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推动改革 促进民主


第16期 （友谊交流 免费赠阅）
2009年2月5日

目 录

马昌博 吴 瑶：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2
邵燕祥：二O O九：送旧迎新漫笔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
的阴影 8
黄河清：知识人与知识分子 25
周孝正：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 27
章怡和：[如今]谁能整出一个谭鑫培来？ 29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31
杜 光：充满希望的一年，形势大好的一年 33
艾 风：受害者与迫害者析 38
铁 流：千古绝唱，刘雪庵的悲惨人生 42
李文书：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53
陈华东：我的“五七”情结 63
杨世元：小品文的风波 67
黄绍桂：何上宇先生诗词选 69
杨 平：死里逃生记——我的一九七八年 74
罗印文：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78
来稿选登 81
陆志常：“江青是狗日的”——“文革”期间劳改花絮 81
马万才：我的运动人生 83
赵维光：小议“五七”人 86
高德立：我怎么上当当了右派 88
“五七”档案：蒋文杨、徐海峪、陆志常、吴式南、刘瑶章、
张泽厚 91
友谊回声：范耀辰、陆志常、杨 枫、黄汉达、陈瑞晴、
阚芳如、老 鹤、赵维光、卢盛国、高德立、
彭慕陶、张永贤、杜道解 95
几位年逾70岁的义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100





马昌博 吴 瑶：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南方周末》2008-12-18
■他跑了 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认为，“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分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是‘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地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采访了胡耀邦秘书高勇、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胡耀邦曾经的下属和朋友黄天祥、李蓉以及统战部研究室研究员林京耀，在此谨致谢意。本文参考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邓小平年谱》《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
邵燕祥： 二O O九：送旧迎新漫笔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之前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就宣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曾经令多少天真的中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时起，言犹在耳，而在一波一波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击下，中国人以每次不少于运动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大饥荒，致使三千六七百万中国人倒下去（接近真实的数字，一说是三千六百万，一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再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虐杀，到一九八九年仍以这个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实行武装镇压，一批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倒在血泊中。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说已经被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决策、子弹和坦克所粉碎，也已经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质疑。
后来的中共领导层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力求挽回这个不堪的局面，但由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的长期缺失，党群关系即官民关系日趋紧张，民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维权斗争此伏彼起。“按倒葫芦起来瓢”，有防不胜防之势。于是戒备森严，防民之动；严控舆论，防民之口。其实都是在扬汤止沸，激化矛盾。仅在天安门广场，即使严密布控，仍然屡屡发生个体或小群体的抗议活动，直到坠楼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征，也是警号。他们已经不止于乞求式的上访，他们以一死表达的，是无权者对滥用公权者的不平与愤恨。
二十年来，在全国范围被逼出来的群体性行动人次逐年上升。以2008年为例，公开报道的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等地的事件，都是长期来基层党政与民众严重对立，激起民愤的结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体虽为不良企业，却也是在地方和部门权力庇护怂恿下，蔑视并侵害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产党内不是没有健康力量，但他们往往倍受掣肘。各级党政实权干部中，相当一些人的官魂深处，还是毛泽东的“不把人当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不仅不会实行“以人为本”，反而会像毛泽东一样，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当政者谋划一些防范的策略，应对的举措，而是直面历史经验的启示，从被侵权、被压制、被残害者的利益出发，寻找一条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从亿万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出发，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道。
历史经验从哪里来？我不是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但作为过来人，回头看这六十年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千百万人切身的感性的事实即史料出发，凭常情、常理、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上世纪末中共十五大前，人们就曾呼吁执政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一次历史经验，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不应在近三十年前那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决议前止步，而要进一步深入，做出民间的修正与补充。中国人为历史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有权汲取与惨痛代价相当的足够的民间经验。认清毛泽东现象的要害在于“不把人当人”，就是重要的民间经验之一。
“不把人当人”是毛泽东现象的要害
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地回顾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毛泽东现象时，依照中国人传统的为人准则，普遍达到一个共识，即毛泽东这个人“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用来概括其食言自肥，“阴谋”“阳谋”，其不讲诚信，背离道义，印证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言行，实例不胜枚举。这一语可作对他的政治道德的评价。
道德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外化。究其根源，套用毛自己的说法便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在是“不把人当人”这一执政理念的实践。“不把人当人”也能叫做执政理念吗？是的，它是某种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历代的帝王都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不管他们嘴里唱得多么好听，夸称“与民同乐”，“爱民如子”，其实都是把自家置于万民之上，区别只在牧民有术或牧民无术；“牧民”者，把千百万老百姓视为牲畜来驱使服役也。
毛泽东很少讲人类，更没有讲过“以人为本”，甚至很少单独用一个“人”字，大概是力避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力避所谓“抽象的人”吧（偶有例外，从早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到晚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都是把具象的和抽象的人和人口当作他的斗争对象）。而在一九五八年人海战术式的大跃进初起之际，他竟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大谈“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仿佛极其重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在从上到下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后不久，却是正面把“人多”同“干劲大”联系起来，既符合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又紧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兵团作战战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百万人，如同在战争时期被视为兵源——战斗力一样，在此刻则是实现其超英赶美宏伟蓝图的劳动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帝王们居高临下，只见匍匐于地的百姓的黑发，故称之为“黎民”“黔首”。今天“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黎民”“黔首”们在权力者眼中的实际地位，与中外古代奴隶主看作“会说话的牲畜”又有多少不同呢？
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逻辑。毛泽东指示林彪，守住四平，“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得出新局面”。后来在长春战役中，牺牲的指战员不算，围城期间饿死的千百万平民，绝大多数并非毛泽东词典中的阶级敌人。1949年后的和平时期里，毛泽东还曾宣称，即使打起核战争，中国死掉一半人口，还会有三亿人，女人照样生孩子云云。退一步说，这样的奇谈，或许可以辩解为针对核讹诈故作惊人之语，但说到亿万人的死难毫不痛心，竟能以如此轻慢的口吻出之，也非铁石心肠莫办。
更现实而非虚拟的一例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生日那天与文革亲信们餐聚，开头就笑说“庆祝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在他“炮打司令部”，并挑动群众、干部互斗初见战果之后，踌躇满志的流露，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因为这时即将开展“全面夺权”行动，随之引起全国各地或有军队介入的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运用从长矛到机枪诸种冷热兵器，造成巨大伤亡。如果说从这句恶毒的谶言已可窥见其变态心理的话，转过年来，“上柴联司”的血案中，他就是直接的决策者，王洪文之流不过是执行他的指令。而在现场枪杀的，正是毛泽东多年来口头上、书面上封为“领导阶级”和“基本群众”的工人！
无论是漫画家、诗人喻之为“斗蟋蟀”或“古罗马斗技场”的斗兽表演，都嫌规模太小。毛泽东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视“臣民”如土芥，无情地践踏。这是典型的“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稍有违拗，就“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干脆消灭之！”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斗倒，斗垮，斗臭”，直到肉体消灭。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还是针对地主豪绅，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当中，那就不管是他原来定性的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党内矛盾，转眼就可变成敌我之势。而借口则俯拾即是。即使在毛死后十几年发生的“六四”屠杀（实际上从6月3日晚上开始的），也仍是毛泽东无视人的生命尊严的“把人不当人”的执政理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谓用多少万条生命换二十年“稳定”云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果然是高举了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旗帜！
“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呼声中建立的时候，一度的确呈现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象。中共的宣传强调这一次全国性政权易手，不同于三千年来重复多次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大变革，让人民大众代替反动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人们记得，毛泽东不止一次许诺过，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解释这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其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将由选举产生，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①。这些话出自他1945年7月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不但白纸黑字印在当时的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而且收入了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显然不是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造谣。
然而，仅仅四年以后的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人们发现，原先所说的一套，不过是出于战争期间笼络国内人心以至争取国际同情的功利需要。正如后来有人说的，宪法并不是为了实施，仅仅是订给外国人看的。只有书呆子才去较真你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端出来的才是“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性文件。
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共产党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共产党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共产党，甚至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才是惟一的真正主人。共产党从上到下的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至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
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毛泽东，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
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中共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共产党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毛泽东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毛泽东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被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中共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毛泽东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惟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毛泽东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毛泽东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他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毛泽东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②。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毛泽东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
或曰，毛泽东“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然而在敌友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常会发生颠倒，如以友为敌，这是左，或以敌为友，这是右。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有过以敌为友的右倾，即使一时对敌虚与委蛇，也只是为了蒙蔽、麻痹敌人。而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事，屡见不鲜。因为丧失利用价值，把同路人一脚踢开，还振振有词，曰革命阶段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变化，甚至为了革命大局之类理由，可以随手抛出一大把。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友军，同盟者，有用时，是人，礼遇之；形势变化不须借助时，就不当人了，弃之如敝屣，乃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和平时期，对工商业和知识界，所谓“利用，限制，改造”，“团结，教育，改造”，按毛的说法，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归结到改造，对财产是剥夺产权，对人头是洗心革面，改造对象就是革命对象，套一句毛的公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沦为敌人，便成异类，类乎贱民，人不人，鬼不鬼，还想让他们把你当人看吗？
不过，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工商业和知识界，本来就属于游移敌我之间的阶级或阶层③。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变成革命派，也可以变成反革命派；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毛，可以附在革命的皮上，也可以附在反革命的皮上。这就注定难免要挨打了。
但我们却还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干队伍中，在它的最高领导层中，在毛泽东多年倚为股肱的战友中，像彭德怀、刘少奇，不是也没逃脱毛泽东“把人不当人”的待遇吗？百战老将，开国元勋，在毛泽东的手指下面，不过是一只蚂蚁。虽然彭与毛几十年间曾有骂娘和顶撞的旧怨。毛对刘早在建国初期就令高岗查他当年被捕后的把柄。然而，于公于私，彭刘都没有应死之罪，毛果然也只是记下账来，暂不清算。而到了毛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饿死人成千上万，彭德怀进言于前，说已民不堪命，刘少奇继之指出“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泽东对前者发动围剿，对后者不发一言。但历史证明，随即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并不是号召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是要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年作批判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但他却不吝于频下加罪臣工的诏书。
按照毛泽东自己写来教育干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一条，叫做“树立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尚且要树立之，制造之，用来杀鸡吓猴，何况送上门来的口实——什么叫批评，什么叫建议，凡有不同意见，都是持异议者，是不甘俯首称臣，是不愿惟命是从，进一步就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向党进攻还不是敌人？一定要打得你检讨求饶，打成全党共诛全国共讨，所谓斗倒、斗垮、斗臭是也。已经是“狗屎堆”了，遑论把人当人看不当人看呢？即使唯唯诺诺，全力紧跟，不惜做伪证，当打手，不过是走狗奴才而已，某些时候还会当作替罪羊。
关键是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天纵英明，惟我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此容不得别人说话。所谓“一言堂”是毛告诫下级不可称王称霸的，但他却正是一言堂的老牌，别无分号。现在一谈党内民主，就引用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什么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固然所谓“让人说话”只能算是恩赐而非民主，而这种恩赐又何尝有过？真是对着一锅清水夸鱼汤。毛在全国范围最大规模的一次“让人说话”，就是1957年的“引蛇出洞”，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诱使成十万成百万人“帮助党整风”，然后一举坑害之。到了1962年初这样说，不过是在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浮皮潦草地承担责任后，故作姿态罢了。
因此，在决策层只有一个声音，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上，当然同样只许有一个声音。到文革时期片言只语也作为“最高指示”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一出，雷厉风行，全国城乡，敲锣打鼓不过夜。这只是在形式上登峰造极，而早在文革以前，实质上就一直是对毛提出的路线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此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绝对不容质疑。发生了像反右派、大跃进这样后果极严重的错误决策，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抵制，而且即使在高层有所发现，所谓近臣权要也是三缄其口，在为毛揩屁股的同时，还要帮助毛文过饰非，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好维护毛的威信。党内有限的健康力量被挤压到无处存身的困境。
党外人士要说话，“你有什么资格？”是想夺党之权；党内高干要说话，“你比主席还聪明？”是想篡党夺位。普通民众要说话，则是反动言论，在文革中更是触犯了“公安六条”，随时随地可以绳之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惟恭惟谨上书毛泽东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百姓，属于第一代上访者，等于自投罗网，难逃被抓的厄运。冤狱遍于国中，形成了“偶语弃市”的政治环境。历代帝王，除了像秦嬴政这样的独夫暴君以外，也都还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须遵守祖宗家法，不能胡作非为。而毛泽东的权力则膨胀到了完全没有制约的地步。他的后继者以党的名义继承了这份遗产。有郭罗基其人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倡言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结果被点名驱逐，从北京大学赶到南京大学，不准开课。这已经是局于“新时期”的形势，没有从重治罪。至于以“导向”为名，操控舆论，压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不一而足，更不用说窒塞言路，对基层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截堵抓捕，所谓“把……消灭在萌芽状态”，动辄动用暴力，通过公检法部门制造冤案，都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身教言教在遏制、剥夺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恶政。有人说，不求实现什么民主宪政，只要求按照现行宪法办事，放眼神州，又谈何容易？
如前所述，“党国”体制体现的特色就是中国积重难返的皇权专制主义，党国的领袖人物也就成为九五之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有人说应是“列宁（斯大林）＋秦始皇”；总之，为目的不择手段，用铁腕兼用权术，不让秦嬴政专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怜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做不了现代国家的公民，仍只能做“朕即国家”权力者的“臣民”。想过像人一样的生活，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岂可得乎！
一定要摆脱“不把人当人”的阴影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切人和事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口口声声的“翻身解放”，实际上多方设限，标榜老百姓“当家作主”，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当家作主”，民众则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是保证置身于“人民内部”的前提。毛泽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标准的“两种矛盾”理论，取代了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厘定，为在具有公民身份的国人中随意指判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
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打击的对象，消灭的对象，不当人待，似乎已顺理成章。那末，“人民内部”呢？
先看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从秋收起义起家，1927至1937的十年土地革命，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毛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质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农民不仅是战时钱粮的供应者，又是革命军队的兵源。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中，各根据地首先是东北的土地改革，给了贫农雇农下中农以土地等实际利益，得以掀起“保卫胜利果实”的参军支前热潮。这是中共和农民的蜜月期。一俟大局底定，广大农村由互助合作的初级形式，向高级合作化飞跃，闪电般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公，实行对农民的彻底剥夺，切断了刚刚起步的“发家致富”之路（这也为后来大批市县一级党政和乡村基层干部勾结地产开发商廉价占用“集体”耕地伏线）。据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有力的“教育”则是改变他们的经济存在。于是，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不但失去了不久前才由土地证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也失去了几千年来沿袭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变身为劳动营里的一员，由生产队长组长支配。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成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双重剥夺。
全国农民，首先是贫下中农，对共产党以身家性命相许。而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民并不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沉重负担，历史地落在他们的脊背上。1953年有位哲学家，过去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就农民生活处境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被自命为农民利益惟一的全权代表毛泽东拉下脸好一顿训斥奚落谩骂。
农民不可能自己到最高国务会议上来发言，梁漱溟等又被判没有代言资格，五六十年代不少干部或知识分子说了一句“农村苦”，就划成了右派。但不是还有土改时期红火一时的农民协会吗——农（民协）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意志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团体，早就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的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及其后的人民公社），毛认为成亿的农户过于分散，一旦“梳成辫子”，就好“抓”了。1958年大跃进，抓他们下田干活，白天黑夜连轴转，谁也别想逃脱；抓他们上山伐树，回家砸锅，土法炼铁，到公共食堂领粥喝；上河工时半夜偷偷回趟家都要挨批挨斗，公社社员无异于奴工。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还以“清查瞒产”为名，闯入农家搜缴粮食，颗粒不剩。队长不开出村证明，谁也别想外出讨活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跟朱元璋时的农民一样，“朝出暮入，不出一里之间”，他们被户籍钉死，不仅是奴工，亦已形同囚犯。请想一想，全国有多达三千六七百万的男女老幼，大部是农民，关门闭户在家中饿死！河南兰考农民感念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一条就是他到火车站制止了阻拦，放走死里逃生的乡亲（后来宣传焦裕禄，却说他是到车站劝阻逃荒的农民留下来“生产自救”）。待到经济情况经过调整略有好转，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指责人们刮“翻案风”、“黑暗风”，开始他新的“战略部署”。四清（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继以文革，活下来的农民所受的又一轮折磨不必说了。
农民如此，工人属于领导阶级，总会好些吧？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然而工人并不在九天之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不过是理论上的名义，它的“领导”须“通过共产党”，共产党才是执掌统治权的实体。而具体到每一户、每一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则不过是分属于工厂矿山工地铁道各个企业单位的个体劳动力。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单位中的党政工团，其中的“工”指工会。厂里虽有工会，却跟农民没有农会没有两样。工会主要是配合党政部门完成生产指标和政治任务，组织各项“中心工作”的，等于党委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会干部也都由党委指派。宪法上的集会结社自由，在这里是凌虚驾空的。正如宪法上曾经规定的罢工自由、迁徙自由，都是空头支票。
工人与干部发生矛盾，如同在其他机关团体的一般工作人员与领导发生矛盾一样，很容易扣上“违反纪律”、“破坏生产”以至“反对领导”等罪名。厂矿不搞反右派，但可以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的帽子。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不合“规格”的不顺眼的工人，也都有划成“坏分子”的危险。甚至在平时，说谁“顶撞领导”，“一贯捣蛋”，就可以扭送公安局去“劳动教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待遇，的确比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高出一头。在另一部分刚刚从农村进城换上工装的新工人前，老工人有较受尊敬的师傅身份。且不必说，他们在少数沦入工人队伍的“将校尉，港澳台”（即曾为旧军警或有境外社会关系的人）面前，更具主人翁的自豪感。“领导阶级”的光圈虽属群体，但也赋予个体以荣誉感。建国初年，这成为工人群众热情投入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的动力。这也是中共和工人的蜜月期。随着时光流转，许多厂矿企业中的党政工团迅速官僚化，一些领导干部特权化，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虽有“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中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似乎都是旨在提高工人的地位，发挥工人的作用，但已不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和荣誉感。相反，几十年长期实行所谓“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普通工人在工资福利方面做出了最大牺牲（遗留问题如工人住房几十年一贯紧缺等，至今尚未解决）④。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里弥漫的消极失望情绪，也笼罩在两三代工人头上。文革是从上层建筑单位开始的，文革期间的武斗是从院校开始的，而工人造反组织成为派性斗争以至武斗的主力这一事实，反映了工人队伍的分化。这一高潮落潮时，不管是曾经紧跟党委的劳模、政治积极分子，是不满现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的造反派，还是挣钱养家不愿掺合政治的逍遥派，都有受骗上当，遭到玩弄的感觉。“我自将心托明月，不知明月照沟渠”，毛泽东口口声声工人阶级长，工人阶级短，口口声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原来对普通工人也没把他们当人看。三十年间不但“涮”了为原始积累卖命破家的中国农民阶级，也“涮”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直到文革中年年月月奉献了血汗产值的中国工人阶级。
广大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工农。不管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普通士兵都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说有过一次选择，那是在朝鲜战争中曾为“战俘”，选择“回国”的“志愿军”，以为回到祖国怀抱，却不料陷入无穷的“审查”之中——成为了嫌犯，被责以不死。他们的境遇竟不如享受优待的敌方俘虏。政治迫害不需要理由，回国战俘的遭遇，就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出狱时受到的质问：“好样的都牺牲了，你能活着出来，是不是当了叛徒？”至于以国防军介入国内政治，把枪口对准民众，所谓“快刀斩乱麻”，而陷军人于不义，那就是双重的失德枉法了。
以上云云，都是说的“人民内部”，且是政治优先的工农兵。但“人民”的“内”、“外”，只是一纸之隔。中国人是很容易成为“敌人”，沦入“非人”之境的。“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右”）早就是明码的敌人。每次运动又都要达到百分之五的打击面，岂不就要从“人民”里再找出新的打击对象吗？运动中固然制造冤案，平时的冤案也层出不穷。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 或实行有罪推定，先定罪名，再找伪证； 或索性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但不是没有不法之法，不成文法，也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政”在“法”前，实至名归，它管着同级政府的公检法部门，几十年一贯制。任你嚷嚷什么反对“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呼吁司法独立，无异与虎谋皮，司法部门若独立执行司法权，把名为“党的领导”的长官意志置于何地？司法权之大，莫过于杀人。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如果法律专业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抽样复查一批死刑案卷，就可知共和国不仅有涉及高官显贵如刘少奇、潘汉年等的大冤案，而在对普通民众草率定案，公审公判之间，无视人权，罔顾法理，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这是制度的问题，不能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有人说，经是好经，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等等等等。我不说这些，不值一驳，这些早已有人驳过了。
宏观地看，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只是昔年毛是巡视观察，今则坐镇指挥。以全国之大，人口之多，每次运动之中和两次运动间隙，除对身边“重犯”外，毛不可能一一亲自过问。替他操作的是他信得过的各级党委，还有国家机器核心部分的公检法部门。替他“树敌”，也替他打击并消灭敌人。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也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从心所欲而中规中矩。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为阿斗，为阿Q而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不过，说句公平话，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也终于难逃被他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乃至成为无以名状的牺牲。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越是回顾越是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是重庆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曾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他自己蹲进这座监狱，有诗记其事云：“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在“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过程中，因“少言人道”而不把人当人的人，如果没有“请君入瓮”的经历，有多少人能作这样的自责呢？
二O O九年到来了。上距1949年已经六十年。毛泽东过世也已经三十二三年。毛泽东“一班人”都已消隐。但是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仍在。既在典章制度中，也在一些人的脑袋里。前者与后者互相依存，双向运动，就如鸡生蛋，蛋生鸡，分不清孰先孰后。毛泽东身后，倡言改革，三十年了。本来，“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和机制早就该逐渐改掉，却受到深受其“不把人当人”思想影响的人的阻挡，举步维艰。大家在生活中都深有体会，有时舒畅一点，那是“不把人当人”的一套受到抵制，或是某个方面改掉了一点，这是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进步；但不少时候我们发现，“又来了”，那就是体制和思想中的“不把人当人”依然对现实发生着强大的作用。本文开头说到的一些现象，一些标志性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从哪里继承和提炼出“不把人当人”的政治理念，是传记、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们未完成的课题，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这一部分，体现着他的人民观，民主观，政党观，国家观，军队观，如果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和再评价，则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大小利益集团联手，对亿万中国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侵犯行为，就将无时终止。
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普通人不但插不上手，而且插不上嘴。对毛泽东的言行、思想全面地重新认识和评价，或许也不是我们分散的普通人力所能及。但我们对毛泽东“不把人当人”这一政治理念在今天现实中的表现，不可能视而不见，仍有切肤之痛，应尽可能一一加以揭示，让这些事实来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现象的理解，回答继续美化、神化毛泽东的谰言，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至今上下左右无时无地无之的“不把人当人”的现象，都是植根于毛泽东时代，都是毛泽东“精神不死”、影响犹存的证明，也是执政者没有同毛泽东的历史错误真正划清界限的结果。指出这一点，有利于走出改革的歧路，有利于清醒地面对历史的挑战。
让我们告别“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告别所有“不把人当人”的软件和硬件，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享有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二O O八年十二月杪，北京

①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②③ 毛泽东在《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等处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毛还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也当作“半反革命”的。毛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又按其家庭富裕程度分为左中右三派：“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合革命”云云。以上转引自王来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2期。
④ 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中，因厂矿“关停并转”，精简编制，被遣回乡。当时许诺一到经济情况好转，优先让他们回来就业。他们为解决全国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共产党的许诺并未兑现，他们后来长期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无人过问，成为一个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黄河清：知识人与知识分子
美国《纵览中国》的发刊词中有这么一段话：“本刊将竭其所能，承前启后，尽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责任。其基本目标，是建构海内外独立的中国知识人的一个思想平台……”
请注意“知识分子”和“知识人”的转换使用！我终于看到有人注意区别及此了。以“知识人”代“知识分子”的原创者，我查了许久未查到。据余英时先生不完全肯定的说法，是一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注1）
余英时先生是第一位明确倡导用“知识人”代“知识分子”的。他说：“‘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提出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注2）
记忆中，我很早从网上读到余先生这一倡导的文字，深以为然。恕我冒昧将自己的理解或许正是余先生意思的发挥和具体化简述，以明用“知识人”代“知识分子”的必要、重要和准确、正当。
中共党文化的观念和辞典里，“分子”一词褒义的用法似乎只有“积极分子”（ 包含“先进分子”之意）： 土改积极分子、思想改造积极分子、劳动积极分子、学习积极分子、学毛著积极分子、计划生育积极分子、响应XX号召积极分子……除此之外，“分子”一词基本上是贬义的、最坏的、十恶不赦万劫不复之意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四类分子、“五一六”分子、暴乱分子、破坏分子、捣乱分子、落后分子、反党分子……知识分子。
中共党文化观念和辞典里，没有贫下中农分子、工人分子、共青团员分子、共产党员分子、领导分子……“贫下中农” 、“共青团员”一般不用后缀词，“工人”则与阶级、老大哥相连。最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员”作为集体性的宏观性的史诗性的表达时，使用“共产党人”。中共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份杂志叫《共产党人》，不叫“共产党分子”，发到每个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六十年来，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共全体如何嘲弄凌辱打击镇压屠杀知识分子的种种切切不说了，单从名称本身所包含的传递的表达的意义，这么个侮辱性的符号我们为什么还要戴在头上，甘之如饴呢？所以，余英时先生的倡导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笔者似乎是海内外第一个响应践履余先生的倡导的，大约四五年前就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用“知识人”代“知识分子”了。两本拙小书《中国没有明天》《话说林昭》全用“知识人”取代“知识分子”。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尊严的读书人，我不敢妄自菲薄。我感谢余英时先生的提倡，我高兴地看到“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明确地显眼地有意地以“知识人”转换取代“知识分子”。我似乎还看到过海内外有一二位同仁也曾用过“知识人”。我期待着会有更多的人用“知识人”取代“知识分子”。
再说几句题外话。前不久，加拿大笔会举办一个国际性的会议，邀请了三位华人作家参加。两位华人作家用英文写作，其作品多是以暴露中国文化丑陋的一面和中国知识人的苦难故事为卖点；另一位用中文写作，其内容和其在会上用英语作的发言全是针砭时弊、谠论人权、号呼民主宪政自由的。会后，会议主持人对这位用中文写作用英语发言的华人说：“他们是作家。你是知识人。”

注1、2：《往事微痕》第十四期（2009.1.5出刊）转载《时代周报》专访文：“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2009、1、5于地中海畔
周孝正：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
同学们，今天我准备调整一下原有的课程，就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谈谈个人看法。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下自己的结论；第二，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这也是我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
有一次我在校内网看同学们发的图片，有一张图片引起了我的深思。这张图片的标题叫“英雄”，图片上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青年，站在长长一列以色列坦克面前，硬是把这列坦克给拦停了。
同学们，这个巴勒斯坦青年确实是“英雄”，敢以血肉之躯和全付武装的坦克抗衡，但是同学们想过没有，在处于“敌对”的情况下，有几个国家的坦克会停下来？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坦克不会停，侵入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坦克不会停，但以色列的坦克停下来了，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国度，我个人认为，才是真正的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曦古评点一下︰以色列坦克在巴勒斯坦“英雄”的面前停下来的举动，绝不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宣传需要而为，也绝不是命令坦克停下来以便让外国记者拍摄或事后通过自己的喉舌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克制”又是如何如何“仁慈”。） 有一年我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几年前，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此两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同学们，一个这样对待它国和自己死去国民的国家，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坚信，这是个好国家。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以色列的人，至少不会对以色列产生恶感。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的近代史说成是“多灾多难”，那其中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犹太人却几乎完全因为外因，几千年来一直灾难深重，这一切，仅仅因为信仰。
这个苦难的民族，在多年的战乱动荡中，在长期的漂泊迁徙中，在饥饿和苦难、杀戮和欺侮的磨难中，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逆境中砥砺发奋，顽强发展，不仅没有倒下，竟奇迹般地在科技、军事、教育、现代农业等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尔、季诺维耶夫、卓别麟、洛克菲勒、索罗斯……。这个民族和这些伟人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般人只知道犹太民族善于经商，殊不知犹太民族特别重视教育，他们把学习作为终生的使命，重智慧胜于重金钱。有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人均读书最多的、藏书最多的都是以色列人。犹太民族还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们在儿童教育方面研发的教具、教材、课程模式等被许多国家所采用。一个国家越相信自己的未来，越会重视自己的儿童教育。一个建国以来一直战火不断、 四面楚歌的国家，如此重视教育，如此重视儿童教育，这样的国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景仰。

章怡和：[如今]谁能整出一个谭鑫培来？
——京剧舞台上一片苍白 可谓惨不忍睹！
前不久落幕的青京赛（即2008年第六届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舞台上一片苍白，可谓惨不忍睹！问题在台上，根源在台下，令人深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传统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以前的科班制是落后，没人说它是先进的艺术教学。但落后中蕴涵着道理。要知道，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全部法则、程序、范式以及技术、技巧，都保存在一个一个的具体剧目里，且细致入微，细致到无法用文字表达，入微到无法提炼成元素。于是，就有了口传心授式教学，这种“落后” 方式，恰恰极其有效地适应了戏曲表演的根本特质。老师教学的针对性、具体性、特殊性、丰富性、个别性和自创性极强。想想吧，一个“富连成”出了多少角儿？秘密即在于此。这就是落后中的先进。现在呢？我们搞“大教学”，规模制造，批量生产。这是严重违反戏曲艺术成材规律的。戏曲跟电影不一样，前者是手工制品，后者是工业化产品，拿生产工业化产品的方法大规模生产手工业品，产品出来了，乍看都是演员，细看都是胚胎。胚胎离合格产品（特别是优质产品），差得不是一点、两点。现在的戏曲院校，专业课教得少，多的是文化课，理论课，外语课、政治课。几年下来，学生就会几出戏。怎地不浅薄苍白？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老师自己的业务就不行。好老师，死光了。请问“花旦名家”刘长瑜女士会几出戏？“我只有三出半”——这是她私下里的戏言。玩笑话里透露出的是某种真实。蒲州梆子名演员王秀兰亲口对我说，刘长瑜戏校毕业时，因为手里无戏可演，才跑到山西跟她学“卖水”一折。所以，比赛展现出的水平较低也是必然的，父母就营养不良、高度贫血，你还能指望给咱们生个大胖小子？
青京赛暴露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机制。如今戏曲舞台谈不上什么艺术机制。一切听领导的——从人才引入，剧目选择，到演出安排都是听领导的，而领导任务，剧团目标和艺术宗旨都是一心配合上面。这对表演艺术来说，真是一场致命的灾难。而且这个“配合”是无休止的，比如参加什么艺术节，京剧节；比如参加各种献演，晚会；比如参加“梅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精品工程”之类的评选。这些是什么？这是意识形态。别看老是“隆重推出”新戏，那压根儿不是舞台艺术，那是排场文化，是一个个泡沫，升空后随即飘散。谁对中国艺术负责？没有一个人，从剧团团长到***委员。我们的传统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繁花似锦、歌舞升平中堕落、衰败。半个世纪，中国戏曲出了什么大演员？一个也无。无情又残酷。于魁智算是不错的，若看过李少春，你就明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而非大角儿。我的同事基本都不怎么看戏了，他们叹道：“梅葆玖也叫大师，京剧真的是完了。
央视本身也存在问题。既为全国性大赛，主办者当有严格科学的评选章程、操作规则和组织结构。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规则在哪里。我看到的是演员评演员。演员评演员，搞不好，只能是低素质评出更低素质。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是，在艺术领域戏曲演员的素质一般是比较低的。演员自身的局限性很大，除了自己懂的那几出戏，其他方面如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原则性，判断力，心胸，眼光，则很难讲了。比如蔡英莲女士，她的教学很出色，但这次当评委，网上挨骂数她最多。评委的整体素质不高，自会产生“系统性误差”。为了把偏差值降下来，就要靠“重复性测量”。所谓“重复性测量”，具体来讲就是增加评委的数量。因为数据多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因素形成的偏差，而接近准确值（即真值）。我所说的各种因素，就包括评委的主观倾向性、流派之见、门户之别、地域之差、师徒之情等。这次央视做法简直荒唐可笑，花旦类比赛的评委，只弄了五个人。“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就成了三人评，举世罕见。也是凑巧，同期举行的还有鄂尔多斯杯2008CCTV全国钢琴、小提琴大赛，看着那由15人组成评委的阵容壮观又整齐，参与者和观众心里踏实豁亮多了。听说青京赛有的获奖者拒绝领奖，真棒！
京戏的衰落在所难免，就让它死吧。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活呢？再出一个慈禧，也行啊。慈禧起码懂戏，捧出一个谭鑫培。清廷出了“十三绝”，名垂千古。民国出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空前绝后。现在台下看戏的领导、首长也不少，但谁能整出一个谭鑫培来？连江青还搞出八个样板戏，其音乐成就难以企及。话虽不好听，但在理儿呀。现在的很多领导都是外行，在瞎搞。瞎搞的最终结果，就是惨不忍睹。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賁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岁。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借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巴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使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环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前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杜 光：充满希望的一年，形势大好的一年
—— 我和我的一家在1978
1978年是我国社会大转折的一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民间的各式各样的民主论坛，汇成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安徽农民以血手印盟誓的方式，突破人民公社的严酷统治，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两股力量为社会发展的转折奠定了精神的、物质的基础。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意味着朝野上下已经取得了对社会大转折的共同认识。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1978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又是形势大好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和我的一家也经历了充满希望的期待和迎来大好形势的喜悦，实现了全家生活的大转折、大变化。
我1958年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后，6月间随着党校的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劳动。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只劳动半天；我们是劳动改造，要全天和农民一起劳动。1959年秋，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32名职工中，包括我在内，有12人被带回党校，到校办的水泥厂、稻田、猪场、林场等处劳动。这些人从1959年到1961年的国庆节，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后，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让我到他的处里当秘书，做些文书处理工作。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1963年，林枫被任命为党校校长，并奉命批判杨献珍的“翻案风”和“合二而一”（杨原是党校校长，1959年被批判后降为副校长）。他认为，杨献珍把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留在党校工作，是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表现，据此肯定党校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需要清理。于是，我们和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有问题的干部就成了被处理的对象，原则上是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没有被送回浙江温岭县，却留在省城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党校，我则被杭州第七中学收容。起初在食堂当管理员，一个多月后因“政治不可靠”，不宜在食堂工作，转到总务处打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认为是五类分子的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学生揪出来扫地、游斗、戴高帽、挂纸牌，后又关进隔离室。1968年底工宣队进校后得到解放，让我“发挥所长”，刻了两年钢板蜡纸。1970年学校为了建立“学农基地”，同杭州市民政局的大观山果园协商，在果园里办个小农场，交换条件是：学校每年春夏秋三季派两个班约100名学生到果园劳动，果园拨出十几亩地作为学校的农场。学校需要有一个人常驻农场，与果园保持联系，并经营那十几亩地。因果园地处远郊区，离城有四五十里，属于余杭县，教职工都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在那里一干就是八年。
校办农场的劳动、工作非常辛苦，我勤劳谨慎，办事认真，注意搞好同果园和附近农民的关系，同时抓紧一切机会读书，因此获得了学校师生和果园职工的尊重，1977年被推举为学校的模范教师，1978年更被选为杭州市的模范教师。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未来满怀喜悦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一家今后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右派问题能不能得到平反，前景却很不明朗。对我和我一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1977年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恢复高考制度，使我看到了两个孩子的光明前景；另一件是《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我从中读出了我的问题有可能解决的一线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儿子生于1954年，女儿生于195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一个读小学五年级，一个读三年级。儿子1970年初中毕业后被动员去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当了林业工人，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托人进了附近茶厂劳动。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国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我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分析了这两个孩子的情况：他们文革期间虽然上了中学，但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要报考大学是很困难的；好在他们平时比较努力，悟性也还不错，只要突击补习一个时间，还是可以赶上去的。于是，我写信给儿子，叫他抽时间好好补习。同时，决心让女儿辞掉工作，集中时间补习功课。我妻子有些犹豫，感到进茶厂时托人，费了很大的劲，现在辞了，如果考不取，再想进去就难了。邻居们也很不以为然，那位介绍女儿进茶厂的车间主任说：“这样好的工作，出来就进不去了。”但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女儿拼搏一下。最后还是让她辞了工作，在家补习了一个多月，终于进了考场。考后我问她考得怎么样，她说自己感觉还可以，但没有多少把握。我托七中的周启定副校长到市招生办公室打听，他后来告诉我，女儿的成绩正在分数线上下，照一种计分方法她在分数线上，可以录取，照另一种计算方法却在分数线下了。这个消息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1977年就在惶惶不安、苦苦等待的心情里过去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对妻子和女儿说：“今年可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一年，这个转变表现在三件事上：两个孩子考取大学，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实现一件，就是形势小好；实现两件是形势中好；如果三件都实现了，那就是形势大好了。”那么，如果三件都实现不了呢？我没有朝那方面想。我心里满怀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实现，希望1978年能成为转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后，妻子和儿女都跟着倒霉，被人们看不起，时时处处都好像比别人矮了一截。我不信这种情况会长久持续下去。1978年，也许就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年。
过了几天，我们所在的通江街道贴出大红喜报，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学的名单，女儿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兴又激动，我们今年的第一件好事实现了。录取女儿的学校是浙江丝绸工学院。二三月间，我把她送到学校。在公共汽车上，我想，我这不仅是送她上学，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为一个父亲，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她那容光焕发却依然十分腼腆的面貌。
儿子来信，他没有被录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今年还有一次机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补习时间才行。留在林区是不可能有足够的补习时间的，惟一的办法是让他请假回到杭州来，全力投入补习。但没有充足的理由，只说准备高考，林区是不会准假的。我主张发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归”，林区总不会不准假吧。妻子不大赞成，认为这样不好。我说：这样做虽然私德有亏，但和儿子今后一辈子的命运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果断地发出了一份说假话的电报，来换取儿子的补习时间。
儿子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习后，回到黑龙江去报考，最后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录取，终于也跨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我始终为那份说假话的电报感到惭愧，但却并不懊悔。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我只能用这种不正常的办法，来创造我儿子上大学的机会。是的，我是在欺骗社会，欺骗组织。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受着社会和组织的欺骗，被迫着一次又一次地毁谤自己，污辱自己，欺骗自己，抹杀自己的良知，腐蚀自己的灵魂；我作为正常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正常生活被破坏，这个情势迫使我不能不选择不正常的方式，来争取我和我儿子的正常权利。它于私德有亏，却无害于社会；它并不光彩，只不过是一个无奈的小动作。希望在事过境迁的三十年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谅解。
相对于儿女的上学，我的平反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囿于对过去传统的理解，我认为这类事必然要经过申请、调查、考察、审核等等繁琐的过程，可能还有百分比、控制数这类的限制，必须争取主动。于是，我写出了申请平反的书面材料，基本内容是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平反。接着是向七中领导请假，七中支部书记叫王宝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并且预祝我能够达到目的。
当我在六七月间来到中央党校的时候，学校当局已经在着手进行为右派平反的工作了。原来有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右派平反问题提出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文彬（这时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党中央的工作了）让落办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但他们拒绝接受。冯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个机构，就叫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简称“落二办”，负责解决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主要是右派问题。我到落二办后，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妻子当年在教务处速记组的同事查怀霖也在这里。十多年不见了，她风采依旧，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情况。我被安排住在南院的82楼，当年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一个大办公室里，那里已经住了好几位要求平反的同志。落二办的同志对我们的照顾很周到，每次礼堂有电影或演出都主动给我们送票。查怀霖让我好好休息几天，走亲访友，到颐和园转转（南院就在颐和园对门）。后来还请我到她家里吃饭，我在她家里平生第一次喝到香槟酒，留下难忘的记忆。她的丈夫高舞是原马列学院学员，当时是国防大学大校教员，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问题，他鼓励我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必然会作出贡献。
我除了看望岳母和几位老同学外，还到北京医院看望中央党校原来的副校长侯维煜。我从1949年起给他当了5年秘书。他当年是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二书记，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主要管教学，其他工作都是侯维煜在抓，杨献珍只是具名而已。党校普通班、新闻班（学员都是司局地厅级干部）的反右运动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压力下从整风转到反右后，侯维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吸收十来个研究班学员（都是省部级干部）参加，这固然有加强领导的因素，但是据我体察，实际上还有分担责任的成分。最后，在这两个班的992名学员中，打出了29个右派分子，占这两个班学员总数的2.93%。反右基本结束后，他就心脏病复发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各地和中央机关把他们的优秀干部送到这里来学习，我们却把这么多人打成右派，今后怎么向他们交代呢？”1958年初党校的反右转入补课，对我的批判由小组会而上升为支部大会、联支大会。侯维煜病情加重，甚至报了病危。杨献珍等人去探望他时，他说：“杜光有许多错误，但我希望还是不要把他打成右派，留在党内，以后可以继续为党工作。”杨献珍当时曾点头答应。但过了不久党委会讨论是否把我划为右派时，有的人主张要划，他却没有履行对侯维煜的承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杨侯反党集团”，受尽折磨。我去看望侯维煜时，他刚从安徽流放地回来不久，原来丰满而精神弈弈的脸显得清瘦、苍白，只有两眼还炯炯发光。他见到我很高兴，说起反右，他说这是面对国内外的危机时所作出的错误的政策选择。还说；前两天石天行（原江西省委工业部副部长，普通班被打成右派的学员）来找过他，要求平反。他认为大多数右派都是应该平反的。还说：“我看你是肯定会平反的，已经过去的时间是无法找补了，还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十多天，落二办的同志劝我先回杭州，听候好消息。查怀霖也说：“你的平反看来问题不大，这是大势所趋，但是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需要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回去，有了肯定的消息我就告诉你。”
我怀着更乐观的希望回到杭州，焦急地熬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年终时我给落二办打电话，接电话的同志说：“党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们正在起草书面的决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们手上。”这是我在1978年底听到的嘉音，也是期待、渴望了二十一年的嘉音，它比圣诞节的“天使报嘉音”更令我激动，令我兴奋。1978年，你终于实现了我的满怀热忱的希望，终于给我们家创造了一个大好的形势。感谢你啊，1978年！
进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关于改正我的右派问题的正式决定，还有为了消除影响而发给有关单位的信函。21年的苦难结束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应向继东先生之约，为《我的1978年》一书而写，2008年2月22日完稿）
艾 风：受害者与迫害者析
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国人都变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受害者，另一种是迫害者。今天的受害者，昨天也当过迫害者；今天的迫害者，明天说不定又变成了受害者。昨天的受害者，平反后今天又成了迫害者。即使在同一群受害者中，在劳教、劳改场所，又会出现新的迫害者与受害者。总之，斗无止境，害无止境，苦无止镜。因此，这两种人角色不断转换，但都统一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
毛泽东就是靠这套统治术，不断制造舆论，制造矛盾，挑动人斗人，人整人，对人群分化瓦解，不断“依靠多数，打击少数“，达到他专制独裁、巩固统治的目的。这套法术，比起希特勒40年代焚烧犹太人，比起斯大林30年代滥杀党军要人，看似温柔得多，舆论上要冠冕堂皇得多，手段上要奸诈欺瞒得多。但实际上，他统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达8000万人，比希魔、斯魔所酿成的死亡人数，两者加起来还高出许多许多！
有人说：我历次运动遭整，肃反中遭审，反右中被戴帽，怎么可能是迫害者呢？且慢，听我细细道来。以我为例：我从1950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1957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受害22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告密过谁，揭发过谁，批斗过谁，怎能迫害谁呢？但细细反思，从人性的角度回忆，我又确实迫害过人，而且迫害大了。那在1950年春的征粮剿匪及以后的减租退押运动中，我在四川自贡市当一个区的农村工作组副组长，当时为发动群众打开征粮工作局面，先后申报批准后召开公审大会，枪杀了一个所谓“恶霸”、一个反抗减租的地主。当时虽也发动了一两个农民上台控诉，现在仔细想想，这两个人都罪不该杀，只是根据市委、区委的布置，为了打开局面的需要而杀人罢了，这难道不是法外施刑的迫害行为？再说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被自贡市委书记指定专办《三反五反简报》，组织记者采访，每天一期，成为市委指导这场运动的工具。在此运动中被错打成多少所谓“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难道我不是迫害者手中的工具？不是迫害者中的一员？再说肃反运动，我被派出外调一个所谓胡风分子的材料，后来我虽根据调查材料否定了组织上对他的怀疑，但他已被审查逼迫交代半年多，他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作为此次运动的依靠对象，难道不是迫害者中的一员？
再说土改运动，我虽没有参加，但比起在同时期进行的日本、台湾的和平土改，人家没有杀地主，农民却得到了土地并先后富裕了，而我们杀了多少地主，农民得到的土地过几年又被剥夺了，近60年来依然贫穷，难道这暴力土改是正确的吗？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员不就是一个迫害者吗？
此外还有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等等运动，几乎每年每月都有运动，以运动治国，以运动治人。每次运动，都产生大批的受害者与迫害者。运动就是暴力，运动就是另一种专政形式。
又有人会说：我历来胆小怕事，老实为人，每次运动，从不整人，也未被整过，怎会成为迫害者或受害者？
生活中确有很大一群人是这种类型，他们谨小慎微，是好人中的好人。说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胆小怕事，主要不是性格造成的，而是暴政恐怖造成的。他们每天每事都在接受党化教育，这是一种奴化教育与愚民教育，充满了欺骗与愚弄，为此他们相信了共产党所编造的党史、中国近代史，还有对抗美援朝、中苏关系、英美实况等等的说词，其实每一种说词都充满了谎话，这难道不是在思想、文化上的受害？
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右派劳动改造中的一位难友，他是上海人，空军地勤师，从香港起义后回国调入四川航空俱乐部工作。1957年没有鸣放，平时也寡言少语，但他对历次运动被整的人却富含同情，在本单位一位右派被批斗后，他的上小学的孩子中午吃饭无人照料，他就主动为这个孩子打打饭，关心一下。在单位划右指标没有达标时，他就此被打成同情右派的右派。他在劳动改造中也从不与人交谈，别人找他谈，管教干部找他谈，他口中只有三个字回复：“是，是， 是……”、“对，对，对……！”但在我历次遭批斗后，他会在无人处对我送来温暖的微笑，并问暖问寒。他是典型环境（恐怖）中的典型性格（胆小），可成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难道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中的受害者？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老好人没有享受到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保障，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等等自由权利，你就与上亿个被打成“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人一样，丧失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行动自由，你难道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受害者？
为什么说他们也是迫害者？我想起一位犹太后裔的著名学者（名字忘了），他在反思犹太人在遭希特勒迫害初期所持的态度时，曾提出一个在中外很著名，很令人吃惊的结论：“顺从就是支持！”他说希魔的迫害也是一步一步升级的，在初、中期犹太人都顺从了，没有反抗，以至后期被希魔统统关进集中营，送进焚化炉。顺从就是支持，多么惊心动魄的结论！多么深刻的历史的血醒的结论！在暴政统治下顺从统治者无法无天，就是支持暴政，支持迫害，并成为迫害者中的一员。依毛泽东的说法，成为“依靠大多数”中的一员。在打击少数的过程中，这大多数就是帮凶，举举手，呼呼口号，以壮声威，是帮凶；上台揭发、批判、动武，更是帮凶。这就是历次整人运动的多数暴力，或称群众暴力。
当然，我想这位犹太学者并不是号召大家作无谓的反抗或牺牲。其实对暴政可采取各种反抗方式，如不合作运动，目前在上海、成都等地在维权运动中出现的群体散步式抗议，网上签名抗议等等，可因时因势而异。总之，对暴政不合作，消极反抗，都比顺从与支持要好。
又有朋友问：当前被很多人称为党的良心的彭德怀、胡耀邦两位前贤，在他们被迫害前也当过迫害者吗？我说：是！彭德怀确是一位忠勇之士，不仅战功显赫，而且还是一位最敢于在中央提批评意见的元帅。但在1956年中央军委大反军事教条主义中，把刘伯承、粟裕、陈伯钧等一批将帅打成教条主义分子，当时刘伯承正在病中，还逼刘从南京赶到北京在将帅大会上检讨，虽然此案是毛泽东主使与支持的，但彭老总也难辞其咎。在他1959年被整后，他才清醒了，既后他碰到陈伯钧上将时，就道歉说：“当时批你们批错了！”依然凸显出这位老帅知错认错的人格魅力。胡耀邦也一样，他虽在“四人帮”被打倒后，领导、主持平反了387万多件冤假错案，使2000多万受牵连的人解脱，上亿人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家属脱离苦海，因此在80年代当总书记时深得党心、民心。但他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在总参谋部的一个局领导抢救运动，曾被康生表扬为五个典型中的一个典型。典型者，就是抓出的“特务”最多，抢救成绩最显著。后来虽然这些“特务”被否定了，但当时的胡耀邦是一个迫害者是确定无疑的。也许正是这一次错误，促使胡耀邦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以至他在平反运动中的功绩将彪炳千古。
这两位品质如此优秀的人士，为什么会一时成为迫害者？制度使然也！这个极权恐怖的制度，以整人、害人、践踏人为乐事，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也！入党提干，要看你在整人运动中立场是否坚定，积极程度如何。一级一级向上爬升的官员，就是一次次整人的英雄。如果良心发现，不愿整人，那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上级对下级所说的：“如果你单位没有右派，那你就是右派……”，这样一种可怕的专制的共产制度 ，每天都在吃人害人，与希特勒的活人焚化炉又有何异？与绞肉机又有何异？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在暴政恐怖下，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


铁 流：千古绝唱，刘雪庵的悲惨人生
引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今天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可能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刘雪庵这个名字，但谁都知道《何日君再来》这首蜚声海内外为千百万人喜欢唱、喜欢听的歌曲。甚至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失意，不分得意；也不分你是生活在如花似锦的故土，还是飘泊流浪在天涯海角的它乡，甚至不分你牵手情人的玉腕还是失恋时的孤独踟蹰，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和一唱起这首歌，便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与幽思，唤起你万千思绪的翻涌。毫不夸张地说，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宋•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
刘雪庵先生除留有这首千载绝唱的《何日君再来》外，还有好多好多的爱国歌曲，如《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上前线》《流亡三部曲》。刘雪庵先生一生创作谱写了许多烩灸人口的爱国歌曲，使不少年轻人义无返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壮大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后又用歌曲帮助没有人性的新独裁者毛泽东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击败了还有点人性天良的老独裁者蒋介石先生。但是，这些爱国抗日歌曲和革命歌曲并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更未给刘雪庵先生带来荣耀。相反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斗争，他的作品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刘雪庵先生更是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歌曲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至宝贵的生命。
值此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我循着历史的轨迹，去翻阅了刘雪庵先生这页惨不忍睹的大悲大难的人生故事。他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病床上； 自始至终不屈不挠，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写歌谱曲。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也是个令人心酸的名字！
爱国抒情，向往自由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他自幼跟哥哥学习昆曲，吹笛弄萧。他的大哥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铜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四•一二”发生了国共分裂，国民党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追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四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幸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受到高度评价。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与其它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用歌抗日，以曲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由黄自亲自领着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在《出征别母》一曲中写道：“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张曙、夏之秋、冼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和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本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彷徨变得坚定。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振聋发聩，促人奋起。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恨家仇的故事。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在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追求进步，反对独裁
1938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管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此时，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和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1947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误中奸计，身陷“阳谋”
事情还得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刘雪庵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先生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右派，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悲惨人生，凄凉晚年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倾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挨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和所有右派一样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而他则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尾 声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蓝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
《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蓝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本文引用了李泥女士所著“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一文的一些资料，特此致谢）
李文书：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我是四川邻水县人，家里在县城开了个照相馆。我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毕业那年，1954年，我已经画了几百幅，我的美术老师认为我有天赋，专门带我到重庆报考美术学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满意，老师高兴得很。
报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个“区域限制”——只有户口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五个城市的学生才能报考，我被排除了。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击难以计数，这是第一个。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个“新社会”不自由。
老师垂头丧气，带我在市中区游荡。他安慰我说，他有个朋友在国泰电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户口从邻水转过来，变成重庆人，明年再考。
在国泰电影院附近，我们看见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招生，老师说，去考一下试试。
我在初中很活跃，经常上台表演，还会拉手风琴，但我一心想搞美术。老师再三劝我：去试一下嘛。
260个人报考，只收5个，我无心当演员，所以不紧张，初试、复试，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学生证（报名时交给他的）。这个时候，老师和我身上都没钱了，没钱住店，老师要回去了。演训班非常热情地留我，保证供我吃住。
为了生存，我留了下来。
我这辈子，总是命运推着我走，我个人把握不住。
演员训练班偏偏设在美术学院内，勾得我心猿意马，我一边学表演，一边暗恋美术，有空就去看美院学生画画，现在的著名画家江碧波、马一平都是同我一块报考的，他们比我幸运，户口在“区域”内。
演训班学习两年，每周一个作品表演，连续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动被淘汰，改学美术，但那个时候的人很老实，我没想到可以钻这个空子，也没有人给我指路。
我1956年6月毕业，毕业演出一炮打响。《重庆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演出，剧评家王大虎（注：1957年被划为极右，1963年病逝）专门评论了我。那个时候，一上报受赞扬就算有了点名气。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认为前面的世界宽广得很。
我分到话剧团不到一年，鸣放开始了，人们给当官的提了不少意见，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耍干女儿——搞年轻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么这么污？！
这些事放到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当官的包二奶已经是普遍现象，但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很热爱，认为共产党先进、优秀，共产党内不应该有这种人。
我画了幅漫画《我所欲也》，指名点姓讽刺院长。我把他画成个罗汉，舒舒服服躺着，旁边有人给他打扇，有人给他挠痒，有人给他掏耳朵。院长则把一顶顶“党员”、“先进”、“优秀”的帽子赐给这些人。
这幅漫画我画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绘画才能，是我分到话剧团后的第一幅公开作品。
反右一开始，就把我划入反党小集团，成员有右派李正、范国瑞等。
但是没划我右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写检查，认错。我不干。他们前后找了我三次，问：“写不写？”“不写！”“写不写？”“不写！”“不写就划你右派！”“划就划，当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时还不到18岁，一个毛头小伙子。
1957年11月，划我右派，下放南桐农村劳动。
他们在我档案上把我出生年改为1937年，提前了两年，这样，我当右派年龄不会显得太小。
我并不害怕劳动，人年轻，力气好，又活泼，农民们都喜欢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当右派前，我有20来个朋友，每个月通一次信。当了右派，我主动给他们写信说我是右派了，今后不再往来。那几年，只有一个人不怕，坚持同我通信。
这个人叫王XX，是我邻水中学的同学。我在歌剧团时，她来报考，我给她手风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过她，她的同学说，哟，王XX耍了个帅小伙。她高兴得很。我当右派之后，她一直同我通信。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她寄来的，里面还装了两颗上海大白兔奶糖。
1960年，她附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学校党委告诉她，必须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否则不准升音乐学院。她给我来了封信，问我怎么办。我没给她回信，直接给她学校的党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同王XX断绝了往来。从此我真的不再给她写信，后来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给我哥哥写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就此断了音讯，直到1976年。
我的麻烦主要出在长寿湖。
大跃进时，重庆市委的领导冒出个念头——把长寿湖搞得像西湖，渔场为此组织了一个美术组，要求从美术的角度把长寿湖设计得比西湖还美。右派中有的是美术人才，如四川美协的国画家杨鸿坤、岑学恭，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吕琳，四川美协漫画家高龙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当副组长。
在美术组里，我同顶头上司苏X——渔场狮子滩区的书记——发生了矛盾。
这些画家都是半老头子，身体又不好，苏X认为，搞设计也得参加劳动，劳动改造思想雷打不动。我是副组长，为他们说话，同苏X发生争执。苏X骂我“你不要以为你摘了帽，告诉你，摘了帽也还是右派”！
紧接着，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到处死人，还搞啥“超西湖”？美术组撤销了。
1961年冬，有个小整风，传达了个文件，上面有毛主席的一封信，专门针对农村一些干部的大吃大喝和克扣群众口粮，说这是国民党作风。我看见场部小食堂经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个姓李的小个子，同我关系好，他告诉我一些内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鸣放一样站出来说话，写大字报，还把苏X调戏一个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来。她是热带鱼研究所的，比我小一岁，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那个小整风转眼又变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点事没有，我又糟了。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苏X不出面，找了一个叫顾XX的摘帽右派当打手。
5月份搞“双抢”——抢收、抢播，通宵达旦地干。一天晚上12点，我还有一块麦子没割完，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割，结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苏X、顾XX借机惩罚我，把我一个人放到猪儿岛，三顿饭划船送来。那两个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独性格就是在猪儿岛形成的，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我都特别能忍受孤独。
他们还强迫我干重活，不干完不准吃饭，1961年，每一口饭都是救命的粮。我发现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命，便悄悄跑回剧院，要求领导调我到别的地方去劳教，长寿湖太黑暗了。
在剧院发现，1957年我讽刺过的一个秘书已经当了副院长，此人最善于吹牛拍马，媚上压下，我的请求自然不会有结果。
回到长寿湖，苏X说我逃跑。这次动手打，他不动手，顾XX也不动手，顾找了一些孤儿来打我。我又跑回剧院，强烈要求换地方。剧院答复：忍一忍，明年调我回剧院。
长寿湖认为我第二次逃跑，惩罚更重，这一次不打，而是把劳动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饭。每天晚上，田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干活。苏X、顾XX要把我逼死的意图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惧，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范国瑞、宋军涛，他们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担心我跑不脱，范国瑞给了我几斤粮票，说：“你要是被抓回来，肯定吊起来打，你活得出来？”
在猪儿岛对面一个叫黄桷村的地方，住有几家农民，我同他们关系很好，我决定先到农民家躲几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农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牵连，我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门，开始了长达半年，纵横十余个省的逃亡之路。
姓刘的农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还给我烙了几个饼子，我泪水流出来。那个时候，回龙乡靠近垫江一带，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饿死光，几个饼子比现在的几两金子还贵重！
我们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没有狗叫，更没有鸡鸣，四下一片死寂。横扫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借用毛泽东的诗，叫作“万户萧疏鬼唱歌”。从狮子滩到邻封镇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这条小路上，就看见三具尸体。尸体都倒卧在黄桷树下。川东地区，路口、垭口总有一棵黄桷树供行人歇凉休息，这几个人走到这里，坐下来休息，倒下去就断了气。我在黑夜中看见那几张枯干凹陷的脸，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齿，背脊阵阵发麻。我才22岁，已经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地狱。
平反后我把那天晚上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小说，本来要发表，批判白桦又撤下来，我拿给范国瑞等人看，他们看哭了。
在邻封，我同小刘分手，他叮嘱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长寿县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庆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满目萧条，我在江边一个烂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后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在重庆我没有钱，又没有家，只得回邻水。我渡过嘉陵江，到江陵厂找到我一个朋友。他也没钱，给我几个馒头，我靠这几个馒头，走了两天才回到邻水。
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他因病没得到医治，瘫痪了，家中娃儿多，生活十分困难。我吃了一个月，实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听人说，北大荒日子好过，不缺粮吃，于是我决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传的一个照相机交给我，作为送别，那个年头一分别，还见不见得到，鬼都不晓得。
我到重庆后，把留在剧团的最后几件衣服拿到大阳沟卖了，买了张到北京的火车票。
在北京永定门下车后，身上钱光了。北京查得严，不好混车，北大荒还远，怎么办？
我在永定门转来转去，走投无路，没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实实说，重庆来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当盲流收留，强制送我回重庆，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车。
到丰台时，我溜下车，钻出车站。在车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筹莫展，逼迫痛下决心：卖相机！
我转来转去找买主，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把我抓进派出所。
“相机从哪儿偷的？说！”照相机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
“是祖传的，我父亲开照相馆”。
“祖传的？你是什么人？”
我老老实实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们一听说我是右派，不多问了，立马把我抓进看守所。
这一关就关了20多天。
放我出来时，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同剧团联系了，证实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庆。
“相机呢？”我问。
“相机？你还想要相机？”
我不敢多说，怕又被关，相机就这样被他们吞了。
快到石家庄时，押送我的那个人下了车，他一走，我赶紧溜下车。打死我，我也不回重庆，不回长寿湖。
在石家庄车站，我遇到两个河北熟卢县的农民，他们是父子俩，倒腾点小生意。听说我的身世后，他们劝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们去内蒙古，那边有粮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严，肯定能呆下来。我身上还有最后几块钱，他们叫我拿来买点杂货，比如大蒜，沿途倒卖，挣口饭吃。车票就不用买了，跟着他们，混。
我一无所有，不怕被骗，而且那个时候骗子少，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坏。
我决定跟他们走。
从石家庄出发，经阳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车。这父子俩是混车老手，各个车站地形熟，我跟着他们翻围墙，钻栅栏，爬车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居然没被逮住一次。
到了内蒙，每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前前后后找人问：有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干活，要不要？
每次答复都是：要是早来两个月，没问题，但现在中央刚刚下了文件，传达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没有证明的陌生人。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县，没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这个政府威力大得很，内蒙这个偏远的地方都管得严严实实。
父子俩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没法了，他们要回家，问我怎么办？跟不跟他们回去？
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有些横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说，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处走。
同父子俩分手，我有些感伤，素昧平生，他们尽了力帮我。
天，冷了，越来越冷，我穿得单薄，衣服早卖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很有些冲动。可惜，又冷又饿，骨子里那种绘画的艺术浪漫升华不起来。
我又混上火车——我已经很有“技术”——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坚持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我心中很神圣。
那个天冷得很，寒风呼呼吹，我站在宽广气派的广场，哆哆嗦嗦。毛主席的巨像挂在正中，正慈祥亲切地望着我。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卑微得很，在这个地方没有立锥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这种状况，不该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温暖的南方。
我主动找到收容所，这次我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右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湖南来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几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车。整整一节罐罐车厢装满盲流，里面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大学生。我同他们交谈，个个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武汉，从车站转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是新中国的骄傲，富强发达的象征，报纸、广播都这么说。来都来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汉游荡了一天，饿着肚皮看大桥，那一天我只吃了一点糠饼，在大桥上，饿得口水直流。
当天晚上我在江边一个码头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车混到了长沙。
我已经变“油”了，脸面、自尊顾不上了，在长沙我游荡了两天，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车上的盲流曾经对我说过，云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长沙收容所我就说我是云南那边的人。长沙收容所没让我白吃饭，扎扎实实让我劳动了三天。然后，从长沙到衡阳，衡阳转桂林，桂林转柳州、柳州转贵阳，从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费“旅游”。记得在桂林时我特别动情，收容所在漓江边上，江水清得很，唤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漓江，那里是画画的好地方，可惜我腰无半文。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过专业训练，又演过话剧，一路上跟盲流学几句当地土话毫不困难，收容所根本没看出破绽。我的表演才能在一个个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场。
在贵阳我遇到了一个人——河北寄县的农民郭道纯，这个名字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郭道纯家里饿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云南宣威修公路。他对我说，宣威修公路不要证明，吃饭没问题，还有工钱。
我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大中国只要哪里能收留我，给口饭吃，我就去！干活，再苦再累没问题。
我又从盲流队伍中偷跑出来，跟他混上去云南的火车。当时，铁路只修到安顺，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们俩从安顺出发，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人烟稀少，时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显得凄冷荒凉。不过，山上的农民还是有吃的，他们受“大跃进”的折腾小一些，没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那样的整，日子比四川农民好过些。我们一路上向他们讨吃的，他们至少丢几个干包谷，我们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这个时候，我身体垮了，发烧、流冷汗，不再感到饿，不想吃饭，连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纯走，别管我，他不干，扶着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没钱了，他还有几块钱，去给我找来个中医。中医说，我是身体弱，气血亏，气候不适。
我不走了，郭道纯坚持要我走，他说：“宣威不远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哟，那个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体在长寿湖就磨损了，流浪四个月，没吃几顿饱饭，加上病，实在拖不起。郭道纯20来岁，劳动汉子，身体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山溪边。这儿海拔2000多米，空气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鱼一样张着嘴。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没有。郭道纯跑到山民家，为我熬包谷粥。我对他说，不费心了，我活不过去，我写封信，告诉家里我死在这儿了，你今后寄给我哥哥，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郭道纯说，“我晓得你这个病，有救。这条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坚持几天，我找人给你医。”
他几乎是背着我走，云贵高原，一望无际，冬风吹得呜呜响，那个声音像是哭丧。
我坚决不走了！我把信掏出来递给他。他不接，说：“除非你死了，我才会一个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表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忠厚的脸！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还清楚，全身像个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来也要死，长寿湖死得更快；出来还见了天安门、大草原，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黄昏了，我断定我活不过当夜。正在这时，我们看见前面靠山顶的地方，有个苗寨。
郭道纯高兴得叫起来：“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里有个70多岁的孤老头，是个瞎子，同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孙生活。郭对他说有个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头和脉，问郭道纯：“你还有好多钱？”
郭说：“只有两块。”
老人说：“够了，你到对面宣威去买一块腊肉回来，要快！”
老人这个苗寨，正处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边界上，中间有一条小河，对面是云南宣威。“对面”说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两三个小时。
然后，老人又把孙儿叫来，给他说了三个地方，让他去采三种药。
我已经站不起来，倒在火塘边，老人把火塘烧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气，寒气出不来，要死人的。”老人说。
孙儿采药回来，老人逐根摸，他点头认可后，孙儿才把它们切了丢进一个大沙罐。郭道纯回来时，天早已黑尽了。黑腻腻的一块腊肉，也不洗，胡乱宰成几砣，丢进罐子里一起熬。
半夜时分，老人说：“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汤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说，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个“药”，我认为自己必死。
他们强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出汗。那种汗，像浆糊，浸出来黏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个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浓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边睡了两天三夜，身子轻松了。
第三天，几个背枪的民兵闯进来，气势汹汹盘问“干啥子的”？
我们都没有证明，那个年代也没得身份证，民兵断定我们不是好人，抓起来就往水城押送。
这次用枪押在背后！
我们沿着郭道纯扶我千辛万苦走过的路往回走。郭道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往宣威那边眺望。
那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饭。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经走到宣威边上了，实际上买腊肉时他已经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对我说，不要紧，我们找机会跑出来再走。
哪晓得这次看管得严，盘问得也严，我们只好如实招认，于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这一分手，至今音讯渺茫，彼此连地址都不知道。
几十年了，我忘不了这个人，一个河北的普通农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写，就照实写，但愿你能发表，他能够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岁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毕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从苗寨出发，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种又浓又稠，像泥土一样的痰，一直吐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得劳动，不能白吃饭，幸亏劳动不重，比长寿湖轻得多，饭也比长寿湖吃得饱。
在毕节过了春节，我被送到四川沪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看管得紧，而且每到一地，必须劳动，沪州、重庆都如此。不过，我也不想再逃了。广阔天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里逃？听天由命算了。
毕节看守所曾经同剧团联系过，核实了我的身份，但是剧团不要我，让我回长寿湖。所以到重庆之后，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庆收容所把我转到长寿县收容所，长寿县又把我送到长寿湖。
我转一大圈，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点。
我踏上狮子滩熟悉的土地，又望见湖水时，眼睛里的光阴冷得很：要打要杀随便，生死已经无所谓。

（作者1939年生，1957年为重庆市歌剧院演员。）
陈华东：我的“五七”情结
近年来，时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惨遭整肃迫害流放杀戮五十周年大祭之际，幸存者和研究者借助于笔端，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心态，抒发了对这段惨痛历史的追忆与评述。国内某些具有良知的平面媒体，面对主管衙门的警告无畏无惧，勇于承担责任而成了可敬的载体，致使诸多的真实深厚、情切感人的文字得以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功莫大焉。
诸多研究结果表明，那场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堪称历史之最。盖因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所谓的“文字狱”，虽不胜枚举，但并无规模可言，且可视为一个个的个案，而绝不是“引蛇出洞”那样早已预设的“阳谋”之举。然时至今日，那场悲剧始作俑者的后继当局，却依然不愿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除了坚守所谓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以及‘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的底线外，甚至还想施以各种计谋而企图造成集体遗忘。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真相总归会传之于后世的。为此，民间凡具正义良知的学者们无不怀着一种义务感而将此一重任担当起来，从而对反右运动的背景、缘起、性质、后果、教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堪可告慰的是，这项宏大的工程早已启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于来自各方面有关反右史料的汇集及其问世的一些情况，据谢泳在其《1957年反右运动中史料的收集与评价》一文中的统计，除当时公开出版的和内部出版的批判所谓右派言论的文集（分别为48件和59件）以及部分影像史料外，谢文还分门别类罗列了如下几项史料的细目：重量级人物的回忆专著（5部）、研究专著（21部）、右派回忆录（79部）、以右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5部）、右派上书（9件），以及一部胡杰编导的题为《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文献片等等。这样的统计，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实乃一项功德之举。此外，我们还高兴地看到，诸如此类的文献一直在继续问世，且与日俱增。由此当可断言，以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专题的学问正在民间悄然兴起，致使许多珍贵史料得以载录诠释演绎而保存下来，并随其发展当可认定，定名为“五七学”的这门专学，将与历史共同前进而成为一门显学，以待后来的研究者。
缘于自身心中的“五七”情结，凡在各类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无不潜心研读。数月前，笔者即在《随笔》2008年第一期上读到了一篇题为《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的长文佳作，作者乃系著名学者朱正先生。读后感受可归纳为一句话：旧话新说，学养深厚。
该文的破题是一组颇具深邃内涵的问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这片大地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吗？”、“如果有，他们都在哪里？”，以及“如果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那么从失去良知起，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那知识分子的个体该不该算作‘消失’了呢？”……等等。然后话锋一转，从1957年起以及此之前乃至此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惨痛现状出发，而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这个重大的主题。笔者认为，这是较为少见的新说。
回首如今的现实，历史早已给予当年右派分子的鸣放言论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为此，笔者在这里不惜篇幅地重温一下该文作者的一段定论，以慰屈死冤魂的在天之灵：“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主张，就其主张来说，都是为了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应该采纳的部分，那么，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总之，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写法了。”接着又言道：“他们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一些已经实现，有一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此外，作者在该文中还高度概括地向读者送上一句神来之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既是此前三十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五十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的因。”诚乃一语中的。
作为官方保守统计的五十五万蒙难者当中，像笔者这样刚出校门踏进社会的一群，理应算作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但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抚心自问，又有几个能像同龄人林昭等几位先行者那样先知先觉而将矛头直指专制政体？可以说绝大多数只是怀着赤诚的善意，热烈响应号召去“鸣放”而已，其结果却是不知底里，一步步被引入了那预设的所谓“引蛇出洞”的彀中。当那一顶难以名状的“桂冠”突乎其来地戴上后，似乎只有一种“蒙冤”之感而无其它，诚乃既单纯而又无知的一代人啊！好在历史无论怎样被人“打扮摆弄”，其真相终究会有大白于天下之一天。书至此，不禁想起林肯的一句传世名言：“你可以永远地蒙蔽少数人，你也可以暂时地蒙蔽所有的人，但你绝不可能永远地蒙蔽所有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一群蒙冤者终于从那迷雾茫茫的蒙蔽中走了出来，并从不知不觉的思想境界里逐步地走进了后知后觉的行列中。这不仅仅是个人思想的一种解放，也是那永远不会被湮灭的人性良知的觉醒，更是时代前进步伐中不可逆转的标志。
常言道，往事不堪回首，一旦回首，点点滴滴在心头。行文至此，笔者则情不自禁地举出两个当年身边活生生的且又令人生畏的例子，权当此一回忆性短文的补白。同时还可以就此断言，仅从如下两个匪夷所思的实例中，即可窥出当时基层政治环境的恶劣与恐怖。
在那场猛烈的暴风雨刮来之前的不久，大学毕业后的笔者，分配到一家部属大型工厂从事技术工作。时任工厂党委书记的，是一位军人出身但却没有任何文化资历的高级干部。兹为死者讳，故隐去其名其姓。话说1957年春夏之交的某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归来后却意想不到奉召向他汇报情况。当汇报将要结束时，由于偶然间发生了一点相左意见，不料他竟向我甩出了令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得一字不差、当然也是发自他的内心的一句话：“我一见到你们这些念书人就恼火！”显然，这是长期经过教化而形成的一种本能的仇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具体表现。试想，在这样的人领导下工作，岂不是与虎共眠？！如今忆起，似乎尚存余悸。讵料未过多久，反右运动即在全国铺开，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次年的补课，一幅惨烈的画面自然构成，举凡学校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管文秘人员，几乎无一幸免而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于是不但满足了这位书记大人的心愿，平息了他心中的所谓“恼火”，而且还为他铺平了擢升之路。随后不久，他兼任了所在地级市的市委常委，直至以后的市委副书记。然而河东河西，令人难料，嗣后十年，他在高位上突然跌入低谷，成了走资派，因为那是尽人皆知的疯狂年代。某日，当他被带进他曾担任过一把手的这家工厂时，他所遭受到的凌辱和殴打的场面，却使我这个曾受到他无情迫害的人也不忍卒观，甚至还产生了一丝连自己也说不请道不明的同情心。斯时斯景，我曾在思索，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结果当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现时现景，逐步觉醒的我又在思索，这所有的历史旧债，难道还不应该使过去种种灾难始作俑者的后继掌权者们深思吗？！日晷行至今日，人们常常在私下里议论，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如今当局对过去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已是人们乐见的改弦易辙了。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仅从当局至今不想且也不敢公开承认历史旧债这一点上来着眼，不敢苟同。
另一则实例当更少见，但在那个年代里，整理黑材料的现象似乎也具普遍性。还是我所在的这家工厂，其中一个有着二百号工人的大型车间，其支部书记当然就是至高无上者。他的身上老是揣着一个记事本，但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随时随地记录整人的黑材料。话说1957年盛夏的某日下午，有一位名叫陈焕文的身怀绝技的八级老技工，趁工作之余作片刻休息时，一边手持茶杯喝水，一边叠起一张《河南日报》扇着风去汗取凉，不料被这位书记看见了，于是掏出他那宝贝似的记事本作了记录。不久在反右运动中，这位曾在国民政府一家兵工厂当过工人的陈师傅难逃厄运，被打成了坏分子。斯时，笔者正好在那个车间里劳动锻炼，参加了那次批斗会。若不是那位书记当场拿出他的记事本宣布陈师傅的“现行罪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当时毫不隐讳地将他记录在案的情况说了一遍后，就气急败坏地宣布说，陈焕文居然敢把党报当作扇子来用，这不仅仅是对党的不尊重，更是一种典型的反党行为。此言一出，全场哑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忆起，令人心碎。
现今，五十一年的时光已匆匆而逝，其中当事人也都已作古，今日旧事重提，无非希望这样无中生有的迫害行为不再重演，更是希望当今的位高权重者，真正做到把历史当作一面心中的明镜而去正视历史的旧债，否则的话，无数的先例将会证明，未来的历史绝对是无情的。
行文至此，仰天长问，蒙难者的“五七”悲情心结，何时才能够彻底解开？尽管前途漫漫，前景茫茫，然来时无多的幸存者们却仍在苦苦地翘首以待！
杨世元：小品文的风波
在1957年的春天，“浙南大众”这张地区小报上登了一篇小品文，题目是：“如此派购”，内容是批评区乡干部工作粗糙，压制群众意见，采用了实事求是的笔法，如实叙述一次农村工作群众大会的经过，未加任何评论。但报社编者加了按语：大意是粮食统购统销属国家重要政策，各基层组织和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落实粮食统购指标，切忌简单粗暴作风。
文章开头如实反映事情发生的时间、地奌和经过。在云和县云东区上垟乡横山头村，是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不久的一个夜晚，戴根土副乡长在学校的一个教室召开一次群众大会。每户都必须有人到会，主要议题是宣布派购任务。当年学校设备简陋，课堂桌凳都是一批薄板桌，没有电灯照明，老师能用煤油灯就已经很不错了，老百姓用的还是火篾（用毛竹破开晒干）松明（抽取松树筋木）之类点燃的火光照明呀！，群众大会一般都在干部宣传政策之后，接触具体工作，这次自然是宣布派购任务。由于去年该村在秋收生产竞赛中名列前茅，粮食产量报高了，余粮任务自然也增加了。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压缩口粮卖“余”粮，反应十分强烈，这个说我家任务太重，那个说我家没那么多粮食，会场上乱成一片，戴副乡长听了群众叫嚷，心里发急，伸出他那粗壮的手，在课桌上就是一拳！大声叫“大家吵什么？”桌子上的煤油灯“蹦”的一跳，掉到地上敲碎了，会场上漆黑一团，社员们骂的骂，叫的叫，部分社员点上火篾松明走啦！村干部再叫嚷也无济于事，拦也拦不住，只好留下小队长以上干部再做计议，会议不了了之。
乡村干部还是当他的干部，农民的“余粮”还是照样卖他的“口粮”。《浙南大众报》是温州地委的党報，当时丽水地区并入温州统一管辖。这篇小品文，一转两转还是转到当地党委。中共云东区委为了查清“如此派购”事件，派了一个姓柳的组织科长，盛气凌人地到上垟乡耒兴师间罪，不是制止全乡粮食购销的浮夸作风，只是追查“谁写了这篇小品文”？柳到乡政府以后，立即通知学校领导到乡政府研究工作。当年我是乡校教研学习组组长，按通知来到了乡政府，乡长告诉我是区委柳科长要了解学校情况，我去楼上办公室找到柳科长，询间什么事。柳科长开口就是要我汇报近一个月全乡教师的工作学习，思想表现。我如实反映：“全乡教师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学习思想表現要求进步，没有落后思想，更无反动言论。”这一汇报并不符合柳科长的要求。柳立即追问：据反映你乡教师中有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粮食政策，写了小品文“如此派购”，肯定是你们老师写的。接下耒这柳科长脸一板：“上垟乡除了几个教师，还有谁能写？你给我回去好好审查清楚，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查清，粮食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为了全乡教师尊严，拒绝柳的指责，反问：“你有什么依据说是教师所写？全国都在提倡尊师重教，你却在教师脸上抹黑。”我的态度开始强硬，不再让步，柳自知理亏，又无法说服我，再对恃下去就是论战，只好说：“你回学校组织老师讨论一下，再把情況向区委汇报。”匆匆收场。
我回到学校，把区委对那篇小品文的追查，告诉了老师们，江会华老师当场就说：“我们乡又要有人倒霉了。”我想：此小品文又不是我写的，与我何干？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未想到灾难就从这里开始。姓柳的虽然小小一个科长，回区之后，大做文章，认为小品文必定是杨某人的作品。在极左当道的年代，这类土包子就是山寨王，他说是就是，是不允许解释的。对知识群体更兴穷追猛打，说什么学校领导对抗区委批评，包庇反动言论，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是这篇小品文，埋下了祸根，抓不到把柄，没有右派言论，采取深挖阶级根源，无限上纲，进行阶级分析，一直到暑假。肃反、反右时，一共只有十来位教师的乡就反进去一半。前期肃反叶正和老师自杀身亡，反右开始我首当其冲划为极右派。江汇华老师划右后，流放新疆就死在那遥远的边疆。章朝珍老师家庭成分好（贫农），反右后送农村监督劳动。只有夏岳独揽风光，虽然家庭成分高（地主），右派言论也不少，却由于在反右运动中有立功表现，免于处分继续留校任教。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才是这篇小品文的作者。就是这篇小品文，作为一颗重磅炸弹，一炸开伤害了多少善良的无辜的教师和干部啊！云和县整风反右办公室的左崽们，在运动中蓄意编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授权我担任“集团首脑”。并宣扬一切反动言论、右派言论都是受到首脑的幕后指使。据此，凡是和我在工作、学习、生活上有来往，有过联系，或者是极左的狗崽子们认为是和我为一伙的，统统都一网打尽，轻则批判、下放，重则戴帽、关押、监督劳动。直到“七八”全国右派大解救时，我才晓得强加给我的这个所谓“右派集团”直接伤害了多达三十余人。一群正直、优秀的革命青年，满怀革命热情正奔跑在人生的起点线，被莫须有的强加的各种罪名，戴上不同名目的帽子，遭遇到灭绝人性的摧残，制造了难以胜数的历史悲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后嗣无人以致灭门的惨剧。荒唐、残酷、葬送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埋没了多少祖国建设宝贵的人才呀！
黄绍桂：何上宇先生诗词选
四川射洪何上宇老先生，年轻时读《矛盾论》，恶其倡言斗争哲学，遂立脚儒学，著《中和论》反对；又著《民立三民主义》，于1952年到重庆匿名上交，被毛泽东目为罪大恶极，但长期未能查出。后苏联专家调各地纸墨进京，断定为四川省遂宁、射洪、三台之一地人物所为。1958年，此老为乡村教师，看形势紧张，遂与其兄逃奔兰州，又转宁夏，终被抓获，遂兴大狱，牵连甚众，家族多人判无期，为“309案”。1981年获释，但不平反。现在家务农。

嗟，东风舞太华。君不信，推窗遥看平吉堡，那边又放一枝花。
长夜难晓，莫说睡眠好，逐浪洪涛山未倒，岂惧蚊虫来咬。
门外风雨飘摇，穴中蝼鼠喧嚣，细品群鸦鼓噪，心血阵阵来潮。
忆昔当年弄笔梢，触怒秦王恨未消。饱受人间饥寒苦，绝壁犹自语叨叨。
头顶惊雷，脚踏狂澜，万丈颓波好周旋。天塌有山柱，海枯可种田。引下银河水，浇灌大自然。向光明中奋斗，永远朝前。人谓天堑难渡，我说幸福无边。人死骨肉皆烂，何惧血染衣衫。世界风云摧日转，时代高歌吟月寒。纵横阅千年，今朝最好看，雄风万里，白浪滔天。
人爱烟花漫放，我爱惊涛骇浪。烟花恼志闲，安眠紫金帐。等待风华残，方知人间浩荡。惊涛骇浪非等闲，铁血江山洗流年。半空飞黄风扫地，一轮红日火烧天。囇歌雄壮语，闯天下难关。喷吐胸中怒火，把不平世界烧完。笑看人间，一片盎然。
万里寒风，四海冰流，钢铁江山红宇宙，血染乾坤秀。漫天风云，一指方收。为我中华崛起，何惧肝胆横秋。铁窗长处，雄心且能休？看江山黛艳多风流，忙抛却苦愁，向长天巨吼。
昨日花一朵，今天花一片，东风劲劲吹，明朝花满园。
四海腾波起伏翻，雷霆风雨打头前，平生不爱春花富，独喜惊涛浪滔天。

答难友
邦英问我爱，人各有志在。我爱高山松，风涛卷不败。我爱雪里梅，隆冬她正开。披甲战秋霜，黄花我也爱。更爱大红旗，铁血造世界。

特赦有感
夜雨寒风拂楚囚，铁门深锁岁如流。狂飙卷卷林涛怨，细雨绵绵水浪愁。
法道不平偏日月，真理无纪屈公侯。阳光只照将军面，不照阴山一片秋。
夜梦家乡真如画，龙山青翠玉柳斜。门前楸桐春叶发，一塘莲子一町花。
北国天将晓，大地换银装。日照千里雪，风吹万顷香。
玉叶飞黄屋，金光射铁窗。牢人讴歌颂，酬思无酒浆。

梦回乡
梦中登岭望家乡，云烟渺渺一片荒。击筑声中大风起，忽
然脚下是春光。
含苞待放山花笑，苍松翠竹路两旁。陋室轩轩成大宇，亲
朋满座饮同堂。
话叙当年离别处，妻子默默泪两行。话到今朝归来时，悠
悠得意舞裙裳。乡亲问我银川事，牛肥羊壮泥土香。十七春秋容易过，世态炎凉不寻常。我问乡亲平安否？有言衰老有言康。有言亲人辞故地，有言家事少年郎。他年往事从头现，言罢一桩又一桩。举杯相酬共祝寿，抵掌言欢吐情长。醒来不尽犹思忆，从此难眠白东方。

梦游天 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说：他“背负苍天朝下看”，怎么上去的？他说“扶摇羊角”，是旋风吹（牛）上去的。我和他不同，是“立天门朝下看”。我是怎么上去的？是做梦上去的。
对镜整衣冠，银河系腰间。驰逐天狼尽，飞马再加鞭。解却参商怨，握手且言欢。长虹化金桥，牛女共相安。奎光照垣墙，华盖覆轩辕。持彗扫天庭，皇英舞翩翩。太白吟诗赋，文武曲而专。立天门，朝下看，观沧海，变桑田。
西洋波浪阔，太平不自然。南极炊烟密，北冰涌清泉。几度风潮息，澜平静悠焉。遥望真元外，明暗若斑斑。水火木金土，信步任往还，历尽天涯末，无处不壮观。千载英雄业，狂飙卷巨澜。吁嗟宏图变，不忘今昔前。
勿谓当年鏖战捷，今日路上有雄关。向前进，莫迟延，手指万山山，一刹变平川。问诸君，光明世界日，有难莫有难？
人在囹圄内，心怀天地间。推烟寻去路，思潮若海澜。多少不平事，为之怒目看。征途有何远？飞渡万重山。群山知我意，着意化成仙。束束鲜花笑，阵阵歌声喧。报予三冬暖，四季同自然。冰消清湫碧，微风拂尘寰。今当春来早，扶摇冲破天。
万般摧残却未残，少将泪水洒云间。他朝扣角风雷起，涤荡天涯一片丹。
叹人生，何必难，悲欢离合总相缠。激扬文字，触怒苍玄。到而今铁门深闩。莫道英雄千载业，宅前犹是旧河山。大江东流去，塞上北风寒。
夕阳西下，百鸟竞还窝。人在他乡多载，往事蹉跎。对情景，意如何？怎奈铁门深锁。问苍穹，白日雄风是否照牢房，扫尽天下沉疴？真果，插翅冲霄去，舞银河，向大地长歌。
鸡啼又报春晓，晨光熙洒篱梢。漱罢凭栏靠，聆听雀儿嘲。记得昨日酷热，犹似今朝未消。猜想人生奥秘，到底知多少？
大地飞沙，日落月西斜，凄凉处，孤儿寡母望断天涯。名士歌舞，醉帐残花，南来北去，朝秦暮楚，竟是谁家天下？
一片黄沙，无数荒丘，茫茫白骨有谁收？忠魂照千古，凭吊忆春秋。唯独含冤枉罪，骚怨且倾流。何日航帆新渡？桃源世，尽消愁。
乾坤未定，世界不安，短短年岁，历经变迁。尝尽酸和苦，几度月圆残。豺狼当道，血雨腥风惨人寰。星河斗转，无形中消失了多少英雄汉。政不平兮天下乱，法不公兮万民冤。茫茫长夜，寒霜冷雪满人间。遥看他年，东风丽日，惊雷唤得百花天。
长卧铁窗下，岁岁月绕篱笆。识得无数良朋，尽是斯文公雅。 今君乍别，博览天涯，植香蓂阶下，种白玉琼花。空余时，须念陈王垄头话。
问银汉多高？沧海多涛？千载风云谁知道？寒霜冷雪年年重，凋谢江山无数娇。乾坤自古无通道，代代英雄未冲霄。今奋起，百花正怒放，举手搭天桥。
云烟绕绕，一阵东风扫。园林岁月千花好。朋友远方来，寒环君破早。破早，破早，插种天下灵芝草。

1979年12月30日，赵云珍探监
天寒地冻，万里冰封，前来北狱探云龙。看她鹄面鸠容，发蓬蓬，单衣犹破，令人心痛。监官在旁, 一刻钟, 离情难述中。只盼归时，比翼齐飞，再叙清风。
怒向苍天长啸，雷霆风雨疆郊。几度春花傲月，何必紧锁眉梢？长夜不过五更鼓，人间总得东方晓。看是今朝，还是明朝，一拂云烟丽日高。

怀念难友在某地牺牲而作
头可断，血可流，志难夺。为我中华等衽席，请缨欲把妖魔缚。恨天妒才难遂意，伐吴未就身先戮，英雄泪，何须落，洒向天涯，要把人间濯。牢中念及强哉矫，三踊脚。
二十一载牢笼，夜梦家乡数重。狼声惊魂梦断，呻吟紧压西风。心潮万丈，问天下何时为公？翻起更阑处，看斜月落入烟中。塞上秋光，绿叶今又黄。白露迎霜降，寒月伴铁窗。人在牢中独坐，斑鬓无须彷徨。千里金风浮动，沉渣泛起何妨？听天涯长夜，一声鸡唱。
几度残更晓，谁问花月好？杨柳春风反使人烦恼。真巧，四处烟霞飞野鸟。惊回首，大风长啸。日落垂云与天斗，割黄耕野交征购。披霜晓月残，“人比黄花瘦”。

回忆
朝朝歌舞唱太平，日日朝中宴佳宾。农村小儿呼寒饿，急煞母亲泪纵横。
人言坐牢多流泪，我在牢中无所谓。人类自古有国家，多少英雄从此坠。
地心爆炸原子弹，地覆天翻狱也毁。重新建设好家园，四海同举太平杯。
巍巍长城，起止东西，昂首万山低。引来无数英雄，奋马多何计？
二十一载牢笼，目睹百花谢。惊回千里梦，已觉故人稀。
慨然西风瘦马，踏破寒花春鸟啼。

寒花：雪花
韶华又逝秋光，北风啸击西窗。万里心猿意马，愁肠百折癫狂。
人间公平少, 沉霾世上凉。最是思量，怕似流郎。看玉宇天涯，遍地寒霜。
天高地旷，跃马踏冰霜。君归故里，江南正是好风光。展宏图，七弦荡。
高歌天上曲, 人间起凤凰。信誉钱塘,潮声激浪。我怀铁窗友, 常把杭州望。

梦龙感题
常遭虾戏兮，卧沙滩，潮来东去兮，大海漫漫，力挽狂澜兮，排浪接天，雷霆闪电兮，天地哗然。龙兮龙兮，吾为之赞。

病中
鼻涕喷嚏不停，头昏脑胀难忍，人间妙曲哪堪闻。辗转反侧，一身酸疼。
恐破他人梦,未敢呻吟。往事昭昭过眼，窗前惟有风声。沉沉长夜真可恨，
漫漫烟雾锁清更。过月寒星，只盼天明。鸡啼三唱，东方一片红云。
年年寒雪舞东风，岁岁梅花依旧红。壮年牢里过，心怀赤
县中。几经波折, 鬓里银丝重。谁说人生如梦？华夏总腾空，难境终须过，正法伏元凶。山河相辉映，人民正称雄。从此天下甘苦共，你我也青松。
一哈长虹，气卷东风，凌峰海浪欲排空。望黄河北去，倾泻天中。心潮万里，神州破梦。云翻滚，起飞龙。看今朝无数英雄，设坛台，舞干戟，争立功。春花怒放，百鸟朝凰凤。数我中华，正是宏疆纵。
昏鸦乱鼓，北风欲狂，铁链锁门房。漫踱眼前孤影，春意
未解凉，看床前仍是旧模样。今日眉头稍展，气宇天疆。迈步征途，踏碎寒霜。顿觉茫茫天无日，回首西山一线光，信手摘斜阳，挂东方。
杨 平：死里逃生记——我的一九七八年
我这大半辈子，虽然命途多舛，苦多甜少，但也曾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惊喜。第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当时我还在念小学，那天突然满城爆竹连天，到处叫卖号外：“日本投降了!”从此再也不用害怕日本飞机轰炸了，人们认为这就过上太太平平的日子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内战争的烽烟。第二次是1949年月l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那天我刚从游击队潜回昆明治病，忽然听到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从此我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心里当然感到轻快。最激动人心的是“四人帮"的垮台。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个凡是"的粉碎，我才从“牛鬼蛇神”变成人，走出了死囚黑牢。我的这篇《死里逃生记》，就是这一历程的记述。
1949年，十五岁的我怀着对革命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从白区昆明秘密潜往游击区，成了一名小游击队员。解放后调北京在中央工作，后又调成都国防工业部门。正当我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时候，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胡风运动"。我十分幼稚，凭着当年参加学生运动“争民主，争自由”的认识，对这场运动非常反感，为此而受到了长达一年的隔离审查。虽然事后党委书记向我作了公开道歉，不幸的是我不服气，为胡风不服气，为我自己不服气。更不幸的是，放着优越的工作职位我不干，居然要求去上大学。（现在的青年人，读了大学找不着工作的是难于理解的。）
大学毕业回原单位是1958年，正好赶上“反右补课”，主管运动的又正好是我反对过的党委书记，我就成了当然的“右派”。接下来的遭遇就更凄惨了，我从机要秘书、俄语翻译沦为劳教人员，反革命分子、劳改犯、死刑犯。二十一年间受尽人间折磨，妻离子散。四岁的儿子成了孤几，流落回昆明，和我年迈的母亲，艰难度命。开始整我的人大概也没有想把我整到这种程度，但既然我被放进了一部巨大的机器里，就得按照既定的程序运转。
“四人帮”猖狂之际，我在云南一所监狱里劳改。由于我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受命负责全监区的配电。一个人吃住都在监狱外的配电室里，一位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干部负责监管我。他做过知青，当过兵，干部子弟出身。刚开始时板着面孔，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天长日久逐渐对我有了好感，乃至产生敬意。当时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肆虐下，文化领域全然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这位小警察爱好文艺，却又找不到一本可读的书。于是我就成了他的“活书"。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到配电室来听我讲当时的“禁书”——《水浒传》《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斯巴达克斯》《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天长日久，听书人还扩大到他认为可靠的就业人员中。人类的心灵渴望精神粮食，人在黑暗中，哪怕只是看到一只萤火虫儿的亮光，也会认为是座灯塔。我这配电室被许多稍微有点知识的小青年趋之若鹜，我有时还忘其所以地拿起吉他连弹带唱，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裴多菲俱乐部。在监狱禁地居然敢于如此放肆，这又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幸。这位小警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的家在云南边境军垦农场，离国境线只有几里路，他父亲是场长。向我告别时他竟流下了眼泪，把他的罐头、糕点全给我暗示说这一走永远不会回来了。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然而一个月以后，他回来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告诉我，这次他本想跑到外国去再也不回来，他确也成功地偷越国境线到了缅甸，但最后还是舍不得家，又返回来。他没有告诉我的是，他走私带了一只高级手表回昆明。我预感到情况不妙，但也没办法。
果然，不到一个礼拜他出事了。过后我才知道，他是在卖手表时被发现，牵出男女关系(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又自动交代出偷越国境问题。那天，配电室突然来了两个手执冲锋枪全副武装的年轻武警，后面跟着两个监狱干部。一进来就把前后门分别守住，喝令我赶快拿上被子跟他们走。从此我住进了监狱中的监狱一一禁闭室。这是一间长宽不足两米的单人囚室，除掉一块作为床铺的水泥板和一个便坑外，几乎没有什么空间。长尾巴的蛆虫不断从便坑里爬到床上，一道厚重的大铁门隔断了外界。门上那扇只有一本16开本书大的从外面才能开启的小窗口，是送水送饭的“水洞门”。屋内没有窗子和任何通气孔，只要从外面把“水洞门”栓住，屋里就漆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每天四两米饭或包谷，一口盅开水，就是赖以维持生命的“吊命粮”。我在这里蹲了一年零八个月。
我的罪名是“反革命教唆犯”，但是没有证据，只有小警察的交待，没有第三者证明。只好对我轮番审讯，企图打开突破口。有几次审讯员甚至抱着一大堆书籍来核实，据称是我说过的党史上的某一件事。我坚持一概不承认，气得审讯员拍桌子瞪眼睛。还算讲究政策，从来没有动过手脚或使用刑具逼供。有一次审讯员拿出一首抄录的诗：“瘦骨嶙峋一秀才，敢死才上断头台。屠夫纵有刀千把，亿万英雄自会来。”问我是谁写的?我明知这是我写的述志诗，我曾用手指头沾水写在桌面上给小警察读过，不料他竟记下来了。那时正是张志新烈士殉难之际，承认这件事就是自已送死。我咬紧牙关说根本没见过这首诗。虽然证据不足，监狱当局还是呈报了判处我死刑的上报材料。虽然“四人帮”早已被揪出，北京人早已唱着“美酒飘香歌声飞"，吃过“四个一捆”三公一母的螃蟹。然而“两个凡是”仍统治着中国。监狱领导在全监大会上作报告时居然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错误的!”一位小知青马上站起来反驳：“报告政委，这是《红旗》杂志上提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极左思潮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消失的。我只好仍在死牢中等待着“秋后处决"。
一声春雷迎来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当月，法院就驳回了监狱呈报我死刑的审报材料，监狱当局只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把我放出死牢。次年，撤销一切处分，改正错划右派，恢复职务，落实政策，我又成了国家干部。 当时万物复苏，百废待兴，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我抖擞精神投入新的工作岗位，下定决心要把失去的二十一年夺回来，为祖国四化贡献力量。工作之余，我和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民办学校，大胆地站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多次报道了我和我们学校的事迹，对我个人还作了专题报道。原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同志亲自出任我校名誉校长(我任校长)。二十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遍布各个岗位。有一次，学校团委要我担任监誓人，主持新团员的入团宣誓，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带领新团员宣誓，今天我又以监誓人的身份站在团旗下举起拳头，不禁热泪盈眶。我激动地说：“同学们，我想向你们朗读一首以前写的诗：
我愿意把自已当成一束火把，
让漆黑的夜空开放一朵红花。
虽然我的生命将在袅袅的青烟里流逝，
但我终究曾把光明带给了大家。
恢复工作以后我成了家，八四年出生的小女儿去年大学毕业，当了新闻记者。我早已退休，安度晚年。我们这一代人的灾难仿佛结束了。然而它还会来吗?还会以似曾相识的样子走近我们的生活吗?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曾受到两千年的唾骂，怎么又会发生“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这些骇人听闻的“运动”的呢?新赵高的指鹿为马不是早已被后人骂臭，怎么又会出了林彪、康生之流的风云人物呢?巴金教导我们：“我们这些身经者，应该把那个黑暗时期的情形写下来，留给后一代人作‘下结论，写历史’的真实材料。”他质问那些大喊“忘记!忘记”的人，“难道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谁忘记了灾难，灾难就会降临到他头上。这绝非危言耸听。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法制，个人的权欲无限膨胀，国家大事暗箱操作，公仆驾凌于主人之上，政权被当做“镇压之权”，那么谁敢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被历史的的漩涡所吞噬?所以，伏契克临上绞刑架时留下一句话：“人呵，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呵！”
罗印文：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写道：“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 耀邦讲话后不久，即一九七八年五月，有关单位党组织作出决定，原划温济泽右派是冤案，恢复其名誉，恢复其党籍。
于是，在北京，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的第一燕”。
近日读陈炳南先生的《赤子吟》(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发现陈炳南先生的右派改正时间，比温济泽还要早，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四月。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陈炳南《党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实了》一文的《编者附记》说：“最近，我们收到中共芜湖地委来函称：地委已正式批准为陈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复党籍。”因为那时右派的改正工作并没有开始，《人民日报》没有说为陈炳南的什么问题平反，陈炳南文章中写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字眼也被删去，但文中说到“因为我一九五八年说了几句‘错话’，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受到了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严重处分”，明眼人一看便会想到他平反的是右派问题。
不说谁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一北一南，都发生在这一年的春天，都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吧!
陈炳南被打为右派时是安徽芜湖中共地委党校秘书室干事，二十二岁。这位修伞匠的儿子，打从他出生时起，一家人就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他与劳苦大众的大救星——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有着天生的血肉联系。他的家乡解放不久，只有十五岁的他就投身革命队伍，他舍死忘命地工作，不久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调到中共芜湖地委党校。对中国共产党他是绝对忠诚的。正是出于这种忠诚，他写了一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信，希望地委党校不要迁到一百里外的巢县去，因为地委在芜湖，党校迁到那里不便领导，而且搬来搬去劳民伤财，他认为这里边有“官僚主义和主观片面性”。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强行搬去后几个月就搬回来了，就是证明。但搬迁的决定是地委书记作出的，岂容你来反对!这时正开展反右派斗争，于是这个根正苗红的年轻人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撤销工资级别待遇，发月生活费十三元，送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的严厉处置；而且还株连到他的妻子江秋云，无端划为右派，也是撤销职务和工资级别待遇，发月生活费十三元，也是送劳动场所监督劳动。从此他们一家人坠入万丈深渊，陈炳南本人是九死一生，他的五个长辈：祖父、父亲、母亲以及妻子的外婆、舅父，都没有熬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一个个都是抛尸荒野，任由狼咬狗啃，白骨无人收埋；他的父母亲和妻子的舅父死去时都还只有四十多岁!
面对家破人亡，陈炳南这个铮铮铁汉仍然舍死亡命地劳动、工作，终于熬到了我国政治生活出现转机的时候。一九七七年我国恢复高考，女儿陈桃曲报考中国科技大学获得优异成绩，但政审卡壳了。此时，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国科技大学了解陈炳南问题的全部真相后，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上旬毅然决定录取他的女儿。陈炳南写了感谢信，投寄到人民日报。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中共中央批转了烟台会议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右派分子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了这句话，中共芜湖地委便作出了给陈炳南平反的决定，因而有了前述《编者附记》中的话了。
《赤子吟》透露，他的右派问题的平反，曾经走了一段漫漫长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发文对右派等问题进行甄别平反。陈炳南的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有人说“这是地委杨书记亲自定的，翻不了案”。恰好中共中央监委书记钱瑛来芜湖督察右派甄别工作，她在了解有关情况后，明确表示：向上级党组织直到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和意见，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权利。他反对迁校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后来迁校，他又没有闹事，怎么企图闹大民主呢?怎么能据此划为右派呢?于是，平反的结论做出来了，并且报到芜湖地委了。然而，没有几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所谓的“翻案凤”，号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平反的事自然就吹了。一九六三年中央又有精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的极个别人可以平反。这一次，他的妻子江秋云获得平反，他本人呢，主持地委常委会议的陈书记说，他的问题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不能平反。这一搁又是十五年。
反右派斗争由毛泽东发动，他称之为“阳谋”。这样一个涉及全国的重大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一九五七年十月和一九五八年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对右派分子的六条处理办法，各地的党组织根据这样的标准和办法，划分和处理了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被处理的右派分子，都被取消了基本人权，没有行动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只是开除党籍团籍，而是发配到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如北大荒、戈壁滩（甘肃夹边沟）等边远地区实行强制劳动；第二条处理意见中有撤销工资级别待遇，每月只发给十三元或十五元生活费的，则是剥夺了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等等。这些都不涉及党章和党纪的范畴，而且右派分子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这里显然有一个法律问题，实行的是以党代法，以党代政，即对他们的处理，如同发动反右派运动一样，没有启动法律程序，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二十二年之后，还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名誉。给予绝大多数右派的改正，以及极个别右派不予改正，也都没有启动法律程序，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从发动反右派斗争到定性处理右派，以及最终给予改正和不给予改正的处置，整个过程体现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党治。
温济泽、陈炳南成为“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就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的平反而言（官方使用的说法是“改正”），确实是春天来了，是应当欢欣鼓舞的。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春天。真正的春天，只有在不再是人治党治的时候，只有在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实施真正的法治，成为法治社会的时候。





来稿选登
陆志常：“江青是狗日的”
——“文革”期间劳改花絮
我年轻时不懂“术”的可贵，口无遮拦，直来直往，不知不觉中犯了滔天大罪。“反右”时虽然在躲闪腾挪种种招数下逃过一劫，但“文革”关就不易闯过。明知这派那派是坑人的圈套，所以拿定主张当了“逍遥派”。别人在战斗，我们几个不愿吃受气饭的做外包工的“无业游民”，便摆起了龙门阵，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喝茶末茶，吸手卷烟，从残酷的战斗谈起，又谈到“文化大革命”“革”得我们没有了生路。“四个伟大”有多少个女人，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保护好“太子”，所以注定要倒霉。又说到将来政策宽松了，我们几个人合伙开梳篦店就生活有靠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信口开河，不着边际的闲话，废话，竟然导致了我终生难忘的灾难。
由于“摆龙门阵”成员之一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此人被斗到派出所去汇报他父亲的情况，于是把我们闲谈的内容也汇报了，或许还加油添醋。没几天，我也进了派出所的学习班，两天后被五花大绑地送进了“工人纠察队”，整整隔离审查一年，无端罚跪、罚站、掴耳光、打屁股，几乎是必修课，尽干些做砖坯、挖泥、烧窑等重活，还要支付伙食费。一年后仍回派出所，天天由警察押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河道中搞城防工程，伙食自理，完不成任务夜以继日地干。工程结束，我被分到铝丝社当临时工。半年后，我又被送往看守所，每天都站在解放牌货车上到各大单位去游斗，往返北京的列车经过常州站时，我们站在批斗台上挂牌示众，如此这般地“搞臭搞透”搞了十五天。在1972年5月，我被宣判犯现行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五年，于是送无锡江苏省第13劳改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去了。我被分配到钢材仓库劳动，过了不久，有一天召开全厂大会，在会上，厂长发表了“精彩”报告说：“现在，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根据江苏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件精神，我国的劳改事业肯定有大幅度发展。我们厂经研究决定，并报请省劳改局批准，决定增建一套一万多平方米的磨床车间。你们这些人，只有认清形势，加速改造，才是你们惟一的出路……”
听完报告后使我大长见识，原来，“劳改事业”也在“大发展”的计划之中。
我在“加速改造”中生活，时光也在加速流逝。直到1976年10月，我已被“改造”了四年多。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真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监房里每天晚上的学习内容也变成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解”进了看守所，“囚龄”很长，所以对“四人帮”、“五人帮”十分茫然，他们只知道有“青红帮”、“跑单帮”。为了应付干部，在发言时来个“鹦鹉学舌”，说些“四人帮阴谋杀害毛主席，四人帮纂党夺权，挑动群众斗群众”之类“绝对正确”的台词。有一次轮到我发言时，我竟然破口大骂“江青是狗日的”，听得同室犯人咯咯作笑，没想到又是一次“祸从口出”。同室有位“现行反革命犯”谢仰先生，此人年近花甲，捕前系中学教师，家庭成分地主，因私自焚烧“四卷雄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听了我的发言后，立刻给掌握学习的干部递上一份“小报告”。15分钟后我被叫到中队部，接受指导员的查问。
“陆志常，你对‘四人帮’有啥看法？”
“报告指导员，‘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我问你，你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是啥？”
“报告指导员，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根本没有说到毛主席。”
“你说江青是狗日的，啥人是狗。”
“报告指导员，这是常锡地区方言的口头俗语，是对江青的愤恨，意思说江青是狗的后辈。”
“陆志常，告诉你，讲出来的话是客观存在的，赖是赖不掉的。”
于是，指导员把我送回监房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的调查取证工作，和监房里的值班干部多次低头密语，查阅发言记录，找监房里靠拢政府“求改造”的犯人多名，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且做了笔录。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最后，在小组会上指导员一锤定音地作出了裁决：“中队部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证实陆志常发言时确实说过‘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但并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谢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同监，责令作出深刻书面检查。散会！”
一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虽然事隔30多年，现在想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与谢仰先生同属“现行反革命犯”，是生长在一条根上的两个苦瓜，平时毫无怨仇，但一有机会就会施放这枝毒箭射向另一枚苦瓜，不知谢先生作何想法？真的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吗？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真有如此残酷？我这样一把老骨头还得不断地勤学苦炼——学海无涯，洵非虚言！
马万才：我的运动人生
新政伊始那年，我满16岁。两年后，我考取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入校几个月“三反”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地要搞运动，并且揪出了两个“贪污”嫌疑分子：校医郑某和同学黎某。郑某是盗卖药品,黎某是贪污伙食款（当时是学生代表轮流办伙食,他当过一届伙食团长）。我因家庭出身是贫农,进校后一直是积极分子,理所当然地当了“打虎”队员,除白天走访、收集材料外,晚上还当看守,监督郑、黎二人写交代材料。郑医生是外省人,以前在部队工作,来校后,对学生态度和霭,看病也耐心细致。我个人对他有几分好感,所以在看管期中没有难为过他。
郑医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农村。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打虎”队员奉命到他家搞突然袭击——搜查药品,结果一无所获。他妻子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一直低声下气向我们求情:“同学耶,我家老郑连红药水也没有往家里拿一瓶儿,不信你们问问周围邻居。老郑回来给他们看病都是开了处方叫他们自己去拣药，说他偷药卖实在是冤枉啊。我们一家老小全靠他,你们就放过他吧!”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确实没有逮住郑医生什么把柄。最后学校只得把他请出禁闭室,恢复校医工作。黎同学的遭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最后据他自己交代,他只是偶尔在买菜时用公款吃点儿零食,并无巨额贪污,但最后处理还是被开除出校。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在汶川、茂县一带勘测岷江水力资源,大队部设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紫坪铺。一天,从长寿狮子滩电站过来两个人,专门向我调查表哥朱国强的历史问题。表哥大我七八岁,当初和我一起考进水力发电学校。他解放前被抓壮丁,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一次和解放军作战中当了俘掳，经“学习”后发给路费遣返回家。“肃反”运动一开始,表哥历史问题被揭开,他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便对他穷追不舍。
刚解放时我们家在重庆小龙坎,娘娘(姑姑)在重庆陕西街一家绸布店当佣人。表哥被“遣送”后并未立即回家。他到重庆后先找到我娘娘,后才来我家,住了大约半个月。表哥的最大毛病就是爱“吹”,他说他在国民党军队已混至连长,并曾和部队驻地一漂亮女学生相爱……夸夸其谈,天花乱坠,眉飞色舞,颇为得意。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对他“吹”的这一切,只是当龙门阵听,过后也就当耳边风一吹而过。两个保卫人员话没多说几句就直奔主题：“你表哥是不是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听说还带回来一把手枪,你见过没有?”我说:“他当什么官我不知道,他自己说好像是什么“长”,班长也是“长”嘛;至于手枪,即便有,他当俘掳要缴枪投降,哪还能让他把手枪带回来?”东说西说,二人无功而返。后来,表哥仍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直至1980年方才获释。我娘娘活到九十三岁,临终前她才吐露真言:“朱国强是我检举的。”原来,我娘娘是佣工出身,解放后一直是街道上的治安积极分子,曾向公安机关举报过多起案子,包括她原来的老板；检举表哥,可算是大义灭亲。
转眼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阳谋”张开大网“引蛇出洞”。而我却浑浑噩噩,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运动前期,批斗其他“右派”言论时,我踊跃发言,声嘶力竭,俨然以“左”派面目出现。后来,轮到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找我谈话了,动员我要真诚地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对党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想来想去,对勘测队个别领导和有些规章制度还是有些意见的。提出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对领导本人,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况且,我自恃出身成份好,跟领导提点意见料无大碍。于是我挥笔疾书,用几十分钟时间,一口气写了三篇大字报：
一、《寄语毛书记》。主要说该书记平时高高在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文中有“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令人见而生畏”等语句(后来批斗时有人揭发我还说过该书记“演猪八戒不用化妆”)。
二、《跳舞队长》。勘测队大队长(行政队长,业务外行)是个舞迷,平时抓工作不力,跳交谊舞却十分起劲。队部驻灌县时,每逢周六,他班都不上了,一心梳妆打扮,准备跳舞。在他的影响下,一时间全队跳舞之风大盛。我在大字报中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等语句。
三、《鸡脚杆上剐油》。勘测队里有工人,有干部(技术员、工程师，我属技术员)，同样是在野外劳动,两者的生活补贴费却相差一倍，干部每天1.6元,工人每天0.8元。对此规定我认为极不合理,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比干部低,生活补贴又少发,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对工人来说,无异于在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一贴出,受到工人们的普遍赞扬,纷纷说：“马技术员真好,敢于为我们工人说话。”
大字报当即被领导小组成员原文抄去,几天下来相安无事。一天早晨,我正端着面盆到厨房打热水,路过队部大院时见原有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昨夜新换上去的大字报,篇篇矛头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马万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立即将我押进“反省室”,从此失去自由。
白天大会、小会批斗,晚上逼写交代材料。几个人轮班看守,不准睡觉。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们比我当初批斗别人时还跳得高,叫得凶。还有人跑到台上来按我的头,踢我的脚。我写的大字报中“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等句子被上纲为“丑化党的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影射毛主席”；“鸡脚杆上剐油”是“影射共产党剥削劳动人民”,“煽动工人起来反对共产党”，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许他们打胡乱说,不允许我辩解一句。结局无须多说：定为“右派”,工资由56元降为26元,取消生活补贴。最后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几十分钟写了三篇大字报,换来的是22年的苦难。
测工干润川写打油诗赞扬我那篇《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好个马万才,正气满胸怀,敢打抱不平,工人齐拥戴。”仅此20个字,也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批斗会上,他大呼冤枉,拒不认“罪”,还挨了拳脚。最后处理也是开除出工人队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79年“改正”时在原单位碰见他，已是须发皆白,满脸皱纹,大热天还穿着破棉袄。我俩紧紧握住双手,久久相对无言,当年情景,一一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大跃进时期,农村饿死许多人。为逃命,我毅然外逃当了“流窜犯”,侥幸拣得一条性命(另篇《祸年逃生记》中有记述)。“文革”初始,我已摆脱档案羁绊,隐瞒了真实身份,混进一半军半民单位当临时工, 担任的是涉及很多机密数据的测绘工作。由于伪装得好,“万岁”喊得扎劲,没有露出“狐狸”尾巴。其间该单位还欲将我转正,但要到我原单位了解档案情况。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谎称原单位已撤消(原单位就在成都,我岂敢说!)无法找。接下来搞武斗,造反、夺权乱做一团,再也没人提“转正”的事了。我在那个“避风港”里安然地度过了十多年,直至“文革”大戏收场,“右派”得到改正。

2008年12月5日完稿
赵维光：小议“五七”人
所谓“五七”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意的一个隐晦词，今后必然给编撰《辞海》的夏征农老先生在新的《辞海》中再增加一个特殊又隐晦的新词——“五七”人。
什么人才能叫做“五七”人？大约与《往事微痕》息息相关的人一看便知。“五七”人专指上纪世50年代末的57、58、59等年代被毛整肃过的知识分子，诸如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普右”“中右”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反”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等。为方便省事，凡被毛封过的各种“分子”都统称“五七”人或呼“五七”老友。为什么“五七”加“老友”？因这批人的年龄历经50年的窘困现都己年逾古稀，都习惯不呼“同志”，而直呼“五七”老友。“五七”老友表示意味深长，彼此间还加深了特殊的亲切感，这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其二，能获得“五七”这个称号的人，还颇有讲究，即除了以上“分子”，对其他人群却对不上眼口。所以“五七”二字表面看来简单，但其政治内涵意义深厚，有一定的政治敏感，会给人产生十二万分的沉重感，它比称什么“同志”呵、“同事”呵、“战友”呵，都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底线，今后不会再有来者了，不会再有“五七”人的特殊称号了。
当代对这段历史视为秘密，现在还处于“禁区”，不能开发，是中国亘古至今的历史富矿。为何谓之历史富矿？缘在50年前，毛一手策划的反右斗争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把“五七”人知识精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可在50年后的今天，对50年前的反右轰轰烈烈又莫名其妙地奄奄一息了，怪哉！对“五七”人的践踏玩弄似乎成了政治游戏，叫人遗忘历史。《往事微痕》要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今天的媒体对当年反右斗争那种雷霆万钧之势又采取羞羞答答的“捂”呵，“遮”呵，“盖”呵的，可历史的车轮才不管你捂、遮、盖，它老是不停地向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滚滚前进。
现在媒体每天总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呼唤，这对“五七”人的大冤案也许在默默中淡化淡忘。但怎么能淡忘？构建社会和谐，务必要把历史的公榫和母榫吻合。当前形势也正如谢韬资深党员言之：“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历史上如没有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人哲学，何有“五七”人冤案？自然无有邓小平的理论“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当然也不会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回顾毛时代“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导演的结果饿死几千万人。现在从金融、交通、能源、航天、城乡巨变，08年神7升天和成功举办奥运。还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各种票证也无影无踪地消失，家用电器及居室豪宅不断更新等等，在毛时代早该实现又为何不实现？用科学历史观来审视50年代，把“五七”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是毛的罪行！！
“五七”人为迎来30年的改革开放付出过惨绝人寰的代价，却迄今尚未得到补偿。正确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五七”人不但无罪，而且是有功之臣。“五七”人是当今科学发展观最扎实的历史奠基人。他们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罹难者。笔者便介绍云南省开远市几位“五七”人，他们不愿做成只会消耗社会资源的载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对改革开放作贡献！他们就地取材，因势利导，从心底凝结在一起，建起新炉灶，瞄准白凤仙子（白凤乌鸡），从07年的三五百只乌鸡，到今年底可望达到两万只乌鸡。他们力争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1年）达到十万只规模，在有限之年向一千万只冲刺（他们当中有养鸡专家“五七”人姚孔亮，日后把一千万只可行性计划与贵刊见面），将来达到一千万只年创利润20个亿。20个亿可扶持1500户至2000户农民达到小康水平，还要培训农民使用电脑进行现代化生产。届时，云南省开远市的“五七”人为大家增光了！
笔者诉求《往事微痕》编辑好友帮忙，号召征集有天赋音乐细胞天才的“五七”老友，尽快为“五七”人创出一首《五七人之歌》，歌的词谱主旋律一定要释放出“五七”古稀老人在改革开放中高品位的歌，能唱出我们历经的屈辱与欢乐！

联系地址：661600 云南省开远市崇文小学赵维光，0873-3164604
高德立：我怎么上当当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我年幼无知，认为参加过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各项运动的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历史白纸一张。运动之初和风细雨，先是频繁的开会学习文件，后大鸣大放。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每天带着耳朵听别人发言，自己极少发言或不发言，发言也只是三言两语。当时主持掌握会场的人和有关领导找我个别谈话，问道：“小高同志，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为什么不发言？你不热爱党吗？”我回答说：“我热爱党呀，但不知谈啥，不知从何谈起。”他们说：“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谈。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都可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党改进工作，改正缺点，应当发言，不能埋头光听哟。”
我一想，是道理，应该把看到的、知道的、听到的告诉领导。当时公安、检察、法院系统在一个大礼堂一起开会，一个大食堂一起吃饭。于是，我一次在学习会上发言说：公安、检察、法院是一个政法系统，但领导们各拉山头、互不团结，像过去的山寨大王，各自有一帮人马，互相攻击……结果引火烧身葬送了一生。
运动进入反右阶段，要按指标完全任务，各单位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我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牺牲品了。在我还未被划成“右派分子”前，亲眼目睹了涪陵地区公安处反出来的“右派分子”陈平等人，戴着写有自已名字纸糊的高帽子在涪陵大街上游街示众。街上行人驻足观看，很多小孩用手指指点点，齐声吼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破坏……”
被押着游街的右派分子则低着头，无神苍白的脸，默默地从大街上走过。在人们的心目中，右派分子是长着青面獠牙，吃人的妖怪，是反革命，是牛鬼蛇神。运动十分不人道，一天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车轮式地批斗，两手平举，两只手背上放上装好水的小碗，只要受不了两手往下掉就要屁股挨皮鞋一脚。斗争者边发言边指手画脚边呼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声音把人吓得要死。
我也吃够了这个“史无前例”的苦头。这在种形势逼迫下谁敢与“妖怪”接触、打招呼、交谈呢？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说不定半夜把你从床上叫起来批斗，一站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提心吊胆，生不如死。当时涪陵县城街道也经常碰到居委会在开批斗会，斗争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阶级敌人、反革命，口号声此起彼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叫人不寒而栗。
不几天，涪陵县委在京剧团召开批斗县里大右派分子戴家琮的批斗大会，又不久召开批斗公安局副局长李满贵、彭正君右派夫妻的大会。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好像就在眼前，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李满贵同志是解放大西南时人民解放军的骑兵连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也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虽然平反了，但现在年过80，已成为残疾人。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反右斗争也降临到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头上，很多漫画和大字报用细麻绳拴着，挂在批斗大会的会场上。有幅漫画画着人民的铁钳挟着原涪陵县检察长赵仁山的蛇身和李满贵的蛇身，又一幅漫画画着赵仁山鳄鱼眼泪的丑像，总之竭尽丑化之能事。又过几天，一幅漫画画着我（右派分子高德立）的怪像。大字报上写着：“右派分子高德立，应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一走进批斗会场，看到这幅画像和大字报吓坏了，这一下完了，大难临头了。大会叫我反省交代反党罪行，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会后整风领导小组找我谈话，叫我低头认罪。当时才十八九岁的我，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到那些被批斗的右派分子的处境，天哪，该怎么办呢？整天失魂，苦熬着每个时辰。我今后如何面对我苦难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们呢？不祥的预感使我不敢多想。
政法系统整风领导小组在公安局内找了一间大房子，里面摆放七八张木床，除我外还有检察长赵仁山、公安局长李满贵。西南政法学院才毕业不久的律师梁徽。七八个人共住一室，有专人负责监视、管理，大小便必须请示报告，外出有事不得超出一小时。门外贴着一副大对联，左联是：“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右联是：“抗拒交代，死路一条”；横额是：“右派巢穴”。
整风领导小组对我们宣布纪律：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准和外人接触，有事请假报告。老老实实写检查反省，交代猖狂向党进攻和反社会主义罪行。这期间个个右派分子精神萎靡、表情冷漠，互不言语，惟恐整风领导小组发现又增加“罪行”。每天轮流批斗，真是度日如年。我的反省检查写了无数遍，写了一本又一本，始终通不过，说我不老实，不交代反党实质。什么是实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只有乱编、乱造，减少批斗。批斗一次，就等于走了一次鬼门关，多少次两手平举，多少次屁股被皮鞋踢，神经每时每刻处于高度紧张中。哪里有实质啊？我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编造：因为我想要过资本主义的享乐腐化生活，实现不了就对党，就对社会主义不满。不这样写不行，无法过关，写了照样挨斗。我只有闭目等死吧，有什么办法呢？
我记忆中最为深刻也最难忘的是：“右派窠穴”里的右派梁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参加工作当律师，新婚不久正度蜜月，突然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新婚的妻子。有家回不得，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有一个晚上饭后，梁徽请了一个小时假去街上理发，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整风领导小组的人来查问：梁徽回来没有？回答：没有见到。他床位久久空着。有关人员找了几天，最后才在乌江大河里发现了他的浮尸。梁徽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请假当晚回家去，全身换了新衣理发后，独自到乌江投江自尽，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真可悲啊！
我个人的命运，是在一九五七年底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罪，被逮捕，不久判刑七年，在重庆石板坡监狱（全称四川省第七劳改队）劳改，后被押送到大西北青海省德令哈农场改造。



“五七”档案：蒋文杨、徐海峪、陆志常、吴式南、刘瑶章、张泽厚
蒋文杨小传
蒋文扬，男，1934年9月出生于四川长寿县海棠乡，高中文化。1950年在长寿海棠乡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在西南粮食部秘书科。1953年在重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1954年在重庆市纺织品公司计划科。1957年被左派分子划为右派。1958年三月被送劳教，去过沙坪农场、筑路支队、新胜茶场。1965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75年3月清放回重庆做零时工。1978年6月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回原单位重庆针织站。1992年退休。
徐海峪小传
徐海峪，曾名徐泽江、徐林。男，汉族，四川渠县人，1932年生，毕业于渠县简易师范学校。1950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供职于达县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及达县专区监察处、达县地区财政局。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处分。1960年摘帽，1979年3月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及政治待遇，1992年退休。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省厅级以上刊物发表理论创新、新闻评稿、财税业务和养生保健等杂文、学术论文40余篇及个人出版的科普读物10余篇（本），分别获该级所评定的鼓励奖、一二三等奖。其所发表的“关于农业税收制度改革的探讨”、“关于实行土地税和产品税相结合的农业税收制度的设想”、“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村负担的统治统管”等专论，曾先后分别为财政部和北京经济学院及省级财政部门选编入其专集出版发行或内部发行书刊。1987年出版的《农业税收概论》一书，填补了我国农税学科上的一项空白。1988年获“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二等奖”暨全国自学成才人物的誉称。1991年、1992年分别被其供职单位的党政组织和其上一级党组织评为优秀公仆、优秀财政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退休后所发表的“我在服气辟谷养生中的几点体会”、“这是东方的科学革命”、“建立人体生命自控工程心理学”等养生保健实践专文及“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试说怎样评价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那场政治运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党立国，到‘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坚持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中国发展思维的主体性应当是什么？”以及“人生不朽是精神”等党务、军政、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诗词、杂文、学术论文，为多家媒体报道传播。先后为文化部艺术部服务中心、中国纪录年鉴汇编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HK）研究院、中国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精神文明大典》编委会、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分别评选授予为中华骄子、华夏精英、文明之明、“八荣八耻”创作、炎黄艺术家等五项金奖及国际优秀新思想新学术论坛“国际金奖”，聘其为特约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上述诗词格言杂文、学术论文和部分业绩，曾先后选编入《共和国的辉煌（理论成果卷•中华骄子卷）》《世界名人录》《世界学术文库》《共和国理论研究文集》（论文与纪实篇）》《中国学术档案》《中华功勋人物论坛文库》《新时期领导干部理论研究选集》《中国当代先锋人物（思想宝库）》《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研究选萃》《八荣八耻箴言录》《中国当代先锋人物（思选集（三）》《共和国建设者•智慧格言宝典》《中华名人格言（三）》《十年浩劫诗词联宝典》《中华文明榜》《党魂》《构建和谐社会名人风采录》等大型文献辞书中。并于2008年3月选编入其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正义在胸笔在手》一书中。
《正义在胸笔在手》一书，囊括了作者大半生所阅历的社会风貌，阐述了作者对立党为政当官作民的见地，无情地披露鞭挞了人世社会中的邪恶行径。他所展示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所解读的是这个时代的异化人生。他所告诫的是人生的核心价值不可践踏。他是一幅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白描再现出的那个苍凉人世社会面貌的水墨画面。行文独辟蹊径，针砭时弊，理之所至，情之所系，口无遮掩，挥洒自如。他启迪着人们领悟立身立家立业为政的阳光大道。图谋社会贤达同仁志士，共同维护中央既定的“改革”“开放”国策，实行“以人为本”振兴中华的富民强国宏图，亿众一心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中华、和谐世界。
通讯地址：541001 广西桂林市穿山东路七星花园紫竹园f座302号 电话：13807731638小翔转
陆志常小传
陆志常，男，生于1928年，好不容易活到81岁，真的，没有“毛救星”哪能活到今天？我在敌伪时就读于省立常州中学，1948年考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晚间寄宿在表姐夫李纯青先生（上海《大公报》副总编、副刊《时代青年》主编）家中。我白天读书，晚上有时也学着看看《时代青年》的稿件。在一件退稿中与苏州景海女中的学生彭令昭（就是后来被杀的林昭）有了三年通信的神交。在“反右”大套魔术中，民治新专的十多位教授、巾帼英雄彭令昭都加冕为“右派”，李纯青先生被内定为“右派”，发往北大荒劳动致死，彭令昭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8年。于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在龙华机场。人间悲剧大量涌现。书此，不禁掷笔三叹！为了纪念令昭遇害40周年，我在07年曾写了约2万字的悼念文章，用我自己的遭遇与令昭横向对比，说明那时对知识分子的横加迫害（我49年7月起在南京二野军大文新大队为学员，49年10月进军西南，因觉异味袭来，因而在50年1月因病复员）是惨无人道的。我回到常州被分到政府机关工作，因嘴上未装阀门，虽通过躲闪，腾、挪逃过“反右”大劫，但66年的“文革”就不能过关，72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反比“右派”进了一步，判刑后发配到无锡改造。1979年“平反”回归，后离休。
吴式南小传
吴式南，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在50年代初上大学时就才华横溢。他最感兴趣的是美术评论，尤其是研究漫画，《文汇报》曾整版发表他的评论《有笔如刀——评华君武画蒋介石》。他因此和华君武、叶浅予这些画家都成了忘年交，他们曾给他写过好多信，后来全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场民族灾难降临时，他已经在一所师专教书。由于他年轻、正直、善良，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成右派。从此，他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年，竟然挑了二十年的大粪，但在田间地头和昏黄的灯光下，一直思考文学理论，其实他是在思考人、人性的本身。所以他所理解的文学问题，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直到七十年代才重返讲坛，现退休。
刘瑶章小传
刘瑶章，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他先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经傅作义提议当了水利部办公厅主任。《新华半月刊》是年20期发表《水利部追击右派分子刘瑶章》。1959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时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还有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
张泽厚小传
张泽厚（1906--1989），四川省岳池县赛龙乡人，四川师范学院副教授、南充市文联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员会委员。1930年，执教于西南大学，同年学校被查封，与梁伯隆等七教授被捕，保释出狱后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组织干事；先后主编过《文艺评论》《艺术周报》《文艺新地》等刊物。1933年，因被上海市政府通缉而离开，先后在四川旅宜中学、国华中学任教。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因国华中学被查封与中共失去联系，回岳池新三中学任教导主任。1948年，在万县一带为中共作了不少工作，因支持华蓥山武装起义与其弟、地下党员张泽浩等人一同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国民党的监狱。在狱中受尽特务的摧残与折磨。1949年，是十七个从渣滓洞逃跑出来的人之一。逃出牢房时，身中数弹，锯了他的腿和几个手指。任川北大学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联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员会委员。1957年，川北大学撤销后，任四川师范学院副教授、民盟支部评委，被划为右派分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还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在监狱里劳改了二十多年。1982年，纠正后，任岳池政协常委。1989年8月20日病逝。



友谊回声：范耀辰、陆志常、陈瑞晴、阚芳如、老鹤、赵维光、卢盛国、彭慕陶、张永贤、杜道解
青岛市范耀辰：
我也是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二十二年炼狱般的生活使我心身备受摧残；但我又是一名幸存者，在这古稀之年能看到一些仁人志士对那个时代对那些事件的真实记叙，对其内情的无情揭露和他们的深邃透彻的评述。原沈阳军区空军在1957年的那场反右派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驻辽宁的空军各军、师、校、场就把154名青年军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中有十余名飞行员），把他们开除军籍党籍，剥夺军衔，遣送到一处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在这漫长的黑夜里，他们被饿死、累死，被殴打致死，或被逼走上自绝之路……但我想这不过是军队反右派的冰山一角。我是这154人中的一员，但我大难不死，许多惨酷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如今回首往事不寒而栗。我曾写过一些回忆文章但无处发表，今见到《往事微痕》十分高兴，我想把那混沌年代的经历写成几篇陆续寄给你们，不知是否能接受。（编者：我们欢迎！）
江苏常州81岁老人陆志常：
经“右派”老友介绍，得悉贵刊无忌无讳，仗义执言，万家生佛，确为不朽力作。恳请赐寄数期，以慰我老年人的相思之苦。回信请寄江苏省常州市新市路金色新城37幢甲单元30室陆志常收，不胜激感。
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后赵村中共党员离休干部杨枫说：
读了《往》11期谢韬的文章很兴奋，相继写了四封长信(每封都十数页)写他的感想体会。
浙江宁波黄鹂新村黄达汉：
我已76岁，也是57年前遭受“阳谋”陷害的老右，几十年来历尽灾难，好不容易活了下来，赶上“改革开放”好时期，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五七”那段真实的历史至今仍被当权者歪曲掩盖，甚至继续歌功颂德写入正史，对民族对子孙都是极大的祸害。你们正在做一件还历史真正面貌的伟大工程，是在做造福中华民族和子孙千秋万代丰功伟迹的事情，我深深地向你们致以敬意。
北京陈瑞晴：
您们办此刊物实属不易，对此义举敬佩之至。当过“右派”的人，都受过多年的岐视和侮辱。因而对“众生平等，一视同仁”理解甚深。社会名人和普通人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晴，出生与死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时一只小老鼠能救大狮子（民间传说），可惜人们常常忘记这些。祝你们刊物越办越兴盛，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赞誉。
成都阚芳如：
我是一个退休的家庭教师，丈夫原是川大学子。解放后经培训分配到四川壁山县来风驿第一中学任教。57年被划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62年摘帽调到乡村小学当老师。文革中，被揪出作反革命分子罪论处迫害致死(6年)，时年48岁。我当时一直在成都，他死后一周，当地以公社的名义，一纸电文，称是他"畏罪自杀"，发给我。我那时一直是“右派家属”，在学校也是受歧视、被监管的对象，获得他的死讯便向工宣队作了汇报。那时正是清队时期(清理阶级队伍)，不准离校，因此我没有"权利"去为他善后，至今尸骨未存。这是我一生的"痛"。18年来我们夫妻都是两地分居，他所经历的一切除了在信上告诉我一些以外(他都是写好的，怕我担心)，我全然不知情。直到79年我不断向教育厅申诉，才得以平反昭雪，作了些补偿。所以对《往事微痕》上面所刊的文章，都感到十分真实感人，我都细细地阅读。特别是11期首篇《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录》（摘选），我十分赞成，受到很大的启示，能否全文刊在期刊上，让我们能够拜读。
黑龙江虎林县850农场老鹤：
重温历史备感亲切，对你们不停的笔耕十分敬佩。人们常说培养一个飞行员需要等量的黄金，培养一个专家、教授、学者，费用会少吗？五十多万右派大多是人才，让他们去劳动改造不可惜么？这是最大的贪污浪费，最大的犯罪啊！
云南开远赵维光：
10月下旬个旧市难友李斌把《往事微痕》1至9期传到开远，这才真正目睹《往事微痕》，大家如获至宝，纷纷如饥似渴地抢读。为感谢和企盼《往事微痕》生命的延续，我们采取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寄来800元人民币以示支持。
湖南省新化县粮食局卢盛国：
10月我到长沙从既是同学又是“五七”难友处见到了《往事微痕》，立即复印5份带回新化，送给右派老人传阅，但僧多粥少又复印了5份，可见此小册子深受大家欢迎。近日来常有难友来索要《往事微痕》，因此请求以后每期都寄我一份，我再复印给其它难友，是否需要捐赠经费盼告。另外说一下50年前我县反右情况：新化县共划右派537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63人，中右分子403人，共计1103人，最后全部“改正”和恢复名誉。值得指出的是，全县只有中小学教师2922人，各单位工作人员1309人，文化系统人员145人，卫生系统人员85人，共计4461人，被错划人数占百分之二十七。这个运动多么荒唐，能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吗？

（联系电话：0738-6530049，小灵通0738-6183922）
高德立：
《往事微痕》好内刊, 五湖四海精英联，文书史事动心魄， 敢吐真言献胆肝。批判独裁启宪政, 讴歌民主唾专权，当年浩气今仍在，董笔今操信史传。
五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严重影响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反右运动和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两个大的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了冤魂，多少人被残酷折磨，在痛苦呻吟，煎熬中悲惨地死去。我们都是这两个震惊中外的大运动中的牺牲品。遭遇这两次大难不死的幸存者，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了。在那史无前例的荒诞、滑稽的年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有大批无辜的人倒下去。以我为例：我是一个县以下机关的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公安局的普通小干部），也未能逃过被整，几次差点在劳改中死去的厄运。在随时感叹自己命运不好的同时，又想到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革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含冤而死，而我们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又算个啥？！这样自我安慰，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现把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通过原先写的底稿慢慢回忆把它写下来。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有很多遗漏和忘记。我本人是右派兼坏分子，在被判刑劳改期中，受过重伤，身患高血压，慢性食道炎及胃肠疾患，为不能完整地回忆、记录下来而深感遗憾。
四川成都彭慕陶：
对历史罪恶的沉默就是犯罪。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设伏构陷，诓骗许诺，背信弃义，违反宪法，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运动”，至今不少中国人仍不明真相。当局不仅不去清理、追查、思过、悔改、赔礼道歉，总结经验教训、疏导化解积怨，挽回政治影响，反而还在禁锢封锁。现在我们已到风烛残年，即将离去人世的时候，应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子孙后代，向中共讨回公道。正如难友李昌玉先生说的：“猪在死之前还要叫几声，可我们叫也不叫，无声无息地带着条条鞭疤、刀痕去见马克思，岂不愧对自己又欠了一笔良心债？”钱理群教授也指出：“在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清白的一天了，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这一代；我们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是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可替代的。我们将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事实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
北京张永贤：
博先生，你好！来信收到，谢谢！上次（08年8月28日 ）我们在东坡酒楼见过一面，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你们为《往事微痕》的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的无私精神令人佩服。作为难友，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为了表示我对《往事微痕》的支持，我于12月25日 通过工商银行向葛亮的卡上存入了200元（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清核实查收。因我是在企业退休，退休费不多，这点钱实在拿不出手，请谅解。今后我将会继续支持的。 谢谢卢玉夫人和铁流先生办了一件大好事，使我们的声音不被遗忘和湮灭得以留存。我前后收到了《往事微痕》第7至9期。文章都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也使我获益非浅。如果可能（如果还有剩余）很希望能看到其它各期。有一位与我相交近50年的“五七”难友李乃忱，1957年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后台主任，也是首都剧场的副经理。现年近九旬，仍思维清晰、笔耕不辍。近来在续写有关北京人艺的历史资料，三年前到重庆定居。今日与他通电话谈到《往事微痕》，他非常希望一读，并表示愿意提供赞助。如果方便，请给他寄去，并把那封信也附上，使他对《往事微痕》有所了解。
北京杜道解：
我同意贵刊的观点，对三十年基本持肯定态度。仅管这些年还存在不少问题，全是毛阴魂不散所致，并非改革开放不对。这三十年不仅仅是大家吃得饱穿得暖，不少人有车有房，最重要是个人有了发展空间和私有制的复活，工商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未批毛是他们怕失去神主牌，为此应有新的神主牌，新的神主牌应该是共产党里面的权威人物。所以我主张拥邓批毛换神主牌，这是自由民主的第一步。