線前進！”樂曲英勇樂觀，表達了全國人民奮起抗戰，收復失地的強烈願望。
在抗日戰爭中，他以音樂為武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加入了上海文藝界救國聯合會，與黃自、廖輔叔、李維寧、江定仙、陳田鶴等成立了“中國作曲者協會”，有組織地發揮音樂工作者在抗戰中的作用。“協會”就設在劉雪庵家中，成為上海音樂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據點。他還同張曙、夏之秋、冼星海等聯合音樂界進步人士組織了“全國歌詠協會”，劉雪庵為執行委員，曾和沙海、王雲階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游擊隊”的大型音樂會。劉雪庵還自費出版了音樂期刊《戰歌》。上海淪陷後，《戰歌》輾轉武漢、重慶，共出版了十八期，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份影響廣泛的抗日音樂刊物。賀綠汀的《全面抗戰》《游擊隊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壯士》《賣花詞》和他的《長城謠》《流亡三部曲之<離家>、<上前線>》，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戰》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過這本小小刊物傳遍全國的。
《戰歌》在上海創刊後，曾有人向劉雪庵推薦歌曲《松花江上》，說這是當時在平津流亡學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戰歌》上發表。這首歌是誰的作品，推薦人沒有說明。劉雪庵看後認為的確是一首好歌，只是覺得它過於傷感，沒有急於發表。不久上海淪陷，劉雪庵乘船去香港，準備由香港轉入內地。在船上，他欣喜地與文化救亡協會內地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江陵相遇。他們談起了《松花江上》這首歌，劉雪庵提出要把這首歌擴充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轉為緊張激昂，以激起人們的鬥志。江陵十分贊同他的意見，立即在船上寫了第二部《離家》的歌詞：“泣別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哪裡是我們的家鄉？哪裡有我們的爹娘？百萬榮華，一剎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還有個人幸福？哪還有個人安康？——誰使我們流浪？誰使我們逃亡？誰使我們田土淪喪？誰要我們民族滅亡？來來來，來來來！我們休為自己打算，我們休顧個人逃亡，我們應當團結一致，跑上戰場，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在他們從香港赴廣州的火車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線》的歌詞：“走，朋友！我們要為爹娘復仇。走，朋友！我們要為民族戰鬥。你是黃帝的子孫，我也是中華的裔胄。錦繡的河山，怎能任敵騎踐踏？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裡葬送？走，朋友！我們走向戰場，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我們有沒有力量？有！拿起我們的槍桿筆桿，舉起我們鋤頭斧頭，打倒這群強盜，爭取我們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劉雪庵譜曲後，將《松花江上》《離家》《上前線》合成《流亡三部曲》，當即交給流亡學生排練，在中國戲劇界支援各地抗敵軍聯合大公演時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戰歌》上發表。從此，《流亡三部曲》傳遍全國各地，成為當時膾炙人口、廣為傳唱的抗日歌曲。
影片《十字街頭》通過對三十年代幾個失業大學生不同經歷的敘述，塑造了處於民族存亡緊要關頭的三種人物形象：劉大哥義無反顧地奔向抗日前線；小徐懦弱消沉，自殺身亡；老趙和阿唐苦苦掙扎，由彷徨變得堅定。影片中，劉大哥看着東三省的地圖，無限感慨地唱起了劉雪庵作詞譜曲的《思故鄉》：“我不忘記我最可愛的故鄉，我不忘記故鄉三千萬的奴隸。我要唱雄壯的歌曲，我要寫悲憤的詩句。不怕強權，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敵。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愛的故鄉；我要回去，喚起那被壓迫的奴隸。” 歌曲激昂慷慨，猶如江河奔騰，振聾發聵，促人奮起。由於《思故鄉》有着鮮明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連同畫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卻不脛而走，流傳開來。
1937年春，潘孑農的電影劇本《關山萬里》投入拍攝。影片講述一位東北的京劇藝人，“九•一八”事變後，攜妻女流亡關內，在顛沛流離中，自編小曲，教育幼女牢記國恨家仇的故事。故事裡，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樂家收養。後來，在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募捐演唱會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長城謠》，這是音樂家根據幼女父親編的小曲譜成的。這首歌使他們父女團圓，卻仍然回不了家鄉。潘孑農請劉雪庵為全劇配樂並為《長城謠》歌詞譜曲。不料“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影片未能拍成。潘孑農和劉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聯繫。這年九月，潘孑農在赴武漢的輪渡上，遇見一支青年抗日宣傳隊，他們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極其優美的歌曲。他覺得歌詞是那麼熟悉，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寫的《長城謠》。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動萬分：影片雖未拍成，劉雪庵卻已將歌詞譜了曲傳唱開了！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
自從大難平地起，奸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
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鄉。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強。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
追求進步，反對獨裁
1938年2月，周恩來和郭沫若分別擔任了國民黨軍委政治部副部長和第三廳（分管宣傳）廳長的職務。陽翰笙、田漢、史東山、應雲衛、冼星海等均在三廳負責一部分工作。劉雪庵隨後到三廳任設計委員，與賀綠汀等人參加了三廳主持的全武漢歌詠界為紀念“七•七”抗戰一周年、聶耳逝世三周年和保衛大武漢的籌備會；與陽翰笙、田漢、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聶耳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還與張曙等擔任了“企業歌吟團”訓練班的教學工作。此時，台兒莊戰役獲勝，劉雪庵當即與田漢合作，譜寫了歌曲《捷報》：“在東戰場，在北戰場，都捷報連連。在天空中，在陸地上，展開了壯烈的殲滅戰。我們走上了勝利的初步，我們挫折了敵人的凶焰。我們敗不氣餒，我們勝要自勉。鞏固軍民合作，加強統一戰線，用全民族的力量，爭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據周恩來“對國民黨的嚴禁封鎖，必須想辦法予以衝破”的指示，重慶戲劇界以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為名，聯合公演他的史劇《屈原》，導演陳鯉庭邀請劉雪庵為該劇配樂譜曲。劉雪庵收到邀請信後，不顧學院阻攔，星夜趕來重慶，苦戰了三個晝夜，就完成了全劇的樂譜。演出時，他親自擔任樂隊指揮。《屈原》借劇中人之口，痛斥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卑劣行徑，在群眾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一天，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顧毓琇設宴款待劉雪庵，請他為自己編寫的劇本《蘇武》配曲。劉雪庵懷疑這是要用《蘇武》來抵制《屈原》，當即拒絕了顧的要求。不久，他就被青木關音樂學院解聘了。理由是：“為《屈原》配樂，不肯為《蘇武》譜曲，有很危險的政治傾向。”劉雪庵隨即來到壁山社會教育學院任教，擔任藝術系教授兼音樂科主任。在新的環境裡，他一如既往，不畏強權，繼續支持和參加愛國進步活動。一次，在軍警荷槍實彈把守的廣場上，他無懼無畏地指揮1500名大中學生演出了從解放區傳來的《黃河大合唱》。演出後，還和同學生們一起參加了環城大遊行。
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黨以“張莘夫事件”為藉口，在重慶策劃了反共大遊行。社會教育學院貼出布告，強迫全體師生參加。劉雪庵與許德珩、陳仁炳、俞頌華等進步教授當即組成“抵制會”，貼出抵制布告。雖然遭到威脅，他們仍不為所動，拒不參加遊行。此後不久，他們幾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1947年，全國各地掀起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劉雪庵作為蘇州社教學院民盟地下組織領導人之一，與謝孝思等組織了“教授會”、“講師會”、“職工會”，積極投入運動。劉雪庵還公開支持學生聲討反動報刊《明報》，支持人力車工人總罷工，為此，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被秘密監視。
淮海戰役後，南京政府面臨崩潰。劉雪庵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在社教學院成立了“經濟稽查委員會”，控制了學院的財權。當院長要把學院遷往台灣時，劉雪庵堅決反對，積極參加了護校鬥爭。在成立的“五人院務委員會”和“員工警應變聯合會”中，劉雪庵都擔任副主任委員。他們把學校僅有的七根金條埋藏起來，解放後，交給了軍管會。
解放後，劉雪庵先後在無錫蘇南文教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是無錫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劉雪庵奉調進京，負責籌建北京藝術師範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前身），然後便在該院任教，並擔任副院長。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滿懷激情地譜寫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窮根》《翻身舞曲》《來唱個翻身樂》《全世界人民團結緊》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誤中奸計，身陷“陽謀”
事情還得從1957年春的“整風運動”說起。那次整風運動，宣布的內容主要是反對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運動開始後，中國音協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邀請在京的音樂家圍繞上述內容對領導提意見。有關領導親臨現場，消除與會者的顧慮，鼓勵人們大膽講話，劉雪庵應邀出席了座談會，而且第一個發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談了自己的幾點意見：一、音協領導有宗派主義。他說：“從音協領導來看，有三個主席四個秘書長。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黨員領導……”二、音協機構的學術性差。他說：“從音協的方針來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來，有的工作處理不夠妥當。原因在哪裡？依我看，是有些領導同志對藝術與創作關係的理解有問題，音協機構政治性太強，學術性太差。”三、創作與批評的問題。他說：“在創作上，過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論及音樂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黃自的《農家樂》和我的《紅豆詞》，應當根據這些樂曲的意義和作用，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這對於開展理論與批評，繁榮創作藝術還是有好處的。”
事實上，有的意見，比如文藝創作與批評方面的問題，劉雪庵早有看法。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發表了九個來小時的講話。其中有一部分是專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和科學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自由討論的方法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劉雪庵聽了毛澤東的講話錄音，聯繫到音樂界的實際情況，認為領袖的講話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動。他先後發表了文章《不怕跟內行吵架》和《一聲春雷之後》，其中談到在音樂界對某些作品的批評，往往失之粗暴，影響了一些作者的創作積極性。他在文中寫道：“也有一些批評，並不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觀點對具體作家具體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則的，甚至是教條主義的悶棍，窒息了許多作家及理論家的創作活動。”
在整風座談會上，直面領導，劉雪庵先生的發言無疑是坦率的，真誠的，也是尖銳的。他畢竟是一介書生，一個心無城府的音樂家。他不懂權術，不懂什麼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麼是“陽謀”。他怎麼會想到，當他在座談會直抒胸懷，一吐為快時，已經掉進了一個深深的陷阱里。這時候，全國的整風運動已經轉入反右派運動了。他所在的北京藝術師範學院，連續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他本是這所學院的副院長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員，現在被斥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國音協連續召開他的批判會，批判他反動的文藝路線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人民音樂》等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刊登有關領導、音樂界權威人士批判聲討他的文章。一盆盆髒水向他潑來，一根根棍子向他抽來，一頂頂帽子向他飛來。於是他成為音樂界的大右派，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行政撤職，留用審查，工資降三級，下放圖書館資料室任資料員。與劉雪庵在同一學院工作的妻子喬景雲，為丈夫辯解了幾句，也以“為右派丈夫辯護”為由被打成了右派。
悲慘人生，淒涼晚年
反右派運動以後，劉雪庵的名字連同他的歌曲都銷聲匿跡了。他在學院圖書館資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時候學院作曲系缺人講課，也會讓他去頂替一下；沒人抄譜，也會召他回去抄寫一下。他原本是國家一級教授，工資很高。反右派運動前，他自動要求降了兩級，成為三級教授。打成右派後，降至六級。在這樣的境況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憂國”，當他從新聞中得知“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時，他深感不安。當時他一家八口人，生活並不寬裕，但他仍決定節衣縮食，從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資中拿出60元，以“劉世”的名義捐獻出來，支援世界革命。這一捐款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身陷囹圄為止。
音樂是他的生命。在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之餘，他仍堅持器樂和歌曲的創作。先後為毛澤東詩詞《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絕•為女兵題照》《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菩薩蠻•黃鶴樓》譜曲，還創作了鋼琴曲《小山雀》，編寫了《樂理初步》《曲調作法》和《中國簡易和聲新解》，撰寫了百餘萬字的學習筆記。1959年，他創作了管弦樂曲《瞬間》，傾訴他心中的苦悶，期盼這場噩夢能瞬間過去。然而，作為右派，他的作品無處發表，也無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閣。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獲自由。但現實太殘酷了。文化大革命像決堤的洪水向他兇猛衝來，沖毀了他的家，衝垮了他的期盼。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僅是老右派，還是走資派（儘管沒有職務）；不僅是歷史反革命，還是現行反革命。他是個高度（2700度）近視患者，即便戴上眼鏡，看書寫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詞，誤將“反帝”抄成“美帝”，這一字筆誤，他成了“現行反革命”。他被趕進“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圖書、字畫、古董、照片，還有傾注他心血的手稿，統統被抄走了。而這一切，竟都一去不復返，劉雪庵只有望天興嘆。他被勒令掃街，紅衛兵動輒用棍子抽打，有時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斷被揪斗，在學校里斗，在家門口斗，還要遊街，脖子上掛着三十來斤重的鐵牌子……接着，他們全家被掃地出門，從三室一廳的教授樓里被趕了出來，住進了一間四面不見陽光的小平房裡。年過花甲，身體孱弱的劉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絕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幾次反常舉動，都被日夜為他提心弔膽的妻子發現了，她攔阻了他。
喬景雲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卻未能倖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個同事故意將一張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腳旁，然後誣告她“踐踏毛主席像”。（後來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問題而先發制人，對她進行栽贓陷害的。）她就這樣稀里糊塗地成了“現行反革命”，遭到紅衛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宮脫垂。這時劉雪庵又被發配天津軍糧城炮兵農場勞動。喬景雲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體和他一起去了農場。在那裡整整呆了兩年多，後來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們背上火車，回了北京。由於是現行反革命，連她的合同醫院也拒絕收治，她只得在家裡挨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數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連、歷盡磨難的妻子，永遠地離他而去了。劉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致命的一擊。他悲痛欲絕，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載的劉雪庵得到“改正”。但僅僅是在會上作了宣布，書面的結論直到1982年才交給他本人。結論中仍然將《何日君再來》定為黃色歌曲。同年10月，劉雪庵出席了第四屆全國文代會。這是“十年浩劫”後的第一次文代會，會上朋友們劫後餘生相聚，有多少話語要互相傾訴，有多少是非要顛倒過來，有多少事情要還它們的歷史本來面目啊！然而，萬萬沒有想到，大會上，竟還有人出來“清算”《何日君再來》，仍然說這首歌是漢奸歌曲！劉雪庵再也無法承受這個刺激了。他氣得眼底出血，視網膜脫離，雙目失明了。從此，他臥床不起，有苦難言，只是默默垂淚。
他和所有右派一樣沒有得到徹底平反，在社會上仍然抬不起頭來，一些人甚至還不敢和他往來。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學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賀綠汀、謝孝思等，有時來看望他，給他帶來難得的安慰與溫暖。戲劇家金山走出監獄後，也來探望了劉雪庵。兩位老友相見，感慨萬千。不久，金山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劉雪庵寫的曲譜已經遺失，只好再求助於他。劉雪庵在人們的幫助下，硬是把原曲譜追憶了出來，還對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正當他埋頭於恢復《屈原》樂譜時，社會上掀起了對《何日君再來》的又一輪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傳入大陸，其中包括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演唱的《何日君再來》。有人驚呼：“《何日君再來》這樣的歌曲現在開始在一些角落裡傳播……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於是對《何日君再來》的批判捲土重來。好在有一個叫沙青的記者，就在這個時候，他走進劉雪庵的家，採訪了這位“已銷聲匿跡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報》刊登了沙青的專訪報道。他在結束語中寫道：“當我寫完這篇稿子的時候，心裡湧出了一句話：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吧！”一聲輕輕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們的心上。“撥亂反正”的時代已經來臨。人們開始一個個站出來，為《何日君再來》鳴冤，為劉雪庵鳴不平！
1985年初，孩子們送他去住院治療。他本可享受單人病房待遇，但由於無權無勢無錢，醫院說沒有病房，住不進去；雖然與他幾乎同時去醫院的朋友住進去了，而他則被留在觀察室里。嘈雜的環境，讓他不得安寧；心頭的疑慮，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願去住院的，無奈褥瘡在家得不到有效醫治，只好聽從孩子們的勸說去了醫院，卻落得這樣的處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他於1月1日住進觀察室，在這裡一直呆了一個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進病房，但仍不是他該享受的單人病房，而是和一個因腸道手術失敗、腸子暴露體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綠霉桿菌！綠霉桿菌是一種十分可怕的病毒，它發展迅速，且難以抑制，對人體的正常組織具有極強的破壞性，身體有創面的人最容易感染。一旦感染，即難以救治。事實正是這樣殘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綠霉桿菌，悄悄地潛入長了褥瘡的劉雪庵體內，使他的病情迅速惡化。自知生命已走到盡頭，垂危之際，他還囑咐孩子們將他的遺體捐獻給國家。一代傑出的愛國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劉雪庵，帶着深深的遺憾與痛苦，於1985年3月15日與世長辭，永遠地離去了。
尾 聲
1999年，田青編著出版了《老歌》，共選收歌曲100首，分為《藍色的夢》《戎馬天涯路》《火紅的時代》《最響亮的歌》《為自己歌唱》五個部分，各代表一個不同的時代。每個部分選收20首歌曲，從李叔同的《祖國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來相會》。
《何日君再來》被選收在《藍色的夢》中，田青還曾為之賦詩一首，致劉雪庵：曹操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東坡說“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沒有罵他頹唐。可為什麼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便被趕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罷似覺悲涼！
如今，當我們再唱《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時，會想起為此而使身心備受摧殘，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的劉雪庵先生，唱出我們心中永遠的痛，唱出我們對他永遠的懷念。

（本文引用了李泥女士所著“劉雪庵與《何日君再來》”一文的一些資料，特此致謝）
李文書：長壽湖逃亡者的自述
我是四川鄰水縣人，家裡在縣城開了個照相館。我從小喜歡畫畫，初中畢業那年，1954年，我已經畫了幾百幅，我的美術老師認為我有天賦，專門帶我到重慶報考美術學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滿意，老師高興得很。
報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個“區域限制”——只有戶口在成都、重慶、昆明、貴陽、拉薩五個城市的學生才能報考，我被排除了。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擊難以計數，這是第一個。我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這個“新社會”不自由。
老師垂頭喪氣，帶我在市中區遊蕩。他安慰我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泰電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戶口從鄰水轉過來，變成重慶人，明年再考。
在國泰電影院附近，我們看見西南人民藝術劇院演員訓練班招生，老師說，去考一下試試。
我在初中很活躍，經常上台表演，還會拉手風琴，但我一心想搞美術。老師再三勸我：去試一下嘛。
260個人報考，只收5個，我無心當演員，所以不緊張，初試、複試，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學生證（報名時交給他的）。這個時候，老師和我身上都沒錢了，沒錢住店，老師要回去了。演訓班非常熱情地留我，保證供我吃住。
為了生存，我留了下來。
我這輩子，總是命運推着我走，我個人把握不住。
演員訓練班偏偏設在美術學院內，勾得我心猿意馬，我一邊學表演，一邊暗戀美術，有空就去看美院學生畫畫，現在的著名畫家江碧波、馬一平都是同我一塊報考的，他們比我幸運，戶口在“區域”內。
演訓班學習兩年，每周一個作品表演，連續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動被淘汰，改學美術，但那個時候的人很老實，我沒想到可以鑽這個空子，也沒有人給我指路。
我1956年6月畢業，畢業演出一炮打響。《重慶日報》登載了我們的演出，劇評家王大虎（註：1957年被劃為極右，1963年病逝）專門評論了我。那個時候，一上報受讚揚就算有了點名氣。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認為前面的世界寬廣得很。
我分到話劇團不到一年，鳴放開始了，人們給當官的提了不少意見，什麼任人唯親、獨斷專行、耍乾女兒——搞年輕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麼這麼污？！
這些事放到現在來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當官的包二奶已經是普遍現象，但那個時候我對共產黨很熱愛，認為共產黨先進、優秀，共產黨內不應該有這種人。
我畫了幅漫畫《我所欲也》，指名點姓諷刺院長。我把他畫成個羅漢，舒舒服服躺着，旁邊有人給他打扇，有人給他撓癢，有人給他掏耳朵。院長則把一頂頂“黨員”、“先進”、“優秀”的帽子賜給這些人。
這幅漫畫我畫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繪畫才能，是我分到話劇團後的第一幅公開作品。
反右一開始，就把我劃入反黨小集團，成員有右派李正、范國瑞等。
但是沒劃我右派，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寫檢查，認錯。我不干。他們前後找了我三次，問：“寫不寫？”“不寫！”“寫不寫？”“不寫！”“不寫就劃你右派！”“劃就劃，當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時還不到18歲，一個毛頭小伙子。
1957年11月，劃我右派，下放南桐農村勞動。
他們在我檔案上把我出生年改為1937年，提前了兩年，這樣，我當右派年齡不會顯得太小。
我並不害怕勞動，人年輕，力氣好，又活潑，農民們都喜歡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當右派前，我有20來個朋友，每個月通一次信。當了右派，我主動給他們寫信說我是右派了，今後不再往來。那幾年，只有一個人不怕，堅持同我通信。
這個人叫王XX，是我鄰水中學的同學。我在歌劇團時，她來報考，我給她手風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樂學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過她，她的同學說，喲，王XX耍了個帥小伙。她高興得很。我當右派之後，她一直同我通信。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開一看，是她寄來的，裡面還裝了兩顆上海大白兔奶糖。
1960年，她附中畢業，成績非常優秀，但是，學校黨委告訴她，必須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否則不准升音樂學院。她給我來了封信，問我怎麼辦。我沒給她回信，直接給她學校的黨委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我已經同王XX斷絕了往來。從此我真的不再給她寫信，後來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給我哥哥寫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們就此斷了音訊，直到1976年。
我的麻煩主要出在長壽湖。
大躍進時，重慶市委的領導冒出個念頭——把長壽湖搞得像西湖，漁場為此組織了一個美術組，要求從美術的角度把長壽湖設計得比西湖還美。右派中有的是美術人才，如四川美協的國畫家楊鴻坤、岑學恭，西南美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呂琳，四川美協漫畫家高龍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當副組長。
在美術組裡，我同頂頭上司蘇X——漁場獅子灘區的書記——發生了矛盾。
這些畫家都是半老頭子，身體又不好，蘇X認為，搞設計也得參加勞動，勞動改造思想雷打不動。我是副組長，為他們說話，同蘇X發生爭執。蘇X罵我“你不要以為你摘了帽，告訴你，摘了帽也還是右派”！
緊接着，大躍進變成了大饑荒，到處死人，還搞啥“超西湖”？美術組撤銷了。
1961年冬，有個小整風，傳達了個文件，上面有毛主席的一封信，專門針對農村一些幹部的大吃大喝和剋扣群眾口糧，說這是國民黨作風。我看見場部小食堂經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個姓李的小個子，同我關係好，他告訴我一些內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鳴放一樣站出來說話，寫大字報，還把蘇X調戲一個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來。她是熱帶魚研究所的，比我小一歲，是她親口告訴我的。
那個小整風轉眼又變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點事沒有，我又糟了。毛澤東這個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蘇X不出面，找了一個叫顧XX的摘帽右派當打手。
5月份搞“雙搶”——搶收、搶播，通宵達旦地干。一天晚上12點，我還有一塊麥子沒割完，準備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再割，結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蘇X、顧XX藉機懲罰我，把我一個人放到豬兒島，三頓飯划船送來。那兩個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獨性格就是在豬兒島形成的，從那一年起到現在，我都特別能忍受孤獨。
他們還強迫我乾重活，不幹完不准吃飯，1961年，每一口飯都是救命的糧。我發現他們是要置我於死命，便悄悄跑回劇院，要求領導調我到別的地方去勞教，長壽湖太黑暗了。
在劇院發現，1957年我諷刺過的一個秘書已經當了副院長，此人最善於吹牛拍馬，媚上壓下，我的請求自然不會有結果。
回到長壽湖，蘇X說我逃跑。這次動手打，他不動手，顧XX也不動手，顧找了一些孤兒來打我。我又跑回劇院，強烈要求換地方。劇院答覆：忍一忍，明年調我回劇院。
長壽湖認為我第二次逃跑，懲罰更重，這一次不打，而是把勞動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飯。每天晚上，田裡只剩我一個人在幹活。蘇X、顧XX要把我逼死的意圖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決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懼，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懼。
我把我的決定告訴了范國瑞、宋軍濤，他們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條。但他們擔心我跑不脫，范國瑞給了我幾斤糧票，說：“你要是被抓回來，肯定吊起來打，你活得出來？”
在豬兒島對面一個叫黃桷村的地方，住有幾家農民，我同他們關係很好，我決定先到農民家躲幾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農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牽連，我在一個姓劉的農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門，開始了長達半年，縱橫十餘個省的逃亡之路。
姓劉的農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還給我烙了幾個餅子，我淚水流出來。那個時候，回龍鄉靠近墊江一帶，一個村一個村的人餓死光，幾個餅子比現在的幾兩金子還貴重！
我們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沒有狗叫，更沒有雞鳴，四下一片死寂。橫掃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到了第三個年頭，借用毛澤東的詩，叫作“萬戶蕭疏鬼唱歌”。從獅子灘到鄰封鎮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這條小路上，就看見三具屍體。屍體都倒臥在黃桷樹下。川東地區，路口、埡口總有一棵黃桷樹供行人歇涼休息，這幾個人走到這裡，坐下來休息，倒下去就斷了氣。我在黑夜中看見那幾張枯乾凹陷的臉，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齒，背脊陣陣發麻。我才22歲，已經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個陰森森的大地獄。
平反後我把那天晚上的經歷和感受寫成一篇小說，本來要發表，批判白樺又撤下來，我拿給范國瑞等人看，他們看哭了。
在鄰封，我同小劉分手，他叮囑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長壽縣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慶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滿目蕭條，我在江邊一個爛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後從涪陵坐船到重慶。
在重慶我沒有錢，又沒有家，只得回鄰水。我渡過嘉陵江，到江陵廠找到我一個朋友。他也沒錢，給我幾個饅頭，我靠這幾個饅頭，走了兩天才回到鄰水。
老家只有一個哥哥，他因病沒得到醫治，癱瘓了，家中娃兒多，生活十分困難。我吃了一個月，實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聽人說，北大荒日子好過，不缺糧吃，於是我決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傳的一個照相機交給我，作為送別，那個年頭一分別，還見不見得到，鬼都不曉得。
我到重慶後，把留在劇團的最後幾件衣服拿到大陽溝賣了，買了張到北京的火車票。
在北京永定門下車後，身上錢光了。北京查得嚴，不好混車，北大荒還遠，怎麼辦？
我在永定門轉來轉去，走投無路，沒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實實說，重慶來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當盲流收留，強制送我回重慶，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車。
到豐臺時，我溜下車，鑽出車站。在車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籌莫展，逼迫痛下決心：賣相機！
我轉來轉去找買主，幾個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面前，不由分說把我抓進派出所。
“相機從哪兒偷的？說！”照相機在當時屬於貴重物品。
“是祖傳的，我父親開照相館”。
“祖傳的？你是什麼人？”
我老老實實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們一聽說我是右派，不多問了，立馬把我抓進看守所。
這一關就關了20多天。
放我出來時，派出所的人說，他們同劇團聯繫了，證實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慶。
“相機呢？”我問。
“相機？你還想要相機？”
我不敢多說，怕又被關，相機就這樣被他們吞了。
快到石家莊時，押送我的那個人下了車，他一走，我趕緊溜下車。打死我，我也不回重慶，不回長壽湖。
在石家莊車站，我遇到兩個河北熟盧縣的農民，他們是父子倆，倒騰點小生意。聽說我的身世後，他們勸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們去內蒙古，那邊有糧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嚴，肯定能呆下來。我身上還有最後幾塊錢，他們叫我拿來買點雜貨，比如大蒜，沿途倒賣，掙口飯吃。車票就不用買了，跟着他們，混。
我一無所有，不怕被騙，而且那個時候騙子少，人心不像現在這麼壞。
我決定跟他們走。
從石家莊出發，經陽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車。這父子倆是混車老手，各個車站地形熟，我跟着他們翻圍牆，鑽柵欄，爬車廂，進進出出上上下下，如入無人之境，居然沒被逮住一次。
到了內蒙，每過一個村子，他們都前前後後找人問：有個小伙子，願意留下來幹活，要不要？
每次答覆都是：要是早來兩個月，沒問題，但現在中央剛剛下了文件，傳達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沒有證明的陌生人。
我們整整走了三個縣，沒有一個地方敢收留我。這個政府威力大得很，內蒙這個偏遠的地方都管得嚴嚴實實。
父子倆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沒法了，他們要回家，問我怎麼辦？跟不跟他們回去？
人到了這個地步，心有些橫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說，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處走。
同父子倆分手，我有些感傷，素昧平生，他們盡了力幫我。
天，冷了，越來越冷，我穿得單薄，衣服早賣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我很有些衝動。可惜，又冷又餓，骨子裡那種繪畫的藝術浪漫升華不起來。
我又混上火車——我已經很有“技術”——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堅持去看天安門，天安門在我心中很神聖。
那個天冷得很，寒風呼呼吹，我站在寬廣氣派的廣場，哆哆嗦嗦。毛主席的巨像掛在正中，正慈祥親切地望着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我突然覺得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我卑微得很，在這個地方沒有立錐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這種狀況，不該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溫暖的南方。
我主動找到收容所，這次我沒說實話，更沒說自己是右派，我告訴他們，我是湖南來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幾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車。整整一節罐罐車廂裝滿盲流，裡面各色各樣的人，還有大學生。我同他們交談，個個都有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歷，讓我大開眼界。
到了武漢，從車站轉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漢長江大橋。大橋是新中國的驕傲，富強發達的象徵，報紙、廣播都這麼說。來都來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漢遊蕩了一天，餓着肚皮看大橋，那一天我只吃了一點糠餅，在大橋上，餓得口水直流。
當天晚上我在江邊一個碼頭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車混到了長沙。
我已經變“油”了，臉面、自尊顧不上了，在長沙我遊蕩了兩天，實在討不到東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車上的盲流曾經對我說過，雲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長沙收容所我就說我是雲南那邊的人。長沙收容所沒讓我白吃飯，扎紮實實讓我勞動了三天。然後，從長沙到衡陽，衡陽轉桂林，桂林轉柳州、柳州轉貴陽，從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費“旅遊”。記得在桂林時我特別動情，收容所在灕江邊上，江水清得很，喚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灕江，那裡是畫畫的好地方，可惜我腰無半文。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過專業訓練，又演過話劇，一路上跟盲流學幾句當地土話毫不困難，收容所根本沒看出破綻。我的表演才能在一個個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場。
在貴陽我遇到了一個人——河北寄縣的農民郭道純，這個名字刻骨銘心，至死不忘！
郭道純家裡餓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雲南宣威修公路。他對我說，宣威修公路不要證明，吃飯沒問題，還有工錢。
我一聽來了精神，這個大中國只要哪裡能收留我，給口飯吃，我就去！幹活，再苦再累沒問題。
我又從盲流隊伍中偷跑出來，跟他混上去雲南的火車。當時，鐵路只修到安順，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們倆從安順出發，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後，人煙稀少，時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顯得淒冷荒涼。不過，山上的農民還是有吃的，他們受“大躍進”的折騰小一些，沒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那樣的整，日子比四川農民好過些。我們一路上向他們討吃的，他們至少丟幾個干包穀，我們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這個時候，我身體垮了，發燒、流冷汗，不再感到餓，不想吃飯，連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純走，別管我，他不干，扶着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沒錢了，他還有幾塊錢，去給我找來個中醫。中醫說，我是身體弱，氣血虧，氣候不適。
我不走了，郭道純堅持要我走，他說：“宣威不遠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喲，那個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體在長壽湖就磨損了，流浪四個月，沒吃幾頓飽飯，加上病，實在拖不起。郭道純20來歲，勞動漢子，身體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幾天后，我們來到一個山溪邊。這兒海拔2000多米，空氣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魚一樣張着嘴。我已經三四天沒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沒有。郭道純跑到山民家，為我熬包穀粥。我對他說，不費心了，我活不過去，我寫封信，告訴家裡我死在這兒了，你今後寄給我哥哥，我只有他一個親人。
郭道純說，“我曉得你這個病，有救。這條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堅持幾天，我找人給你醫。”
他幾乎是背着我走，雲貴高原，一望無際，冬風吹得嗚嗚響，那個聲音像是哭喪。
我堅決不走了！我把信掏出來遞給他。他不接，說：“除非你死了，我才會一個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的表情，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張忠厚的臉！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還清楚，全身像個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覺得隨時都有可能斷氣。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來也要死，長壽湖死得更快；出來還見了天安門、大草原，游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黃昏了，我斷定我活不過當夜。正在這時，我們看見前面靠山頂的地方，有個苗寨。
郭道純高興得叫起來：“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裡有個70多歲的孤老頭，是個瞎子，同一個七八歲的小孫孫生活。郭對他說有個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頭和脈，問郭道純：“你還有好多錢？”
郭說：“只有兩塊。”
老人說：“夠了，你到對面宣威去買一塊臘肉回來，要快！”
老人這個苗寨，正處在雲南和貴州交界的邊界上，中間有一條小河，對面是雲南宣威。“對面”說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兩三個小時。
然後，老人又把孫兒叫來，給他說了三個地方，讓他去采三種藥。
我已經站不起來，倒在火塘邊，老人把火塘燒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氣，寒氣出不來，要死人的。”老人說。
孫兒採藥回來，老人逐根摸，他點頭認可後，孫兒才把它們切了丟進一個大沙罐。郭道純回來時，天早已黑盡了。黑膩膩的一塊臘肉，也不洗，胡亂宰成幾砣，丟進罐子裡一起熬。
半夜時分，老人說：“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湯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說，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個“藥”，我認為自己必死。
他們強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開始出汗。那種汗，像漿糊，浸出來黏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個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濃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邊睡了兩天三夜，身子輕鬆了。
第三天，幾個背槍的民兵闖進來，氣勢洶洶盤問“幹啥子的”？
我們都沒有證明，那個年代也沒得身份證，民兵斷定我們不是好人，抓起來就往水城押送。
這次用槍押在背後！
我們沿着郭道純扶我千辛萬苦走過的路往回走。郭道純忍不住一次次回頭往宣威那邊眺望。
那邊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飯。我心裡很內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經走到宣威邊上了，實際上買臘肉時他已經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對我說，不要緊，我們找機會跑出來再走。
哪曉得這次看管得嚴，盤問得也嚴，我們只好如實招認，於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們分手的地方，這一分手，至今音訊渺茫，彼此連地址都不知道。
幾十年了，我忘不了這個人，一個河北的普通農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寫，就照實寫，但願你能發表，他能夠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歲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畢節看守所，在看守所關了20多天。
從苗寨出發，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種又濃又稠，像泥土一樣的痰，一直吐了一個月。在看守所，我身體還沒完全恢復，但得勞動，不能白吃飯，幸虧勞動不重，比長壽湖輕得多，飯也比長壽湖吃得飽。
在畢節過了春節，我被送到四川滬州。這個時候我已經沒有自由，看管得緊，而且每到一地，必須勞動，滬州、重慶都如此。不過，我也不想再逃了。廣闊天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往哪裡逃？聽天由命算了。
畢節看守所曾經同劇團聯繫過，核實了我的身份，但是劇團不要我，讓我回長壽湖。所以到重慶之後，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慶收容所把我轉到長壽縣收容所，長壽縣又把我送到長壽湖。
我轉一大圈，歷時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點。
我踏上獅子灘熟悉的土地，又望見湖水時，眼睛裡的光陰冷得很：要打要殺隨便，生死已經無所謂。

（作者1939年生，1957年為重慶市歌劇院演員。）
陳華東：我的“五七”情結
近年來，時值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慘遭整肅迫害流放殺戮五十周年大祭之際，倖存者和研究者藉助於筆端，以一種對歷史負責的心態，抒發了對這段慘痛歷史的追憶與評述。國內某些具有良知的平面媒體，面對主管衙門的警告無畏無懼，勇於承擔責任而成了可敬的載體，致使諸多的真實深厚、情切感人的文字得以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功莫大焉。
諸多研究結果表明，那場預謀已久的精心策劃的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堪稱歷史之最。蓋因中國歷史上因言獲罪所謂的“文字獄”，雖不勝枚舉，但並無規模可言，且可視為一個個的個案，而絕不是“引蛇出洞”那樣早已預設的“陽謀”之舉。然時至今日，那場悲劇始作俑者的後繼當局，卻依然不願面對歷史，面對現實，除了堅守所謂的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和及時的”以及‘擴大化’這樣自欺欺人的底線外，甚至還想施以各種計謀而企圖造成集體遺忘。但是，歷史是無情的，歷史的真相總歸會傳之於後世的。為此，民間凡具正義良知的學者們無不懷着一種義務感而將此一重任擔當起來，從而對反右運動的背景、緣起、性質、後果、教訓……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堪可告慰的是，這項宏大的工程早已啟動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至於來自各方面有關反右史料的匯集及其問世的一些情況，據謝泳在其《1957年反右運動中史料的收集與評價》一文中的統計，除當時公開出版的和內部出版的批判所謂右派言論的文集（分別為48件和59件）以及部分影像史料外，謝文還分門別類羅列了如下幾項史料的細目：重量級人物的回憶專著（5部）、研究專著（21部）、右派回憶錄（79部）、以右派為題材的長篇小說（5部）、右派上書（9件），以及一部胡杰編導的題為《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文獻片等等。這樣的統計，以前是絕無僅有的，實乃一項功德之舉。此外，我們還高興地看到，諸如此類的文獻一直在繼續問世，且與日俱增。由此當可斷言，以研究1957年的反右運動為專題的學問正在民間悄然興起，致使許多珍貴史料得以載錄詮釋演繹而保存下來，並隨其發展當可認定，定名為“五七學”的這門專學，將與歷史共同前進而成為一門顯學，以待後來的研究者。
緣於自身心中的“五七”情結，凡在各類媒體上看到了有關這方面的文獻，無不潛心研讀。數月前，筆者即在《隨筆》2008年第一期上讀到了一篇題為《1957：知識分子的解構與重組》的長文佳作，作者乃係著名學者朱正先生。讀後感受可歸納為一句話：舊話新說，學養深厚。
該文的破題是一組頗具深邃內涵的問號：“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後，這片大地上還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嗎？”、“如果有，他們都在哪裡？”，以及“如果知識分子就是社會的良知……那麼從失去良知起，或者喪失了維護社會良知的勇氣，那知識分子的個體該不該算作‘消失’了呢？”……等等。然後話鋒一轉，從1957年起以及此之前乃至此之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的慘痛現狀出發，而談到了知識分子的解構與重組這個重大的主題。筆者認為，這是較為少見的新說。
回首如今的現實，歷史早已給予當年右派分子的鳴放言論作出了充分的肯定。為此，筆者在這裡不惜篇幅地重溫一下該文作者的一段定論，以慰屈死冤魂的在天之靈：“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主張，就其主張來說，都是為了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這些主張，如果不是橫加批判，而是認真聽取，採納其中應該採納的部分，那麼，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社會道德面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接踵而來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發生。總之，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寫法了。”接着又言道：“他們當年的願望和要求，有一些已經實現，有一些將要實現。有一部分，此刻還不具備實現的條件，我相信日後遲早會要實現的，我有這個信心。”。此外，作者在該文中還高度概括地向讀者送上一句神來之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既是此前三十年共產黨革命的果，又是此後五十年中國的狀況、中國人的狀況、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的因。”誠乃一語中的。
作為官方保守統計的五十五萬蒙難者當中，像筆者這樣剛出校門踏進社會的一群，理應算作年輕的一代知識分子。但在這樣一個群體中，撫心自問，又有幾個能像同齡人林昭等幾位先行者那樣先知先覺而將矛頭直指專制政體？可以說絕大多數只是懷着赤誠的善意，熱烈響應號召去“鳴放”而已，其結果卻是不知底里，一步步被引入了那預設的所謂“引蛇出洞”的彀中。當那一頂難以名狀的“桂冠”突乎其來地戴上後，似乎只有一種“蒙冤”之感而無其它，誠乃既單純而又無知的一代人啊！好在歷史無論怎樣被人“打扮擺弄”，其真相終究會有大白於天下之一天。書至此，不禁想起林肯的一句傳世名言：“你可以永遠地蒙蔽少數人，你也可以暫時地蒙蔽所有的人，但你絕不可能永遠地蒙蔽所有的人。”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這一群蒙冤者終於從那迷霧茫茫的蒙蔽中走了出來，並從不知不覺的思想境界裡逐步地走進了後知後覺的行列中。這不僅僅是個人思想的一種解放，也是那永遠不會被湮滅的人性良知的覺醒，更是時代前進步伐中不可逆轉的標誌。
常言道，往事不堪回首，一旦回首，點點滴滴在心頭。行文至此，筆者則情不自禁地舉出兩個當年身邊活生生的且又令人生畏的例子，權當此一回憶性短文的補白。同時還可以就此斷言，僅從如下兩個匪夷所思的實例中，即可窺出當時基層政治環境的惡劣與恐怖。
在那場猛烈的暴風雨刮來之前的不久，大學畢業後的筆者，分配到一家部屬大型工廠從事技術工作。時任工廠黨委書記的，是一位軍人出身但卻沒有任何文化資歷的高級幹部。茲為死者諱，故隱去其名其姓。話說1957年春夏之交的某日，我到北京參加一個專業會議，歸來後卻意想不到奉召向他匯報情況。當匯報將要結束時，由於偶然間發生了一點相左意見，不料他竟向我甩出了令我終生難忘、至今記得一字不差、當然也是發自他的內心的一句話：“我一見到你們這些念書人就惱火！”顯然，這是長期經過教化而形成的一種本能的仇視知識分子心態的具體表現。試想，在這樣的人領導下工作，豈不是與虎共眠？！如今憶起，似乎尚存餘悸。詎料未過多久，反右運動即在全國鋪開，後來隨着運動的深入和次年的補課，一幅慘烈的畫面自然構成，舉凡學校出身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管文秘人員，幾乎無一倖免而被視為異類打入另冊。於是不但滿足了這位書記大人的心願，平息了他心中的所謂“惱火”，而且還為他鋪平了擢升之路。隨後不久，他兼任了所在地級市的市委常委，直至以後的市委副書記。然而河東河西，令人難料，嗣後十年，他在高位上突然跌入低谷，成了走資派，因為那是盡人皆知的瘋狂年代。某日，當他被帶進他曾擔任過一把手的這家工廠時，他所遭受到的凌辱和毆打的場面，卻使我這個曾受到他無情迫害的人也不忍卒觀，甚至還產生了一絲連自己也說不請道不明的同情心。斯時斯景，我曾在思索，這十年來的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結果當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現時現景，逐步覺醒的我又在思索，這所有的歷史舊債，難道還不應該使過去種種災難始作俑者的後繼掌權者們深思嗎？！日晷行至今日，人們常常在私下裡議論，所謂的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如今當局對過去歷史反思的一種表現，已是人們樂見的改弦易轍了。難道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僅從當局至今不想且也不敢公開承認歷史舊債這一點上來着眼，不敢苟同。
另一則實例當更少見，但在那個年代裡，整理黑材料的現象似乎也具普遍性。還是我所在的這家工廠，其中一個有着二百號工人的大型車間，其支部書記當然就是至高無上者。他的身上老是揣着一個記事本，但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隨時隨地記錄整人的黑材料。話說1957年盛夏的某日下午，有一位名叫陳煥文的身懷絕技的八級老技工，趁工作之餘作片刻休息時，一邊手持茶杯喝水，一邊疊起一張《河南日報》扇着風去汗取涼，不料被這位書記看見了，於是掏出他那寶貝似的記事本作了記錄。不久在反右運動中，這位曾在國民政府一家兵工廠當過工人的陳師傅難逃厄運，被打成了壞分子。斯時，筆者正好在那個車間裡勞動鍛煉，參加了那次批鬥會。若不是那位書記當場拿出他的記事本宣布陳師傅的“現行罪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當時毫不隱諱地將他記錄在案的情況說了一遍後，就氣急敗壞地宣布說，陳煥文居然敢把黨報當作扇子來用，這不僅僅是對黨的不尊重，更是一種典型的反黨行為。此言一出，全場啞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今憶起，令人心碎。
現今，五十一年的時光已匆匆而逝，其中當事人也都已作古，今日舊事重提，無非希望這樣無中生有的迫害行為不再重演，更是希望當今的位高權重者，真正做到把歷史當作一面心中的明鏡而去正視歷史的舊債，否則的話，無數的先例將會證明，未來的歷史絕對是無情的。
行文至此，仰天長問，蒙難者的“五七”悲情心結，何時才能夠徹底解開？儘管前途漫漫，前景茫茫，然來時無多的倖存者們卻仍在苦苦地翹首以待！
楊世元：小品文的風波
在1957年的春天，“浙南大眾”這張地區小報上登了一篇小品文，題目是：“如此派購”，內容是批評區鄉幹部工作粗糙，壓制群眾意見，採用了實事求是的筆法，如實敘述一次農村工作群眾大會的經過，未加任何評論。但報社編者加了按語：大意是糧食統購統銷屬國家重要政策，各基層組織和幹部都要認真學習做好群眾思想工作，落實糧食統購指標，切忌簡單粗暴作風。
文章開頭如實反映事情發生的時間、地奌和經過。在雲和縣雲東區上垟鄉橫山頭村，是春節過後，學校開學不久的一個夜晚，戴根土副鄉長在學校的一個教室召開一次群眾大會。每戶都必須有人到會，主要議題是宣布派購任務。當年學校設備簡陋，課堂桌凳都是一批薄板桌，沒有電燈照明，老師能用煤油燈就已經很不錯了，老百姓用的還是火篾（用毛竹破開曬乾）松明（抽取松樹筋木）之類點燃的火光照明呀！，群眾大會一般都在幹部宣傳政策之後，接觸具體工作，這次自然是宣布派購任務。由於去年該村在秋收生產競賽中名列前茅，糧食產量報高了，餘糧任務自然也增加了。糧食是農民的命根，壓縮口糧賣“余”糧，反應十分強烈，這個說我家任務太重，那個說我家沒那麼多糧食，會場上亂成一片，戴副鄉長聽了群眾叫嚷，心裡發急，伸出他那粗壯的手，在課桌上就是一拳！大聲叫“大家吵什麼？”桌子上的煤油燈“蹦”的一跳，掉到地上敲碎了，會場上漆黑一團，社員們罵的罵，叫的叫，部分社員點上火篾松明走啦！村幹部再叫嚷也無濟於事，攔也攔不住，只好留下小隊長以上幹部再做計議，會議不了了之。
鄉村幹部還是當他的幹部，農民的“餘糧”還是照樣賣他的“口糧”。《浙南大眾報》是溫州地委的黨報，當時麗水地區併入溫州統一管轄。這篇小品文，一轉兩轉還是轉到當地黨委。中共雲東區委為了查清“如此派購”事件，派了一個姓柳的組織科長，盛氣凌人地到上垟鄉耒興師間罪，不是制止全鄉糧食購銷的浮誇作風，只是追查“誰寫了這篇小品文”？柳到鄉政府以後，立即通知學校領導到鄉政府研究工作。當年我是鄉校教研學習組組長，按通知來到了鄉政府，鄉長告訴我是區委柳科長要了解學校情況，我去樓上辦公室找到柳科長，詢間什麼事。柳科長開口就是要我匯報近一個月全鄉教師的工作學習，思想表現。我如實反映：“全鄉教師教學工作認真負責，學習思想表現要求進步，沒有落後思想，更無反動言論。”這一匯報並不符合柳科長的要求。柳立即追問：據反映你鄉教師中有人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糧食政策，寫了小品文“如此派購”，肯定是你們老師寫的。接下耒這柳科長臉一板：“上垟鄉除了幾個教師，還有誰能寫？你給我回去好好審查清楚，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查清，糧食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我為了全鄉教師尊嚴，拒絕柳的指責，反問：“你有什麼依據說是教師所寫？全國都在提倡尊師重教，你卻在教師臉上抹黑。”我的態度開始強硬，不再讓步，柳自知理虧，又無法說服我，再對恃下去就是論戰，只好說：“你回學校組織老師討論一下，再把情況向區委匯報。”匆匆收場。
我回到學校，把區委對那篇小品文的追查，告訴了老師們，江會華老師當場就說：“我們鄉又要有人倒霉了。”我想：此小品文又不是我寫的，與我何干？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裡。未想到災難就從這裡開始。姓柳的雖然小小一個科長，回區之後，大做文章，認為小品文必定是楊某人的作品。在極左當道的年代，這類土包子就是山寨王，他說是就是，是不允許解釋的。對知識群體更興窮追猛打，說什麼學校領導對抗區委批評，包庇反動言論，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是這篇小品文，埋下了禍根，抓不到把柄，沒有右派言論，採取深挖階級根源，無限上綱，進行階級分析，一直到暑假。肅反、反右時，一共只有十來位教師的鄉就反進去一半。前期肅反葉正和老師自殺身亡，反右開始我首當其衝劃為極右派。江匯華老師劃右後，流放新疆就死在那遙遠的邊疆。章朝珍老師家庭成分好（貧農），反右後送農村監督勞動。只有夏岳獨攬風光，雖然家庭成分高（地主），右派言論也不少，卻由於在反右運動中有立功表現，免於處分繼續留校任教。到後來我才知道，他才是這篇小品文的作者。就是這篇小品文，作為一顆重磅炸彈，一炸開傷害了多少善良的無辜的教師和幹部啊！雲和縣整風反右辦公室的左崽們，在運動中蓄意編造了一個反黨右派集團，授權我擔任“集團首腦”。並宣揚一切反動言論、右派言論都是受到首腦的幕後指使。據此，凡是和我在工作、學習、生活上有來往，有過聯繫，或者是極左的狗崽子們認為是和我為一夥的，統統都一網打盡，輕則批判、下放，重則戴帽、關押、監督勞動。直到“七八”全國右派大解救時，我才曉得強加給我的這個所謂“右派集團”直接傷害了多達三十餘人。一群正直、優秀的革命青年，滿懷革命熱情正奔跑在人生的起點線，被莫須有的強加的各種罪名，戴上不同名目的帽子，遭遇到滅絕人性的摧殘，製造了難以勝數的歷史悲劇，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後嗣無人以致滅門的慘劇。荒唐、殘酷、葬送了多少年輕的生命，埋沒了多少祖國建設寶貴的人才呀！
黃紹桂：何上宇先生詩詞選
四川射洪何上宇老先生，年輕時讀《矛盾論》，惡其倡言鬥爭哲學，遂立腳儒學，著《中和論》反對；又著《民立三民主義》，於1952年到重慶匿名上交，被毛澤東目為罪大惡極，但長期未能查出。後蘇聯專家調各地紙墨進京，斷定為四川省遂寧、射洪、三台之一地人物所為。1958年，此老為鄉村教師，看形勢緊張，遂與其兄逃奔蘭州，又轉寧夏，終被抓獲，遂興大獄，牽連甚眾，家族多人判無期，為“309案”。1981年獲釋，但不平反。現在家務農。

嗟，東風舞太華。君不信，推窗遙看平吉堡，那邊又放一枝花。
長夜難曉，莫說睡眠好，逐浪洪濤山未倒，豈懼蚊蟲來咬。
門外風雨飄搖，穴中螻鼠喧囂，細品群鴉鼓譟，心血陣陣來潮。
憶昔當年弄筆梢，觸怒秦王恨未消。飽受人間饑寒苦，絕壁猶自語叨叨。
頭頂驚雷，腳踏狂瀾，萬丈頹波好周旋。天塌有山柱，海枯可種田。引下銀河水，澆灌大自然。向光明中奮鬥，永遠朝前。人謂天塹難渡，我說幸福無邊。人死骨肉皆爛，何懼血染衣衫。世界風雲摧日轉，時代高歌吟月寒。縱橫閱千年，今朝最好看，雄風萬里，白浪滔天。
人愛煙花漫放，我愛驚濤駭浪。煙花惱志閒，安眠紫金帳。等待風華殘，方知人間浩蕩。驚濤駭浪非等閒，鐵血江山洗流年。半空飛黃風掃地，一輪紅日火燒天。囇歌雄壯語，闖天下難關。噴吐胸中怒火，把不平世界燒完。笑看人間，一片盎然。
萬里寒風，四海冰流，鋼鐵江山紅宇宙，血染乾坤秀。漫天風雲，一指方收。為我中華崛起，何懼肝膽橫秋。鐵窗長處，雄心且能休？看江山黛艷多風流，忙拋卻苦愁，向長天巨吼。
昨日花一朵，今天花一片，東風勁勁吹，明朝花滿園。
四海騰波起伏翻，雷霆風雨打頭前，平生不愛春花富，獨喜驚濤浪滔天。

答難友
邦英問我愛，人各有志在。我愛高山松，風濤卷不敗。我愛雪裡梅，隆冬她正開。披甲戰秋霜，黃花我也愛。更愛大紅旗，鐵血造世界。

特赦有感
夜雨寒風拂楚囚，鐵門深鎖歲如流。狂飆卷卷林濤怨，細雨綿綿水浪愁。
法道不平偏日月，真理無紀屈公侯。陽光只照將軍面，不照陰山一片秋。
夜夢家鄉真如畫，龍山青翠玉柳斜。門前楸桐春葉發，一塘蓮子一町花。
北國天將曉，大地換銀裝。日照千里雪，風吹萬頃香。
玉葉飛黃屋，金光射鐵窗。牢人謳歌頌，酬思無酒漿。

夢回鄉
夢中登嶺望家鄉，雲煙渺渺一片荒。擊築聲中大風起，忽
然腳下是春光。
含苞待放山花笑，蒼松翠竹路兩旁。陋室軒軒成大宇，親
朋滿座飲同堂。
話敘當年離別處，妻子默默淚兩行。話到今朝歸來時，悠
悠得意舞裙裳。鄉親問我銀川事，牛肥羊壯泥土香。十七春秋容易過，世態炎涼不尋常。我問鄉親平安否？有言衰老有言康。有言親人辭故地，有言家事少年郎。他年往事從頭現，言罷一樁又一樁。舉杯相酬共祝壽，抵掌言歡吐情長。醒來不盡猶思憶，從此難眠白東方。

夢遊天 毛澤東在他的詩詞裡說：他“背負蒼天朝下看”，怎麼上去的？他說“扶搖羊角”，是旋風吹（牛）上去的。我和他不同，是“立天門朝下看”。我是怎麼上去的？是做夢上去的。
對鏡整衣冠，銀河系腰間。馳逐天狼盡，飛馬再加鞭。解卻參商怨，握手且言歡。長虹化金橋，牛女共相安。奎光照垣牆，華蓋覆軒轅。持彗掃天庭，皇英舞翩翩。太白吟詩賦，文武曲而專。立天門，朝下看，觀滄海，變桑田。
西洋波浪闊，太平不自然。南極炊煙密，北冰涌清泉。幾度風潮息，瀾平靜悠焉。遙望真元外，明暗若斑斑。水火木金土，信步任往還，歷盡天涯末，無處不壯觀。千載英雄業，狂飆卷巨瀾。吁嗟宏圖變，不忘今昔前。
勿謂當年鏖戰捷，今日路上有雄關。向前進，莫遲延，手指萬山山，一剎變平川。問諸君，光明世界日，有難莫有難？
人在囹圄內，心懷天地間。推煙尋去路，思潮若海瀾。多少不平事，為之怒目看。征途有何遠？飛渡萬重山。群山知我意，着意化成仙。束束鮮花笑，陣陣歌聲喧。報予三冬暖，四季同自然。冰消清湫碧，微風拂塵寰。今當春來早，扶搖衝破天。
萬般摧殘卻未殘，少將淚水灑雲間。他朝扣角風雷起，滌盪天涯一片丹。
嘆人生，何必難，悲歡離合總相纏。激揚文字，觸怒蒼玄。到而今鐵門深閂。莫道英雄千載業，宅前猶是舊河山。大江東流去，塞上北風寒。
夕陽西下，百鳥競還窩。人在他鄉多載，往事蹉跎。對情景，意如何？怎奈鐵門深鎖。問蒼穹，白日雄風是否照牢房，掃盡天下沉疴？真果，插翅沖霄去，舞銀河，向大地長歌。
雞啼又報春曉，晨光熙灑籬梢。漱罷憑欄靠，聆聽雀兒嘲。記得昨日酷熱，猶似今朝未消。猜想人生奧秘，到底知多少？
大地飛沙，日落月西斜，淒涼處，孤兒寡母望斷天涯。名士歌舞，醉帳殘花，南來北去，朝秦暮楚，竟是誰家天下？
一片黃沙，無數荒丘，茫茫白骨有誰收？忠魂照千古，憑弔憶春秋。唯獨含冤枉罪，騷怨且傾流。何日航帆新渡？桃源世，盡消愁。
乾坤未定，世界不安，短短年歲，歷經變遷。嘗盡酸和苦，幾度月圓殘。豺狼當道，血雨腥風慘人寰。星河斗轉，無形中消失了多少英雄漢。政不平兮天下亂，法不公兮萬民冤。茫茫長夜，寒霜冷雪滿人間。遙看他年，東風麗日，驚雷喚得百花天。
長臥鐵窗下，歲歲月繞籬笆。識得無數良朋，儘是斯文公雅。 今君乍別，博覽天涯，植香蓂階下，種白玉瓊花。空餘時，須念陳王壟頭話。
問銀漢多高？滄海多濤？千載風雲誰知道？寒霜冷雪年年重，凋謝江山無數嬌。乾坤自古無通道，代代英雄未沖霄。今奮起，百花正怒放，舉手搭天橋。
雲煙繞繞，一陣東風掃。園林歲月千花好。朋友遠方來，寒環君破早。破早，破早，插種天下靈芝草。

1979年12月30日，趙雲珍探監
天寒地凍，萬里冰封，前來北獄探雲龍。看她鵠面鳩容，發蓬蓬，單衣猶破，令人心痛。監官在旁, 一刻鐘, 離情難述中。只盼歸時，比翼齊飛，再敘清風。
怒向蒼天長嘯，雷霆風雨疆郊。幾度春花傲月，何必緊鎖眉梢？長夜不過五更鼓，人間總得東方曉。看是今朝，還是明朝，一拂雲煙麗日高。

懷念難友在某地犧牲而作
頭可斷，血可流，志難奪。為我中華等衽席，請纓欲把妖魔縛。恨天妒才難遂意，伐吳未就身先戮，英雄淚，何須落，灑向天涯，要把人間濯。牢中念及強哉矯，三踴腳。
二十一載牢籠，夜夢家鄉數重。狼聲驚魂夢斷，呻吟緊壓西風。心潮萬丈，問天下何時為公？翻起更闌處，看斜月落入煙中。塞上秋光，綠葉今又黃。白露迎霜降，寒月伴鐵窗。人在牢中獨坐，斑鬢無須彷徨。千里金風浮動，沉渣泛起何妨？聽天涯長夜，一聲雞唱。
幾度殘更曉，誰問花月好？楊柳春風反使人煩惱。真巧，四處煙霞飛野鳥。驚回首，大風長嘯。日落垂雲與天斗，割黃耕野交徵購。披霜曉月殘，“人比黃花瘦”。

回憶
朝朝歌舞唱太平，日日朝中宴佳賓。農村小兒呼寒餓，急煞母親淚縱橫。
人言坐牢多流淚，我在牢中無所謂。人類自古有國家，多少英雄從此墜。
地心爆炸原子彈，地覆天翻獄也毀。重新建設好家園，四海同舉太平杯。
巍巍長城，起止東西，昂首萬山低。引來無數英雄，奮馬多何計？
二十一載牢籠，目睹百花謝。驚回千里夢，已覺故人稀。
慨然西風瘦馬，踏破寒花春鳥啼。

寒花：雪花
韶華又逝秋光，北風嘯擊西窗。萬里心猿意馬，愁腸百折癲狂。
人間公平少, 沉霾世上涼。最是思量，怕似流郎。看玉宇天涯，遍地寒霜。
天高地曠，躍馬踏冰霜。君歸故里，江南正是好風光。展宏圖，七弦盪。
高歌天上曲, 人間起鳳凰。信譽錢塘,潮聲激浪。我懷鐵窗友, 常把杭州望。

夢龍感題
常遭蝦戲兮，臥沙灘，潮來東去兮，大海漫漫，力挽狂瀾兮，排浪接天，雷霆閃電兮，天地譁然。龍兮龍兮，吾為之贊。

病中
鼻涕噴嚏不停，頭昏腦脹難忍，人間妙曲哪堪聞。輾轉反側，一身酸疼。
恐破他人夢,未敢呻吟。往事昭昭過眼，窗前惟有風聲。沉沉長夜真可恨，
漫漫煙霧鎖清更。過月寒星，只盼天明。雞啼三唱，東方一片紅雲。
年年寒雪舞東風，歲歲梅花依舊紅。壯年牢裡過，心懷赤
縣中。幾經波折, 鬢里銀絲重。誰說人生如夢？華夏總騰空，難境終須過，正法伏元兇。山河相輝映，人民正稱雄。從此天下甘苦共，你我也青松。
一哈長虹，氣卷東風，凌峰海浪欲排空。望黃河北去，傾瀉天中。心潮萬里，神州破夢。雲翻滾，起飛龍。看今朝無數英雄，設壇台，舞干戟，爭立功。春花怒放，百鳥朝凰鳳。數我中華，正是宏疆縱。
昏鴉亂鼓，北風欲狂，鐵鏈鎖門房。漫踱眼前孤影，春意
未解涼，看床前仍是舊模樣。今日眉頭稍展，氣宇天疆。邁步征途，踏碎寒霜。頓覺茫茫天無日，回首西山一線光，信手摘斜陽，掛東方。
楊 平：死裡逃生記——我的一九七八年
我這大半輩子，雖然命途多舛，苦多甜少，但也曾經歷了三次重大的驚喜。第一次是抗日戰爭勝利。當時我還在念小學，那天突然滿城爆竹連天，到處叫賣號外：“日本投降了!”從此再也不用害怕日本飛機轟炸了，人們認為這就過上太太平平的日子了。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國內戰爭的烽煙。第二次是1949年月l2月9日雲南和平解放。那天我剛從游擊隊潛回昆明治病，忽然聽到盧漢宣布雲南起義。從此我們從地下轉到了地上，心裡當然感到輕快。最激動人心的是“四人幫"的垮台。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兩個凡是"的粉碎，我才從“牛鬼蛇神”變成人，走出了死囚黑牢。我的這篇《死裡逃生記》，就是這一歷程的記述。
1949年，十五歲的我懷着對革命無限崇敬的心情，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從白區昆明秘密潛往游擊區，成了一名小游擊隊員。解放後調北京在中央工作，後又調成都國防工業部門。正當我少年得志，一帆風順的時候，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胡風運動"。我十分幼稚，憑着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的認識，對這場運動非常反感，為此而受到了長達一年的隔離審查。雖然事後黨委書記向我作了公開道歉，不幸的是我不服氣，為胡風不服氣，為我自己不服氣。更不幸的是，放着優越的工作職位我不干，居然要求去上大學。（現在的青年人，讀了大學找不着工作的是難於理解的。）
大學畢業回原單位是1958年，正好趕上“反右補課”，主管運動的又正好是我反對過的黨委書記，我就成了當然的“右派”。接下來的遭遇就更悽慘了，我從機要秘書、俄語翻譯淪為勞教人員，反革命分子、勞改犯、死刑犯。二十一年間受盡人間折磨，妻離子散。四歲的兒子成了孤幾，流落回昆明，和我年邁的母親，艱難度命。開始整我的人大概也沒有想把我整到這種程度，但既然我被放進了一部巨大的機器里，就得按照既定的程序運轉。
“四人幫”猖狂之際，我在雲南一所監獄裡勞改。由於我畢業於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受命負責全監區的配電。一個人吃住都在監獄外的配電室里，一位剛從警校畢業的年輕幹部負責監管我。他做過知青，當過兵，幹部子弟出身。剛開始時板着面孔，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天長日久逐漸對我有了好感，乃至產生敬意。當時的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肆虐下，文化領域全然是一片荒涼的沙漠，“十億人看八個樣板戲"。這位小警察愛好文藝，卻又找不到一本可讀的書。於是我就成了他的“活書"。幾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到配電室來聽我講當時的“禁書”——《水滸傳》《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斯巴達克斯》《約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天長日久，聽書人還擴大到他認為可靠的就業人員中。人類的心靈渴望精神糧食，人在黑暗中，哪怕只是看到一隻螢火蟲兒的亮光，也會認為是座燈塔。我這配電室被許多稍微有點知識的小青年趨之若鶩，我有時還忘其所以地拿起吉他連彈帶唱，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裴多菲俱樂部。在監獄禁地居然敢於如此放肆，這又給我帶來了更大的不幸。這位小警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探親假。他的家在雲南邊境軍墾農場，離國境線只有幾里路，他父親是場長。向我告別時他竟流下了眼淚，把他的罐頭、糕點全給我暗示說這一走永遠不會回來了。頗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味道。然而一個月以後，他回來了。晚上夜深人靜時悄悄告訴我，這次他本想跑到外國去再也不回來，他確也成功地偷越國境線到了緬甸，但最後還是捨不得家，又返回來。他沒有告訴我的是，他走私帶了一隻高級手錶回昆明。我預感到情況不妙，但也沒辦法。
果然，不到一個禮拜他出事了。過後我才知道，他是在賣手錶時被發現，牽出男女關係(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又自動交代出偷越國境問題。那天，配電室突然來了兩個手執衝鋒鎗全副武裝的年輕武警，後面跟着兩個監獄幹部。一進來就把前後門分別守住，喝令我趕快拿上被子跟他們走。從此我住進了監獄中的監獄一一禁閉室。這是一間長寬不足兩米的單人囚室，除掉一塊作為床鋪的水泥板和一個便坑外，幾乎沒有什麼空間。長尾巴的蛆蟲不斷從便坑裡爬到床上，一道厚重的大鐵門隔斷了外界。門上那扇只有一本16開本書大的從外面才能開啟的小窗口，是送水送飯的“水洞門”。屋內沒有窗子和任何通氣孔，只要從外面把“水洞門”栓住，屋裡就漆黑得什麼也看不見。每天四兩米飯或包穀，一口盅開水，就是賴以維持生命的“吊命糧”。我在這裡蹲了一年零八個月。
我的罪名是“反革命教唆犯”，但是沒有證據，只有小警察的交待，沒有第三者證明。只好對我輪番審訊，企圖打開突破口。有幾次審訊員甚至抱着一大堆書籍來核實，據稱是我說過的黨史上的某一件事。我堅持一概不承認，氣得審訊員拍桌子瞪眼睛。還算講究政策，從來沒有動過手腳或使用刑具逼供。有一次審訊員拿出一首抄錄的詩：“瘦骨嶙峋一秀才，敢死才上斷頭台。屠夫縱有刀千把，億萬英雄自會來。”問我是誰寫的?我明知這是我寫的述志詩，我曾用手指頭沾水寫在桌面上給小警察讀過，不料他竟記下來了。那時正是張志新烈士殉難之際，承認這件事就是自已送死。我咬緊牙關說根本沒見過這首詩。雖然證據不足，監獄當局還是呈報了判處我死刑的上報材料。雖然“四人幫”早已被揪出，北京人早已唱着“美酒飄香歌聲飛"，吃過“四個一捆”三公一母的螃蟹。然而“兩個凡是”仍統治着中國。監獄領導在全監大會上作報告時居然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錯誤的!”一位小知青馬上站起來反駁：“報告政委，這是《紅旗》雜誌上提出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極左思潮也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消失的。我只好仍在死牢中等待着“秋後處決"。
一聲春雷迎來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當月，法院就駁回了監獄呈報我死刑的審報材料，監獄當局只好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由把我放出死牢。次年，撤銷一切處分，改正錯劃右派，恢復職務，落實政策，我又成了國家幹部。 當時萬物復甦，百廢待興，祖國大地一片欣欣向榮，我抖擻精神投入新的工作崗位，下定決心要把失去的二十一年奪回來，為祖國四化貢獻力量。工作之餘，我和一些知識分子創辦了民辦學校，大膽地站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得到了省市領導的重視。省市電視台、廣播電台、報刊多次報道了我和我們學校的事跡，對我個人還作了專題報道。原省委副書記高治國同志親自出任我校名譽校長(我任校長)。二十年來我們培養的學生遍布各個崗位。有一次，學校團委要我擔任監誓人，主持新團員的入團宣誓，我很高興。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團委書記的身份，帶領新團員宣誓，今天我又以監誓人的身份站在團旗下舉起拳頭，不禁熱淚盈眶。我激動地說：“同學們，我想向你們朗讀一首以前寫的詩：
我願意把自已當成一束火把，
讓漆黑的夜空開放一朵紅花。
雖然我的生命將在裊裊的青煙里流逝，
但我終究曾把光明帶給了大家。
恢復工作以後我成了家，八四年出生的小女兒去年大學畢業，當了新聞記者。我早已退休，安度晚年。我們這一代人的災難仿佛結束了。然而它還會來嗎?還會以似曾相識的樣子走近我們的生活嗎?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曾受到兩千年的唾罵，怎麼又會發生“反胡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這些駭人聽聞的“運動”的呢?新趙高的指鹿為馬不是早已被後人罵臭，怎麼又會出了林彪、康生之流的風雲人物呢?巴金教導我們：“我們這些身經者，應該把那個黑暗時期的情形寫下來，留給後一代人作‘下結論，寫歷史’的真實材料。”他質問那些大喊“忘記!忘記”的人，“難道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當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
誰忘記了災難，災難就會降臨到他頭上。這絕非危言聳聽。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民主法制，個人的權欲無限膨脹，國家大事暗箱操作，公僕駕凌於主人之上，政權被當做“鎮壓之權”，那麼誰敢保證我們的子孫後代不會被歷史的的漩渦所吞噬?所以，伏契克臨上絞刑架時留下一句話：“人呵，我愛你們，你們可要警惕呵！”
羅印文：春天的第一隻燕子
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寫道：“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 耀邦講話後不久，即一九七八年五月，有關單位黨組織作出決定，原劃溫濟澤右派是冤案，恢復其名譽，恢復其黨籍。
於是，在北京，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的第一燕”。
近日讀陳炳南先生的《赤子吟》(中國文學藝術出版社)，發現陳炳南先生的右派改正時間，比溫濟澤還要早，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四月。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陳炳南《黨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實了》一文的《編者附記》說：“最近，我們收到中共蕪湖地委來函稱：地委已正式批准為陳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復黨籍。”因為那時右派的改正工作並沒有開始，《人民日報》沒有說為陳炳南的什麼問題平反，陳炳南文章中寫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字眼也被刪去，但文中說到“因為我一九五八年說了幾句‘錯話’，向上級有關部門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結果受到了撤職、降級、開除黨籍的嚴重處分”，明眼人一看便會想到他平反的是右派問題。
不說誰是春天的第一隻燕子，一北一南，都發生在這一年的春天，都是春天的第一隻燕子吧!
陳炳南被打為右派時是安徽蕪湖中共地委黨校秘書室幹事，二十二歲。這位修傘匠的兒子，打從他出生時起，一家人就過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子。他與勞苦大眾的大救星——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有着天生的血肉聯繫。他的家鄉解放不久，只有十五歲的他就投身革命隊伍，他舍死忘命地工作，不久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被調到中共蕪湖地委黨校。對中國共產黨他是絕對忠誠的。正是出於這種忠誠，他寫了一封向上級反映情況的信，希望地委黨校不要遷到一百里外的巢縣去，因為地委在蕪湖，黨校遷到那裡不便領導，而且搬來搬去勞民傷財，他認為這裡邊有“官僚主義和主觀片面性”。這個意見是完全正確的，強行搬去後幾個月就搬回來了，就是證明。但搬遷的決定是地委書記作出的，豈容你來反對!這時正開展反右派鬥爭，於是這個根正苗紅的年輕人被劃為右派，受到“開除黨籍，撤銷職務，撤銷工資級別待遇，發月生活費十三元，送勞動場所監督勞動”的嚴厲處置；而且還株連到他的妻子江秋雲，無端劃為右派，也是撤銷職務和工資級別待遇，發月生活費十三元，也是送勞動場所監督勞動。從此他們一家人墜入萬丈深淵，陳炳南本人是九死一生，他的五個長輩：祖父、父親、母親以及妻子的外婆、舅父，都沒有熬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那場大饑荒，一個個都是拋屍荒野，任由狼咬狗啃，白骨無人收埋；他的父母親和妻子的舅父死去時都還只有四十多歲!
面對家破人亡，陳炳南這個錚錚鐵漢仍然舍死亡命地勞動、工作，終於熬到了我國政治生活出現轉機的時候。一九七七年我國恢復高考，女兒陳桃曲報考中國科技大學獲得優異成績，但政審卡殼了。此時，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國科技大學了解陳炳南問題的全部真相後，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上旬毅然決定錄取他的女兒。陳炳南寫了感謝信，投寄到人民日報。專談右派問題的煙臺會議剛剛結束，中共中央批轉了煙臺會議的報告。報告中說到右派分子中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了這句話，中共蕪湖地委便作出了給陳炳南平反的決定，因而有了前述《編者附記》中的話了。
《赤子吟》透露，他的右派問題的平反，曾經走了一段漫漫長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共中央發文對右派等問題進行甄別平反。陳炳南的問題列入了議事日程，但有人說“這是地委楊書記親自定的，翻不了案”。恰好中共中央監委書記錢瑛來蕪湖督察右派甄別工作，她在了解有關情況後，明確表示：向上級黨組織直到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和意見，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權利。他反對遷校的意見是正確的，你們後來遷校，他又沒有鬧事，怎麼企圖鬧大民主呢?怎麼能據此劃為右派呢?於是，平反的結論做出來了，並且報到蕪湖地委了。然而，沒有幾天，中共中央舉行了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嚴厲批評了所謂的“翻案鳳”，號召“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平反的事自然就吹了。一九六三年中央又有精神：一句右派言論都沒有的極個別人可以平反。這一次，他的妻子江秋雲獲得平反，他本人呢，主持地委常委會議的陳書記說，他的問題是黨性不純的表現，不能平反。這一擱又是十五年。
反右派鬥爭由毛澤東發動，他稱之為“陽謀”。這樣一個涉及全國的重大的政治運動，並沒有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一九五七年十月和一九五八年初，中共中央先後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和對右派分子的六條處理辦法，各地的黨組織根據這樣的標準和辦法，劃分和處理了全國五十五萬多右派分子。被處理的右派分子，都被取消了基本人權，沒有行動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只是開除黨籍團籍，而是發配到生存條件極為艱苦的如北大荒、戈壁灘（甘肅夾邊溝）等邊遠地區實行強制勞動；第二條處理意見中有撤銷工資級別待遇，每月只發給十三元或十五元生活費的，則是剝奪了獲取勞動報酬的權利。等等。這些都不涉及黨章和黨紀的範疇，而且右派分子中大多數人並不是共產黨員。這裡顯然有一個法律問題，實行的是以黨代法，以黨代政，即對他們的處理，如同發動反右派運動一樣，沒有啟動法律程序，沒有經過法律手續。二十二年之後，還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給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復名譽。給予絕大多數右派的改正，以及極個別右派不予改正，也都沒有啟動法律程序，沒有經過法律手續。從發動反右派鬥爭到定性處理右派，以及最終給予改正和不給予改正的處置，整個過程體現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黨治。
溫濟澤、陳炳南成為“春天的第一隻燕子”，就五十五萬多右派分子的平反而言（官方使用的說法是“改正”），確實是春天來了，是應當歡欣鼓舞的。然而，這並不是真正的春天。真正的春天，只有在不再是人治黨治的時候，只有在有獨立的司法體系，實施真正的法治，成為法治社會的時候。





來稿選登
陸志常：“江青是狗日的”
——“文革”期間勞改花絮
我年輕時不懂“術”的可貴，口無遮攔，直來直往，不知不覺中犯了滔天大罪。“反右”時雖然在躲閃騰挪種種招數下逃過一劫，但“文革”關就不易闖過。明知這派那派是坑人的圈套，所以拿定主張當了“逍遙派”。別人在戰鬥，我們幾個不願吃受氣飯的做外包工的“無業游民”，便擺起了龍門陣，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下喝茶末茶，吸手捲菸，從殘酷的戰鬥談起，又談到“文化大革命”“革”得我們沒有了生路。“四個偉大”有多少個女人，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沒有保護好“太子”，所以註定要倒霉。又說到將來政策寬鬆了，我們幾個人合夥開梳篦店就生活有靠了……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些信口開河，不着邊際的閒話，廢話，竟然導致了我終生難忘的災難。
由於“擺龍門陣”成員之一的父親當過國民黨的少將，此人被斗到派出所去匯報他父親的情況，於是把我們閒談的內容也匯報了，或許還加油添醋。沒幾天，我也進了派出所的學習班，兩天后被五花大綁地送進了“工人糾察隊”，整整隔離審查一年，無端罰跪、罰站、摑耳光、打屁股，幾乎是必修課，盡幹些做磚坯、挖泥、燒窯等重活，還要支付伙食費。一年後仍回派出所，天天由警察押送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在河道中搞城防工程，伙食自理，完不成任務夜以繼日地干。工程結束，我被分到鋁絲社當臨時工。半年後，我又被送往看守所，每天都站在解放牌貨車上到各大單位去游斗，往返北京的列車經過常州站時，我們站在批鬥台上掛牌示眾，如此這般地“搞臭搞透”搞了十五天。在1972年5月，我被宣判犯現行反革命罪，處有期徒刑五年，於是送無錫江蘇省第13勞改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去了。我被分配到鋼材倉庫勞動，過了不久，有一天召開全廠大會，在會上，廠長發表了“精彩”報告說：“現在，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根據江蘇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件精神，我國的勞改事業肯定有大幅度發展。我們廠經研究決定，並報請省勞改局批准，決定增建一套一萬多平方米的磨床車間。你們這些人，只有認清形勢，加速改造，才是你們惟一的出路……”
聽完報告後使我大長見識，原來，“勞改事業”也在“大發展”的計劃之中。
我在“加速改造”中生活，時光也在加速流逝。直到1976年10月，我已被“改造”了四年多。突然，“四人幫”被粉碎了，真所謂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監房裡每天晚上的學習內容也變成了“聯繫實際，深入批判‘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有些犯人剛解放就被“解”進了看守所，“囚齡”很長，所以對“四人幫”、“五人幫”十分茫然，他們只知道有“青紅幫”、“跑單幫”。為了應付幹部，在發言時來個“鸚鵡學舌”，說些“四人幫陰謀殺害毛主席，四人幫纂黨奪權，挑動群眾斗群眾”之類“絕對正確”的台詞。有一次輪到我發言時，我竟然破口大罵“江青是狗日的”，聽得同室犯人咯咯作笑，沒想到又是一次“禍從口出”。同室有位“現行反革命犯”謝仰先生，此人年近花甲，捕前系中學教師，家庭成分地主，因私自焚燒“四卷雄文”，被判處無期徒刑。他聽了我的發言後，立刻給掌握學習的幹部遞上一份“小報告”。15分鐘後我被叫到中隊部，接受指導員的查問。
“陸志常，你對‘四人幫’有啥看法？”
“報告指導員，‘四人幫’是反革命集團，是全國人民的敵人。”
“我問你，你在小組會上發言說毛主席是啥？”
“報告指導員，我在小組會上發言根本沒有說到毛主席。”
“你說江青是狗日的，啥人是狗。”
“報告指導員，這是常錫地區方言的口頭俗語，是對江青的憤恨，意思說江青是狗的後輩。”
“陸志常，告訴你，講出來的話是客觀存在的，賴是賴不掉的。”
於是，指導員把我送回監房後，立即展開了一系列針對“江青是狗日的”這句話的調查取證工作，和監房裡的值班幹部多次低頭密語，查閱發言記錄，找監房裡靠攏政府“求改造”的犯人多名，進行個別談話了解情況，並且做了筆錄。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折騰，最後，在小組會上指導員一錘定音地作出了裁決：“中隊部經過周密細緻的調查取證，證實陸志常發言時確實說過‘江青是狗日的’這句話，但並沒有提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謝仰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誣陷同監，責令作出深刻書面檢查。散會！”
一場風波，總算有驚無險。雖然事隔30多年，現在想來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與謝仰先生同屬“現行反革命犯”，是生長在一條根上的兩個苦瓜，平時毫無怨仇，但一有機會就會施放這枝毒箭射向另一枚苦瓜，不知謝先生作何想法？真的是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嗎？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來說，真有如此殘酷？我這樣一把老骨頭還得不斷地勤學苦煉——學海無涯，洵非虛言！
馬萬才：我的運動人生
新政伊始那年，我滿16歲。兩年後，我考取了一所中等專業學校。入校幾個月“三反”運動就開始了。我們學校也不例外地要搞運動，並且揪出了兩個“貪污”嫌疑分子：校醫鄭某和同學黎某。鄭某是盜賣藥品,黎某是貪污伙食款（當時是學生代表輪流辦伙食,他當過一屆伙食團長）。我因家庭出身是貧農,進校後一直是積極分子,理所當然地當了“打虎”隊員,除白天走訪、收集材料外,晚上還當看守,監督鄭、黎二人寫交代材料。鄭醫生是外省人,以前在部隊工作,來校後,對學生態度和靄,看病也耐心細緻。我個人對他有幾分好感,所以在看管期中沒有難為過他。
鄭醫生的家住在離學校不遠處的農村。有一次我和另外兩個“打虎”隊員奉命到他家搞突然襲擊——搜查藥品,結果一無所獲。他妻子帶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兒一直低聲下氣向我們求情:“同學耶,我家老鄭連紅藥水也沒有往家裡拿一瓶兒,不信你們問問周圍鄰居。老鄭回來給他們看病都是開了處方叫他們自己去揀藥，說他偷藥賣實在是冤枉啊。我們一家老小全靠他,你們就放過他吧!”經過一個多月的內查外調,確實沒有逮住鄭醫生什麼把柄。最後學校只得把他請出禁閉室,恢復校醫工作。黎同學的遭遇就不一樣了,因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雖然最後據他自己交代,他只是偶爾在買菜時用公款吃點兒零食,並無巨額貪污,但最後處理還是被開除出校。
1955年“肅反”運動開始時,我已經參加了工作,在汶川、茂縣一帶勘測岷江水力資源,大隊部設在灌縣(今都江堰市)紫坪鋪。一天,從長壽獅子灘電站過來兩個人,專門向我調查表哥朱國強的歷史問題。表哥大我七八歲,當初和我一起考進水力發電學校。他解放前被抓壯丁,加入了國民黨軍隊。在一次和解放軍作戰中當了俘擄，經“學習”後發給路費遣返回家。“肅反”運動一開始,表哥歷史問題被揭開,他所在單位的保衛部門便對他窮追不捨。
剛解放時我們家在重慶小龍坎,娘娘(姑姑)在重慶陝西街一家綢布店當傭人。表哥被“遣送”後並未立即回家。他到重慶後先找到我娘娘,後才來我家,住了大約半個月。表哥的最大毛病就是愛“吹”,他說他在國民黨軍隊已混至連長,並曾和部隊駐地一漂亮女學生相愛……誇誇其談,天花亂墜,眉飛色舞,頗為得意。那時我只有十多歲,對他“吹”的這一切,只是當龍門陣聽,過後也就當耳邊風一吹而過。兩個保衛人員話沒多說幾句就直奔主題：“你表哥是不是當過國民黨軍隊的連長?聽說還帶回來一把手槍,你見過沒有?”我說:“他當什麼官我不知道,他自己說好像是什麼“長”,班長也是“長”嘛;至於手槍,即便有,他當俘擄要繳槍投降,哪還能讓他把手槍帶回來?”東說西說,二人無功而返。後來,表哥仍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改,直至1980年方才獲釋。我娘娘活到九十三歲,臨終前她才吐露真言:“朱國強是我檢舉的。”原來,我娘娘是傭工出身,解放後一直是街道上的治安積極分子,曾向公安機關舉報過多起案子,包括她原來的老闆；檢舉表哥,可算是大義滅親。
轉眼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了。“陽謀”張開大網“引蛇出洞”。而我卻渾渾噩噩,全然不知大禍即將臨頭。運動前期,批鬥其他“右派”言論時,我踴躍發言,聲嘶力竭,儼然以“左”派面目出現。後來,輪到反“右”領導小組成員找我談話了,動員我要真誠地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對黨沒有什麼意見可提。想來想去,對勘測隊個別領導和有些規章制度還是有些意見的。提出來,幫助他們改進工作,對領導本人,對黨的事業還是有好處的。況且,我自恃出身成份好,跟領導提點意見料無大礙。於是我揮筆疾書,用幾十分鐘時間,一口氣寫了三篇大字報：
一、《寄語毛書記》。主要說該書記平時高高在上,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文中有“板着一副蒼白的面孔,令人見而生畏”等語句(後來批鬥時有人揭發我還說過該書記“演豬八戒不用化妝”)。
二、《跳舞隊長》。勘測隊大隊長(行政隊長,業務外行)是個舞迷,平時抓工作不力,跳交誼舞卻十分起勁。隊部駐灌縣時,每逢周六,他班都不上了,一心梳妝打扮,準備跳舞。在他的影響下,一時間全隊跳舞之風大盛。我在大字報中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等語句。
三、《雞腳杆上剮油》。勘測隊裡有工人,有幹部(技術員、工程師，我屬技術員)，同樣是在野外勞動,兩者的生活補貼費卻相差一倍，幹部每天1.6元,工人每天0.8元。對此規定我認為極不合理,工人的工資一般都比幹部低,生活補貼又少發,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對工人來說,無異於在雞腳杆上剮油。大字報一貼出,受到工人們的普遍讚揚,紛紛說：“馬技術員真好,敢於為我們工人說話。”
大字報當即被領導小組成員原文抄去,幾天下來相安無事。一天早晨,我正端着面盆到廚房打熱水,路過隊部大院時見原有大字報一夜之間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昨夜新換上去的大字報,篇篇矛頭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馬萬才。還沒等我回過神來,兩個彪形大漢走過來,立即將我押進“反省室”,從此失去自由。
白天大會、小會批鬥,晚上逼寫交代材料。幾個人輪班看守,不准睡覺。批鬥會上,積極分子們比我當初批鬥別人時還跳得高,叫得凶。還有人跑到台上來按我的頭,踢我的腳。我寫的大字報中“板着一副蒼白的面孔”等句子被上綱為“醜化黨的領導”；“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影射毛主席”；“雞腳杆上剮油”是“影射共產黨剝削勞動人民”,“煽動工人起來反對共產黨”，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許他們打胡亂說,不允許我辯解一句。結局無須多說：定為“右派”,工資由56元降為26元,取消生活補貼。最後處分是開除公職,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幾十分鐘寫了三篇大字報,換來的是22年的苦難。
測工干潤川寫打油詩讚揚我那篇《雞腳杆上剮油》大字報：“好個馬萬才,正氣滿胸懷,敢打抱不平,工人齊擁戴。”僅此20個字,也被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批鬥會上,他大呼冤枉,拒不認“罪”,還挨了拳腳。最後處理也是開除出工人隊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79年“改正”時在原單位碰見他，已是鬚髮皆白,滿臉皺紋,大熱天還穿着破棉襖。我倆緊緊握住雙手,久久相對無言,當年情景,一一湧上心頭,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大躍進時期,農村餓死許多人。為逃命,我毅然外逃當了“流竄犯”,僥倖揀得一條性命(另篇《禍年逃生記》中有記述)。“文革”初始,我已擺脫檔案羈絆,隱瞞了真實身份,混進一半軍半民單位當臨時工, 擔任的是涉及很多機密數據的測繪工作。由於偽裝得好,“萬歲”喊得扎勁,沒有露出“狐狸”尾巴。其間該單位還欲將我轉正,但要到我原單位了解檔案情況。這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謊稱原單位已撤消(原單位就在成都,我豈敢說!)無法找。接下來搞武鬥,造反、奪權亂做一團,再也沒人提“轉正”的事了。我在那個“避風港”里安然地度過了十多年,直至“文革”大戲收場,“右派”得到改正。

2008年12月5日完稿
趙維光：小議“五七”人
所謂“五七”人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意的一個隱晦詞，今後必然給編撰《辭海》的夏征農老先生在新的《辭海》中再增加一個特殊又隱晦的新詞——“五七”人。
什麼人才能叫做“五七”人？大約與《往事微痕》息息相關的人一看便知。“五七”人專指上紀世50年代末的57、58、59等年代被毛整肅過的知識分子，諸如右派中的“極右”分子、“普右”“中右”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歷反”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已”分子，等等。為方便省事，凡被毛封過的各種“分子”都統稱“五七”人或呼“五七”老友。為什麼“五七”加“老友”？因這批人的年齡歷經50年的窘困現都己年逾古稀，都習慣不呼“同志”，而直呼“五七”老友。“五七”老友表示意味深長，彼此間還加深了特殊的親切感，這是其一。還有更重要的其二，能獲得“五七”這個稱號的人，還頗有講究，即除了以上“分子”，對其他人群卻對不上眼口。所以“五七”二字表面看來簡單，但其政治內涵意義深厚，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會給人產生十二萬分的沉重感，它比稱什麼“同志”呵、“同事”呵、“戰友”呵，都有截然不同的社會歷史底線，今後不會再有來者了，不會再有“五七”人的特殊稱號了。
當代對這段歷史視為秘密，現在還處於“禁區”，不能開發，是中國亙古至今的歷史富礦。為何謂之歷史富礦？緣在50年前，毛一手策劃的反右鬥爭全國上下轟轟烈烈，把“五七”人知識精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可在50年後的今天，對50年前的反右轟轟烈烈又莫名其妙地奄奄一息了，怪哉！對“五七”人的踐踏玩弄似乎成了政治遊戲，叫人遺忘歷史。《往事微痕》要拒絕遺忘，正視歷史。
今天的媒體對當年反右鬥爭那種雷霆萬鈞之勢又採取羞羞答答的“捂”呵，“遮”呵，“蓋”呵的，可歷史的車輪才不管你捂、遮、蓋，它老是不停地向着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滾滾前進。
現在媒體每天總離不開“科學發展觀”的呼喚，這對“五七”人的大冤案也許在默默中淡化淡忘。但怎麼能淡忘？構建社會和諧，務必要把歷史的公榫和母榫吻合。當前形勢也正如謝韜資深黨員言之：“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歷史上如沒有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整人哲學，何有“五七”人冤案？自然無有鄧小平的理論“黑貓白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當然也不會有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回顧毛時代“三年超英”、“五年趕美”，導演的結果餓死幾千萬人。現在從金融、交通、能源、航天、城鄉巨變，08年神7升天和成功舉辦奧運。還有與人民息息相關的各種票證也無影無蹤地消失，家用電器及居室豪宅不斷更新等等，在毛時代早該實現又為何不實現？用科學歷史觀來審視50年代，把“五七”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是毛的罪行！！
“五七”人為迎來30年的改革開放付出過慘絕人寰的代價，卻迄今尚未得到補償。正確地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我們“五七”人不但無罪，而且是有功之臣。“五七”人是當今科學發展觀最紮實的歷史奠基人。他們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罹難者。筆者便介紹雲南省開遠市幾位“五七”人，他們不願做成只會消耗社會資源的載體，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對改革開放作貢獻！他們就地取材，因勢利導，從心底凝結在一起，建起新爐灶，瞄準白鳳仙子（白鳳烏雞），從07年的三五百隻烏雞，到今年底可望達到兩萬隻烏雞。他們力爭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1年）達到十萬隻規模，在有限之年向一千萬隻衝刺（他們當中有養雞專家“五七”人姚孔亮，日後把一千萬隻可行性計劃與貴刊見面），將來達到一千萬隻年創利潤20個億。20個億可扶持1500戶至2000戶農民達到小康水平，還要培訓農民使用電腦進行現代化生產。屆時，雲南省開遠市的“五七”人為大家增光了！
筆者訴求《往事微痕》編輯好友幫忙，號召徵集有天賦音樂細胞天才的“五七”老友，儘快為“五七”人創出一首《五七人之歌》，歌的詞譜主旋律一定要釋放出“五七”古稀老人在改革開放中高品位的歌，能唱出我們歷經的屈辱與歡樂！

聯繫地址：661600 雲南省開遠市崇文小學趙維光，0873-3164604
高德立：我怎麼上噹噹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時，我年幼無知，認為參加過三反、五反、鎮反、肅反等各項運動的沒有什麼問題，我的歷史白紙一張。運動之初和風細雨，先是頻繁的開會學習文件，後大鳴大放。十八九歲的小青年，每天帶着耳朵聽別人發言，自己極少發言或不發言，發言也只是三言兩語。當時主持掌握會場的人和有關領導找我個別談話，問道：“小高同志，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為什麼不發言？你不熱愛黨嗎？”我回答說：“我熱愛黨呀，但不知談啥，不知從何談起。”他們說：“幫助黨整風，什麼都可以談。知道的看到的聽到的都可發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幫助黨改進工作，改正缺點，應當發言，不能埋頭光聽喲。”
我一想，是道理，應該把看到的、知道的、聽到的告訴領導。當時公安、檢察、法院系統在一個大禮堂一起開會，一個大食堂一起吃飯。於是，我一次在學習會上發言說：公安、檢察、法院是一個政法系統，但領導們各拉山頭、互不團結，像過去的山寨大王，各自有一幫人馬，互相攻擊……結果引火燒身葬送了一生。
運動進入反右階段，要按指標完全任務，各單位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我也就成了這個運動的犧牲品了。在我還未被劃成“右派分子”前，親眼目睹了涪陵地區公安處反出來的“右派分子”陳平等人，戴着寫有自已名字紙糊的高帽子在涪陵大街上遊街示眾。街上行人駐足觀看，很多小孩用手指指點點，齊聲吼道：“右派、右派，是個妖怪，當面說好，背後破壞……”
被押着遊街的右派分子則低着頭，無神蒼白的臉，默默地從大街上走過。在人們的心目中，右派分子是長着青面獠牙，吃人的妖怪，是反革命，是牛鬼蛇神。運動十分不人道，一天不分白天黑夜24小時車輪式地批鬥，兩手平舉，兩隻手背上放上裝好水的小碗，只要受不了兩手往下掉就要屁股挨皮鞋一腳。鬥爭者邊發言邊指手畫腳邊呼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聲音把人嚇得要死。
我也吃夠了這個“史無前例”的苦頭。這在種形勢逼迫下誰敢與“妖怪”接觸、打招呼、交談呢？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好覺，說不定半夜把你從床上叫起來批鬥，一站幾個小時，簡直叫人提心弔膽，生不如死。當時涪陵縣城街道也經常碰到居委會在開批鬥會，鬥爭反社會主義分子，什麼階級敵人、反革命，口號聲此起彼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叫人不寒而慄。
不幾天，涪陵縣委在京劇團召開批鬥縣裡大右派分子戴家琮的批鬥大會，又不久召開批鬥公安局副局長李滿貴、彭正君右派夫妻的大會。幾十年過去了，回憶起來好像就在眼前，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李滿貴同志是解放大西南時人民解放軍的騎兵連長，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最後也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來雖然平反了，但現在年過80，已成為殘疾人。
隨着反右運動的深入，反右鬥爭也降臨到我們這些無名小卒頭上，很多漫畫和大字報用細麻繩拴着，掛在批鬥大會的會場上。有幅漫畫畫着人民的鐵鉗挾着原涪陵縣檢察長趙仁山的蛇身和李滿貴的蛇身，又一幅漫畫畫着趙仁山鱷魚眼淚的丑像，總之竭盡醜化之能事。又過幾天，一幅漫畫畫着我（右派分子高德立）的怪像。大字報上寫着：“右派分子高德立，應老老實實地向人民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我一走進批鬥會場，看到這幅畫像和大字報嚇壞了，這一下完了，大難臨頭了。大會叫我反省交代反黨罪行，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只有默默地忍受着內心的痛苦。會後整風領導小組找我談話，叫我低頭認罪。當時才十八九歲的我，嚇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想到那些被批鬥的右派分子的處境，天哪，該怎麼辦呢？整天失魂，苦熬着每個時辰。我今後如何面對我苦難的母親和幼小的妹妹們呢？不祥的預感使我不敢多想。
政法系統整風領導小組在公安局內找了一間大房子，裡面擺放七八張木床，除我外還有檢察長趙仁山、公安局長李滿貴。西南政法學院才畢業不久的律師梁徽。七八個人共住一室，有專人負責監視、管理，大小便必須請示報告，外出有事不得超出一小時。門外貼着一副大對聯，左聯是：“坦白交代，從寬處理”；右聯是：“抗拒交代，死路一條”；橫額是：“右派巢穴”。
整風領導小組對我們宣布紀律：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不准和外人接觸，有事請假報告。老老實實寫檢查反省，交代猖狂向党進攻和反社會主義罪行。這期間個個右派分子精神萎靡、表情冷漠，互不言語，惟恐整風領導小組發現又增加“罪行”。每天輪流批鬥，真是度日如年。我的反省檢查寫了無數遍，寫了一本又一本，始終通不過，說我不老實，不交代反黨實質。什麼是實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反黨？為什麼要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我只有亂編、亂造，減少批鬥。批鬥一次，就等於走了一次鬼門關，多少次兩手平舉，多少次屁股被皮鞋踢，神經每時每刻處於高度緊張中。哪裡有實質啊？我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編造：因為我想要過資本主義的享樂腐化生活，實現不了就對黨，就對社會主義不滿。不這樣寫不行，無法過關，寫了照樣挨斗。我只有閉目等死吧，有什麼辦法呢？
我記憶中最為深刻也最難忘的是：“右派窠穴”里的右派梁徽，是西南政法大學的高材生，參加工作當律師，新婚不久正度蜜月，突然被打成“右派”離開了新婚的妻子。有家回不得，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有一個晚上飯後，梁徽請了一個小時假去街上理髮，出去後再也沒有回來。整風領導小組的人來查問：梁徽回來沒有？回答：沒有見到。他床位久久空着。有關人員找了幾天，最後才在烏江大河裡發現了他的浮屍。梁徽這個沉默寡言的人請假當晚回家去，全身換了新衣理髮後，獨自到烏江投江自盡，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真可悲啊！
我個人的命運，是在一九五七年底以右派分子和壞分子罪，被逮捕，不久判刑七年，在重慶石板坡監獄（全稱四川省第七勞改隊）勞改，後被押送到大西北青海省德令哈農場改造。



“五七”檔案：蔣文楊、徐海峪、陸志常、吳式南、劉瑤章、張澤厚
蔣文楊小傳
蔣文揚，男，1934年9月出生於四川長壽縣海棠鄉，高中文化。1950年在長壽海棠鄉參加土地改革。1951年在西南糧食部秘書科。1953年在重慶市百貨公司批發部。1954年在重慶市紡織品公司計劃科。1957年被左派分子劃為右派。1958年三月被送勞教，去過沙坪農場、築路支隊、新勝茶場。1965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75年3月清放回重慶做零時工。1978年6月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回原單位重慶針織站。1992年退休。
徐海峪小傳
徐海峪，曾名徐澤江、徐林。男，漢族，四川渠縣人，1932年生，畢業於渠縣簡易師範學校。1950參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供職於達縣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及達縣專區監察處、達縣地區財政局。1958年初被劃為右派，受到開除黨籍降職降薪處分。1960年摘帽，1979年3月右派問題改正，恢復黨籍和原工資級別及政治待遇，1992年退休。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省廳級以上刊物發表理論創新、新聞評稿、財稅業務和養生保健等雜文、學術論文40餘篇及個人出版的科普讀物10餘篇（本），分別獲該級所評定的鼓勵獎、一二三等獎。其所發表的“關於農業稅收制度改革的探討”、“關於實行土地稅和產品稅相結合的農業稅收制度的設想”、“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村負擔的統治統管”等專論，曾先後分別為財政部和北京經濟學院及省級財政部門選編入其專集出版發行或內部發行書刊。1987年出版的《農業稅收概論》一書，填補了我國農稅學科上的一項空白。1988年獲“四川省職工自學成才二等獎”暨全國自學成才人物的譽稱。1991年、1992年分別被其供職單位的黨政組織和其上一級黨組織評為優秀公僕、優秀財政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
退休後所發表的“我在服氣辟穀養生中的幾點體會”、“這是東方的科學革命”、“建立人體生命自控工程心理學”等養生保健實踐專文及“論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試說怎樣評價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那場政治運動”、“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立黨立國，到‘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回歸”、“與時俱進，以人為本，堅持黨的思想理論創新”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中國發展思維的主體性應當是什麼？”以及“人生不朽是精神”等黨務、軍政、民生、構建和諧社會的詩詞、雜文、學術論文，為多家媒體報道傳播。先後為文化部藝術部服務中心、中國紀錄年鑑匯編委員會、中國國際經濟（HK）研究院、中國亞太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精神文明大典》編委會、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分別評選授予為中華驕子、華夏精英、文明之明、“八榮八恥”創作、炎黃藝術家等五項金獎及國際優秀新思想新學術論壇“國際金獎”，聘其為特約研究員、高級研究員。
上述詩詞格言雜文、學術論文和部分業績，曾先後選編入《共和國的輝煌（理論成果卷•中華驕子卷）》《世界名人錄》《世界學術文庫》《共和國理論研究文集》（論文與紀實篇）》《中國學術檔案》《中華功勳人物論壇文庫》《新時期領導幹部理論研究選集》《中國當代先鋒人物（思想寶庫）》《中國共產黨人理論研究選萃》《八榮八恥箴言錄》《中國當代先鋒人物（思選集（三）》《共和國建設者•智慧格言寶典》《中華名人格言（三）》《十年浩劫詩詞聯寶典》《中華文明榜》《黨魂》《構建和諧社會名人風採錄》等大型文獻辭書中。並於2008年3月選編入其光明日報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的《正義在胸筆在手》一書中。
《正義在胸筆在手》一書，囊括了作者大半生所閱歷的社會風貌，闡述了作者對立黨為政當官作民的見地，無情地披露鞭撻了人世社會中的邪惡行徑。他所展示的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他所解讀的是這個時代的異化人生。他所告誡的是人生的核心價值不可踐踏。他是一幅高屋建瓴發人深省白描再現出的那個蒼涼人世社會面貌的水墨畫面。行文獨闢蹊徑，針砭時弊，理之所至，情之所系，口無遮掩，揮灑自如。他啟迪着人們領悟立身立家立業為政的陽光大道。圖謀社會賢達同仁志士，共同維護中央既定的“改革”“開放”國策，實行“以人為本”振興中華的富民強國宏圖，億眾一心共同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和諧中華、和諧世界。
通訊地址：541001 廣西桂林市穿山東路七星花園紫竹園f座302號 電話：13807731638小翔轉
陸志常小傳
陸志常，男，生於1928年，好不容易活到81歲，真的，沒有“毛救星”哪能活到今天？我在敵偽時就讀於省立常州中學，1948年考入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晚間寄宿在表姐夫李純青先生（上海《大公報》副總編、副刊《時代青年》主編）家中。我白天讀書，晚上有時也學着看看《時代青年》的稿件。在一件退稿中與蘇州景海女中的學生彭令昭（就是後來被殺的林昭）有了三年通信的神交。在“反右”大套魔術中，民治新專的十多位教授、巾幗英雄彭令昭都加冕為“右派”，李純青先生被內定為“右派”，發往北大荒勞動致死，彭令昭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8年。於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在龍華機場。人間悲劇大量湧現。書此，不禁擲筆三嘆！為了紀念令昭遇害40周年，我在07年曾寫了約2萬字的悼念文章，用我自己的遭遇與令昭橫向對比，說明那時對知識分子的橫加迫害（我49年7月起在南京二野軍大文新大隊為學員，49年10月進軍西南，因覺異味襲來，因而在50年1月因病復員）是慘無人道的。我回到常州被分到政府機關工作，因嘴上未裝閥門，雖通過躲閃，騰、挪逃過“反右”大劫，但66年的“文革”就不能過關，72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反比“右派”進了一步，判刑後發配到無錫改造。1979年“平反”回歸，後離休。
吳式南小傳
吳式南，中國著名美術評論家，在50年代初上大學時就才華橫溢。他最感興趣的是美術評論，尤其是研究漫畫，《文匯報》曾整版發表他的評論《有筆如刀——評華君武畫蔣介石》。他因此和華君武、葉淺予這些畫家都成了忘年交，他們曾給他寫過好多信，後來全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場民族災難降臨時，他已經在一所師專教書。由於他年輕、正直、善良，說了幾句真話，就被打成右派。從此，他在農村一呆就是二十年，竟然挑了二十年的大糞，但在田間地頭和昏黃的燈光下，一直思考文學理論，其實他是在思考人、人性的本身。所以他所理解的文學問題，就是一個人性的問題，直到七十年代才重返講壇，現退休。
劉瑤章小傳
劉瑤章，曾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銷一切職務。他先是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北平市長，經傅作義提議當了水利部辦公廳主任。《新華半月刊》是年20期發表《水利部追擊右派分子劉瑤章》。1959年，中央國家機關和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時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還有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
張澤厚小傳
張澤厚（1906--1989），四川省岳池縣賽龍鄉人，四川師範學院副教授、南充市文聯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員會委員。1930年，執教於西南大學，同年學校被查封，與梁伯隆等七教授被捕，保釋出獄後到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任組織幹事；先後主編過《文藝評論》《藝術周報》《文藝新地》等刊物。1933年，因被上海市政府通緝而離開，先後在四川旅宜中學、國華中學任教。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因國華中學被查封與中共失去聯繫，回岳池新三中學任教導主任。1948年，在萬縣一帶為中共作了不少工作，因支持華鎣山武裝起義與其弟、地下黨員張澤浩等人一同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國民黨的監獄。在獄中受盡特務的摧殘與折磨。1949年，是十七個從渣滓洞逃跑出來的人之一。逃出牢房時，身中數彈，鋸了他的腿和幾個手指。任川北大學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聯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員會委員。1957年，川北大學撤銷後，任四川師範學院副教授、民盟支部評委，被劃為右派分子（《四川省右派言論選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辦公室編）。還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在監獄裡勞改了二十多年。1982年，糾正後，任岳池政協常委。1989年8月20日病逝。



友誼回聲：范耀辰、陸志常、陳瑞晴、闞芳如、老鶴、趙維光、盧盛國、彭慕陶、張永賢、杜道解
青島市范耀辰：
我也是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二十二年煉獄般的生活使我心身備受摧殘；但我又是一名倖存者，在這古稀之年能看到一些仁人志士對那個時代對那些事件的真實記敘，對其內情的無情揭露和他們的深邃透徹的評述。原瀋陽軍區空軍在1957年的那場反右派運動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在駐遼寧的空軍各軍、師、校、場就把154名青年軍官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其中有十餘名飛行員），把他們開除軍籍黨籍，剝奪軍銜，遣送到一處農場進行“勞動鍛煉”。在這漫長的黑夜裡，他們被餓死、累死，被毆打致死，或被逼走上自絕之路……但我想這不過是軍隊反右派的冰山一角。我是這154人中的一員，但我大難不死，許多慘酷親身經歷、親眼所見，如今回首往事不寒而慄。我曾寫過一些回憶文章但無處發表，今見到《往事微痕》十分高興，我想把那混沌年代的經歷寫成幾篇陸續寄給你們，不知是否能接受。（編者：我們歡迎！）
江蘇常州81歲老人陸志常：
經“右派”老友介紹，得悉貴刊無忌無諱，仗義執言，萬家生佛，確為不朽力作。懇請賜寄數期，以慰我老年人的相思之苦。回信請寄江蘇省常州市新市路金色新城37幢甲單元30室陸志常收，不勝激感。
山東省萊州市朱橋鎮後趙村中共黨員離休幹部楊楓說：
讀了《往》11期謝韜的文章很興奮，相繼寫了四封長信(每封都十數頁)寫他的感想體會。
浙江寧波黃鸝新村黃達漢：
我已76歲，也是57年前遭受“陽謀”陷害的老右，幾十年來歷盡災難，好不容易活了下來，趕上“改革開放”好時期，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五七”那段真實的歷史至今仍被當權者歪曲掩蓋，甚至繼續歌功頌德寫入正史，對民族對子孫都是極大的禍害。你們正在做一件還歷史真正面貌的偉大工程，是在做造福中華民族和子孫千秋萬代豐功偉跡的事情，我深深地向你們致以敬意。
北京陳瑞晴：
您們辦此刊物實屬不易，對此義舉敬佩之至。當過“右派”的人，都受過多年的岐視和侮辱。因而對“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理解甚深。社會名人和普通人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晴，出生與死都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有時一隻小老鼠能救大獅子（民間傳說），可惜人們常常忘記這些。祝你們刊物越辦越興盛，並得到越來越多的讚譽。
成都闞芳如：
我是一個退休的家庭教師，丈夫原是川大學子。解放後經培訓分配到四川壁山縣來風驛第一中學任教。57年被劃右，下放農村勞動改造；62年摘帽調到鄉村小學當老師。文革中，被揪出作反革命分子罪論處迫害致死(6年)，時年48歲。我當時一直在成都，他死後一周，當地以公社的名義，一紙電文，稱是他"畏罪自殺"，發給我。我那時一直是“右派家屬”，在學校也是受歧視、被監管的對象，獲得他的死訊便向工宣隊作了匯報。那時正是清隊時期(清理階級隊伍)，不准離校，因此我沒有"權利"去為他善後，至今屍骨未存。這是我一生的"痛"。18年來我們夫妻都是兩地分居，他所經歷的一切除了在信上告訴我一些以外(他都是寫好的，怕我擔心)，我全然不知情。直到79年我不斷向教育廳申訴，才得以平反昭雪，作了些補償。所以對《往事微痕》上面所刊的文章，都感到十分真實感人，我都細細地閱讀。特別是11期首篇《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紀錄》（摘選），我十分贊成，受到很大的啟示，能否全文刊在期刊上，讓我們能夠拜讀。
黑龍江虎林縣850農場老鶴：
重溫歷史備感親切，對你們不停的筆耕十分敬佩。人們常說培養一個飛行員需要等量的黃金，培養一個專家、教授、學者，費用會少嗎？五十多萬右派大多是人才，讓他們去勞動改造不可惜麼？這是最大的貪污浪費，最大的犯罪啊！
雲南開遠趙維光：
10月下旬箇舊市難友李斌把《往事微痕》1至9期傳到開遠，這才真正目睹《往事微痕》，大家如獲至寶，紛紛如饑似渴地搶讀。為感謝和企盼《往事微痕》生命的延續，我們採取眾人拾柴火焰高的辦法寄來800元人民幣以示支持。
湖南省新化縣糧食局盧盛國：
10月我到長沙從既是同學又是“五七”難友處見到了《往事微痕》，立即複印5份帶回新化，送給右派老人傳閱，但僧多粥少又複印了5份，可見此小冊子深受大家歡迎。近日來常有難友來索要《往事微痕》，因此請求以後每期都寄我一份，我再複印給其它難友，是否需要捐贈經費盼告。另外說一下50年前我縣反右情況：新化縣共劃右派537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163人，中右分子403人，共計1103人，最後全部“改正”和恢復名譽。值得指出的是，全縣只有中小學教師2922人，各單位工作人員1309人，文化系統人員145人，衛生系統人員85人，共計4461人，被錯劃人數占百分之二十七。這個運動多麼荒唐，能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嗎？

（聯繫電話：0738-6530049，小靈通0738-6183922）
高德立：
《往事微痕》好內刊, 五湖四海精英聯，文書史事動心魄， 敢吐真言獻膽肝。批判獨裁啟憲政, 謳歌民主唾專權，當年浩氣今仍在，董筆今操信史傳。
五十多年來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嚴重影響中國人民政治生活的反右運動和以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這兩個大的政治運動中，不知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了冤魂，多少人被殘酷折磨，在痛苦呻吟，煎熬中悲慘地死去。我們都是這兩個震驚中外的大運動中的犧牲品。遭遇這兩次大難不死的倖存者，能活到現在，真是不幸中之萬幸了。在那史無前例的荒誕、滑稽的年代，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每一個運動都有大批無辜的人倒下去。以我為例：我是一個縣以下機關的一個小小的公務員（公安局的普通小幹部），也未能逃過被整，幾次差點在勞改中死去的厄運。在隨時感嘆自己命運不好的同時，又想到共產黨的中央領導人，革命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都含冤而死，而我們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又算個啥？！這樣自我安慰，苟延殘喘地活了下來。現把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通過原先寫的底稿慢慢回憶把它寫下來。畢竟幾十年過去了，有很多遺漏和忘記。我本人是右派兼壞分子，在被判刑勞改期中，受過重傷，身患高血壓，慢性食道炎及胃腸疾患，為不能完整地回憶、記錄下來而深感遺憾。
四川成都彭慕陶：
對歷史罪惡的沉默就是犯罪。1957年由毛澤東親自設伏構陷，誆騙許諾，背信棄義，違反憲法，一手策劃發動的“反右運動”，至今不少中國人仍不明真相。當局不僅不去清理、追查、思過、悔改、賠禮道歉，總結經驗教訓、疏導化解積怨，挽回政治影響，反而還在禁錮封鎖。現在我們已到風燭殘年，即將離去人世的時候，應勇敢地站出來告訴子孫後代，向中共討回公道。正如難友李昌玉先生說的：“豬在死之前還要叫幾聲，可我們叫也不叫，無聲無息地帶着條條鞭疤、刀痕去見馬克思，豈不愧對自己又欠了一筆良心債？”錢理群教授也指出：“在我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還歷史清白的一天了，我們要說出、寫出所經歷的一切，為歷史留下這一代；我們要追問和思考，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歷史經驗教訓在哪裡？我們當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歷史是當事人的反思卻又是後人不可替代的。我們將這些打上歷史烙印的事實作為精神遺產，留給我們的後代。”
北京張永賢：
博先生，你好！來信收到，謝謝！上次（08年8月28日 ）我們在東坡酒樓見過一面，您給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你們為《往事微痕》的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你們的無私精神令人佩服。作為難友，請接受我衷心的敬意！為了表示我對《往事微痕》的支持，我於12月25日 通過工商銀行向葛亮的卡上存入了200元（卡號6222020200025589611）清核實查收。因我是在企業退休，退休費不多，這點錢實在拿不出手，請諒解。今後我將會繼續支持的。 謝謝盧玉夫人和鐵流先生辦了一件大好事，使我們的聲音不被遺忘和湮滅得以留存。我前後收到了《往事微痕》第7至9期。文章都很好，說出了我們想說的話，也使我獲益非淺。如果可能（如果還有剩餘）很希望能看到其它各期。有一位與我相交近50年的“五七”難友李乃忱，1957年前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導演和後台主任，也是首都劇場的副經理。現年近九旬，仍思維清晰、筆耕不輟。近來在續寫有關北京人藝的歷史資料，三年前到重慶定居。今日與他通電話談到《往事微痕》，他非常希望一讀，並表示願意提供贊助。如果方便，請給他寄去，並把那封信也附上，使他對《往事微痕》有所了解。
北京杜道解：
我同意貴刊的觀點，對三十年基本持肯定態度。僅管這些年還存在不少問題，全是毛陰魂不散所致，並非改革開放不對。這三十年不僅僅是大家吃得飽穿得暖，不少人有車有房，最重要是個人有了發展空間和私有制的復活，工商社會正在開始形成，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未批毛是他們怕失去神主牌，為此應有新的神主牌，新的神主牌應該是共產黨裡面的權威人物。所以我主張擁鄧批毛換神主牌，這是自由民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