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微痕---十四期 | |
| 送交者: 剛之柔 2010年06月30日06:36:44 於 [焦點房談]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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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2009年1月5日
目 錄
(02) 編 者 2009年新春寄語 (04) 謝 韜 讀《往事隨筆》贈王大可 (04) 余英時 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19) 鐵 流 徹底否定“反右鬥爭”是打破中國民主進程的“瓶頸” (23) 鍾沛璋 這是為什麼？——姚芳藻著《六月飛霜》序 (28) 茅于軾 平反之年——1978 (30) 鄒 媛 陳獨秀的後人也未逃過反右一劫 (34) 林楚方 “因言獲罪”的“右派”分子朱鎔基 (41) 曹德謙 我的右派經歷 (44) 燕遯符 默默難訴草根情——我心中自己的人生之路 (60) 譚顯殷 一個長壽湖逃亡者的自述 (81) 陶渭熊 不能忘卻的幾個右派難友 (87) 楊耀庭 我的父親和他的兩位弟弟 (90) 嚴家偉 不敢接受“平反”的人 (96) 王玉林 165名優秀空軍軍官的右派人生 (101)劉 衡 徵求購書 (102)“五七”檔案：覃承源 、劉蘅、陳英華、馬懷麟、趙維光、陳愉林 (106) 友誼回聲： 董品宣、丁弘、林永萬、廖伯偕、關家麒、蔣禮昌 (107) 在東風拓荒紀念碑前： 沉痛悼念長眠於地下的“五七”難友 2009年新春寄語 編者的話 新年說往事，和諧憶暴殘！自由不可擋，民主耀坤乾。 剛剛過去的2008年，中國天災人禍頻繁。先是冰雪，接着是西藏騷亂、四川汶川地震、貴州甕安事件，再後是楊佳襲警……這些事還未了斷，又有了“三鹿毒奶”，接下來是物價暴漲、股市狂跌，國際金融海嘯也漸行漸近，真叫老百姓“吃不了兜着走”。而一些頑固不化的毛派人物卻趁機作亂，把如今愈演愈烈的貪污腐化、權錢交易、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竟然栽贓到改革開放頭上，徹底否定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要為“四人幫”翻案，重提毛澤東臭不可聞的“階級鬥爭”，甚至公然叫喊要“打倒腐敗政府”（魏巍語），“再搞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對於三十年前那些腥風血雨的歷史，卻極力進行掩蓋，以假亂真，還大肆渲染毛澤東生前“德政”，處處和胡溫倡導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唱對台戲。為了拒絕遺忘，正視歷史，北京一些歷史老人勇敢地自費辦起了這個《往事微痕》。 歷史就是歷史！任何人也掩不住，封不了。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昨天的現實就是今天的歷史。沒有歷史，就沒有記憶；沒有記憶，就沒有精神；沒有精神，就沒有民族的生命。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綿延不息地生存和壯大起來的。可是，毛派勢力在當今意識形態官僚機構中的代理人，卻千方百計地讓人們遺忘歷史，失去記憶，不准人民去正視歷史，書寫歷史，去記述那些並不如煙的往事——因為那是災難、是不幸、是痛苦、是血淚，有損於毛澤東的“偉光正”形象。 自1949年中共新政伊始，特別是毛澤東執政的28個春秋，他幹了許許多多的壞事、惡事，但這都是至今仍不可觸及的禁區，所有報刊、電視、電台、網站都不准吱聲言說。每逢有關的紀念日，那些毛派的代理人，就要出面向媒體打招呼或內部行文，設置“四不准”：不准報道，不准宣傳，不准集會，不准紀念。何其心驚膽戰、心虛膽怯也！ 天道不死，忠義長存，歷史永遠是歷史。無獨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軍人佛朗哥在西班牙發動政變，自任攝政王，圖謀推翻民選的左派共和政府，結果引發了舉世震驚的西班牙內戰，導致50余萬人喪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西班牙社會黨政府的推動下，其眾議院通過了一部《歷史記憶法》，正式起訴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宣布對他執政四十年間的受害者平反並給予賠償，同時展開全面的“去佛朗哥運動”，規定所有紀念佛朗哥的雕像、碑匾等標誌均須廢除。當年的受害者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是在正視歷史的問題上跨出的重大一步。同西班牙這樣一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們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仍在實施“強迫遺忘”的愚蠢政策，不讓總結歷史教訓，不去消除歷史積怨，致使朗朗乾坤、威武華夏，變得黑白顛倒，是非混淆，邪惡猖獗，民怨沸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從何談起呢？ 我們這些生命已快到盡頭的歷史老人，餘年惟一耿耿於懷、拳拳於心的事情，就是希望我們一代一代的中國人，都能夠挺起胸膛，昂起頭顱；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支持改革，促進民主；反對倒退，反對復辟。新的一年，我們矚望着中國的《歷史記憶法》的誕生和對歷史罪惡的清算！ 在新春來臨之際，我們《往事微痕》五位義工老人，祝全體難友、戰友、朋友，身體健康，合家快樂！ 讀《往事隨筆》贈王大可 往事隨筆一寫真， 人生悲樂黯然陳。 平凡兒女平凡事， 風暴臨頭災禍身。 傾誠奉獻懷痴事， 沏骨凝寒赤膽心。 升華拋卻遺憾恨， 滿堂清風滿紙情。 八七翁 謝 韜 二千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於北京 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 余英時 先生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享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被譽為“胡適之後最傑出的中國學者”。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後，余英時先生隱居“小書齋”中著書立說，筆端深含中國情懷，思想影響華文世界。時代周報創辦之際，余英時先生欣然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國學“大師”太多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周報：現在的“國學熱”似乎越燒溫度越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余英時：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熱不起來的，只有五分鐘。學是要冷冷清清長期做的，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等於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熱，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國學熱”本身跟國學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東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國外求什麼，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才會搞出“國學熱”來。 時代周報： 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人心不古，物慾橫流”，所以必須倡導“國學”，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余英時： 我想“人心不古，物慾橫流”的說法，每個時代都能聽見。古代就有了，漢代可以這樣說，唐代可以這樣說，明代可以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什麼才是把人心復古呢？從前提倡經學的人，就以為經學可以解決一切，中國人念經學念了幾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庫全書》提要，經學有多少書？每一代都有發展，還不是繼續“人心不古，物慾橫流”？我想每個時代都有問題，沒有任何一種萬靈藥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對症下藥。 時代周報：在現代學術史上，“國學”一說的發展有什麼樣的背景？ 余英時：“國學”基本上是日本的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復日本的國粹。先是對抗中國的漢學，後來又對抗西方的東西。這個“國學”後來就傳到中國來了。當初也經過許多演變，也有“國粹”的說法，同樣是日本傳來的。後來中國有《國粹學報》之類。章太炎提出，這些東西有所誇大了，所以改用“國故”，他有一本書就叫《國故論衡》。胡適他們提出“整理國故”，整理跟中國有關的歷史種種。這樣“國學”就變成中性的名詞。
時代周報：在學術研究上，通與專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 余英時： 在學術上，通與專是看個人的。有人願意是專家，他不想“通”，對“通”沒有那種意識。有人故意學“通”，那種是很虛的通，許多抽象的廢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尤其是現在用西方各種理論的名詞，人家也不知道葫蘆里賣什麼藥。我想真正求通，是在專中求通，通中求專，兩者分不開。沒有具體研究，通什麼呢？一到具體研究就進入專的領域。這專不是就事論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後面，看看左右，把有關的都聯繫起來，那就是專中有通，通中有專，不能空談專與通。 時代周報：為什麼現在大陸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大師國學”，動不動就是“通才”？ 時代周報：為什麼你現在把“知識分子”一詞都改用“知識人”？ 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中國造神的經典“巨著”《東方紅》 張冬冬 蘇聯和東歐解體已16年了。對這解體，有的欣喜若狂、歡天喜地；有的捶胸頓足、痛哭流涕；有的身處局外，冷靜旁觀。無論以上左、中、右（這是借用毛主義的分類詞彙）三種態度，都不能改變這鐵的歷史事實了! 而且都有一個共同的課題，就是總結歷史教訓。這主要教訓之一，就是不要再搞個人崇拜造神運動,並且要堅持不懈地剷除產生個人崇拜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 無論在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在由歌頌個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專制獨裁的造神運動的狂瀾巨濤中，文化藝術都因被驅使成為最大的“幫凶”而發揮了“史無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蘇聯的30—50年代，大量的個人崇拜的文學、戲劇、詩歌、電影、交響樂、大合唱、大歌劇、芭蕾、美術、雕塑等等，其數量之大、藝術水準之高，是人類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現象，我和成長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真是太熟悉這些藝術了！而且其中絕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誠、藝術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嘆！我現在還保存有一些作品的總譜，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頌”。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時，少年的我在一個黃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聽到由室內傳出的手搖留聲機里發出的這個蘇聯唱片的鋼琴和合唱。那鋼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摯的長呼吸的女聲合唱，直到最後高潮的混聲合唱，使我曾感動落淚！十年後的1963年我還在中央廣播電台任職,我能借到和蘇聯電台內部交流的音樂錄音資料,其中有蘇聯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響樂——追憶列寧”，這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圖書唱片室里沒有的資料。我曾多次聆聽並深入進行聽覺分析, 圓號演奏的那中亞風格的有力的旋律,鏗鏘有力,深刻感人, 就當時來說水平很高,我現在還能清楚地記得。我國五十年來所有的同類作品，其藝術水準根本就難望其項背耳!美國《時代》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關於蘇聯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重要的研究專論,開篇即說的是藝術和音樂:“儘管我們不認同蘇聯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她的詩歌和音樂是首屈一指的。”(《長河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頁。毛宇寬教授 :《蘇聯音樂的歷史啟示》)
但是蘇聯、東歐頃刻之間的崩潰解體使這些大量的歌功頌德的作品倏忽之間全成了過眼煙雲而蕩然無存,證明了它們絕對沒有保護、捍衛、挽救那個制度及其統治者的失敗和滅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後也難留在音樂史中。而在世界人類的音樂史中,能留下來的恰恰是當時被批判的又被後人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見證”的蕭斯塔可維奇的交響樂作品，連他的在高壓下創作的歌功頌德的，獲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獎的應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歷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樂史里，除了歌頌上帝的音樂之外，從來還沒有歌頌某一個國王或皇帝個人的交響樂或音樂作品，不論該國王或該總統多麼偉大。在歐洲，英國從來沒有過“維多利亞女王頌”大合唱或“丘吉爾頌”交響樂；在羅馬、希臘也沒有“凱撒大帝大合唱”、“亞力山大大帝頌”交響樂；在法國沒有過“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頌” 或“戴高樂頌”大合唱；在德國也沒有“威廉國王頌”的大合唱或交響樂；在1917年前的俄國，也沒有“彼德大帝頌”、“尼古拉沙皇頌”等大合唱。為政黨領袖和國家領導人寫歌曲、寫交響樂、寫電影、寫小說進行歌頌這一個人崇拜的文化現象，乃是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特殊產物，並在前蘇聯發生、發展、興旺且成為“黨的文化”的強大主流。不過在1917年蘇聯成立的初期也並沒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大肅反大清洗，要確立個人的獨裁統治時才建立起來，並在30-50年代得以特殊興旺。但奇怪的是，號稱人類社會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卻並沒有作為共產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頌”、“恩格斯頌”大合唱或交響樂，而自稱是他們的繼承者和學生的列寧尤其是斯大林卻擁有不少的歌劇、交響樂和多得數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後，赫魯曉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個人崇拜，自那時起就再也沒有歌頌他的藝術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後的六、七屆前蘇聯國家領導人，任何一位也從沒有過他們的頌歌！沒有“赫魯曉夫大合唱”，沒有“勃列日涅夫進行曲”，沒有“戈爾巴喬夫頌”和“葉利欽頌”等歌曲和交響樂。可見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是斯大林獨裁建立的、歌頌他個人的文化現象。 在封建毒害最為深久的中國，雖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無論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後的現代中國，並沒有“孫中山頌”交響樂，也沒有“蔣介石頌“大合唱。惟有“東方紅”作為毛澤東的個人頌歌，卻實實在在是對前蘇聯的個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這是所有人都不爭的事實吧！ 就是歷史上最最極權的法西斯的納粹德國，有過“希特勒頌”的大合唱或交響樂嗎？ “東方紅”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為人知了！它本來是一首活潑輕快的陝北農村民歌小調，而且被民俗學家劃入情歌範疇之內。它的歌詞是“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還有更早的少為人知的原生態歌詞《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人，呼兒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們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詞，是被署名為當地農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當時延安根據地的新文藝工作者採集民歌發現以後，歌詞是否又被修改拔高過，我們已不得而知了。本來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現象,具有自發性,如蒙古民歌“嘎達梅林”,如陝北民歌“劉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現象。但是 “東方紅”卻不同,從開始它的命運就被提升和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而絕不同於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適應了1942年延安整風后毛澤東全面地登上領袖地位，並要求擴大和加固其個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發現、提高、加工、推廣的；它也的確曾在根據地作為領袖和人民親切的新型關係而流傳,直到建國初期的五十年代,還是被人們親切地歌唱。但是它從誕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國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體的毒液而不被發現，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三中全會前後，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中，才被發現並提出反思。人們把它的歌詞“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國際歌”的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和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鎖，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詩句相比，對它的個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義，提出過質疑和批評。目睹這支歌從小曲到頌神的全過程的劉熾後來說：“文革中《東方紅》和《國際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後邊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心想，這不是矛盾的嗎?”（“東方紅” 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並傳播它的主要人是詩人公木,他在文革後也如此反思(《我的祖父——詩人公木的風雨年輪》張菱)。 但是當時的討論還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對“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來還沒來得及深思，人們也還沒有來得及發現和討論這首歌的音樂方面是如何被神化——異化的。實際上歌詞和音樂的被不斷加工和不斷異化是同步進行的。自1949年後，“根據地文化”即“黨文化”被確立為全國的主流文化，這首歌就被作為領袖個人的頌歌而傳遍全國，並具有了某種和“國歌”相同並超過“國歌”的典禮性和儀式性的莊嚴神聖意義。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會和典禮的儀式就有“唱國歌、唱東方紅”這道程序。自文革始,這道程序就約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後，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漲的個人崇拜、踐踏民主、強化集權、張揚奴性的過程中，一批一批的音樂家們，懷着虔誠的愚忠，為了達到造神的需要，就要在音樂方面把這首鄉村的情歌小調，拔高和改造成偉大領袖的莊嚴頌歌。但是這是有極大難度的，從哪裡才能找到這樣的音樂技術呢？那辦法也只能是向蘇聯學習。 但是前蘇聯和中國有極大的不同。同為個人崇拜，歌功頌德作品的藝術水平，中國無論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還交響樂，其技術水準和專業水平與前蘇聯相比，則相差懸殊而無法比擬耳！蓋因前蘇聯從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紀，早在1917建國之前，經過近三百年的歷史長河,從總體說,它雖然仍是一個以龐大、落後的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它雖然還沒有像西歐各國那樣，進入最先進的工業文明,但是卻有了初步的工業文明, 尤其是它的藝術成就更突出,有了強大的俄羅斯樂派和拉赫馬尼諾夫等國際大師。在擁有如此強大的古典音樂傳統之後的音樂水準,那些“斯大林頌”、“列寧頌”的交響樂、大合唱，其藝術水準之高，是今天的中國人想不到的。而我國卻是數千年的農業文明,“黨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發表“講話”的延安，那時的延安和根據地還只有農業文明的大秧歌而沒有工業文明的交響樂。所以中國的“黨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農業文明的“十二把鐮刀”、“兄妹開荒”起步，“東方紅”自不例外。起自“東方紅”的我國的造神之作，經過1949年建國後的全國規範化，再到1958年的大躍進文化，和浩如煙海的歌頌毛主席、歌頌三面紅旗的新民歌(周揚主編、郭沫若題詞《紅旗歌謠》)，再由文革文化達到頂峰。五十年來的這些音樂作品，總體說都是用農業文明的簡陋的技術包裝的“政治文化”。 由於1949年後的中國是向蘇聯“一邊倒”，而我國的音樂家們學習和掌握這些主要來自蘇聯的音樂技術的時間還很短，水平還很幼稚，所以要把這首簡樸而輕佻的情歌小調改造成偉大領袖的頌歌還很困難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輪番作業的人為地強行改造的技術手法，就是把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時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強再加強、聲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樂隊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濃塗重抹，力求拔高改變其原始面貌；不論這首小小的鄉村情歌能否承擔此種功能，畢竟經過多人多次多年曆久的逐漸加工，最後終於將其強行變成肅穆、雄偉、巨大、厚重，但也威嚴、陰沉、呆滯、沉重的音樂形象。好像脫離了人間、遠遠地升騰到高不可攀的九天雲霧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虛幻的至尊大神，而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樂審美意義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潑生動的生命力已喪失殆淨，成了強行拔高的、改造的音樂“四不像”，既沒有“斯大林頌”那樣的真摯親切純樸的感情，更沒有藝術的高水準。我在文革中被關押的每天早晨都聽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時，都似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鬥而恐懼不已,多年後的偶爾聽到仍難免心驚肉跳的恐怖。它的從情歌到頌歌的這個加工過程就是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的過程，就是宣揚封建愚忠、毀滅個性解放、扼殺獨立思想、強化獨裁專制、背離民主自由，也背離了“國際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鎖,讓思想飛出牢籠”，而自我套上個人崇拜的思想枷鎖的過程。在前蘇聯，正是在響徹雲霄的斯大林頌歌聲中，千百萬人被殺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國，也正是在“東方紅”的頌歌聲中，“大躍進”的餓殍千里、哀鴻遍野，文革的打砸搶瘋狂武鬥，無數人無辜被害，冤假錯案遍布全國，經濟崩潰，國家命運瀕臨絕境而沒有任何批評和反對。所以，個人崇拜扼殺民主使蘇聯東歐崩潰；在中國，不但毒害了毛澤東自己，也毒害了共產黨本身，還毒害了我們每個人啊！“東方紅”這支小歌的作用決不能說小啊! 文革過去已28年了，對於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的“真理標準的討論”和1981年的“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後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中，得以徹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進入21世紀，三中全會也開過26年了，六中全會也開過23年了，蘇聯東歐也解體16年了，人們都在對百年的共產主義史、蘇聯和東歐的解體的教訓，進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國正在努力開放，向國際接近；本應越來越遠離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獨立、思想解放；對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本應進行深刻、反覆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儘可能徹底地剷除這罪惡的、封建的毒瘤。改革開放迄今近30年的今天，難道我們每個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鎖，讓思想衝破牢籠”嗎？難道誰還相信有救世主嗎？在中國，人們已認識到，1949年後的中國文藝，由“一切為政治服務”到“文革文化”而毀滅人類文化，其個人崇拜的瘋狂性、愚昧性和技術水平的落後，都是遠遠超過了前蘇聯的，堪稱為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這些80年代曾有過的反思，還沒有繼續堅持深入，就被人為地中斷了！ 文革結束近30年了!今天，請看當今世界各國，有過“布什總統進行曲”、“撒切爾夫人之歌”嗎？即令在落後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國，曾有過“X國王交響樂”、“Y大帝頌歌”嗎？即使是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有過如“東方紅”式的頌歌嗎？ 但是獨獨在我國，卻還抱住個人崇拜的封建陰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們都還記得：四人幫剛剛打倒的1976年，馬上就有了歌頌華國鋒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並又唱遍全國。這首並無罪過的普通民歌,又被強插上個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由於華國鋒很快走出了歷史，這首歌也馬上消失了。但是如這樣的已成過眼煙雲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卻好像已成無限光榮的傳統，又竟然變本加厲地擴充到為每一屆領導人搞一首質量低劣的簡譜頌歌。從歌頌鄧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頌江澤民的“走進新時代”，均為此類產品。而且這些歌曲的藝術品質和靈魂的真誠，由於歷史的根本改變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蘇聯的同類作品的藝術水準和真誠感人於百分之一了！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還把《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再加上《國歌》共同組合，寫成大型的四個樂章的《東方紅日》交響樂，並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這就正如魯迅早就說過的“吧兒的種子綿綿不絕”！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時之長的融合唱、獨唱、詩朗誦和大樂隊於一爐的名為“黃山頌”的豪華型頌歌。我看了電視的播出，深為其富麗堂皇奢侈華貴其外,而平庸陳舊蒼白媚俗其內的，新的假大空的歷史重演而悲哀：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國的此類個人崇拜的頌歌, 還有一個不同於前蘇聯的特點,即被歌頌者的個人籍貫被賦予的特殊的意義。由於毛的湖南籍貫，建國後，他的頌歌就有許多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間音樂，或湖南花鼓音樂的風格來寫作，或改編、或演唱。無數的此類產品中，其中流傳最廣的是當地民歌風的《瀏陽河》,曾有一時此歌還被明確註明為湖南民歌。又因華國鋒籍貫山西, 他的頌歌就是他的家鄉山西晉中的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如今胡錦濤主席先生籍貫安徽，於是《黃山頌》的全部策劃操作和出資就由安徽省主持。個人籍貫 ,尤其是領導人的個人籍貫如此具有特殊意義,這大概是農業文明的中國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現象,也根本背離了“共產黨宣言”里說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就使我想起從前曾有過的，為了為同鄉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同鄉會”、“湖廣會館”、“紹興會館”等等社會組織，以及檔次更低下的推而廣之的地方性的封建會道門，如青紅幫、哥老會、袍哥等等組織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遊民的文化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領導人的貴同鄉也都光輝幾分。這些難道沒有“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的腐朽觀念的影子嗎?難道沒有封建傳統的狹隘的地域觀念的意味嗎?而其詞曲作者、改編者、演唱者，無不乘直升機而立馬飛黃騰達,比文學界的一本書主義更走紅。音樂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輩子，而且相傳多批梯隊,已是司空見慣了。《東方紅》雖是陝北民歌, 但是由於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陝北民歌或陝北民間音樂，五十年都走遍全國；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風的作品,如“挑擔茶葉進北京”等等,不論其藝術水準高下,也都有了特別身份而被特開綠燈不脛而走。本來，對一切民間藝術的研究，的確是藝術家們的工作, 民間藝術和民間音樂本有其自身的獨立的學術意義和文化意義。但在中國卻不是像俄羅斯民族樂派和匈牙利作曲家柯達衣和巴托克那樣地從藝術和文化的學術意義出發而深入研究，並獲得歷史的和國際的意義且為世界尊重。在我國，民間音樂的推廣卻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領導人的籍貫而起作用的,其獨立的文化意義和藝術價值卻並不受到關注。領導人一退出歷史,這些民間音樂獨立的藝術意義也就消失或褪色，而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所有的有關學者，卻從未曾發現或討論過。當然,此類產品的出世和走紅,並非一定要領導人親自明確發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們務求緊跟蓄意所為, 而且大多是由力獻忠誠的愚忠願望而致。難道這不正是魯迅早已說過的“爭當奴隸而不得”嗎?
邵燕祥在1998年的《說“神化”——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統地分析了“神化”的歷史和惡果後，又說：“對於文革而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1978年的三中全會倡導了實踐標準與之對抗，1981年的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起的惡劣作用以外，對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還是歷史的弱項。例如：黨政軍學的各級幹部，工農兵民的廣大群眾，為什麼都不自覺地匯入了“神化”毛澤東的潮流？——我以為，長期皇權專製造成的“臣性”即“奴性”應居緣由之首位（“非神化”340頁，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庫》1999年8月出版）。這真是我們民族、我們每個人，都應深入反思的啊! 歷史錯誤在不斷反覆，使我感到深深的壓抑、羞愧和無邊的悲涼！無論領導人的是非功過如何，我們何時才能剪掉腦袋後面的為每屆國家領導人各獻頌歌這根可恥而醜陋的封建的大辮子呢? 後記： 1.《東方紅》所標誌着的感恩思想的歷史原因，是更加悠久的中國封建的農業文明的意識形態產物。對感恩思想的深究和探討，是更加深刻的歷史課題，在中國還遠遠沒有展開，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 2.感恩思想和忠君觀念，是同一事物的互相補充的兩個方面，好像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它們的歷史來源也同樣悠久，都是由於中國沒有經歷過歐洲的文藝復興的歷史過程，沒有對封建的農業文明的意識形態進行過歷史性的反思和批判。這都不是本文的範圍了。 3.《東方紅》由一首小歌的標題，進而到1963年又成為集中表現中國20世紀革命史的大型歌舞《東方紅》的標題，說明了對毛的歌頌和評價又上升擴大到20世紀整個中國革命史的意義，是為文革的前奏和輿論作準備。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已經是在否定了文革和初步批判了個人崇拜之後的1985年，卻又一次同樣興師動眾投入巨資恢復了《東方紅》大歌舞，雖然改名為《中國革命史詩》，而內容卻和1963年的版本全部相同地歌頌毛這個人。這種和歷史的進步相逆反的文化現象，卻沒有被提出過任何反思和質疑。而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每逢有關節日，總是要在ＣＣＴＶ再次播出《長征組歌》，且莫說長征的歷史真實已經被多人在多處多次提出疑問，被作為其象徵和代表的18勇士強渡瀘定橋就是子虛烏有的、被編造出的假歷史；包括人造衛星的呼號仍然是《東方紅》；在文革中產生的鋼琴協奏曲《黃河》的結尾仍然是《東方紅》，而文革已經結束30年多了，如今仍然在到處演出。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繼續宣揚個人崇拜的事件，卻在今日也照常反覆地繼續做着，而沒有引起過任何評論和質疑！許多回憶錄都說絕不能使文革的歷史反覆再出現，但是上述事件難道不是正在反覆着嗎？ 徹底否定“反右鬥爭”是打破中國民主進程的“瓶頸” 鐵 流 五十年前的“反右鬥爭”是中國的巨大災難，給千百萬幸福和睦的家庭帶來毀滅，把大批有能力有作為的知識分子，打入阿鼻地獄，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這場全民性的災難至今仍遭受到中共當局內毛派人物的打壓、封殺，為不少學者、專家遺忘與淡漠。而今很多六十歲以下的人壓根兒不知道“反右鬥爭”，更不知道“右派”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原因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後又吃了些什麼苦，受了些什麼罪，又怎么九死一生地活到今天。更為可悲的是一些受害的當事人也竭力迴避這一歷史事實，甚至將它視為恥辱、罪過，不敢向親朋兒孫提及，更不敢向社會袒露心跡，留言寫書。隨着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流逝，現今活下來的右派人數不足當年被劃右派人數五十多萬的十分之一，且均是風燭殘年的耄耋老人。再過十年、二十年，這些老右就死盡死絕了。當然，這段反右的歷史災難也就結束了，“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也就“自始至終百分之百的正確”了。歷史若是真的如此，那麼總有那麼一天，這個災難又會重複發生。因為，不正視歷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不總結歷史的國家是災難重演的國家，不承認自己錯誤的政黨必然重蹈覆轍。 歷史不能湮沒，歷史不能篡改，歷史不能迴避。從當前中共一些毛派領導人的行為趨勢看，大有可能再搞一次剿殺言論的“反右鬥爭”政治運動，不然當前何以如此封殺反右歷史，打壓生命快要結束的右派佬？例如不准他們聚會，不准他們發表隻字片語的文章，不准媒體提及這方面的事情，仍在重複歷代封建帝王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老路，這多麼可怕！據悉，中共一些毛派人物把今年“反右鬥爭”五十周年視為“高危年”。只要我們冷靜細緻地思考一下，就不難看出這些毛派人物為什麼不准反思歷史的原因。因為，如果要提及“反右”和解決“反右”問題，就必然要徹底清算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反人民、反文化、反進步、反民主的罪行。因為1957年的“反右鬥爭”不但造就毛個人一言九鼎的帝王地位，還把中國文明進程逆返到二千二百年前的極端黑暗、極端專橫的秦王朝時代；還把曾經有過民主朝氣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了一個極端專橫、極端殘暴的封建法西斯政黨。他不但把五十多萬愛國家、愛民族（當時也愛共產黨）的一大批敢說敢為，有能力有才幹有正義感的知識精英貶為賤民，還把他們的人格、尊嚴、情操毀之淨盡。用所謂揭發、檢舉、告密和坦白交待、爭取立功等自辱手段，打斷了他們的脊梁，使之成為萬劫不復的寒蟬奴隸。自此黑白顛倒、善惡易位、美醜混淆，好壞難分，造成全社會說假話、講空話，做假事、作虛事的大環境，激勵一大批見風使舵、寡廉鮮恥、無良心、無人格、無公義的阿諛奉迎小人與偽君子位居要津，改變了中華民族善良誠實的性格，使有着五千多年文明歷史傳承的中國演繹成為一個正義不張，邪氣熾烈，民主死亡，自由泯滅，沒有一點法制與倫理的荒唐怪誕的中國。因此，才有“總路線”、“大躍進”的勃起，才有燒盡民脂民膏的“三面紅旗”、“大煉鋼鐵”的胡鬧，才有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一大二公”大兵團作戰的“人民公社”。 自此神州赤地千里，巢禽無樹，餓殍盈野，十室九空，發生“人相食”慘絕塵寰的酷烈事件，近四千萬中國人死於這場災難。當這個災難還未告結，第二個更大的歷史災難“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在赤縣粉墨登場。這個曠古未有的巨大的民族災難，幾乎把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文化和古蹟毀之一旦，國民經濟快到了崩潰的邊緣。此後又發生”“四.五”和“六.四”以及近年打壓“法輪功”成員事件。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國家不是在“化敵為友”，而是在“化友為敵”。一些當權的毛派人物總是喜歡製造新的對立面，似乎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以證實“階級鬥爭”理論的正確性、必要性，而不知這是國之不幸，民之不幸的災難輪迴啊！ 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如果沒有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沒有這些愚蠢的政治運動和悖違天理人情的政治事件。如果從1956年我們國家就能沿着中國共產黨“八大”所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走下去，中國早在三十年前就達到了今日大好的政冶與經濟局面（這裡大好的政冶經濟局面是相對而言，今天的中國遠比毛時代的中國好一千倍、一萬倍）。毋庸諱言，毛澤東締造了新中國，也毀滅了新中國；毛澤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也毀滅了中國共產黨。我們實事求是毫不誇張地說，“反右鬥爭”是中國百罪之源，萬惡之首，如不徹底解決這個“源”和“首”的問題，中國決不會有“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要解決這個“源”和“首”，就必須批判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可是毛澤東至今仍是中共毛派的神主牌，就像佛教的釋迦牟尼。惟恐一批判一否定毛澤東，就會發生當年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骨牌效應，所以當局才不遣餘力地封殺打壓，決不准許有任何反思。遺憾的是，不僅中國執政當局避而不談此事，好些海內外學者以及不少民運人士也忽略此一歷史大事件，把過多的力量與精力花在其它方面上，放棄了阻礙中國民主進程的根本問題“反右”，不知道“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道理。固然，“文革”、“六四”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災難，但它畢竟不是“源”，不是“首”。用句套話說，“綱舉目張”，綱不舉，目何以張？抓不住本質與主流問題，當然解決不了病之所在的根本。時不待我，機不可失。海內外有識之士應緊緊牢牢地抓住“反右鬥爭”，好好地做出一篇大文章，不負祖先的榮光、死難者的遺願！ 近日一位網友寫道：“今年是反右運動的五十周年。當年這場運動, 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將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幾乎一網打盡, 並以殘暴的國家暴力手段徹底消滅了對中共統治的不同政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件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件。 可以說, 不了解反右運動, 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反思反右運動，已經有很多當事人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見解。 我們基本上同意此一見解：“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缺乏傳承, 這個斷代就是從1957年開始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民主的斷代傳承起來，但這個斷代傳承卻很困難。一是，中共毛派千方百計封殺這段歷史，特別是近年來尤為突出，根本不讓人們了解接觸這段反右鬥爭的歷史，更不讓人們知道右派們所歷經的各種災難。教科書上不讓寫，報刊上不讓載，電視上不讓放，連互聯網上也不讓討論，甚至連貴過去的反映右派的電影和書刊也不准再演再版；二是，反右鬥爭發生的年代越來越遙遠，健在的人越來越少，加之這部分人中大多數早已嚇破肝膽，至今心存餘悸，根本不敢把自己一生所受的苦難告訴社會，告訴人們，留給歷史，仍小心翼翼近似過着死亡般的生活；三是，不少專家和學者由於各種歷史的、資訊的、政治的原因，不願意在這方面刻苦下功夫去研討、去發掘、去整理有關“反右鬥爭”事情，認為現實意義不大。而“文革”、“六四”遍地都是現成的材料，尋找起來十分容易。所以這一重大歷史事實，快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我們簡單列舉一個事實：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據可靠材料證實，死的人總數不足七百餘人，而“反右鬥爭”僅北京大學就揪出了七百八十多名右派分子，其中極大部分是娃娃學生。如再加上北工大、清華、人大、北航、北醫、北師、中國政法等幾十所高等院校，僅北京的學生娃娃右派便不少於一萬人，全國近千所高等院校，有多少學生右派娃娃啊！他（她）們的青春、年華、前途、事業、追求、抱負、愛情全部被毀，多數人在漫長的勞改生涯中度過，被殺掉、被折磨而死的何止七百多人！應是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七百多人！據悉，全國學生右派不少於十八萬人。有人透露，全國五十五萬多右派（官方統計數，實際多於一百萬），被殺和被折磨而死的不少於十萬人。僅甘肅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1960年至1961年就餓死了二千八百多人，四川峨邊沙坪右派勞改農場餓死的右派不少於五千人。為什麼沒有引起世人的關注、驚愕？原因是那時的社會太封閉太專橫，沒有留下任何一個視覺畫面，這就需要我們學者、專家去發掘、去尋找、去整理這些深埋荒丘的屍骨。 “反右”比“六四”酷烈一千倍，一萬倍，十萬倍，時至今日無任何一個地區和群團為它舉行一次憑悼的燭光晚會，歷史顯得太不公正！以致到今天沒有一個為中共當局既能接受又能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心軸。所以，我們堅定不移地認為：徹底否定“反右鬥爭”，是打破中國民主進程的“瓶頸”。 這是為什麼？——姚芳藻著《六月飛霜》序 鍾沛璋 1957年6月8日 ，人們驚震地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幫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
這是聲討右派分子的檄文。接着就是在全國所有報刊和各種大小會上萬炮齊轟，一場驚震中外的歷史浩劫，反右派鬥爭開始了，成百萬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頃刻成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成為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社會賤民。這究竟是為什麼？明明是響應共產黨一再明白告示，要大家提意見，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改進黨的領導，怎麼忽然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了呢？這究竟是一種圈套，是陰謀，還是毛澤東發明的新詞——“陽謀”呢？ 反右鬥爭以來，究竟是陰謀，還是陽謀，己經爭論了五十年了。這同另一亇相關的大問題，毛澤東這位世紀偉人，究竟是功大，過大，還是罪大的問題，可能都還要爭論一百年。而有一點，現在己可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是一位世間少有的謀略家，曾作為他的親密戰友的林彪說過：一千年才有一個。毛澤東讀的古書，在政治人物中比誰都多。光是專供歷代帝王研究統治權術的史書《資治通鑑》，浩瀚達三百五十四卷、千萬字，毛澤東自己說就看過十幾遍。這也可供了解，為什麼許多黨內外的政敵，從蔣介石到王明、張國燾，紛紛敗在他的手下；為什麼不光是崇拜英雄的打土豪的農民將領，還有眾多的知識分子“競折腰”，紛紛跪倒在他的足下。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從號召幫助黨整風，又忽然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大開殺戒，這要從當時國內外的形勢發展變化和他的思想發展變化來進行研究；還要從他一生的根本謀略來進行研究。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驚震了世界，特別是共產主義陣營。接着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動亂。這都深深觸動了毛澤東，他想應該從蘇聯和東歐吸取教訓，改進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他前後作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並確定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面對共產黨陣營的大動盪，毛澤東表現出的深慮遠謀，雄才大略，使許多知識分子都為之傾倒。費孝通寫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傅雷給他兒子的信中高度讚揚毛澤東，說“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大家都沒有看到毛澤東是“棉裡藏刀”。毛澤東總結蘇聯教訓時說過，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不能丟。毛澤東的開明、開放，是為了維護他的權力和統治。當他看到威脅到他的權力和統治，“事情正在起變化”，他就拿起了刀子，就“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覺得把右派分子分割在一個個學校、一個個部門，“聚而殲之”，就不會有像匈牙利那樣右派分子集中鬧事的危險了。這祥，經過反右鬥爭，被“聚而殲之”的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全國達55萬多人，而事實上一百萬還不止。 毛澤東對新聞戰線的反右特別重視。在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之後，6月14日 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了題為《<文匯報>在一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編輯部文章。半個月後，隨着反右鬥爭逐步深入，7月1日又撰寫了一篇更為嚴厲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編輯部文章，以千鈞之力壓到了《文匯報》頭上。
為什麼是《文匯報》呢？《文匯報》是中國知識分子愛看的一張報紙，是毛澤東早就安好的一步重要棋子。 《文匯報》是在戰火中誕生的，與知識分子愛國、民主情懷緊緊相連的民間報紙。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一些有愛國心的報人，借外商的牌子，於1938年1月在淪為“孤島”的租界創辦了《文匯報》，堅持愛國抗日的宣傳。出刊才半個月就挨了炸彈，死一人、傷二人。到1939年5月，終於被迫停刊。抗戰勝利後復刊。由于堅持民主和支持共產黨的立場，1947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後又復刊。但是在解放後，民間報紙被認為是私營的，私營的就屬於改造之列。派來當副總編的一位黨員明白宣告：“我被派來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的。”有幾十年辦報經驗、以筆頭鋒利、潑辣著稱的總編輯徐鑄成，竟再也寫不出社論了。到1956年4月，《文匯報》又停刊了。這一次不是被勒令停刊，而是“自動宣布停刊”的。 停刊不到三亇月，大概是知識分子的春天真的來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約見徐鑄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們中央決定《文匯報》復刊。復刊的批文還特別寫明“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現在已屆耄耋之年的姚芳藻，當年還是一個活躍的年輕記者，她在這本《六月飛霜》書中，用生動的語言記述了《文匯報》的同仁們如何歡欣若狂地投入復刊工作，如何為貫徹共產黨的“雙百”方針而奔走，又如何陷入“陽謀”而被“聚而殲之”的全過程。這對我們真實地了解和研究“這是為什麼？”，會有幫助。比如，因為都是女性，她對另一位更著名的女記者、《文匯報》副總編、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就有較詳細的介紹。浦熙修是彭德懷元帥夫人浦安修的二姐，人稱“浦二姐”。她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時寫過不少好報道。1946年，她在南京下關和平請願事件中挨過打；1947年，當和談破裂，中共辦事處撤離南京時，她冒着生命危險，接受黨所委託的一切任務；1948年底，解放前，她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受盡牢獄之災。她的情況，毛澤東很了解。1949年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把浦熙修介紹給毛澤東時，毛馬上說：“你就是坐班房的記者。”就是這位“坐班房的記者”，被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點名為“能幹的女將”，是資產階級方向掛帥印的兩帥中的一帥。因為浦與民主同盟副主席羅隆基有若即若離的戀愛關係，就在她身上劃上一條粗粗的黑線：“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於是，原是反國民黨的“坐班房記者”，就頃刻成了反共產黨的“能幹的女將”了。說你像就得像，你就得真像是反共的能幹女將，認真檢討、認罪。毛澤東連續兩次親自撰文批判《文匯報》，整個新聞戰線也立即成了一片火海，紛紛捉拿、揪斗右派分子。不但殃及《光明日報》、《大公報》、《新民晚報》等非共產黨的報紙，而且連作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的共青團的報紙《中國青年報》也不能倖免。總編輯張黎群被撤職、檢查。從小參加革命的副總編陳模和劉賓雁等一大批骨幹，紛紛被打成右派分子。我當時雖有絕大多數同志不贊成把我劃為右派，但到了反右巳告勝利結束的1958年，還是在刼難逃，被補劃為右派。
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狠心地來對待知識分子呢？因為從毛澤東看來，經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是威懾他的權力和統治的最危險的力量。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國內的資產階級己經敲鑼打鼓地慶祝改造勝利，巳經伏伏貼貼臣伏在他的足下，共產黨已掌握了全國全部資源。但是知識分子卻還有思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能讓巳沒有皮附的卻還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飄在空中嗎？必須全部收拾乾淨。毛澤東看到在校大學生在鳴放中，言論激烈，於是把這些正在培養中的新中國有獨立思考大學生，也都一網打盡，通通送往勞教、勞改。不論是斯大林，還是希特勒，對不馴服的知識分子，只是在肉體上進行摧殘和消滅，而毛澤東的高明是特別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下功夫。從解放後進城開始，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都要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他還熟練地運用延安整風肅反時採用的手法，讓知識分子彼此告密、揭發，互相殘殺，這樣他們本身也成為殘害知識分子的幫凶，失去了控訴、控告的道德權力。這就是許多人儘管受到非人的摧殘，事後卻不願意再說話的原因。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使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作為民族的智慧和良心存在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這一切對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創造力的摧殘，是極為深沉和長遠的。作為有大智大勇的世紀偉人毛澤東，為什麼一點也不感到這種嚴重的危害，之後更高奏“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的凱歌？這是由毛澤東一生的根本謀略決定的。這個根本謀略，在他1945年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贈柳亞子那首《沁園春》的詞中，巳明白表露。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從陳勝、吳廣，到劉邦、朱元璋、洪秀全，打天下都是為了坐天下。毛澤東不同的是，他對“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稍遜風騷”的唐宗宋祖，“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都不放在眼裡。“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要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大帝。當時有人就一眼看穿了毛澤東的雄心。如當時《大公報》的總編王芸生，就寫過批判的文章。只是當年左派文人的捧場聲壓過了批判聲。 毛澤東的謀略，是分幾步實現他千古大帝的目標。第一步，是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這在延安黨的“七大”時實現了。第二步就是確立《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一語道破的“黨天下”。本來，按照毛澤東打天下、坐天下的邏輯，奪取全國勝利後，就沒有什麼民主黨派的份，但是當時因“世界革命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不同意，因此才出現了開國初期，新政協、《共同綱領》和聯合政府的暫短局面。之後很快就不認賬，而通過反右派鬥爭，橫掃所有民主黨派，才完全實現了黨天下。第三步是家天下。反右之後，“七八年再來一次”，毛澤東親自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且把開國元勛也一個個打倒。到1976年他臨終前最後安排的接班人是江青、毛遠新，清楚表明他像歷代帝王一樣，他的最後目標是家天下。當然毛澤東還有更髙的目標，他要勝過斯大林，成為有無尚威望的世界革命領袖。這從他晚年對世界形勢的分析和種種決策中可以看出。 姚芳藻這本《六月飛霜》，從1957年的反右鬥爭，寫到1966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從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對照上面說的毛澤東兩大步謀略，可能會得到有益的啟發和思考。 2008年11月11日
平反之年—1978 茅于軾 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傷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賦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計其數，黥面斷肢者絡繹於途。我們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槍斃的，餓死的，自殺的，武鬥死的，估計有上千萬之譜，間接波及的家屬和親朋好友可能上億，約占當時全國九億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於整的人大多是社會精英分子，因此社會組織遭到極大破壞。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災難。四人幫倒台後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我就是受平反的一個對象。我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掃地出門，並被判定為首都的危險分子，趕去大同。 現在的青年人很難理解平反有什麼意義，不平反又會怎樣。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產黨控制着。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的手裡。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不像現在，政府不僱傭你，可以去私營企業，或者去外企，甚至擺地攤，找口飯吃並不太難。那時候一個“有罪”的人是很難有飯吃的，就算有，也是處處受歧視，一輩子不能入黨，不能參軍，甚至不讓你上大學，是完全沒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連你的子子孫孫也都被歧視。只有平反才能消除這些問題，使社會恢復生氣，避免人斗人的內耗，使國家走上發展之路。 平反，並不是沒有阻力的。許多人認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麼來管制老百姓？專政的手段是不能放棄的。這種思想到現在也還有市場。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還保留在憲法裡。還有像四個堅持一類的變相說法，也都有市場。當時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這件事還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張的平反，就是一風吹，換句話講就是一個不留地全部解放。本來嘛，國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後來修改刑法的時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過人的思想總是落後於現實。直到最近還有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告密老師在課堂上宣揚反革命觀點。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美國去他未必發動得起來，就因為在中國有許多像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那樣的人。至今我們還沒有把握說中國就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一類的事。 對我來講，當時除了還欠我兩級工資之外，沒有什麼遺留問題。我在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里已經有了能夠立足的學術地位，沒有什麼要乞求於人的事。所以我對平不平反不太關心。更由於我對平反這個說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產黨給大家平了反，明天還可以給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權在人家手裡，平反有什麼用？所以我認為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恢復百姓的憲法權利。所以我更關心的是百姓的權利，而不是個別人的平反問題，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權利聯繫起來。那是我很關心的事。 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儘管我當時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或者初級階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主張豬肉買不着就應該漲價等等（還有：如果毛澤東要見一位科學家，是毛澤東去見他還是他去見毛澤東）。如果說我當時並不錯，所以要平反，那麼那時候的共產黨就錯了。可是至今也沒有誰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錯的。所以要對我平反，在邏輯上還有沒搞清楚的問題。 1978年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據我看來就是平反冤假錯案。但是這件事至今還留着尾巴，並沒有徹底解決，那就是究竟誰對誰錯。 陳獨秀的後人也未逃過反右一劫 鄒 媛 隨手翻得一本寫陳獨秀一家人的書，他的後人也有加入過我們這個派別——右派的。再到網上搜索，看看寫右派文字的朋友有沒有寫過，看看編右派名錄的朋友有沒有編進去，竟一無所獲。於是記下來，為編右派名錄的朋友提供參考。 陳禎祥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孫女、陳鶴年的長女，1937年出生。出生時他爺爺陳獨秀還關押在南京監獄。她出生後，就隨父母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失去童年的幸福和歡樂。1949年12月，熱愛祖國的父親便把12歲的她和9歲的妹妹禎榮送回大陸，就讀於北京的學校。她們姐妹倆和許多孩子一樣，天真爛漫，甜蜜地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兒，脖頸上戴着紅領巾，背着書包高高興興地跨進學校門。1950年 10月25日，韓戰爆發，正在北京讀初中的陳幀樣剛滿13 歲，她熱血沸騰，瞞着父母，也沒聽從師友的勸阻，毅然報名參軍，要去朝鮮前線打美帝國主義，但沒有被批准。
陳禎祥年紀雖小，但好學上進，生性倔強，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參軍未能如願，心中不甘，於是她就向團組織申請，要求加入青年團。可是，她的年齡又不夠，團支部書記鼓勵她說；“你要求進步和參加團組織，我們歡迎，待你長到16歲，團組織一定接收你入團。” 陳禎祥據理力爭：“劉胡蘭當年入黨年齡也不夠，只有16歲，黨組織不是破格吸收她入黨嗎？難道入團就不能破格嗎?” “劉胡蘭是英雄。”“英雄也是人，她入黨時還沒成為英雄。”團支部書記被陳禎祥這種要求進步和要求入團的強烈願望感動了，向學校團委作了如實反映。校團委經過認真考慮和研究，徵得黨組織的同意，當年底就吸收她為青年團員，為許多同齡學友所羨慕。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她都是學生幹部。 那時，首都北京每年都舉行“五一”、“十一”盛大慶祝遊行，那沸騰歡樂的場面是多麼令陳禎祥嚮往，尤其還能見到偉大領袖毛澤東，那是多麼的幸福。她入團以後獲得參加慶祝“五一”、“十一”盛大遊行的資格，尤其使她不能忘記的是1957年“五一”勞動節．她作為遊行隊伍的儀仗隊隊員，身着盛裝，手捧鮮花，興高采烈地站在天安門東側的華表下，當毛登上天安門城樓時，她揮舞着鮮花，盡情地歡呼：“萬歲！萬萬歲！”此時，她感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激動得熱淚盈眶。她還聽了彭真代表黨中央宣讀的整風決定。當時，她想自己是一個團員，要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整風運動。 不久．就是這個她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發動了—場整風反右的運動，革命風暴無情地席捲着神州大地，大字報鋪天蓋地，無數人遭殃。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陳禎祥，在院領導的再三動員號召下，鼓足全身勇氣，總算“鳴放”了一炮——學校圖書資料少，新老師多，教學質量不高，建議院領導採取措施，邊整邊改。她萬萬沒想到，一條意見卻招來了“彌天大罪”，反擊她的大字報四處貼滿，批判會一個接一個： “陳禎祥給教學質量提意見是假，否定黨的教育事業是真。” “陳禎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企圖在教育戰線上打開向党進攻的缺口。” “陳禎祥，你必須老實承認，你是中國最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的孫女。你父在香港，你反黨是有意識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陳禎祥對黨不滿，對黨怨恨是有階級根源的，你爺爺陳獨秀不被開除出黨，你父親至少是中央的一個部長，你想上哪個學校就上哪個學校，不會來師範學院的，所以，你早就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 。” 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一齊打，壓得陳禎祥喘不過氣，抬不起頭。她偷偷地哭泣，窮思苦想，她連爺爺陳獨秀是個什麼模樣都不知道；難道爺爺有問題，後代就一定會反黨?難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她怎麼也想不通，辨不清。起初，在班上黨支部的促幫會上，她還為之反駁，但幾次班級和系的批判會把她批駁得“體無完膚”，壓下了她的“反黨氣焰”——她沉默不語，聽天由命了。運動結束，她這個“天生右派”終於落網，被定為二類右派，開除團籍，勞動察看，以觀後效。從此，陳禎祥心中一股熱愛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青春之火幾近熄滅，她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陳禎祥的母親許桂馨，1952年攜兒女在大陸定居，一直在一家職工醫院當司藥。平時工作負責，勤勤懇懇，為兒女含辛茹苦，很少言語，醫院裡的同事沒有人說她不好的。當母親從陳禎祥同學的口中得知女兒遭此厄運後，如同晴天霹靂，天旋地轉，悔恨自己當年目光短淺，覺悟不高，千不該萬不該跟陳獨秀兒子結婚，害得自己的愛女成了右派。此時，她才悟出“陳獨秀”這三個宇的分量及其給兒孫輩帶來的政治陰影，她愁得生了一場大病。在病中，她愁腸寸斷，痛心疾首，左思右想，為了使在大陸就讀的幾個子女不再遭受陳禎祥的厄運，擺脫陳獨秀的政治牽連，含着淚水，毅然提出與在香港的陳獨秀的兒子陳鶴年離婚，徹底與陳家斷絕親情。後經北京中級法院和香港代辦處聯繫，於1958年批准雙方協議離婚，規定陳鶴年每月給其子女撫養費人民幣1560元。 許桂馨一家人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照樣受陳獨秀問題的株連，全家無一人倖免，都遭受了更為深重的政治災難。人們也許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燒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上，以顯赫的標題，發表了這樣一篇舉足輕重的大批判文章——《徹底批判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在這篇大批判文章的烈火燃燒下，陳獨秀在北京的兒孫們再遭厄運，一個也沒有逃脫被烈火焚燒的命運。 陳禎祥任教的中學，造反派在全校群眾大會上宣布她是陳獨秀的孫女，勒令她檢舉揭發陳獨秀並交出陳獨秀的照片。陳禎祥從來沒見過爺爺陳獨秀，也沒見過陳獨秀的照片，她哪裡交得出？於是便把她的檔案拋出來，說她是右派翻天，包庇陳獨秀，是陳獨秀的孝子賢孫。於是對她關押、抄家、殘酷批鬥，實行專政，以致患下全身病症。陳幀樣把“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當作信條，所以平日教學認真，教學質量高，她所教的班級學生考高一級學校的錄取率高，曾受到校長的表揚。與她同在一所學校任教的丈夫劉邵，教學也很認真。這樣，造反派把她夫婦倆和校長打成 “三家村”，還寫批判文章在報上發表，對她及其丈夫進行攻擊污衊，欲置於死地而後快。她的丈夫劉邵竟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宣布為“畏罪自殺，死有餘辜”。還勒令她檢舉揭發丈夫的罪行，劃清界限，爭取寬大處理。陳禎祥經受不了這沉重的打擊而病倒。即使這樣，造反派還是不放過她。 母親許桂馨儘管與原夫、陳獨秀之子陳鶴年離了婚，但她畢竟曾是陳獨秀的兒媳婦，災難依然降落在她的頭上，被污衊為“特務”、“壞人”、“陳獨秀的孝子賢孫”，無情地被關進“專政對象學習班”，批鬥、逼供信……後又被強迫下放勞動，吃夠了苦頭。 右派改正後，陳禎祥在北京經濟學院任教，為副教授。l992年5月她自費去了爺爺陳獨秀晚年生活的四川省江津縣，探尋爺爺當年的足跡。她在江津縣委統戰部同志的陪同下憑弔了江津修復的爺爺陳獨秀的原墓址。她又沿着當年爺爺陳獨秀的足跡，登上了僻靜的鶴山坪。當她走到爺爺陳獨秀石牆院破屋故居時，她不禁哇地—聲哭了，她簡直不敢想象，當年爺爺陳獨秀在這僻靜、落後的山村是怎樣生活的，又是怎樣在這年久失修，破爛不堪的石牆院破屋度過他那晚年最後的日子的。接着，她不顧旅途的疲勞，風塵僕僕地趕到自己的故鄉——安慶，參加北京黨史學會在這裡舉行的第二屆陳獨秀研討會。在會上，她含着淚水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名專家、學者，傾訴了她父母及其—家所飽嘗的坷坎、流離、曲折、辛酸的生活，聲淚俱下，揪人心肺，催人淚下。這算是陳獨秀後人在公眾集會上對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歷次運動的一次血淚控訴吧！ “因言獲罪”的“右派”分子朱鎔基 林楚方 1956年，朱鎔基與勞安在長沙的結婚照。此時，朱鎔基年方28歲，在國家計委任職。從東北工業部到國家計委，20多歲的朱鎔基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表現，成為當時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開始，脾氣倔強、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從此陷入了長達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蹉跎歲月。從清華到東北開完歡送會、宣誓會，懷着特別的憧憬，承載着建設國家的使命，1951年，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朱鎔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生奔赴東北。 馬洪比朱鎔基大8歲，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鎔基高許多。在工作上，馬洪是他的上級，馬洪對他十分賞識。3月2日 ，馬洪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當時朱鎔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聰明，很正直，很有發展前途。”1952年12月，東北工業部撤消，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由於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幹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願望。於是，“地方幹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據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餘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我和朱鎔基是其中的兩個。”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歷，朱鎔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據朱鎔基的同事說，朱鎔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張璽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鎔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此說被朱鎔基的同事給予否定。馬洪說，“在計委工作的時候，朱鎔基的表現也很出色，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幹部之一。”朱鎔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朱鎔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最有前途、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幹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朱鎔基講話邏輯性極強，看到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就會指出來，從不馬虎。有時開會，由於職務關係，他只能坐在後面，但他只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朱鎔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6年中，中國經歷了初步工業化，而計委作為計劃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無疑處在中國工業化的風口浪尖上。由於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特點，計委幾乎要執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有經濟學家評論說，“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鎔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朱鎔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計委工作相對宏觀，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但對朱鎔基的歷練是一樣的。”前不久，朱鎔基在香港發表演講時說，這麼多年，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還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認為，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的工作經歷不能說沒有關係。朱鎔基的同事回憶說，當時經常看見朱鎔基翻看各種資料，還要經常起草文件，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學習，外語也沒有丟。平靜的生活由於政治的干擾而結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於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政黨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本來，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鳴放”，於是很多人響應執政黨的號召，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反而被稱作“蛇”，要引出洞來打。自從被稱作“蛇”後，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1998年3月, 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歷，他表示，不願意回憶那段歷史。對朱鎔基來說，之所以不願意回憶那段經歷，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歷的艱難和辛苦，不堪回首。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1958年，“反右”拉開了朱鎔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之前的艱難序幕。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據一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介紹，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後。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表社論說，“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就更加嚴重。” “如果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們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 “在當時，不僅黨外鳴放，黨內也要鳴放。”李銳說，“朱鎔基是在黨內鳴放後被打成右派的。”他為什麼被打成右派，他鳴放了什麼？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願意提及，甚至諱莫如深，幾經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1957年，“一五”計劃取得了一定成就，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熱，在領導經濟工作上，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鎔基，雖然在國家機關歷練了7年，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性格率直的朱鎔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在反右的大背景下，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而朱鎔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而且在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右派。朱鎔基的同事，現任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朱鎔基的一位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裡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據了解，朱鎔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朱鎔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就嚮往着革命，怎麼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鎔基的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因為“想通”是很“高難度”的。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朱鎔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永遠不會再回來！20年的“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鎔基簡歷並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歷，只是說，“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對比當時大多數右派的悲慘命運，客觀地說，朱鎔基應該算是幸運的。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鎔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事實確實如此，朱鎔基在下面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的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幹部們學習數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郭道暉回憶說，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後，朱鎔基還當過英語教師。“他是一個有心人，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有熟悉這段歷史的人說，在當教員期間，朱鎔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故被學校里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歷得到朱鎔基同事的證實。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了教員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黨的人，所以朱鎔基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五天一大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的朱鎔基肯定算不上是“當權派”，但由於有“右派”的經歷，也少不了陪着挨整。1968年以後，“文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清理階級隊伍”。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里的“階級異己分子”，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而重點是在後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彙產生：“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指出軍隊既要學軍，還要學工、學農；工人也要學農，學軍，學文化；農民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幹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命名為“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此後，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五七幹校”，數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勞動鍛煉、接受改造，“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有回憶說，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所謂革命化的“五七幹校”其實已成為迫害異己、懲治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是“變相勞改”的一個地方。1970年元旦，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最初，幹校沒有家具，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於是幹校便從外面運來一些生活用品。由於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鎔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裡，忍飢挨餓，“天氣冷極了，也沒有暖氣，沒有水。”和朱鎔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國家計委襄樊“五七幹校”位於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幹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於有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幹校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段時間，朱鎔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偶爾也看看書。這5年的人生經歷對朱鎔基十分重要，可以說是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朱鎔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但並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裡，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由於朱鎔基過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結”。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復出後便開始大刀闊斧地治理整頓。雖然此時“文革”還在進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但由於鄧小平的努力，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朱鎔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幹部們也藉此機會回到了北京。回京後，朱鎔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怎麼辦？一個機會擺在面前，中央決定把原先併入燃料化學工業部的石油工業部重新分出。石油工業部急需技術幹部，於是朱鎔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麼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此時距朱鎔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20多年前，朱鎔基被分在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委任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而20多年過去了，40多歲的朱鎔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許這個時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朱鎔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在已經23年了，但今天關於朱鎔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3月1日 ，本報記者初到廊坊，便聽到有人講朱鎔基的故事：朱鎔基在任的時候，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票，朱鎔基一怒之下不批准報銷。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只得悻悻而回。“不行就是不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鎔基的湖南普通話。在民間，甚至還流傳着朱鎔基和當時的領導鬥智鬥法的傳說。剛正不阿的朱鎔基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幾百口子人只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場面極其淒涼。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老人拉着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說着兩個人都哭了。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的退休職工否定。和朱鎔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係很好，這個人叫周來福，但不是門房老大爺，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當時家在北京，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於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車站，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兩個人關係確實很好。那麼，當時的朱鎔基到底是什麼樣的？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在我們眼裡，朱鎔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不愛多說話，他和大家的關係還可以。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他的英語很好，能說能寫，能翻譯。”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裡有石油工地，就到哪裡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里的時間長。當然不是朱鎔基一個人在一線，大家都在一線。當時風氣也很好，因為大慶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朱鎔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後，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慶祝，曾告訴朱鎔基。朱鎔基批示說，贊成管道局周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鎔基多舛命運的最後階段，不久以後，朱鎔基回到北京開始了他新的人生歷程。
我的右派經歷 曹德謙 首先請讀一讀我的右派“改正”證書： 關於曹德謙同志右派問題的審改結論 曹德謙，男，江蘇松江人，一九二三年一月生，家庭出身律師兼地主，本人成分學生，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一九四九年十月從美國回國參加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劃為一般右派分子(一九六零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行政十六級降為十八級。 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號文件精神，對曹德謙同志被定為右派分子問題進行了覆審，結論如下： 一九五七年整風鳴放期間，曹德謙同志在小組討論會和座談會上發言數次；在社辦小報《前進報》和國際部的牆報上寫過幾篇文章，就列寧關於黨的定義、公安部對派遣出國人員的審查、新華社使用幹部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了意見，其中有些意見是錯誤的，比喻是不妥當的。如他說列寧關於黨的定義的學說可以修正；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加區別地談到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和我國公安部；在同一篇牆報稿中把美國鉛管匠出身的勞工部長同國際部一位非黨副主任相提並論等均系原則錯誤，但從其整個發言，整篇文章看，尚不屬於反對列寧關於建黨的學說、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攻擊黨的幹部政策，而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和對一個具體單位使用非黨幹部的意見。 從曹德謙同志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他是愛國的，同情、擁護共產黨的，工作表現一貫是好的。 根據上述情況，曹德謙同志在整風鳴放期間，雖然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在國際部甚至在全社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但考慮到他剛從國外回來不久，對共產黨的政策不理解，以及受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潮的影響等因素，這些問題尚不屬於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有關規定，一九五八年不應劃曹德謙同志為右派分子，現撤銷一九五八年國際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右派分子曹德謙的政治結論》，恢復曹德謙同志的政治名譽和原十六級工資待遇；對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涉及這一問題的材料應予抽出銷毀。 新華社國際部審改小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三日 國際部部務會議通過，同意曹德謙同志的審改結論。 國際部副主任 李延寧(簽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同意複查小組意見，予以改正。 政治部副主任 米榮運(簽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 同意對我的結論。 曹德謙(簽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 我是建國初期第一批美國“海歸”。 在鳴放初期，黨組織派人來說服我“解除顧慮”。奉命來下說辭的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英文秘書林克的妻子。她絕對是一個好人，決無害人之心，她只是奉命執行而已。在黨的催促之下，我寫了一系列的文章，發表在牆報上。於是，當批判來臨時，新華社內部刊物《前進報》發表了國際部副主任言彪的一篇通欄大文章《曹德謙是自由主義的急先鋒》。這是一篇說理文章，我認為它是實事求是的。現在事隔五十多年，當然想不起我所寫文章的實際用辭，但大意我還記得清楚，可以略談一二。 先說“改正”書的第一條，關於列寧問題。我當時說：列寧黨是一個地下黨，採取黑箱作業，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在執政後繼續這樣做是不對的，執政後的黨應當是馬爾托夫黨而不應當是黑箱作業黨。 第二個問題，我認為美國的民主不是吹牛的。美國工人階級代表可以參加政府。即使不能參加政府，它仍然是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國人人可以罵總統。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國內的。我認為共產黨在教科書中所說的，或是在憲法中所說的，與實際表現完全不同，共產黨言行不一，中國根本沒有言論自由。我還狂言，自由必須靠我們自己去爭取，不能靠共產黨的恩賜。 因此，我對言彪的文章是贊成的，覺得他沒有說錯。我承認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但說我是急先鋒是不對的，因為我完全是聽黨的話而發言的，並沒有想當英雄。 現在，我仍然認為我不過是一個為了保命而向共產黨屈膝下跪的投降分子。 我曾一系列進了三個新聞系：上海聖約翰大學新聞系、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我一生篤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為了活命，我卻出賣良心，在認罪書中一再批判言論自由，其實言論自由一直是我心中的寶貝、心肝、蜜糖、DARLING和女皇，而我卻加以詆毀，這是我的良心債。最後，我受洗為基督徒，我需要懺悔。 我永遠向林昭表示敬意。謝謝上帝，中國還有人敢拒絕“檢討”。 當然，我也十分尊敬趙紫陽總理，因為他是當代共產黨高層人士中惟一能堅持真理，拒絕”檢討”的英雄。 [附註] 我沒有在密蘇里大學畢業，而只是肄業。我想回國參加十一大慶，所以放棄學位，提前回國。 默默難訴草根情 ——我心中自己的人生之路 燕遯符 第一節 早年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外婆全家撤離南京，老幼病孕回湖南老家。1938年2月20日，我就出生在湘粵邊境小城郴州。幾個月之後，媽媽帶着4歲多的姐姐外出工作，寒暑假才回來，把我留在外婆家。小孩多病，郴州又有瘴氣，我害過惡性瘧疾、腸熱症 ......都是舅舅、舅媽送醫院，陪護照料。小孩也總愛淘氣，表姐妹兄弟都挨過打，不管誰犯了事，都是從大到小排着隊一起打，只是不能打我。湖南人管外孫叫“外孫老爺”，打不得。有一次舅媽拍了我腦門子一下，立刻道歉：“以為是郴子呢，哎呀是外孫老爺，舅媽打錯了，對不起喲。”
大約4歲的時候，我卻挨了一回打。突然之間，父親從西安回來，也住外婆家。那一天小孩們都在院裡玩兒，他拿一細竹鞭轟我們，別人都撒腿跑了，就我傻呆着沒動，挨了一鞭子。倒不很疼，只是氣憤：“舅舅、舅媽都不打我，你怎麼就敢打？”於是發了狠話：“長大了，殺死你。”並不真懂什麼叫“殺死”，只知道這句話最解氣。父親勃然大怒，要把我扔河裡去，我不求饒，他抱起我就往河邊跑，我在他兩條胳膊里拳打腳踢又哭又叫......當晚就高燒昏迷住進了醫院......燒退清醒之後，看見父親進了病房，我趕緊扭過臉去，絕不拿正眼瞧他。充滿我心的，不是恐懼，只是憎惡。這憎惡還牽引出生理反應，心口發緊發憋......（多年之後，遭遇毛澤東暴政，心裡也只有憎恨、厭惡和鄙視，並伴有心口發緊發憋，與記憶中兒時的反應一模一樣。） 後來與父親的關係有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轉變過程一點也記不得。想必他後怕了：我要真死了，他如何向外婆一家交代？必定是千方百計表示友好，畢竟小孩兒好哄，就把他的可憎可惡給忘記了。從此之後，他就有了父親樣子，終其一生，再也沒打過我，總是一臉慈愛可親。漸漸地，他成了我的朋友和老師。每天早起，教拳、劍、棍，教詩經、左傳，也教數學，把記數、運算和圖形混在一起，透徹明了，又挺好玩兒；稍大我上了三師附小，每天下學回家父親就講西遊記：“唐僧上西天取經，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 ......”。家裡常來客，天熱時在院裡神聊到深夜，我也不肯睡覺，賴在旁邊半懂不懂地瞎聽，父親便順帶着教我認識天上的星座。從此我愛上了天文。
1950年之後，我離家住校。先在南嶽岳雲中學讀了一年初中；該校數學課程獨具特色：一律用坐標紙做作業，把代數、幾何、三角混在一起講，與父親對我的數學啟蒙教育思路一致，我自然如魚得水；此外，印在我腦子裡的還有我們的校歌：“衡岳之氣蒼蒼，化作雲兮飛揚，為霖為雨兮，暜及七澤三湘”；有祝融峰下的清泉、瀑布和漫山遍嶺的映山紅；也有一步一拜的香客們那一聲聲悠長的吟唱：“南——岳——燒——香——朝——天——地——”。1951年到湖南省一中上高中，唸書倒挺開心，數學老師張德茲愛提問，誰都答不上了才叫我；還給某大齡同學當了三年小老師，每堂數學課後，都給他重講一遍，頗有成就感；煩心事就是政治。其實，1949年之前我也和許多人一樣，認可共產黨宣傳的主張，盼着國民黨政府垮台。這件事已經完成，就該做事的做事，讀書的讀書。幹嗎還搞什麼靠攏黨團組織呀，爭取政治進步呀，跟戴着假面具演戲似的。再說，什麼叫“毛主席萬歲”呀？聽着特彆扭，特不習慣。皇帝才叫萬歲，辛亥革命早把它推翻了。記得早在毛澤東發表《沁園春——雪》之後，來我家神聊的客人中就有人說毛想當皇帝。而今看來，果真如此。這事1949年剛“解放”時我就問過父親，他說，不僅個人不可以萬歲，“共產黨萬歲”也是個悖論。共產黨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為宗旨，一切階級都沒有了，也就沒有了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自然也沒有了。所以，是共產黨就不要萬歲，要萬歲就不是共產黨。那個時候我不可能透徹理解這些事情，但是都牢牢地存儲在腦子裡了。還有，剛上高一我參加了一次團日活動，布置團員們在班會上如何發言，“拋磚引玉”，誘導別的同學把話說出來......。外婆家有一部世界經典兒童讀物《愛的教育》，是我獨立閱讀的第一本書。三師附小圖書室有整套《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我全看過。大概這些書都融化到我血液里了，讓我看着那團日活動就像童話里邪惡的巫婆......。那時畢竟年少，不諳世事，只是跟着感覺走，此後再也不肯去過團日，並且討厭一切類似的活動，開會、上政治課就犯睏。有一回，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出了一道好像是與時事有關的作文題，煩得我腦門子疼，沒交作文，發作文本的時候他在課堂上搬出“國有國法，校有校規”，氣勢洶洶對我進行聲討，下課玲響我趕緊跑去堵住教室門又哭又叫：“你出的那叫什麼題我都不愛做，反正你也是班主任，叫校長把我開除得了”，驚動了別的老師，跑來勸架，這事好像就完了，我也早不記在心上了；沒想到這事並沒有完，差點兒讓我考不上大學。 1954年高中畢業，上大學要全國統考。班主任對別人關懷備至，細心指導填報志願，就是不理我。我從小愛天文，以探求宇宙奧秘為己任，自然把南京大學天文系填成第一志願，把要求分數最高的北京大學物理系填成第二志願，為的是顯擺我狂：“我想上哪個大學，就能上哪個大學，要不，大學給誰辦呢？”可是那年南大天文系不到中南區招生，這麼重要的信息，班主任不告訴我，而北大一般是不錄取第二志願考生的，這樣一來，我就多半會考不上大學。幸虧那年北大招生老師寬宏大度，把我錄取了，讓我好歹有個大學可上。 其實物理從最根本的層面探究宇宙本質，和天文差不多，也挺好玩兒。54級普物課一直是系主任褚聖麟先生親自講授。他也是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的燕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上課特別生動，老愛講科學家特別是居里 夫人一家的事。考試也挺有趣，口試部分，你越是別出心裁胡說八道，他沒準兒就越是興奮，即便筆試部分計算有錯也當作筆誤忽略不計，然後就滿面笑容地告訴你：“你回答得很好，你的成績是優”。如果你一點兒錯也沒有，給出了標準答案，他倒未必高興，左問右問，問出個“概念性錯誤”，興許還給個“不及格”。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都大學生了，還不會發‘謬論’，能有多大出息？”（成右派被轟出校之後的1958年夏天，在中山公園門口遇到過褚先生，穿一件短袖白襯衫，拿一把扇子。他把我叫住，並沒有說什麼要緊的話，但是那親切關注的目光，那略帶顫抖的聲音，那無可奈何的神情，已經不只是老師，還像一位慈祥的父親。）
大學期間最困難的還是政治課。有一回幾個系一起上大課，別人都低頭記筆記，我聽不進去，坐在那裡渾身上下都不得勁兒，必定還扭來扭去弄出響動妨礙了別人，不知誰打了小報告，課後田昌武老師找我。講壇之下的田 老師滿懷善意和藹可親，可我只是受情緒或直覺所支配，率性而行，並沒有對政治問題做過認真的理性思考，哪裡說得清楚為什麼聽政治課就難受，只好被認定為“自由散漫、糊塗幼稚”的“落後份子”。考試怎麼辦呢？找班上團支書蔣邦本，他頂明白該考些什麼，再給我講一遍，這時候就也聽得進也記得住，總能對付着弄個“及格”。
第二節 一九五七 1957年毛澤東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引發了北大的5.19民主運動，短短幾天，大字報就舖天蓋地，黨委書記江隆基盛讚那景象“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受到5.19思想風雷激盪，我這“老落後份子”腦袋自然立即發生相變，本來雲霧般模糊一片的政治直覺，頃刻之間凝結成條理清晰的邏輯思考。在同學們的大字報里，有的人出口成詩，鼓吹扔掉假面具，揮灑真性情；有的人舞動“毒草”，橫衝直撞，旁若無人；有的人提出具體訴求：言論自由，民主辦校，取消政治課必修，改留學生內定為平等競爭......原來，我並不孤獨！人與人，心都同，情相近，性相通；有的人寫出“利己主義原理”、“自由主義者宣言”之類的專論，着實叫人欽佩，很多年之後，我才達到那樣的思想深度；有的人質疑統購統銷，當時，我一點兒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那政策是剝奪農民處置自產糧食的權利，三年人禍時期更發展為強征暴斂，掠奪農民口糧，餓死幾千萬人；有的人揭露肅反冤案和檔案制度內幕，讓人心驚肉跳，悲痛氣憤；特別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披露出來之後，斯大林個人獨裁造成的濫殺和恐怖令人髮指；有的人總結經驗教訓，寫出“高度集權是危險的”，分析精闢，邏輯嚴謹，行文流暢，叫人除了佩服還是佩服......。總而言之，5.19讓我欣喜，讓我激動，思維高度活躍，從小收藏到腦子裡的諸多內存信息都被讀取出來，這些信息自然也成為對眼前形勢進行分析判斷的依據，結果是，剎那之間心裡邊就布滿了烏云：在“毛主席萬歲”和“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金鑾殿上，哪裡有民主和法制的容身之地？這次整風是毛澤東發動的，可他只叫手下人除“三害”，自己並沒有絲毫要洗心革面、改弦更張、自我揚棄、自我超越的跡象。他那“言者無罪”的承諾能有多大可信度？看起來，中國的事情還“夜正長，路也正長”啦......，5.19火光可能會被撲滅，5.19前景不容樂觀！我要把這些話說出來，要與同學們互相勉勵，哪怕像天庭盜火賊普洛美修斯一樣，天天讓老鷹啄食心肝，也要堅持前進，等待廣大人民覺醒之後重新點燃這火光。於是，就寫了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題目叫《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 沒有署上真名實姓：自知笨嘴拙舌，發怵拋頭露面，只是有話想說，說完了就拉倒；可不署名又怕人說敢作不敢擔，就寫了這麼一段話：“暫不署名，若認為此文有必要裝入檔案袋，請出布告，本人立即公布學號姓名。”寫成大字報後，別人替我貼到小飯廳南牆上，並抄送中文系54級王國鄉。隔天王國鄉找我，說文章寫得好，他們要收印散發，只是形勢分析和前景預測過於消極悲觀，能否作些改動？我說，要說的就正是這些話，一點兒也不能改；結果他還是刪了一句“工農群眾不會支持我們”，別處隻字未改，照原樣兒刻印出來，和另外的七、八篇文章一起，當作傳單散發到校內外，取名叫《民主接力棒》。後來這短文又被收進取名叫《廣場》的大字報匯編。 果不其然，鳴放很快就變成了反右。《民主接力棒》和《廣場》都被人民日報點名，定性為“反動”。我的文章未署名，開始還平安無事。暑假回了武漢，說起學校情況和我的文章，父親大驚：“糟了，共產黨會把你開除的”。接着又說：“你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怎麼寫得出這樣的文章？別人教唆的吧？一定要去交待清楚，不能夠講情面。”（父親是急糊塗了。這種事情，誰教得了我？硬要找“教唆犯”，那就是他自己。當年，發現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同“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了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之後，父親毅然做出抉擇，從陝西回到湖南；同時，也拒絕辛亥故舊的勸誘，決不轉而又去投向蔣政權；鐵下了一條心，要當草民。那風骨，那氣概，果然是“舉世趨膻利逐時，鄂東皂帽獨淒遲，羞顧高車金瓦礫，此心千古幾人知”。雖然父親幾乎從不跟我說自己早年的事，然而無聲潤物不是更能深入骨髓嗎？）我說，文章就是我寫的，張貼、抄印和散發倒是別人幹的，不過並沒有瞞着我；這些事有什麼錯？危難當頭就推到別人身上，那我成什麼人了？父親畢竟是明大理的人，大約也記起了我從小就不是那種挨了打還去求饒的孩子，他再也沒有提“交待”二字，只是無奈地告訴我，這種事情，也只能“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了。那個暑假，父親教我一套道家養身法，就像是身心健康的護身符，讓我受益無窮；還囑咐我做好思想準備：“而今而後，天地雖大，沒有申冤之處，蒼生雖眾，沒有同情的人”。 “沒有同情的人”之說相當恐怖，幸好被我此後的經歷所證偽。我的事被知情人告發之後，班長梁秀慧找我核實，我自然不會賴賬。她說：“你平日裡政治課課堂討論都不會發言，怎麼寫得出這樣的文章？誰教唆的？”我說，從前是寫不出來，5.19之後，幾天功夫，就寫得出來了。過了些天，梁秀慧又告訴我：“你媽給江隆基來了信，用腦袋擔保你跟共產黨沒有仇恨，你可要表現好一些”。我沒說話，心裡想，什麼叫“表現好”呀？真有罪，自然要懺悔，沒有罪，只為害怕強權就低頭屈膝，我的人格尊嚴何在？姨父姨媽與江隆基私交不錯，媽媽肯定是想通過這層關係打苦情牌，哭她當年在武漢坐牢的事。用得着家長說人情嗎？在檢查“反動”思想根源的小組會上，我如是說：“我的毛病就是喜歡自由自在，而且自己愛動腦子，都是我媽把我生成這個樣子，要是我媽不生我，就什麼事情也沒有了”。會後組長對人說：“燕遯符說話夠多歪，那叫什麼檢查，不等於罵人家共產黨嗎？”我真的不是成心罵人，那是我想得出來的最深刻的檢查。陸平調來北大頂替江隆基之後，氣氛越來越吃緊，大飯廳高音喇叭不斷傳出刺耳欲聾的歇斯底里尖叫，我都不願意去買飯。同屋趙世瑾是二七罷工時期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的侄女，她媽特別膽小怕事，叮囑她不要“溫情主義”，可她不僅給我通風報信，還替我把飯端回宿舍，又買蛋糕，又買巧克力。物54-3班只開過我一次批判會，同班兩位女同學自然必定得發言，說了點兒就那種場合而言有些不倫不類的話。梁秀慧說：“你連個入團申請書都不肯寫，夠多麼不長進”。陳宗蘊開口就叫小名兒：“哎呀，小豆付......”。她們的憐惜與無奈之情，溢於言表。接着發言的都是別班積極分子和哲學系“衛道士”，同班的其他同學全都一言不發，主持會議的蔣邦本除宣布開會散會之外，也一直是雙唇緊閉。其實，大家都身處政治大地震的危樓斷垣之下，此刻的表態，關繫到每個人自身的政治安危與前程。同學們用高貴的緘默陪伴我度過那艱難時刻，這一幕永遠地定格在我心裡。陌生人說什麼話都不能十分傷害我，三年多朝夕相處的同窗如果翻臉不認人，我可能會很難承受。據說蔣、梁等人後來還去說我那文章其實沒有任何具體內容，空空洞洞，想要大事化小，上邊堅決不答應。就因為下手不狠、同情右派，我們班，我們年級，我們系，許多反右負責人自己後來也成了右派或受了處分。那些個在反右中僥倖過關的人絕大多數也躲不過文革，甚至被送到江西鯉魚洲去餵血吸蟲，像納粹時期的猶太人一樣，比右派還慘。 第三節 草根死不了 1958年3月8日 ，我受學生右派的第二類處分“保留學籍，勞動察看”，去到北京市一家紡織廠。對我來說，這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一天下夜班開過會，我躲進廠區一片蓖麻子地，身上疲勞，心中委曲，禁不住哭出聲來。有個長得挺好看的回民女工叫董志敏，她尋聲走了進來，只說了句“不哭，不哭”，然後就安安靜靜地站在旁邊，替我擦眼淚。恍惚之間，我又看到了熟悉的童話里善良美麗的仙女。從此之後，在工廠的二十多年裡，哪怕是拳打腳踢，哪怕是掛牌示眾，我再也沒有哭過。工人們全都受到告誡，要和“小右派”劃清界線。可這界線怎麼劃得清楚？我們共同承受超負荷勞動，一起拖着疲憊的雙腿繞機器飛跑，一起在深夜裡盼着天窗泛白，是同一條皮鞭下的牛馬，同一根苦藤上的苦瓜，我們才真是階級姊妹啊！工人最恨只顧假積極往上爬不顧姐妹死活的“雞賊”。我不“雞賊”，操作上找到個小竅門兒，並不用來提高產量，只告訴給大家減輕點兒勞動強度；紡織局制訂的質量檢查制度有很大隨意性，可以用來欺負人，我利用星期天參加師大數學系概率統計研討班，指出那制度樣本空間選取有錯，科學上站不住腳。工廠里黨政、生產、工會各系統機構癰腫，各類幹部或“工代干”人浮於事，真幹活兒的擋車工卻總是人手短缺，不斷擴台擴錠兒，累死累活也完不成生產任務，害病了醫務室給假又嚴得厲害......。於是，工人把費勁的大折綹子摘成回絲偷偷扔進廁所，想方設法製造高燒、高血壓、泌尿系統感染等假病情去泡病假、磨洋工。冒着被逮住的危險干的這些“偷奸耍滑”的事兒，其實是工人可憐無奈的一點兒自我保護。她們拿我當自己人，把這些“小竅門兒”全告訴我。批鬥會上，她們也得舉手高喊：“打倒頑固不化極右派份子燕遯符！”回到宿舍，鄧少敏就安慰我：“你要想開些，老日兒（太陽）不會總在一個地兒呆着”。自然也有李秀蘭之類的二百五，一得着機會，就要多踢幾腳，過過打人的癮，轉過臉兒回到車間幹活兒，又把這事兒全忘了，照樣親親熱熱“小燕兒”長，“小燕兒”短地叫着，都沒法兒跟她們生氣，只好當作是些還沒完全從猴兒變過來的人。
文革十年我全在工廠度過，應該特別說上幾句。毛澤東發動文革為的是“清君側”。這事1957年他就想干，沒有干成，一拖再拖，到了1966年，才來了此心願。毛一貫的拿手好戲是挑動群眾斗群眾，這次自然也如法炮製，果然叫劉少奇之輩陷入滅頂之災。但是，各派鬥來鬥去，互揭對方“後台”的老底兒，卻無可避免地引發出另一個毛決不願看到的結果：讓人們知道了不少政治內幕，學到了不少政治謀略。於是乎，“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一場前所未有的平民百姓的自我思想解放運動。工人接過“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揭批本單位頭頭腦腦欺下媚上的種種行為；廠區里大字報如雨後春筍，其中許多都是語言生動內容精彩的錦繡文章，姐兒們那份兒興高采烈，不亞於5.19時期的北大學子。她們對於國家大事的關注自然也變得非同一般，一個個都成了時事評論家和哲學家。1976年3、4月間，大家在車間裡一邊幹活兒一邊偷偷地傳閱來自天安門的傳單，說的是一些“人生七十古來稀，小平已經是七十”之類呼籲鄧小平出山的話。有一次讓“雞賊”發現、告密，治保委員挨個兒審問。王春德、崔榮、趙學敏、趙秀娟、曹恆芳等人在事先來不及互相商量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全都隱瞞了我的名字，其餘便如實交代。她們知道，她們自己比較容易想辦法對付，要是把我說出來，後果便不堪設想......。這哪裡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分明是無產階級被專政！毛“萬歲”盜用無產階級的名，對工人、農民和全國百姓進行專政。 那工廠有關頭頭對我還不是特別惡，媽媽堅持托親拜友，也許給了我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護。（現在想起來，為了我的事媽媽真是操碎了心，可媽媽不明事理，總是罵我逼我，說我是“花崗岩腦袋”、“見了棺材還不掉淚”......我受不了，對她很不好，甚至在人道水平之下，總是不理不睬，直到2002年年底媽媽98歲高齡病危之際，我才感到愧疚，寫了個字條：“遯符對不起媽媽，請媽媽原諒”；如果時光倒流，我或許能做得好些。）文革一來，我家親友死的死，關的關，進“學習班”的進“學習班”，工廠領導班子也靠邊站，工人造反派當權，我就吃苦大了。“雞賊”們與我不同類，本來就瞧我不順眼，正好趁機大顯積極；二百五們喜歡熱鬧，人家越狼狽，她們越歡天喜地；姐兒們有心相護，明面兒上沒法兒說話。“橫掃”階段讓全廠“牛鬼蛇神”在大操場掛牌示眾，人家的牌子是鐵皮桶蓋做的，給我弄一鑄鐵桶蓋，理由是：“她最壞，死不認賬，還臭美”。這個因陋就簡的發明還真是一厲害刑具，低頭彎腰，脖子上掛着那玩意兒，死沉死沉，一站就是半天，難受就甭提了，幸虧一直練父親教給的養生法，總算還活着，而且沒有落下大殘疾。車間裡時不時把我揪出來批鬥，拳打腳踢“坐飛機”......。可說實在話，我心裡興奮。《怎麼辦》裡我不就盼着“全國人民都覺醒過來”嗎？事情正一步步朝這個方向走，我當然高興；與姐兒們其實也更加心心相印，身上受點兒苦，我也認了......。終於，毛澤東死了。那一天我正準備上夜班要睡覺，“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傳來，興奮得覺也甭睡了，給自己削了一個丫梨吃，以示慶賀。晚上進車間接班，個個眉飛色舞，通宵無人犯睏。 工廠也是一所大學。感謝“偉大領袖”，二十年勞動懲罰其實倒成全了我，讓我認識了人性：1. 必需群居合作，交換勞動以維持生存；2. 利己原則支配每一個人的行為；3. 人與人智力平等（計較起自己的利益來，誰比誰也聰明不了多少，誰比誰也傻不了多少）。原來，從小就耳熟能詳的勞動價值說，其真實涵義和真理性證明，正在於它是這三條人性的反映。此說稱：“商品價值取決於它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也就是說，人人共有的避害趨利心理與行為使得交換市場上商品的價格與供求狀況相互影響，不斷上下波動並最終趨向於一個確定的數值，這個數值即是該商品的價值。毛體制下，“計劃經濟”覆蓋國計民生的每一個角落，無所不在的“組織分配”阻斷了勞動者正當避害趨利、自主擇業謀生的路；要是不當“雞賊”，想依靠誠實勞動來提升自己的生存狀況，絕對是痴人說夢；幹活兒累得要死的，工資反而拿得少。那工廠是一些私營小廠公私合營合併而成，我那工種原來的保留工資是58元，後來漲到頭也只拿38元。無論各崗位之間橫向比較，還是同一工種“社會主義改造”前後縱向比較，擋車工都吃虧死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幹下去。不是都成了傻子不知道吃虧難受，實在是“組織分配”像奴隸的枷鎖套在了每個人脖子上。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價值無從稱量。社會主義有明確界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既然沒法兒稱量勞動價值，哪來按勞分配？沒有按勞分配，哪來社會主義？這就從經濟基礎上坐實了毛澤東的罪：他走的是一條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假社會主義真奴隸主義道路。改革開放之後，“計劃經濟”的堅冰剛剛開始融化，我那些姐兒們稍有點兒條件的都紛紛走出車間另尋出路，新擋車工又招不進來，人手嚴重短缺，開工困難，於是，頭頭們不得不改善擋車工待遇：給中班費，改計件工資，實行四班三運轉，紡織女工率先享受雙休日......。看起來，早先盼小平出山豈能是無緣無故？那叫做“春江水暖鴨先知”。 可是現在，又有工人懷念起毛澤東來了，是怎麼回事？我與當年的姐兒們一直沒斷聯繫，頭些天還在電話里與鄧少敏認真討論過這事兒，認為要分兩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情況不必十分當真。要知道，“機賊”和“二百五”也得歸到工人里去，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是會有些失落和寂寞，不過他們要是太高興，別人就會太難受，再說真要回到光吃窩頭的年代，他們才不干呢，也就利用如今有了點兒言論自由說着玩玩兒，當作是另一種熱鬧。值得關注的是有人趕緊來鑽空子。例如，據我所知，反右時聲名顯赫的哲學系“衛道士”如今變成了北大“著名學者教授”的，就有人故伎重演，再一次裝扮成工人利益的代言人，當着大學生和研究生的面說什麼“過去工人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是企業的主人，如今都成了僱傭勞動”。此處所說的“過去”與真實的過去相差何只十萬八千里，可年青人信以為真，把自己眼下遇到的各種困難都歸咎於現行政策。這種人公然利用北京大學這塊地盤，詆毀給全體中國人帶來溫飽實惠的改革開放，頌揚陷千百萬人於滅頂之災的毛氏“無產階級專政”。從1957年到如今，50年一以貫之地睜着眼睛說瞎話，50年一以貫之地不肯與百姓同悲同喜。他們就像是知識分子中的“雞賊”。不過嚴格說來，算成知識分子也有點兒困難，說得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這種話的人，能說他真懂馬克思主義或真有知識嗎？從年歲上看，和我們差不多，也七老八十了，何不趕緊回頭？哪怕老老實實堂堂正正地活上一天，也省得到時候後悔白到人世間走了一趟。第二種情況就必須認真對待謹慎處理了。那是一些人借着“懷念毛澤東”來表達對當今盛行的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的不滿。其實，腐敗盛行正是由於否定毛澤東還不徹底，沒有及早清除掉毛澤東留下的特權病灶。世界上最難的事就是叫人放棄特權，往往會鬧得社會動盪、你死我活。文革結束時歷史給了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既能掃除特權，又能最大限度地減輕或避免衝突：文革中非毛氏嫡系權貴被砸爛得差不多了，“四人幫”倒台又讓嫡系毛氏權貴也栽進了茅坑兒；人們奔走相告，舉國一片歡騰，黨群關係幹群關係空前融洽，應該是清除特權體制的最佳時機。機遇稍縱即逝，在清算毛澤東蓄意製造的十年文革浩劫和紅色恐怖的時候，把老百姓對特權的正當批評也當作“極左”一起清算了。隨着“老幹部”一個個官復原職，特權體制很快又強壯起來恢復了元氣，甚至變本加厲。於是，改革開放中政改嚴重滯後於經改，形成特權體制與市場經濟相會合這樣一個貪污腐敗的溫床……。之所以成為了這種局面，到底是情勢使然？還是由於集團利益的拖累，“總設計師”個人膽識魄力與人格境界有所欠缺？這個問題如果眼下還不好評說，有一件事卻可以肯定無疑：89“風波”的時候用槍口對準反貪腐群眾，就真的是對不住當年百姓的深情厚愛了。人們盼着強有力的政治人物“以百姓心為心”，卻一次次收穫了傷心與失望，人們向上天祈求平安與吉祥，萬般無奈之下，也難免會鋌而走險。鄧小平的繼任者，也就是當今國家的領導們，能不能改弦更張，以博大的情懷和廣闊的心胸，譜寫中國歷史新篇章？ 第四節 “改正”之後 該說自己1979年“改正”之後的事情了。 我出了車間，趕上文革後全國第一次給技術幹部評職稱，規定脫離技術崗位十年以上者不評，我沒幹過技術，自然就沒有申請；可這工作進行到差幾天申請人就該宣讀論文，頭頭找來了，說我算1958年分配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又從未脫離過“生產技術”崗位，有資格申請，末了還撂下一句話：“你寫什麼論文呀？寫打線兒？”分明是有點兒要難為我，大約料定我寫不出論文，不得不自動棄權，大家好看笑話。我一直干熟練工，倒是算“生產”，可真沒有“技術”，寫什麼呀？正抓耳撓腮，情急之下想起折騰過車間質檢的事，就寫了篇《關於絡經工序的質量管理》，還真有實踐有理論，挑不出毛病。這下就輪到上邊為難了：批准吧，成了笑話，除了打線兒，我什麼都不會；不批准吧，都逼着人家寫出像模像樣的論文了，我得了理也不是省油的燈。這麼折騰來折騰去，最後還是給我這打線兒工發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程師證書》，紅色封面上國徽金光閃閃，裡面還蓋着國務院科學技術幹部局的大印，一本正經，像那麼回事兒，還真就成了一笑話。 按理，“改正”後我們這些學生應該回北大安排。細說起來，北大想用“執行中央政策”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把自己對我們犯的罪推得一乾二淨還真有點兒困難。不僅反右當時大抓學生右派，比例遠遠超過中央規定的5%，還把大批學生轟出學校。把我們轟出學校之後的做法也特別惡毒。與北京師範大學做個比較：師大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的學生90%以上幾年之後都叫回學校重新唸書，而北大受同類處分的人重新回校唸書者少之又少。1979年“改正”之後，師大把沒有重新唸書而又去勞動教養了的人叫回學校進行安排。北大的做法卻完全不同，據說時任校長周培源堅決反對召回學生右派重作安排。（所以，1989年4、5月間，聽說周培源以九三學社領導人身份聲援請願學生，我就噁心得想吐，並且擔心學生們又快要遭殃了。） 北大不管，我只好自己找地方，找了好幾處，都因“技術幹部紡織局一個也不放”告吹，不知怎麼我又變成“寶貴人才”了。費好大勁去了紡織局職工大學。這可是個叫人開心的好地方，老師們多來自各廠，都是些家庭或自己不怎麼“紅”的文革前大學畢業生，一個個都是又聰明、又好心眼兒，只有也學物理的姚教務主任有整人的愛好。我很努力，不僅認真複習，還回北大觀摩留校老同學講課，梁秀慧又幫我聯繫去做了信息光學處理的系列實驗......。可是我講課不受學生歡迎。姚讓物理教研室沈溥聽我的課，想挑毛病，把我退回工廠，我就丟臉大了。可沈老師閉口不談什麼難點重點之類的教法問題，只說：“從頭到尾仔仔細細聽了燕 老師的課，沒有找出一個概念性錯誤”。我找機會去聽姚講課，挑了一大堆“概念性錯誤”。姚從此幾乎不進我們教研室的門。也有水平不錯的學生，想出些刁鑽古怪的主意，並沒有難倒我，便對我有了幾分敬佩，我的工作也就漸入佳境，除講授暜物外，還自學並講授了一門軟件專業基礎課《數值分析-計算方法》，又自編輔助教學程序，在蘋果機上模擬物理實驗，在八十年代中期尚屬先進，參加過物理學會在上海華東師大召開的微機應用交流會和全國成人高校在湖北十堰召開的物理教學研討會，被評為優秀。以此給自己弄了一個副教授職稱。大約這輩子體力腦力都超負荷太多，全找到“更年期綜合症”上來了，1989年之後我便多次住院，多次病危，1991年動了婦科大手術，出院後辦了內退，1993年滿55周歲，就辦理了正式退休手續。
退休後我加緊修煉，又學中醫，身體逐漸康復。1996年之後去《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編輯部打工。這書又叫《大英百科全書》，系統介紹西方意識形態；出第一個中文版是鄧小平拍板，參與的人大都是老右派和老反革命，總編也來自勞改農場。我打工是第二版了，從前的人死了一些，還有些80多90多了，實在干不動，就補充了新人。許多人不在編，給錢很少，幹活兒很重，可個個都幹得特賣勁兒，覺得一輩子瞎晃蕩，好不容易撈着機會幹點兒正經事兒，錢少也認了。這工作結束就到了2000年下半年，我又進了民間文化交流圈兒。開始特高興，一堆人定時神聊，框架是“只談文化，不涉及宗教與政治”，可什麼事情不是都能變身為文化嗎，這堆人正是幹這活兒的行家裡手，所以，實際上是無話不談；還真能互相啟發，擦出思想火花，幹了些尊老批孔、為中華文化正本清源之類的事；只要順了心我就肯賣力氣，幫着做了不少文字工作，自己也寫了幾篇署名文章，以二十年學制“勞動大學”畢業生的身份，駁斥“世風日下”的說法，論證市場經濟才是道德經濟，並且替祖輩父輩反思......。可後來我發現有的人太聰明，儘是花花腸子；有的人特與時俱進，逐漸做起了捧毛尊孔的時文。我哪能再去捧那個場呀，也就Bye，Bye了。 再說索賠的事。1979年之後就有耳聞，沒太往心裡去，正忙着干別的事呢，顧不過來，加上也有點兒稀里糊塗，鬧不清改正與平反有多大區別。後來聽說共產黨內部專門有個秘密決定：“對右派不賠償，不道歉”，這就把人氣炸了，非較較這個勁兒不可，於是1995年給北大寫信，專門就要賠償、要道歉，未見回音；1996年又去信追問，有了回信，說接到新的中央精神之前“北大無法個案處理”。1998年北大百年大慶，校史里反右這段歷史幾乎是空白，我心裡很不舒坦。2005年看到某人找渠道在香港出了一本專寫北大反右的書，號稱“信史”，卻有許多明知故錯之處，我著文指正，那渠道卻向我關上了門，我只好於2006年年初再找北大，重申要賠償、要道歉，再加一條，要大家都來寫回憶，折騰了一年，沒有結果。萬般無奈，2007年我參與了紀念反右五十周年的集體維權行動，除了與社會各界倖存老右聯合上書中央之外，又和北大的若干右派同學一起三番五次給中央寫信，給北大寫信，還當面找到過許智宏校長，專門就當年大規模地殘酷迫害學生一事，要求徹底平反和賠償道歉。我們至今未得到當局或北大的正式回復，卻不斷有居住地辦事處等機構派出年青人進行勸誡，說北大是個政治敏感的地方，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諧局面，不要回北大參加學校的活動......。我十分抱歉未能配合年青人完成上級指示，可我相信這又是北大出的壞水。鼓吹毛氏“無產階級專政”才真破壞和諧安定呢，北大不管不問；我們做的事正好促進和諧，北大卻嚴加防範，這一切是何道理？！所以，北大越不願看到我們回去，我們就越要回去。 十多年折騰這些事兒，也長了新的見識，添了新的感悟，看來，前人的經驗教訓要派上用場。受個人經歷與歷史條件的局限，一些書生型老共產黨人看不出剩餘價值說與勞動價值說互不相容，完全相信了馬克思主義，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本心真誠善良，卻造成殃及億眾的惡果，最該記取的教訓是當了一回“傻冒兒”，與同樣舉着馬克思主義旗幟卻“將欲取天下而為之”的毛澤東弄成了一夥兒。毛心裡其實另有主意，他志在“打天下”，為的是要“坐天下”，是要“君臨天下”。所以許多老共產黨人大呼上了毛澤東的當，受了毛澤東的騙。這又是一個重要經驗教訓：認識人是相當困難、相當複雜的事。不能光看他嘴裡說什麼話，手上舉什麼旗，更要觀察他實際上做的是什麼事情，心裡頭打的是什麼主意。我從小的興趣愛好都與政治無關，能力上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卻在今天被逼捲入維權行動，直接參與政治，不得不接觸各式各樣的人，就更要牢記前輩的經驗教訓。事實上，這些年來，特別是近兩年來，我也真的是時時刻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睜大眼睛觀察，小心謹慎分析，還的確就發現有那把爭民主喊得山響的人做起事來竟然是相當的非民主，也有那口口聲聲要討伐批判毛澤東的人說話想事用的還就是毛澤東的思路……，看起來，清算毛澤東已經是一件艱難得要命的事，要把寄生在人心裡的張澤東、王澤東、李澤東全都清除掉，就有點兒難於上青天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事情仍然是“路漫漫其修遠”。 何以自處？我有點兒消極，也不太消極。還是一如既往吧，盡心盡意，把持好每一個今天。胡謅小詩一首，以結束本文。 《參禪證道歌》 未來還未來，錦夢好難托； 逝者如斯矣，尋之奈若何； 大哉執今日，靈動舞婆娑； 胸內存鐵石，頭上顯神佛； 坎坷成正道，何懼多妖魔； 魂歸自有時，求索復求索。 一個長壽湖逃亡者的自述 譚顯殷 解放前，我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時，擺在面前有三條路：一、科學救國；二、追隨國民黨；三、跟共產黨走。我選擇了最後一條路，這在當時是最艱辛最危險的一條路。為什麼？很簡單，為了民主和自由。我10歲那年，父親貧病交加上吊自殺。12歲時我來到重慶，考入了著名的南開中學。我在南開讀了五年，解放前南開是一所非常優秀的學校，校長張伯苓的辦學思想和方式方法至今令我由衷讚嘆——那是培養有獨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地方。 我抱着她的身子大哭，她頭一天說過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後願望。 1967年，我又被抓回長壽湖，算是“二進宮”吧。那一天是2月22日，一幫人突然闖進家來，叫我馬上收拾東西到長壽湖辦學習班。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來者不善。一個月前，羅廣斌也是突然被帶走，沒幾天就傳來消息：羅廣斌畏罪跳樓自殺。我去參加了羅廣斌的葬禮，他妻子胡蜀欽親口告訴我，她絕不相信羅廣斌是自殺，她了解羅。還有，羅死之前的一天還帶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說不清了，這事至今都沒有定論。 我預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羅廣斌的後塵，文革來勢兇猛，打人、殺人、死人的事天天發生。要輪到我頭上了？！ 但是，我很鎮靜，我悄悄對妻子交待了三點：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罪自殺”，我絕不自殺。二、幾個娃兒要撫養成人。三、我母親要養老送終。 我強調第一點，就是為了避免像羅廣斌那樣死了說不清楚。 在解押去長壽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次為什麼抓我？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被他們整死還是找機會逃跑？當然逃跑！怎麼逃跑？ 與我同時被抓的還有一個叫陳孟汀的右派，他當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員，一個老革命，很有理論水平，也很頑強。到獅子灘時，我們倆趁解押人員不注意，悄悄約定，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個死了，另一個要負責把情況告訴對方家庭。我倆還交換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各自的家庭地址，還特別註明：我不是畏罪自殺。 當天下午到了同心島。一上島，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撈屍體——一個叫李思強的人在前幾天的批鬥會後跳了湖。我認識李思強，1956年他從團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調到市委宣傳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見他腫脹的屍體，我心裡撲通一跳：我這次來要步他的後塵？ 第一次審問下來我就明白為什麼抓我了——為了羅廣斌。 羅廣斌寫了《紅岩》，算個名人，整死了有點不好說，於是想整一個“反黨集團”出來，羅廣斌屬於這個反黨集團，既然是壞人，那就死有餘辜。 他們原定抓四個人，除我和老陳外，還有作協的李南力和孫靜軒。李南力被抓後，半夜逃脫，當夜在儲奇門江邊躲了一夜，第二天過江往貴州方向逃得無影無蹤；成都的孫靜軒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熱，抓捕的人沒敢下手，結果只把我和陳孟汀抓來。 他們要我寫揭發羅廣斌的材料，我寫了一份交上去。審我的人一看，氣勢洶洶地說：“你這哪裡是揭發材料，你還在為他塗脂抹粉”！我說：“審判員同志，你們是要我按照我了解的情況寫呢，還是按你們的特殊需要寫？如果是後者，我做不到。” 我特別強調了“特殊需要”幾個字。 這一下惹得其中一個人跳起來，他一拍桌子，厲聲說：“你口硬，譚顯殷！我聽說過你這個人，刁！但是你還不曉得我，你還沒認清此時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紅血白！你休想回去！” 這是暗指要我死在這兒！ “認清此時與此地”，這是白公館、渣滓洞裡的語言，當年我要是被國民黨抓進去，就該聽到這句話，現在，它出自一個共產黨監管幹部之口。 這個人是長壽湖監管右派的主任。 斗我的大會，聲勢很兇猛，但沒怎麼打人，我只挨了幾腳。這得托李思強的福，他的死讓那幫人收了點手。 會上宣讀揭發我的材料，是我一個右派朋友寫的。他寫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譚顯殷夜裡從獅子灘划船到三台，我在船尾，譚在船頭，譚顯殷望着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長地說：“天，快要亮了吧？”我說：”不會吧，還沒聽到雞叫。”譚顯殷恨恨地說：“大躍進以來雞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殺，我立馬挨了幾腳。 批鬥會有一個特點，專門要點與被斗者相好的、關係親密的朋友站起來揭發。我那幫難兄難弟一個也跑不脫。高志長被點起來揭發我，他憋了半天，揭發說：有一次我和幾個人到譚顯殷家裡去，他端出一盤黃豆招待我們，他說，對不起了弟兄們，只有點黃豆招待。譚顯殷說這種話，分明是對社會主義不滿，認為社會主義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勞動，高志長看見我，眨了一下眼，點了點頭，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對不起了，老夥計，沒辦法。 一連鬥了我一個月，白天強迫勞動，晚上鬥爭會。那個監管幹部放言：“譚顯殷，你聽清楚，落在我手裡的人還沒有不敗下陣來的。”另一個“審判員”要溫和些，他說：“你跳出來吧，揭發，你不是主要的。” 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說：“我還沒見到像你這樣頑固的人，居然一個都不揭發，還不認錯。”我回答：“什麼是錯，什麼是對，我們兩個認識不一樣。”斗陳孟汀，他也是個“老頑固”，絕不認罪。 其實島上這些人斗，我挺得住，擔心的是紅衛兵進島，這些殺紅了眼的年輕人，無理可講，我和老陳這點頑強和鬥爭經驗，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線，兩個月過去了，無機可乘。 同心島上有一個叫馬鞍山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馬鞍山腳一個水沱里，晚上有時停有一條小船。我打上了那條船的主意，腦子裡詳詳細細制定了一個逃跑計劃。我要往與重慶相反的方向逃，還得帶上陳孟汀。陳年齡比較大了，又不會划船游泳。還有，他是在延安平平安安長大的，我是重慶地下鬥爭的出身，比他有辦法。我如果一個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很擔心，說到處是水，難度大，風險也大。我讓他放心，說我自有辦法。老陳同意了。 我暗暗做準備，先托曹貞干買來一對電池，又向詹光（重慶日報右派）借了一個電筒。連續好多天，我白天觀察山勢地形，記方位，半夜起來看，進行校對，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對。有人看管我倆，但看得不緊，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個就是金踐之，我告訴他我要跑，金踐之不動聲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還鬥了一場陳孟汀，批鬥會結束後，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點。一點左右，我開始哼哼，聲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喲，唉喲，肚子痛喲。”我一邊哼，一邊看反應。沒人理，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開鬥爭會，累得早進入夢鄉。我輕輕下床，對着門栓沖了泡尿（免得它響），然後悄悄開門溜出去。我摸到老陳住的地方，按計劃拉動從窗里伸出的一根細麻繩，然後伏在地上等。不一會兒，老陳夾着一個包袱，貓一樣地溜出來。我們倆彎着腰，輕手輕腳往湖邊走，沒有月亮，但路熟，不一會兒，我們就到了船邊。 上了船，才發現沒有橈片！這一驚非同小可。老陳慌了，說，趁還沒被發現，趕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說，不，你趴在船上別動，我去想辦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竿。我在茅草叢中鑽，生怕遇到豺狗和蛇，為了逃命，顧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竿，又拔了兩根備用，然後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邊劃一邊辨認方向，長壽湖到處是水灣水沱，稍不留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於是叫老陳趴在船頭用盅子劃。整整劃了兩個多小時，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濕了，包括褲腰帶。 我們在墊江縣的地界棄船上岸，沿着一條小路往墊江的白家糧倉走。1959年我在捕魚隊時往那個方向走過一次，記得翻上坡有一棵黃桷樹，過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擔心，怕走錯路。 四下伸手不見五指，那把電筒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關掉電筒，蹲下來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還好，我找到了記憶中的黃桷樹。從黃桷樹到白家場有15里，走到白家場天還沒亮，我們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嚴家場趕。我們兩個的鞋子都走爛了，腳打起了泡，我們乾脆把鞋扔了，赤腳走。走到嚴家場是早上八點鐘，鋪子開門了，我們各花兩塊五買了一雙膠鞋，然後坐到館子吃早飯。 我要了四兩燒酒，炒了一大盤鱔魚，還有兩個蒸籠，一缽湯。嘿，那個鱔魚才叫好，四角錢滿滿一大盤，店老闆說，當地黃鱔8分錢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貨，怎能不吃！ 老陳十分着急，四下張望，生怕有人追上來，他氣急敗壞地對我說：“你這個人就是貪杯！這個時候了還要品酒！快點吃，吃了走！走！” 我胸有成竹地對他說，我算好了，他們起床後發現不見人，還得找一下，八點鐘出工還不見我們，才會斷定我們逃了。匯報上去，再打電話到獅子灘，折騰下來至少半個多小時。還有，他們主要的攔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慶的公路碼頭，不會想到我們反方向逃跑，我們有時間好好吃頓飯。 事後證明，我的判斷都是正確的。 吃完飯，上路，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場。一個飯店的招待員說，下午有一輛過路班車到墊江縣城。 實在走不動了，兩個多月的連續勞動和批鬥，一夜的緊張奔命，把我們累垮了。 下午四點來了一輛客車，我們搭上車，天黑前到了墊江縣城。 縣城裡一片喊打喊殺聲，高音喇叭吼得震天響，火藥味很濃。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兩派正在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打鬥得難分難解。 我一看這陣勢，心中暗喜，對老陳說，放心放心，今晚不會有事，他們打得越熱鬧我們越安全。 我們找了一個不起眼的雞毛店住下來。我帶得有菜站的工作證，店主把我們當成重慶來的客人，熱情迎到樓上住。 當天晚上，我還溜出去看了一眼墊江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 第二天一早，乘車繼續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車到大竹，從大竹又到鄰水，最後回到重慶。 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讓那些在獅子灘，在長壽碼頭，在朝天門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陳在市中區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隨後，老陳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大半年，確信沒危險了才回到重慶。 1979年，大好形勢讓我“重新做了人”。市委組織部的人找我談話，問我這些年怎麼過來的。我說，四年魚販子，一年流浪漢，十六年菜販子。他說，算不錯嘛，活出來了嘛。我說：“是呀是呀，托共產黨的福，我還健在。” 平反後，我進入市委宣傳部，後擔任了副部長、高等教育辦公室主任。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我很振奮，認為國家有希望了。那些年，我沒日沒夜地干，為重慶市高校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當時，幹部每年有一個月的休假，我整整十年，沒有休過一次假。 現在，我已經老了，上幾步樓就喘氣，醫生檢查，說我共有九種病。但是我很樂觀，我對自己的生命樂觀，也對中國的未來樂觀。我堅信中國一定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年輕時的追求——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實現。
在劫難逃——從真實史料憶反右 史若平 離休後閒來無事，翻箱倒櫃，整理過去的材料和信件，翻出了“文革”後退還給我的自我檢查材料，這是當年在“牛棚”里寫的。其中夾着一份1957年夏反右鬥爭中，山東大學校部專為我開的一個大型批鬥會的記錄稿，《史若平個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以及一些人批判我的發言。不知何故這份材料也退給了我，可能是“文革”中的專案組無法清理這堆積如山的黑材料，好在這不是什麼機密文件。另—份資料是1978年11月18日 和1979年1月9日，我先後兩次給山東大學校部機關總支寫的申訴書底稿，要求對我當年被劃右派進行複查。還有一份1978年的中共中央55號文件的抄件，並附當年劃分右派的標準。此外，還有一些有保存價值的信件。重新翻閱這些材料，使我追憶起那段難忘的歲月，雖然事隔40春秋，卻使我回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這些材料不是“食之無味”，而是“棄之可惜”。如今將它摘錄公之於眾，再加上一些回憶和剖析，就可以看到當年反右派鬥爭的—個小小的側面，並可為後人研究這一歷史提供—份真實的史料。至於我自己，歷史已經做出了公正的結論，個人得失就無足輕重了。反正活過來了，且到了古稀之年。因此，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計較個人恩怨，而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一份真實的反右記錄 關於反右中批判我的會議記錄，用300字稿紙豎行書寫，一格一字，字跡比較清楚，上下文基本連貫，錯別字是難免的，看來是經過加工整理過的。記錄稿沒有具體日期，可能是在1957年初秋，大約七八月間，正是全國反右高潮的時候寫的。記錄稿分三個部分：一、《史若平個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二、《大會批判發言》；三、《支書總結報告》(記錄稿”從略”)。令我不解的是，記錄稿只有我個人批判思想根源，而沒有我交代的“右派言行”，也許由於對我的批判會開了多次，前幾次會上交代過了。不然的話，沒有”右派言行”，何來“思想根源”?好在1979年1月我的第二個申訴書中，引述了官方文件，當時定我右派的結論，比我的“交代”充實得多，足可彌補這一缺憾。至於那位書記的總結報告，可能有書面的，所以記錄“從略”了。這位書記是位年輕的知識分子，上綱上線的高手，併兼我的專案組長。當時組織了一個三四人的班子，對我進行輪番“地毯式轟炸”、“幫助”，並連續為我開了多次大型批判會，最後依舊沒能將我“挽救”過來，只能淪為“右派分子”，足見我“頑固不化”，自絕於人民。這位書記給我編制了厚厚一本結論和揭發材料，卻不給我看結論部分，便給我戴上了“帽子”。現在重溫他《總結報告》中的高論，不能不感到遺憾。 《史若平個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 記錄稿這部分只記下了不到七百字，兩張稿紙多一點。我在會上的分析批判，肯定比這要多得多，否則是更難逃脫“矇混過關”的罪名的。當然，能記下這些要點已經很不錯了，而且能保存到今天，更是難能可貴。沒有這份記錄，靠我40年後的回憶，將是一片模糊，一筆糊塗賬。有了這份記錄，脈絡便清晰起來。現摘錄如下： 一、我是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儘管參加過反蔣活動，對革命有過幻想，但個人主義沒有得到徹底改造，在社會主義大變動時期走上了反黨道路。 記錄稿中，就那麼乾巴巴的幾條。現在想來，就是這幾條，還是書記掛帥的專案組和反右積極分子們一兩個月“幫助”的結果。專案組的小會不算，僅大會就開了不下十次。如果沒有他們多次揭發批判，幫助我上綱上線，我連這樣的水平也達不到，簡直是想“矇混過關”。當然，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還是沒能“混”過去。說明我當年既頑固又愚蠢，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厲害。假使當年我“聰明”一點，把群眾的揭發全包下來，不夠再湊幾條，你要什麼有什麼，檢查時把自己臭罵一通，把自己說成 “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樣也許能過關。繼而一想，這也未必。如果是那樣，反右派的”偉大成果”怎麼能體現出來呢!全國55萬右派又從何而來呢?我命中注定在劫難逃。以上的“自我批判”，理所當然地要激起積極分子的強烈憤慨。他們的發言，比起我的檢查來，調子至少高出八度。下面引述他們的發言要點，目的是對事不對人，這八位同志和我沒有任何個人恩怨，只是他們當年更迎合潮流罷了。引述時姑隱其名： 《大會批判發言》 王 ×：史若平態度不老實，避重就輕，輕描淡寫。攻擊肅反，攻擊黨，參與《青島日報》事件，組織鳴放稿件，全國右派(的言行)都在你身上有反應。史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事先考慮的，有策略的，他要把黨孤立起來，捆起來，全面向党進攻。他充當了向党進攻的炮手。 莊××：史的態度是採用兩面派的手法，好像肅反冤枉了他。他是右派分子在山大向党進攻的最有力的一個。他操縱校刊《新山大》，任意歪曲事實，把一些反黨的言論用大字標出。他和章伯鈞、儲安平、陸侃如都是不謀而合的。 尹 x：史的反黨罪行是嚴重的，他從四面八方來向党進攻。他說因在肅反中追查他而不滿，這也不符合事實，而是別有用心，要翻肅反的案。 焦x x：史的檢查是將十數次的會議批評他的材料綜合羅列。我們認為肅反是正確的，但史卻誣衊並醜化積極分子，說他們沒有起碼的常識。還說發動群眾搞肅反的方式是錯誤的。在舊社會你有疑點，你別想過關。他還嫌(山大)搞出九個反動分子太少。 (原文如此) 劉x x：史為什麼說我們的春天來得晚了，難道說我們以前沒有春天嗎?這是惡毒地向党進攻。要按照你的意圖辦報紙，會把報紙引向何方?鳴放時校刊不是向右轉了嗎?史應徹底交代，深刻檢查。 王x x：我對史的檢查不滿意，他只是將十數次會議的材料總結並藝術加工了一番，只講客觀效果而不講主觀動機。束星北是什麼人，你不知道嗎?為什麼欣賞他的言論?為什麼同情肅反被斗的人? 張x x：史的罪行是嚴重的。校刊在鳴放中變成了反黨的工具。史認為報紙有兩重性，尤其強調它的商品性，這是極端反動的。報紙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是黨的思想工具，絕沒有兩重性，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史還認為新聞學屬於學術問題，我認為學術是學術，反黨是反黨，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我重新摘錄了1957年那份原始記錄，是為了如實地反映這一歷史。今天無需在這裡為我自己辯護，因為歷史已經為我重新做了結論，而且後面引述的1979年1月《我的補充申訴》，已根據當年反右給我的結論作了實事求是的辯護。當年—些同志對我的揭發批判，在那種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年代裡，從1955年到1957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運動、反右鬥爭，兩年當中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這類批判已經司空見慣了。只有今天的年輕人讀到這些史料時，也許對這類大批判的特有語言會感到陌生，甚至有新鮮感。 《我的補充申訴》 1978年9月17日 ，中共中央發布了《中發［1978］55號》文件，其中部分內容為對1957年錯劃右派進行複查。11月，山東大學還未向我們這些”老右”傳達，一位友人就給我送來了一份抄件。我根據這一文件精神，向校黨委寫了一份《我的思想匯報和申訴》，大約七八千字，要求對我的問題進行複查。由於事隔二十多年，當年反右的結論未給我看過，因而這份申訴書寫得不夠完整，針對性不足。1978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山東大學校部機關總支書記藺孝美同志找我談話，我再次提出要求複查，並要求看1957年給我定性的結論。總支書記把結論給我看了，我記下了要點，心情十分激動。我問總支書記：“反右結論不與本人見面，是否符合組織原則?”答：“不符合。結論應與本人見面，當年不給你看是不對的。”我又說：“這種做法太不光明正大了，結論不給我看，隨便編造都可以。可我，卻因此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這位總支書記是“文革”後上任的，同1957年山東大學的反右無關，他表示同情，但又不便多講。我根據反右給我做的結論，於1979年1月9日交了第二份材料：《我的補充申訴》。這份申訴書又寫了七八千字。
為了忠於歷史，茲將原文摘錄如下： 前幾天(1978年12月下旬)，校部機關總支書記找我談話，我很感謝今天黨組織對複查我的問題的重視和關心。只有在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的今天，才有這個可能。因此，我特別對黨中央表示衷心的敬意。 (1) 1953年，我還不是校刊室的負責人，只是一名編輯。“結論”中說“校刊登載了同學申訴他們在班裡受到壓制的長信”。來信是經校刊室主任和學校領導審查同意發表的。後來，校刊又奉命寫了一篇《我們的檢討》，也是領導授意和同意發表的。給我加的“罪名”是：“用校刊編輯來領導開展批評，實際反對黨和行政關於稿件處理的一些規定。”這種說法，簡直是說我在1953年就企圖“篡黨奪權”!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黨和行政關於稿件處理的規定》，又何來反對這一規定?其次，校刊所有稿件都由校刊室主任及校黨政領導兩級審查，我作為一名普通編輯，就能“領導開展批評”了嗎?1950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明確提出，批評稿件只要符合事實，不一定經過被批評單位同意，就可發表。最近《人民日報》又重申了這一原則。退一步說，學校的規定沒有發給校刊室，而且這類規定如同中共精神有牴觸，校刊貫徹了中央的決定，有何過錯? (2) 1953年底，毛主席發出了“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1954年春，當時校刊收到不少來信，反映黨團活動過多，影響學生學習和體育活動。校刊處理來信，當然要同有關部門聯繫解決。這也成了我“攻擊黨團活動”，“攻擊團委會”的“罪名”。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在當時，把身體放在首位，就是因為學生健康有下降趨勢。校刊處理來信只是反映學生要求，而且這一要求又是符合毛主席“三好”指示精神的。這種是非不分的罪名，我是不能接受的。 以上是我在1979年1月9日 寫的《我的補充申訴》摘要。文後還附我在1957年6月5日出版的校刊《新山大》第266期上，用“小兵”的筆名寫的《大字報巡禮》原文，作為複查的參考。我發現所有揭發、批判以及“結論”中，都閉口
不談拙作《大字報巡禮》，真是奇哉怪也。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左”的革命外衣下，歷次政治運動中，整人就是一切，就是目的，手段也就可以隨心所欲了。 《我的補充申訴》文後附《大字報巡禮》說明如下： 《大字報巡禮》是1957年鳴放期間發表在校刊上的我寫的述評。從這篇文章中最能反映出我當時的思想傾向和對黨的整風運動的態度。你們不是說我利用校刊反黨嗎?為什麼不從這篇文章中找反黨的證據呢!很明顯，從這篇文章中，如果不抱偏見，能辨別出我的態度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 知名的教授被劃右派的有陸侃如、高蘭、趙儷生、張維華、許思園、胡昭全、束星北、陳機、曲漱蕙、沈漢祥等。至此，50年代前期華崗校長領導下生機勃勃的山東大學，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文革”期間，山東大學遭到了更大的摧殘。
歷史，終於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在這裡，十分感謝黨中央，堅決為歷史上和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十分感謝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他堅決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倡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使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過撥亂反正，我個人才有可能重新工作了九年，並安度着一個愉快的晚年。解放前我參加過的進步地下組織和地下團，也終於得到了正式承認，我已參加了多次老戰友聚會。1986年5月，《蘇州報》總編輯陸乃斌同志約我寫的回憶錄《遙寄蘇州話當年》，發表時還刊登了我的簡歷和照片，我首先給自己恢復了名譽。1987年冬，我已離休，山大組織部又根據蘇州的正式文件，給我這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恢復了共青團地下團員的團籍。並由校黨委發專文，“推倒在此問題上對史若平同志的一切不實之詞，消除影響，恢復名譽。”1947的我在蘇州主編的文藝刊物《牧野》，作為進步刊物，專列詞條，收進了1995年公開出版的《蘇州市市志》。1996年秋，中共蘇州市委宣傳部《群英譜》征編辦公室，給我寄來和我有關的三份材料，徵求我的意見。每份材料都有材料提供人、證明人和執筆人。這些材料為《江蘇人民革命鬥爭群英譜》大型史料叢書做準備。這三份材料的標題是：《史若平不顧自身安危，搶發新聞掩護同志》、《史若平把“中國共產黨萬歲!”寫在獄中牆上》、《發自地下的聲音<新民主報>》。從反面人物而到正面人物，我讀了有點受寵若驚，總覺得有點不自在。歷史終於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儘管它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這些代價，當然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民族的災難。 不能忘卻的幾個右派難友 陶渭熊 五七年受害的眾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還艱難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誰還記得他們、了解他們、知道他們的苦難？下面記錄幾個無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見證毛澤東“陽謀”的罪惡，並以此文紀念反右運動——這個人類史上最無恥、最反動、最大規模的文字獄——50周年。 耐人解讀的苟文純 在西師勞動隊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學生中，苟文純是最顯眼的了。他已經38歲，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濃眉大眼，目光炯炯，一頭黑髮濃密粗硬，永遠梳理得光亮整潔；絡腮鬍子天天刮得乾乾淨淨；舉止大方，談吐得體，隱約顯示幾分高貴。如果只看他的頭，你一定認為他是大款、顯赫政要、學者、教授。而其穿着則猶如乞丐：一件污黃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補滿補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爛成綹，舉臂抬手就飄帶似地飄舞；褲子同樣疤上重疤；破皮鞋補了又補已不能再 補，走起路來“哧呵、哧呵”響個不停。難友們學他一步一頓地走路，嘴裡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樂了。他的勞動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剷除苗先鏟斷；叫他擔糞，他穿着那雙破皮鞋搖搖晃晃，撲哧撲哧糞水濺了一地。看他那狼狽相，難友們都說“夠了，夠了！”從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聲，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淒涼、悲慘、憤怒與抗爭有境界。唱完後他泥塑似地坐在那裡，兩眼掛着淚花，我們的心也隨之激烈地搏動。後來我知道那是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訴與反抗的歌曲。 的、貧窮的、破爛的、強加的、被迫的，是對強權的揭露與控訴！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生，竟襤褸如此、潦倒如此！這是什麼世道！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幸運使她香銷 徐香圃是勞動隊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歲，已婚並有了孩子；歷史系60級學生。大約家庭孩子的牽掛吧，她很憂鬱，管教幹部認為她思想改造不積極，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勞動隊解散才復學，這樣她就從1956到1963讀了“七年 制”本科。64年春節，我在重慶一個朋友處會到她。此時她很高興，說畢業後分到江津地區江北縣，旋即叫她參加四清 工作隊搞四清運動。我大吃一驚，說：“我們都是四清的對象，你卻去清理別人。”因為按共產黨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與否，都是階級敵人，都被剝奪了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權利，只能像肥豬等待宰殺一樣等待在四清運動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夠參加四清工作隊，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還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慮，說：“我也很顧慮，曾向四清工作團長表明我的身份，那團長說‘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現嘛，你就大膽工作吧’。”原來她的高興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終覺得是一種危險。那次分別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結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時，一位參加過四清的人無意間提及文化革命開始時，四清工作團集中在永川整風，鬥爭一個混進四清工作隊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殺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的心一陣陣顫抖。 而徐香圃競選擇了死亡！毛澤東的殘暴，給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災難！ 一個沒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經是包括重慶市在內的原四川省數萬名右派分子中沒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師範學院700多右派學生中惟一沒有“改正”的人，化學系58級學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張標語式大字報驚動了所有人：“曾清經要殺共產黨！”認識他是在右派勞動隊，是一個剃光頭打赤腳穿補巴衣服，粗手大腳的農民模樣的人，是勞動隊最忘命的幾個人之一，力氣大，不怕苦，挑、抬、扛經常在200斤以上。那時的右派學生是最單純最聽話的，雖然有天大的冤屈，但黨給的處分都無條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摘帽復學。但是不惜體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體。當每噸3兩大米變成3兩豌豆， 再變成9兩紅苕，最後變成6兩麥麩的時候，飢餓、浮腫，步履艱難，他再也不能帶頭幹活了。他從嘉陵江邊的草街煤礦擔着百斤重擔，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兩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於100斤時，他遠遠地落後 了，每攀登一步都虛汗如雨喘氣如牛費盡全身力氣，最後眼睛一黑一個跟斗摔下去……大家發現他時他已經僵臥道旁，和全中國4000萬餓殍一起被毛澤東拖進了“大躍進”造就的巨大墳墓。沒有追悼會，沒有通知親人到場，挖個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隻死豬死狗。 我的父親和他的兩位弟弟 楊耀庭 父親楊後增（又名日進），1919年生於江西省廣豐縣大塘底村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父親排行老大，下邊有兩個弟弟，一曰後賢，一曰後育。 父親自幼聰穎好學，強記博聞，高小畢業後，因家計困頓不能升學，到一家雜貨店做店員。他白天做生意，晚上自修初中課程。兩年後，以同等學力的身份參加九江師範在上饒行署的招生考試，一舉奪得全行署16個縣市第一名，從此獻身民族的教育事業。在三尺講台上，父親孜孜不倦教書育人，又肯鑽研，不久便成了廣豐東南鄉的名師，後被提拔為吉岩區中心小學教導主任。由於業績優異，多次受到縣教育行政部門的表彰和嘉獎。 大陸政權易幟後，我家被劃為地主成分，爺爺楊鳴達戴上地主階級分子帽子。父親仍從事小學教育工作，1952年還被任命為壺嶠中心小學總務主任，並連年被評為先進教育工作者。父親秉性鯁直，不事權貴，惹怒了一位姓鄭的區委書記，從此便沒有一天安生。1957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仍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那年肅反，縣肅反辦突然宣布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父親莫名驚詫，因為1949年前，他一直與政界毫無沾邊。他對肅反人員說明，他一直當小學教師，從沒離開過三尺講台。若是當了鄉長，當地老百姓怎會不知曉，請組織認真調查。不料那位肅反人員又是拍案子又是瞪眼睛，大罵父親不老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高壓威迫下，父親無奈在“當過國民黨副鄉長三個月，抓過一次壯丁”政審結論上按指印，旋即就被送勞動教養。在勞改農場，九死一生，父親有幸逃出了鬼門關。直到1992年，廣豐縣政法委書記夏金福出於良知，主動給父親平反（在此之前，不知申訴了多少次，都毫無作用），摘去了父親戴在頭上35年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夏書記感慨地對父親說，當年認定他是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原始材料，只是有個農民在鄉政府辦公室聽到有人當面叫過他楊鄉長。經調查，那個農民的檢舉材料是按肅反人員授意寫的。 在暗無天日的毛時代，惹怒了一位共產黨的基層書記，就要遭此大罪，善良的人們，你能想象得到嗎。 我的二叔父楊後賢，1923年出生，當年江西貴溪高等師範的高材生。他才華橫溢，敢做敢幹，是教壇上一員勇猛的闖將。1956年，他從中心小學教導主任上調縣文教局組建教研室。不久，《廣豐教研》問世，好評如潮。其時，學習蘇聯一邊倒，中小學實行5級記分制。1957年，毛澤東設下陽謀，開門整風，在一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鼓譟聲中，正在省委黨校學習的二叔也敞開心扉，在座談會上大發感慨：“5分制好是好，但失於粗疏，沒有百分制精細，我看在重要考試時，還是採用百分制好。”由是闖下大禍，被扣上“反蘇”罪名劃為右派分子。因罪行輕微，留校任教，監督改造。從此，二叔淪落為沒有人格尊嚴的賤民，受盡了屈辱和折磨，過了20多年非人的生活。他上課時，胸前必須佩上“右派分子楊後賢”的白布條，學生喊他，不能叫老師，只能直呼其名。他還要在課餘的時間裡，打掃廁所，給食堂挑水。一出校門，小孩子就會在一片“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的叫罵聲中，扔着泥團、石子甚至干糞疙瘩追打他，且無權自衛。這痛苦的非人生活，摧毀了二叔的精神與肉體。他的額頂禿光了，臉形成了倒三角，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他不能笑，也不能哭，連大聲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只是一站在講台上，又恢復了先前那生氣，津氣十足，聲音清晰洪亮，語調流暢甜潤。1959年，風調雨順年景好，神州萬里卻處處鬧飢號寒，餓殍橫藉，時聞人吃人的慘劇。右派分子的待遇，當然更要低人一等。一個風高月黑的秋夜，一臉浮腫的二叔斷然逃出廣豐，到瓷都景德鎮做苦力，竟也賺得半飢半飽。可是好景不長，不久被查出是右派分子，於是發配浮梁山區勞動改造，在那裡過了十多年煉獄般的日子，直至1979年。
千言難盡比我略長几歲的三叔楊後育。他篤信馬列，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滲入骨髓，瀰漫五內，奉若至寶。參加工作以後，埋頭苦幹，枵腹從公，定期向黨交心，幾十次上百次寫入黨申請書，以期脫胎換骨，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平日裡，他嗅覺靈，警覺高，一切可疑的言行，都難逃他的火眼金睛。每臨政治運動，三叔總是一馬當先，衝鋒陷陣，所向披靡。斗胡風分子，批右派分子，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戰功赫赫，一時成了階級鬥爭的尖兵，讓階級敵人聞風喪膽的英雄。聽他的一位同事說，楊後育在批鬥會上，總是打第一炮，血眼橫睜，聲若炸雷，其熱如牛。一兩句不合時宜的話，甚至是無心的玩笑，他都能往線往綱上靠，大有不置人於死地決不下戰場的英雄氣概。 可是，就是這麼一位赤膽忠心、階級鬥爭的鬥士，也不逃不脫階級鬥爭魔掌。1961年，大陸風聲鶴唳，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偉大領袖又一再告誡國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楊後育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天生的“崽仔”。加上他針鋒畢露，還時現崢嶸，得罪的同事自然不少。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於其人之身。幾個同事一湊合，便羅列出楊後育的十大罪狀，諸如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大哥喊冤，為右派分子的二哥鳴不平等等。一貫沖衝殺殺的楊後育，如今只能可憐巴巴地耷拉着腦袋站在批鬥台上，一任同事的狂轟濫炸。儘管多是不實之辭，但百口莫辯（其實也沒有辯駁的權利）。不低頭也得低頭，不認罪也得認罪，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從來不發慈悲。楊後育痛哭流涕，噬臍莫及，但他的醒悟太遲了，世上從沒有後悔藥。1963年，同事們又捕風捉影，給楊後育頭上安了一條嚇死人的罪名。於是開除公職，回老家做了地球修理工，至今未能平反。 嗚呼！時值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的幽靈，還不時在神州大地遊蕩的今天，噩夢般的昨天還會回來嗎？我不能回答自己！ 不敢接受“平反”的人 嚴家偉 毛澤東當權時期，中國的冤案多如牛毛。鄧小平上台後，其中不少人得到了糾正即所謂“平反”。這些人當然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我有一位難友，卻在獲得“平反”後，不但高興不起來，反而遮遮掩掩，像做賊似地不敢聲張。這真應了那句俗話：年年怪事有，此事更稀奇。 一 這位朋友叫母世新，四川筠連縣人。母家在當地系望族名門。母世新的祖父是國民政府時筠連縣的縣國民參議會的參議長，且家道殷實，所以1949年共產黨一來，其家肯定是被打擊的對象。財產沒收，老一輩中的不是被殺就是勞改，真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惟有小孫子母世新卻奇蹟般地存活了下來。 此時母世新年方十八九歲，高中畢業，身體壯實。1950年韓戰爆發，不久中共亦捲入其中，急需兵源，母世新便順利應徵入伍到了朝鮮。由於他身體素質好，人又機智聰明有文化，當然強過那些文盲兵，幾次仗打下來便升為班長。這時的母班長經過部隊的教育、“洗腦”，一心要背叛原來的“剝削階級”，跟着黨鬧革命，解放全人類。雄心壯志比天高，衝鋒陷陣非常勇敢。但正當其部隊衝過三八線以南不久，強大的聯合國軍卻從他們的背後仁川登陸，將其部隊攔腰斬斷，母班長所在的團幾乎全部被殲滅。母與排長拚死突圍，摸爬滾打鑽山林走小路，晝伏夜行終於逃回部隊。但就在到達的那一刻，排長因傷勢過重不治而亡，母世新又一次奇蹟般地存活了下來。 韓戰結束後母世新隨部隊回國。不久國內開始了肅反運動，就是要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部隊的外出調查人員了解到母的家族背景系“惡霸地主”，且與共產黨有“殺親之仇”。於是有高度階級政治覺悟的中共政工人員聯想到韓戰中的那次突圍戰鬥，”怎麼你母世新一人逃回來了？”你不“壯烈”倒也罷了，但會不會是美國人抓到你後又放你回來要你當特務呢？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完全有可能。不過人家當時畢竟還叫“最可愛的人”，無憑無據，無法下結論。但為了萬無一失起見，便請他老兄“光榮復員”了。由於這層原因，他也沒資格到機關單位“吃皇糧”，而是安排回老家“修理地球”（即種地當農民），並給了他一個有名無實的農村團支部書記的職務。母世新看着那些一起在部隊的低智低能兒，一個個都分到地方上當了幹部、工人，自己在韓戰中哪點也不比他們差，沒有功勞也有點“苦勞”吧，卻落得個最後修理地球的待遇，心裡自是不服氣。但這時，“黨媽媽”又來給他作“思想工作”了。他們說“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而無高低貴賤之分”，又說共青團是黨的後備軍和助手，叫你任團支書也是黨對你的信任嘛。於是母世新又一次聽從了黨的教育與安排，便“紮根”農村了。 二 光陰似箭，很快就來到1957年，整風鳴放開始了。二十幾歲的母世新，人再聰明也猜不透“毛偉人”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於是響應號召帶頭給領導提意見。當時他們的區委張書記和一位婦女主任關係曖昧，是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但聰明人都只在背後指指點點。可愚蠢的母老兄竟在整風鳴放的會上給書記提了出來。雖然話說得比較客氣，只是請書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今後多加注意檢點一些，以免影響不好。但已經使書紀大人臉上紅一塊，白一塊了。“知趣”的人連忙出來打岔、圓場，“王顧左右而言他”，事情也就敷衍過去了。也沒說誰對誰不對，反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嘛。書記當然照樣當，與情人照樣“陳倉暗渡”，天下依舊太平。但母世新的禍根卻已深深埋下，只待“秋後算賬”了。 1958年的春天，母世新在親友的撮合下，與當地一位農村姑娘正式結為伉儷。就在他二人一同走上婚姻的殿堂，在中國人所謂的“洞房花燭夜”的晚上，我們精明的張書記，不失時機地向母世新舉起了復仇之劍。 洞房門外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敲門聲，起初母世新還以為是親友來“鬧房”。中國的風俗，新婚之夜至親好友可以到新房裡來玩笑打鬧，謂之鬧房。於是便說“快十一點了別鬧了”，誰知房外卻惡狠狠地罵道：“放你媽的屁，誰給你鬧？再不開門老子開槍了！”母世新一聽知道不對頭，連忙開門。接着，幾個五大三粗的“基幹民兵”手裡拿着槍與繩子，一下子便沖了進來。不由分說將母世新捆上就往外拉，母大叫“你們幹什麼，我犯了什麼法？”得到的回答是“你犯了什麼法你自己還不明白，還消向嗎？”這真是世界上最妙的答案。新娘嚇得哭天喊地，親友四鄰也被驚動了。那時中國根本沒有什麼《逮捕拘留條例》，農民更不懂這些。內中有兩個膽大點的鄉親終於問了一聲：“同志，你們究竟為何要抓他嘛？”內中有個頭兒模樣的人答道：“我們奉區委張書記的命令，來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家要站穩階級立場啊！”此言一出誰也不敢出聲了。只有新娘子死死抱着新郎不放，嚎啕大哭。母世新這時心裡己基本明白是張書記在搗鬼。這個經過槍林彈雨的硬漢子，定一定神對新娘說：“小梅不要怕，我沒有幹壞事，我相信黨和政府，到了縣上說得清楚的，你鬆開手讓我走。”新娘子慢慢鬆開了手，一頭癱倒坐在地上。周圍的親友見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淚。這時母世新昂首挺立對周圍親友大聲說道：“我母世新從來沒有反黨，只是得罪了張書記，我和他到縣上講理去！”接着又對幾個民兵說：“不要拉拉扯扯的我自己走，好漢做事好漢當！”堪稱英雄氣概。只是也太天真幼稚了，中國有你可以講理的地方麼？！ 三 到了筠連縣看守所已是凌晨兩點過了，奇怪的是看守所的管理人員未得到任何通知，也不知抓來的這個人是幹什麼的，犯了什麼事，因而一度拒絕收押人。但幾經交涉，押送的人又出示了張書記的“手諭”（就是一張蓋了區委公章的便條），看守所的人都知道這位張書記可是縣裡響噹噹的紅人，不敢得罪，於是終於同意“暫時收押”。 “一入侯門深似海”，中國的“牢門”更勝過侯門，一點風都可以把你吹進去，十條牛也別想把你拉出來。這就是中國的“特色”。所以進了牢門的母世新還有什麼理可以講？更兼張書記大人手眼通天，全力伺候，暗箱操作，更加當時正是鎮壓右派的高潮時刻，張書記就代表黨，你假提意見之名，行攻擊張書記之實，就是攻擊黨，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再加母世新出身“反動地主家庭”，與共產黨有“殺親之仇”，新賬老賬一齊算，連參軍赴韓作戰都被說成是“混入我人民軍隊”，所以更說明是個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反動傢伙，判刑自屬天經地義。最終判刑十五年，送到芙蓉煤礦勞改。 四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與母世新同為政治犯一起被關押在該礦的嚴管中隊。這個隊除少數專門調來做勞改幹部“耳目”的刑事犯外，其餘的都是所謂的“新、老反革命分子”。中共幹部把曾在國民黨任過職的人稱作“歷史反革命”，也就是他們口頭上說的“老反革命”，而把中共奪取政權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中，或因持有不同政治見解，或僅僅因為思想“反動”而被判刑的稱作“新生反革命”。而在那些勞改幹部眼中，“新生反革命”比“老反革命”更危險更可怕，是他們監控的重點中的重點。我們這些人當時勞改的“科目”就是弄去裝運煤炭上汽車，每天抬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炭，經過搖搖晃晃的跳板運上汽車，一干就是十多個小時，再加吃不飽、飢餓、疲勞、苦役、精神折磨，就是把你活活往死里整。而且工作場面毫無安全保障，你在下面裝煤，上面礦車在傾倒煤炭，大塊小塊的煤飛快滾下來，就像現在的古裝電視劇中，一方士兵在攻城，另一方在城牆上將石塊向下拋打的場面一樣的驚險，所以受傷是家常便飯，無人性的勞改幹部對輕傷者還不准休息。 有一次我和母世新都被煤炭打傷，而且傷得不輕，所以被允在囚室養傷。在室內無人的時候，由於平時彼此都比較知心，所以無話不談。母世新對過去的事真是感觸良多後悔不已。他說“我要不是在朝鮮拚死突圍跑回來，要是被美國人俘虜了去，也不會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當時他們在逃回來的途中，美國飛機從天上撒下大量傳單，上面有中文。大意是：持此條向聯合國軍投誠，不僅保證你生命安全，並且按日內瓦公約給你戰俘應有的一切待遇。當時他的排長都動心了，可母世新堅持說“不，我們要回到祖國去！”母世新是愛祖國的，可是祖國愛他嗎？我聽後也不禁喟然長嘆：“老兄，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往裡鑽啊！”我們當時這些話要是被勞改幹部知道了，肯定後果不堪設想。但我們誰也沒有出賣誰，這就是政治犯的操守，良心犯的良心。 以後，母世新被調到煤井下去挖煤，“打掘進”。那更是高度危險的工作，面對高瓦斯，爛岩層，這些根本不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完全是在玩命冒險去奪煤炭。母世新多次負傷，終能倖免於一死，正如中國一句俗話“此人福雖不大卻命大”。然而在毫無勞動保護的條件下，長期面對井下的粉塵，滿刑後又戴着“反革命”帽子強迫“留隊就業”繼續干，前後十幾年，你再大的“命”，也終於難逃“矽肺”這個職業病的魔爪，而且達到了二期矽肺。 五 到了上世紀末，母世新的“好運”終於來了。不知道當地官場出於什麼因素的考慮，大約有人要想給當年那個驕橫一時，現已下台失寵的張書記面子上一點難堪，於是便把母世新這個案子翻了出來並作了無罪判決的糾正。作為個“小小禮物”送給了他。當這個遲到的公正，以郵寄方式送到母世新手頭時，母世新卻真有點像那首愛情流行曲里唱的那樣，不知該“如何面對這遲來的愛”。於是將這分“禮物”悄悄裝進了衣服口袋。 因為這時的母世新早已過了六十歲，每月可領到幾百元的“退養金”，勉強維持生活。如果一旦平反，勞改隊當局就可“名正言順”地告訴你，既然你無罪，那麼刑滿就業人員這個身份就不存在了。於是只適合於“就業人員”的退養金你也就不能再領了。至於其他的向題請找你原來所在的單位解決，我們勞改單位不管這些事。因為在此之前母世新已見到過這類向題就是這樣處理的。但母世新的原單位是“廣闊天地”大農村，這個單位只能安排他去“修理地球”，而且修到任何年齡，既不可能有幹部，工人式的退休金，也不可能有“就業員”式的“退養金”。試問一個年近古稀又身患矽肺職業病的老人，如何生存？何況其妻幾年前又不幸觸電身亡，真是雪上加霜。因而他只有選擇隱忍不言。 但是在有嚴密檔案制度的中共政權下，這種事怎麼可能長期隱瞞下去。所以不久他所在的勞改隊當局就知道了。好在主管其事的那個幹部，已不是當年那些流氓無產痞子，此人還算是有點良心的。他把母世新悄悄叫了去徵求母的意見，究竟要不要“平反”？當他看着龍鍾老態的母世新一臉為難的樣子，總算動了一點惻隱之心，於是說“看在你過去在井下確實為我們礦出了不少力，我們就不為難你了，只要你不提這事，我們就裝着不知道，好不好？”後面的潛台詞就是“就業員”你還可照“當”不誤，“退養金”當然也可照拿，放你一馬吧！真是叫人笑不出來，欲哭無淚的黑色幽默！ 六 遲來的公正己經不能算是真正的公正，然而就是這麼一點點意外的“幸運”，母世新也不敢去面對接受。這個穿過了槍林彈雨的硬漢子，這個在酷刑迫害前沒有低頭的硬漢子，這個在非人的苦役中挺過來了的硬漢子，卻在他的垂暮之年，不得不忍辱含垢地去接受這樣一個完全不公正的結局。可是誰都可以說他們對此不負任何責任。當年整他，判他的那些人可以說，我們是按當時的政策辦事，政策是上面訂的，我們僅是執行而已；勞改隊更說它沒責任，他們說，我們是按法院判決辦事，你平了返回原單位去，其他的我們管不着。中國歷來就沒有對受冤者進行賠償的意識。“大老爺”給你洗了冤，你該叩頭謝恩才是。故雖有一部國家賠償法也是形同虛設。前些年陝西有個叫麻旦旦的姑娘，無緣無故被警方抓去說她“賣淫”，又是關，又是打，又是罰款，後來該女通過幾家大醫院¸婦科專家鑑定該女為處女。這時一名警官竟然嬉皮笑臉地說“處女就不能賣淫嗎？她可以用口交嘛！”我們不能不被這位警官高度發達的想象力和豐富的性經驗所折服。最後法院判賠償麻旦旦七十二元人民幣。這就是一時轟動全國的“處女賣淫案”。所以母世新除了接受那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結局外，還能有別的任何選擇嗎？因此，看來惟一有錯的就是母世新本人。正如他自己也意識到了的，當年他若不拚死突圍跑回來，也不會落到這個地步。他是把祖國認作親生母親，可“黨媽媽”哪會心疼你這個“階級敵人”的孩子呢？母老兄啊，你錯就錯在害了一場自我多情的單相思病！ 165名優秀空軍軍官的右派人生 王玉林 當時共產黨在人民中威望很高，發動大家“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承諾“說話是算數的”。叫大家一定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將幾百萬熱愛新中國的優秀兒女以言定罪，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成為繼“胡風反革命集團”後又一國內大冤案，時間長達二十二年。 在“鳴放”之前毛澤東就研究好了整治知識人的陷阱，即所謂的“劃極右標準”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骨幹分子、主謀分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 這個內部“規定”與“承諾”放在一起，不難看出毛澤東整人術之惡毒！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基石，是爭奪天下的槍桿子，當毛澤東坐上北京紫禁城的龍椅後立刻翻臉不認人，一夜間把數以萬計的指戰員、革命軍人變成了“右派分子”。僅原東北空軍司、政、後，空二軍、三軍高炮師、團、空一師、空六師、空十六廠、防空高炮輪訓大隊、空軍三航校、八航校、機務學校、25野戰醫院、興城療養院、陸軍旅大守備二師……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青年軍官，就有165人。後來這些人全被押送到錦州市前所果樹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時間長達20餘年。我當時是從北京炮兵第六師挑選去空軍當飛行員的，也未逃脫此一災難。這些青年軍官有三分之一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考驗。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參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165人中的王景華是戰鬥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處主任，楊駿棋是沈空第一次黨代會代表（1949年入黨的地下黨員）。另外，羅友橋、趙竹橋、余凱成、張景岩、王衍周、朱爾剛、鄭全東、應成鏘等人，都是北京大學、上海交大、復旦、聖·約翰大學、浙江大學的應屆大學生。他們本應出國深造，但為了“保衛祖國”而飛上藍天，沒有想到突然摔了下來，摔到社會的最底層，成為“賤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學6位大學生是初建人民空軍的骨幹力量。號稱教學模範、功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余凱成，曾在北京現場操作表演給毛澤東及全國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代表觀看過。 除此，難友中不少人是政工幹部、飛行教員、大隊長、飛行員、地勤技術幹部、航空專業理論教員、主任、系主任；氣象、雷達、通訊場站工程師、技術員，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沒有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事法院審判的情況下接到“判決書”的：開除軍籍、黨籍、團籍，剝奪軍銜，定為“右派分子”，降2-5級行政級別，長期勞動改造。定為“極右”的除“雙開”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費，稱為 “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我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只保留“修理地球”的勞動權。大家帶着莫須有的罪名，背負着沉沉冤屈，在那貧瘠的山溝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勞動改造”。這頂“右派帽子”緊箍咒，幾乎折磨了我們一輩子，而超強的勞動負荷給很多人留下了終身的病根。由於不堪忍受歧視、凌辱和精神折磨，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20多年來被砸死、餓死、打死的不計其數，真叫“往事”不堪回首”！ 我們的難友中第一個上吊自殺的叫汪慶凱，是空一師飛行員。他就因在大鳴、大放中說：“農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糧、定量夠不夠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種折磨才上吊自殺。此事引起農場黨委重視，並與汪慶凱的原飛行師聯繫，就舉辦了一個名為“憶苦思甜”展覽會。於是把汪慶凱的英納格手錶、綢緞被褥、軍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還有不知從哪裡找來的，說是以前汪慶凱與母親要飯當乞丐時的破筐、碗、罐作比，藉以說明汪是“忘本變質”的“反黨分子”。展覽會講解員按照事先編好的“解說詞”調子，向全場工人、幹部、農民工、孤兒、右派們宣講：“汪慶凱自幼和母親討飯度日，共產黨、毛主席培養他當了飛行員，全部費用折合黃金147斤。他在整風中惡毒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農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過着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墮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殺威脅黨組織，自絕於人民，頑抗到底……”號召大家要憶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實實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這是我印象最深的內容：敢於直言的好漢，倒要脫胎換骨！這些人的鋼筋鐵骨恐怕難脫難換吧？提到那147斤黃金，我更有感觸，就因為我們響應號召，提的意見是正確的，若干年後也證明了是正確的。毛澤東為了建立“家天下”的極權統治，又何惜這147斤黃金！黃金算什麼？皇位才重要！這叫“政治賬”！ 反右以後中國哪有一點民主的味兒？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是一黨、一人專政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里說真話倒霉，說假話官運亨通，自此人人說假話，不敢不說假話！不說假話就發不了財升不了官，還得去勞改、坐監。我們這165人的命運與全國右派一樣，凡全國一有“政治運動”，都是打擊、鬥爭、批判、鎮壓的對像，從無安靜的日子，常常擔心還有沒有明天。 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違背馬克思理論，壓迫人民，搞獨裁專制，但沒有一個成功、問題在哪裡？就是沒有民主和法治，總是“權大於法”，“黨大於法”，一把手說了算，至今沒有一個獨立的監督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行為的機制，什麼“人代會”、“黨代會”，全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毛澤東死了，死得太晚了，要早死十年二十年，中國人民會少受多少苦！ 我們空軍這165名右派，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稱“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單位或戶口所在的城鎮，仍留在農場繼續“改造”，真正“改正”是1980年。所以我們這些人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二年，這個運動荒唐不荒唐？ “改正”後恢復軍籍，但時間不是算到1979年，而是算到1957年，軍齡少算了22-23年（即右派雖然改正，但不承認軍齡）。工資恢復原劃右派前的軍銜級別，每人長一級工資。如果按當年“軍官服役條例”，我45歲就能當少將，“改正”時我44歲才是副連級幹部。還有，我們與地方不同的是，60年代初中央機關去北大荒的摘帽後，幾乎全回到原單位，而我們是軍隊不管，是“就地安置”，成了沒娘的孩子。 1957年中國到底抓了多少右派？中央公布數字是55萬，據揭密報導是3178470人，其中中右是1437562人，相當於55萬的六倍，若將受牽連的家屬子女全算上，是多少人受難啊！現在黨內毛派人物仍堅持“反右鬥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擴大了多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經查實，我們瀋陽空軍165人全部“改正”，不知這個運動“正確”“必要”在哪裡？ 反右鬥爭過去了50多年，廣大受害人至今未得到任何補償，連扣發、減發的20餘年工資也不發還，更不要說人權、人格、尊嚴了！儘管我們幾十次幾百次的申訴上訴，但至今得不到解決，一些權力部門還對我們進行打壓，甚至監控和限制出境。 我們現在均是耄耋之年的老翁，不少人兒孫滿堂，身體健壯，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不少右派夫人們給了我們的鼓勵和信任。軍隊右派的夫人和全國右派夫人們一樣，她們毅然決然拋棄城市舒適的工作或幹部工作，陪着丈夫來改造，受盡磨難與屈辱。為什麼？她們說“我的丈夫不是右派”！有的是結婚當天丈夫即被宣布為右派分子的，如苑耀辰的夫人，她幾十年來咬緊牙關，度過了重重災難，永遠保持家庭的完整，才有了白頭偕老的夫妻生活。這些夫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胡仲夫人鮑文恕。她是安徽省合肥鮑氏家族的女兒，父、兄均在反右時被扣上右派帽子。她一直認為被打成了右派的人都是好人，胡仲是右派也是好人。我就是要嫁給右派！她非常堅強，戰友們非常崇敬她。正是這些巾幗英雄堅持正義，維護了丈夫的尊嚴，又長期分擔着丈夫的苦難，本人堅信自己不是右派分子，我們才活到了今天。“改正”後，我們很多人成了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師、省市先進個人，對人民無私地奉獻着一切。 現將幾位貢獻最突出者列名於後： 王景華廠長，多年來帶領工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對錦州市工業做出突出貢獻； 羅友橋，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在空軍部隊與趙竹橋、余凱成、王衍周、應承鏘都是棟梁之材，空軍第八航校右派人最多。余凱成改正後是大連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經國家批准，多次到日、德、美等國講學，博得很高榮譽。 張景岩，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國務院工作。改正後在中國法學會工作，現任機關黨委副書記。 鄭全東，沈空政治部宣傳幹部，改正後任瀋陽飛機製造廠黨校校長。 苑耀辰，自幼多才多藝，改正後編寫地方志和從事業餘寫作，在青島很有聲譽。 祝願“57”人夕陽照人間，健康長壽！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給 “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留下足跡！
作者聯繫地址：北京市豐臺區右安門外西三條玉林東里三區17樓14門602號 電話：010-63053979。 簡歷：1935年12月出生於北京；1950年4月到中山公園、園林局工作；1951年7月入抗美援朝石家莊軍政幹校四大隊四中隊；1952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選飛”到空軍；1958年整風時任飛行大隊黨支部委員領導小組長，被劃極右；1981年5月1日回北京儀表二廠工作，到退休
劉 衡：徵求購書 各位戰友、朋友、難友： 我叫劉衡，一位87歲的老新聞工作者，一生受盡苦難，為“拒絕遺忘，留下歷史”，特將幾十年來所承受過的災難與不幸寫在一本三十餘萬字的回憶錄里，書名《直立行走的水—一個“頑固右派”記者的苦苦抗爭》。書中有漫畫家方成的插圖數幅，還有對蕭乾、王若水、劉賓雁等難友的回念文章。 本人在回憶錄中，不僅記述了比法國《悲慘世界》還要悲慘的生活，比阿拉伯〈天方夜談〉還要奇特的遭遇，還寫了如何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對命運進行長期不屈的苦苦抗爭。正像阿富汗卡塞姆汗詩人寫的那樣：“我死去過一百次, 已經習慣於死去生還。在這長期的鬥爭里, 我永遠像燭焰一樣安全。消耗的是蠟燭, 不是火焰。肉體日益消瘦, 靈魂始終熾燃....”每冊工本費30元人民幣（含郵資）有願意購買的朋友請和本人聯繫：通信處：:北京金台西路2號人民日報社北區宿舍22樓4單元305號 郵編100026 電話:(010)65365095 email: lh5789@126.com。 “五七”檔案 覃承源小傳 覃承源，男，一九三九年生，成都市人。一九五五年畢業於四川省灌縣林業學校，同年被選送考入四川大學林學系森林經營專業。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在四川農學院被劃為極右分子，受到開除團籍、學籍，送勞動教養處分。曾被拘押流放於荒漠連綿的四川峨邊沙坪農場墾荒；在崇山峻岭的雲南鹽津修築內昆鐵路開挖隧道。此後，又經歷了四川涼山州成昆鐵路以及川北廣（元）旺（蒼）鐵路的修築。一九六一年摘帽解教後，被清放回原籍成都市，重新回到所謂人民的懷抱。此後十八年的漫長歲月，長期掙扎在社會最底層，從事“七十二行，架車為王；衣服磨爛，頸項拉長”的搬運工生涯，直至一九七九年始獲改正。被落實於成都市教育局基建設備處工作，一九八六年調入成都市十三中學任教，直到退休。 劉 蘅小傳 劉蘅，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華容區武城鄉人。在國民黨統治區，一直念書，從幼兒園念到大學二年級。1939年在恩施屯堡聯合中學女高分校入黨，1941年在陝西城固西北大學念書。兩年後，進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當過宣傳部幹事、文協秘書、報社編輯、師範教員。1945年以後，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在延安解放日報、新華總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當編輯、記者。1957年在人民日報當記者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認為反右派有問題, 一直被專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復記者工作。1981年當選為人民日報社好黨員，1982年當選為中央直屬機關先進工作者，1983年當選為全國婦聯第5屆執行委員。現已離休,是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 陳英華小傳 陳英華，女，黑彝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文化高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出生於雲南省瀘西縣白水鄉吾乃白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年在白水小學讀書。一九五一年考取教導隊，到宜良專署集訓。五月調彌勒縣土改工作隊分明普區土改隊員。五二年調彌勒縣供銷社工作。 父親陳天祿耕田種地，農閒小本經營，收農副產品進城貿易，購生產生活資料回鄉銷售。長年累月省吃儉用，稍有積蓄置田蓋房，天道酬勤。土改劃為地主，房屋財產全被沒收，成了上無片瓦下無落腳之地的窮光蛋，白白操勞辛苦一輩子。要是懶漢就好了，省得當地主誅連九族。父親和大哥陳國強都是被斗死的。母親者懷英，家庭婦女務農為業，飼養耕牛豬雞鵝鴨，閒時挑水果上街，因父親事而早逝。姐，陳英秀，沾着地主子女，為地主婆，嫁到彌勒縣大莊區新中科村，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貧下中農開心打人玩，後活活打死，鮮血遍地，腦漿流出，僅有茅草蓋身，任萬千的綠頭蒼蠅在屍體上飛去飛來，所幸為親友發現才掩去屍體。 1958年我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鳴放”，批評黨內一些幹部官官相護，壓製出身不好的同志，被劃為右派分子，旋即由武裝押送去開遠臥龍谷農場勞改，再轉彌勒東風農場勞改，每月15元生活費，勞動強，吃不飽，不久患上水腫病，時腫時消，消消腫腫骨瘦如柴，無力出工，被鬥打罵，在孕婦哺乳期也扣工分。1979年改正錯劃右派，隨夫分到開遠市食品公司工作，工資低得不夠醫藥費，住房寒酸簡陋陳舊，一家四口只有52平方米，窮困至今無處訴說。 馬懷麟小傳 馬懷麟，男，出身自由職業家庭，本人成份學生，文化高小，1937年出生於雲南省紅河縣迆薩鎮大宅街34號。1951年考入紅河縣貿易公司任售貨員，11月調蒙自貿易分公司，1952入團，3月調開遠縣百貨公司計算物價，後去組建開遠縣煤建公司。1957年調開遠縣商業局任物價股長並出任團支書。1958年2月上毛澤東“撥嘴法”騙術之當，被打為右派分子，押送彌勒縣東風農場勞改，拼命勞動月得生活費16.2元。22年牢獄專政，打鬥蹂躪，死去活來兩次，身已變形，積勞成疾，骨斷三處。1962年牢獄內門當戶對，與女右陳英華喜結連理，不久生下一女二子小右派，長女馬雯，長子馬煜，次子馬良，但升學不易，求職更難，無可奈何自謀出路。 1979年改正錯劃右派回開遠縣商業局，伉儷右派偕兒女五口之家。但局財務科改正不昭雪，處處作踐歧視，扣壓排擠，侮辱接踵而至，忍無可忍，先禮後兵，短兵相接，局長拉架，責成向被打人賠禮道歉。科長何媛說：好漢今日手下留情，算你龜孫命大。1982的統購統銷蔬菜放開，1983年調開遠市蔬菜公司任經理，實為數百人之丐主，翹楚走馬上任，經營23個月南菜北調，賺213萬元，功高蓋主。改正右派第一次遭貶，辛苦賺的錢落入他人口袋。 1989年誠諾市紀委、人大聘請，調市鄉鎮局派出任煉銻廠廠長。此廠連年虧損，肉骨頭都被人啃光，分文無存，負債纍纍，銀行拒貸。我自籌資金，經營15個月贏利33.73萬元。經濟承包合同期限91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 止，合同簽證機關市工商局，履行合同3個月則夭折，領導眼紅。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官方口號下，他們要我搞冶煉是塊大肥肉，一領導，二上級，三首長。單方終止合同，不賠合同損失款項，強行霸占財物。煉銻廠營業執照法人馬懷麟未換，就背着我去工商局辦煉銻廠新的營業執照，法人張家谷。上下串通一氣，人事鬼事同辦，只能嗤之以鼻。權衡利弊寡不敵眾，退為上策，奚落夠味，最後同意我提條件，經人大公證退休讓路。改正右派二次遭貶。踩上跳板搶銀行，不出所料，銻廠與銀行裡應外合，由六任廠長楊明文貸款2300萬元，兩年全廠崩潰破滅，占錢者逍遙法外，不了了之。嗚呼，天道不酬勤，勤奮有何用？皆因是右派，一生是賤民。
趙維光小傳 趙維光，1931年生，雙親文盲，從祖輩起就上無片瓦下無寸地，生活在兩萬人的小縣城。1938年上小學，接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教育，對孫中山推翻滿清兩百多年的封建統治十分敬佩，對總理遺囑背誦得滾爪爛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944年小學畢業，學校舉行隆重頒布畢業證書儀式，校長教師分别致祝詞，全體同學高聲齊唱畢業歌：“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國家的棟梁”，頃刻我有肩負重任又不勝惶恐之感，意識到讀書學了知識就非同一般平民百姓。畢業後考取該縣惟一的一所最高學府 ——雲南省開遠阿迷縣立初級中學。初中畢業後父母下決心供我上昆明高中就讀。昆明連年鬧學潮，對前途茫然。1949年7月單線聯繫加入“民青”，所謂地下黨外圍組織。介紹加入“民青”的袁奪同學於1950年3月遇難身亡。我因是獨子，在父母規勸下由昆返鄉。1950年9月成了小學教師。因我出身小販家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悄然而過。1955年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我對社會主義究竟要革誰的命茫然，只知道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敲鑼打鼓進入公私合營，土改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歸集體就算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了。到1958年3月，我被劃成右派才知道這場革命是一種強盜形式的邏輯革命。
1957年底，學校接到縣委通知，借調我到縣委參與農村工作隊，學習三天后分到農業社基層，完成今冬明春大興水利和冬季積肥運動。我分配到最偏僻的高寒山區柒布底村住下。令人不解的事終於發生。當年（1952年）我參加土地改革，為發動貧僱農組織農會，把窮苦農民一夜間捧上了天，農會權力大到天上，想抓誰就抓誰，想斗誰就斗誰，想槍斃誰就槍斃誰。一句話，農會說了算！現在農業社幹部大多是土農會骨幹，他們聽到縣委工作組下鄉好似鬼子進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其它全跑到深山老林挖野菜去了。我深入村幹家裡，掀開鍋蓋吃的是野菜，我一人參與村供銷社搭夥，只要交糧票交錢就有飯吃。眼下農民如此生活在我心裡打了一個疙瘩，產生了惻隱之心。在1958年整風中我就說了種田人沒飯吃，村供銷幹部不種田可以吃飽飯，還把白米飯餵守門的大狼犬。乖乖，我就這麼一句話當上了右派。自此月薪42元減為12元，發配農場監督勞動改造。1960年我外祖母因斷糧只好服毒身亡，此乃無法無天，不講天理良心的政治運動。 我在1958年開始的右派生涯中死去又活來。1978年中央55號文件對右派帽子一風吹，1979年發給一張改正通知書，這張改正通知書是什麼樣的政治入場券不清楚，只知道短命的死在農場有好多好多的難友啊！而今媒體天天叫喊“特色理論”，“三個代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可那二十多年前的悲慘歷史全成為 “禁區”，誰敢去揭露？說白了，這又是一場對政治的隱形諷刺，所以毛派老是作亂。歷史讓我回憶起孫中山先生說的那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陳愉林小傳 陳愉林，1936年出生於上海市，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58級學生，1959年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1956年加入中共。1957年6月5日，作為學生黨員幹部，參加北京市高校學生代表會議，受到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北京市長彭真的接見，並在回校時向校內作了傳達，被指煽動反黨。當把《彭真講話記錄稿》向北京市委核對時，彭真的秘書在《彭真講話記錄稿》上批：“未經本人審閱，內容概不負責。”另在向《光明日報》反映院黨委領導整風不力的人民來信上簽名。1958年，在反右補課時，被補為黨內右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被開除黨籍、分配內蒙古烏素海農牧場勞動改造。1961年摘帽，調內蒙古自治區電力設計院。1966年，在是年開始的文革中受批鬥，打成“內人黨徒”。1978年恢復名譽、黨籍，調入建設部華東市政設計研究院。1982年任院長兼副黨委書記、人大代表。1989年奉命移居香港，經商有成，是著名中國問題評論家。著作有《天地良心》《北京桑拿天》等。 友誼回聲： 成都95歲老人董品宣：謝韜老同學老同志，久違了，你好! 最近在友人處借得你題寫書名的《往事微痕》第一、二、四期，讀來備感親切。因文章中的許多人和事，都是我很熟悉的，有許多話都是我想說而未說出的。我因年事已高(現已94歲)身體不太好，不能伏案久坐，本想寫點我經歷的荒唐年代的許多荒唐故事湊個熱鬧的，已心有餘而力不足矣。你們幾位在北京的耄耋之年的老友，創辦《往事微痕》很有崇高的社會價值。這些真實荒唐的歷史，再不搶救，再過幾年，恐怕就泯滅了。你們在不多的有生之年，拼着老命搶救荒唐的歷史，做得很有社會意義，令人欽佩。能否贈送我一份，教育子、孫、曾輩，以慰晚年。 江蘇南通84歲老報人丁弘：第13 期拜讀，拿着放大鏡看，效率很差。感覺是，中心突出，史料翔實，驚心動魄，無懈可擊。是戰鬥的檄文，寶貴的史料。你們作了重要的貢獻。 雲南大理林永萬：《往事微痕》所載文章寫的真好，好就好在一個“真”字。說真話，寫真人，講真事，探真理，把一樁樁的歷史事實用文字的形式告訴後代子孫；在中國的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時期，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些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令後人難以置信的怪事。怪就怪在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度里，竟然冒出了一尊不穿龍袍的皇帝。在他的皇權下，民主被追殺，自由被剝奪，人權被踐踏，人與人之間沒有愛，沒有和諧，只有仇恨和戒備。在這些怪事裡，有幾百萬中華兒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淪為奴隸，960萬平方公里上空的雲里、霧裡，懸繞着幾千萬迄今無處訴說的冤魂。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一尊偉人所說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文明史”。 這些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能掩蓋嗎？能封殺嗎？能禁止嗎？能淡化嗎？後人將以何為鑑而知興替？歷史不答應！人民不答應！！良心不答應！！！ 《往事微痕》冒天下之大不韙，為歷史正本清源辦了件大好事，我感謝你們。儘管我收入微薄，自願捐資￥500元，希望如我的雲南老鄉又是老友李運禹所說：“要堅持辦下去，直至最後一個人”。 郴州廖伯偕詩二首：一道陽謀貶北遷，混淆黑白亂抽鞭；曾經熱血傾邦國，畢竟天真犯聖顏；煉獄株連誠勝昔，強勞茹苦怎堪憐；何時徹底光天日，劫盡潮平釋本源。 舊夢闌珊咒逝年，虎林完達大山連；躬腰播種拉機撁，俯首抬筐問壩沿；一片深情留黑土，三年苦戰別荒原；春秋豐紀欣猶健，鏡里慵窺雪鬢綿。 關家麒：三期文章我都看了，感同身受。願您們保重身體，注意健康。需要我做什麼事，請不客氣的提出，就將會全力支持，並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常州市周線巷蔣禮昌：我是一個80多歲的高級工程師，在一個科技單位工作直到退休。我是農民子弟，出身貧苦，潔身自愛，廉潔奉公，熱愛真理，在各種政治運動中不多講話保持沉默，所以未受衝擊，但對那些極左思潮表示反感，同情很多朋友。我希望你們這個刊物繼續辦下去，我也會陸續寄錢表示支持。 在東風拓荒紀念碑前 沉痛悼念長眠於地下的“五七”難友 今天，我們相聚在這裡，在東風拓荒紀念碑前，沉痛悼念長眠於地下的“五七”難友。 五十年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都先後被發配到東風農場來。在來了以後的那些無比艱辛而又特別漫長的歲月里，你們或因疾病、或因工傷、或因飢餓、或因不堪承受的折磨而被奪去了寶貴的生命。雖然，你們的具體死因各有不同，但人們深知，你們都是帶着無奈的悲憤和深深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為：你們還沒有對你們的父母高堂盡完兒女應盡的孝道；你們還沒有對你們日夜盼望團圓的妻室兒女盡到應盡的責任；你們還有許多想說的話還沒有來得及說。總之，你們還沒能看到那些非常的日子裡特別渴望看到的晴朗天空和美好人間。而你們一個個就這樣早早地、無可奈何地走了！ 為此，你們那些肝腸寸斷的親屬，和我們這些有幸活下來的老友，都深感哀傷和悲痛！ 今天我們在此悼念你們，就是要寄託對你們的無限哀思，就是要表達對你們的深切緬懷…… 相信吧，長眠地下的難友們，你們以生命為代價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主義所作過的奉獻和所留下的諸多問號，必將成為一切良知堅守者的痛切回憶，也是奉獻給後代的寶貴財富。 安息吧，長眠地下的難友們！你們無奈、無告的悲憤和遺憾所寫下的這段歷史，已經被愈來愈多的國人所關注，人們將不可避免地要去進行嚴肅反思。 可以告慰你們在天之靈的是：我們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已經抖落了她身上的塵埃，恢復了她的青春，並正逐步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軌道。“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已經成為過去；禁錮思想、以言治罪，不再是我們社會生活的主流。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正全力以赴地領導着全國人民構建和諧社會。這種實實在在造福人民的宏圖大志和正確決策，大得人心！它必將徹底改變過去那種知不能言、言不能盡、言者有罪、聞者不戒的惡劣傾向。胡錦濤已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他明確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溫家寶總理也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要有光明的未來，必須發揮全體人民追求真理的積極性”。為此，我們深受鼓舞。可以堅信，在中央“以人為本”的大政方針指導下，憲法所賦予每個公民的諸如言論自由等方面的神聖權利，必將得到更好的尊重與保護，我們過去的悲劇將不再重演，全國各族人民，將有望在平等祥和的氣氛中發揚民主。從而萬眾一心，煥發民族青春，把我們的共和國建設得更加繁榮昌盛。 最後，讓我們再由衷地告慰一聲：安息吧，長眠於地下的“五七”難友們！ 有幸活着的“五七”老友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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